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乏民主精神吗？不见得。中国古训讲“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还有中国最讲礼让，其一种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见。既然有此一根本点，则其余四点，相随而来，尤其富有第三点“讲理”之精神，俗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即其明证。

然而“民主”何以现在竟为一新鲜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国人虽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家族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西洋人则偏趋于集团生活之路，中国人则偏趋于家族生活之路。由于缺乏集团生活，故缺乏团体内开会取决多数之习惯——民主之第四点。由于缺乏集团生活，故缺乏团体不干涉个人自由之习惯——民主之第五点。换言之，中国所最缺乏者，是“政治的民主”。今天感觉新鲜者，亦只是“政治的民主”而已。乃至在政治民主上，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中国亦只缺乏民治（by the people）制度而已。关于此层，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里面说得很明白，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一层，在我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里，言之甚详。这里只说几句。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显然可见有下列四大短处：

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来办，执法的精神不够，而且很容易徇情。外国人则比较守法，这就为外国人平素过集团生活，凡事在团体内，都一律办理，不能通融。团体人多时，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则一切情形，就要两样。有老，有壮，有少，有男，有女，有亲疏，远近，种种不同，应该要分别办。

第二是缺乏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是在人多的时候，能够有条理，有次序，并不因人多而紊乱，尽管人多，行动起来，还能敏捷，迅速，这就完全靠的是纪律。例如火车站，汽车站，电影场的卖票，在西洋人，凡是遇到这种事情，都要买票，依次办理，没有争先恐后的情形，中国人则不会有很好的秩序，这就是纪律的习惯没有养成。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二次内政会议，出席者除各省民政处（厅）长外，还邀请各界专家，在会上讨论到如何开乡镇保民大会等情形。当时，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熊式辉就说：“不必要开什么乡镇保民大会，会决开不好的。”晏阳初先生也是被邀请的一个，马上立起来说：“我知道你们那里开会是开不好，因为你们没有办平民教育。”熊式辉又说：“不只我们江西人开会开不好，就如我们中央委员开会，也都开不好。”习惯之养成在平素，非短期教育所能为功，中国人，虽大学毕业者，一样开会开不好，这就是缺乏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

第三是缺乏组织能力：晏阳初先生曾对我说过，有一个美国人向他说：“一个中国人是聪明的，两个中国人就蠢笨了。”这是说明中国最缺乏组织与合作。河南胡石青先生，曾遍游全球大陆，到过很多国家，见闻极广。他回国来述说他见闻的结论：“华侨的天份高，日本人及当地土人，逐处都赶不上，中国人行行都出色，虽强盗乞丐，亦为外国人所不及，在墨西哥，就有一华盗，非常出名。惟华侨，勿论作甚么，都是他个人本领的表现，而不是组织的能力，不能群策群力。”所以在华侨自身无组织，政府不知保护的情形下，中国人常常仍受日本人与土人的欺负。何谓组织能力呢？组织能力是比纪律习惯更高的能力。

习惯是可以被动的养成，如训练壮丁，可以把他们训练得有纪律，但还不能训练到使其有组织。组织是大家合拢起来，每一个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烦的商量办事；商量之后，能够有所决定，而且痛快的执行，这是为中国人所最不易见的。中国人有两偏，一是我作主，一切听我的；一是听人作主，自己甘于被动；最难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拢来商量办事。譬如“五四”运动，其时我正在北大教书，当时学生运动，是很有名的，但学生会就组织不好，表面学生会轰轰烈烈，但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其中热心者，可以废寝忘食，这就是大家都让他作主的时候，一旦他的主张遇到阻碍，大家不听他的，马上就消极得一切不管，这就是缺乏组织能力的证明。

从前在邹平，我的一个朋友作实验县长，他跟我说：“中国人，真是没有办法。我有时下乡，看到地方应该要办的事，就集合当地民众，叫他们来商量，但总是商量不拢。末了只得由我从他们的几个意见中，采取一个办法，但办起来，很不痛快，因为那些意见未被采取的人，消极抵制之故。后来旁人告诉我说，当初不应该要他们商量，干脆叫他们办就好了。”这就是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种耐烦商量的能力，互相让步的雅量，是团体中作一份子所必要者。既不是作皇帝，亦不是作顺民。有一个人说一句刻薄话说：“中国人不是作皇帝，就是作顺民。”其实中国人，都是皇帝，也都是顺民。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就是皇帝，出了门非常容易驯服妥协，岂不是一个顺民？总之，刚好不能够有组织能力，不能作民主团体生活中的一个人。

第四是缺乏公共观念：如合作社社员，对于合作社，政党党员对于政党，地方人对于本地方，国民对于国家，这些都是公共观念。大体上说，集会结社之事，在中国从前本来很少，所以对于团体观念，中国人比较缺乏。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提倡维新，着有《新民说》一书，他说：“中国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中国人过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反之西洋却处处是团体。

此四大短处，全从一根本事实演来，此根本事实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团生活缺乏（负面），此一事实在中国自古迄今一贯到底，未曾改变。

所以若问：中国人究竟缺乏甚么？我答：“缺乏集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