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和低潮1 （1858—1862） 1

……早上十时，我听见楼下传来了粗重而不满的声音：

“你就通报一个俄国上校求见好了。”

“先生早上从不会客，也……”

“明天我就走了。”

“请问贵姓，先生……”

“你就说一位俄国上校。”上校提高了一点声音。

朱尔觉得非常为难。我走到楼梯口，从上面问他：

“您有什么事？”

“这是您吗？”上校问。

“对，是我。”

“先生，请吩咐放我进来。您的仆人不让我进屋呢。”

“对不起，请进屋吧。”

上校有些生气的脸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进书房，突然摆出庄严的姿态，对我说道：

“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过伦敦，我认为我有义务来拜访您。”

我顿时觉得好像我成了将军，指指椅子说道：

“请坐。”

上校坐下了。

“在这儿要耽搁多久？”

“明天就走。”

“到了很久了吧？”

“整整三天。”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您知道，这儿语言不通不好办，真是如堕五里雾中。我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十分欣慰，也代表许多同志谢谢您。您出版的东西使我们获益匪浅：它们包含着许多真理，有时简直叫人捧腹大笑。”

“非常感谢，这是在国外所能得到的唯一奖励。您收到很多我们的刊物吗？”

“很多……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读它，简直把书都读破了，读烂了，有的人还爱不释手，甚至抄录下来。有时我们集合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评论……我想，您对一个军人和真诚的崇拜者讲话这么直率，不会计较吧？”

“说哪儿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反对言论自由的。”

“我们中间常常这么说：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说，我们对苏霍扎涅特能说什么？对不起，闭上你的嘴巴！还有那个阿德勒贝格呢2？但是您瞧，您离开俄国太久了，您对它已不太清楚，我们总觉得，您对农民问题看得太重要了……它还不成熟……”

“是吗？”

“真的……我与您完全一致，不错，他们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样，您可以相信这一切，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还没到时间。”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要知道我们的农夫懒得不像话……当然啦，他们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懒惰。一下子解放了，他们就不想干活，不想种田，非得饿死不可。”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您是上校，谁也不会要您给俄国人民供应粮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驳中，我讲的这句话是上校最没料到的。

“这当然，从一方面看……”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担心；难道他们因为给自己播种，不给地主老爷播种，便真的会饿死不成？”

“请原谅，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不过我觉得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太多了……我得告辞了。”

“我非常感谢您的访问。”

“对不起，别送了。啊，我的马车呢？府上实在太远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让这个美好的场面作我们光辉灿烂、繁荣兴旺的时期的起点。类似这样的场面曾一再出现；不论我住得离伦敦西区多么远——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论我每天上午怎么闭门谢客，都没有用。我们成了时髦人物。

那时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现在许多人却愿意不惜代价，要从记忆中——即使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至少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访问的痕迹……可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时髦人物，在一本旅游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间。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那时旅游者极少。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4

没有人写信给我。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从家里来的、多少还算熟悉的朋友。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写过与他的会见。5他的到达对我说来仿佛是追荐亡人的星期六，我设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两人的心情像在参加葬礼。但真正衔着橄榄枝飞回方舟的鸽子6不是他，而是b医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后第一个来找我们的俄国人，那时我住在里士满的乔姆利洛奇，他总是惊讶不止，为什么它这么念，却要写成cholmondeley lodge。8谢普金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他自己的心情也闷闷不乐。b却从早到晚笑个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齿。他的消息充满了希望，正如英国人说的，充满了“乐观精神”——自从尼古拉死后，俄国便沉浸在这种乐观气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国严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条明亮的光带。确实，他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身体不好，但它们都消失在全社会生气勃勃的明朗画面中了，他本人便是这画面的一个写照。

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有时插几句问话，查询一下细节……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明白，或者估计到了他那些话对我的重大价值。

三年来的伦敦生活使我厌倦透了。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么效果，而且我独自一人，与任何亲切的环境隔绝了。我和切尔涅茨基一页一页地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小册子和书本一捆捆堆在特鲁布南的地下室里，几乎看不到把它们运过俄国边界的任何可能性。我不能不继续干，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线，古代日耳曼人迁移时随身携带的老家的家徽。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里踏实，有了武器。但是尽管这样，得不到反应的劳动使我厌倦，我的手放下了。信心一分钟一分钟在减少，它寻找着转机，但不仅找不到它们，而且听不到家里来的一句同情的话。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尼古拉的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从远处是很难看清的，必须身临其境。现在b便体现了这一切，他证明，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有其事，大船动了，开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脸……便能相信他讲的一切——这样的脸在俄国已好久没有看到了……

俄国人所不习惯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听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时不禁脱下丝绒睡帽，像虔诚的西面10那样说道：“现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长的阴雨之夜以后，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这样，格拉诺夫斯基死了……

……确实，我十三岁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穿着厚毛条纹夹克衫的孩子，与另一个“图谋不轨的孩子”（只是小一岁）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里，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周围也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后来又经历了监狱和流放，经历了异国的流亡生活，经历了革命的覆灭和反动的高涨，加上家庭的不幸，终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国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这个唯一的发言工具。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阳落山了12，带走了少年时期的誓言……现在它经过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之后又升起了。

现在怎么能无所事事，安心睡觉……应该工作！于是我以双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劳动不再毫无收获，不再沉没在寂静的原野中了，从俄国传来了响亮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支持声。《北极星》被争先恐后地阅读。俄国人不习惯的耳朵终于适应了自由的言论，迫不及待地聆听着它英勇顽强的声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讳的勇气。

1856年春季，奥加辽夫来了；过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钟》第一期出版了。没有相当近的周期性，就没有刊物和读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书会留下，报刊却会消失，但书是留在图书馆中，报刊却是消失在读者的脑海中，由于不断的反复，它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变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当读者开始忘记它的时候，新的一期又来了，那是永远不怕反复的，它既提示旧的，也补充新的。

确实， 《警钟》的影响在一年中远远超过了《北极星》。在俄国， 《警钟》满足了对没有经过书报审查制度摧残的刊物的需要。年轻的一代向我们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写来了催人泪下的信……但是支持我们的不仅是年轻的一代……

“《警钟》就是权力。”卡特科夫13在伦敦对我说，真有些谈虎色变；接着他还告诉我，它便放在罗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农民问题上作参考……在此之前，这么讲的还有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萨马林，卡韦林15，开明派的将军们，五等文官中的开明人士，渴望进步的宫廷贵妇人，爱好文学的侍从武官；连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样，总是匍匐在一切权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钟》，仿佛刚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对全面胜利而言，只是还缺少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场了。1858年还没过去，我们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诉书》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论家那么高傲而冷酷，像大公无私的法官那么铁面无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龙一样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从我头顶浇下18。这位官僚制度的圣茹斯特的手法使我惊讶。而现在……过了七年19，经历了米哈伊尔时期20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

“您打算许他当什么官呢？”

“部门副长官。”

“他不会来当您的副长官。”戈尔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钟》问题只得听天由命，让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讯却从俄国各个角落雪片似的飞来了。大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大发牢骚，有的竭力表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怀着满腔愤怒写的，它们大声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信抵得上几十篇“习作”，就像有时一次访问比所有“俄国上校”的访问更有价值。

一般说来，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没有事实，但写得热情洋溢，娓娓动人，一类则像上司的鼓励或首长的训诫，还有一类则包含着外省的各种重要消息。

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务员的优美笔法写的，开头几乎总有一段更优美的序言，它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强烈的谀词。“您给俄国文学，不妨说，也给俄国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您第一个从伦敦的讲台上公开抨击骑在我们善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您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您不知道，在我们祖国遥远的地方，多少颗心在对您的爱戴和感激中跳动……

从炎热的科尔西达27到冰雪地带

……到偏僻的奥卡河，到克利亚济马河或某某省。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唯一的保护人。除了您，谁能够揭露恶魔——从称号和地位说来都处于法律之上的恶魔，如我们（税务局、刑事法庭、皇室地产管理局等等）的长官（名字、父名和姓，官衔）。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靠在衙门当差，巴结奉承，从下层爬到了长官的位置，还保持着从前敲诈勒索的粗暴作风，从不拒绝霍万斯基公爵28签发的感谢信（像我们这里的老人常说的）。这暴君的贪赃枉法在周围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们像怕地狱一样怕税务局，他不仅对我们，对科长也不讲情面。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养了一个寡妇（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衔）作诱饵，我们都称她外省的明娜·伊万诺夫娜29，因为在税务局里，通过她的手什么事都办得成。但愿《警钟》嘹亮的声音能惊醒这个暴君，使他幡然悔改，离开灯红酒绿的生活，离开四十岁的希罗底30的怀抱。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们准备向您提供丰富的材料：在我们这里，天才的《钦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说的‘戴小圆帽的猪’31是相当多的。

“又，以您无与伦比的笔调，您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但是请您别忘了写那位治安保卫队的中校队长，他在12月6日参加贵族团长的舞会（他从市长那里来，已有些醉了），席终时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官员们的夫人和女儿的面大放厥词，仿佛在生意人的澡堂里和市场上，不是在最有教养的贵族团长的客厅里。”

除了这种描写长官和长官夫人的生活秘密和中校队长的酗酒丑相的信，也有充满诗意、毫无企图、毫无意义的信。这些信我大多销毁了，或者分赠了朋友，不过也留下了几封，在这部分结束时，我得谈谈它们，以飨读者。

其中最好的一封显然是一位青年军官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写的，信一开始是些客套，称我“亲爱的先生”，显得非常谦虚和客气……慢慢脉搏加快了，先是劝导，接着是告诫……热度逐渐上升，到了第四页（大型信纸），我们的友谊已突飞猛进，这位陌生人连连称我“亲爱的，亲爱的”；最后，勇敢的军官说道：“我这么坦率地给你写信，是因为我衷心爱你。”读着这信，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人吃过晚饭，坐在那儿一边写信，一边喝烧酒……酒瓶逐渐空了，他的心却逐渐满了，友谊逐渐增长了，随着最后一口酒咽入肚里，好心的军官便爱上了我，要改造我，爱我，拥抱我……军官，军官，只要您把嘴巴擦干净，我对我们如此迅速建立的、背对背的友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不过，谈到军官，我得说，在访问我们的人中，最富有同情心、精神最健全的是军官。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大多不太单纯，神经过敏，喜欢舞文弄墨，炫耀才华。军人就比较朴实，单纯，他们觉得自己受的军官教育并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似乎不太好，因此争取上进，要努力学点什么。实际上，他们的教养根本不比别人差，而且根据精神反抗的伟大规律，他们在兵团专制统治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好独立自主的心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军官世界中出现了严肃的新动向，这从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等人的被处死，波捷布尼亚的战死在沙场，以及克拉索夫斯基和奥布鲁切夫的被流放服苦役等，32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然，从那时起，也有许多许多人掉转了车辕，开始接受理性和军事法规的约束，这是不足为奇的……

顺便谈谈变节问题。军官中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与非常高尚和纯洁的谢拉科夫斯基33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看过我，临走时，他把我叫到花园中，紧紧拥抱着我，说道：

“如果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需要人帮忙，那么请记住，我是无条件忠于您的……”

“请保重自己，保护好那些充满在您心中的感情，永远不要让自己走进反对人民的行列中。”

他挺起了胸膛。“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您什么时候听到我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要宽恕我，请您写信向我直接指出，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事……”

……谢拉科夫斯基负伤被捕后，已给送上了绞刑架，那时到过伦敦的年轻人中，有些也已退伍，飘零各地……我只看到一个名字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我那位热情的年轻人的名字。不久前他在矿泉疗养地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便向他咒骂波兰，赞美政府；看到谈话不太融洽，将军醒悟了，说道：

“哦，您大概还没忘记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愚蠢的幻想……记得我们在阿尔法路34上的谈话吗？多么幼稚，多么没意思！……”

我没有写信给他——为什么要写呢？

2

……在水兵中也有出色的、很好的人，不仅弗·卡普35从纽约写信给我时提到的那些优秀的青年人，而且在年轻的海员和海军准尉中，一般说来，也出现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力量。特鲁韦勒的例子对我们的思想是最好的注解。36

……我与海军部门打过一次交道，很有意思。一个舰长带了他的海军大尉和其他几个军官来看我，甚至邀请我到他们船上参加一个命名日的酒宴。在酒宴前两天，我得悉他船上的一个水兵因为偷偷喝酒被打了一百鞭子，另一个水兵因为开小差，也将遭到鞭打。我给舰长写了下面这封信，直接寄往船上：

“亲爱的先生：

“您到过我这儿，我认为您的光临是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原则表示的支持，直到现在我依然这么想，因此我愿意就一个情况与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情况使我们深感忧虑，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互相理解。

“日前我与特霍热夫斯基谈话时从他那里得悉，在您指挥的军舰上，水手们经常遭到残酷的鞭打。同时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个不幸的水兵企图逃跑，被英国警察抓获（把水兵当作奴隶，这种法律很糟糕）。

“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法律要求您执行它暴虐的规则，如果您不执行这些天然违背一切人性的条文，您便得承担什么责任吗？在我国陆军和海军的各种野蛮荒谬的规则中，据我所知，它们并未把不经法庭审问便处以体罚作为长官必须履行的职责，相反，它们还尽量限制长官任意惩罚的权利，限制鞭打的数目。即使假定您实行鞭打是因为相信它是正义的，但如果这样，您想，我们作为一切专制、暴力、首先是体罚的公开敌人，与您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该怎么解释您的访问呢？

“我的信可能使您觉得奇怪——我们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可能还鲜为人知，但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切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应该随时受到揭露，如果他们的良心沉睡不醒，我们的《警钟》就得行使闹钟的任务。

“但愿您能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必非得在刊物上重复我们的劝告不可。请您理解，奥加辽夫和我都希望我们能再度向您伸出我们的手，但是在您的手没有扔下皮鞭以前，我们不能这么做。

写于富勒姆派克大厦。”

对这封信，舰长答复如下：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的信收到了，我得承认，这对我是不愉快的，这不是因为我怕我的名字出现在《警钟》上，只是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所十分尊重的一个人会对我怀有反感。

“如果您了解您在信上谈得那么激烈的那件事的实质，您就不致向我提出那么多的指责了。只要您能指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让我可以见到您，我就可以向您解释一切，并提出您能相信的证明。

“请接受……

写于布莱克沃尔绿旱码头。”

我的答复如下：

“亲爱的先生：

“请相信，我非常痛心，不得不向您提出令您不愉快的事，但是请您理解，消灭体罚的问题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俄国士兵和农民只有在不再遭受鞭打的时候才能自由地呼吸，他们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体罚对被惩罚者和惩罚者具有同样的腐蚀作用，它使前者丧失人的尊严，而使后者丧失人的同情心。您不妨看看地主特权和军警肉刑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我国已形成整整一批刽子手，一个刽子手的阶层——妇女、孩子、姑娘都在用树条和棍子，拳头和靴子殴打仆人。

“12月14日的战士们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指出，社会的成员必须在家庭中禁止体罚，在军队中消灭体罚，不再靠它来进行管理。冯维辛37在佩斯捷利的影响下向团长们发布了逐步消灭体罚的命令。

“这罪恶在俄国已根深蒂固，要彻底消灭它不能慢慢来，必须一下子予以铲除，就像对待农奴制度一样。您这类担任各单位指挥官的人，理应发挥高尚的表率作用。这也许是困难的，但那算得什么呢？何况还涉及荣誉问题。如果我可以指望我们的通信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将为此感激不尽，认为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我的安德烈勋章。

“还有一句话。您说，您可以向我说明这件事的情况，也就是证明惩罚是正当的。这依然一样。我们无权怀疑您的正直。如果您的水兵遭到了不公正的惩罚，我们怎么还会给您写信呢？但是体罚即使在按照鞑靼日耳曼法律观念说来无可非议时，它依然是应该消灭的。

“请让我相信，您知道我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也了解我为什么写信给您。我觉得您可以在您的军舰上实行这种改革，然后其他军舰仿效您，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开端。您将给俄国人作出榜样，证明古老的斯拉夫血统对人民的苦难，比彼得堡更充满同情心。

“我讲了我心中想讲的一切，但愿我的话多少打动了一颗心。我希望您一切顺利。”

……我没有出席酒宴。许多人认为我做得很对，尽管舰长和他的大尉具有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不提防万一。我不相信这一点，也从来不信。1862年后，我当然不再踏上俄国军舰，但那时穆拉维约夫-卡特科夫时期还没到来。

庆祝没有搞成。我们的通信打乱了一切。据说，体罚的罪魁祸首不是舰长，是海军大尉。一天深夜喝醉酒以后，他曾闷闷不乐地说：“这是命中注定，有的人老是鞭打士兵，可是啥事也没有，我难得严厉一些，用了刑罚，可马上给人抓住了把柄……”

……1862年底以前，我们的情形便是这样。

遥远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不祥的迹象和乌云……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身边38，这几乎是我们整个生活中唯一的政治灾难。

3．1862年

……也是早上十时，我听到了外人的声音，但不是军人粗重而严峻的嗓音，这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她怒冲冲的，有些神经质，似乎还含着眼泪：“我必须见到他，非见到不可……见不到我就不走。”

接着进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或者小姐，我以前见到过她两次。

她站在我面前，凝神望着我的眼睛，她的面貌是忧郁的，脸颊发烧；她匆匆道了歉，然后说道：

“我刚从俄国，从莫斯科回来；您的朋友，那些爱您的人，托我对您说，问您……”她突然住口，似乎讲不下去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难道您，我们这么热烈地爱着的您，您？……”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或不是——您参与了彼得堡的纵火事件39吗？”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骂您……至少都在说，您了解这个恶毒的阴谋。”

“真是胡言乱语，您居然认为这是真的吗？”

“大家都这么说！”

“这大家是谁？是那个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40吗？”（我一时还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热烈地爱着您的人——为了他们，您必须证明您与这事无关，他们为您痛苦，他们等待着……”

“您自己相信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找您，我等待着您的说明……”

“首先请您冷静一些，坐下来听我说。如果我秘密参与了纵火案，为什么您以为，只要您向我一问，我就会把真相告诉您？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相信我……最好请您谈谈，我写的一切中有什么地方，有哪一句话，可以证实这种荒谬的指责？要知道我们不是疯子，以致会怂恿俄国人民在旧货市场上放火！”

“那为什么您不讲话，不公开声明您无罪？”她提出，眼睛里露出了思考和怀疑的神情，“您可以在报纸上申斥这些坏蛋，说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吃惊，您不同意这种做法，或者……”

“或者什么？唉，够了，”我对她说，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尔台41的角色啦，您没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这种谰言，您应该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应该加倍害羞，至于我们，我们甚至羞于为这种事辩护，更不想给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们的罪名，这些人目前正处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们很可能与所谓纵火案毫无瓜葛，就像我们和你们一样。”

“那么您坚决不想为自己辩白？”

“不。”

“那叫我怎么给那边写信？”

“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们。”

她从口袋里掏出最近一期《警钟》，念道：“在我们身旁发生的灾难的火海意味着什么？这是疯狂的破坏之火，还是用火来洗净一切的惩罚？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这样的手段，这又是些什么人？对于一个不在那儿的人，当他把眼睛转向那块包含着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无声的火光的时候，他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些可怕的、晦涩的句子，它们不能说明您有罪，也不能说明您无罪。请您相信我，您应该出来澄清事实，否则，请您记住我的话：您的朋友们和您的支持者便会离开您。”

……正如“俄国上校”是我们的成功的鼓手长，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尔台成了我们与舆论决裂的宣告者，而且是双边的决裂。一边，反动分子抬起了头，称我们为恶魔和纵火犯，另一边，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我们，仿佛我们已掉了队。我们蔑视前者，对后者感到遗憾和伤心，我们知道，无情的生活浪潮会卷走游得太远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边。

谣言越传越多，不久就登上了报纸，扩散到了全俄国。于是我们的刊物成了众矢之的，开始受到围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样给报纸的造谣诬蔑弄得大惊失色，因为这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学一下子掉转枪口，变成了警察秘密侦查和暗探通风报信的文学。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农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头脑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干脆对政治鼓动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向往过去的平静生活，对必须花这么多力气取得的酒菜丧失了食欲。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毅力有限，我们的忍耐却是无限的！

自由主义的七年耗尽了激进情绪的全部潜力。从1825年起蕴藏和蓄积在头脑中的一切，在兴奋和欢乐中，在对未来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废的农民解放，对神经衰弱的人说来，却好像俄国已走得太远，也太快了。

那个时候，激进派正在兴起，理论上也如火如荼，越来越显露头角，使本来就惶恐不安的社会更加提心吊胆。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趋向极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温和发展观念的人，又是画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纷纷逃避，躲进了破旧肮脏、但业已习惯的警察的保护伞下。大学生轻举妄动，地主却不习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两军对峙，势必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会舆论刚有些生机，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却怂恿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动。

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站在反动的污泥中，我们做不到，在它之外，又找不到一块土地。我们像童话中无所适从的勇士，站在十字路口等待。朝右走便得失去马，但自己可以保全；朝左走可以保全马，但自己会完蛋；朝前走，大家都会离开你；朝后走，这已经不可能，那儿的路已长满了青草。但愿出现一个魔法师或隐修士，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的朋友，尤其是俄国人，星期日晚上往往聚集在我们屋里。1862年，后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商人和旅游者，新闻记者和各个部门（尤其是第三厅）的官员，纷纷前来参观博览会42。进行严格的选择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得未雨绸缪，要求熟悉的朋友换在别的日子聚会。但伦敦的星期日是虔诚而枯燥的，这常常可以使人放松警惕。

这些星期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灾难。但是在我谈这事以前，我先得介绍两三个出现在奥塞特大厦43简陋客厅中的我国特有的怪物。毫无疑问，这些从俄国来的活珍品比世界博览会上的俄国部分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胜。

……1860年，我收到了一封从干草市场的旅馆寄来的俄文信，写信的是几个俄国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44手下办事的，公爵秘密离开了俄国，“公爵本人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打发我们走另一条路。公爵吩咐我们等他，给了我们几天的生活费用。现在已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公爵的消息，但是钱用完了，旅馆老板很生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一个人会讲英语。”他们无计可施，因此要求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去看他们，解决了这件事。旅馆老板认识我，答应再等一星期。

五天以后，一辆豪华马车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着，驶到了我的大门口。我关照过仆人许多次，哪怕来的人坐着四匹马拉的马车，哪怕他说他是公爵，我上午反正不会客，但是我无法战胜他对贵族的马车和称号的景仰之心，何况这一次这两大优势兼而有之，因此过了一分钟，一个身材魁梧、肥胖，仪表堂堂，脸型像亚述人面牛45的绅士，便扑到了我身上，抱住我，为我照顾他的仆人向我表示感谢了。

这是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旧俄国残存的这种性格鲜明的大阔佬，我们祖国的这种活标本，我已好久没见到了。

他立刻跟我海阔天空谈了起来，那些事简直不像真的，但事实证明都是真的：他怎样吩咐一个世袭兵替他抄《警钟》上的一篇文章，怎样跟自己的妻子分手，世袭兵怎样向警察局告发他，妻子怎样不给他寄钱，沙皇怎样把他放逐到科兹洛夫，不准外出，这样，他决定逃出俄国，带着一个年轻小姐，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个男管家，一个教堂领唱人和一个女用人，越过了摩尔达维亚边境。在加拉茨，他又弄到了一个仆人，这人可以结结巴巴地讲五种语言，但他觉得这人像个奸细……接着他又对我说，音乐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在伦敦举办演唱会，因此希望认识奥加辽夫。

“这儿英……英国的税务机关收税可不……不轻呢。”结束他的高谈阔论以后，他又有些口吃地说道。

“对商品也许这样，”我说，“但对旅游者，税务机关是非常客气的。”

“我看不尽然，我就为我的鳄……鳄鱼付了十五先令呢。”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鳄……鳄鱼就是鳄……鳄鱼呗。”

我睁大了眼睛，问他：

“公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不带护照，却带了一条鳄鱼旅行？打算用它在边境上吓唬宪兵不成？”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亚历山德利亚散步，一个阿拉伯小家伙在出售鳄……鳄鱼，我看了喜欢，就买下了。”

“没有把这个小阿拉伯人也一起买下吗？”

“哈哈！没有。”

一星期后，公爵已住进了波切斯特街的一幢大房子，这是全城租金昂贵的一个区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违反英国人的习惯，命令从早到晚把大门敞开，那辆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的马车，也永远停在门口。他住在伦敦就像住在科兹洛夫，住在坦波夫一样。

当然，他没有钱，那是说，他只有几千法郎，只够应付伦敦生活的海报和扉页；这些钱他立刻花得一个不剩，但已经造成了假象，可以让他在今后几个月逍遥自在地过日子，这多亏了英国人的愚昧轻信，直到今天全欧洲的外国人还没能使他们吸取教训。

但公爵一帆风顺……音乐会开始了。海报上公爵的头衔使伦敦人惊讶不止，第二次音乐会便挤得满满的（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圣詹姆士大厅）。音乐会成绩辉煌。这支合唱队和乐队，戈利岑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这是他的秘密，总之，音乐会不同寻常，非常出色。俄国歌曲和祈祷，喀马林民间舞曲和日祷赞美诗，格林卡46的歌剧片断和福音主祷文，一切都不坏。

夫人们尽情欣赏着满脸肥肉的亚述神怎样庄严地、优美地举起和放下那支象牙指挥棒。老妇人们想起了尼古拉皇上的运动员身材，当年他主要是以自己那条白得像俄国冰雪的、绷得紧紧的骑兵近卫军紧腿裤，征服了伦敦的闺阁名媛们。47

戈利岑还想方设法把这成功变成了大肆挥霍的机会。他陶醉在掌声中，音乐会的第一部分一结束，他便派人购买花篮（别忘了伦敦的价格），到第二部分开始前，他已站在台上，两个穿镶金边饰制服的仆役抬着花篮走上舞台，公爵便向女歌手和合唱队员表示感谢，赠给每人一束鲜花。于是这位贵族指挥家的优美风度赢得了观众响亮的掌声。我们的公爵一下子变得高大了，满面春风，音乐会一结束，马上把所有的乐师和演员请去用夜宵。

在这件事上，除了伦敦的价格，还必须知道伦敦的习惯：如果早上没有预定，在晚上十一点钟是到哪里也找不到五十来人的夜宵的。

亚述神便带着这支音乐大军，在摄政王街上敲着一家家餐厅的大门，敲到最后，终于有一位老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开了门，端出了冷牛肉和热葡萄酒。

后来音乐会玩弄了形形色色的花招，甚至还带上了政治倾向：它每次都要演奏“赫尔岑圆舞曲”，“奥加辽夫四组舞曲”，接着还有“解放交响曲”；但这些乐曲哪怕今天，公爵也可以拿来招待莫斯科人，不会因为离开英伦三岛而失去任何魅力，只要改变一下它们的名称即可，这不费吹灰之力，例如可以称作“波塔波夫圆舞曲”，“明娜圆舞曲”，以及“科米萨洛夫组曲”等48。

但是尽管风靡一时，公爵却没有钱，付不出账。伙食供应商不免口出怨言，家族内部也开始酝酿斯巴达克起义。

……一天早上，公爵的左右手（他的大总管，但自称为他的秘书）带着他的“摄政王”（但不是奥尔良公爵菲力普的父亲49，是一个淡黄头发的二十二岁的俄国小伙子，乐队的管理员）来找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们有事找您。”

“发生了什么？”

“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欺侮我们，我们想回俄国，要求他付清工资；请您主持正义，为我们讲讲话。”

我一下子感到了祖国的气息——它像俄国浴室的蒸汽一样包围了我……

“为什么你们要求我来干预这事？如果你们有正当的理由提出申诉，这里的法院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它不会偏袒任何公爵或伯爵。”

“我们确实听到过这一点，但何必上法院呢？您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件事。”

“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呢？公爵会对我说，我干预了不该干预的事；我只能碰一鼻子灰。你们如果不想上法院，可以找大使馆，不是找我，它有责任保护伦敦的俄国人……”

“可这是个什么所在？如果那儿都是俄国官员，那怎么能跟一个公爵评理呢？您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我们这才找您，要求您帮助我们解决这问题。”

“你们这些人真是，公爵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你们靠我得不到什么。”

“请您听我们说，”秘书起劲地答道，“公爵不敢这么样，他非常尊敬您，而且还怕您，要知道他的大名登上《警钟》，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呢。”

“那么，听着，为了免得白白浪费时间，我决定这样：如果公爵同意我作中间人，我就帮你们处理这事，如果他不同意，就请你们找法院。由于你们不懂英语，又不知道这里的诉讼规则，那么，要是公爵真的欺侮了你们，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既懂得这一切，又会讲俄语的人。”

“请您务必……”秘书说。

“不，我不能从命，亲爱的，再见。”

在他们去找公爵的时候，我得就他们讲几句话。“摄政王”除了音乐一无所能，这是仆人中一个吃得肥肥胖胖、细皮白肉的小伙子，头脑迟钝，但面貌俊俏，唇红齿白；他那种口齿不清的讲话方式，那对没有睡醒的眼睛，都使我想起我们的萨什卡、先卡、阿廖什卡和米罗什卡50，看到他，我便仿佛又看到了这些人。“秘书”也是纯粹的俄国产物，可以作这类人的一个突出例子。他四十多岁，不剃下巴，面容枯瘦，衣服上尽是油渍，全身从里到外都显得不清不楚，不干不净，他生着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嘴里永远有一股俄国酒鬼的特殊气味，那是由劣质烧酒和为了冲淡它而增加的洋葱与丁香的味道组成的。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带有怂恿别人出坏主意、动坏脑筋的意味——凡是坏事都能在他心里得到响应和赞赏，如果有利可图，他还会亲自插手。这是俄国官老爷、土豪劣绅和小公务员的原始形态。当我问他是否满意准备解放农民时，他回答道：

“当然啦，这无疑是好事，”他叹了口气，又道：“不过，老天爷，这少不了得打官司，上衙门！可是公爵偏偏在这个时候，好像跟我开玩笑似的，把我带到了这儿。”

在戈利岑到达伦敦以前，他曾露出感恩戴德的神情说道：

“要是有人对您说，公爵怎样压迫农民，或者他要获得自由的农民付大笔赎金，却不给他们土地，您千万别信他们。这全是仇人的造谣。确实，他挥霍成性，生活阔绰，然而他的心是好的，对农民像父亲一样。”

可是一吵架，他就讲公爵坏话，咒骂自己的命运：“我太信任这个骗子了……要知道他一辈子游手好闲，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别看他当着您的面装成这副样子，实际上他是野兽……强盗……”

“那么您什么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是现在还是您称赞他的那时候？”我笑着问他。

“秘书”有些不好意思，我转身走了。要是他不是出生在戈利岑公爵家的仆役房中，也不是哪个乡村警察的儿子，那么凭他的才能，他一定可以当上大臣，成为瓦卢耶夫51那样的大人物。

过了一小时，“摄政王”和他的导师拿着戈利岑公爵的条子来了——他表示歉意，不能来看我，如果可能，请我去找他，以便了结这桩公案。公爵许诺，他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我的裁决。

没有办法，我去了。屋里的整个气氛显得异常紧张。法国仆人皮科赶紧给我开门，神色严峻惶恐，仿佛要带一个医生去给垂危的病人会诊。戈利岑的二太太心神不定，气呼呼的，戈利岑本人迈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没系领带，袒露了大力士的胸膛；他正在发脾气，因此说话更加结结巴巴的，脸色有些无可奈何，似乎憋着一肚子火气——那就是说不能让这火气走进现实世界，否则它就会表现为拳打、脚踢、批面颊等等，那种他在坦波夫省对付造反的农民的动作。

“看在上……上帝分上，请原谅我为了这些不……不知好歹的东西打扰您。”

“出了什么事？”

“请您自己问……问他们吧，我只想听他们讲。”

他把“摄政王”叫来，我们进行了下面这场谈话：

“您不满意什么？”

“什么都不满意……因此我非得回俄国不可。”

公爵的嗓音大有拉布拉凯52的气派，现在发出了一声狮子似的叹息，同时又把五记巴掌顶回了胸中。

“公爵不会拦住您。那么请问，您不满意的是什么？”

“一切都不满意，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请您讲得具体一些。”

“还怎么具体？我打从俄国来到这儿以后，一直忙个不停，可是只拿到两镑工钱，第三次是在晚上，公爵给的大多只是礼品。”

“那么您应该拿到多少呢？”

“这我无法讲……”

“您有规定的工资数额吧？”

“根本没有。公爵在逃出俄国时（他讲这话没有恶意）对我说：‘你跟我去，我不会亏待你，要是我运气好，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不然的话，你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于是我跟他来了。”

他就是在这条件下从坦波夫来到伦敦的……啊，我的俄国！

“嗯，那么照您看，公爵的运气好不好呢？”

“怎么谈得上好……不过当然，他本来可以……”

“那是另一个问题。既然他的运气不好，您就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了。”

“可是公爵亲口说过，我干的事，那就是说凭我的能力，用这儿的钱计算，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四镑。”

“公爵，您愿意一个月给他四镑工资吗？”

“愿……愿意……”

“那不就解决了吗，还有什么呢？”

“公爵答应过，如果我要回俄国，他可以给我回彼得堡的路费。”

公爵点点头，补充道：

“是的，但有个条件：我得对他很满意！”

“那您不满他的什么呢？”

现在堤坝决口了，公爵跳了起来。他用悲剧似的男低音（这使一些字母更加跳动不定，子音之间也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讲了下面一席话：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小鬼，这个兔……兔崽子，能叫我对他满意不成？！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小土匪，把我气死了！他在家里穷得要命，身上长满虱子，光着脚板，多亏我收留了他，我教他读书，这混蛋，我把他培……培养成了一个人，一个音乐家，一个合唱队指挥，这样，这鬼东西才可以凭他这条嗓子，在俄国音乐季节一个月挣一百卢布。”

“这一切都是真的，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但是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不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都没有要求您把他变成龙科尼53，因此您无权要求他特别感谢您。您培养他就像您训练夜莺一样，您做得不坏，但仅仅如此而已。何况问题不在这里……”

“您讲得对……但我得说，我怎么受得了这个？要知道我对他……对这个小杂种……”

“那么您同意给他路费？”

“去他的，为了您……看在您的面上，我可以给他。”

“好，那么事情就解决了——您知道路费要多少吗？”

“据说是二十磅。”

“不，这太多了，从这儿到彼得堡，一百卢布已绰绰有余。您给吗？”

“我给。”

我在纸上算了一下，把它交给戈利岑，他看了看总数——我记得，大约三十镑多一点。他马上把钱交给了我。

“您应该识字吧？”我问合唱队指挥。

“认得一些……”

我给他写了收据，大致如下：“兹收到尤·尼·戈利岑分爵应付之工资暨从伦敦回彼得堡之路费，共三十镑多一些（折合俄币若干）。本人对此表示满意，对公爵别无其他要求。”

“请您看一遍，签上名字。”

小指挥念了一遍，但没有作出准备签字的任何表示。

“怎么样？”

“我不能签字”

“为什么不能”

“我不满意。”

强自克制的狮吼又爆发了，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也差点要大喊了。

“真见鬼，您刚才亲口说过您的要求是什么。公爵全部照付，一文不少，您还有什么不满的？”

“请您听我说；从我来到这儿以后，我经历了多少困难。”

很清楚，他轻而易举拿到了钱，这使他有些贪心不足了。

“比方说，我抄写乐谱，这应该是有酬劳的。”

“胡说！”公爵大喊道，尽管拉布拉凯从来不会这么大叫大喊；邻室的钢琴声胆怯地跳动了一下，皮科吓得脸色发白，把脑袋探进门缝张望，马上又像慌张的蜥蜴一般缩了回去。

“难道抄写乐谱不也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吗？……要不然，不举行音乐会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公爵是对的，尽管他大可不必用低音大号的嗓音把皮科吓一大跳。

小指挥听惯了各种音响，因此不以为意，仍不屈服，丢下抄写曲谱的事对我讲出了下面这句无理取闹的话：

“那么还有衣服呢，我的衣服全都破了。”

“难道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一年给你将近五十镑工钱，还得管你的衣服费不成？”

“不是这么说，先生，但以前，公爵有时总给我一些小东西，可现在，说来不好意思，我要出门，连袜子也没有呢。”

“我自己也没……没有袜子穿呢！……”公爵咆哮道，把双手合抱在胸前，傲慢地、鄙夷地瞪着合唱指挥。我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结局，我惊讶地望着他的眼睛。但我看到他不打算继续争吵，只是那位合唱指挥似乎非吵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我非常严肃地对这位歌唱之鹰说道：

“今天上午您来找我作中间人，那么您是信任我的？”

“我们非常了解您，对您丝毫也不怀疑，我们知道您是决不会叫我们吃亏的……”

“很好，那么我就这么决定了。请您马上在收据上签字，否则就把钱交还我，我把它还给公爵，同时声明我不再参与这事。”

小指挥不想把钱交还公爵，于是签了字，向我道了谢。为了免得啰唆，我不再讲他怎么把钱折算成卢布了：我讲了好久，他还是不明白今天卢布的行情，与他离开俄国时已经不同。

“如果您以为我想骗您一镑半钱，那么请您去找我们的教士，让他给您算这笔账吧。”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显得那么可怕了。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结局还是与开始一样，使我想起了祖国。

小指挥有些踌躇不决，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好像他们中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戈利岑说道：

“大人，由于从赫尔开出的轮船要五天以后才有，请您行行好，让我暂时仍住在这儿吧。”

我想：“我的拉布拉凯又得发作了”，因此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准备再受一次低音大号的折磨。

“当然，你有什么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小指挥向公爵道了谢便走了。戈利岑向我解释似的说道：

“要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是那个坏蛋，那个骗……骗子……那个不要脸的恶棍挑唆的……”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许得请教萨维尼54和米特梅耶尔55了，只有他们才能把我们正教祖国的法律观念（它是在鞭打仆人的马厩和搜刮农民的老爷的书斋中形成的）提炼成条文，归纳成准则。

第二场好戏便是跟“恶棍”进行的，这并不顺利。戈利岑出去后突然大叫大喊，“秘书”也大叫大喊，看来，除非诉诸武力才能解决，如果那样，面黄肌瘦的办事员当然不是公爵的对手。但是这屋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进行的，因此结果不是公爵与秘书打架，而是秘书与玻璃打架——他怀着一肚子火气，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时，对着镶在门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这些玻璃足足有一只手指那么厚呢。

“警察！”戈利岑大喊起来，“强盗来了！警察！”然后走进大厅，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沙发上。等他平静一些以后，他又在谈话中向我诉说，秘书对他怎么忘恩负义。这个人本来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为舞弊（我记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怜他，非常同情他，以致当掉了自己最后一只表，替他赎了罪。尽管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人是个骗子，他后来还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处处欺骗戈利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走了；一个可以用拳头打碎门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用不着我插手。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他要求我给他弄张护照，让他回俄国时，他告诉我，他给了戈利岑一支手枪，高傲地向他提议决斗，用抽签决定谁先射击。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支枪一定是没有子弹的。

公爵的最后一些钱是用在平息斯巴达克起义上的，但他终于因为负债累累被关进了监狱。别人坐了牢，就太平无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监狱中也不会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得把他送往克勒蒙游乐园56，让他在那儿给音乐会当指挥，供全伦敦的卖笑女郎取乐，等他的象牙指挥棒停止挥动后，躲在一旁的警察马上走到他身边，寸步不离地陪公爵走上马车，把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监狱。在游乐园中与我分手时，他噙着眼泪。可怜的公爵，别人看到这情景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铁窗生涯感到痛心。他的亲族好歹把他赎了出来。后来政府允许他返回俄国，起先他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尔居住，他便在那儿与华沙大主教费林斯基57一起指挥宗教音乐会。对于他，政府比他的父亲还仁慈一些——那个老滑头像儿子一样放荡，却劝他进修道院……其实父亲非常了解儿子，因为他自己也是音乐家，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响乐献给他。58

除了这位豪华阔绰的亚述神，身强力壮的犍牛型阿波罗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俄国怪物也是不应忘记的。

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如“俄国上校”之类，我不提了，但是对于因命运的播弄不得不长期伫留在伦敦的那些人，我还得讲几句。例如，军需部门一个官员只因案件的牵累和负债，跳进涅瓦河自尽……可是却作为流亡者在伦敦上了岸，连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没丢掉，尽管伦敦的冬季是潮湿而暖和的。还有，我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萨维奇59，英国人都叫他塞维奇，他带着他的经历，他的未来，还有他那应该长头发，可是只剩了一层皮的脑瓜，总之，他的一切，硬挤进了我的“俄国珍品展览室”。

他是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一个退伍军官，在海外各国游历，过得逍遥自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这倒不是他真的干了什么，心里不安，只是他想起了宪兵，那些他可能在国境上，在军营里，在马车上，在冰雪中遇到的宪兵，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这时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进了谢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这样，他的处境真的危险了，他决定立刻回国。我便是这时在尼斯认识他的。萨维奇动身前买了一小瓶毒药，准备路上用：万一过边境时被捕，便把毒药塞在一只蛀空的牙齿中吞下。

越接近祖国，萨维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变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这种情绪，坐上了火车。开头五站没有什么，再远他就坐不住了。机车停下加水，他却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车厢……机车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车上已没有萨维奇——他下车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把手提箱丢在车上，听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柏林。在车站上他为手提箱拍了个电报，便去办签证手续，前往汉堡。“您昨天要回俄国，今天又要去汉堡。”警察随口说，完全没有拒绝签证。提心吊胆的萨维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从普鲁士军官的角度看，没有把他当场逮捕，简直可以说是玩忽职守。就这样，萨维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样61，尽管没有人跟踪，却战战兢兢逃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千千万万其他人相似，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几年中一直诚实而艰难地与贫穷作斗争。然而命运给他的一切悲惨遭遇镶上了一条喜剧的饰边。他决定教数学和绘图，甚至法语（为英国人）。他找了几个人请教，结果发现不登广告，没有名片，便办不成这事。

“但糟糕的是：俄国政府看到了广告会怎么样……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印了匿名名片，”他说，“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名字的名片，这是我的一大发明，它确实使我过了很长一段安稳日子。”

他带着他的匿名名片，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俭用（他往往接连几天只吃土豆和面包），终于脱离困境，担当了商品推销员的工作，从此日子才好过一些。

正在这时，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另一个军官却变得每况愈下了。在受尽打击、掳掠、欺骗和愚弄之后，这位帕夫洛夫团团长安息了。62接着颁布了圣旨和大赦。皇上的仁慈使萨维奇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布鲁诺夫63，询问他是否也属于大赦之列。过了一个月，萨维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馆。他想：“事情不那么简单，他们考虑了一个月呢。”

“我们收到了回信，”秘书主任对他说，“您无意之中给政府制造了麻烦，因为找不到您的材料。这属于内务部的职责，可是它那儿没有任何关于您的案卷。请您简单告诉我，您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不会是严重的事！……”

“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后给流放了。”

“是吗？”

“其余没什么了。”

尼古拉想：“不对，他这是胡诌。”于是对萨维奇说道：如果这样，内务部得重新调查。这样过了两个月。我想象得到，这两个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劲儿……公文往来，查阅档案，秘密侦讯，从内务部到第三厅，又从第三厅到内务部，又向哈尔科夫省长核实情况……申斥，提问……但找不到萨维奇的案卷。于是内务部只得这么照会伦敦大使馆。

布鲁诺夫本人召见了萨维奇。

“瞧，”他说，“这就是复文。到处找不到您的案子。请问，您究竟卷进了什么案件？”

“我的兄弟……”

“这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是问您自己犯了什么案？”

“其余什么也没有。”

布鲁诺夫从出娘胎起对任何事从不觉得惊奇，这次却惊奇了。

“既然您什么也没干，为什么要求赦免……”

“我想，这么做总好一些……”

“如此看来，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护照。”

布鲁诺夫命令给他发了护照。

萨维奇喜出望外，跑来找我们。

他详详细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他得到了赦免，然后拉住奥加辽夫的胳臂，请他到花园去。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对奥加辽夫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总是取笑我……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是您的心肠好，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认为我从维也纳回国没有危险吗？”

奥加辽夫却并不赏识他的赞美，大笑起来。其实不仅奥加辽夫，我还想象得到，在获得赦免的萨维奇走出大使馆以后，布鲁诺夫和尼古拉怎样暂时忘记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头，咧开嘴巴大笑了两分钟。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古怪的行径，萨维奇是个正直的人。还有一些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俄国人，在伦敦闲荡了一两个月，然后拿了自己写的介绍信跑来找我们，以后又跑得不知去向，这些人却不是毫无危险的。

我想谈一件不幸的事，它发生在1862年夏季。那时反动势力还处在孕育时期，隐藏在内的臭气刚向外渗透。没有人怕来找我们，也没有人怕随身携带《警钟》和我们的其他出版物回国；许多人还夸耀自己怎么巧妙地越过边境线，我们劝他们当心一点，还遭到他们耻笑。那时我们几乎从来不往俄国写信——对老朋友已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对新朋友我们是利用《警钟》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回来了。毫无疑问，他这次旅行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个人在与分裂派教徒聚谈，与同志们欢饮之后，口袋里揣着毫不相干的土耳其护照，大模大样地从警察的鼻子下走过，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伦敦，他自然会扬扬自得，忘乎所以。他发起在丘镇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会餐，庆祝《警钟》发刊五周年。我劝他把庆祝推迟一些，等情况好转一些再说，他不听。庆祝会并不顺利——大家情绪不高，也不可能高，因为参加的人有不少是我们毫不熟悉的。

大家东拉西扯闲聊，在祝酒和谈天中有人像谈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韦托什尼科夫65即将回彼得堡，他愿意给我们带点什么。结束时很迟了。许多人说，星期日再上我们家。这天到的人确实不少，其中许多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不幸，韦托什尼科夫也来了。他走近我，说道，他明天一早走，问我有没有信或什么事要办。巴枯宁已交给他两三封信。奥加辽夫下楼到自己屋里，写了几句向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66问候的话，我也在信后加了几句，向他问好，并托他转告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从不直接给他写信），请他考虑我们在《警钟》上提出的建议：在伦敦印行《现代人》，费用由我们承担。将近十二点时，客人散了，只留下两三个人。韦托什尼科夫走进我的书房取信。很可能，这也没有引起注意。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向参加聚会的人表示感谢，我请他们任意挑选一本我们的出版物，或者列维茨基67为我拍摄的大相片，留作纪念。韦托什尼科夫拿了相片，我劝他剪掉边，把它卷起来，他不听，说可以把它放在箱底，用一张《泰晤士报》包好后便走了。这不可能没人看到。

送走了他和最后一个人，我安心睡了——有时一个人就是这么糊涂，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时刻会使我付出多大代价，给我带来多少个失眠之夜。

这一切都做得极端愚蠢和不谨慎……我们可以把韦托什尼科夫留到星期二再走，他也可以提前在星期六动身。或者，为什么他不早上来，总之，他为什么要亲自来……我们又为什么要写信？

据说，客人中有一个人马上向彼得堡发了电报。

韦托什尼科夫在轮船上被捕了，其余大家都知道了。68

在这悲伤的故事结束时，我得谈谈刚才提到过一下的那个人，这是不应该忽略的。我指的便是克利西耶夫。

1859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

1 赫尔岑于1853年5月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7年7月开始出版《警钟》，向俄罗斯传播革命思想并揭露俄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俄国革命史上发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警钟》的销数迅速增加，在1858至1862年达到了“高潮”，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其他一些原因，1862年后开始进入低潮，1865年移至日内瓦出版，仍无起色，最后于1867年停刊。本章即叙述《警钟》的影响和它的兴衰。

2 苏霍扎涅特（1794 —1871），俄国的反动官僚，1856至1861年任陆军大臣。阿德勒贝格（1790—1884），俄国反动官僚，当时任宫内大臣。《警钟》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

3 俄国陆军少将，赫尔岑的同学萨京的姐夫。

4 当然，这不包括两三个流亡者在内。——作者注按：这句诗引自《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三场。

5 《警钟》1863年。——作者注

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第十一节。

7 指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在40年代与赫尔岑小组接近。皮库林于1855年6月从俄国动身后，在维也纳停留了一段时间，才从那里前往伦敦，因此，赫尔岑在此称他b（维）。

8 可爱的b在英语上出了不少洋相。他对我的儿子说：“从地图上看，基夫离这儿不远吧？”我没有听到过这地名。“怎么没听到，那儿有一个大植物园，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温室呢。”这得问园丁。我们问了，可他也不知道。b打开了地图：“瞧，它就在里士满旁边呢！”原来他讲的是丘镇。——作者注

9 指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10 《圣经》中的人物，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到圣灵启示，说他在死前必得见到基督，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天看到耶稣的父母抱了孩子走进圣殿，于是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见《路加福音》第二章。

11 指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结束，赫尔岑在这里夸大了尼占拉个人的作用。

12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作者注

13 俄国评论家，在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14 罗斯托夫采夫（1803—1860），俄国国务活动家，1857年起负责废除农奴制的工作。

15 俄国自由主义政论家。

16 俄国评论家。

17 奇切林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控诉书》发表在1858年12月1日的《警钟》上，引起了读者的愤怒。关于此事，见第四卷《尼·赫·凯切尔》一章。

18 比龙是俄国18世纪的反动大官僚。俄国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在小说《冰屋》中描写比龙手下的人把犯人关在冰屋中，用一桶桶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最后终于使他成为冰人。

19 写于1864年。——作者注

20 19世纪60年代，沙皇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这时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纷纷投靠沙皇，卡特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卡特科夫名叫米哈伊尔，沙皇的一个反动大官僚穆拉维约夫也名叫米哈伊尔，赫尔岑认为这一反动时期可以这两人为代表，因此称它为“米哈伊尔时期”。

21 波尔塔瓦省贵族团领袖科丘别伊用枪打伤了管家，非但无罪，还把管家送进了监狱。《警钟》于1858年对这事作了揭露，最后重新审理了这案子。

22 赫尔岑写过《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皇后的信》，发表在1858年11月的《警钟》上，据当时人的记载，皇后看过这信后哭了。

23 格杰奥诺夫是当时皇家剧场的经理，这小故事写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一文中。

24 戈尔恰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官，1856年起任外交大臣。

25 当时的司法大臣。

26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他反对的就是他赞成过的事，见该书第四章。

27 格鲁吉亚西部一带的古代名称。

28 霍万斯基（1771—1857），俄国国家银行总裁，在19世纪初年印行的纸币上都有他的签名。

29 前面提到过的宫内大臣阿德勒贝格的情妇，阿德勒贝格通过她收取各种贿赂，卖官鬻爵，《警钟》曾揭露这些事。

30 《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希律的孙女，一个荡妇。

31 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场。

32 这里提到的都是些青年军官。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因参加革命军事组织，于1862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赫尔岑曾在《警钟》上专门撰文悼念他们。波捷布尼亚曾在伦敦两次会见赫尔岑，他的部队驻扎在波兰，1863年波兰起义时，他与波兰人一起战斗，因而死在战场上。赫尔岑为纪念他，在《警钟》上写过好几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发革命传单，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尔琴斯克的亚历山大工厂服劳役，1868年因越狱失败自杀身死。《警钟》为他的判刑发表过文章。奥布鲁切夫因散发革命出版物《大俄罗斯人》，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谢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兰革命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被俘后死在绞刑架上。

34 赫尔岑于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伦敦阿尔法路，这里的所谓“老朋友”指赫尔岑本人。

35 德国革命者，他后来去了美国，与赫尔岑保持通信联系。

36 特鲁韦勒的经历值得讲一下。1861年，一个青年水兵来找我们，十年前我在尼斯认识他的母亲，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样，从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对我说，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爱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为什么你这么爱他？”我开玩笑似的问他。“因为他是合法的皇上……”教育中的这种精神也许是在1848年后形成的，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它与正教和专制政治都没有关系。生活治愈了年轻人。他来找我们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亲死了——是死在监狱中的，因为他在莫斯科铁路的各种舞弊案中受了牵连；他是诺夫哥罗德的地主，承包过一些工程。儿子相信父亲没有罪，决定尽一切力量为他恢复名誉。他在俄国所作的一切尝试均未成功，于是他来找我们，带来了一大叠文件、契约、枢密院的记录和摘要。把它们理出头绪，编成一份报告，这对《警钟》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们发现，特鲁韦勒与克利西耶夫是大学同学，便把这任务委托给了克利西耶夫。特鲁韦勒给人的印象是既坚定、忧郁，又幼稚。强烈的内心活动一直在冲击着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怀着无比的愤怒谈到水兵们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我们正与“海军上将号”的一部分军官在进行有趣的通信。我记得它的舰长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当时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与非自由派人士一样虐待部下，咒骂军官。我记得，他手下有个中尉斯托弗列根不仅残忍地处罚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论（像后来的维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样），认为管理军队就得心狠手辣。我们在《警钟》上就这事登过一篇短文，接着突然收到了从比雷埃夫斯寄来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军官”，声称那一切不是事实……信是署名的，但等于不署名。由于它不署名，它的内容我们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些内容还是得到其他十来个军官证实的。至于联合署名的信则没有登出。过了几个月，特鲁韦勒第二次来了，我把军官们的信给他看，这些军官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替自己的舰长辩护。特鲁韦勒冒火了，他相信这是他们串通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举出了一些事实，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防万一。特鲁韦勒下一次又来时，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嗯，他害怕了。“请把您的记录给我。”“拿去。”他看了一遍，拿起笔，签了名。“您这是做什么？”我问。“为了使我的证明不致像他们的那样不署名字。”军舰离开伦敦时，他买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么》《警钟》和其他书刊。关于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与我告别后便动身回俄国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够谨慎，把他买的那些书分发给水手们。有人告了密，于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便是他的答复和给母亲的信（这些材料赫尔岑后来没有附入。——译者注）。这是个英勇的人物，当然，他没有说是我们毁了他——像许多人指责我们的那样。——作者注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当时任海军大臣，以进步人士自居。维特根施泰因是俄国将军，曾指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俄国军队。特鲁韦勒被告发后，受到了审问，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37 米·冯维辛（1788—1854），俄国著名剧作家冯维辛的侄儿，十二月党人，曾参加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升至少将，1825年后因十二月党事件被流放西伯利亚。

38 指商行职员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39 1862年5月28日彼得堡发生了大火，火灾延续了几天，沙皇政府便利用这事件散播谣言，说这是在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煽动下，大学生们干的，因而乘机大肆抓人，实行镇压。

40 俄国作家，他在1860年后投靠反动势力，成为俄国内政部的御用文人。

41 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支持者，一个女恐怖分子和阴谋活动家。1794年7月13日，热月政变前夕，她潜入革命民主派领导人马拉的住所，以请求保护为名，来到正在为治疗皮肤病而躺在浴缸中的马拉身边，将他刺死。这里不是说那个女的企图刺死赫尔岑，只是说她故意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42 指1862年5月开幕的伦敦国际博览会。

43 赫尔岑于1860年11月至1863年6月在伦敦的住处。

44 尤·尼·戈利岑（1823—1872），俄国贵族，合唱指挥和作曲家，他的父亲也是音乐爱好者，曾与贝多芬有过交往。

45 古代亚述帝国的人面牛神，宫廷寺庙的守护神。

46 格林卡（1804—1857），俄国著名作曲家。

47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6月访问英国的事。

48 波塔波夫是当时的莫斯科警察总监，后又任沙皇第三厅主任。科米萨洛夫是沙皇的近卫军官，1866年有人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救过沙皇的性命。

49 法国奥尔良公爵菲力普（不是他的父亲）于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任摄政王，在法国历史上称摄政时期。

50 这些都是俄国仆人常用的名字。

51 瓦卢耶夫（1814—1890），1861至1868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52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3 龙科尼（1772—1839），意大利歌唱家。

54 萨维尼（1779—1861），德国民法学家。

55 米特梅耶尔（1787—1867），德国刑法学家。

56 伦敦一个藏污纳垢的游乐场所，后被取缔。

57 费林斯基（1822—1895），波兰华沙大主教，因参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于1863年被遣送至雅罗斯拉夫尔居住。

58 尤·戈利岑的父亲尼·戈利岑与贝多芬熟悉，但贝多芬并未把任何交响乐献给他，只是在他的要求下写过三支弦乐四重奏。

59 此人曾在赫尔岑的家中给孩子们当过家庭教师。

60 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是因为秘密政治组织“基里尔-梅福迪兄弟会”而被捕的，该组织成立于1845年，于1847年被取缔。萨维奇的兄弟尼古拉·萨维奇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于1847年被捕后流放至西伯利亚。

61 指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

62 这都是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当过近卫军伊斯梅洛夫团的团长），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弄得焦头烂额之后，死于1855年。

63 指当时的俄国驻英国大使，但当时的大使不是布鲁诺夫，而是另一个人。

64 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国流亡者。1859至1862年参加了《警钟》编辑部的工作，后来逐渐脱离革命阵营，终于在1867年向沙皇政府自首，投靠反动派。这里提到的旅行是在1862年3月至5月，目的是与俄国国内受到沙皇政府压迫的分裂派教徒建立联系；克利西耶夫还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会晤了一些革命领导人，这次的成功使他踌躇满志，滋长了野心，终于走上了歧途。

65 俄国一家商行的职员，1862年从伦敦回俄国时被捕。

66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1834—1866），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与《现代人》的工作，也是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1862年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死于该地。

67 赫尔岑的堂弟，摄影师。

68 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他携带的信全部落入了沙皇第三厅手中。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被捕。沙皇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审理“与伦敦宣传家有联系的罪犯”，三十二人被卷入这案件中。俄国的大规模逮捕严重削弱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与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