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山东路新月书店出版，定价八角）
据冯沅君“因为胡适之先生事忙而且病了，不能履行为《古史研究》作序的前言。……承受卫先生的嘱托”而作之序中所云：“卫先生考定古籍的方法是很精审的。例如，关于《左传》作者的考定，则就书中所表现著者的学识环境加以推断，而尤其特异的，便是多用统计图表”“而卫先生自信为最精彩的部分当推《国语》作期及《左传》作者两段的考证”。吾人紧记冯君之指引，爰进而游历全书。
当吾人旅程开始之最初，即发现一奇境。《自序》劈头第一句曰：“人类的进化，不外历史的、环境的、本能的三种。”吾人安能不吃惊者，盖自达尔文、斯宾塞以来无此新妙之进化论也。然且看紧接之下文，“就过去的历史，考察他进化的程序；就周围的环境，观察他进化的需要；就自己的本能，计划他进化的工作”。原来关于人类进步之三种观察，竟能一变而成三种“人类的进化”。此是何等笔法！记曩塾师评文，有“一起惊人”之语，惟卫君其足以当之。然此路侧之吸引，吾人且莫流连，前途正迢迢也。［内容共分三部分：（一）《春秋》的研究；（二）《左传》的研究；（三）《国语》的研究。］
吾人探胜之目的，自然趋向“最精彩”之部分。将到此部分时，又有一奇境。作者将《春秋》全书字数统计一编〔遍〕，求得记事用字最多之年，是为《春秋》之“最高点”。又以同样方法求得《左传》之“最高点”，固定为一数学公例：“按《春秋》的最高点后九十余年为《春秋》的著者孔子卒，今由《左传》的最高点亦向后数九十年，当能知《左传》著者的年代。这是用数学中比例法由已知数求未知数。”换言之，凡近世史，记事用字最多之年后九十年，定去作史者之死期不远。作者至此，不禁自危。实告读者诸君，作者亦妄尝有志于近世史，私意若作此书，定以一八四○年前后用字最多。依照卫君所用“数字中比例法由已知数求未知数”，则作者当于一九三○年毕命。呜呼！天假余生，不及十日，吾宁不惊惶而失措哉？或慰予曰：“子但将此年提至一六四四年，则九十年后，距君之生尚一百七十余年，自可逍遥于大限之外矣。”予乃爽然若失。
卫君断定《左传》为子夏所作，其中心理由，即《左传》著者之“本能（按当云特长）和环境”与子夏之“本能和环境”相合。吾人于此有两问题：（一）卫君所断定《左传》作者之特长与环境能否成立；（二）卫君所断定子夏之特长与环境能否成立。此两问题一解决，则《左传》为子夏作之说之信否，不言而判矣。
一、关于《左传》作者之特长与环境者
（甲）卫君以（1）《武经七书》引用书目的有《左氏兵法测要》一书；（2）三国时关羽、吕蒙素称善战，常观《左氏》，得于其书不少，谓为《左氏》作者为一军事学家之证据。此不能成立者，后人之推测不能断定作者本相。旧时陋儒曾“测”得先秦已知电学，六朝已发明汽船矣。今之学者，且有谓墨子已明微积学矣。吾人将取以为“证据”乎？旧有“读史兵略”之书矣，吾人将断定一切史书之作者皆军事家乎？至关羽、吕蒙之军事学识，其得力于《左传》者何在？卫君亦未能指出，而徒为笼统之言。若此，彼等所读之书当不止《左传》，因此断定其一切所读之书作者皆为军事学家可乎？按旧日学人多喜从《左传》谈兵者，特因其多记战争之事。而多记战争不足为作者乃军事学家之证，因所记事既非作者所经验，必采自他书或得自传闻。若以此谓《左氏》作者为军事学家，则《史记》及《左传纪事本末》亦同记其事，然则司马迁及高士奇皆军事学家乎？
（乙）作者因《左传》记楚人谓乳“榖”，谓虎“於菟”，遂断定作者曾游楚国，谓作者若未到楚，何以知之。按审如是，则作《方言》之杨雄必曾环游全国乎？
（丙）卫君谓“《左传》记晋（字数）占第一，是《左传》为晋国作品”，又谓“按《国语》虽记晋为第一……《晋语》系取材于《左传》的，是从《左传》抄录来的，不是自己搜集来的史料，故《国语》不适用此例”。然则卫君何以知《左传》所据必为“自己搜来的史料”，而非从他书抄录而来？即为自己搜来之史料，亦何以知其不“抄录”他书，而独能“适用此例”耶？既不能证明《左传》不袭用他书之文，则不能据其中一二方言，以断定作者之所在地。
（丁）卫君在一二六页断定作者所在地为晋，在一二九页则谓“今《左传》于获麟后卫为最详，可知著者所在地在（仍原文）卫了。前既证明著者的所在地在（仍原文）晋，既在晋当不能又在卫，二者必有一为所在地，一为籍贯”。卫君自以为可以解释其矛盾，而不知实愈弄愈混沌。前证明二者皆为所在地，后忽言二者有一非“所在地”，其自相矛盾一也。既以全部记载之详略为标准，断定所在地为晋，又以获麟以后记载之详略为标准，断定所在地为卫，其自相矛盾二也。以吾人观之，记载之详略，原因甚众，资料留存之多寡一也，重大情事之多寡二也，作者之兴趣三也，偶然之机会（作者出于无心）四也。所在地虽亦为其原因之一，然不能执详略之差以断定其所在地，理极明也。就所在地影响于记载之详细而论，则当时代愈近而愈甚，因愈近则文籍及闻见愈多也。穷卫君理论之逻辑的限度，则所在地当在卫而不在晋，而卫君后来考定所在地乃在卫而不在晋，是自相矛盾三也。
此三处自相矛盾所指示者，为（1）吾人不能以《左传》全部叙述最详之国为著者所在地；（2）吾人更不能谓获麟以后叙述最详之国为著者所在之本籍。换言之，即卫君统计之结果，不能证作者本籍为卫，所在国为晋而已。
又卫君以《左传》有两处称卫故君为先君，因断定作者为卫人，此实预断一未曾证明之前提，即作者此等处非沿袭旧史，未经修改也。况卫君以此两处称先君为作者口气，皆由误解。其一，隐四年云：“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此“先君”从州吁之观点而言，指州吁之父，“先君之怨”指隐三年郑伐卫也。若从《左传》作者之观点而作此言，则作者当是与卫州吁同时人，即隐公初年人。此岂可能之事乎？其二，僖公三十年，“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此“先君”乃就周歂及冶廑之观点而言。若为《左传》作者之先君，则作者当与周、冶同时而为僖公末年人。此又岂可能之事耶？
二、关于子夏之特长与环境者
（甲）卫君因《孟子》言北宫黝似子夏，而北宫黝善养勇，因断定子夏为军事学家。按有勇不必即为精通兵法之军事学家。
（乙）其言子夏长于《易》，凡所引据皆出汉以后书，不宜置信。
（丙）谓“季氏在鲁专权很久，子夏为莒父宰，与季氏当然有关，故在《左传》中袒于季氏有五六处之多”。此尤荒妄不通之极。孔子为鲁司寇，正当季氏专权之时，亦与季氏有关，然则遂可断定孔子袒季氏乎？
从此上两方面观察之结果，卫君之论已根本动摇。以下证子夏传授《春秋》及撰《春秋传》，其所据资料无一出司马迁以前者。夫使子夏果传《春秋》而撰传，此何等大事，何司马迁以前悠悠数百年之载籍凡言及《春秋》者，竟无片言及之？致司马迁传稽群籍终不能得其丝毫消息耶？即此反证而论，卫君之说已不易成立矣。
今进而观本书之第二“最精彩部分”，即《国语》作期之考定。卫君考定《国语》作期，其用七种方法，其中有五种方法皆不适用，至若适用之当否，更无足论矣。
（甲）比较明显法。卫君仿珂罗倔论《左传真伪考》之方法，将《国语》与《左传》比较，其记事文语略同，而《国语》视《左传》为详明者，则为《国语》采《左传》之证。按卫君之地位与珂罗倔论不同。《史记》明言采《左氏春秋》及《国语》，故其文语与《左》《国》同而比较明显者，可断定为采自《左》《国》。而《国语》则未尝言采《左传》，其契合或由于与《左传》同采一书也。
（乙）记载异同法。以《国语》各国记事与《左传》比较，其有与《左传》相违者，断定其不采《左传》。此证极是，惟其中与《左传》相同者，不能为采《左传》之证。
（丙）布局异同法。卫君所谓布局有二：（1）据事之结果以论行为之得失；（2）引名人评论，或以“君子曰”评论作结。卫君统计《国语》诸篇用此等方法次数之百分比例不同，因断定诸篇之作者各为一人。此法绝不适用。因上述种种布局之应用与否，不全系于作者之嗜好（不尽有personal equation），如事之结果不如理想所期，则不能据以论得失。某事无名人评论之言，则无当征引。某事无特别意义，则不必赘以“君子曰”之尾。无论如何，即一作者之书内，其用一种“布局”法，在各部分之“次数”（frequency）亦无必同之理。盖必假定作者为极笨拙，其文笔本来极单调而且通统计学，然后能为此论也。
（丁）文体异同法。卫君所谓文体，包对偶、排韵、散文，卫君因《国语》各篇中用此诸体之“次数”不同，断定其各出一手。此论之谬，不必远征，即如卫君之任师，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之文，一篇之中，时而排，时而散，时而骈，时而骚，时而歌，卫君将执此断定其不出一手乎？又况一书中之各篇乎？要之，（1）作者之书中，其各篇不必全用一种文体；（2）各篇用各种“文体”之“次数”，不必且不能相同。
（戊）逞显本能（按当云特长）法。卫君所谓“本能”，指礼（制）及军事。因各篇记此等事之次数之百分之比例不同，断定其“必非一人作品”。此法之谬误，亦由于忽视客观的成分。因某事与礼制无关，则无从扯上礼制；某事与军旅无关，则无从扯上军事。例如，卫君虽长于统计，使卫君作情书，亦将用统计乎？吾能因其中无统计表，遂断定其与《古史研究》必不出一手乎？
至此，本书中之最精彩部分，吾人涉历已尽。谨书所见，以告来者。此外路旁亦有一二惹人注目之处，如以特长为“本能”（屡见上引），以归纳法为“提纲挈领，摘要录出”，而谓孔子作《春秋》用此法（四一页）之类，未易悉数。不禁令作者联想冯君序中，非如“一般世家子弟自幼便熏陶在学术空气中”之语。从此观点而论，“世家子弟”之“自幼便熏陶在学术空气中”或不无少补欤！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2期，1928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