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底农业社会；中国传统底风教礼俗，无疑地自要与它相适应。尤其有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其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但我没有理由可以遽行论断一切中国风教礼俗，就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相反地，说不定中国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历二千余年不得前进到产业革命，正亦许受了其风教礼俗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家庭制度不得不变，固系事实。但霍布浩士（hebhouse）着《简单民族中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制度》一书，曾想设法求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化间的相关系数来，结果是相关系数并不很大。民族学上的材料，显出文化的各部间，可以有各种不同配合，其例不胜枚举。

“非物质文化”中，比较密切适应于物质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来称之为“适应文化”（adaptiveculture）。当物质文化变迁时，它应亦随之而变。但其变迁亦不一定能同时，有底落后甚久。在现代，其例甚多。至其余那些，对于物质状况之适应程度更不高，而物质文化对于它亦常不调适。文化中，是有几部相互关联较密底，亦在几部比较底独立些。

有时“非物质文化”的变动，并非被物质文化之变动所引起；但这些亦不引起物质的变动来。希腊“非物质文化”的高度，有些很可与我们现在相比；但是其物质文化，却进展不大。以上论文化变迁诸语，均采自w·f·ogburn着《社会变迁》一书，费孝通译，商务出版。

想要把握人类历史的动因，而在文化学上建立一普遍适用底理论，恐不免都是妄人。我只能就事论事，将我所见到者说出来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