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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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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学史》一册,东台戈公振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三元。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者。内凡六章,第一章绪论,正名申旨;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述唐至清末邸报之沿革;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述清嘉道以来西人在粤沪各地办报之经过;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此所谓民报乃指纪载民事之报以别于官报者);第五章报界之现状,并附插罕见之图画数十幅。此书不独可使报界中人明本业之掌故,其第二、第三及第四章可补史乘,后二章第三及第四章更可为近世史料一部分之目录。然其遗漏舛误之处亦所不免,兹摘举如下。

(一)资料之待补者。

(甲)本书第二章第十三页云,“光绪间又有《谕摺汇存》……盖杂志式之官报”。其后事如何作者未及。按《谕摺汇存》至宣统初年已停印,或创办一报名《华制存考》者继之,此报书中未举及。余藏有此报宣统元年十月一函,其函上广告云:“启者:本局(撷华书局)《华制存考》创办于《谕摺汇存》停印之时,其内容所采录皆治理事实,有禆公务,留心政治者堪作掌故,较之《谕摺汇存》更篇页增加,名例详备,日出一册,月钉成书。”其月刊中项目有宪政、政务、名臣及各部日事。

(乙)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洋行之西人曾刊有西文报纸,此为外人在我国内地办西文报之最早者,其事详美人william hunter所著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ety days一书中。

(二)疏谬之待正者。

(甲)本书第二章第四页载汉昭帝时,燕王告霍光及帝谓光曰:“此事朕知其诬也,不然,更调羽林,事方八日,燕王何由知之,已使告变矣。”作者谓意或彼时已有邸报传知朝政之事。按如所意,则昭帝当已知其故,何为讶问燕王何由知之?如燕王所据者为秘密之报告,则与公开之邸报无涉,而此等事何时蔑有?

(乙)本书第二章第七页云:“按雕版肇自隋时”,此盖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而孙氏则采《河汾燕闲录》之说,《燕闲录》则因误解隋书而致谬。此点美人加脱氏thomas carter在其所著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中辨之至详,我国印刷术之起源,不能先于中唐也。(加脱氏之书已由向达君分章译出,载登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学季刊》各期。)

(丙)本书第五章第九页以下,列举现今国内以学术为主体之杂志,殊多疏舛。《观象丛报》《新教育》《社会学杂志》《国学丛刊》《华国》《北京大学月刊》等早已停刊,《史地学报》已改为《史学与地学》季刊。民国四年发刊之中英文《清华学报》(季刊)久已停刊,今之《清华学报》乃半年刊,十三年作始。此外如《燕京学报》《广东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其出版虽在此书编成之后,他日再版,皆当加入。又关于医学、农学、银行、商业等,国内社团不乏刊物,作者皆不举及。又以文艺为主体之杂志,占今日国内定期刊物之大部分,作者一不著录,何也?他如第二章起处,引王安石谓《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而辩驳《春秋》非报纸,刺刺数百言不休。不知荆公不过比较其形式之相肖,初未尝以《春秋》为朝报也,何劳作者之详证博辨,此真无的放矢也。其比次不当者,如第二章第十一节历叙清代官报沿革,至于光绪间,继忽插入乾隆间传钞伪稿案一长节,与前后不接。若述清初官报为此节之引端,乾隆以后之官报另为一节,岂不较善乎?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期,192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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