伦敦的流亡者

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啼哭……

《诗篇》1

如果有人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就1848年后汇集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状况写一本书，他会给当代人的历史增添多么悲惨的一页。多少苦难的经历，多少贫困的日子和眼泪……生活又多么空虚，多么狭隘，头脑变得多么迟钝，多么一筹莫展，对现实多么不能理解，又多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沉浸在浅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这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凭本能和心灵了解革命事业，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人数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伪装下野心勃勃，对他们说来，革命是当官，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国外；另外还有各种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患者，心理变态的精神病人。正是由于这种神经质的、畸形发展的、受过刺激的心理状态，通灵活动在流亡者中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人，从维克多·雨果和赖德律-洛兰，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灵术……菲洛潘蒂走得更远，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们所做的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一步也没有前进。他们正如凡尔赛宫的大钟，时针始终指在一点——国王驾崩的时刻……他们本身也像凡尔赛的时钟，从路易十五3去世后，就忘了上发条。他们只是指向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的终点。他们谈的是这件事，想的是这件事，一切都归结为这件事。过了五六个月，过了两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团，这是可怕的——争论的仍是那些问题，参加的仍是那些人，发出的仍是那些指责，只是被贫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额上的皱纹多了几条，礼服和大衣破旧了，白发增多了，这一切使人变得衰老了，瘦弱了，忧郁了……然而谈的还是那些谈过千百遍的话！

革命在他们那里还是像90年代一样，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当时那种对斗争的天真热情，那种曾经赋予最贫瘠的普遍概念以鲜明色彩，赋予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以血肉的热情，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了——当时那些普遍观念和抽象概念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闻，新的发现。在18世纪末年，人们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实中，开始摆脱神学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传统，试图把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形成的整个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觉的、意识的基础上。创立理性国家的尝试，正如创立理性宗教的尝试一样，在1793年谱写了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中，经过风吹雨打，已变得百孔千疮。我们这些巨人的继承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像阿索斯山4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规，我行我素，讲的仍是金口约翰5时代的话，过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统治者逼进绝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统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然而他们还是在某一些日子集会，纪念某一些事件，举行同样的仪式，念同样的祷告。

流亡者面临的另一阻力，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这严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动和各种出自善良意愿的工作。他们没有客观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顽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进似乎就意味着退让，甚至背叛；既然站在这面旗帜下，就应该永远站在它下面，哪怕时代已经不同，旗帜的颜色也已不像原来那么鲜明，仍必须坚持到底。

这样过了几年，周围的一切不知不觉都变了。原来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来的矮树丛变成了森林，原来的森林却只剩下一片树桩……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有的大门已经倒塌、堵塞了，可是他们还在敲门，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线正从那儿一缕缕射入屋内，但他们却望着另一个方向。

在各国流亡者和英国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足以提供惊人的事实，说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学亲和力的。

英国的生活起先使德国人眼花缭乱，手足失措，后来便吞没了他们，或者不如说把他们变成了不大像样的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旦从事某种职业，他大多会马上剃掉胡子，把衬衫的领圈竖到耳朵旁边，说“yes”而不说“ja”6，在什么也不需要说的时候便说“well”。过了两年，他便用英文写信和便条，完全生活在英国人的圈子中了。德国人从来不想与英国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们的商人见了官员，我们的官员见了世袭贵族一样。

德国人虽然接受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英国人，只是装得像他们，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国人。英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场合那样不可捉摸；一旦来了个外国人，他们便趋之若鹜，像见到一个喜剧演员或杂技演员似的，不让人得到一刻安宁，但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他有些厌恶。如果外来者保持自己的服饰，自己的发式，自己的帽子，英国人便不痛快，对他冷嘲热讽，但慢慢习惯之后，也就承认这是一种独立的人。如果外国人一开始便吓坏了，尽量模仿英国人的举止，那么英国人不会尊重他，还会摆出大英帝国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一点上，有时很难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无心计的德国人，那些有时过于亲昵和巴结，有时又过于拘谨，过于老实，无缘无故便会伤心落泪，没人撩拨便会大发脾气的德国人，他们的结果会怎样。

如果德国人把英国人看作同一种族中较高的一类，觉得自己比他们低一等，那么决不能因此认为，法国人，尤其是法国流亡者的态度便聪明一些。正如德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崇拜英国的一切，法国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否定英国的一切，仇视英国的一切。不言而喻，这会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谬结果。

首先，法国人不能原谅英国人不讲法国话，其次，法国人把“查林克鲁斯”称作“沙兰克鲁”，或者把“莱斯特斯夸尔”说成“莱赛斯特斯快尔”7，把英国人弄得莫名其妙。还有，法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的正餐要吃两大块肉和鱼，却不吃五小块焖肉、油饼或野味等等，他们的胃觉得受不了。还有，法国人不能容忍酒店的“奴役”，因为它们在礼拜日一律打烊，全体人民只得在对上帝的祈祷中度过枯燥的一天，尽管法国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过歌颂拿破仑的枯燥生活。还有，英国人的整个作风，不论好的坏的，都叫法国人看不顺眼。英国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他们，但是看到他们的衣服式样却羡慕不止，竭力模仿，以致弄得不伦不类。

这一切对于研究比较生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它们完全不是为了好玩。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人虽然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但是至少从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国人低一等，因此应该服从他。法国人属于另一种族，但区别又不如土耳其人与中国人那么大，可以不予理会，因此他仇恨英国人，尤其因为两个民族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德国人尽管在内心也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在理论的领域，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法国人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英国人对立；英国人是穴居动物，喜欢独自生活，固执而倔强；法国人是群居动物，鲁莽大胆，但容易驾驭。这就形成了两种平行的发展，以英吉利海峡为界线。法国人总是冲在前面，对一切都要过问，对所有的人都要教训几句，对所有的事都要议论一番；英国人却听其自然，根本不屑过问别人的事，觉得与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学习，只是他没有时间，他得上店里做生意。

英国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石：个人独立和种族传统，这在法国人眼里几乎是不存在的。英国人的生硬作风常常使法国人不能容忍，这确实叫人讨厌，也损害了伦敦的生活，但是法国人没有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严峻威力，正是它使这个民族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看到那种执拗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尽管你一旦取得英国人的欢心，几乎可以随意摆布他，却不能使他成为奴隶，以致穿上了绣金边的仆人制服还沾沾自喜，戴上了锁链却认为这像桂冠一样光荣。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义，那种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世界，对法国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论他在英国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它的法律和诉讼程序。英国法律中互不协调的多种多样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进了黑暗的树林，根本看不到树林中高大雄伟的栎树，也看不到正是在这种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诗意、美感和意义。一部小小的法律全书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园林，大自然不能与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砾小径和修剪整齐的树木，园丁则像警察一样守卫在每一条林荫道上。

还是莎士比亚与拉辛的问题。

两个人喝醉了酒，在酒店里打架，警察却若无其事，站在一边观看，像一个欣赏斗鸡的旁观者，法国人见了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进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当警察不具备父母的权力，他的干预仅限于被动行事，也就是在当事人要他行动以前绝不行动的时候，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每个穷人在走进自己黑暗、阴冷、潮湿的小屋子，关上门后，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当然，得到严格保障和全力防卫的个人权利，有时难免成为罪犯的避风港，这也无可奈何。与其使每个正直的人在自己家里像贼一样发抖，不如让机灵的贼逃脱惩罚还好得多。在我来到英国以前，每逢警察光顾我的住所，我便心惊胆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从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敌人的准备。在英国，警察来到门口或走进门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泽西岛总督利用岛上特殊的非法状态，为费·皮亚致女王的信，对《人》周报发动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这事，却命令为杂志提出抗议的维·雨果和其他流亡者离开泽西岛；这时，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对这事的报刊都告诉他们，总督越出了职权，他们应该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闻》等报刊还答应负担诉讼费用。但这么做旷日持久，况且谈何容易：“仿佛对政府起诉也能胜诉似的”。他们只是又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抗议书，向总督提出了历史的裁判问题，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济岛。8

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法国人对英国习俗的理解。一天晚上，一个流亡者来找我，在大骂一通英国和英国人之后，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件“不成体统”的事。

那天早上，法国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应该说，在沉闷无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伙伴的葬礼几乎跟节日差不多，成了发表演说，高举旗子，进行集会和上街游行的理由，这时谁在谁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义流亡者总是全体参加，无一例外。一个英国牧师拿了祈祷书来到墓地。我的朋友对他说，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祷。牧师与所有的英国牧师一样，是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和英国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许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祷，但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用他的祷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进最后的住所。于是发生了争论，最后法国人都冒火了，大声叫嚷，固执的牧师便去叫警察。

“瞧，您还说这个讨厌的国家有什么神圣的自由呢！”我的朋友（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了仅次于死者和牧师的主要角色）附带说道。

“那么，这些为迷信势力服务的愚昧工具怎么办呢？”我问。

“来了四个警察，其中一个像是头头，他问道：‘刚才跟牧师顶牛的是谁呀？’我当即走到了前面，”我的朋友说，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脸上的神色与莱奥尼达斯9即将去会见上帝的时候差不多，“我说：‘这是我，先生。’——我当然不会称他‘公民’10。那个警察装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对我说道：‘请您告诉大家，不要起哄，把你们的同志埋葬以后，便各自回家。如果你们要闹事，我只得命令把你们统统赶走。’我看看他，用尽全力提高嗓音喊道：‘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我几乎忍不住发笑，问他道：

“那么那个‘警察头子’怎么样呢？”

“他什么办法也没有，”法国朋友得意而骄傲地说，“他向他的部下使了个眼色，又道：‘好吧，你们干你们的，干你们的！’然后站在一边，安静地等待着。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英国的老百姓……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那位身强力壮、严肃认真、也许还喝了点酒的警察，心里自然不会毫无反应。但我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汉宫的围墙外面，对着女王的窗口大声嚷嚷，他也可以安然无事，不致惹出丝毫麻烦。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的朋友，还是参与这事的所有其他法国人，都没有想到，这场事故要是发生在法国，他们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贝萨的监狱了。哪怕他们想起这一点，他们的回答也是现成的：“算了，这种丑恶现象是暂时的……不是正常的！”

可是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获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国的流亡者与其他各国的流亡者一样，把一切争执，一切党派成见带到了国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可是外国对他们并不友好，也毫不掩饰它之所以维护避难权，并非为了寻找这权利的人，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这种暗淡的处境使他们的神经受不了。

何况与人们的隔绝状态，生活习惯的改变，行动上的限制，与亲人的分离，贫穷，都使他们闷闷不乐，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气冲天。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了，对过去的错误的责备也更无情了。派性变本加厉，连老朋友也断绝了来往，见面不打招呼……

这里有实践上、理论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种争执……但是除了思想方面还有人事方面，除了旗号还有个人的名义，除了热情还有嫉妒，除了真诚的追求还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经表现在尽力而为的马丁·路德和贯彻到底的托马斯·闵采尔11之间的对抗，是像子叶一样潜伏在每粒谷物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一切党派的分化，必然导致它的最终暴露。我们在三个没有成功的格拉古12（即把格拉古·巴贝夫也算在里边）身上，以及取得辉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苏拉13和苏洛克14身上，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实现的只有对角线，只有折中道路、平均数和中间路线，因此不论等级、财富、观点都得符合中庸之道。从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中出现了亨利四世15，从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的对立中出现了奥伦治公爵威廉16，从革命和正统派17的对立中出现了路易-菲力普。在他之后，对抗在温和的共和派与激进的共和派之间产生；温和的共和派称为民主主义共和派，激进的共和派称为社会主义共和派；从它们的冲突中，第二帝国乘机崛起，但各派依然相持不下。

不肯妥协的极端分子进了卡宴、朗贝萨和贝尔岛的监狱，还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国国外，大多在英国。

他们到了伦敦刚喘过气来，眼睛刚习惯于从雾中辨别事物，旧的争论便随着流亡者的变得特别烦躁，随着伦敦气候的阴郁沉闷，重又复活了。

理所当然，卢森堡委员会主席18是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劳动组织及平均主义工人团体的代表，受到工人的爱戴；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观点上具有无可指责的纯洁性；他不断地工作，谦逊朴实，善于讲话，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谨慎，具有影响群众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赖德律-洛兰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传统，对于他，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词可以囊括一切：饥饿者的温饱，劳动的权利，波兰的解放，尼古拉的覆灭，民族的团结，教皇的垮台。在他的身边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队主要由自由职业者组成，也就是律师、记者、教师、俱乐部会员等。

这两派的不同是明显的，因此我始终不能明白，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么会用个人的冲突来解释他们的最终决裂。分裂潜伏在他们的观点的最深处，在他们的任务中。他们不可能一起前进，但是也许不必让争论公开化。

社会主义道路和意大利的事业之间的不同，毋宁说是步骤和程度的问题。在意大利，国家独立应该先走一步，然后才谈得上经济制度。我们对1831年的波兰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这件事上是用不着争论的，这不如说只是工作的阶段划分问题，不是彼此排斥的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妨碍马志尼集中全力从事直接的行动，妨碍对于意大利必不可少的军事组织工作；他为此生气，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活动对法国人只能是有害无益的。他陶醉在冒险和意大利的血泊中，还写了一本带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册子，攻击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路易·勃朗。在这书中，他还顺便攻击了其他人，例如称蒲鲁东为“魔鬼”……蒲鲁东想答复他，但只限于在下一本小册子中称马志尼为“天使长”。我曾两次半开玩笑地对马志尼说：

“不要玩火，否则惹怒了这些勇士，不弄到遍体鳞伤您是很难脱身的。”

伦敦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也以牙还牙，同样激烈，还进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击，使用了粗暴的言语。

另一种对立，那是理由比较充足的，便是法国人之间两种革命思潮的对立。一切试图调和形式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只是使让步的缺乏诚意和论争的不可调和变得更为明显。它们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于是一个灵敏的杂技演员在沟上架起了一块木板，站在板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电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们惊呆了。

病人的脸上露出了悲哀、沮丧的神色，他们相信，没有拐棍再也站不起来了。心灰意懒和隐藏的绝望，笼罩了这一派和那一派。严肃的论争开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击、相互指责和埋怨的道路。

两年中，法国的两大阵营还保持着进攻的姿态：一派在纪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纪念七月的日子19。但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庄严行列出现在伦敦街头时，流亡者的软弱无力已昭然若揭。伦敦警察总监罗伯特·梅因证实了这一点。拿破仑访英期间，他略施小计，防止了流亡者们的一切示威活动，事后保守分子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答道：“你们完全不必感谢我，应该感谢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更明显的迹象，说明他们的活动已接近尾声，那就是这两大派又分裂成了各个小宗派，而且并无重要的原因，只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地位。

这些派别的组成，正如我们为了安置一个闲散的大官僚便得设立一个内阁职位或重要部门一样，或者像作曲家有时必须为格里西20或拉布拉凯21在歌剧中安排一个角色，不是因为必须有这些角色，只是因为必须让格里西或拉布拉凯登上舞台……

政变22后过了一年半，费利克斯·皮亚从瑞士来到了伦敦。这个勇敢的新闻记者是由于一场官司出名的23，这场官司已被他写成一本枯燥的喜剧《第欧根尼》，剧中那些味同嚼蜡、毫无风趣的警句却赢得了法国人的欢心，后来他的《捡破烂的》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时24，当时我已为它写过一篇文章。25费·皮亚是最后一届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山岳派”，不知怎么在议会中还与蒲鲁东打过架26，后来曾参加1849年6月13日的抗议活动——由于这件事他不得不秘密离开法国27。像我一样，他也是用摩尔达维亚的护照潜逃到日内瓦的，在那儿他穿着摩尔人的服装上街——大概是为了引人注目。后来他迁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数不多的崇拜者，这些流亡的法国人把他的俏皮话当作吗哪28，从他的思想中捡取牙慧。他作为瑞士一个州的头面人物，当然不甘心沦落为伦敦某个党派的成员。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补人选，必须拥有自己的党派，于是他的朋友们和崇拜者替他解决了难题——他们从其他党派中独立出来，自称为“伦敦革命公社”。

“革命公社”应该代表民主阵营中最革命的一派，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一派。他们认为自己已随时做好准备，并与“玛丽安娜”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是丧失信心的国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实的代表。

阴沉的布朗基，那个迂阔严峻的读书人，革命的理论家，禁欲主义者，被多年的监狱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现在却以费·皮亚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变得容光焕发，还给阴暗的思想涂上了一层鲜红的色彩，开始在英国的巴黎公社中逗人发笑了。费·皮亚写信给女王，写信给瓦莱夫斯基31（他被称为“前流亡者”和“前波兰人”），还写信给其他王公贵人，这些信都妙语横生，非常有趣，但他与布朗基有什么共同点，我实在无从明白。一般说来，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与其他人，例如与路易·勃朗，有什么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难识别。

对维克多·雨果的泽西派也可以这么说。

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人气质太重，幻想对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当然，我这么说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他既是社会主义艺术家，又歌颂战争的荣誉，共和派的崩溃，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奥尔良王朝的贵族院议员，又是12月2日的鼓动家33——这是个五光十色的伟大人物，但不是政党领袖，尽管他对两代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谁读了《一个死囚的末日》能不对死刑问题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纳34风格的鲜明而强烈的、可怕而奇异的色彩，那种社会溃疡、贫穷和堕落的罪恶的画面，谁看了会不产生类似良心谴责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惊，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后了，犯了许多错误，一直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直到反动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戏剧审查制度和罗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出了响彻整个法国的讲话。36成功和掌声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远。最后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来了。在刺刀和上膛的枪支面前，他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向政变发出了抗议；到了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他离开了法国。他像一头狂怒的狮子，退到了泽西岛，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仑》，然后又发表了《惩罚集》。不论波拿巴的爪牙们怎么想方设法，要使老诗人与新皇朝妥协，都没有办到。他说：“如果法国的流亡者还有十个人，我仍要与他们在一起；如果剩了三个人，我依然在他们中间，如果只剩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流亡者就是我。在法国成为自由的法国以前，我决不回国。”

雨果从泽西岛退往格恩济岛，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来，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实这次撤退只能获得相反的意义。事情是这样的：费·皮亚写了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访问拿破仑法国之后37），在会上朗读了信，又寄往《人》编辑部。在泽西岛出钱发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当时在伦敦。他与费·皮亚来看我，临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他，这封信很可能会使刊物遭到控告，因为泽西岛是殖民地，可是皮亚一定要在《人》上发表。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犹豫不决，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就不要登吧。”

“我也这么想，不过麻烦的是他会以为我害怕了。”

“既然情况是这样，可能损失几千法郎，怎么能叫人不害怕呢？”

“您说得对，我不能这么办，也不应这么办。”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尽管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回到泽西后还是把信发表了。

于是传来了消息：内阁准备采取措施。英国人感到生气，因为皮亚对女王的口气不够尊敬。这些传闻的第一个后果便是皮亚不再住在家里，他怕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在英国也会遭到抄家，以致半夜被抓走！其实政府根本不想诉诸法律手段，只是示意泽西岛总督或者他们称作省长的官员采取行动，那位总督便利用殖民地当局享有的非法权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离开泽西岛。斯文托斯拉夫斯基与十位法国人一起提出了抗议，其中包括雨果。于是泽西岛的“拿破仑警长”便命令所有的抗议者离开该岛。这时他们应该置命令于不顾，继续留在岛上，让警察光临，把他们强行拘捕后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把这问题向法庭提出控诉。英国人便是向法国人这么建议的。英国的诉讼费大到荒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闻》和其他自由派报纸的发行人，答应为此筹集一笔必要的钱，聘请能够胜任的辩护律师。但法国人不喜欢走法律道路，认为它既麻烦又漫长，结果昂起了高傲的头，离开了泽西岛，还带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莱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读命令是特别庄严的。一位警官来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读命令时，雨果把自己的儿子们叫来，与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后（像俄国的家长出门旅行以前一样），他站起来说道：“警官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书写历史的一页。请宣读您的文件吧。”警察本来以为会被赶出大门，不料事情如此轻而易举，雨果当即签了字保证离开，因此警察出门时对法国人的彬彬有礼（甚至请他坐在椅上）还啧啧赞赏。雨果走了，其他人也与他一起离开了泽西岛。他们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济岛，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伦敦。在这件事上他们输了，驱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0

我们已经说过，真正的派别只有两个，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义派和强硬的社会主义派——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关于后者还没有谈过，可是在所有的法国流亡者中，他几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说路易·勃朗的观点是不确定的，它的各个方面都像用刀凿的一样鲜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体材料（在他所关心的方面，即法国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潜心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他写《十年史》和《劳动组织》的时期相比，并未前进一步。沉积和固定在他头脑中的，仍是从年轻时起便激动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跃，个性倔强，带有雕塑一般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完全是个法国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动，使他既灵活多变又沉着老练的外表显得优美动人。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体积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与他的对立面赖德律-洛兰相比，那么后者的庞大体积像一个吹了气的孩子，一个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镜下看到的小木偶。他们两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走进格列佛的游记。

路易·勃朗，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见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无比的克制力，不论在激昂慷慨的公开演说中，还是在友好的谈话中，从来不会由于辩论而忘其所以，脸上总是含着微笑……然而也从来不会向对方屈服。他能言善辩，尽管讲话滔滔不绝，像个法国人，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像个科西嘉人。

他关心的只是法国，知道的也只是法国，“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话下。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国时他才给予恰如其分的注意。与他谈话，听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发言，那些趣味无穷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为他谈话时总是温和得体，富有教养，从不锋芒毕露，令人不快，也不会出现讽刺性的沉默——那种盛气凌人、有时显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风，正是我们与现代法国人交往时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与路易·勃朗比较熟悉以后，他内心的安详自如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已经解决，那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除了在次要的枝节方面。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个知道自己正确无误的人那样，他精神上毫无牵挂。对自己的个别错误，对朋友们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认，因此在理论上他没有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坏之后，他对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一样。他的思想灵活只表现在日常事务和细节上，在总体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样从不变化的。对他接受的原则，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理性的冷风有时也会吹到它那里，它还是坚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从未测量过这些支柱的强度，因为他对它们一向深信不疑。这种头脑的宗教性质，这种从未感受过怀疑的痛苦的气质，仿佛在他周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穿越这道城墙。41

他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

有一次他说道：“对精神的唯物主义观念，我怎么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质终究是不同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无从分开，但它们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看到这种论证毫无意义，他突然接着道：“您瞧，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这个形象的物质状态在哪里呢？”

起先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看到他那么一本正经，我便说道：他弟弟的形象这时藏在那个称作头脑的照相机中，离开了这个照相设备，夏尔·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现……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没有作为物质存在于我的头脑中。”

“您怎么知道？”

“那您怎么知道？”

“我根据推理。”

“哦，附带说一下，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这时他照例会谈到狄德罗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们非常有趣，但与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

作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卢梭的崇拜者，对伏尔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在《十年史》中，他按照《圣经》的讲法，把一切社会活动家分为两大阵营：右边是友爱的绵羊，左边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连蒙田那样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获得宽恕，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在这种分类法中，路易·勃朗是铁面无情的，他把理财家劳45大胆地列为友爱的绵羊，这对于那位勇敢的苏格兰人一定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856年，巴尔贝斯46从海牙来到了伦敦。路易·勃朗带他来看我。我十分同情这位受难者，他的一生几乎是在监狱中度过的。47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哪儿？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厅的窗口，国民自卫军冲进去逮捕他以前几分钟。48

我请他们下一天来吃饭，他们来了，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

他们回忆着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们出门后，独自回到屋里，无限的忧郁笼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写字台后准备啼哭……

我感到了一个儿子外出多年后回到父亲家中时的感觉。他看到，屋里一切都暗淡了，破旧了，父亲老了，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儿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使他觉得窒息，他发现死亡已经临近，他想掩饰，然而会面带给他的只是伤心，不是愉快和快乐。

巴尔贝斯，路易·勃朗！是的，这都是老朋友，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值得尊敬的朋友。《十年史》，贵族院对巴尔贝斯的控告，这一切早已深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现在他们才来到我的眼前。

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也从来不敢怀疑路易·勃朗不可收买的坦荡胸怀，或者污蔑巴尔贝斯英勇不屈的忠诚精神。两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们的一切方面，他们的生活是公开的，他们的大门永远敞开着。我们看到其中一人当过政府的官员，另一人直到上断头台前半小时才被赦免。49行刑前的夜里，巴尔贝斯没有睡，要了些纸，开始书写，这些纸保存下来了，我读过它们，其中有法国人的理想主义，虔诚的憧憬，但没有一点软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没有屈服，没有消沉；他怀着明确的意识，准备在断头台上慷慨就义，直到狱卒的手使劲打门时，他还在安静地写着。他亲自对我说：“这时天已经亮了，我等待着行刑”，但是来的不是刽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扑到了他的颈上。她瞒着他，向路易-菲力普请求减轻刑罚，得到了批准，深怕来不及，便连夜坐驿车赶到了狱中。

几年以后，路易-菲力普的囚犯成了社会的荣誉，欢呼的群众砸断了他的锁链，在庄严的行列中把他送回巴黎。50巴尔贝斯坚强的心没有被摧毁，他第一个为卢昂的屠杀51向临时政府发出谴责。他周围的反动势力增强了，挽救共和国只能靠英勇不屈的行动，在5月15日巴尔贝斯做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都不敢做的事，科西迪耶尔52吓坏了！政变没有成功，巴尔贝斯成了共和国的囚犯，重又进了监狱。他在布尔日与在贵族院一样，把以前向罪恶的老头子帕基耶53讲的话，又向资产阶级的法学家们讲了一遍：“我不承认你们是法官，你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你们的俘虏，你们要把我怎么办，悉听尊便，但是要作我的法官，我不承认。”于是终身监禁的沉重铁门又在他后面关上了。

他的出狱是偶然的，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拿破仑露出嘲笑，把他赶出了监狱，因为他读到了巴尔贝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写的一封信54，在信上他突然迸发了高卢民族的沙文主义，谈到了法国的军事荣誉。巴尔贝斯先是跑到西班牙，颟顸无知的西班牙政府感到害怕，把他驱逐出境。他转移到荷兰，在那儿找到了安静而孤独的避风港。

于是现在这位英雄和受难者便跟二月共和的主要活动家之一，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务家，一起回顾和探讨那些在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光辉日子了！

可是难熬的忧郁压在我的心头，我感到不幸，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他们也是属于另一个十年的历史的，这部历史已经结束，翻到最后一页了！

它不仅对他们个人，而且对全体流亡者，对现在的一切政治派别而言，都结束了。在这活跃而喧闹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们才离开河床，消失在沙砾中，以为自己还能流往海洋。现在他们不再有“共和国”那样可以唤起全体人民的词语，也不再有《马赛曲》那样可以使每颗心灵跳动的歌曲了。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不再那么显赫，那么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权瓦解了，不必再与它们作艰苦的斗争，国王的头颅已从断头台上滚下，整个王朝的体制也随之崩溃了。现在哪怕处死拿破仑，也不会成为另一个1月21日55，哪怕把马扎斯监狱56夷为平地，也不能与攻打巴士底狱同日而语了！那时在隆隆的雷声和闪闪的电光中，人们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国家的前景，那肃清黑暗的中世纪奴役制度的前景。然而从那时以后，事实证明革命无力扫除一切旧事物，理性也不能成为建立国家的基础。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样，已名存实亡，变成了玩弄辞藻的清谈，只是靠一些人的软弱和另一些人的虚伪在装潢门面。《马赛曲》依然是神圣的国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垒》57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它们的声音现在仍能唤起许多庄严的形象，但它们只是出现在麦克白眼前的一个个幽灵58——都是国王，但都已死了。

旧时代的背影还没有消失，新时代的脚步声刚在远处出现，我们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在后继者到来以前，警察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掌握了大权。这时谈不到什么法律，这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历史上的不法时期，刑讯和监狱的天下，疫病流行时期的一种检疫措施。新秩序同时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压迫和雅各宾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务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传统偏见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无知上。在一些人害怕时，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据要职。第一个砸断锁链的人，也许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过他自己也会马上变成警察。

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拿着手枪走进巴黎警察总局的情形。他坐到刚逃走的德莱塞尔59的座位上，把秘书叫来，对他说，他已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命令他把公文拿来。秘书像对德莱塞尔一样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后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样运转，什么也没改变，不同的只是德莱塞尔的晚餐变成了科西迪耶尔的晚餐。

许多人知道进入警察总局的口令，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口令。时机到来时，他们便照亚历山大一世那样行事60。他们希望旧秩序受到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们中间没有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为这样，如果他们重又走进竞技场，他们会对人们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让他们这么想吧，让他们认为这只是忘恩负义吧。这是伤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许多思想还轻松一些。

其实他们最好不再涉足那儿，还是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谈谈他们过去的伟大事业吧。不必对这劝告生气，生活在改变，不变的也成了历史的遗迹。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后来的人也会留下足印一样，但新的浪潮也会滚滚向前，超过他们，然后所有的一切：足印……活着的和遗留的——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却一切的永恒中！

许多人听了我这些话，便生我的气。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对我说：“从您这些话看来，您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可是我到欧洲来不是为了隔岸观火。我是被形势所逼才变成旁观者的。我曾经百般忍耐，但终于筋疲力尽了。

五年中我没有见到一张明朗的脸，听到一声单纯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我的周围尽是医生和病理解剖员。医生总在试图治病，解剖员总在指着尸体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于是我终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许由于我缺乏经验，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为旁观者说那些话的，我不是为了谴责；我讲是因为我心里有不能不讲的话，因为对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这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只有最浅薄的庸医才会望着垂死的病人，发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说道：“瞧，我说过他拖不过晚上，现在不是吗？”

那么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体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人物卡尔·舒尔茨62从威斯康星来到欧洲。他去了德国回来时对我说，大陆的精神空虚令他吃惊。我把我的《西方小品》用德语念给他听，他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仿佛这是人们既害怕又不愿相信的魅影。

“像您这么了解当代欧洲的人，就应该离开它。”他对我说。

“您正是这么做的。”我说。

“为什么您不这么做？”

“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从流亡者的上层走进他们的中间阶层，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热情和动听的词句驱使下来到国外的。他们为这些话牺牲了自己，那是他们的音乐，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们热爱它们，相信它们，就像天主教徒并不理解拉丁文，却热爱和相信拉丁祈祷文一样。下面这些话是无可非议的，大家都能接受：“全世界的友爱是世界共和国的基础”，“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各民族团结万岁！”但是，脸红吧，有的人仅仅为了这些话走上了街垒，而法国人一旦上了街垒，他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一个从拉马克63的葬仪起参加过一切起义的人对我说：“您瞧，对于我，共和制不是一种统治方式，这是宗教，只有在它成为宗教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国。”我补充道：“也只有宗教与共和精神一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答道：“一点不错！”他很满意，因为我把他的意思阐述得更透彻了。

流亡者中的群众成了呈现在领导人眼前的一种公开的、永恒的良心谴责。在那些人身上，他们的缺点得到了扩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时装出现在俄国偏远的小城镇上。

所有这一切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行为。台前的朗诵之后便是各种戏剧表演。

国民议会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场面，以威严的诗意征服了法国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它的热情拥护者带来的不是内部的改革，而是联盟节64，战争的鼓声和悲凉的警报声。当人民在自由之树65周围欢庆公民精神的胜利时，却传来了祖国在危险中，要人民起来保卫它的号召66；当姑娘们穿着洁白的衣衫，在爱国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时，戴着弗利基亚帽的法兰西却声称要解救各个民族，推翻各个国王，向外派出了大批军队！67

在各国的、尤其是法国的流亡者中，处在毫无作为的底层的，大多属于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市民阶级的标记和痕迹，正如教会学校在学生们身上留下的神学印记，是很难根除的。当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板的并不多，这些人之落到这个地步是无意识的，他们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后才被驱逐，只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肩负着修改宪法的神圣义务。68他们尤其显得可怜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稀里糊涂地走进了红色群众中，而这些群众在国内本来与他们毫无瓜葛，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现在出于民族的劣根性，他们却指望扮演比实际激进得多的角色；可是他们不习惯革命的词句，往往陷入奥尔良派的歧途，使新伙伴们大吃一惊。理所当然，他们都希望回国，要不是为了荣誉，这现代法国人唯一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们会不惜为此提出申请的。

在他们上面的一个阶层，那是流亡者的警卫部队：律师，记者，作家和一些军人。

这部分人的参加革命大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们被送上了英国的海滩。另一些人由于无私地陶醉在俱乐部生活和宣传鼓动中，被漂亮的革命辞藻带到了伦敦，有的是有意识的，不过无意识的多出一倍。这些人中不少是忠诚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们只是凭一时意气投入了革命，就像一个人听到救命声，便凭着自己的勇气跳进河中救人，忘记了水有多深，也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

不幸的是，这些孩子的山羊胡须已有些发白，高卢族圆锥形脑瓜上的头发也有些秃了。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各种类型的工人，这些人严肃得多，他们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

命运本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贫穷和觉悟又使他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思想比较实际，决心也比较大。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严，总是默默忍受一切——这给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们不是带着美好的词句，而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憎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他们受压迫的地位使他们避免了资产阶级的自负心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读书，但他们希望学习，而资产阶级尽管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却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相当渊博。

他们从小受到欺凌，因此对压迫他们的不正义的社会充满仇恨。确实，在许多人那里，城市生活的腐蚀作用和贪得无厌的风气，使这种仇恨变成了羡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方面向往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它，正如我们一方面憎恨幸运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进行报复。

但是憎恨也好，羡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报复也好，两者在西欧未来的运动中都会构成可怕的力量。他们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们长期劳动的肌肉、阴森可怕的勇气和咄咄逼人的复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辩家能做什么？在工人的号召下，乡村的蝗虫漫山遍野出现时，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么？农民战争已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批流亡的农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销的时候，而旺代70也在硝烟中沉默了。现在多亏12月2日，我们又亲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变之后，在法国南部，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乡村中，居民纷纷抬起了头，似乎在问：“我们的时间到了吗？”但是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接着又来了军法委员会，宪兵和警察成群结队，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道路上进行搜捕。农民的圣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当局要求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亲属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乡丁一句告密的话，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亲，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关进监狱。审判粗枝大叶，成批进行，除了个别的人偶然获释以外，统统被送往朗贝萨或卡宴。漏网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萨伏依，或从瓦尔桥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农民的情形。在伦敦时，我见过几个乘小船从卡宴逃亡的人；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顾的大胆行动，它比一本书更能说明他们的性格。他们几乎都是从比利牛斯山来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无法国城里人那种身材瘦长、没精打采的样子，那种贫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毁灭和卡宴的监狱教育了他们。他们大多很少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吭，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去，我们要与他们算账！”他们看不惯其他流亡者，对他们的集会和演说也不感兴趣……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来与我告别：“我们不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这里太枯燥，我们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里答应给我们工作——当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这些未来伐木工那严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发达的胳臂，心想：“但愿他们的斧头只用来砍栗树和栎树，那就好了。”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腾起伏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驯的力量，我接触得比较多。73

这是一种原始的自发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动，多亏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无知才没有成为脱缰的野马，但一有机会，仍会奔腾而出，形成一股摧毁一切的怒火，带来恐怖和混乱；但是在我们谈到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谈一下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74和经典人物——民主资产阶级中从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记者，律师，医生，索邦75的教授等等，他们与路易-菲力普斗争了十年，后来又参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中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们中间不乏聪明机智的人，怀着热烈的信念准备献出一切的人，但是头脑清醒，能够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或者病理学家研究疾病那样，研究自己的地位和问题的人，却几乎一个也没有。他们容易悲观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里，喜欢作些无用的指责，发些无用的牢骚，他们可以过清贫的生活，重视气节，不怕吃苦，却不善于分析研究……或者，他们可以对胜利充满信心，却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实际目标。他们满足于旗号、标语、大道理……喜欢谈劳动的权利，消灭赤贫状态，共和国和秩序！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至于这些目标怎么达到，怎么实现——这无关紧要。只要取得政权，其余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如果不服从，那么，“战士们，前进，拿起武器！齐步走……拼刺前进！”这是恐怖的宗教——政变、集权主义和军事干预的宗教，渗透在卡马尼奥拉服76和工作衣的每一个窟窿中的精神。尽管某些带有奥尔良派典雅气质的书呆子提出了抗议，要求在射击中发扬英国绅士作风，他们也置之不顾。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来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规模报复性，它是雄伟的，但是喜爱它，毫无必要地推行它，这是我们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奇怪的错误。公安委员会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我在巴黎医学校街夏里埃77店中的体验：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钢刀——弯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锯子形的……武器是安全的保证，但也是杀人的手段。成功才能证明行动的正确。恐怖政策在这一点上却是不能自豪的。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术无法挽救共和国。试问，处死丹东，处死埃贝尔78，得到了什么结果？它们只是加速了热月的疯狂症——在这场病痛中，共和国衰老了。人们讲的还是那些呓语，而且变本加厉，斯巴达的精神，拉丁的箴言，达维德79设计的古罗马服装，流行一时，终于有一天，在巴黎圣母院全体高级教士举行的隆重典礼中，大家唱的已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保护皇上”了。80

恐怖主义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那严峻粗犷的形象出现在18世纪的第五幕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只要人类还没有丧失记忆力，他们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历史上。但是今天的法国共和主义者不是这么看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榜样，竭力在理论上鼓吹流血斗争，并希望在行动上付诸实施。

他们仿照圣茹斯特81，从教科书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只语，拼凑成恐怖的警句，他们歌颂罗伯斯庇尔冷漠残忍的雄辩词语，不允许人们把自己的英雄与其他凡人等量齐观。谁谈到这些人，要是不加上几句崇敬的称呼，那些对我们说来只有等到“长眠地下”之后才能得到的谀词，便会被指责为叛徒、变节者和奸细。

不过有时我也会遇见一些怪人，他们甚至脱离了人们走惯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这一步，法国人仍会咬紧嚼子，带着与流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观念，继续向前奔驰，以致越出限度，连给予他们这种思想的人也会吃惊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尔德罗依82医生从西班牙寄给我一本小册子，同时还写了一封信。

对现代法国和它最近的革命者发出的抗议，我还从未听到过有这么激烈的。这是法国对轻而易举强加在它身上的政变的回答。他对这个民族的理智、力量和“血统”产生了怀疑；他号召哥萨克来“矫正蜕化堕落的民众”。他在给我的信上说，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才写信给我。我回答他道，靠改变血统并不能矫正什么。我把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83寄了一本给他。

科尔德罗依马上写了回信，他说，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军队上，它一定会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那腐朽、衰老的文化，这种文化已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振兴，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还保存着他的一封信，现附在后面：

亚·赫尔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赠论述革命思想在俄国发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谢。我已读过此书，但非常遗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边。

我这么说只是想向您表示，我对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多么重视，我认为，凡是能为世界革命发挥力量的人，读一下这本书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认为革命只能从圣安东区84开始的法国人。

既然蒙您关心，寄来了您的书，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余，谈谈我对它的看法，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意见有多大价值，只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的书是读得相当仔细的。

这是一本十分优秀的著作，体系严谨，有独到的见解，它包含着深刻感人的力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毫不掩饰的真理，有些地方还非常激动人心。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样朝气蓬勃，充满力量；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决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书斋的学者或德国市侩的笔下，也不是共和宪政主义者或温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写得出的；它的作者只能是哥萨克（您不会怕这称呼，是吗？），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或者对19世纪的一切采取最大胆的否定和肯定立场的诗人。法国革命者中敢于这么讲的人不多。

尤其是关于未来的人种改良问题，我觉得您的书中（特别是引言部分）有许多地方与我的观点是接近的。虽然在这一点上，您的结论还讲得不够精确，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联盟的建立上，您认为，这将给欧洲以普遍的推动力。当然，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欧洲大陆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式中获得新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并无分歧。但是我认为，现代文明将通过专制主义予以消灭。我觉得，我们的全部分歧便在于此。

是的，我坚持这些观点，尽管有人把它们称作不幸的误解，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因为每天的事实都越来越使我相信下面各点是正确的：

一、力量对我们这个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研究革命事件的发展，使人深信，思想只是证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终要靠力量；

三、观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坏的工作；

四、从迅速、准确、可能的观点看，专制主义比民主主义更能摧毁整个世界；

五、俄国沙皇的军队比斯拉夫民主主义法朗吉更具有迅速行动的能力；

六、在欧洲，只有俄国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还相当巩固，私有主和党派利益造成的裂痕还相当小，能够构成强大的力量，作为楔子、木棍、大刀、佩剑，对西方执行死刑，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等等，等等。

请告诉我，还有哪一种力量足以行使同样的功能；请告诉我，哪里有一支民主主义的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向各个民族，向自己的弟兄发动进攻，可以一眼不眨地烧杀破坏，可以毫不动摇地消灭一切？除非那时我才会改变我的主张。

现在我只是想向您精确地说明问题，因此我唯一要提出的只限于彻底消灭西方文化的途径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向您说明，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估价是一致的。我们的分歧只在于现在。您能够正确地评价彼得一世的革命作用，为什么您不承认另一个人，也就是尼古拉或别的继承者，也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东方，您还看到谁的手更有力，更强大，更足以掌握胜利的民族的一切力量呢？在斯拉夫民主派找到自己的口号，把混乱隐秘的愿望表达清楚以前，沙皇已彻底改造了欧洲。文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它自己手里，只要它愿意这么做。难道不是由于它的声音比一般响一些，世界便因而怕它吗？我向您承认，这力量使我震惊，我不能明白，怎么还要指望寻找别的力量。革命者也同样感到专政对于破坏是必要的，因此他们也希望在新的革命胜利后实行专政。我觉得，他们关于这手段的必要性的认识并没有错误，问题只在于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提出的原则，他们拥有的力量，不适宜担当这项任务。至于我，我认为不如把这种掘墓人的讨厌角色留给专制政权去担任。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了。我只是想向您准确说明我们的争论之点。我深深感到我们现在有必要当面交谈，一个小时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我不会放弃这希望，直到它实现的一天才是我的愿望终止的一天。我想，我与革命者、劳动者、学者和英勇无畏的人，始终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谈到九三年革命传统中的聋子（或者哑巴），那么我非常担心，您永远无法把他们变成国际革命家和自由的人。要使他们成为私有权、劳动权、交换和契约的保护人，可能性更小。须知他们梦寐以求的还是军队或警察中的委员职务，或者身围漂亮的红腰带的人民代表的肥缺。正如拉伯雷所说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绶带，华丽的上衣和精致的裤子等等。我们的大部分革命者心里想的便是这些。

大人并不比孩子聪明一些，但比他们虚伪得多。他们把领子扣得紧紧的，戴着勋章，便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孩子们玩士兵游戏，比人们歌颂的伟大君主和庄严的政论家更加认真。

当然，我得请您原谅，我并不认识您，便冒昧写信给您。

我特别要请您原谅的是我对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它的唯一优点只是它的真诚。根据我自己的印象，我认为，这是对带给我巨大欢乐的礼物所表示的最真诚的感激。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流放者地位，我们的共同志趣，使我们两人都不必拘泥于虚伪的礼节和庸俗的客套。

最后，我可以把我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明天的暴政和破坏是沙皇的任务，后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样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务。

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欧内斯特·科尔德罗依

5月27日于桑坦德85

又， 《人》已发表了您给林顿先生86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们编成单行本出版。还有，您是否能告诉我，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没有法文译本？您谈到他们的话，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浓厚兴趣。

向您转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尔，他与我们一样也是流亡者， 《我的流亡生活》87便是献给他的。

增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论自由》

由于我对欧洲抱着悲观态度，毫不畏惧、毫不怜悯地直接说出了这一点，因而惹了不少麻烦。我的《马利尼街来信》88在《现代人》上发表以后，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烦和愤怒的情绪，表示反对……可是历史好像故意要与他们作对，西欧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势变得更黑暗，更沉闷了，不论帕拉多尔89的深奥文章，蒙塔朗贝尔90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册子，还是用普鲁士亲王代替普鲁士国王91，都没法转移寻找真理的眼睛。我国有些人却不想知道这一切，他们自然要对不客气的揭露者大动肝火了。

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作为谴责，作为美好的范例，如果它不是这样，就得把它想象成这样。难道18世纪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过，尽管灵魂不灭并无其事，但为了使人们有所畏惧，正直行事，仍必须宣传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大臣们有时不得不隐瞒国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实，以尸体或疯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不久前普鲁士便是这么做的。

靠谎言做救星，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指责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谈的那些思想在这里虽然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待遇，但它们仍是客观真理，即那是与个人的意见，甚至教育和改变风气等等的良好意愿完全无关的。凡是本身真实的一切，或迟或早总会显现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说，“总会大白于天下”92。

对我的意见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从人种学的观点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我的意见破坏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已经定型的观念，对我的怨恨还由于我是自己人，说真的，为什么我要突然信口雌黄，而且还是针对前辈，又是如此的前辈呢？

在我们新的一代中存在着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钟摆一样是由两种完全对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动它的是一种铁铸的、骨质的、毫不迁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狭隘胸怀；另一方面却是垂头丧气的消沉心理，对俄国的不信任，过早地衰老现象。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结果，它以另一种形态保存了长官的厚颜无耻，老爷的粗鲁无礼，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纳税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们文化界的长官对我的斥责声中，时间在不断流逝，终于过去了整整十年。在1849年觉得新鲜的许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谈，当初认为乖僻反常的怪论成了社会的普遍看法，而许多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真理随着当年的衣服式样一起过时了。

严肃的头脑开始在欧洲严肃地看待事物。他们人数不多，这只是证实了我对西方的意见，但他们走得很快，我完全记得，托·卡莱尔93和善良的艾尔索普94（就是那个在奥尔西尼案件中受到株连的人）曾为我对英国政治形态残留的一点信心发出过讥笑。如今却出现了一本比我讲过的一切都走得更远的书。“让那些在我们之前讲出我们的警句的人见鬼去吧”95，可是我们得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后以自己的权威证实了我们的话，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表达得软弱无力的意思的人。

我讲的那本书不是蒲鲁东，也不是皮埃尔·勒鲁或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愤激的流亡者写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写的，他不久前还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勋爵96的推荐，在政府担任了一个职务。这个人享有巨大的、当之无愧的声望，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屑读他的书，辉格党人仇视他的书，但在欧洲大陆，凡是除了报纸和小册子还读点什么的人（除了社会主义者）大多读过他的书。

这个人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7。

一个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书，为思想、言论和人身的自由仗义执言98。我说“奇怪”是因为两个世纪以前米尔顿发表过一本同样的书99，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人们又必须为自由大声疾呼了。要知道，像穆勒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了娱乐而写书的；他的书中从头到尾贯穿着深刻的忧虑，这不是感伤情绪，而是英勇的、谴责的、塔西佗100的声音。他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恶已日趋严重。米尔顿捍卫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反对暴力，他的话雄辩有力，光明正大。斯图亚特·穆勒的敌人完全不同，他捍卫自由不是针对文明的政府，而是针对社会，针对当前的习俗，针对无动于衷的冷漠风气，针对狭隘浅薄的偏见，针对“庸俗的势力”。

这不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愤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勋章而对年轻一代牢骚满腹，由于多棱宫而看不惯冬宫101的那种人。不，这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人，一个熟悉国家事务，深刻地思考过各种理论，习惯于安详地观察世界的人，他作为英国人，也作为思想家，终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边西方文明记录员和莫斯科西方图书推销员的愤怒，发出了呐喊：“我们正在沉入水底！”

人性、爱好、风度的不断降低，趣味的空虚，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视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样在变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许更“合乎常规”但也更庸俗了。他在英国看到（正如托克维尔102在法国看到的一样），人正在变成集群性的统一模式，于是严肃地摇摇头，向他的同时代人喊道：“停下，想一想，你们知道你们在走向哪里吗？看看吧，精神在没落！”

但是他为什么要唤醒熟睡的人，他想给他们指点什么途径，什么出路呢？他像从前施洗者约翰一样发出了警告103，劝人悔改；可是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斯图亚特·穆勒谴责他的同时代人，正如塔西佗谴责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然而他靠这个无法制止他们，就像塔西佗也无法制止一样。不仅几句悲戚的指责不能解决精神堕落的问题，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坝对此也无济于事。

他说：“另一种朝气蓬勃的人创造了从前的英国，也只有具备这另一种气质的人才能从堕落中拯救它。”

但是人性的没落，朝气的缺乏，只是一种病理现象，承认这一点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还不是出路。斯图亚特·穆勒斥责病人，让他想起健康的祖先；这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不见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们用远古的鱼龙来谴责蜥蜴，那会怎样呢？难道它生得小，另一个生得大，是它的过错吗？穆勒看到周围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忧心忡忡，像童话中的巨人那样大声疾呼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活着吗？”

为什么他要呼唤他？为了对他说，他是强大的祖先的蜕化的后裔，因此他应该变得像祖先一样。

这为了什么？——没有回答。

罗伯特·欧文向人们不断号召了七十年也毫无成效；但他是号召他们去做什么。不论这个什么是乌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这点现在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时代严峻的、具有伦勃朗式强烈线条的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时代人，希望那些一辈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边的店主们，按照某种诗意的要求，从某种心灵的操练中脱胎换骨，变成英雄！

我们也可以提出法国国民议会104中雄伟、威严的人物，把他们与法国过去、未来、现在的奸细和杂货店老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像哈姆雷特一样说道：

瞧这儿，瞧这幅画像，还有这个……

太阳神的鬈发，天神的前额，

眼睛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

现在你再瞧这一个，

这是你现在的丈夫……105

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无法接受——难道人们会为了要像克伦威尔一样过庄严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东一样视死如归地走上断头台，便甘愿抛弃现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吗？

他们之所以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怀着热烈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信念。

当年天主教便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后来是新教，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18世纪的革命。

这神圣的偏执狂，这“伟大的未知数”，我们文明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今在哪里，那强大的思想，那热烈的信念，那强烈的憧憬，又在哪里？只有它们才能像锻炼钢铁一样锻炼体魄，使心灵达到不屈不挠的坚强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贫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和木柴垛。

请看看周围，有什么能振奋精神，唤起人民，推动群众的？是主张圣母无原罪成胎论的教皇的宗教106，还是主张在安息日戒酒的没有教皇的宗教107？是只论数量的普选制泛神论，还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论，是迷信共和制，还是迷信议会改革108？……什么也不成，这一切都褪色了，陈旧了，像从前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那样走下了天空，给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竞争者所取代了109。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那些陈旧的偶像还没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没有指出它们。

他知道它们还是不知道，这很难说。

一方面，这位英国天才反对抽象的概括和大胆的逻辑推理，他凭自己的怀疑主义感觉到，纯粹的逻辑结论正如纯数学规律一样，不考虑生存条件是无法应用的。另一方面，他习惯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扣紧大衣的全部纽扣，竖起领圈，借以防止潮湿的风和严峻的偏激思想。在穆勒的那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例子。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两三拳，便把摇摇欲坠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基督教本身。110

穆勒没有提供任何出路，只是突然宣称：“各民族的发展似乎有个极限，到达极限以后，它便停止前进，变成了中国111。”

这大致在什么时候呢？

他答道，这是在这时候，即个性开始泯灭，消失在群体中的时候，一切服从公认的习惯的时候，善和恶的观念与符合不符合公认的观念合而为一的时候。习惯的压力阻止了发展——发展按其本身说，便是从一般向更好的阶段前进。整个历史即由这种斗争组成，如果人类的大部分不再有历史，这便是由于它的生存已完全从属于习惯。

现在应该看一下，我们的作者怎样认识文明世界的现状。他说，尽管我们的时代具有智力上的优势，一切还是在走向平庸，个人正隐没在群众中。这种集体的平庸状态仇视一切出类拔萃的、个性鲜明的、与众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由于在中间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愿望也不多，因此集体的平庸正如泥泞的沼泽，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于泅出这片地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样处在软弱无力的平庸状态）企图防止不同寻常的人破坏现存的秩序。行为的道德基础主要在于任何人得像别人一样生活：“想做别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霉，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霉。”对这种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事，有时为了消遣，也参与一下公益活动（慈善游戏），然而依然是循规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权势属于这个环境，政府本身是否强大，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充当这个主宰一切的环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一切白人都属于这个天地，在英国，中等阶层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力量。”112

穆勒在东方民族僵死的停滞状态和当代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区别。我觉得，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他说，与亚洲落后的平静状态相反，现代欧洲人是生活在徒劳无益的不安定状态中，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变化中：“我们排斥独特性，但并不排斥变化，只是任何变化必须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我们可以抛弃父辈们独特的衣衫，一年两三次改变服装的式样，但必须大家都这么改变，这不是出于要求美观或舒适，而是为改变而改变！”

如果人不能摆脱这席卷而来的漩涡，这令人窒息的沼泽，那么“欧洲尽管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还是会变成中国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面前。根据什么理由唤醒沉睡的人，为什么要让被鄙视的个人，那越来越卑劣的个人，振奋精神，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那拥有铁路、电报、报纸和廉价产品的生活感到不满？

人们不肯采取行动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要拥护谁，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呢？缺乏坚强的活动家不是原因，是结果。达到一定的点和线之后，希望改进现状和保持现状之间的斗争，一般说来结果总是对保持现状这边有利的，因为这时（在我们看来）人民中占优势的、活跃的、具有历史作用的部分，已获得基本符合他们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是某种满足状态，饱和点；一切进入了平衡状态，静止状态，以后便永远这么继续下去——直到发生大的变故、革新或破坏。“永恒不变”是不需要花大力气，也不需要勇猛的战士的——不论他们是怎么一种人，总是多余的，在和平时期用不着将领。

我们不必找遥远的中国，只要看看身边，看看西方那个最稳定的国家，那个已开始生长白发的欧洲国家——荷兰，这里，那些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美术家，高雅的神学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里呢？还要他们做什么呢？难道它由于没有他们，由于生活平静，社会安定，便不幸福吗？它会指给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干涸的洼地上的含笑的乡村，它那整洁的城市，那整齐的花园，那舒适恬静的生活，它的自由，说道：“我的伟大人民为我取得了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给了我这份财富，我的伟大艺术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你们还希望我怎样呢？与政府展开尖锐的斗争？然而难道它压迫人民吗？我们现在已觉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国任何时候更多了。”

但从这生活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什么？然而一般说来，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再说，难道在荷兰没有个人的风流韵事、矛盾冲突和流言蜚语？难道在荷兰人们不恋爱，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个村庄跳舞跳到天亮？何况还不应忘记，一方面，他们享有教育、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果实，另一方面，他们有无数的事要做：商业上的运算筹划，家务上的辛苦操劳，按照规格和自己的榜样教育孩子；一个荷兰人还没得到充分的休息，转眼之间已被装进油漆一新的棺材，抬进了“上帝的田园”，于是儿子又被套上商业大车，开始另一轮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则店铺就得关门大吉。

如果没有第二个波拿巴的弟弟113再来干扰，生活可以这么进行一千年。

让我丢开这些兄长，谈谈小兄弟们。

我们没有足够的事实，但可以假设各类动物按照它们现有的形态看，那是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在一系列改善和进化中迂回曲折地形成的最后结果。这过程是一点一滴地进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脑沟回和神经纤维的发展。

原始动物代表了这部创世记的英雄时代，巨人和勇士的时代，它们逐渐变小，与新的环境取得平衡，一旦达到相当适宜和稳定的形态，便开始按照这个形态不断重复，以致《奥德赛》中尤利西斯114的狗与我们今天所有的狗毫无不同。不仅如此，政治或社会的动物不仅以群居为特色，而且像蚂蚁和蜜蜂一样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但是谁能说它们一开始就会建造自己的蚁垤或蜂窝呢？我完全不这么想。那是经过无数世代的演变和死亡之后，中国式的蚁垤才终于形成和巩固的。

我想以此说明，如果某个民族达到了外在的社会体制与自身的需要互相协调的状态，那么在这些需要改变以前，对它说来，任何前进、战斗、叛乱，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内在的必要性了。

安静地蛰居在群体中，蜂窝内——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条件之一。

穆勒所谈的世界，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平静的状态。它在经历了所有的革命和震荡之后还不能稳定，不能安静，无数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浑浊不清，既不像中国瓷器那么纯净，也不像荷兰麻布那么洁白。在这里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态的东西，从这方面看，它确实还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与众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现状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认。英国人必须不再短斤缺两，法国人必须不再给各种警察当帮手，这不仅是为了体面，也是为了生活方式的稳定。

按照穆勒的说法，那时英国便可能变成中国（当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时保存自己的一切商业活动，一切自由，改进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随着遵守法律的习惯的形成（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罚更能扼杀意志的）减少法律的强制性。这时法国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丽的军事道路，因为文明的中央集权政治授予执政者的权力已为它扫除了一切障碍；为了补偿失去的各种个人权利，它对邻国展开了光辉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缚到了中央专制政权的命运上……这时它的雇佣兵面貌便更符合亚洲的类型，不再是欧洲的类型了。

为了防止叫喊和咒骂，我得赶紧声明，这儿谈的根本不是我的愿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观点。我的工作纯粹属于逻辑方面，我只是想详细阐明穆勒表达得简单扼要的结论，从他的个体的微分中找到历史的积分。

因此，问题不在于预言英国将得到中国的命运是否谦恭有礼（何况这不是我的预言，这是他的），预言法国将变成波斯是否过于粗鲁。虽然说句公道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侮辱中国和波斯就无可非议。其实真正重要的问题穆勒并未触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新生力量足以更新旧的血液，是否有一种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愿最终被利用，为了给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担当起没有出路的笨重劳动，在愚昧和饥饿中度过一生；是否允许像彩票赌博一样，为了鼓舞和引诱其他人，便让一个人一本万利，发大财，从被吃者变成吃人者？

这个问题得用事实来回答——靠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胜利了，那么社会主义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论贵族怎么耸肩膀，资产阶级怎么咬牙切齿，难道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吗？

人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前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义的那种幼稚的信念，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惧，并且不能把个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规律上来认识；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在法国，正当中产阶级陶醉在胜利和权力中，以共和国的名义给自己封官晋爵，与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尔赛宫中路易十五的安乐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人民威严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议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关在门外，仍然无衣无食，于是在失望中起义了；这起义是草率的，没有任何决定，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人，没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战士，正因为这样，它迫使对方召来了卡芬雅克那样凶残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击溃了。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从那时起一直在上升。

英国工人会怎样提出自己的社会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像水牛一样顽强。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力量不在他们这边。数量丝毫不能证明什么。三四个正规的哥萨克兵和两三个警备队员便可以把五百个囚犯从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亚。

如果英国的人民也遭到迎头痛击，像德国在农民战争中一样，像法国在6月的日子里一样，那么英国离斯图亚特·穆勒所预言的中国就不远了。向它的转变会不知不觉，正如我们所说的，既没有丧失任何权利，也没削弱任何自由，因为削弱的只是运用这些权利和这种自由的能力！

胆怯的人们和敏感的人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再好没有了，我也但愿能同意他们的话，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没有出路的悲剧正在于那个可以拯救民族，使欧洲获得新生的思想，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对它有利的（如果它彻底而勇敢的话）只是一个实行美国式奴隶制度的国家！117

1 《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这是“被掳于巴比伦者之哀歌”。

2 菲洛潘蒂（1812—1894），意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罗马共和国三人执政府的秘书，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3 似应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国王。

4 在希腊北部，被希腊正教会称为“圣山”，从9世纪起成为正教会隐修士的居住地，有隐修院二十余所。但在15世纪，土耳其侵占了这地区，对基督教实行迫害，使圣山区的隐修院濒临绝境。

5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于传教著称，因而被称为“金口约翰”。

6 德文：是。

7 “查林克鲁斯”和“莱斯特斯夸尔”（莱斯特广场）是伦敦的两个重要地名，法国人按照法文的发音方式把它们说成了“沙兰克鲁”等。

8 泽西岛属英国，但靠近法国，成为法国流亡者的聚居地。1855年，法国流亡者在该岛出版的《人》周报发表了费利克斯·皮亚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开信，抗议她在这年8月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访问。泽西岛总督企图迫使《人》停刊，把三个编辑驱逐出境。以雨果为首的三十五个法国流亡者随即提出了抗议，泽西岛总督又命令这三十五人离境。于是所有居住在该岛的法国流亡者在再次提出抗议后，全部转移到了邻近的格恩济岛。《每日新闻》等都是英国报刊，它们反映了英国人对这件事的不同态度。

9 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王，以英勇善战著称。公元前480年他率军与波斯王泽克西斯的大军展开激战，与三百名随身卫士奋战至最后一息。

10 我的红色朋友跟警察谈话时，故意称他“先生”，免得玷污“公民”这称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再讲一件事。在索荷区和莱斯特广场之间一条阴暗、贫苦、肮脏的小街上，通常聚集着一部分不太富裕的流亡者，一个红色酒商在这儿开了一家小小的药铺。一天我经过那儿，走进店堂想买一点镇痛剂。老板坐在柜台里，他生得高高的，容貌粗犷，眉毛浓浓的，皱在一起，鼻子大大的，嘴稍微歪在一边。这是1794年法国外省典型的恐怖分子，只是把胡子剃掉了。我说：“给我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他正在给一个小姑娘称草药，对我的话毫不理睬，于是我只得站在那儿，欣赏这位科洛·德布瓦的表演，等他用火漆慢慢粘牢纸包的角，写上字。最后总算完了，他这才操起相当严厉的口气问我道：“您要什么？”“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我又说了一遍。他露出凶恶的脸色，看了看我，又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用傲慢而浓重的嗓音说道：“请您称我公民！”——作者注德布瓦（1749—1796），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后成为激进派革命家，救国委员会委员，巴黎下层阶级中有影响的鼓动家。

11 闵采尔（约1490—1525），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马丁·路德一派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是比较稳健的，因此闵采尔虽然支持他们的活动，但认为他们不够彻底。

12 指曾任古罗马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和法国革命家格拉古·巴贝夫。

13 苏拉（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贵族将领，公元前88年取得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务，任执政官。

14 苏洛克（1782—1867），奴隶出身的政治家，在驱逐法国殖民者后于1847年任海地总统。

15 天主教同盟是法国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所组织，与新教胡格诺派对立，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法王亨利四世先是信奉新教，为胡格诺派领袖，建立波旁王朝后，为摆脱政治困境，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但允许胡格诺派有信教自由。

16 荷兰奥伦治公爵威廉于1689年“光荣革命”中继承英国王位，称威廉三世。

17 指拥护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派。

18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他于二月革命后任“政府劳动委员会”主席，这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因而也称为“卢森堡委员会”。

19 指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30年的七月革命。

20 格里西（1811—1869），意大利女歌唱家。

21 拉布拉凯（1794—1858），意大利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22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23 指皮亚与法国作家朱尔·雅南的诉讼。他本是雅南的助手，后来撰文攻击雅南的反动立场，因而被雅南起诉，涉讼公堂，皮亚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

24 皮亚的剧本《巴黎的捡破烂的》于1847年在巴黎圣马丁门剧院上演。该剧以强烈的革命激情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应。

25 有一次我曾问皮亚：“您给《捡破烂的》加上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就把戏搞糟了，也损害了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完整，不知您为什么这么做？”他答道：“因为如果老人和姑娘最后只是得到凄凉的命运，那么巴黎人就会对我不满，下一次演出时谁也不会来看了。”——作者注按:1847年赫尔岑到达巴黎后，也观看了《捡破烂的》的演出，并在《法意书简》第三信中谈论了这戏，并谈到了与皮亚的谈话。

26 蒲鲁东称皮亚为“民主派中的贵族”，两人在议会走廊中相遇时发生口角，以致打架，后来还举行了决斗。

27 1849年6月13日法国“山岳派”发动示威，抗议路易·波拿巴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遭到镇压，赖德律-洛兰和皮亚等因而逃亡国外。

28 《圣经》中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上帝赐予的食物。

29 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法国国内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以“玛丽安娜”为名，它的目的为推翻拿破仑政权，重建共和制度。

30 布朗基（1805—1881），法国最坚强的革命家，1871年被选为巴黎公社主席。

31 瓦莱夫斯基（1810—1868），伯爵，拿破仑一世与其波兰情妇瓦莱夫斯基伯爵夫人的私生子，曾参加1831年的波兰起义，后由波兰革命组织派往伦敦，起义失败后即定居伦敦。在拿破仑三世时期，他促成了英法合作，皮亚的信对他作了讽刺和揭露。

32 法国波旁王朝的纹章。

33 雨果在早年是保王主义者，又歌颂过拿破仑的战功；他为七月革命欢呼，但又拥护七月王朝，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制，支持路易-菲力普，因而被授予子爵称号，成为贵族院议员，直到二月革命后他才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1851年后成为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激烈的共和派战士。

34 透纳（1775—1851），英国浪漫派画家。

35 指1849年法国对罗马革命的武装干涉。

36 二月革命后雨果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

37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55年8月访问法国，皮亚的信便是针对这事提出了抗议。信先是在伦敦纪念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大会上宣读，然后寄往《人》发表。

38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在英国拥有一家印刷所，赫尔岑有些作品也在他那儿印行。

39 泰莱基（1821—1892），匈牙利伯爵，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匈牙利革命军队作战，1849年流亡至英国。

40 这里写到的事，前面已略有提到。这是由于这些片段系陆续写成，又陆续发表，最后才汇集成篇的。

41 这一切，除了几处补充和修正以外，都是十年前写的。我应该承认，最近的一些事使我对路易·勃朗的看法有了一部分改变。他确实向前走了一步，对于老雅各宾派的信徒而言，可想而知，这是使他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在墨西哥战争的高潮中，路易·勃朗对我说：“怎么办，我国国旗的荣誉给玷污了。”这是纯粹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与全人类观念背道而驰的。显然，这使路易·勃朗感到痛苦。过了一年，雨果在布鲁塞尔为《悲惨世界》的出版举行宴会时，路易·勃朗在席间发表演说道：“当一个民族的一般荣誉观念与军事荣誉观念不能统一的时候，这个民族是不幸的。”这已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就是这次战争开始时流露的思想。路易·勃朗在《时报》上发表了一些有力的、打中要害的、说理透彻的文章，它们引起了《世纪报》和《民族舆论》报的威胁，差点把路易·勃朗说成了奥地利的奸细——要不是他的正直已当之无愧地获得举世公认，他们真会那么讲。法国人要前进一步是不容易的。——作者注按：墨西哥战争（1861—1867）是法国联合英国和西班牙，企图消失那里的共和派政府而发动的一次武装干涉，最后以失败告终。《悲惨世界》出版于1862年，雨果于这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庆祝宴会。《世纪报》和《民族舆论》都是法国的自由派报纸。

42 夏尔·勃朗（1813—1882），路易·勃朗的弟弟。

43 唐森夫人（1682—1749），法国女作家，社交界的知名人士，巴黎著名沙龙的主人。

44 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至四十六节：上帝“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45 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

46 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47 巴尔贝斯是布朗基的追随者，曾与布朗基一起领导“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被捕后判处终身监禁，1848年二月革命后出狱，这年5月15日又因组织示威游行，再度被捕，1854年获释后流亡国外，1855年到达伦敦。

48 那些秩序的保卫者这一天如何残暴，可以从一件事中看到：国民自卫军在林荫道上逮捕了路易·勃朗，但他是根本不应该被逮捕的，因此警察命令立即释放他。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士兵看到这情形，立即又拦住他，抓住他的一根手指，用指甲掐进他的肉里，扭断了他最末一个指关节。——作者注

49 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后参加过临时政府的工作。巴尔贝斯于1839年被捕后本来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50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巴尔贝斯关在尼姆的监狱中。

51 1848年4月卢昂工人举行示威，抗议制宪议会的选举，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

52 二月革命后巴黎的警察局长。

53 帕基耶（1767—1862），法国法学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任司法大臣，1821年任贵族院议长，曾主持对共和派的审讯。

54 指1854年5月巴尔贝斯写给乔治·桑的信。

55 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日子。

56 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建造的监狱。

57 由马丁·路德作词的新教赞美歌。

58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

59 1848年二月革命前巴黎的警察局长。

60 指亚历山大在他父亲保罗一世被害身亡后便登上了皇位。

61 参与杀害保罗一世的两个俄国将军。

62 舒尔茨（1829—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因参加1848年的革命被捕，越狱后于185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加反奴运动，1869年起任美国参议员，后任内政部长。

63 法国反对七月王朝的将军。1832年6月他去世后，他的葬仪盛况空前，成了共和派的群众示威活动。

64 1790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一周年时，各个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集会，宣布成立联盟，向“爱国的国王”宣誓效忠，国王路易十六也在这里宣布效忠宪法，这便是所谓“联盟节”。

65 法国大革命后，于1790年在巴黎和全国各地种下了一批所谓“自由之树”，象征革命的胜利，每逢节日便在树上遍插彩旗等，表示庆贺。

66 由于外国反动势力对法国革命的武装干涉，1792年7月11日国民议会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

67 指法国热月政变后的对外侵略战争。

68 指路易·波拿巴为修改宪法、建立帝制而发动政变。

69 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地方颁布的法令，对宗教信仰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到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因而胡格诺教徒纷纷逃亡到英美等国。

70 法国西部的农业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不断发生农民叛乱，均遭到残酷镇压，1832年后才逐渐平息。

71 指农民中的流亡者，因法国农民当时穿木底鞋。

72 在瓦尔和德拉吉尼昂发生暴乱时期，我住在尼斯。两个卷进起义中的农民逃到了边界的瓦尔河边。宪兵追上了他们，向一个人开枪，打伤了他的腿，这人倒下了，另一个人拼命逃跑。宪兵想把受伤的人捆在马上，但又怕放走了另一个，便对准受伤者的头部开了一枪，以为他死了，然后去追赶另一个。但那个被打破头颅的农民后来没有死。——作者注

73 见下章关于工人巴泰勒米的两件案子。——作者注

74 十字军中的一个组织，主要由法国骑土组成，这里是借用。

75 索邦神学院是巴黎大学的核心，这里泛指一般大学。

76 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短上衣。

77 巴黎的一个外科医疗器械商。

78 埃贝尔（175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因反对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7月与丹东等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这大大削弱了雅各宾派的力量，导致了热月政变的胜利。

79 达维德（1748—182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各宾派革命家，曾为法国革命后举行的典礼设计了一套具有古罗马风格的服饰。

80 1804年12月拿破仑一世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保护皇上”是当时的祈祷词。“人民的幸福”是古罗马为共和制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

81 圣茹斯特曾在国民议会中宣称：“法国大革命的航船只有通过鲜红的血海才能到达彼岸。”

82 科尔德罗依（1825—1862），法国医生，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属于共和派的极左翼，后流亡国外，从事新闻工作。他在那本小册子中，摭拾了傅立叶、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等的言论，构成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因此遭到了赫尔岑的批评。

83 赫尔岑的一本重要著作，写于1850年，1851年首先用法文和德文出版，俄文版直至1861年才在莫斯科秘密印行。

84 巴黎的工人居住区。

85 赫尔岑于6月7日（1854年）写了复信，驳斥了这封信中许多混乱的观点，指出尼古拉一世“与斯拉夫民族毫无共同之点”，西欧也不仅是那些“糟糕的革命家”。

86 英国木刻家。

87 科尔德罗依的自传性作品。

88 《法意书简》的第一部分（1—4信）1847年曾以《马利尼街来信》的名称在《现代人》上发表，马利尼街是当时赫尔岑在巴黎的住处。

89 帕拉多尔（1829—1870），法国记者，政治活动家。

90 蒙塔朗贝尔（1810—1870），法国政治家及历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天主教的利益》等书。

91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欧洲的革命形势下惊慌失措，后来终于精神失常，从1858年起由其弟威廉亲王担任摄政王。

92 引自歌德的诗《纺线女》。

93 卡莱尔（1795—1881），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94 艾尔索普（1795—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858年初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三世的计划是在英国制定的，案发后奥尔西尼在英国的一些友人受到了牵连。

95 原文为拉丁文，系古罗马学者多纳图斯的一句名言。

96 斯坦利·德比伯爵（1799—1866），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度出任首相，为英国议会改革和废除奴隶制度作出过贡献。

97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

98 指穆勒的《论自由》。

99 指1644年米尔顿发表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这是他为言论自由所作的一次呼吁。

100 塔西佗（约56—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101 多棱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建于15世纪；冬宫在彼得堡，建于18世纪中叶，是俄国实行改革后的产物。

102 法国历史学家，这里是指他的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103 关于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传道的事，见《马太福音》第三章。

104 指18世纪末年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

105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这是哈姆雷特把死去的父亲与现在的国王、他的继父作比较时讲的一段话。

106 指罗马天主教，教皇庇护九世于1854年公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

107 指基督教新教，新教大多主张严守戒律，尤其是清教徒及其所属各派。

108 指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

109 各各他是耶稣受难的地方，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是指基督教的兴起，取代了古代的宗教。

110 “基督教道德具有全部的反动性质，它大多只是为了反对异端而已。它的理想与其说是正面的，不如说是反面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它主要是宣传克制恶，而不是实行善。对肉欲的畏惧发展为禁欲主义。天堂的奖励和地狱的惩罚，使最优良的行为带上了纯粹利己主义的性质，在这方面，基督教观念大大低于古代的观念。在我们关于社会义务的混乱见解中，最好的部分来源于希腊和罗马。一切英勇的和高尚的观念，以及荣誉观念本身，都来自我们的世俗教育，不是来自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只是宣扬盲目服从，把它看作最高道德。”——约·斯·穆勒。——作者注

111 这是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错误观念，把中国看作长期停滞的社会。

112 读者不妨想一下，我在“西方小品”中关于这点说过的话，见1856年《北极星》。——作者注按：指第五卷第三十八章“西方小品”第二集，它最早发表于1856年的《北极星》。

113 拿破仑一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于1806年被拿破仑封为荷兰国王，从属于拿破仑帝国。

114 罗马神话中称奥德修斯为尤利西斯。《奥德赛》中讲到，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回来时，他的狗阿尔戈斯看到他，高兴得死了。

115 当时制宪议会议长，1848年宪法的制订者。

116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

117 对约·斯·穆勒的书的这篇分析，系录自《北极星》第五集，它出版于5月1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