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演进期之三
第一章 魏晋之文学批评
第一节 曹丕与曹植
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至自觉的时期。魏晋论文之著，具见于《文心雕龙·序志》一篇。其称三国时论文者只有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并再加以批语云：“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此外惟谓：“公幹亦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其所谓魏文述典，即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陈思序书，即曹植《与杨德祖书》等文。而应玚《文论》，现在只有一篇《文质论》，见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中；但是案其所云，只言文质之宜，似与文论无关。(1)至刘桢之说，惟论气者犹见他书称引，馀无可考。所以讲到魏的文学批评，亦惟有曹丕、曹植二人可述。
曹丕、曹植，之对于文学究取怎样的态度呢？曹丕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忽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这都是儒家立名后世的意思。再看曹丕《与吴质书》所言：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要“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要“辞义典雅”才足传于后，这些俨然都是儒家之言。(2)盖丕、植一方面在创作上沿袭古典文学的旧型，以开六朝淫靡之风气；一方面在批评上不脱儒家传统的论调，以致不能导创作入正轨，转开后世文人主张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声。(3)
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文学批评之嚆矢。自是以后，始有专门论文的散篇文章。今按丕、植所言，虽亦不外昔人的意思；如其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须颂》、《书解》诸篇之意；其论文体、文气二者，亦即相如赋迹、赋心之说。但是他能融会贯通，加以廓充，而说来亦更觉透彻，此所以为中国文学上之自觉时代也。
由迹的方面言，至是始为文体之区分。《典论·论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数语重要之点，在于看出文的本同而末异，看出各种体裁均有其特殊的作用与风格，更看出诗赋之欲丽，以见纯文学自不可废去修辞的技巧。
由心的方面言，于是再拈出“气”字。《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时有齐气。(4)
其《与吴质书》亦云：
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
这都是从气的方面以论文者。论文言“气”，实始于此。此数节中所言之“气”，兼有两种意义。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者，是指才气而言；曰“齐气”曰“逸气”云者，又兼指语气而言。蓄于内者为才性，宣诸文者为语势，盖本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故亦不妨混而言之。《文心雕龙·风骨》篇引刘桢语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此指才气言者。又其《定势》篇引刘桢语云：“文之体指贵强；（原作‘文之体指实强弱’今从黄侃校改。）使其辞己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此又就语气言者。所以刘勰称“公干所谈颇亦兼气”，而陆厥亦云“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可知时人论气，本混才气语气而为一。近人乃谓：“曹丕论气，实指才性言之，为后世阳刚阴柔说之所本，与唐宋人之以语势为文气者不同。”（陈锺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则仅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了。
“迹”的方面，体异而风格亦异；“心”的方面，人异而才性亦异：所以对于文体上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总结一句云：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能之者偏”，“惟通才能备其体”，这二者是他从文体文气两方面体会有得的结论，也即是他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其品评当代作家，即应用此观念以为其“能之者偏”的例证。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出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5)
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
这些话颇能说明作者的个性。个性不同，故于文的各体，能之者偏，而即于同一体制之中，也往往各自有其不同的气韵。此则所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所以有的有齐气，有的体气高妙，有的有逸气了。这些虽近于抽象之语，但并非不可捉摸。大抵汉季臧否人物的风气很盛，所以颇多清议式的谚语，如“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而汝南月旦，尤为一时美谈。故刘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锺会得本之以论才性同异，而在于丕、植则不过应用此观念以论文学而已。
因才异所以能偏，因“能之者偏”于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恶可言，而品评以起。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更因“能之者偏”，于是所生的批评遂亦各随好尚漫无定准，而陷于文人相轻的陋习。曹植云：
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曹丕亦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但是能之者虽偏，而“惟通才能备其体”，所以他以为文学上的批评，只有作家才能胜任，也只有作家才有此识见，有此资格，因为他是深知此中之甘苦者。曹植云：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这种混批评与创作而为一的见解，固然不很对。但是若明白上文所讲，他们品评的标准，本重在修辞的技巧；明白他批评的基本观念，“惟通才能备其体”，则此种必作者始可言利病的主张，实是当然的结论。陈锺凡讥其不知批评文学与文学之区别，盖亦未为笃论也。
更因“惟通才能备其体”，所以益觉通才之难能而可贵。曹植《与吴季重书》云：
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
这样以希有为贵，于是文学遂渐渐形成贵族的倾向。
第二节 陆机《文赋》
晋初文学首推二陆；即就文学批评言，二陆亦较为重要。陆云《与兄平原书》凡数十通，大率讨论文事；不过以其过涉琐碎，无关弘旨，故不赘述。今仅就陆机《文赋》言之。其《文赋自序》虽谓“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似乎于文学之精微处未曾论及；但是他毕竟是“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者，毕竟是“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者，所以无论如何颇能道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赋》，虽谓其“巧而碎乱”，似有贬辞。但其碎乱之故，由于为赋体所限，似不应以是为病；至其精微之处，则固不得不以“巧”许之。(6)
陆机自谓“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所以论文亦颇讲及一些粗迹。如在积极方面，主张：
一、选辞 其目的要使“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使不注重选辞，则其弊为“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
二、谋篇 其方法：“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否则不能谋篇，其弊成为“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了。
三、择体 其标准是：“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四、定旨 其规律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其在消极方面则主张：
一、勿模袭 陆机虽近于古典派，但不过沿袭以前文人的技巧使之益进而已，他决不如明代前后七子之句剽字窃以为古者。所以他又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明白这一点则知六朝文人虽多属于古典文学，而一二足以代表的名家，却都是善于新变者。此又陆机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也。
二、去疵累 有时得了一二佳句，固然足使累句增光，即他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者是。但是疵累过多有时也总不免“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了。
这些都是所谓辞条文律。他再进一步论及为文之难，不易到恰好的地步：重质而轻辞，则虽应而不和；重辞而遗情，则虽和而不悲；任情而无检，则虽悲而不雅；约情而止礼，则既雅而不艳。此则成为批评上的问题，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了。所以他又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粗迹可以言而不可以泥。所以不可以泥之故，即由于要“因宜适变”。这个“因宜适变”，便是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即作者亦不自知的，所以不可以言传了。但此虽非华说之所能精，而陆机却颇能道出为文之甘苦，颇能攫住文学的要领。
第一项是天才，文学的天才，不是众人所同具，即有此天才的人其等量又不可以相齐。固然衡量作者的天才不必如什么八斗或几斗的量法，但是创作之必赖于天才是无可疑的。他说：
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司马相如之论赋心，谓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曹丕之论文气，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些都是说明才性之有特长，所以这犹不是陆机《文赋》的长处。
第二项是情感，这也是一般人所共知。《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班固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不过他再申说一些“感于物而动”的道理而已。他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这些都是说明即景生情的实感。
第三项是想像。文学重要的生命有二，一是实感，一是想像力，要能从想像力中活跃出实感来，才尽文学家的能事。《文赋》中间描写想像力的方面却颇有精彩。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上天下地，往古来今，都在想像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如此才见得想像力的丰富瑰伟。
第四项是感兴，不论何种艺术，待到他组成作品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过程，总不能越过感兴一个阶级，而于文学为尤甚。所谓感兴即是感情的一种兴奋状态。感兴浓到不能自禁的时候便须发挥其天才，宣泄其情感，而运用其想像以成为作品。文人作文，诗人作诗，都在能擒住这一种感兴而已。此意亦发自陆机，其所论亦颇精到。他说：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感兴方浓不能遏止其发露，感兴不来不能勉强去酝酿。这一节形容感兴的起灭，确是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才能深知此中之甘苦者。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这是说感兴来的时候，酝酿成熟，故能提起锐笔，一呵而就；此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这是说感兴不来或感兴已去的时候，即使欲勉强作文而时机未熟，不免徒劳无功，此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这些都是他较精微的方面，而想像与感兴尤为他独到的见解。(7)
至其在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则为：（1）文体的辨析，（2）骈偶的主张，（3）音律的问题，兹分言之于下：
自曹丕论文，创为四科之论，而桓范《世要论》亦有《序作》、《赞象》、《铭诔》诸篇说明各体之旨。(8)如《序作》篇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理，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赞象》篇云：
夫赞象之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
《铭诔》篇云：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
综其所言，亦大抵曹丕“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之义。至陆机《文赋》遂益说明体裁之性质。其言云：
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文选注》（以下简称“李”）：“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绮靡，精妙之言。”王闿运《论诗文体法》（以下简称“王”）：“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欲赴。……非可快意骋词自仗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赋体物而浏亮。——李云：“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浏亮，清明之称。”王云：“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汉代大盛，则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讽其君。太冲、安仁发摅学识，用兼诗书，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故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质。——李云：“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王云：“碑始于庙，碑文则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为主。相质者，饰质也。”
诔缠绵而凄怆。——李云：“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
铭博约而温润。——李云：“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王云：“铭记一类也，言欲博，典欲约。”
箴顿挫而清壮。——李云：“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王云：“箴当耸听，故当顿挫。”
颂优游以彬蔚。——李云：“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王云：“后世之颂，皆应制赞人之文，故贵优游不可谓誉。——以上皆有韵之文。诗之末流，皆主华饰。”
论精微而朗畅。——李云：“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王云：“是非不决，论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晓。”
奏平彻而闲雅。——李云：“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王云：“奏施君上，故必气平理彻。”
说炜烨而谲诳。——李云：“说以感动为先，故炜烨谲诳。”王云：“说当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谲诳之使反于正，非尚诈也。——以上皆无韵之文，单行直叙。”
此亦重在各种体制与风格之关系。与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相同，而与后世刘勰、司空图诸人之论风格者相异。盖他们只重在说明某种文体之标准的风格，以为文体辨析之准则，所以不免偏于古典的倾向也。
至其骈偶的主张也与其作风有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评潘、陆语称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所以他的论文主张亦偏主妍丽。他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这种主张，实开元嘉文学的风气，颜延年、谢灵运等的作风都自此出。(9)
此外他所提出者犹有音律的问题。司马相如之论赋迹，虽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似乎已经明白音律的重要。迨至陆机始渐发挥斯义。他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似乎后世所谓“韵”、“和”的问题，陆机已启其端。不过此时于音韵方面的辨析还不精，所以他的所谓音律是指自然的音调而言。他说：“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又云：“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又云：“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其评论文字都重在音节。则知沈约所谓“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者，不过指人工的音律言耳。所以这种主张也未尝不是永明文学的先声。
第三节 左思与皇甫谧
扬雄、班固、挚虞之论辞赋，皆以古义相绳，谓辞人之赋没其风谕之义。至左思则又一变其论调，谓后人之赋近于虚诞失实。其《三都赋序》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欲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抵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此种作赋求真的主张，其合不合自是另一问题。王观国《学林》“三都赋序”条已为相如诸人辩护，谓“卢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见上林之富丽，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玉树亦非指天产，本不限于地域；“以出比目”所以极言感格之所致，虽鱼鸟之飞潜亦有不召而致者；“以游海若”盖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龟鱼之属以俟神人，是则左思所列举以为疵病者，固未必尽当。不过他既有此主张，则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值得研究者。大抵这种思想的形成，不外二端：其一，是受赋家之影响。赋家者流，章学诚本以为兼诸子之馀风，异于后世辞章之士。其《校雠通义》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才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此说亦自有一部分的理由。由于辞赋本身之欲自成一子之学，则对于“侈言无验，虽丽非经”的，当然不能满意了。其二，是受批评家的影响。王充的文学批评，即本于他疾虚妄的态度而建立的。所以对于辞赋之扬厉过甚，藻饰失实，往往加以驳诘。此与左思这种主张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须知辞赋虽欲自成一子之学，但其“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则自司马相如以来久已如此了。(10)所以这种思想，非受批评界的指示，则在作家自身，不容易觉悟的。
左思的论赋因较偏于情实，所以他定诗赋的界说云：
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三都赋序》）
他这样定诗、赋的区别，似乎有些不甚妥当，若欲使其赋成为一子之学则可，若欲其文学批评也取疾虚妄的态度则可。如果此意不足以范围赋的全体，则因于升高能赋一语而必求其赋之翔实，未免太偏极端了。何则，盖所谓发言为诗者，不过言其情之自内生者而已；所谓升高能赋者，不过言其情之自外起者而已；未必诗可逞虚而赋必核实也。所以这种主张不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说得较为圆通一些。他说：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11)
此说较得赋的要领。因为赋是美丽之文，所以末流所及，恒以极端尚美，而渐离于善——昔之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者，至是而没其讽谕之义焉；再进一步而渐违于真——昔之感物造耑、材知深美者，至是而亦并务恢张、博诞空类焉。谓赋的末流之渐离于本初则可；必谓这种离善违真者为赋之失，则未当。《晋书·文苑传》称其“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这种求真的态度，本亦无可非难。但在赋的立脚点而言，则实是至是而作风一变，并不是至是而作风返之于古。
第四节 总集之结撰者
第一目 挚虞《文章流别论》
至挚虞遂承曹丕、陆机之遗风，(12)一方面撰集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以定其体制；一方面于定其体制之外兼论其得失。其所撰著，考诸各家著录，名称卷数，均不尽同。《晋书》本传称其“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志》簿录类“《文章志》四卷”，总集类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新、旧《唐志》目录类有“《文章志》四卷”，总集类有“《文章流别集》三十卷”，与《晋书》同。(13)《通志》目录类有“《文章志》四卷”，总集类有“《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而焦竑《国史经籍志》杂家类，又称“《文章流别集》十二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今其书早佚，究竟卷帙多寡，已不可得知。大抵其所撰著，本有三种性质：《文章志》的性质同于序目，观《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后汉书·桓麟传》注、《文选·长笛赋》注诸书所引可证。(14)所以《隋志》新、旧《唐志》及《通志》著录均以列入史部目录一类。《文章流别集》的性质，原是总集，故卷数为独多。《隋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则此书之为分类总集至为明显；此即《晋书》所谓“类聚区分”者也。(15)《文章流别论》则为叙论性质。由文学批评言，惟此较为重要，是又《晋书》所谓“各为之论，辞理惬当”者是也。此三种性质虽别，原本一书，第以卷帙繁多之故，传抄者分合不一，于是名称卷数均不相同。或仅录其序目，则成为《文章志》。此当在《流别集》卷首，故可别录为书。考《通志》目录类有荀勖《文章家集叙》十卷，与挚虞《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同著录。勖较挚虞稍前，则挚著或本于此。或辑录其所论，则成为《文章流别论》。此当分在《流别集》各卷中间，而录者别为选辑成卷者。考《隋志》注谓“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则知此辑出之本，且在阮孝绪《七录》以前。今原辑本早已散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虽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然张溥挚《太仆集》内所录已是就《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广文选》诸书辑录而成者，则其散佚可知。焦著所载多不可靠，不能据此以为明代仍有完本。嗣是踵辑者，有严可均、张鹏一二家。严辑刊入《全晋文》中；张辑刊入《关陇丛书》中。均就张辑加以校补。至许印芳《诗法萃编》所录，即据张辑，无所校补。现就诸家所辑诸条案其内容，皆为流别论，而诸家犹循旧称，名为流别志论似亦未当。
今就此仅存的数则中以论其文学批评的思想，大抵可窥出两点：（1）可以看出他选辑的宗旨，（2）可以看出他选辑的方法。由选辑的宗旨言，他是本于儒家的见地的，其总述文章之含义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全晋文》七十七）
此完全从文的作用而言，故其论各种文体亦谓“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众而诔集，说史陈辞，官箴王阙”，以为各种文体均由应用而起。又其论赋家之四弊云：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繇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辞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全晋文》七十七）
此意亦略同于班固——本儒家的见地，贬赋家的淫辞，因此可知他选辑的宗旨未必专尚丽辞了。由选辑的方法言，他又看出文体是因时而异其性质。姑举一节为例：
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也，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全晋文》七十七）
章学诚《诗教下》极言论文拘形貌之弊，不知挚虞早已言之。据此一节则知其选辑的方法，所谓类聚区分者，又未必泥于形式的方面了。
第二目 李充《翰林论》
与挚虞《文章流别论》相近者，在东晋更有李充(16)的《翰林论》。《翰林论》二卷(17)也早散佚。(18)其详不可得知。但据各家论述及著录考之，要亦与《流别集》一样有二种性质。其一，是选辑性质的总集。《通志·艺文略》既于文史类著录之，而复见其目于总集类。窃疑此书本可两属，所以《七录》称有五十四卷（见《隋书·经籍志》注）而《晋书·文苑传序》亦有“《翰林》总其菁华”之语。其又一则是“论为文体要”之语（见《中兴书目》），此刘勰所讥为“浅而寡要”者是也。(19)大抵其为总集者原名《翰林》，而评论者则称《翰林论》，亦犹《文章流别集》之别成为《文章流别论》，而后人亦多混而称之也。
至《翰林论》与《文章流别论》不同者，一则于谈文体之外兼及评论，一则仅就文体言耳。盖挚虞由目录以试辑总集，而李充则由总集以试加评论。挚虞所编重在类聚区分，故其书名《流别》而所论亦止及文体；李充所编重在菁华，故其书名《翰林》，而所论遂多评论作家。此为二书体例之别。故各家著录均以《流别》为总集之始，而《翰林》为文史之始。中国旧时之文学批评除诗话文谈之外，各家选集，往往各存微旨，此所以总集与文史亦互有关系也。
今就严可均《全晋文》（五十三）所辑诸条考之，大都是于每体中择其尤佳者，略加评论以为标准。如：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五）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扬公，亦其义也。（《御览》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七）
此外如锺嵘《诗品》“潘岳”条称：“《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亦见《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九，严辑引之。）王懋《野客丛谈》“百一诗”条亦引其“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有诗人之旨”(20)。则又就一人之作而加以评论者。惟均嫌琐屑，此刘勰所以讥其寡要欤？
第五节 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
第一目 虞溥诸人
在两晋思想崇老庄，文辞尚骈丽的时代，而犹有少数崇奉儒家思想，近于儒家的文学观者，则为虞溥、裴诸人。
当时裴因时尚清谈，作《崇有论》辟虚无之妄，以为“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全晋文》三十三）。而范宁之《罪王何论》亦称其“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全晋文》一百二十五）。这些虽就思想言，但也可略窥其文学观念，盖与荀子之攻击饰奇辞，文奸言，是同样的例。
至虞溥为鄱阳内史时所作的《厉学篇》，为其诰训学徒的话。如：
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见《晋书》本传，《全晋文》七十九作《奖训学徒诏》。）
他主张先修质后学文，这全是儒家思想。所以他讲及文事，也以为离不开学。他说：
若乃含章舒藩，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扬班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志匪勤，理无由济也。（同上）
他如傅玄谓：“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北堂书抄》九十五《御览》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引《傅子》）也有宗经的意思。《晋书》称：“傅成风格峻整……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作风如此，固宜其衡文标准仍折衷于儒家了。这些均和当时一般的文学批评不同，因为他不承认文学的独立性，可知传统思想犹有一部分的存在。
第二目 葛洪
虞溥与葛洪在当时文胜的时期，都是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葛洪《抱朴子·尚博》篇云：
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骏拙，以虚华之小辨为研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弁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21)
他这种尊子书忽文艺的主张，确乎也是很背时的。即专就纯文学而言，如《辞义》篇云：
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此亦完全以应用为标准，似乎与虞溥诸人一样，但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则葛洪却远胜于虞溥。此有二因：
其一，所谓尊子书忽文艺云者，不过就此二者比较言之耳。在此二者之中，也许葛洪因于个人才性之有所偏畸，或因于传统思想之未能尽除，或因于反对流俗之过于重文而轻质，于是觉其“悠悠皆然，可叹可慨”。实则葛洪对于文学的观念，绝不和虞溥一样。虞溥以为“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葛洪则以为文章并非德行之馀事。他在《尚博》篇中讨论文章与德行的问题。他以为文章与德行并无本末先后之分：
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圣谥于一字，仲尼从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文之所在，虽贱犹贵，犬羊之鞟，未得比焉。
即分本末亦不足以为轻重的标准。所以他再说：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可始于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馀事也。
他本于这种观点，所以并不轻视文章。——非惟不轻视文章，并且喜欢讨论文章。他因为——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见者精也。夫唯粗焉，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焉，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尚博》篇）
此所以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应当较虞溥诸人重要得多。可是他毕竟偏于杂文学方面。观其《自序》谓：“洪年二十馀，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则其兴趣所在也可以窥知了。故他所谓“文章微妙，其体难识”，所谓“品藻难一”云者，未尝不兼指内容的思想而言。所以他又说：
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尚博》篇及《文行》篇）
则他虽似重文而并不承认文学的独立性了。故彼之异于虞溥者，不过不主先德行而后文学而已。其所以重视文学者，盖指杂文学言，固非贵虚华之诗赋也。
其二，能明文学进化的观念。此则同于王充而远胜于虞溥者。其《钧世》篇云：
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阙，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然则古之子书，能胜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故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
这种论调明白文学之进化，明白品评文学不可贵古贱今，这实是重要的地方。此意虽亦同于王充之文不必合于古的论调，但他谓今文胜古文的缘故，由于古朴今丽，则完全是受时代的关系。如《钧世》篇所云：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书犹言也，若言以易晓为辩，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耶？
此种论调，较之王充思想，便修正得多，圆融得多了。可知时代的关系终究是不可漠视的。所以葛洪虽极推崇王充称为冠伦大才，(22)而《辞意》篇谓：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
此虽不是批评王充的《论衡》，而《论衡》的文辞，确不免有深处失之烦的地方。所以王、葛两家虽并推崇论著之散文，而《抱朴子》的文辞却远胜于《论衡》，观《意林》、《书抄》、《御览》诸书所引《抱朴子》佚文，颇多推崇陆机《陆子》之处，(23)亦可知其论文微旨之所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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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玚《文质论》云：“丕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质。”当时诸家之撰文质论者，大率不外此意。
(2) 《御览》五百九十五引《典论·论文》云：“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亦同此意。
(3) 杨修《答临淄侯笺》云：“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耶！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此书虽似驳曹植轻视辞赋的主张，但其论断亦以儒家思想为衡。
(4) 明胡侍《真珠船》云：“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幹时有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汉书·地理志》，《齐诗》，‘子之旋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又云：‘齐至今，其士舒缓阔违而足智。’《朱博传》：‘博迁琅琊，齐部舒缓，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为俗耶？’《寰宇记》：‘齐州人志气缓慢。’是则齐俗自来舒缓，故文体亦然。”
(5) 其《与吴质书》亦云：“伟长怀文抱质，……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6) 锺嵘《诗品序》谓“陆机《文赋》通而无贬”，盖亦以此本非品评性质，故不显优劣也。
(7) 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云：“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朱鹤龄《注》：“‘雕刻初谁料’，即《文赋》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纤毫欲自矜’，即‘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微芒’也。‘神融蹑飞动’，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战胜洗侵陵’，即‘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也。‘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即‘形可不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纬’也。因刘使君以诗来寄而言诗道之难如此。”案：朱《注》以杜诗与《文赋》参证，所解亦是。
(8) 《世要论》十二卷，《隋志》著录入法家，早佚。此据《群书治要》辑录。《群书治要》作《政要论》。
(9) 谢榛《四溟诗话》云：“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似以此为陆机病。实则陆机所言本不泥于古说，正可据以看出其偏于妍丽的主张。
(10) 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于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时也。”
(11) 案《世说·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谓皇甫谧《序》出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云云。窃以为此说非是。严可均《全晋文》已辨之矣。不过皇甫此序为左氏作，故其论赋主张，亦或受左思启发耳。
(12) 挚虞与陆机虽同时而稍后。且陆机《文赋》成于入洛以前，杜甫诗“陆机二十作文赋”，可证。
(13) 《玉海》五十四惟引此数家之说无所折衷。
(14) 《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云：“刘修著诗赋颂六篇。”《后汉书·桓麟传》注引云：“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文选》《长笛赋》注引云：“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世说新语》注引云：“崔烈字威孝，高阳安平人，骃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又“潘勖字元茂，陈留中都人。少有逸才，献帝时为尚书郎，迁东海相，未发，拜尚书左丞，病卒”。案其体例，盖与后世《诗人征略》、《诗人小传》诸书相类。
(15) 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国故》第三期）
(16) 《宋史·艺文志》“充”或误作“允”，注云：“一作元，或作克。”
(17) 《玉海》六十二引《中兴书目》谓凡二十八篇。
(18) 焦竑《国史经籍志》于子部杂家类、集部诗文评类虽并著录，但也当与挚虞《文章流别集》同例，并非当时尚有传本。以在明代各家藏书目中均无之，则其散佚可知。其散佚之时当在宋以后，《崇文总目》及《遂初堂书目》之文史类均著录之，惟《遂初目》无卷数耳。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入史类故事门，不入集类文史门，注云“阙”。
(19) 见《文心雕龙·序志》篇。《玉海》六十二引作“博而寡要”窃以为刘氏所下评语，于魏文陈思诸家，均是优劣互见，当以“博”为近是。
(20) 见《野客丛谈》卷十一，此为严辑所未录者。又《御览》五九三引《翰林论》“诫诰施于弼违”一语，亦严辑所未收。
(21) 《抱朴子·百家》篇亦有此语，文辞稍异。
(22) 见《喻蔽》篇。又《北堂书抄》一百，《御览》五百九十九引《抱朴子》佚文，亦谓谢尧卿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
(23) 《抱朴子》佚文：“嵇君道曰，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尽也。《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观此二人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书抄》一百，《御览》六百二）“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常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缪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为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御览》六百二）“抱朴子曰，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却后数百年若有干迹，如二陆犹比肩也，不谓疏矣。”（《意林》、《书抄》一百，《御览》五百五十九）
第二章 南朝之文学批评
第一节 南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南朝——宋、齐、梁、陈——核计其年代虽不过二百年光景，但在文学史上——尤其在文学批评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以重要的原因，由于（1）所讨论的问题，空前启后，不囿于传统的思想，而能范围后来的作者，指导后来的批评家。如文、笔之区分，如音律之发明等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2）至是才有文学批评的专著，如锺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书——均得流传至今，而《文心雕龙》尤为重要的著作，原始以表末，推粗以及精，敷陈详核，条理密察，即传至现代犹自成为空前的伟著。（3）此期的批评家能应用种种批评的方法，如文体的分类及说明，则归纳的批评也；《文选序》之以沉思翰藻为文，《文心雕龙》之《原道》、《宗经》诸篇则推理的批评也；四声八病之说，则判断的批评也；论诗而溯流别以及《文心·时序》诸篇，则历史的批评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分作家为三体，《文心·体性》篇之分八体，则又比较的批评也。他如道德的批评，审美的批评，考证的批评，及赏鉴的批评等亦随处有之，虽不必出主入奴，互成派别，而各种批评的方式殆无不具备。（4）此期的批评家才真是纯粹的批评家。不同曹丕、曹植一样以创作家兼之，所以所论的不仅润饰改定的问题，而重在建立文学上的原理和原则。又不同王充、葛洪一样以学者兼之，所以所论的不偏重在杂文学的方面，而很能认识文学的性质。更不同挚虞、李充一样以选家的态度为之，所以更是纯粹的批评而不必附丽于总集。有此四因，所以南朝的文学批评，实较以前各期尤为重要。
南朝的文学批评，如此重要，而昔人每忽略视之，则以此期的创作界在文学史上是极端偏于骈俪的时期。而此期的文学批评，亦不免较重在形式方面，——如音律与采藻等等的问题均为此期批评界所集中讨论的。因此，此期作家的作风，既遭后世古文家或道学家的攻击反对，则此期较重在形式方面的文学批评，当然也易于遭人轻视了。不过，我们须知：（1）因骈俪之重在藻饰，故其作风当然较偏于艺术方面而与道分离；因此，反容易使一般人认清了文学的性质，辨识了文学的道路。由这一点言，觉得后世文人之论文，反多不曾认识清楚者。（2）即在当代的批评家，也有许多反对极端文胜以为匡时之针砭者，不过因当时作家之靡然从风，积重难返，所以一时似乎不生什么影响而已。实则此种主张有许多早已为后世古文家种下根苗，而古文家却一切不加理会，自矜创革之功，这觉得更是不应该的。
至于此期文学批评之所以突飞猛进，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者，其由于推本昔人文学批评的见解而加以阐发，固是一个原因；但此犹不甚重要，其较重要者，即出于时势之要求。盖文学的创作界在此期既臻于极盛，则同时批评界亦当然为均等的发展。我们试看《金楼子·立言》篇所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则当时文坛对于文学批评要求之迫切亦可想而知了。唐刘子玄《史通·自叙》云：“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由于文集既多，于是对于作品个别之批评，颇为需要，更由于对作品个别之批评既起，于是进一步对于文学之根本原理，遂也需加以讨论。这是此期文学批评所以较为发达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 关于文评之论著
第一目 佚书及未成之著
南朝关于文评之论著，其量的方面之多，可于其佚书及未成之著见之。今考时人之著，其偏于叙录纪事者，有
《续文章志》 二卷。宋傅亮撰。佚。《隋志》及新、旧《唐志》均著录。《世说新语》注引其语。
《晋江左文章志》 二卷。（《隋书·经籍志》作三卷）宋明帝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及《玉海》均著录。《世说新语》注引其语。
《文章录》（一作《文章叙》，一作《文章叙录》。见《世说新语注》） 无卷数。宋邱渊之撰。佚。见《玉海》五十四。《世说新语》注引其语。
《别集录》（一作《新集录》。见《世说注》） 不知卷数。宋邱渊之撰。佚。见《玉海》五十四。《世说新语》注引其语。
《江左文章录序》 不知卷数。齐丘灵鞠撰。佚。见《玉海》五十四。案《南齐书》本传云：“丘灵鞠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
《宋世文章志》 二卷。梁沈约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均著录。
《文士传》（《新唐志》作《文林传》。） 五十卷。张骘撰（《隋志》作“张隐”）。佚。《隋志》、《唐志》、《崇文目》及《玉海》均著录。案：张骘时代无考，据《崇文目》称是书终谢灵运，而锺嵘《诗品》亦有“张骘《文士》，逢士即书……曾无品题”之语，则当在灵运以后，锺嵘以前也。
上书体例，大率本于挚虞《文章志》，均重在作者传略者。其论文体者，有：
《文章始》 一卷。梁任昉撰。原佚。今本称《文章缘起》，疑为张绩所补，而宋人易称者。有《艺圃》本、《夷门》本、《学海》本、《汉魏丛书》本、《心斋十种》本、《一瓻偶存》本、《砚北偶钞》本、《诗触丛书》本、《诗函楼琐刻》本、《邵武徐氏丛书》本、《龙溪精舍》本、《文学津梁》本。有明陈懋仁注，清方熊补注。又陈懋仁有《续文章缘起》一卷。
《续文章始》 一卷。陈姚察撰。佚。《隋志》及新、旧《唐志》均著录。
其无可考者有：
《翰林》 宋僧惠休撰。未见著录。案：皎然《诗式中序》云“早岁曾见惠休《翰林》”云云，不知其所据。疑此是伪书。
《鸿宝》 宋王微撰。未见著录。案：锺嵘《诗品》云：“王微《鸿宝》，密而无裁。……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诗例录》 新、旧《唐志》作二卷。《通志》及《国史经籍志》作三卷。宋颜竣撰。佚。
《文苑》 一卷。梁沈约撰。佚。宋《四库阙书目》著录文史类。
《品藻》 梁沈约撰。佚。未见著录。案：皎然《诗式中序》谓“早岁曾见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云云，不知其所据，疑是后出伪书。
《诗箴》 陈庾信撰。佚。见前《品藻》条。
其有论著而书名不可知者，如：
张 案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张摘句褒贬”，似为后世句图之始。
颜延之 案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颜延图写情兴”，而锺嵘《诗品》亦云“颜延论文精而难晓”。今考颜延之《庭诰》多论文之语，不知即指此否？
有未及完成者，如：
《知音论》 齐王融撰。案锺嵘《诗品》云：“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
当世《诗品》 齐刘绘撰。案锺嵘《诗品序》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
更有疑出昔人著录之误者，如：
《文议》 三十卷。齐顾欢撰。佚。见《光绪杭州府志·艺文志》诗文评类。案《南齐书》本传云：“世祖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隋志》集三十卷，见太尉《王俭集》下注。则《文议》应为顾欢之集，《杭州志》录入诗文评类，不知何据。
《诗格》 一卷。梁沈约撰。佚。见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同治湖州府志·艺文略》同。案《新唐志》及《通志》均有元兢《宋约诗格》一卷，宋约疑即沈约之误。考《文镜秘府论》所引元兢说多言声病之处，则是书或原名《沈约诗格》，系出元兢所撰，故《宋四库阙书目》以入别集类而不入文史类。《湖州府志》即定为沈约所撰，恐未必然也。
第二目 《诗品》与《文心雕龙》
南朝关于文评之论著，其质的方面之精，又可于其流传之著见之。其单篇论文，如萧统《文选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不计外；就其成书者言之，其代表作当推《诗品》与《文心雕龙》。
《诗品》（旧作《诗评》，见《梁书》本传及隋唐宋各志） 三卷。（《宋志》作一卷，今亦有一卷本），梁锺嵘撰。存。案是书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节引数语外，馀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抄》、《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而明清丛书中则屡见采辑。今就见于各丛书者录之，有《稗史集传》本、《说郛》本、《夷门广牍》本、《格致丛书》本、《天都阁藏书》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四十家小说》本、《续百川学海》本、《汉魏丛书》各本、《津逮秘书》本、《龙威秘书》本、《历代诗话》本、《学津讨原》本、《诗法萃编》本、《择是居丛书》本、《诗触丛书》本、《谈艺珠丛》本、《玉鸡苗馆丛书》本、《对雨楼丛书》本、《诸子百家精华》本、《四部备要》本、《萤雪轩丛书》本。尚有《一瓻笔存》本，系抄本。
《文心雕龙》 十卷。梁刘勰撰。存。有元至正，明弘治、嘉靖、万历各本，皆缺《隐秀》一篇，别有钱允治据宋本补正本，然不可信。其见丛书中者有锺惺《合刻五家言》本、《两京遗编》本、《汉魏丛书》各种本、《崇文书局汇刻》本、《三十三种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又《诗法萃编》中所收为选辑本。
此二书为文学批评中最早的传书，故研究之者颇不乏人。其关于《诗品》者，有：
《诗品讲疏》 近代黄侃撰。未成书。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中每称引之。
《诗品疏释》 近代张陈卿撰。见其所撰《诗品研究绪论》中，当亦为其属稿未竟之作。
《锺嵘诗品之研究》 近代张陈卿撰。民国十五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诗品注》 近代陈延杰撰。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诗品释》 近代许文玉撰。此为许氏《中国诗歌史研究丛刊》之一。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
《诗品笺》 近代古直撰。《隅楼丛书》本。
《诗品平议》 近代陈衍撰。
其关于《文心雕龙》者，有：
《文心雕龙注》 十卷。宋辛处信撰。佚。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志》均著录。
《批点文心雕龙》 十卷。明杨慎撰。明万历刊本。案康熙三十四年武林书坊抱青阁刻本，兼刻明张墉、洪吉臣二家合注。
《注释文心雕龙》 十卷。明梅庆生撰。未见。
《文心雕龙辑注》 十卷。清黄叔琳撰。有乾隆六年姚氏刻本、翻刻本，《四部备要》本。
《文心雕龙辑注评》 清纪昀撰。有思贤精舍刊本、道光中广州朱墨套本、光绪乙未学库山房刊本。
《文心雕龙辑注》 十卷。清张松孙撰。有乾隆刊本，未见。
《文心雕龙考证》 见《四库全书考证》中。
《文心雕龙辑注考证》 同上。
《文心雕龙补注》 清金甡撰。未见。见《光绪杭州府志·艺文志》诗文评类。案此书疑即出黄叔琳本。考《昆圃年谱》谓其书再校订于钱塘孝廉金甡，或金氏于黄氏《辑注》外别有所增补欤？
《文心雕龙补注》 十卷。近代李详撰。《龙溪精舍丛书》本。案李氏旧有《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载《国粹学报》五卷八号至七卷五号。
《文心雕龙札记》 近代黄侃著。北平文化学社铅印本。
《文心雕龙讲疏》 十卷。近代范文澜著。新懋印书局铅印本。案范著近易称《文心雕龙注》，由文化学社出版。
至近人所著各种单篇论文研究《诗品》及《文心》二书者亦甚多，兹不备载。即此，也可知二书影响之大了。
此二书之所以重要，即因足以代表当时批评家之二派。当时人所需要于批评者，不外二种作用：一，是文学作品的指导者；又一，是文学批评的指导者。文学作品日多，则需要批评以指导，才可使览无遗功。文学批评日淆，则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评以主持，才可使准的有依。所以前者是为文学的批评，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前者较偏于赏鉴的批评，后者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而《诗品》与《文心雕龙》，恰恰可以代表这两方面。
锺嵘《诗品序》云：
嵘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亦云：
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
原来他们批评的标准，只因于文学作品之粗制滥造，日益增多，欲使品藻优作，汰除劣制而已。品藻优作，汰除劣制，当然也不能随各人的嗜欲而异其商榷，所以也得提高赏鉴的标准，才不致成为纯粹主观的意见。这种批评，当然是为文学的批评。
这种批评有时取评选的态度，有时取品第的态度。至于间或取比较的批评，如分别作者之属于某种某派，或取历史的批评，推论作者之生平及时代环境与其著作之关系，皆不过所以助其说明而已。
其取评选的态度者，有于某种体裁中选某几人之作以为代表者，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阳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
《文心雕龙》之论文体恒评其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亦犹此意。其于一家之中选某几篇以为代表者，如锺嵘《诗品序》云：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夜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其于一篇之中只选某几句以为评论者，则萧子显所谓“张际擿句褒贬”者，庶几近之。是又后世句图之滥觞已！
其取品第的态度者，如锺嵘《诗品》即本班固九品论人之法以衡诗，分为上中下三品，兼摭利病；此亦当时所需要。后世如《诗坛点将录》等亦多本之。许文玉《诗品释序》云：
迨夫典午失驭，海内分崩，南北区号，历久为梗，宋书索虏，魏书岛夷，肆其秽词，互相丑诋。至若出使专对，行人之选，尤必夸其才地，抵掌谈论，抑扬尽致，以与邻国争胜衡长焉。是为属于政治之批评。又因其时异族杂处，种类混淆，衣冠之族辄自标异；门阀积习，无可移易。以士庶之别而为贵贱之分，矜己斥人，所争尤严。是则起于风俗之批评。夫竞争正统，指斥僭号；矜尚门第，区别流品；既悉为当时政治风俗习见之例，则其他之文化学术，有不蒙其影响者乎？历览艺林，前世文士，颇矜作品，鲜事论评；及曹丕褒贬当世文人，肆为之辞，于是搦筦论文，多以甄别得失为己任。在梁一代，萧子显秉其史论之识，以绳文学；刘勰更逞其雕龙之辨，以评众制；庾肩吾则载书法之士而品之有九；锺嵘亦录五言之诗家而次之为三。衡鉴之作，于斯称最矣。
此以文学批评为受当时政治风俗之影响，自具卓识。但我以为犹有数点须分别言之，则其义始明。（1）汉魏间的批评风气重在论才性而不重在矜门第；东晋南朝间的批评风气，重在严流品而不重在伸清议。这种批评风气的影响到文学方面，在前者可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在后者可以锺嵘《诗品》为代表。《典论》所谓“气之清浊有体”，所谓“齐气”，所谓“逸气”，所谓“能之者偏”，都是就才性方面说的；即其褒贬当世文人，亦不过佐其“能之者偏”的例证而已。至于锺嵘《诗品》则所谓辨彰清浊、掎摭病利，便专重在褒贬方面而非衡量才性了。（2）即就文学上的批评而言，易言之，即就其专重在褒贬者而言，则锺嵘与曹氏丕植亦互异其趣。曹丕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植云：“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一个说作者之难备众体，一个说批评之绝无标准，盖他们之所谓批评，本不过为作文之佐助，故以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至于才不能逮于作者的，便不应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了。至于既经通才批评以后，便也应按其指示应时改定。此皆是为作文而批评，所以应得自知其病而不应相轻所短。明得此意，则知丕、植以后，锺嵘以前之文学批评风气，大率如此。锺嵘云：“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其指斥诸家之失，在“不显优劣”，在“曾无品题”，则知其自己著书之宗旨正在显优劣，有品第了。所以我以为齐梁以前政治风俗上之批评虽盛，而文学上之批评犹未盛；政治风俗上之批评重在矜门第，而文学上之批评犹不显优劣。直至梁时，始会合此二种批评风气而为一，于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评家，而在于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之后，也不必有“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效用。锺嵘云：“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盖即得此种风气之先者。锺氏不过继之而有成耳。
待到批评家的批评太杂，于是想在批评界中立一正确的标准。这正与前者因作者之作品太多而欲在创作界中作一公正的审定一样。盖赏鉴的批评其弊有二，即上文所谓偏于主观与流为散漫。刘勰以前一般的批评家大率都不免此弊。
刘勰于《知音》一篇极言得真赏之难，或“鉴照明洞，而贵古贱今”，或“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或“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都足为赏鉴之累。何况赏鉴的批评，又多溺于偏见，好恶任意，漫无标准呢？他说：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知音》篇）
此为当时批评界缺点之一；所以他想于漫无标准中指出个标准。他先承认批评的可能。《知音》篇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诸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
于是他再提出六观的方法：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样，便由赏鉴的批评转而为判断的批评了。
又刘氏以前论文之说即非赏鉴的批评，大率亦均不免陷于局部的弊病。《文心雕龙·序志》篇历举时人论文之作，都加以批评，而总括一句谓：“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真的，这亦是当时批评界缺点之一。所以他的所作是：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表，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赞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夫铨叙一文为易，弥论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案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序志》篇）
他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所以他是当时文论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之所以成为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者以此。《南史》本传称“刘勰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或者他的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密有系统者，也由深受佛学影响之故吧！
第三节 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
第一目 形文与声文
《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此处所谓形文声文，是就广义言者。若就狭义言之，则形文是词藻修饰的问题，声文又是音律调谐的问题。要之这二者都是文的外形的问题，而不是内质的问题。易言之，是文的问题，而不是质的问题。当此骈文流行的时代，其作风之重视词藻与音律本是当然的事情，所以批评家的论文标准，每多以词藻音律为前提，至少，也须文质调剂得中，决不如后世之重质轻文的。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
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这正是一种折衷的论调。《文心·情采》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又云：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
他如《征圣》篇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序志》篇谓：“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都是质不废文的论调。所以开端《原道》一篇即言：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这二语正说明形文声文的重要。《文心》有《丽辞》一篇以讲形文，有《声律》一篇以讲声文，正与梁元帝《金楼子》论文以“绮縠纷披，宫徵靡曼”，为文的条件同一意思。绮縠纷披，即形文之谓；宫徵靡曼，即声文之谓。所以梁简文帝对于时人之学谢灵运、裴子野者深致不满。其《答湘东王书》云：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吐言天拔，出于自然的，犹须加以修饰之功，才不致成为糟粕。至于了无篇什之美者，当然更不宜慕了。所以他下文即愤慨地说：
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他对于质陋之不满意如此。也可知当时文坛批评的风气了。萧统《文选序》云：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此说虽本于葛洪之古朴今丽说，但亦极为重要。他很能说明文学史上所以由质趋文之故，他亦很能说明文学批评史上所以对于文学观念逐渐重视藻饰之故。明得此意，才知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所以对于“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的文体要称为“懦钝异常”了。
这是时人一般的见解，故其品评作家或作品亦每以此为判断的标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之评建安文学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称潘、陆之作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而评屈、宋、贾马谓“英辞润金石”，论颜、谢之作为“体裁明密”。至于“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作，则称为“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了。当时《诗品》之论东晋谈玄之诗亦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有“建安风力尽矣”之叹。《文心雕龙·明诗》篇讥其“辞趣一揆”，《时序》篇又议其“因谈馀气”。可知风会所趋，即在刘、锺二氏，其论调见解，亦往往有难以立异者。因知昔人病锺嵘列陶潜于中品、列曹操于下品，而议其品第未允；又《文心雕龙·诏策》一篇谓“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近人亦每有议其未当者。实则都由当时品评的标准如此，固非可以后世之好尚，议昔人之失当也。
第二目 情文
昔人之论南朝文学者，每议其淫靡而远于情性，实则由当时一般的作风而言，或不免多犯此病。若由当时一般的批评主张而言，则外形内质，同样重视；或且因欲矫正一时风尚之故，转有较重于内质的倾向。于此，可知南朝批评家之深切明了文学之含义与性质。
不过所谓“情文”，也应有一些区别：热情腾涌而喷薄出之以流露于文字间者，当时的批评家往往称之为性情或性灵。这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情感。情感亦盛，而较重意志，或经过想像的作用，以委婉抒写于文字间者，当时的批评界又每称之为意旨或沉思。这也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思想。(1)前者主于论性灵，后者主于论意思，二者的性质本不尽同，所以现在不如以情与意分别言之。《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曰情，曰理，即就内质而分二方面言者。又《文心·附会》篇云：“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辞采、宫商是外形的两方面；情志、事义，则是内质的两方面。
其主于论性灵者，如梁元帝《金楼子》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且谓“文者，惟须情灵摇荡”。锺嵘《诗品序》亦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而刘勰之论情性则更为明白。《情采》篇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
这真是为当时人痛下针砭了。所以后人病六朝诗文为多肉少骨者，实则在当时的批评家亦未尝不知之而言之。即如《文心雕龙》在其他各篇也屡申为情而造文之旨。如《定势》篇云：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章句》篇云：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强，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
《物色》篇云：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为情造文，则章句妥贴，体势自然，而体物亦自能造极。此是时人论文又所以较重自然之故。
其主于论意思者，如昭明太子之选文标准，以事出于沉思者为主，而范晔《与甥侄书》之论文尤极重在意。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抽其芬芳指词藻言，振其金石指音律言，必以内质为主而后始及于外形，其轻重之意显然可见了。锺嵘《诗品序》亦论运意之难云：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这些又均主意思言者。不过就意思言，若偏于运思，则如《文心·附会》篇所谓“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者，只成为修辞上的问题，与文学批评无关。若再论到思想之是否正确，则往往成为道德的批评，而为后来复古运动的先声了。这当于后节论之。
第三目 风格
合形文、声文、情文三者而文之形式以立。由文之形式言，语其广义而说得抽象一些便是风格，语其狭义而说得具体一些，便是体制。
《文心雕龙·体性》篇云：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彩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趋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这是区分风格之始，为后世司空图《诗品》所宗。这种体性上的分类本不外二种关系。（1）是由于情文的关系，这即是作者才性的问题。《体性》篇云：
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韶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2）是由于形文、声文的关系，这又是文章体势的问题。《文心·定势》篇云：
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至混合作者才性与文章体势而未易分别指出者，则刘勰《文心》所指出的“神”与“气”二字是。
刘勰论“神”，与“思”并言，故多指兴到神来之神，与后世之言神化妙境者不尽同。此盖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神思》篇云：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其言与《养气》篇所言相近。《养气》篇云：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故浮言以比浇辞，文质显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
盖此节所言的“气”，是指气机之流畅言。由人言，是气旺神酣之时；由文言，是机神洋溢之境。故神昏则气便不畅，而调气亦正所以裕神。至于神旺气畅之时，搦管作文，佳思络绎，奔赴笔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止，则便是所谓神化的境界了。《神思》篇云：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此便是入于化境，非言语所得形容者。
至其言“气”，除《养气》一篇，其义与“神”相近外，大率亦本于曹丕所言而益为阐发。《体性》篇云：
才有庸俊，气有刚柔。……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
此则本于曹丕清浊之说而易言之者。盖曹丕混言才、气，故可以清浊称之；刘氏则以才与气析言之，故以庸俊称才，而以刚柔称气。此亦后人研析愈精之处。后来桐城派论文好以阳刚阴柔为言，其义虽出于《易》，要亦未尝不受刘氏此言之影响也。《风骨》篇云：
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又云：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此则又专就气势之表现于作品者言之，后来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盖由人言则是气质的问题，由文言则是气势的问题，二者也正是互有关系的。我尝谓骈文家好言音律与藻饰，散文家好言文气，各有偏胜亦各有流弊。而刘氏所言：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则重在二者之互济。此节于骈文家之流弊与古文家之论文主张，亦已微露其端倪。盖当时一般批评家所持之折衷论调，殆无不为由骈入散之枢纽者。
第四目 体制
对于文学作品再进为具体一些的认识，于是便成为当时文章体制分类的问题了。文章体制之分类，一方面须重在形式之歧异，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之相同，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宜同时并用，本不容易求其完善无疵。所以后人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每多訾议，似乎也有些过当的。大抵时人对于文体的分类，也自有其迫切的需要。我们试看《后汉书》诸传所载，如《冯衍传》谓：“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崔骃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传》于举其著述之后，更谓“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吊，箴，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备举诸目，其繁琐为何如！后世于此种杂著，举以纳诸文集之中，则因其形体而定其体制，正亦极需要用这种归纳的方法者。
不过时人对于文体的研究，虽重在类的归纳，而同时又注意到分析的细密。我们只看曹丕仅分四科，陆机便别为多体，挚虞《流别》则分目益繁，其对于文体之分目，已有愈析愈细之趋势。故至此期如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体，其区目乃更为详密。此盖由于总集欲网罗众体，不得不详为分析以备列其目，亦正如《书》之典、谟、训、诰之类，以形式之微异而各别其名称也。挚虞之撰《文章流别集》，晋书称其“类聚区分”。所谓类聚云者，归纳的方法也；区分云者，分析的方法也。是故，我们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只能说是筚路蓝缕，在归纳方面不能如后世之精当，在分析方面亦难如后世之详备而已。必欲寻垢索瘢而讥议之，不免苛刻一些。
时人分类之最为后世所诟病者，莫过于萧统之《文选》。《文选》别文体为三十九种，其目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哀策”、“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诸称。章学诚《诗教下》论之云：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已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清乱芜秽，不可殚诘。
此文攻击萧《选》之分体，诚无完肤。但文体流变，错综变化，本极复杂；巧立名目，固非所宜；概仍旧称亦有未当。萧《选》论体，诚不免失之过碎，但较之以前陆机、挚虞诸家实为详密，也未尝不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进步。曹丕云“夫文本同而末异”，今欲论文章之体制，固不得不重在末而求其异也。
至于《文心雕龙》之论文章体制便更较精密。大抵是书上编自《辨骚》以下，均为论述文体之作。就其所言，盖别文体为下列诸种：
骚
诗 （四言 五言 三六杂言 离合 回文 联句 共韵）
乐府 （鼓吹 铙歌 挽歌）
赋
颂·赞
祝·盟 （谴咒 诰咎 祭文 哀策）
铭·箴 （碣）
诔·碑
哀·吊
杂文 （对问 七发 连珠 典 诰 誓 览 略 篇章 曲 操 弄 引 吟 讽 谣 咏）
谐·隐 （谜语）
——以上文——
史传 （策 纪 传 书 表 志 略 录）
诸子
论·说 （议 说 传 注 赞 评 序 引）
诏·策 （命 诰 誓 令 制 策书 制书 诏书 戒敕 教）
檄·移 （誓 露布 文移 武移）
封禅
章·表 （上书 章 奏 表 议）
奏·启 （禅事 封事）
议对 （驳议 对策 射策）
书·记 （表奏 奏书 奏记 奏笺 谱 籍 簿 录 方术 占 式 律 令 法 制 符 契 券 疏 关 刺 解 牒 状 列 辞 谚）
——以上笔——
盖刘氏分析文章体制，其大旨有三：（1）以文笔分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云：“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案此言亦有一部分的理由，刘勰论文固不主张文、笔的分别（说详后），但其篇次却是隐区韵、散二体的。（2）以性质别体，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均以其性质之相近者，合而论之。（3）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如有韵之文则于对问、七发、连珠等等举以纳入杂文一类，无韵之笔如谱、籍、簿、录、方术、占、式等等又举以附于书记一类。大纲细目，罗罗清疏，关于文体之辨析，盖已大体确定其基础矣。
刘氏《文心》为论文之著，与萧统《文选》之仅为总集者有别，故于辨析文体之外，更复加以阐说。(2)今就其诸篇所论，则其阐说之点，大率亦不外数端：（1）关于各体之释义，如“诗者持也”（《明诗》），“赋者铺也”（《诠赋》），“铭者名也”（《铭箴》），“颂者容也”（《颂赞》），“诔者累也，碑者埤也”（《诔碑》）之类均是以声训者。又如：“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铭箴》）“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奏启》）凡此之类，又是以义解者。（2）论述各体之体制，如论颂则谓“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颂赞》）。论诔则谓“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诔碑》）。论箴铭则谓“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铭箴》）。凡斯诸端，皆就其体制而严为之辨者。（3）论述各体之源流。此则各篇皆然，而《颂赞》一篇所言更为详备，他不仅推到颂之原始，谓出于“帝喾之兴，成墨为颂”，并且再论及野诵之变体，再论及《橘颂》之覃及细物，以明其流变。至于下文再说“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马融之《广成》、《上林》（疑作“东巡”），雅而似赋”，则且就颂之混于他体者言之。（4）评述各体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此在各篇中亦往往见之，如《哀吊》篇云：“至于苏慎（疑作“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此四项中前（1）（2）项同于陆机《文赋》而疏解较详，第（3）项同于挚虞《流别》，而论述较备，第（4）项又略同魏文《典论》、李充《翰林》而评断较允。所以即就文体之研究而言，《文心雕龙》亦集以前之大成矣。
第五目 文、笔之区别
明了上述各节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则知时人本于两汉所谓“文章”或“文辞”一语，而有文、笔或辞、笔之分，也是当然的情形了。清代梁光钊《文笔考》谓：
沉思翰藻之谓文，纪事直达之谓笔。其说昉于六朝，流衍于唐而实则本于古。孔子赞《易》有《文言》；其为言也，比偶而有韵，错杂而成章，灿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其为书也，以纪事为褒贬，振笔直书，故笔之。文笔之分当自此始。（《学海堂集》卷七）
此说近于附会，未敢苟同。谓为偶然的巧合则可，若谓孔子或孔子时对于文、笔二字已有如六朝人这样区分的观念，恐未必然。
“文”、“笔”区分，最早当始于晋时，今案《晋书》所载，如：
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蔡谟传》）
以文、笔著称。（《习凿齿传》）
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时人涧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乐广传》）
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文苑·张翰传》）
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文苑·曹毗传》）
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文苑·袁弘传》）
《晋书》虽出唐人所纂，但此等处或即仍于晋人著述亦未可知。不过晋人虽有文、笔之称，而于其区分之点仍不曾明言。《晋书·文苑·成公绥传》，谓“所著诗赋杂笔十馀卷行于世”。以诗赋杂笔对举，似乎也以诗赋为文，似乎也与前举各条之称文笔者同例。至宋时颜延之论其子之各得父风，谓“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宋书·颜竣传》），则于文、笔始分别言之。而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亦云：
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
则且于对举之外，更复述其异点。《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均是以有韵无韵为别，由形式体制之异，以为文、笔区分之点者。
至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所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此以通经而明其理者谓之儒，博穷子史而但识其事者谓之学，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不便为诗、善为章奏之流谓之笔。(3)这样区分才着眼在性质上之差异，较之范晔实是更进一步了。
大抵时人对于文、笔之分，本有这二重意义，所以当时于“文笔”之外，更有“辞笔”、“诗笔”之称。诗、笔之分似乎只能就文章体制言，而辞、笔之称则又似可兼就文学性质言。《南史·孔珪传》云“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云“博涉文史，雅有辞、笔”；此言辞、笔之例。《梁书·刘潜传》云“三笔六诗”；《南史·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任昉传》云“时谓任笔沈诗”；而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亦谓“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复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此言诗、笔之例。既称诗、笔，则只是有韵无韵的分别，而与文学性质无关。至于所谓辞、笔，则顾名思义，其含义似可较诗笔为广。盖“文”、“辞”二字其义相近。《说文》云：“辞，说也。”（据《广韵》引）说者释也，故得引申为篇章之义。(4)又《说文》云：“词，意内而言外也。”——所谓意内而言外者，谓意不可见，以言形容其意也。形容其意，则或罕譬妙喻以达之，或铺采摛文以饰之，故词章词藻诸字本当作“词”。而秦汉以来“词”、“辞”二字混用不别，故“辞”字遂亦兼有藻饰之义。所以由“辞”之引申义言，则与“文”之称文章者同；由“辞”之假借义言，则又与“文”之训错画为近。是知六朝所谓“辞、笔”云者，正与“文、笔”字异义同。(5)所以言“诗、笔”，则与时人文、笔说中之第一义同，即专就文章体制言者；言“辞、笔”，则又与时人文、笔说中之第二义同，盖又兼就文学性质言者。
是故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以诗、笔对举，则只是文章体制之差异；其意义又与普通所谓韵文、散文者为近。由文学性质言，纯文学与杂文学均为文学中的一种，故时人以“文学”为其共名，而“文”与“笔”为其别名。《金楼子》言“今之学者有四”，而文与笔即为此四学中之二种，盖此二种即是文学之分名也。由文章体制言，则韵文、散文均为文章之一体，故又以“文”为其共名，而“诗”与“笔”为其别名。(6)《文心雕龙》云“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总术》篇）；范文澜《讲疏》谓“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语，有韵之言语为诗，无韵之言语为书，笔之于纸，皆谓之文”，所解极是。据是，可知由文学性质言，或由文章体制言，其意义各不相同如此。
盖六朝文、笔之分，实源于两汉文学、文章之分。汉时以文学称学，以文章称文。此正是《金楼子·立言》篇所谓：“古之学者有二。”《金楼子》云“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可知彼所谓“古之学者”云者，正指汉时而言。至后来，有通经而明其理者，有博穷子史而但识其事者，则于“学”或“文学”一名中间复析而为二了；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有不便为诗、善为章奏者，则复于“文”或“文章”一名中间也析而为二了。此又《金楼子》所谓“今之学者有四”。所以汉人所谓“文学”，既可以指通其理者（如以儒术为文学是），又可以指识其事者（如以掌故为文学是）；而其所谓“文章”，也可以指诏书、律令，（《史记·儒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也可以指辞赋。（《汉书·公孙弘传赞》：“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故知所谓沉思翰藻与纪事直达者，在汉时初无分别。观《汉书·公孙弘传》又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以迁与相如并称为能文章，则其无文、笔之分可知。(7)所以六朝文、笔之分，不过由于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遂从汉人文章一语再加区分而已。(8)
然而六朝对于文学观念认识之清楚，犹不止此。当时不仅于文章一语，分出文与笔而为二，而且更能（1）离文学于学术之外，使之不复兼“博学”一义；（2）合文学与文章为一，使之转近于“文章”一义。
离文学于学术之外，故“文学”一名之含义，至是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合。观宋文帝之立四学，命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其后明帝立总明馆亦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可知当时文学实能独成一科，而不复视为学术之总称了。
合文学与文章为一，故不复有两汉所谓“文学”、“文章”之分。盖在当时以“文学”为文章之事，而以“文章”为文学的作品。《北史·李昶传》云：“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此所谓文章之事即指文学。《梁书·简文帝纪》云“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此所谓文章，即指文学的作品。
文学既能独成一科，故就于文学之性质言，自当区为文、笔二种。稽诸当时史籍，其称“文学”一名殆无不可兼指此二种者。所以当时不仅“文”得称为文学，即“笔”也得称为文学。《魏书·祖莹传》云：“莹以文学见重，而莹之笔扎亦无乏天才。”《北周书·苏亮传》云：“亮博学好属文，善章奏，河内常景谓人曰，秦中文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是均笔称文学之证。不仅能文者称文学之士，即擅笔者也得称文学之士。《梁书·文学·刘苞传》称“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而陆倕即以笔驰誉者。据是可知“文”与“笔”都是“文学”之分名。
文章既指文学之作品，而当时文集即所以荟萃此作品者。因此，文集中自得包含诗、笔二体。此所以萧统《文选》，兼辑诗、笔，而刘勰《文心》亦总论韵、散。《南史·沈约传》称“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而《梁书·沈约传》却谓“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同样句例，而一称笔，一称文章，盖亦以文可赅笔，故得称笔为文章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南朝词人谓文为笔”，其致误之由，盖即以此。阮元诸人知其误，而独不举《梁书》是条为例，岂亦由不得其解，故避而不举欤！(9)
明文学为文与笔之共名，则知文苑传中之人物即所谓文学之士，不妨兼擅文与笔。《梁书·鲍泉传》“兼有文、笔”，《周书·刘璠传》“兼善文、笔”，是其例也。(10)明“文”或“文章”为诗与笔之共名，则知文集中之所荟萃即所谓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赅诗与笔。《北史·萧圆肃传》云“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亦其例也。
这是时人对于“文”、“笔”区分的意义，(11)最可看出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抑时人不仅分别文、笔之意义，并且于文、笔之外更有“言”或“语”一名，以见笔与直言也有分别。此则昔人每混而言之，故阮元、阮福、刘天惠诸人皆以直言为笔。(12)实则考时人所用，笔之与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龙·总术》篇引颜延年说云：“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此节定笔与言之分别，正极分明。盖此就笔与“言”言，并非就笔与“文”言。笔虽不同于“文”，但以有杂文学的性质，所以为“言之文”。至于经典，则时人本罕以文学视之，(13)所以为“言”而非“笔”。《世说新语》云“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道林）语。……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庄子·渔父》篇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并见《文学》篇）；其所谓“语”亦“言”也。盖当时“笔”与“言”、“语”自有区别。观《晋书·乐广传》可知。《乐广传》云：
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让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旨。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是又为当时史籍之以“笔”与“言”对举之例。所谓“因取次比”，则所以文其言耳。这正是颜延年所谓“笔之为体，言之文也”之最适宜的佐证。所以“文”、“笔”均是文学的“文”之分名，而“言”与“语”则便不同了。时人对于文学的性质，辨析到如此，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对于文学的性质既如此辨析得清楚，所以更有连带而起的集部的著录，也有一述的必要。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篇云：
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记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防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
其谓集部著录，始于萧梁，甚是。不过他谓“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似有无限慨惜之意，则不尽然。盖此时文学与学术既已分离，章氏由学术言故称至此一变，我人若以文学为立脚点而言，则此变正是演进的变，决不至如章氏一样有江河日下之叹也。大抵自楚以后始有专工于文之人；自西汉以后，始有专载诗赋之略；自东汉以后，始有专列文苑之传；自晋以后始有荟萃选辑之集；自南朝以后而集部始别为著录。逐渐演进而文学之性质始亦逐渐明显。我们须知后世文集所以觉得与学术淆乱者，乃后世文、笔不分之故，乃后世文学与学术不分之故，固不得以是诟病此时之集部也。
第四节 沈约与音律说
第一目 人工的音律之制定
在此时期所提出的问题，有值得注意者，即为（1）音律说，可以沈约为代表；（2）历史的观念，可以锺嵘为代表；（3）文与道的问题；可以刘勰为代表。兹依次论之：
中国文字之特质，是单音与孤立，本极适合于音律的讲究，所以当时的文坛，既能利用文字孤立的特质，以成为骈俪，当然也要进一步再利用单音的性质，以谐其“韵”、“和”了。
大抵最初的音律，都是指自然的音律。在诗、乐未分之时，其音律即存在乐的中间；在诗、乐既分之后，其音律只能存在辞的中间，文辞中间音调的和谐，昔人非不知之。司马相如所谓“一宫一商”，陆机所谓“音声之迭代”，皆已泄其秘了，不过他们只能明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所以至多只能说明自然的音调，而不足以制定人工的音律。迨到文字音韵的方面，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之后，于是中国文字单音的特质，遂因以显明，而足以供文学上的应用了。
宋范晔《与甥侄书》中有一节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会了此处。从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
这种话便较司马相如与陆机为切实得多。所以王融论音律谓惟范晔、谢庄差能识之。（说见锺嵘《诗品序》）虽则他所谓从根本中会了的实证，不曾明白说出，但他确是想把自然的音调，制为人工的音律。
至于齐梁之间，反切之应用既广，而双声叠韵之辨别遂严；声韵之著作既多，而平上去入之分析以定。于是遂有所谓“永明体”应运以生了。《南史·陆厥传》谓：
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14)
所以所谓“永明体”云者，不过是人工的音律之应用于文辞而已。当时人本这种人工的音律以撰制文辞，亦本于这种人工的音律以批评文辞。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
又云：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或议其芜音累气，或称其音律调韵，都是以音律为中心而批评者。所以音律之说实至永明间而始定。
第二目 所谓四声八病
永明体的领袖自当首推沈约。《梁书·沈约传》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又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亦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所以人工的音律实创始于沈约。今欲推究当时音律说的主张即可就沈约所言考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根据此说，可知他音律说的原理，是在于“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这“宫羽相变，低昂舛节”的主张，固不能算是他的独得之秘。陆机《文赋》早已说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若说得再早一些，则如黄侃所谓：
为文须论声律，其说始于魏晋之际，而遗文粲然可见者，惟士衡《文赋》数言。……细审其旨，盖谓文章音节，须令谐调。本之《诗传》“情发于声，成文为音”之说，稽之左氏“琴瑟专壹，谁能听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创获也。（《文心雕龙札记》）
但是本于这个“宫羽相变，低昂舛节”的原则，而规定种种的条件，以为遵守之定律者，则实肇端于沈约。这些条件是什么？在沈约说是“声”、“病”，照刘勰说是“韵”、“和”。四声即是“韵”的问题。刘勰所谓“同声相应，谓之韵”也。怎样使之同声相应呢？此即永明体的条件所谓“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者是。四声之辨，虽始于周颙，而四声之制韵，至沈约而始定。八病即是“和”的问题。此又刘勰所谓“异音相从，谓之和”者。怎样又是异音相从呢？则又永明体的条件所谓“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者是矣。宫商之论虽亦发自王融（见锺嵘《诗品》），而八病之规定，则亦至沈约而始行。所以齐梁之声律，实肇自沈约，而刘勰和之。叶韵取其同声相应，摛辞取其异音相从，能如是，才尽音律之能事。所以沈约说：
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花洁。（《答北魏甄琛书》。日本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引。）
我们须知昔人行文未尝不知叶韵之同声相应，但析韵细密，而以四声定韵不可增减，则始于永明。我们又须知昔人行文也未尝不知一宫一商之异音相从，但区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而归于“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之原则中，则亦始于永明。所以人工的音律说，在沈约诚可谓独得之秘，在当时也可谓空前之论。
不过韵的关系，昔人犹多知之，和的问题实自此时始起。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谓：
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词难精，而作韵甚易。
亦可知“和”的问题素不讲究，所以“选和至难”了。而且韵气一定，所以虽以四声制韵而犹易遵循。和体抑扬其条件至多，所以更觉得是遗响难契了。沈约所谓“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云云，完全是指“和”的问题。“永明体”的条件重在“声”、“病”二者，而彼所论列，独偏于“病”的方面，亦可知作韵之易而选和之难了。
选和既难，所以对于所谓八病云者，在当时已不必绝对的避忌。《南史·陆厥传》所举亦只“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正以以下四种——“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已可不必尽避耳。(15)冯班《钝吟杂录》云：“沈侯云，‘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详此则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此言极是。所以我以为昔人之诠释八病，其弊有二：其一则讲得太泥。自日人遍照金刚之《文镜秘府论》以及李淑之《诗苑类格》，伪托梅圣俞之《续金针诗格》，下逮魏庆之《诗人玉屑》，王世贞《艺苑卮言》等等，其弊均在求之过详。所以杨慎已议其拘滞，冯班且辟其谬妄。大抵此等说法均受后来律诗的影响。后人举律诗体裁以附会声病，所以不厌其求详耳。清代吴镇所著《八病说》，即专用以绳律者。“郢书燕说”，无论如何讲得细密，要与“永明体”之声律不尽相同。(16)
其又一则讲得太易。如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中解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案宫羽相变者，指母而言，即双声也。低昂互节者，指韵而言，即四声也。若前有浮声者，谓前有双声叠韵也；则后须切响者，谓下句再有双声叠韵以配之也。一简之内，音韵尽殊者，谓双声叠韵对偶变换也。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者，谓平上去入四声调谐也。后人不知，转造宜避双声叠韵之说。夫双声叠韵乃天籁所必有，何可避哉！”此以双声叠韵讲“和”的问题，稍涉牵强。盖诗中之用双声叠韵，说得早些则三百篇与楚辞固已有之，说得后些则杜甫近体律诗中亦屡屡用之，何足以见“永明体”声律之特质。至如当时王融诸人之撰双声叠韵诗，则属一时游戏，正与后世皮日休、陆龟蒙诸人所作同例。所以选和之宜避双声叠韵，正是当时“永明体”应有的条件。周氏谓：“夫双声叠韵乃天籁所必有，何可避哉！”殊不知“永明体”之考究声律，对于双声叠韵的连语，固不必避，但除掉连语以外，则凡同声同韵者，正以避去为宜。此则所谓“音韵尽殊”也。
大抵“永明体”之所谓八病，可分为四组言之。平头、上尾是一组，蜂腰、鹤膝是一组，大韵、小韵是一组，旁纽、正纽又是一组。平头、上尾是同四声之病，蜂腰、鹤膝是同清浊之病。大韵、小韵是同韵之病。旁纽、正纽是同纽之病。兹分别言之于下：
一、平头、上尾 《文镜秘府论》解平头云：“上句第一二两字是平声，则下句第六七两字不得复用平声。馀三声皆尔，不可不避。三声者，谓上去入也。”又云：“平头：第一句上字，第二句上字，第一句第二字，第二句第二字不得同声。诗失者：‘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盖谓‘今’、‘欢’皆平声，‘日’、‘乐’皆入声也。”又云：“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其解上尾云：“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惟连韵者非病。”案此解良是。后来律诗，大率循此规律。惟有不可不知者，“永明体”之声律，与“律体”之核之于粘缀之间者毕竟不同。故由“平头”言，不必完全遵守。考沈约诗如《行园》云：“寒瓜方卧陇，秋菰亦满陂。”《宿东园》云：“陈王斗鸡道，安仁采樵路。”上下两句句首二字均属平声，则是第一说不必遵也。又如其《庭雨应诏》诗云：“出空宁可图，入庭倍难赋。”“出”、“入”并为入声，“空”、“庭”并为平声，则是第二说亦不必遵也。又如其《八关斋》诗：“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险。”《游金华山诗》云：“若蒙羽驾迎，得奉金书召。”“得”、“失”、“若”、“得”并为入声，则是第三说又不必遵也。由“上尾”言，其律较严。此即沈约所谓“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故齐梁以来鲜有犯者。但是也与律体不同。邹汉勋《五韵论》解“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二句云：“犹言两句住句之字一平一仄耳。”此就律体言则然。永明体则不尔也，永明体避“上尾”之病于两句住句之字不必平仄相间，也有以上去入三声相间者。如沈约《宿东园》诗中“东郊岂异昔，聊可开余步”；“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诸句皆然。要之平头、上尾，在避同声之病；为后来沈、宋研顺声势，调协平侧之所本。所以后人犹多遵守，而益加细密。此《史通·杂说》所以谓“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也。
二、蜂腰、鹤膝 《文镜秘府论》之解“蜂腰”云：“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如蜂腰也。”解鹤膝云：“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案此说之非，刘大白《旧诗新话》“八病正误”条业已辨之。今考沈约诗，如《出重围和傅昭》云：“鲁连扬一策，陈平出六奇。”“平”、“奇”皆平声。《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应制》云：“将御遗风轸，远侍瑶台会。”“侍”、“会”皆去声。则知所谓蜂腰，未必指此也。又如其《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岩间有佚女，垂袂似含风；翚飞若未已，虎视郁馀雄。”“女”、“已”并属上声。《少年新婚为之咏》云：“托意眉间黛，申心口上朱；莫争三春价，坐丧千金躯。”“黛”、“价”并属去声。则知所谓鹤膝，亦未必指此也。李天生之论杜甫诗律谓其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见朱彝尊《寄查德尹编修书》）此似有类于《文镜秘府论》之所谓“鹤膝”，实则此亦只是杜老诗律之细，固非所以论“永明体”之声律也。不过刘大白虽指出此说之误，而以为“蜂腰”是指第三字与第八字同声的病，“鹤膝”是指第四字与第九字同声的病，则臆测无据；盖其病仍在泥于律体的规则以解“永明体”之声律耳。《蔡宽夫诗话》云：“所谓蜂腰、鹤膝者，盖又出于双声之变。若五字首尾皆浊音，而中一字清，即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浊，即为鹤膝。”此说未知其所本，然其以字之清浊解蜂腰鹤膝，窃以为与当时声律之论，最为近是。顾自来论八病者罕见称引(17)，则以泥于后世等韵家之所谓清浊，于是对于蔡说不得其解耳。须知蔡氏之所谓清浊，即沈约之所谓轻重，刘勰之所谓飞沉，而后世之所谓平侧。平侧之分本亦由于同纽的关系。所以蔡氏谓“盖又出于双声之变”。仇兆鳌《杜诗详注》亦宗蔡说，并举例云：“今案张衡诗‘邂逅承际会’，是以浊夹清，为蜂腰也。如傅玄诗‘徽音冠青云’，是以清夹浊，为鹤膝也。”此说极当。盖最能申蔡说者。《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叠即韵与纽的问题，飞沉则清与浊的关系。以浊夹清，则是蜂腰。其病在“沉”，所谓“沉则响发而断”也。以清夹浊，则为鹤膝。其病又在“飞”，所谓“飞则声飏不还”也。沈约云：“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指不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病而言，而于“蜂腰”、“鹤膝”二病为尤甚。盖此即从“宫羽相变，低昂舛节”的原则得来。若使清多浊少，或浊多清少，则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此所以为声律之病也。声之清浊本极易知，所以说得容易一些，则锺嵘所谓“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也。说得难些，则又沈约所谓“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也。（见《答陆厥书》）明蜂腰、鹤膝因于清浊平侧的关系，则知后来律诗所以粘缀于平侧之间者，盖即以此了。
三、大韵、小韵 《文镜秘府论》解“大韵”云：“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解“小韵”云：“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绍虞案此二病，沈约诸人虽避之不严，(18)然确为永明体声病之一。盖即刘勰所谓“叠韵杂句而必睽”也。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解此语云：“双声隔字而每舛者，双声必连二字，若上下隔断，即非正双声；叠韵杂句而必睽者，叠韵亦必连二字，若杂于句中，即非正叠韵。双叠得宜，斯阴阳调和。”其言殊有语病。盖永明体之声律并不主张用双声叠韵。沈约云“五字之中，音韵悉异”，所谓音韵悉异者，以邹汉勋《五韵论》所言为最妙。邹氏谓：“音目同纽，韵谓同类。言五字诗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连语，不得复用同韵同音之字。犯之即为病。”此解极是。盖刘勰所谓双声叠韵即是指同纽同韵之字，并非指双声叠韵之连语。《文镜秘府论》云：“若故为叠韵，两字一处，于理得通，如‘飘繇’、‘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所以永明体之声律，其对于双声叠韵之连语，不过谓不足为病，并非谓当于此求和也。
四、旁纽、正纽 冯班《钝吟杂录》之解“旁纽”云：“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为敦弓，则又依乎旁纽。’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属元韵端母，雕字萧韵端母，则是旁纽者双声字也。”其解“正纽”云：“《九经字样》云：‘纽以四声’；是正纽者，四声相纽，东董冻督是也。”此说亦是。(19)《文镜秘府论》之解旁纽，亦谓为隔字双声，其解正纽亦谓“凡四声为一纽”。盖此亦是“永明体”声病之一；即刘勰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也。不过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者，即在“永明体”，亦非必严避耳。
明“永明体”之所谓声病，然后知后世律诗之粘缀平侧，即自此出。不仅如此，即在文的方面，如唐文之渐成四六，亦未尝不与此有关。《文镜秘府论》之论诸病，不单限于诗的方面，也且举赋、颂、铭、诔以及各种杂笔为例。可知声病之说，实是骈文家所遵守的音律。刘勰云：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声律》）
盖骈文家的音律说，与散文家的文气说，实是同样的性质。散文家利用其气势之灏瀚流利，所以不致“吃”；骈文家使不注重音律的谐和，如何而不为文家之吃呢！刘勰又云：
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声律》）
可知骈文家的音律说，亦所以调其吟咏的气势而已。
第三目 音律说之反响
音律说既起，同时有讨论和反对二种主张。其讨论者因沈约说：
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宋书·谢灵运传论》）
他称昔人为此秘未睹，所以陆厥与之书云：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南齐书》作“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于玄黄，擿句著（《南齐书》“著”作“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韵（《南齐书》作“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南史·陆厥传》）
案陆厥所言不外数端：（1）古人文辞既有会合音律之处。即古人未尝不明音律。（2）昔人亦有论及音律之处，不得云此秘未睹。（3）昔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4）一人之文思且有迟速工拙，则于音律当然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实则陆厥所云，是指自然的音调；沈约所云，是指人工的音律；根本即不是同一事物。陆厥云：“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所谓清浊，所谓体势，均指气言。清浊属于才气，体势关于语气。才气所流露者为情调，语气之抑扬者为音调。这些均无规律可定，所以是自然的。沈约云：“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此则就乐律言。盖他由于乐的音节，以求文章的音节，此刘勰所谓由外听以求内听，所以为人工的音律了。阮元《文韵说》云：“休文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揅经室续集》三）此言极是。惟其为自然的音调，所以以人工的音律衡之，便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纵有会合，亦不得谓为明了人工的音律；而且纵有论及音律之处，亦只能明其然，而不能罗举其条例。(20)
至于谓昔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则固已自己供出，音律说并非昔人注重的问题了。必明这一点以窥沈约的答书，然后不致如近人所谓“勇于自信遂致目无古人”了（见陈锺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沈约的答书云：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全梁文》“举”作“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全梁文》“而已”下有“也”字。）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词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焕若濯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全梁文》“言”下无“之”字“辨”下有“此”字。）
此即完全重在人工的音律立论，所以谓自古词人虽知五音之异而所昧实多。我们须知人工的音律虽即从自然的音调蜕变而来，但决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学术上进化的阶段不可不辨的。(21)
至其反对音律论者，则在当时梁武帝已不好四声，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终不遵用。（见《梁书·沈约传》）不过这还不是一种明显的反对的主张；惟锺嵘《诗品》始有反对声病之论。嵘之言曰：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利，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他所反对的理由，不外二端：（1）不被管弦，又何取声律！（2）文多拘忌转伤真美。实则此二点均偏而不全，他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诗既不被管弦，则当然与音乐脱离关系；因其与乐分离之故，于是有的确是比较的可以无取于声律者，古诗是也；有的却因是而一变乐的音调以为诗的音律者，近体诗是也。这二种都可成为诗之一体，难分轻重，何得必以声律为非邪？至于因于音律之束缚而伤其真美，则惟浅才庸音，始不免此病耳。若使美女艳妆而复娴于礼节，岂不更增其美邪？所以因音律之束缚而伤其真美者，固属难免；因音律之考究而增其真美者，亦未尝没有。我并非忽视文艺上的自然美而重视人工美，不过我们对于沈约、锺嵘，实无所用其左右袒；而且就于中国文字的特性而言，觉得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为不可免之事实耳。纪昀谓“齐梁文格卑靡，惟此学独有千古”（见《文心雕龙·声律》篇评），这犹是较为公平的论调。
《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时太子（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论之曰：‘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似乎正中锺嵘所论之病，但潮流所趋，莫之能遏，固非演进至完成近体诗律不会停止。且所谓浮疏阐缓云者，其弊尚不仅专在音律方面。音律与自然有时亦适以相成，非必主自然者定斥音律也。《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盖言亦惟自然，始能使声律奏其美也。
明音律之应用于文辞，为不可免之事实，然后知所谓“永明体”虽未获遽定于当时，终得推行于后世。故至梁陈之间始以四声制韵不可增减了；(22)至初唐之世，始更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以定为近体诗格了。(23)趋向如此，正在急转直下之秋，固非一二持反对论者所可得而阻止也。
第五节 锺嵘与历史的批评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条之论《诗品》云：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
他这样恭维《诗品》，固然是就于史家的立场而言，但《诗品》之能溯流别，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上，确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初期的文学批评，本不免与文学史相混。即如当时论文诸作，锺嵘的《诗品序》可作为五言诗的演变史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可作为汉魏六朝的文学史观，而《文心雕龙·时序》一篇更是规模粗具的文学史了。混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而为一，固是不很妥当，但正因着眼在文风之流变，于是（1）文学进化的观念，（2）文学流别的窥测，（3）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成为当时重要的问题了。
文学进化的观念自王充、葛洪以来，已屡言之，而在此期为尤甚。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实是文学进化论重要的观点。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亦深斥当时模拟的古典文学之非。其言云：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也是当时趋向新变的主张。所以《梁书·庾肩吾传》称：“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史·徐摛传》称：“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前一个新变成为“永明体”，后一个新变成为“宫体”。后人每谓六朝文学倾向古典，殊不知他们不过袭用古典文学的技巧，至其文学之作风，固无时不在新变演进中也。锺嵘《诗品序》云：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他以五言为胜于四言，便是文学进化的见解，与李白所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见《本事诗》引）云云的复古论调，便大相悬殊了。(24)
诗品派别表
（说明）（1）未明言其源出于某，而第言关系者用虚线表之（2）数人合叙者用括弧别之（3）无名氏可考者用﹏﹏一号别之（4）各人时代悉依原著编列（5）间录评语以证源流之说
至于文学流别的窥测，以锺嵘《诗品》论之最详。其论各家之作，往往谓其源出某人或某体。此说在现在看来似不免多附会可议之处，但他品评各人并不是一一必欲强指其源流，则其所指出者或亦未必无据也。今据《诗品》所言，列为一表，以明其源流之关系。
论文学作品而这样泥于家数、讲求流派，本不免牵合附会之处。所以叶梦得《石林诗话》即议其陶潜出于应璩之非。但《诗品》之论应璩，称其“善为古语”，论陶潜称其“笃意真古”，则其所以系陶潜于应璩者或即在此。当时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
一则启心闲绎，据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成《六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此综论同时作家犹且各说其源流的关系，可知此亦当时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
至其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者，则《文心·时序》一篇言之綦详。他说：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所以是篇所举种种例证，都是《时序篇赞》所谓“质文沿时”一语的注脚。在刘氏之先，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其品评文人即重在际遇方面。其评王粲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评陈琳云：“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评徐幹云：“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故仕世多素辞。”评刘桢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评应玚云：“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评阮瑀云：“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评曹植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此虽并不重在说明其历史的关系，然已很能着眼于文学与环境的影响。故知刘氏所言，不过据此以推到论世的方面耳。
第六节 刘勰与复古思想之萌芽
以前说过，南朝的文学批评，有许多主张已为后世古文家种下根苗。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所以我们须知以后的复古运动，不必至唐代而情形始显，且亦不必至北朝而风气始转。其关捩所在，也即在南朝的批评界。
大抵南朝的批评界，因当时文体之极端偏于藻饰、音律或数典隶事，也颇想矫正其弊。其消极的主张，不过欲阻止这狂澜，对于当时的文体加一种修正。其积极的主张，充其量足以根本推翻此期的文学。所谓复古运动的萌芽，以后者为尤甚。
消极的主张，可以锺嵘为代表。其反对音律之论已见前述。至其反对数典隶事的倾向，更可见其崇尚自然之旨。如云：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表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太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诗品》中评颜延之云“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评任昉云“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皆本于这种见解。但他于潘岳、陆机皆列上品，则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者，也未尝不以为文章之渊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云：“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这文学上的自然论，实是当时文学的对症妙药。其反对更甚者则有梁裴子野《雕虫论》：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章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旨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悦，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向，滋有竺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岂近之乎？（《全梁文》五十三）
《梁书》本传谓：“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则知他不仅是批评的主张如此，即其作风也是如此，直是反骈的健将了。莫怪简文帝以其“了无篇什之美”，而肆诋之矣。
积极的主张则重在内质方面，或主于学以尚真，或主于道以尚善。无论偏主那一端，总不免为杂文学——笔——张目，所以唐人遂以笔为文了。盖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本深入于人心，即在这骈文盛行的时代，也依旧有他的潜势力存在。
辨别文、笔最为清楚的梁元帝，其文学批评应当偏主于文了。但其《金楼子·立言》篇云：
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
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遍观文士略尽知之。
至于谢元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
其攻击当时之文士，亦以不通儒学之故。《立言》篇又云：
夫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骨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
又云：
夫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致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
这种论调又完全是反时代的思想了。
即在以沉思翰藻为标准而定《文选》的萧统，其认识文学应当最为深切了，然于《陶渊明集序》称其“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则又完全是道德的批评，且不知美人香草的寄托了。
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其于文学批评可谓深有见地了。但他是曾梦执丹漆之礼器，而欲敷赞圣旨的。所以他的论文是以为“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于是不自觉地始终囿于传统的文学观了。《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征圣》篇云：“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宗经》篇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些话都是十足的儒家文学观。故其《序志》篇云：
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刘勰何以会有这种复古思想呢？原来这也从当时批评界之历史的文学观得来的。时人论文，主张新变。刘氏也是如此。其《通变》篇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他也很能说明新变之理。但是他的结论，则与时人不同。他说：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愿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通变》篇）
所以他再说明通变之法。谓：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篇）
则完全由新变而变为复古了。盖历史事实恒成为循环式的进化，所以新变的结果往往成为复古，而复古的主张反能成为革新。因此，知道唐人主张古诗古文而都能有所成就者，盖即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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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像亦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不过昔人多混于思想言之。
(2) 萧统《文选序》亦有关于文体释义之语，如谓颂“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是。有论述文体体制之语，如“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温润”是。有论述文体源流之语，如论诗四言、五言之区，三字、九言各体之兴是。有评述各体作家之语，如论赋则谓“荀、宋表之于前，屈、马继之于末，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猎则有《长杨》、《羽猎》之制”是。
(3) 《金楼子》又云：“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
(4)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近世以来，正名之义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体，咸目为古文辞。不知辞字本义训为狱讼。……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古字莫不作词，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说似过泥。
(5) 阮福《文笔对》云：“按辞亦文类。《周易》系辞，汉儒皆谓系辞为卦爻辞，至今从之。……其谓之系辞者，系，属也；系辞，即属辞，犹世所称属文焉尔。然则辞与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赵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是文者，音韵铿锵，藻采振发之称；辞，特其句之近于文，而异乎直言者耳。”说亦未是。
(6) 王肇祥《文笔说》谓“文、笔之名总言则别，散言则笔亦称文”，较阮元诸人为近是。
(7) 刘天惠《文笔考》谓“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不得混能文之誉”。此说亦未确。
(8) 《北史·李昶传》：“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此亦“文章”一称足赅“文”、“笔”之证。
(9) 《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云“文章诗笔乃是佳事”，于诗、笔对举之外再冠以文章二字，盖亦混共名别名而并言之耳。
(10) 侯康《惠氏后汉书补注跋》谓：“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两汉文章惟诏、策、章、奏等无韵，其密尔自娱者则皆有韵。文苑诸子不与汉廷大事，故文多笔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后人沿其称而几昧其义矣。”此亦曲说。
(11) 阮元诸人之解文、笔以偶语韵体者为文，以直言散行者为笔。其说未安，曾于拙著《文笔与诗笔》一文中辨之。载燕大国文学会出版《睿湖期刊》第二期。
(12) 阮元《文韵说》云：“今人所便单行之语，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用古之文也。”阮福《文笔对》云：“笔从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史记春秋笔则笔，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刘天惠《文笔考》云：“凡兹称笔，皆为直言叙述之辞。”
(13) 惟刘勰论文主宗经、征圣，而颜之推亦有文出五经之说为稍异耳。或以为经典如《诗》，正为有韵之文，不知颜氏所言，亦只就其大概言之，非可泥求。
(14) 唐封演《闻见记》亦云：“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15) 《文镜秘府论》亦谓“此四病但须知之，不必须避”。
(16) 吴氏所著，本梅圣俞《续金针诗格》而加以考订。其自序云：“东阳八病初亦论古诗耳。今专以绳律，使之声调和谐，讵不妙哉！”书载《松花庵全集》中。
(17) 冯班《钝吟杂录》引之而未阐说，惟仇兆鳌举例明之。
(18) 如沈约《和竟陵王抄书诗》：“汉壁含遗篆，名山多逸词。”“遗”、“词”是犯大韵。《咏芙蓉诗》：“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中”、“红”是犯小韵。
(19) 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驳冯氏说，非是。
(20) 《文心雕龙·声律》篇云：“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盖外听指乐言，有客观的标准，所以较易；内听指文言，是自然的音调，所以不免或合或不合。迨到人工的音律制定以后，则也有客观标准，便易于遵守了。
(21) 小学家如钱大昕之以声韵的研究不起于六朝，亦是偏见。
(22) 顾炎武《音论》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通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
(23) 《新唐书·文苑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间、沈俭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24) 《文心·明诗》篇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语亦公允。
第三章 北朝之文学批评
第一节 北朝文学批评之风气
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云：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在于当时创作界的作风如此，在于当时批评界的主张也是如此。江左则重视音律，偏主藻饰；河朔则言尚质朴，体归典制。又其《儒林传序》云：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在于当时学术界的风气如此，在于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思想也是如此。南人则深能认识文学之性质，北人则不免泥于文学之面貌；一个得其英华，一个不过得些枝叶。
南北文学与其文学批评，何以会如此不同呢？则以（1）地域上的关系。邢劭《萧仁祖集序》云：“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则南北好尚之雅有异同，固是不足怪的。后来在政治方面是北力南渐，于是文学之作风与文学批评的思想遂均不免受政治势力之影响，而北优南绌。这在唐代的古文运动，最可看出其关系。（2）习俗上的关系。南人鹜新，北人笃古，所以北学每存两汉之馀风，南人则深受魏晋之影响。此不仅文学如此，即就经学或书法言，莫不皆然。承两汉馀风者大率质朴；受魏晋影响者大率轻浮。此又南北作风与批评所由不同之故。（3）政治社会上的关系。南朝半壁江山，尚能偏安，而北朝则时多战事，不遑宁处，所以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云：“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所以北朝之文学批评，（1）不会如南朝之发达。(1)其可以看出北朝批评之主张者，倒不在文学批评而在文学作品。《周书·苏绰传》云：“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主毕至，乃命绰作《太诰》奏行之。”(2)这是一节文学史上的史料。却正可看出当时文学批评转移的风气。（2）不会如南朝之纯艺术的倾向。《魏书·温子昇传》称：“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则知颜之推“自古文人，多陷轻薄”之论，也自是北人习见的论调。即当王褒、庾信入周以后，后生景仰，咸相爱戴，与苏绰等倡言复古者互成派别以相排诋。而最后结果，也只成为柳虬折衷调和的《文质论》。此种争论，今均不传，所可知者，惟《周书，柳虬传》谓“时人论文体者，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云云。则在此寥寥数语中也可窥出其论旨之大概了。
第二节 颜之推
北朝文学，当推由南入北之王褒、庾信；北朝文学批评，也当推由南入北之颜之推。颜氏所著，有《颜氏家训》，其文学观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论其大旨，颇与刘勰《文心雕龙》所言为近。如论文章之起原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此与《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移、檄，则《春秋》为根”正相类似。其论文章之作用云：
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不可暂无（一本作“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风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此又与《文心·原道》篇所云“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者相同。其论文章之要素云：
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策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这又与《文心·附会》篇所谓“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者相类。这些论调，都近于为杂文学张目。故其论文人之修养，乃以陷于轻薄为戒：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资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良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弥衡诞傲致殒；杨修、丁虞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元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元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尔。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入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此种意思，也从《文心雕龙·程器》一篇得来。《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犹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
以其如此，所以颜氏的文学观，也多偏于折衷，而成为复古思想的萌芽。如云：
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尔！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这种两存的主张，实是此时风气转移中应有的论调。这种主张，在后世文体的改变上犹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以为今之辞调也可保存的，所以充其量只成为典正的风格，(3)而不会变骈俪的体制。至于诗，则融合古之制裁与今之辞调，正是极适宜的改革方法。且看他所举较具体的例：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这不是已开唐风了吗？南朝的刘勰以原道的主张而开唐代文坛的风气；北朝的颜之推以不废音律的缘故，而树唐代诗坛的先声：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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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朝无关于文学批评之著作。《魏书·邢臧传》称其“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号曰《文谱》，未就病卒”。亦非纯粹批评之著。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后周诏诰用《尚书》体”条备举其例。
(3) 《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纪》，无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音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