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孙子译注》（原名《孙子今译》）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乘这个机会，我对原书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这里，把修改的情况略作一下交待。
近年来，因为许多国家都有新的军事装备不断产生、发展和变革，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至于更多的具体的属于战术性的问题，我们由于缺乏材料，有些又属于国家机密，只能在前言中作一些简要介绍，发表些初步见解，以供参考。这次修改，参阅了国内近几年来报刊杂志中有关《孙子》研究的文章约三十余篇，虽然很不完全，但得益颇多。其中有对若干古字的解释和十家注不同，但考之有据、言之成理者，我都采纳，以改正原来译注中的错误或缺点。
为了查阅和引用的方便起见，从一九七七年改版起就把《孙子》十三篇根据内容分成一〇五段。凡属同一内容的，不论文句多少，都保持在一段内。每段前头都加上号码（译文同样处理）。这次再版分段未变。前言中引用《孙子》原文的都用了引号，以前未注明出处，现按一〇五段号码，注明引自哪一段，读者可按所注号码查明译文的解说，也可在原文注释中查明对原文较为详细的注释。
这里想补充说明：
（1）关于校勘 《孙子》版本甚多，这里只选用《宋本十家注》、《武经七书》中《孙子》（两者实际都是以曹注本为底本，但有人把它分为两大系统）和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竹简”本三种。三种版本中不同之处，取其合乎战争规律而又文义通顺者，不取者则在注中注明。流行虽广（如《太平御览》、《杜氏通典》等），但无益于校勘者，则不取。校勘的号码加于所校短语之下，用〔1〕、〔2〕等符号标识。
（2）关于注释 这次再版，较大的变动是改以前的简短“字”注为“句”注。每一句后加该注的号码（如1、2等符号），句内短句原文加［ ］符号，另起一行。从篇幅和字数上看，注释却成为重点了。此次还加上篇名注释，因为《孙子》十三篇中有几篇篇名是以孙武独特的哲学范畴（概念）名篇，以前未及注意，今加以粗浅解释以助研究；在篇名注释后，摘要提出主要内容，引起读者注意。在句注中不但对《孙子》的战略上卓越的命题作了解释，而且对《孙子》的哲学思想也作了初步解释。在注释中，对各种错误意见，多只采用从正面说明《孙子》原意的办法。其中个别错误的意见，既不符《孙子》本意，也不符一般战争规律的，则略加批判，说明道理，但不伤人（不指名）。在注释中个别处提及现代作战战例，这决不是说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依据《孙子》的原则行动的，只因革命战争中有些战例与《孙子》所说恰恰巧合。引用这些战例说明某些普遍规律，在古今作战中仍有共同之处。特此说明，以免误会。
（3）关于译文 昔人把在他们以前的古文用他们当时的汉语来解释，称之为“训诂”（“训诂”包括难懂的字词的解释，字形、字音和当时同义通用的字等注解，我们把它写在注释内），中国人把外文翻成中文或外国人把中文翻成外文叫翻译。为了通俗起见，把《孙子》原文译成今天的汉语，以前称之为今译，现改称译文。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通过译文比较容易地了解《孙子》的思想。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的文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文译成今天的白话时，不能不把当时被省略而留下摘要的古文，在字句之间、语气之内将被摘去的补上，使原来的意思容易被理解。在译文中对这类补充的字句，都加上〔 〕符号，以示区别。
《孙子》的文字有它独特的风格。其中有些地方有叠句、有排对、有押韵，翻译为今天的汉语时不容易做到所谓“信、达、雅”，只能尽可能在不失原意的范围内，力求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有的风格、神采和丰韵。
凡在注释中改过的文字，译文也照新注作相应的更改。
（4）关于试笺 本书对《孙子》的介绍和评价已见于前言，但个别词句在前言中未能包括者，则在试笺中补充说明。对《孙子》卓越的战略命题，也在此突出提出。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修改，书名也相应改为《孙子译注》。
下面谈谈关于《孙子兵法》成书时间和过程的探索。
关于孙武及其所著十三篇，最早记载此事的史书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传中谓：“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千载相传，曾无疑问。至宋代才有人提出疑问（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记言》），他们偏重于指出“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孙武未必有其人。《孙子》的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明代就有人反驳此说（见明宋濂《诸子辩》）。近来对《孙子》十三篇所说的事物，有认为全是战国时的，有认为大多为战国时的。许多议论都围绕着《孙子吴起列传》中“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这句话为中心。
孙武奔吴时携带少量以往的若干战斗经验的总结和一些名将的名言，那自有可能；但携带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兵书，则可能性不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孙子》十三篇，决不是孙武用以见吴王的十三篇原文。许多议论者指出不少例子，说明现在所见到的十三篇中所论述的，不是春秋时的事物而是战国的事物。综合这些疑问，主要有如下各点：一、称国君为“主”，如“主孰有道”（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九十九）。“主”在春秋时代是称“大夫”的，直到三家分晋后臣称君才叫“主”。二、书中“将受命于君”（五十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六十），这在孙武见吴王时，是不可能提出的。将相分工，是战国初才有的事。吴伐楚时阖闾、伍员均在军中直接指挥，并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事。至于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三）这种去留的自由和一国兵家可到别国为将，如吴起在魏为将，乐毅率燕军入齐的事，也只在战国初不长时间内才有的事。三、战争规模，有人认为孙武见吴王时还未曾有过一个国家“驰车千驷，……带甲十万”（七）这样大的战争规模。四、吴越相恶和“越人之兵虽多”（四十二）的话，这都是阖闾伐越前后的事。孙武见吴王时越国还很弱小，不可能提出。五、“弩”是战国时才发明的。书中“甲胄矢弩”（九），在孙武见吴王时还没有弩这种武器。六、“谒者”、“门者”、“舍人”（一〇三）等都属战国时的官称（舍人的职务春秋时是管宫中仓廪和分发物品的人，战国时舍人则略似今之秘书、副官，是接近大官的人。如蔺相如当过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李斯则曾为吕不韦的舍人）。这种不符当时情况的事还很多，以上所举六项是主要的，也都是事实。可见司马迁说：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决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但是，认为现存的十三篇“皆系战国时物”，也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其中也有春秋末的事物。如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七），“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十一）车战是春秋时代的特色。此外，十三篇中既有南方“吴孙子”（即孙武）活动地区所熟悉的地形，如“斥泽”（六十六），也有北方“齐孙子”（即孙膑）所习见的飞尘的征候，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七十二）这是只有中原广野上才能看得到的“征候”。可见《孙子》十三篇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故无论谓十三篇“皆战国时物”，或说十三篇乃“战国中后期的事”，都不妥当。
如上所述，许多论者主张要从《孙子》十三篇的内容中分析辨别成书的时代，但有些论者偏重于从十三篇字句上着眼，有些春秋时代的官职称谓，即使孙武在春秋时讲过，流传到战国初期，其弟子们也可能根据新时代的新的官职称谓来修改旧的。而且如《用间篇》中的官称确系战国时的事，但这不是《孙子》十三篇中的主要内容。《孙子兵法》中主要的内容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二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五）、“致人而不致于人”（三十三）等战略上卓越的思想，“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三十四）、“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六十二）、“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三十）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精华与核心。然而这些主要的内容，是很难看出其具体的时间性的。这些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和伟大的军事家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再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而作出的战略理论。在社会更迭、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和反吞并的斗争，加上百家争鸣的影响，这说明《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战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成于孙武之手，则是属于偶然性的事。这一偶然性，也有其客观条件。《前言》中对孙武的家世及其经历，已简略提到，并谈了产生《孙子兵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当时恰恰是孙武能帮助阖闾、伍员经国治军，以弱小的吴国出奇制胜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他将吴分兵为三，轮番袭扰楚国，使楚疲惫不堪，然后又隐蔽地由水路北上，借陈蔡掩护，突然从北面实施战略大迂回，出楚不意，攻其左侧虚弱之地，因此能五战五胜，直抵楚都郢。这样的战略动机，“谁能为此谋”？《左传》虽未载孙武的姓名，但在吴师入郢到孙膑大破魏军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左丘明也并未提出一个比孙武更有名的名将。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很难断定《孙子》成书的确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较接近史实的成书过程的推测，以供读者继续研究。
我们推测：《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在口传笔录过程中，增补、遗漏、抄错、修改都在所难免。但没有改变或遗漏孙子思想的核心。《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许多口传笔录的门生们，各自把自己大同小异的记录辗转抄录于简上，以后综合起来，才有八十二篇之多。
顺便说一下，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孙子》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宜过于夸张，以为《孙子》成书问题等疑问都已解决了。“竹简”只能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书（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汉书·艺文志》等书中就记有这两本书名，只是《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于是，个别治学不严肃者武断地硬指《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证明孙膑、孙武各有所著的兵法，现存传世的《孙子兵法》不是孙膑写的。“竹简”还证明曹操统治中原后，有优越条件可以收集到许多版本，从中挑选当时的善本写了简略的解释（“故为略解焉”）。这否定了杜牧说的曹操“删其繁剩，笔其精华”之说。由于曹氏统治的优越条件，使《孙子》十三篇得到大量的传抄，因而能长期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他的贡献。但竹简《孙子》的出土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兵法》是孙武的著作，也不能证明此书成书的具体时间。“竹简”只能证明从“竹简”抄录时到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兵法》，其间无大更改，而无法证明由《孙子》成书到竹简《孙子》抄录之间有无大的修改。又“竹简”在许多人分工抄录中未经严格校对，抄错、漏抄也在所难免。
《孙子兵法》是《武经七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最古的兵书。我们一再进行整理印行，旨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郭化若
一九八四年，年八十
于北京西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