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曾述敏感为创作家的重要资格之一，创作家要有锐利的敏感，才能对于自然人生体感出常人所体感的深远的某物，写出示人。这所谓某物（something）者，或是人生的意义，或是时代的倾向，要之不外乎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这抽象的东西，在文艺上是否就能适用呢？把这抽象的东西直接写出，是否就是文艺作品呢？决不是的。抽象的东西只是一种概念，纯概念的露骨的表出，在科学或道德当然可以，在文艺上是不适当的。因为文艺的本质是情感，而概念却是知或意的产物的缘故。

文艺上对于自然人生的处理，须具象的，不该是抽象的。作者原须用了锐利的敏感在自然人生上发见某物，但在作品上所描写的，却不是这某物的本身，而是包含着这某物的自然人生。莫泊桑评其师勿洛培尔说：“勿洛培尔不想谈人生的意义，他所想教示人的只是人生的精髓。”作者的任务，在乎从复杂的自然人生中选取出富于意义的一部分，描写了暗示世人以种种的意义。毫无意义地把任何部分的自然人生来描写固不可，完全裸露地单把所见到的意义来描写也不可。作者所当着眼的是具象的实世间，所当取材的也是具象的实世间。能在具象的邻家夫妇或同船旅客之中发见出某物来，仍用了这邻家夫妇或同船旅客作了衣服，把所发见的某物暗示世人，才是文艺作家的手腕。

有些作者先定了一个概念，然后再把人物事件附会上去，写成一种作品。这在文艺上宁是邪道，这类作品往往含着宣传与教训的色彩，也难得有出色的东西。原来在事象中发见某物，与把事象附会到既成的概念上去，全然是两件事。前者是有生命的作家的自然的产儿，后者是作家用了成见捏出的傀儡，傀儡是不会有生命的。

又，自然人生原是多元的东西，作家一时因了某物所选取的自然人生，其部分不论如何狭小，也仍是多元的，于作家在一时所发见的某物以外，当然更含有许多附带的意义。要具象地写自然人生，才能不挂一漏万。伟大的文艺作品所以能广泛地使读者随了程度各自欣赏，值得从各方面探究者，就为了其内容是具象的，有和自然人生同样的多元性，不明白地局限于某种狭小的教示的缘故。读者的翻读文艺作品，目的不在听作家的抽象的说教，乃在要看看那通过了作家心眼的自然人生。因了各自的程度与性向，在作品上得到共鸣的处所，于是才生鉴赏上的欣悦。若作家露骨地把概念加以限定，读者在作品中所见的不是自然人生，乃是作家的意见，而且是强迫了叫他看的意见，这时读者的心的活动就被束缚，毫无自由了。这类作品，在本来和作家有同感的人也许会耐心乐读吧，而在普通的读者却是味同嚼蜡的。文艺创作上对于自然人生的处理须具象的而不可抽象的，这理由因了上面所说，大略可知道了吧。这抽象的与具象的二语，实关系于文艺创作的全领域。创作与宣传的区别固然在此，即作品的形式上的文章，其好坏也可用这抽象的与具象的二语作了标准来说明。

文艺作品中文字应是描写的，不该是说明或议论的。在文艺作品之中，作家借了作品中人物的口来说自己的话的原是常有的，至于作家直接露出了面来对读者发挥议论或作说明的事，在我国古来文艺上虽所常见（特别在那从平话与演义蜕化来的小说上），但其实从现在看来，这恰和在京戏中于演者旁边突然见到有人打扇送茶一样，是很不统一自然的（我曾作过一篇专论这事的文字，附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文章作法》里）。就一般的原则说，文艺的文字彻头彻尾应以描写为正宗，说明或议论的态度务须竭力地排除。因为描写是具象的，而说明或议论是抽象的缘故。能具象地处理自然人生，在文字上自不得不是描写的，若抽象地概念地去写，结果终究逃不出说明或议论的范围。

此外，在这抽象的与具象的二语之下，可说述的文艺创作上的事项，如部分与全体，类型与个性之类，当然还很多。这里却无周遍说述的余暇，只好让读者诸君自己去类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