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十月门，国家的庆典多，而民间的喜庆事，似乎也跟着凑热闹，红帖子满天飞，每次吃完寿筵喜酒回家，口袋塞满了素不相识人的名片。有的印满头衔，有的叙述政纲（市议员候选人），这种无孔不入、广结善缘的手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汉和帝在位、蔡伦还没发明造纸以前，通名晋谒，用削木书写，汉初谓之“谒”（谒者书刺，自言爵里），汉末谓之“刺”（书姓名于柬曰刺）。汉以后，虽然改用纸张，而仍相沿曰“刺”。到了唐代，每年新进士要到长安平康坊妓院去游乐，要用红笺写“名纸”，到了明代才改叫“名帖”，至于改称“名片”，是民国初年的事，距今还不足一百年呢！

笔者当年在北平，每逢春节，总要留一两天时间逛逛厂甸，人家是买古玩玉器、书籍字画，我则专逛旧货摊。我在破铜烂铁堆里曾发现过几方汉印，食髓知味，我对旧货摊兴趣因而非常浓厚。有一年我在旧货摊上看见一本蓝布面很厚的旧账本，其中夹着若干张大红名帖，翻了几张发现先伯祖文贞公、先祖仲鲁公名帖，均在其内。大概各科甲翰林的有四五百张，不敢多翻，花了十吊钱，合两毛多钱买了回来。细一查对，从乾隆十年起乙丑正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正科止，正科、恩科、备科除了三鼎甲以外，所有太史公凡是风采踔厉、积学雄文者，几乎网罗殆尽。还有一张伊藤博文的，有一尺多长，跟翰林名帖一样，至于光绪六年庚辰正科、九年癸未正科，曾入值词林的翰林公几乎一张不缺。

我曾经拿了这些名帖，请教过藏园老人傅增湘前辈。据沅叔先生说：“中了进士之后，分为四级：一级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以及全科的翰林；二级为主事；三级为知县；四级为中书。其中主事、知县、中书三者，一贴榜便算受职，所谓榜下即用，就有隶属的衙门管辖，唯独翰林，发榜之后，就是进入翰林院（叫进院不叫到差），改称庶吉士。既未受职，还不算正式官员，所以在这短短期间，轩昂自肆，所用名帖，都是亲自楷书，镌好木戳，印在梅红纸上，最长的有二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字则大的四寸见方，小的也有二寸，张张铁画银钩，雄伟挺秀，这是翰林们炫耀放纵时候，这不但主事、知县、中书不敢用这种名帖，就连三鼎甲也不能用。因为三鼎甲一发榜，便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已经算是国家官员了，所以你所搜集名帖全是各科翰林，没有一张是历届三鼎甲的。至于能把庚辰、癸未两科的翰林名帖集全，大概原主的先世或他本人，与这两科翰林中有特别渊源，碰巧志伯愚、仲鲁两位前辈同擢巍科，真是巧而又巧了。关于伊藤博文那张梅红大名帖，可能是见猎心喜，游戏之作吧！”可惜这些名帖，都留在北平。

晚清时期，进谒上司，同僚拜望，新亲往还，还有投递名帖习俗。外省官员进京公干，自己没有车马，又无随从，在没有马车、人力车之前，通衢大道旁空旷场所，独停放若干骡车（北平人称之为车口），可临时讲价雇用。是否让赶车的投帖，要事先讲明，大概投帖要多给几吊钱或多赏酒钱，这个钱赶车的也不白拿，他投帖时，还在头上扣一顶红缨帽，表示是自用长随。投帖要挟着护书或拜匣，护书就跟现在的卷宗夹一样，不过是布面而已。用拜匣的，可就讲究啦，有苏漆、建漆、广漆、嵌螺钿、雕红之分，名帖式样有单帖、折帖、全帖几种样式。古人说“自言爵里”，这些名帖，有的叙明身份，有的写明与被访人的关系，如晚生、侍生、眷生、教弟、姻侍生、姻愚弟、门生、世愚侄等，让接帖的人，一望而知彼此关系，不致扑朔迷离，有不知先生为何许人也的尴尬。

北洋时期，我初次到政府机关服公，在财政部印刷局供职。局长濮一乘特准每星期六下午到局办公，所以我被列为局里正式办公人员，而非挂名拿干薪的差事。不但每月照领薪饷，还有一份伙食津贴可拿。依照局方惯例，凡是属于正式办公职员，到差之后局方印赠名片三百张。一百张木纹纸的，一百张松香烫漆，一百张烂纹字的。纸张考究不说，木纹、烫漆、烂纹印制方式，在当时都是一般印刷厂印不出来的。方形仿宋体字，是印刷局所特有，后来有位技工离开印刷局，到中华书局工作，带了一全份方体仿宋模样，从此中华书局代印名片，方体仿宋字体非常整齐。后来上海文化界讥笑中华书局还代印名片，才慢慢取消了。

妇女印名片，民国初年很为流行，黎大总统元洪的夫人黎本危，据说是汉口沙家巷妓女从良，出身不高，识字无多，在她左右攀龙附凤的女官，当然也没有什么高明人物。她要印名片，当时妇女所用名片都是圆角烫金边，偏偏有人给她出馊主意，在名片上压出一双翔凤展翅凸形花纹。她非常得意，遇有公府款宴使节团，她就向各位公使代办夫人致送这种名片。后来被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女士看见，告诉她，那是上海长三堂子姑娘们的花样经，母仪天下贵为元首夫人，岂可如此轻率失仪，此后她再也没有散发这种名片了。民国十三四年，笔者在上海期间，商界中酬酢，喜欢飞笺招花，当筵劝酒，招来莺燕都带有粉红水绿压花凸字、尺寸极小的名片送人（当时上海男妓钟雪琴也用这种粉红凸花小名片），由此才知道朱其慧劝阻黎夫人使用这种名片的原因。

笔者在南京工作时，有位同寅柳贡禾君，其叔是国学大师柳诒徵。柳君填的词蕴藉俨雅，词韵清蔚，颇得朱彊邨、沈寐叟两位前辈的激赏，可是他词送到新、申两报从未刊出过，我猜想是他那笔晃漾恣肆的狂草，编辑手民都无法全部认识，所以只好割爱。我试把原稿照抄寄出，寄给《申报》也好，《新闻报》也好，全都照登，所以后来他的诗词都由我誊写好，然后付邮。有一天他忽然送了两盒名片来，另附铅铸名戳，赫然是清道人李瑞清把我名字用魏碑字体写的法书，印成名片的。当时清道人在上海九华堂挂有笔单，可是寸楷以下小字，已久不接件，不是他们有深厚友谊，这三个“唐鲁孙”小字是得之不易的。我既有铅铸名戳，用完再印，抗战胜利来台，我还印了两百张名片带来，可惜铅戳留在北平，名片用完现在已经没法再印了。

台湾在光复之初，本省同胞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对于祖国的文字习俗都未尽了了，所以在所用名片上出了若干笑话。某君结缡之喜，收到贺礼，他还知道写谢帖，大红片子，写着收礼人领谢，倒是中规中矩的，旁边他还印上“鼎惠恳辞”四个字，收礼后说恳辞，已经不通。“鼎惠恳辞”照字面上讲，当然没什么不对，可是在内地的习惯，这四个字平常都印在讣闻上，现在印在谢帖上，似乎有点别别扭扭的。

当年我在一家卷烟厂工作，有商家送来卷烟里用的香料，在日据时代香烟里都加入这种香料，因为脂粉气过重，一般人都不爱抽日本制香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绝对废弃不用。可是这位商人在内地大量搜购运来台湾，认定总可大赚一票，可是香烟改变配方，原本奇货可居的，变成无人问津的废料，于是钻头觅脑四处托人求售，最后打算横施压力，强迫烟厂就范。有一天烟厂来了一位趾高气扬的先生，掏出名片，衔名一大堆，最后写着是某某人之子。他对我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好在我们早已报备有案，始终坚持原则，最后他技穷而走。这是我来台所看见的又一张怪名片。

上一届省议员选举，有一位候选人名片用的是透明塑料片，他把他户籍所在地的一处名胜，印在名片的另一半上，让选民别忘了跟他的乡谊。印制精美，很多收到这种名片的人，留起来当书签用。有一位候选人，大概跟铝业公司有关系，他的名片是铝箔制的，彩色柔丽，非常醒目。据笔者所知，铝箔上印彩色需高超技术，后来打听出来，那位候选人的铝名片，是从日本印制来的。各种选举，候选人尽量介绍自己的从学经历和现在头衔，让选民对他有进一步了解，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接到过一张名片，衔名写了十多项，把自己姓名挤在左下角，细看这位仁兄的头衔，不是什么名誉理事，就是什么团体顾问，甚至某某运动团队的副领队、某某慈善机关赞助人，细一琢磨，没有一项实际的工作。这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人如果当选，还能不出卖风云雷雨吗？

笔者初入社会时，先师阎荫桐夫子曾经叮嘱过我：“在外酬应一定要准备一些印有姓名、籍贯、地址、电话的名片，以便跟初交的朋友交换，假如人家给你名片，你不回一张，很容易让人误会你架子太大，或不愿意折节下交，岂不冤枉；至于那些名片上印有‘专诚拜谒’、‘启事盖章’字样的，不是自抬身价，就是自命不凡矫揉造作之徒，不足为法。”多少年来，恪遵师训，身边总要带几张名片，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