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顾颉刚氏发表其《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见十二年五月《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下省称《读书杂志》］第九期），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刘掞藜氏及胡堇人氏并起驳之，顾氏复为文反辩，提出讨论者八事：

（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在何处？（四）《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五）后稷的实在如何？（六）尧舜禹的关系如何？（七）《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八）现在公认的古史统系是如何组织而成？

迄今顾氏之文所已发表者，仅及上列（一）（二）（三）（五）（六）五项。（后又增论文王是否纣臣）而刘氏再驳之文，除关于上列第（一）项者外，亦尚未露布。（顾氏及刘氏文，并见《读书杂志》第十一至十六期，又转录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至第五期。）兹将顾氏文中之涉及尧舜禹事迹者衡论如此。

一、根本方法之谬误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兹于讨论之前，请征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以代吾所欲言。其说曰：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限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

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下略）

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举日尔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见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书已由李思纯君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谓予不信，请观顾氏之论据（以下仅举一例，其他同样之谬误不下十余处，留待下文详论，以省重复）：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见《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三页第一格）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二、夏禹史迹辨证（参看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禹的来源在何处”两节）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何以《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读此很可见人名为单字，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楀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观《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汤”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閟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

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换言之，即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掞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种类推法（analogy），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参看j.m.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成都记》亦云“杜宇死，其魂化为杜鹃”，岂蜀帝杜宇为鸟而非人欤？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鲧为水中动物之神话，而因禹与鲧相类，遂谓古代亦以禹为水中动物，此种类推法之结果，亦不能据为典要。至《淮南子》乃汉人之书，且多妖言，决不能用以证春秋以前之历史观念。

顾氏又曰：“《天问》言治水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遂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见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很多，引禹为类，并不为过。”

此用类推法，与前者同一谬误。且即用类推法，亦必须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试问总理治水之禹，与神话中画地之应龙、曳衔之鸱龟（按王逸注云，“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据为典要，然顾氏谓鸱龟为治水中动物，其言亦无确据也），安能引以为类！

顾氏又曰：“《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藉。”（按第一条理由谓禹为似蜥蜴之动物，刘掞藜氏已驳之。）

顾氏谓鲧为熊之说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问》云：“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与刚愎之鲧何以变化而不相同，有何神圣之处足供附会。“龙虬负熊”之熊，与鲧有何关系？（若因神话谓鲧化为熊，言熊便是指鲧，然则凡言杜鹃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负熊”之龙虬与禹又有何关系？愿顾氏明以教我！

顾氏复下一假定曰：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觉得禹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关于此假定，吾侪可分五层评论。

（一）请问“商周间的新民族”是否“有平水土的需要”？顾氏曰：“楚越间因土地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龙蛇的需要。”焚山泽乃益事，与禹无涉，兹且不谈。至谓楚越积水泛滥，则不能不请其“拿证据来”。顾氏引《天问》“地何以东南倾”“东南何亏”及《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三事，遂谓周代楚越之地，与孟子所谓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竟这等相似”。按古人所谓“地不满东南”，乃因我国东南部地势倾陷，为江海所归，此与陆地上积水泛滥，自是二事。且《天问》所谓“东南”并未明言何地，安得随意指为楚越。读者更须特别注意：《汉书》只言“江南卑湿”，而顾氏则云：“楚越间地势卑湿，积水泛滥，故有宣泄的必要。”此全为凿空附会之谈，实犯史法上“从抽象名词推理”（reasoning from abstract terms）之大病（参看historical research，pp.259-260），夫吾人今日犹恒谓“粤地卑湿”“南方卑湿”，然则广东亦“积水泛滥，有宣泄之必要”耶？

（二）禹若为楚越民族所虚造之神话中人物，则决不能于华夏之历史观念中有立足之地。何也？春秋以前，吴越荆楚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为“蛮”“夷”而不侪于人类，而又中原之世敌也。夫以自命堂堂之华胄，而乃取彼“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之民族之神话中人物，与中原历史观念根本相凿枘者，举而加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与之配祀，垂为型仪，律以古代夷夏之防之严，及以夷变夏之大惧，此必无之事也。

（三）禹之神话盛于楚越，不能为禹之观念创自楚越之证。安知非由于楚越与中原民族接触后，禹之史迹输入，因从而放大附会耶？禹之神话之所以盛于楚越，吾尝求其故，盖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于想像，独擅构造神话之能力。（参看顾实《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华夏自重，以洗刷蛮夷之名，而自认为禹后（此正犹刘渊之自认为汉高祖后），益有制造禹迹以弥缝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会稽，道死葬会稽等传说所由起也。

（四）绳以逻辑。顾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视乎能否证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无禹之观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观念。二者缺一，则其假定无根可据。关于后者，顾氏未道及只字。吾尝代之向汉以前之载籍搜索，毫无影响可寻。关于前者，顾氏之言曰：

《周颂》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可见其作于成康之后，昭穆之世。细绎《周颂》的话，他们也说山河，但没有道出个禹字。也说耕稼，但又没道出一个禹字。也说后稷，但又没有道出他和禹曾有过什么关系。一比了商鲁《颂》、大小《雅》对禹的特别尊崇，就显出《周颂》的特异。《周颂》为什么特别不称禹？原来作《周颂》时尚没有禹的伟大神迹传到周民族来。

《周颂》中有一首称《成康》，只能证明此首作于成康之后，不能证明《周颂》三十一篇作于成康后若干时。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此三十一篇皆作于大小《雅》、周鲁《颂》之中各诗前，昭穆之世。是故吾侪不能用《周颂》以证昭穆之世之历史观念。兹退一步承认此层，顾氏之论据亦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夫欲因《周颂》中称山河、稼穑、后稷而不举禹，遂断定其时无禹之观念，则必须证明凡言山河、稼穑、后稷，非将禹举及不可。然此论绝对不能成立。试观大雅及商鲁颂之“崧高维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员维河”“思乐泮水”“江汉浮浮”，并言山河而亦未将禹举及。然则作此诸诗时亦无禹之观念耶？《诗》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五）顾氏谓“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又谓禹“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并引上列顾氏所立假定中语）。前者乃将“敷”“甸”二字穿凿附会之结果，后者乃由于误读《国语》，并经刘掞藜氏驳证。（见《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四页及第十六期第四页。）

综上五层观之，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的来源在何处”一节。）

三、尧舜史迹辨正（参看顾氏文中“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一节）

顾氏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无尧舜之称述，遂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毫无疑义的”，吾于第一节已辨其谬矣。彼于论禹之来源时，又尝谓：

我们称禹为“夏禹”，正和称尧为“唐尧”，称舜为“虞舜”一样无稽。《论语》上只言“尧舜”不言“唐虞”。唐虞之号不知何自来。《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姓姚，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

夏禹事前已辨明，兹不赘。且谓“《论语》上言尧舜而不言唐虞”，此全非事实。按《泰伯》篇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其言舜当唐虞之际，正与《尧典》相符。即此一言，已足尽摧顾氏之谬说。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岂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又吾侪既不能谓称尧舜必须言其为唐虞之帝，称唐虞必须言其为尧舜之后，然则又安能因《左传》之不言，遂谓其不如是乎？顾氏此处之谬，亦因误用默证。

尧舜与唐虞无关之说既不能成立，请进而论尧舜禹传授之史迹。关于此点，有当先决者二问题：（1）《尧典》《皋陶谟》作于何时？（2）《论语·尧曰》篇首章是否为后人伪托？顾氏力言《尧典》《皋陶谟》乃《论语》后之人所作，《尧曰》首章非《论语》原文。惟关于前者，顾氏至今尚未举出证据。（顾氏致钱玄同书中所举证据，已经刘掞藜氏证明其不能成立，见《读书杂志》第十一期。）关于后者，顾氏根据崔述之说。惟崔说当否，又成一问题。兹为斩除枝叶起见，先将《尧典》《皋陶谟》及《论语·尧曰》首章搁置不谈，专从顾氏所举证据中，观其所谓“尧舜的关系起于战国”之说能否成立。

（一）顾氏曰：“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吕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人所说，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

顾氏将《洪范》穿凿附会，刘掞藜氏已明辨之曰：“我们只要略略小心读《洪范》，便只看出不畀“洪范”九畴的是天，锡禹“洪范”九畴的也是天。鲧之殛死乃由彝伦攸斁。禹之嗣兴乃由鲧之殛死，并不是‘殛鲧是天，兴禹亦是天’。这里又只言禹之嗣兴，并未说禹受天命而平水土。”（《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四页第四格）

刘氏言甚当，无待予再赞一词。次观《吕刑》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皇帝清问下民（《墨子·尚贤》中引《吕刑》，亦作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上帝不蠲。”

此处前后均将“皇帝”与“上帝”对举，然则皇帝为非上帝而为人王可知（郑康成谓皇帝指帝尧，当否且不论）。《吕刑》既明谓禹受命于人王，即所谓“他乃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之说乃不攻自破矣。水土为禹所平，九州为禹所画，而禹之迹所及又甚远，故以禹迹代表中国疆域。其所以不命舜域，其所以“将尧舜撇落一旁”者，正因舜未尝平水土，画九州，未尝有迹之故。

（二）顾氏曰：“《诗》《书》中言禹的九处，全没有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要了。就是伪作的《禹贡》，也是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何等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赐玄珪’的话，正作如此解。）”

读者须注意：顾氏所谓“完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一语，实犯笼统之病。如何谓之“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如何谓之“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顾氏未尝道及只字。夫《诗》《书》中（除《尧典》《皋陶谟》）无禹为尧舜臣之记载，此是事实。然亦未尝有禹非舜臣之反证或暗示。若因其言禹九条，未尝谓禹为尧舜臣，遂断定禹非尧舜之臣，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诗》《书》（除《尧典》《皋陶谟》外）非尧舜禹事迹之记录，而言禹亦无必说明其为尧舜臣之需要也。

《禹贡》乃叙述禹在各地治水之经历，何能将禹与尧舜之关系事实牵入？且治水非在朝廷咫尺间之事，周行天下，去虞帝不知几千里。若不能“独断独行，称心布置”，必待请命而后动，则终其身不能疏一河矣。顾氏因其“独断独行，称心布置”，遂谓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人臣的意味，真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一语，固未言锡圭受告者为尧，然亦未言其为上帝，安能增字解释，任情附会耶？皇甫谧乃惯造伪史之大家，《符瑞志》乃妖言之总集，而号称疑古之顾氏乃引据其语，吾未解何故。

（三）顾氏曰：“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无关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这可以见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按《论语》《楚辞》并无尧舜与治水无关之证据或暗示。若因《论语》未尝言及尧舜与治水相关之事实，遂谓尧舜与治水无关，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论语》《楚辞》非尧舜事迹之记录，而言尧舜亦无其治水之关系之必要也。《左传》昭七年，言“尧殛鲧于羽山”，乃出诸郑子产之口。僖三十三年，言“舜之罪殛鲧也”，乃出诸臼季之口。二人历史智识之程度未必相同，其矛盾何足异。譬如有某学校考历史，一学生言明毅宗死于李自成之难，一言其为清兵所杀，吾人其亦谓“这可以见出一种新说出来时，大家顾全不得的情形”乎？退一步言，上述二语非出诸子产、臼季之口，而为《左传》作者所附加，亦安能保其无因疏略而致误？且从逻辑上言之，凡两相矛盾之说，或有一谬，或两者俱谬，不能因其矛盾遂断定其两者皆虚也。

由此观之，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此外顾氏以此观念为基础而建筑之空中楼阁，自无劳吾人之拆毁矣。综合以上两章，可得一结论曰：

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凿空附会。

原载《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