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写于1856—1857年）

……谈过“硫磺帮”（这是德国人自己给马克思一伙人取的诨号）以后，继续谈底层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两者距离不远；这些污泥是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和动乱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伦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像间歇性热病一样败坏了欧洲的机体，它们的每次涨潮和退潮，都从大陆挟带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丢在英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冲上海岸，一层层堆积在伦敦的沼泽和洼地中。他们的精神结构在不断的结合和再组合中，形成了各种类型，具有各种混乱的观念和思想，各种抗议和乌托邦幻想，各种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莱斯特广场的每一条小街，每一家酒楼和饭店，每一条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们。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那儿“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人，他们戴的帽子已经旧得谁也不会再戴，他们的脸上连不该长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这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居民蛰伏在这儿，他们使欧洲一切强大的国王提心吊胆，唯独英国女王不怕他们。”是的，那些来自异乡客地的人们确实坐在那儿的饭店和酒馆里，面前放着掺冷水的、掺热水的、或者完全不掺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里的苦啤酒，嘴里讲着更苦的话，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已无力参加的革命，指望着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亲族的接济。

在他们中间，什么怪物、什么奇人我没有见过啊！在这些酒店里，这儿坐着一个老派共产主义者，他在博爱的名义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儿坐着一个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爱国的名义下，出于对他既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诚2，开枪打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这儿坐着一个匈牙利人，正在大谈他怎样率领五个匈牙利革命军战士打退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为了使自己更富于军人气概，他把军装纽扣从脖子起全都扣得紧紧的，尽管这件军装的大小说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儿又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为了解决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问题，只得教音乐，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学和艺术；这儿坐着一个无神论世界主义者，他可能属于库尔-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尔民族，但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里都是劣等民族；那儿又坐着一个忠于天主教和独立运动、保持古老传统的波兰人，可是他的旁边却是一个把独立运动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这儿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发商或公证人，他们与祖国不告而别只是为了躲避债权人或委托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产者，他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偿还一切债务，恢复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边的人却相信，不用多久，红色政权就会由“玛丽安娜”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边的人又深信，奥尔良王族已在克莱蒙4整装待发，公主们都定制了漂亮的礼服，准备凯旋返回巴黎，参加庄严的入城仪式了。

在保守派中还有一种“犯了罪，但由于审判时缺席，未能最终判刑”的被告，只是他们比富于热烈想象的破产人和公证人激进一些，因为这些人在祖国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现在便千方百计要把这些普通的不幸说成是政治的不幸。这种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说明。

我有个朋友为了开玩笑去找婚姻介绍人。介绍人向他要了十个法郎，便开始询问，他要什么样的新娘，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的，多少陪嫁等等。圆滑的小老头把这一切记了下来，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后询问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贵族，便大为高兴，然后又再三表示歉意，并声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职业守则，问道：

“您有过什么不幸吗？”

“我是波兰人，现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没有祖国，没有权利，没有财产。”

“最后一点是不利的，但是请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亲爱的祖国的？”

“由于最近的一次起义。”（这是在1848年。）

“这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这不如说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但是请问，您能担保您没有其他的不幸吗？”

“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哦，不，不是这些……”

“那么您所谓其他的不幸是指什么呢？”

“例如，如果您离开亲爱的祖国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有时由于年轻，不谨慎，学坏样，大都市的引诱，反正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轻率地开了一张期票，胡乱花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借据上签字等等……”

“我明白了，明白了，”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向您担保没有这种事，我从未为了盗窃或者伪造文件受过审问。”

……1855年，一个法国流亡者走访他的难友，要求大家帮助他出版一部类似巴尔扎克的《魔鬼喜剧》5的长篇巨著，其中既有诗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缀字法和独创一格的句法。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罗伯斯庇尔，比若元帅6，还有上帝本人。

他带着这个请求，还走访了舍尔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执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吗？”那位黑奴保卫者问。

“从1847年到现在。”

“从1847年到现在？那时您已来到这儿？”

“我是从布雷斯特来的，当时正服苦役呢。”

“这是什么事件？我完全不记得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非常有名呢。当然，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舍尔歇问，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是发动了一次对私有制度的抗议，是我自己发动的。”

“因此您……您被关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只因为撬锁偷窃，便按破门盗窃罪给判了七年苦役！”

舍尔歇像贞洁的苏珊娜赶走不知自重的老头子一样8，用严厉的声音请这个自发的抗议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顺便谈谈音乐会；在德国人中，乐师一般说是比较轻松的，伦敦市区和郊区每天需要的乐师数量相当大。除了剧场、私人音乐课和小市民的简陋舞会，大型音乐演奏也到处都有：阿盖尔音乐厅，克莱莫恩娱乐场，卡西诺俱乐部，歌舞咖啡厅，歌女穿紧身衣的歌舞厅，女王剧场，考文特花园，厄克塞特音乐厅，水晶宫12——总之，上自圣詹姆斯宫，下至每条大街的拐角，都是乐师的用武之地，它们足足可以养活两三个德国小公国的居民。这些人白天幻想未来的音乐，幻想罗西尼怎样匍匐在瓦格纳面前13，不用乐器在家里默诵和研读《汤豪舍》14的乐谱，晚上便跟着退伍的军队鼓手长和手执象牙棒的小丑角，接连演奏四个小时《马利安》波尔卡舞曲或《花与蝴蝶》雷多瓦舞曲15，这样，一个穷苦的德国佬一个晚上可以挣两个到四个半先令，然后在黑夜中冒雨跑进德国人集中的小酒店，与我从前的朋友克劳特和米勒一起喝酒——这个克劳特六年来一直在塑造一个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样；至于米勒，他还是在写他那部写了二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的悲剧《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给我念过，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没有与他争吵，也许现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与他是为了乌尔班将军发生争执的，但关于这事我已在别处讲过了……

德国人想赢得英国人的欢心，但不论他们怎么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国人在老家屋里到处吸烟，吸了一辈子，吃饭要吸烟，喝茶要吸烟，睡觉和工作时也要吸烟，可是到了伦敦，他们再不在自己熏黑的、弥漫着煤烟味的起居室内吸烟，也不让客人吸烟。有的德国人在自己的祖国，一辈子都上酒店喝酒，在那儿跟老朋友一起吸烟斗，可是在伦敦，走过酒店时连瞧也不瞧一眼，要喝酒，便打发使女拿了杯子或牛奶壶把啤酒买回家中喝。

有一次，我当着一个德国侨民的面给一位英国夫人发信。

“您怎么啦？”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蝎子呢。

他说：“在英国，信总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况您这信是寄给一位夫人的，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刚到伦敦不久，去找过一个熟悉的德国医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张条子，大致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到了伦敦，很想见见您，希拨冗于晚上驾临某某酒店，以便像从前那样饮酒谈心，一叙契阔。”医生没有来，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内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应邀前来，目前俗务繁多，实无法抽身也。但日内当专诚到府上拜谒……”

“怎么，请这个医生看病的人不少吗？”我问一个德国的解放者，也就是那个蒙他不弃，告诉我英国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儿的话，他在伦敦生意不好，生活相当困难呢。”

“那么他在干什么？”我把便条拿给他看。

他笑了笑，然后向我指出，我不该把便条不加信封留在医生桌上，因为便条上写着要与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为什么要上这家酒店？那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遗憾了，”我说，“知识总是来得太晚，现在我知道应该约医生上哪儿了，但我大概不会再约他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我们那些盼望人民起义，盼望亲戚接济，盼望不劳而获的人。

要一个不劳动的人开始劳动，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尽管许多人以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锤子和凿子，人们就会去劳动。劳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丢开私心杂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层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报馆里的苦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在英国他们没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谋生，别的他们又干不来，而且认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竖起耳朵在听，警钟有没有敲响；这样过了十年，十五年，警钟还是没有敲响。

他们生活在绝望和苦恼中，没有衣服，没有明天的保障，家庭人口却在增加，他们只得闭上眼睛，怀着侥幸心理投机取巧。但是他们的打算往往落空，投机也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打的都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投机也不是靠资本，只是靠想入非非，胡乱猜测，肚里又满腹怨恨，无法应付最简单的问题，又缺乏坚持不懈的毅力，不能忍受开头充满荆棘的几步。如果失败，他们便用缺少资金安慰自己：“要是再有一两百镑，成功便易如反掌！”确实，资金不足是个不利条件，但这是劳动者的普遍命运。他们的打算简直无奇不有——有的想合股做生意，从勒阿弗尔贩运鸡蛋，有的想发明印制商标用的特种墨水，有的要制造一种可以使最难喝的伏特加变成可口饮料的香精。但是在为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寻找伙伴和资金的同时，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不怕东北风，也不怕英格兰女儿们看到了羞涩得无地自容。

为此采取了两种应急措施：一种非常枯燥，也无利可图，另一种同样无利可图，但非常有趣。安静而坐得定的人便去教书，尽管他们以前从未教过书，甚至可能从未读过书。竞争大大降低了价钱。

这里有一则广告可作例子，它是一位七十高龄的老翁登在报上的，我猜想，这人应该是独立的抗议者，不是集体的抗议者。

征聘：某某先生擅长法语，采取全新易懂的速成教学方法，效果显著，曾教授英国议员及各种上流人士学法语，执有可靠证件，并能用熟练之英语翻译及讲解此一通用之大陆语言。学费低廉：每周三课收费六先令。

教英国人并不是特别愉快的工作，因为只要你拿了英国人的钱，他便不会对你客气。

我的一个老朋友收到了一个英国人的信，请他教他的女儿学法语。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登门洽谈。父亲在午睡，女儿接待了他，对他相当恭敬，随后老人出来了，把博凯16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道：“您是法语教师吗？”博凯回说是。“您不是我想要的人。”说完，这头不列颠蠢驴便仰起头来不理睬他了。

“您为什么不揍他一拳？”我问博凯。

“真的，我也想这么干，但那头水牛走后，女儿默默噙着眼泪，请我原谅。”

另一个措施比较简单，也不这么枯燥，那就是采取种种手法，间歇性地向你推销商品，不论你要不要，硬把各种东西塞给你。法国人大多是推销葡萄酒和伏特加。一个律师向熟人和同志们兜售白兰地，这是他用特殊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弄到的，这些关系在法国目前的状况下不宜也不应公开，何况这中间涉及一位船长，损害这位船长的名誉更是社会所不允许。白兰地并不好，价钱却比店里卖的还贵六便士。律师善于用夸张的语言进行“劝导”，百般引诱：用两只手指捏住高脚酒杯的底，在空中慢慢旋转，让酒泼出几滴，然后用鼻子嗅它的味道，每嗅一次便表示它异香扑鼻，因此啧啧赞赏。

还有一个流亡者曾在外省大学当过语文教授，他也干起了酒类买卖。他的酒直接来自勃艮地的科尔多，是他从前的学生提供的特制精选名酒。

他写信给我道：“公民：您不妨问一下您博爱的良心，它一定会告诉您，您应该把向您供应法国名酒的优先权给予我。这么做，您的心就会同时享受到味觉和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酒不仅味道醇厚，价格低廉，而且可以使您在思想上得到满足，让您意识到，您买了它，同时也减轻了一个为祖国和自由的事业而牺牲了一切的人的苦难。

“为此不揣冒昧，随信附上样品数瓶，并向您致以同志的问候！”

这些样品是半瓶装的，他亲手在瓶上标明了酒名，还说明了它们制作上的一些特点：“尚伯丁（采用最上等最罕见之葡萄酿制），科特-罗蒂（彗星级），帕马（1823年酿制！），纽茨（来自阿瓜多地窖！）……”17

过了两三星期，语文教授又送来了样品。一般说来，样品发出后过一两天他便会大驾光临，坐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把货全部收下，付清账款才走。由于他坚定不移，一再这么干，以致后来他一进屋，我便赶紧恭维几句他的一部分样品，付清了钱，把酒留下。

“那好，公民，我不再占据您宝贵的时间了。”他最后说。这样我又可以安静两个星期，暂时避免他那采用勃艮地酸葡萄、在彗星下酿制、从阿瓜多地窖取出的香味醇厚的科特-罗蒂等等的干扰了。

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干的是另一些行当。

一天我的头痛病又发作了，我躺在里士满的寓所中。弗朗索瓦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说有一位先生急于见我，他是匈牙利人，将军的随从（凡是匈牙利流亡者，没有工作、没有体面职业的，都自称是科苏特的随从）。我看了看名片，名片上写的官衔是大尉，但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你为什么放他进屋？我已经关照过你多少次了？”

“他今天已来了三次了。”

“哦，那就请他在客厅等我吧。”我出去时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还带了一瓶头痛药水。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某某大尉。我在俄国人那儿当过很久俘虏，那是在维拉戈什战役之后，在里迪格尔18的部队里。俄国人待我们不错。我尤其受到格拉泽纳普将军的照顾，还有一位上校……哎哟，他叫什么来着……俄国人的姓名真难记……伊奇……伊奇……”

“算了，不必费心，我一个上校也不认识……您平安无事，我很高兴。请您坐下，好吗？”

“好，很好……我们每天跟俄国军官玩什托斯，本克19……这些人很有趣，他们也讨厌奥地利人。我甚至还记住了几个俄国字：‘格列巴’，‘歇维尔达克’——一种二十五苏的硬币。”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对不起，请原谅，男爵……我在里士满散步……天气不坏，只可惜忽然下雨了……我多次听老头子和山陀尔伯爵——山陀尔·泰莱基谈起过您，还有特雷莎·普尔斯卡娅伯爵夫人也谈起过您20……特雷莎伯爵夫人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没有说的，不同寻常。”沉默。

“是的，山陀尔……我们一起在革命军服役……我一定要给您看看……”于是他从椅子下抽出公事包，打开包，取出了缺少一条胳臂的拉格伦21，面貌丑陋的圣阿尔诺22，戴锥形帽子的奥默-帕夏23等等的画像。“男爵，瞧，多么像。我自己到过土耳其和库塔依西，那是在1849年，”他又说，仿佛是为了证实那些画确实很像，尽管在1849年拉格伦和圣阿尔诺还没到过那儿，“您以前见过这些画像吗？”

“怎么没见过，”我答道，在头上搽了点镇痛药水，“这些画像到处挂着，在切普塞德，在河滨大道，在西区都能看到。”

“对，您说得不错，但所有的画我都有，而且都用上等纸印制。您在店铺里得付一个畿尼，但我可以便宜一些，只要十五个先令。”

“说真的，我很感谢，但是请问大尉，我要圣阿尔诺这些混蛋的画像干什么？”

“男爵，我对您说实话，我是军人，不是梅特涅的外交官。我失去了我在特梅什瓦尔附近的田庄，现在处境很困难，因此干起了推销艺术品的营生（另外，也推销雪茄，哈瓦那雪茄和土耳其烟草——只有俄国人和我们匈牙利人才懂得这行买卖！），它可以让我挣几个小钱，我便靠它糊口，正如席勒说的，用它购买‘流亡生活中苦涩的面包’。”

“大尉，请您老实告诉我，这些劳什子您一共要卖多少钱？”我问（尽管我怀疑席勒写过这种但丁式的诗句）。

“半克朗。”

“那么就这么结束我们的交易：我给您一个克朗，但请您不要强迫我购买这些画像。”

“说真的，男爵，我很惭愧，但我的境况……不过您都明白，您能体谅……我一向十分尊敬您……普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山陀尔伯爵……山陀尔·泰莱基……”

“请您原谅，大尉，我在头痛，不能久陪。”

“我们的总督（那就是科苏特），他老人家常常头痛。”匈牙利革命军人说，好像是为了鼓励和安慰我，然后赶紧收拾公事包，把拉格伦那伙人的非常像的画像，连同金币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一起，放进了包里。

这是提供便宜货的小商贩，另一种流亡者则十年来一直在大街上或广场上，拉住了留胡子的外国人，说他要上美国，还缺少两个先令路费，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红热死了，还缺少六个便士买棺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类流亡者，他们每天在给人写信，有时利用他认识你，有时又利用他不认识你，向你诉说各种困难的境况，以致他目前周转不灵，不过在遥远的将来，他还是可以拿到一笔财产的；这种信总是写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这样的信我手边还有不少，这里不妨抄录两三份，它们都是颇具特色的。

“伯爵阁下：我是奥地利中尉军官，但我是为马扎尔人的自由战斗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以致衣服破了也买不起新的。如蒙阁下能惠赠几条旧裤子，鄙人将不胜感激。

“又，明晨九时鄙人将在家恭候阁下的使者。”

这是天真的一种，另有一种语言简洁，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先生，鄙人为高卢人，乃为人民之自由事业被逐出祖国者。现衣食无着，如蒙先生鼎力协助，解我倒悬，将不胜感激，并在此先行致谢。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另一些信既不简洁，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算账手法：

“公民：承蒙您的照顾，去年2月寄给了我三镑（您也许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此款本拟早日奉还，怎奈国内汇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计日内即可收到大笔款子。如蒙不弃，愿恳请再行赐借两镑，以便来日凑成整数五镑一起奉璧。”

我宁可不要整数，以致三镑依然如故。然而这位爱好整数的先生却开始造谣说，我与俄国公使馆有某种联系。

另外还有些信谈的是事业，也有些信口气像演讲，这两类信译成俄文都会减色不少。

“亲爱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发明，它可以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光荣，也可以解决我的生计问题。但这发明始终未能加以应用，因为我无法筹集二百镑贷款，以致只得把这事业束之高阁，从事给孩子教课的卑微营生。每当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现在我面前时，命运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赶走（我逐字翻译），我追赶它，但不可违抗的命运比我更强，它一再扼杀我的希望，不过我决不灰心。现在我还在寻找实现我的计划的途径。我能成功吗？我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愿意让您的信任伴随着我的希望，迎着变幻莫测的命运的风浪前进……”接着他解释道，他已筹集八十镑，甚至八十五镑，其余的一百一十五镑，发明人想靠借贷解决，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他最后说：“今天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定，国家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的敌人得靠刺刀维持残局，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还有比这样的投资更有利的吗？”

我不愿出这一百一十五镑。于是发明者开始认为，我的行为不够光明正大，含有某种嫌疑，对我应多加防范。

最后，还有一封才气横溢的信：

“未来世界共和国的慷慨无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现再度写信给您，并写信给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干先令。在远离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来到这不欢迎客人的自私而贪婪的岛国之后，我的窘境始终未得改善。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经常翻阅它们），有过深刻的论断：‘天才得不到金钱会像灯没有灯油一般熄灭’……”

不言而喻，我从未写过这类无耻的话，未来世界共和国的这位同胞也从未读过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还有口才卓越的人，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到处都是。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实际上只是在酒店里喝光了钱的外国工匠，或者在国内遭到了不幸的人。他们利用伦敦是个大城市，今天在这一带，明天在那一带，然后又回到“圣街”25，即摄政王大街和干草市场、莱斯特广场一带，到处招摇撞骗。

五年前，一个穿得相当整齐、显得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曾几次在黄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吗？”他给我看一个地点，那是离西区十多英里的一个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带。我当然像任何人一样向他说明了这地点。他忽然大惊失色。

“现在已是晚上九时，我还没吃饭……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又没钱坐公共马车……真没料到这么远。我不敢麻烦您，但如果您肯帮忙……我只要一个先令便够了。”

我又遇到他两次，最后他消失了；过了几个月，我很高兴，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只是胡子的式样变了，帽子也换了一顶。他热情地举起帽子，问我道：

“您想必懂得法语吧？”

“懂得，”我答道，“不仅懂得法语，还知道您要找一个地方，它离这儿很远，时间又晚了，您还没吃饭，又没钱坐公共马车，您只要一个先令……但这一次我只能给您六个便士，因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讲这一切的。”

“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无恶意，“您也许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要上美国了，请您再加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吧。”

我无法拒绝，只得又给了他六便士。

这类先生中也有俄国人，例如，从前在高加索当过军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为生，一边非常熟练地讲些决斗、逃亡的故事，一边顺手牵羊，凡世上的一切，如旧衣服和拖鞋，夏天的卫生衣，冬天的帆布裤，童装，妇女的杂物，他能捞就捞，以致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恼火。俄国人募集了一些钱，打发他去阿尔及尔参加外国兵团。他在军队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证件，又挨家挨户讲他那些决斗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种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现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厌。伦敦使馆的俄国教士为他募捐，想打发他去澳大利亚。他们给了他去墨尔本的介绍信，还把他托付给船长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费。斯特列穆霍夫来与我们告别，我们给他置办了充足的行装，我给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给了他衬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时哭哭啼啼地说道：

“先生们，不论你们怎么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与一切生活习惯分手，但必须这么做……”

他吻了我们，热情地表示了感谢。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维多利亚河边什么地方住下，谁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个俄国军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责偷窃等等罪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以后过了四个月，我走过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没带伞，躲进了一个门洞里。我刚站住，一个瘦长条子打着一把破伞，也匆匆钻进了另一个门洞。我认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么，您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问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啊，这是您，我简直认不出您了，”他回答，声音虚弱，像快断气似的，“不，先生，不是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刚出医院，我在那儿躺了三个月，病得差点死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死。”

“在哪个医院？是圣乔治医院吗？”

“不，不在这儿，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哦，您怎么没走？”

“我误了第一班火车，搭第二班到达码头时，轮船已开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会儿，恨不得跳进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绍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船长走了，他不能等你一个钟头。’”

“那么钱呢？”

“他把钱留在牧师那里。”

“您当然把它们拿走了？”

“是的，不过毫无意思，我生病时把钱放在枕头下，都被人偷走了，这些混蛋！如果您能帮个忙……”

“不过在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个信差打架被关进了监狱，也是三个月。您没听说吗？”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么会听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当心，别在雨中着了凉，否则，又得进医院啦。”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海军和陆军的一些俘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仍留在伦敦。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来，为时已晚。其中有几个向大使馆要求保护，递了申请书，但是布伦诺夫男爵26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们的前途十分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时低声下气，有时横行霸道，在街上讨钱（在夜里十时以后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们，不禁会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从朴次茅斯港口的一艘军舰上逃走了；根据愚昧的法律（这是只对海军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强迫送回了船上。但有几个人得以脱身，从朴次茅斯步行到了伦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面貌和善，开朗，本来是个靴匠，据他自己说，他能做拖鞋，我替他买了工具，给了他一些钱，但是他没有生意。

这时加里波第正要带着自己的“共和号”前往热那亚，我请他把年轻人带去。加里波第接受了，讲定每月一镑工资，如果他干得好，还答应一年后加成两镑。水手当然满意，向加里波第预支了两镑钱，把自己的杂物搬上了轮船。

加里波第出发后的第二天，水手来找我了，他脸红红的，睡眼惺忪，眼皮有些浮肿。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先生，很不幸，我赶到时太迟了，船已经开走。”

“怎么会迟的？”

水手跪在地上，发出了不自然的啼哭声。但事情还可以挽回。轮船是驶往泰因河畔纽卡斯尔装煤的。

“我让你坐火车赶去，”我对他说，“但如果你这次又迟到，记住，那我就毫无办法，哪怕你饿死我也不管。由于到纽卡斯尔的火车票要一镑多，可我对你连一先令也不相信，因此我得派个熟人，今天夜里把你交给他，然后由他送你上火车。”

“我一辈子都要为您祈求上帝保佑！”

那个受我委托送他的人向我回复说，他已把水手送走了。

可是三天后，水手又带着一个波兰人一起来了，我见了他有多么惊奇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他吆喝，真的气得有些哆嗦了。

但是在水手开口以前，他的伙伴便操起不连贯的俄语替他辩护，弄得空气中尽是烟草、伏特加和啤酒的味道。

“您是什么人？”

“波兰的贵族。”

“在波兰谁都是贵族。您为什么跟这个骗子一起来找我？”

贵族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冷冷地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出现在我的屋里，这太奇怪了，我可以叫警察，马上把他赶走。

我看了看水手。三天与贵族的相处已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他没有哭，只是露出醉醺醺的蛮横表情望着我。

“我病得很重，先生。火车开走时，我真想不如死了还轻松一些。”

“你在哪里得的病？”

“就在上火车时，也就是在火车站上。”

“为什么不搭下一班火车？”

“我没有想到，再说，我也不会讲英语……”

“你的车票呢？”

“我没有车票。”

“怎么没有？”

“在车站上让给别人了。”

“那好，现在你去找别人吧，只是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再帮助你。”

“不过，请您……”那位“自由波兰地主”又插话了。

“亲爱的先生，我对您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想听您说什么。”

他咬紧牙齿，一边骂我，一边带着自己的入室弟子走了——大概又上酒店了。

再往下走一步。

也许，不少人会怀着困惑的心情问我，怎么还能往下走？……是的，而且是相当大的一步呢，只是这里太暗了，走路得当心。我没有舍尔歇的假正经，在我眼里，那个让基督和比若元帅在长诗中对话的人有了破门盗窃的英雄行为以后，倒是更有趣了。即使他撬过锁，偷过东西，他为此吃的苦只有上帝知道，何况又拖着脚镣干了几年苦工。不仅遭他偷窃的人反对他，整个国家和社会，军队，警察，法院，一切不必盗窃的正人君子和一切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非正人君子，都反对他。但另外还有一种窃贼，他们受到政府的奖励，上司的器重，教会的祝福，军队的保护，也没有警察的跟踪，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警察。这些人偷窃的不是手帕，只是谈话、信件和眼色。流亡者中的奸细是双料的奸细……罪恶和腐败的极端表现；他们正如但丁的卢息弗27，已处在最底层，再下去便得重新往上走了。

法国人是这方面最大的能人。他们善于把文明的形式、热烈的词句、良心纯洁和一丝不苟的道德说教、为人之道，与奸细的职业巧妙地融为一体。你如果怀疑他，他马上要与你决斗，绝不让步，十分英勇。

文明社会把失足的孩子送进了特务世界。德拉乌德、什尼、谢普28的回忆录，对研究这些污泥浊水是一大贡献。德拉乌德天真地写道，他为了出卖朋友，必须对他们使尽阴谋诡计，“就像猎人对付禽兽一样”。

德拉乌德是间谍中的亚西比德29。

他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思想激进，从外省到了巴黎，穷得像伊洛斯30，上《改革报》31社要求工作。他得到了一个职业，干得很不错，逐渐得到了报社的信任。他跨进了政治圈子，了解了共和派内部的各种活动，这样工作了几年，一直与同事们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二月革命以后，科西迪耶尔32在警察局查阅档案，发现德拉乌德一直在非常准确地向警察局提供《改革报》编辑部的情报。科西迪耶尔命令德拉乌德去见阿尔伯33，证人们在那里等候他。德拉乌德什么也没怀疑，到了那里，尽量拒不招认，后来看到无法抵赖，只得供认了向警察局汇报的事。现在问题是：把他怎么办？有的人想得完全正确，认为应该当场把他像狗一样开枪打死。阿尔伯比任何人都反对这么做，他不愿在自己的住所杀死一个人。科西迪耶尔把上了膛的手枪递给德拉乌德，请他自杀。德拉乌德拒绝了。有人问他，给他毒药怎么样？他也拒绝使用毒药。最后被送往监狱时，他从容不迫，还要了一杯啤酒喝。这是事实，是送他入狱的巴黎第12区副区长34告诉我的。

反动力量占据优势后，德拉乌德被释放出狱，他去了英国，但当反动派大获全胜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常常出入戏院和其他公共场所，俨然是一个大人物。这以后他便出版了《回忆录》。

奸细们时常在流亡者中间厮混，一旦露了马脚，给人识破，难免挨打，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一帆风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巴黎警察局了解伦敦的一切秘密。德勒克吕泽35到达的秘密日期，后来博肖36回法国的日子，警察都知道，以致他们刚下轮船，便在加来被逮捕了。普鲁士警察局长在法庭上天真地承认，一些共产主义者在科隆受审时37法庭念的文件和信函，也都是“在伦敦收买的”。

1849年，我认识了流亡的奥地利记者恩格兰德。他非常聪明，笔下很有锋芒，后来在科拉切克的年鉴38上发表过一系列生动的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这个恩格兰德在巴黎曾因所谓“新闻记者案”入狱。关于他流传着种种谣言，最后他本人来到了伦敦。这里的另一个奥地利流亡者赫夫纳医生在本国人中很得人心，他说，恩格兰德是在巴黎警察局领取薪金的，他入狱只是因为他违背了向法国警察当局效忠的誓言，同时从奥地利使馆领取薪金，这惹怒了法国人。恩格兰德生活阔绰，为此需要很多的钱，单靠一个警察局显然还不够。

德国流亡者们商量了再商量，决定把恩格兰德叫来查问，恩格兰德企图用笑话搪塞过关，但是赫夫纳铁面无情，于是那位与两个警察局挂钩的先生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噙着眼泪嚷道：“是的，我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接着把巴黎警察局长的信扔在桌上，信中讲得很清楚，赫夫纳也从他那儿领取津贴。

巴黎有个人叫尼德戈贝，也是奥地利流亡者，我是在1848年末认识他的。他的同志们谈起过他在维也纳革命时期一件非常英勇的行为。起义者缺乏弹药，尼德戈贝自告奋勇，从铁路把它运到了。他有老婆孩子，在巴黎生活很困苦。1853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非常拮据，一家人挤在索荷区一条最穷苦的小巷的两间小屋子里。他干什么都不顺利，后来开了一家洗衣作，由妻子和另一个流亡者洗衣服，他自己则送衣服，但是那另一个流亡者去了美国，洗衣作也停业了。

他想在商行里谋个职业，因为他并不笨，又有文化，应该可以挣大钱的，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国，若没有这种证明便寸步难行。我给他写了证明；由于这证明，一个德国流亡者奥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应为他出力，这个人名声不好，大家怀疑他与法国警察局有联系。

这时，雷海尔39送我的两个孩子到了伦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贝。我告诉了他大家对他的反映。

雷海尔大笑起来，他要替尼德戈贝担保，仿佛这是他自己一样，并指出他的穷苦，认为这是最好的驳斥。最后这一点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尔出门散步，回家很迟，心情不安，脸色苍白。他到我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准备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说道：

“您心里有事，别瞒着我！”

“对，您猜到了……但首先您得向我担保，决不告诉任何人。”

“可以，但这太没意思了，您应该相信我会凭良心行事。”

“我听您谈了尼德戈贝以后心里老不踏实，尽管我给了您保证，我还是决定亲自问问他，我去找他了。这几天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日子非常困难……我真不好意思与他谈这种事。我把他叫到街上，最后才鼓足勇气对他说：‘您可知道，人们警告赫尔岑，请他别管您的事，’我说，‘我相信这是谣言，但请您把事实澄清一下。’他没精打采地答道：‘谢谢您，但是这没有必要，我知道这谣言是怎么来的。我在饥寒交迫的绝望时刻曾想投靠巴黎警察局，向它表示我可以随时为它提供流亡者的消息。它给我寄来了三百法郎，但后来我什么也没向它报告。’”

雷海尔几乎哭了。

“听着，在他的妻子没有分娩和复原以前，我向您保证不泄露一个字。让他进商行办事，脱离政治圈子。但如果我再听到他有新的活动，仍与流亡者们保持着联系，我就得揭露他。让他见鬼去吧！”

雷海尔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正在用膳，尼德戈贝来了，他脸色苍白，情绪焦急。

“您可能明白，”他说，“我是下了决心才到这儿来的，除了您，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妻子过几个小时就要分娩了，屋里既无煤，又无茶，也没有一杯牛奶，没有一文钱，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的女人，也没有钱请接生的。”

他确实筋疲力尽，倒在椅上，用双手掩住了脸，说道：

“我还不如让子弹打穿脑袋的好，至少不致再看到这可怕的一切。”

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好心的帕维尔·达拉什，给了尼德戈贝一些钱，尽力安慰他。第二天，达拉什来告诉我，分娩很顺利。

正在这时，关于尼德戈贝与法国警察有联系的谣言越来越多了，这大概是他的仇人在兴风作浪。最后，维也纳著名的革命者和鼓动家塔乌泽纳乌40，那个曾经凭自己的一席演说使群众绞死了拉图尔41的人，逢人便说，他亲自看到了巴黎警察局的信，那是与钱一起寄来的。显然，揭露尼德戈贝对塔乌纳泽乌很重要，因此他亲自找我，向我证实这一点。

我的处境变得困难了。豪格这时住在我家里，但这以前我没向他透露一个字，现在再保持缄默就不好了，也有危险。于是我告诉了他，但没提到雷海尔，免得把他牵涉进这场戏剧，因为它的第五幕很可能要在违警罪法庭或老贝利上演。我以前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肉汤沸腾了”42，我好不容易劝住了豪格，才使他没有到尼德戈贝的顶楼去冲锋陷阵。我知道，尼德戈贝要带着抄正的稿件来找我，因此劝豪格等他到来。豪格同意了，一天早上，他气得脸色煞白，冲进我屋里对我说，尼德戈贝在下面。我赶紧放下纸笔下楼。两人已经闹开了，豪格在嚷嚷，尼德戈贝也在嚷嚷，双方的话越讲越激烈。尼德戈贝的脸被愤怒和羞愧扭歪了，面色很难看。豪格情绪激动，连话也说不连贯。这么争吵不休，只能打破脑袋，不能打破哑谜。

“先生们，”我突然插了进去，“请你们停一下，听我说。”

他们住口了。

“我看，你们这么急躁只能把事情弄糟；争吵以前应该先把问题弄清楚。”

“我是不是奸细这个问题？”尼德戈贝嚷道，“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向我提出问题。”

“不，我要向您提出的不是这个问题；有一个人，而且不仅他一个人，指责您从巴黎警察局拿了钱。”

“这个人是谁？”

“塔乌泽纳乌。”

“这是个坏蛋。”

“这与事情无关；您拿过钱没有？”

“拿过。”尼德戈贝说，勉强保持着镇静，看了看我和豪格的脸。豪格气得浑身直哆嗦，哼哼哧哧的，又开始咒骂尼德戈贝。我拉住豪格的胳臂，说道：

“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

“不，不仅这一点，”尼德戈贝答道，“你们还应该知道，我从未写过一个字陷害任何人。”

“这只能由与您联系的皮埃特利43来证明，可是我们不认识他。”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当成被告吗？为什么你们认为我应该向你们证明我的清白？我的人格是任何人不能贬低的，它不凭什么豪格或者您的话来决定。我的脚决不再踏进这幢房子。”尼德戈贝最后说，高傲地戴上帽子，推开了门。

“这一点可以悉听尊便。”我对着他的背影说。

他猛地关上门走了。豪格要去追他，但我笑笑，拦住他，套用了西哀士44的一句话：“今天的我们也与昨天的我们一样，去吃早饭吧！”

尼德戈贝立即去找塔乌泽纳乌。那位身强力壮、红光满面的西勒诺斯45（关于他，马志尼曾说过：“我总觉得他曾在橄榄油里煎了一下，没把油擦干净。”）还在床上。门突然打开，在他还没睡醒的浮肿的眼睛前面出现了尼德戈贝。

“你对赫尔岑说，我从巴黎警察局拿了钱？”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你拿了钱。”

“尽管你也知道，我没有密告过任何人？！记住，这就是我给你的答复！”说罢，尼德戈贝便朝塔乌泽纳乌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转身便走……西勒诺斯勃然大怒，决心回敬一下，马上跳下床，抓起便壶，利用尼德戈贝下楼的机会把便壶里的东西全部泼在他头上，一边说道：“记住，这是我给你的答复！”

这个尾声令我捧腹大笑。

我对豪格说：“瞧，我拦住您没有错。不论您能干什么，您不会朝皮埃特利这个不幸的同谋者头上泼这种东西，他下次再不敢拿钱啦。”

事情似乎应该以德国人的这场自相残杀结束了，谁知这个尾声之后还有个尾声：有位先生名叫文特斯伯格，据说是个善良而正直的老人，出面为尼德戈贝圆场。他召集一些德国人开会，也邀请了我，因为我也是一个谴责者。我给老人回信道，我不想到会，因为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便是尼德戈贝当着我的面向豪格承认，他拿过巴黎警察局的钱。文特斯伯格对此很不高兴，又写信给我道，尼德戈贝确实犯了错误，但良心是干净的，还把尼德戈贝给他的信附给了我。尼德戈贝除了别的事还谈到我的行为有些古怪，他说：“赫尔岑早已从雷海尔那里得知了这些钱的事，但在塔乌泽纳乌提出指责以前不仅保持沉默，而且在那以后还给了我两镑钱，又在我妻子分娩时派人去请医生，并且负担了医药费！”

多谢！

1 选自《往事与随想》第五册。——作者注按：这是指赫尔岑生前编定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第五册未最后编定。这条注是本章在《北极星》第八集（1869年）上发表时加上的。

2 183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去世后，由他的女儿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但遭到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反对。唐卡洛斯发动了“拥护卡洛斯运动”，成为王位觊觎者，不断策划争夺王位的战争。1855年，唐卡洛斯去世，他的儿子蒙特莫林伯爵继续领导卡洛斯运动。1861年，蒙特莫林也死了，他最小的兄弟唐胡安又继续争夺王位，成为第三个王位觊觎者。

3 法国革命组织的代号。

4 在伦敦郊外温莎附近，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菲力普逃亡至英国，居住在这里，1850年他去世后，他的家属仍留在这里。

5 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6 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拿破仑近卫军出身，被誉为军事学家。

7 法国政治家，早年游历美国，目睹过奴隶制度的惨状，后来成为忠诚的废奴主义者。

8 据《圣经》传说，一个名叫苏珊娜的女子拒绝了两个长老的追求，被他们控告行为不端，因而判了死刑，但先知但以理重行审理此案，证明了她的无辜，给予昭雪。《圣经》外经中有《苏珊娜传》。

9 1859年8月拿破仑三世发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各种政治犯。

10 哈夫洛克（1795—1857），英国军人，在驻印度英军中工作。1857年印度军队发动叛乱，遭到了哈夫洛克的残酷镇压。

11 朱利安（1812—1860），法国乐队指挥及歌剧作者，1840年起在伦敦指挥乐队，名声大噪，写有《哈夫洛克的胜利》等乐曲。

12 以上都是伦敦的娱乐场所。

13 罗西尼是意大利歌剧家，瓦格纳是德国音乐家，这里是说意大利在歌剧界的领导地位将让位给德国。

14 瓦格纳的一部歌剧。

15 一种来源于波尔卡舞和玛祖卡舞的三拍子舞曲。

16 法国流亡者，曾给赫尔岑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

17 尚伯丁、帕马、纽茨等都是法国一些著名葡萄酒的名称。“彗星”是高级酒的标志，法国人认为在彗星年酿制的酒特别香。

18 参与镇压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19 两种纸牌戏的名称。

20 “老头子”是指科苏特。普尔斯卡娅即弗朗茨·普尔斯基的妻子。

21 拉格伦（1788—1855），英国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胳臂。

22 圣阿尔诺（1798—1854），法国元帅，拿破仑三世的陆军部长。

23 奥默-帕夏（1806—1871），奥地利军官，后参加土耳其军队，被提升为将军。

24 古罗马神话中家庭和祖国的守护神。

25 古罗马城创建时期的一条大道，在市中心，这里是借用。

26 当时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7 在但丁的《神曲》中，魔王卢息弗处在地狱的最底层——第九层，过了这里又可走进光明的世界了，因此卢息弗既是黑暗之王，又是明亮之星。

28 都是法国著名的暗探，曾在各个革命组织刺探情报。他们都写有回忆录。

29 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聪敏过人，但奸诈狡猾，自私自利，后投奔斯巴达，使雅典军队受到重大损失。

30 古希腊神话中的乞丐。

31 法国共和派左翼机关报，对二月革命起过重要作用。

32 法国共和派革命家，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至英国。

33 阿尔伯（1815—1895），亚历山大·马丁的化名，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临时政府的成员。

34 即前面讲到过的法国流亡者博凯。

35 德勒克吕泽（1809—1871），法国革命者，激进共和党人，1849年流亡在英国，1853年秘密回国时被捕，送往圭亚那囚禁。他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重要领导人，1871年战死在街垒上。

36 博肖（1820—？），法国革命家，1849年六月示威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到英国。1854年潜回巴黎时被捕。

37 1852年普鲁士警察局策划了一次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审讯，把以前捕获的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提交法庭审问，企图以叛国罪对他们判刑。这完全是普鲁士当局策划的一次阴谋，马克思为此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38 所谓年鉴（《德意志年鉴》）应是科拉切克所主编的那份月刊。

39 德国音乐家，赫尔岑的好友。

40 塔乌泽纳乌（1808—187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维也纳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41 拉图尔（1780—1848），奥地利陆军部长。1848年维也纳爆发革命时被人民群众绞死。

42 这本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行诗，由于当时的一个俄译本用词欠妥，原文“布留尼（攻打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统帅）大怒”便可解作“肉汤沸腾了”，一些文学界的人士以此取笑，每逢有人发怒时便说“肉汤沸腾了”，带有幽默意味。

43 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44 法国资产阶级法学家。

45 希腊神话中一个粗壮短小、秃顶、扁鼻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