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韬》的作者与成书时间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相传为姜太公吕望所撰。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其书并非殷周时赐的作品，而是后人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那么，《六韬》究竟是什么时期的作品呢？《六韬》之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中的《杂篇·徐无鬼》，其中记载战国初魏武侯的宰臣女商自称：“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庄子》一书，一般认为是庄子门人或后学所作，时间不晚于战国后期，说明当时这部书已经存在于世。《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下注：“惠、襄之间，或曰周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这里提到的三个成书时间，而周显王时正当战国中期，唐颜师古注指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出土的汉简中；有《六韬》等书。其中的《文韬》、《武韬》、《龙韬》等内容、与传世本《六韬》基本相同，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六韬》的内容。这一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此书在西汉前期己广为流行。

再从《六韬》本身的内容看，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骑兵作战的战术、骑兵选拔的方法，以及骑兵同步兵、车兵协同作战等问题。而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大量出现于战场，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武灵主生活于战国晚期，与周显王为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因此，具体反映和论述了骑兵战术的《六韬》，不可能出现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而只能产生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六韬》之中还提到了多种铁制兵器。众所周知，我国自战国时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这说明《六韬》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另外，《六韬》中所论述的军事训练等问题，与战国晚期的《尉缭子》等典籍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其成书时代也是大致相同的。

由上述可知，《六韬》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当无疑义。作者之所以假托为“周吕望撰”，不过是想借重太公之各以广流传而已。

二、《六韬》各卷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六韬》之“韬”，与“弢”字相通，原为“弓套’之意，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引申为谋略。“六韬”，就是六种秘密谋略，即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全书以太公同文王、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分六卷，共六十篇。

第一卷为《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第二卷为《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五篇。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论述的是战略问题。《六韬》的战略思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这是高层次的战略。二是通过军事斗争赢得战争胜利以实现政治目的的军事战略，这是相对低层次的战略。

关于“全胜战略”，《六韬》指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发启》）。并进而强调，要实现这种不战而胜的“全胜战略”，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建立在国富兵强的基础之上。为此，提出了一套实现全胜战略的措施。在经济上，指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充实经济实力，打好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争取民心，爱护民众，取得举国上下的支持。在外交上。提出了“文伐”十二法，列举了分化、瓦解、离间敌人的各种方法。《六韬》认为，强大的实力只是为战胜敌人提供了可能，当这种全胜战略难以实现政治目的时，就要采取军事进攻的方式。即在考虑和制定战略时，不能仅仅依赖“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全胜战略，还要制定立足于战场胜负的军事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主张正确判断战略形势，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进行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实行巧妙的战略伪装，隐蔽启己的战略企图，适时把握战略时机，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等。

《六韬》不仅论述了全胜战略和军事战略，还进一步阐明了全胜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认为全胜战略是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前提条件，只有综合运用全胜战略和军事进攻，才能达成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在《文伐》篇中这样写道：“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这种把进行“文伐”的全胜战略同进行“武伐”的军事战略紧密联系起来的论述，使古代战略思想显得更加丰满和完善。

任何战略的实现，都离个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手段。军事战略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手段是武装力量。《六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论述了战略的有关问题后，紧接着在第三卷中便阐明了武装力量建设的有关问题。第三卷《尤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在本卷中，除了论述信赏明同、以法治军以及重视武器装备等问题外，重点阐述了将帅问题。

将帅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将帅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其水平的高低，对军队本身的建设、战争的胜负，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衰亡，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六韬》用了大量篇幅，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选拔和考察将帅的方法，将帅所应具备的品格、知识、才能等等，从而使有关将帅的理论更加详尽、系统和全面。

军队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作战，而要夺取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一定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方法。因此，《六韬》从第四卷开始，用了三卷的篇幅，详尽论述了各种条件下的具体战法。

第四卷《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了在一般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领域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作战地域扩大，战场已从过去的平原旷野等一般地形扩展到山地、丛林、水泽等特殊地形。因此，在第四卷论述了上般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和战法之后，紧接着在第五卷《豹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中，着重论述了各种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法。

战国时期军事领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产生了新的兵种，步兵和骑兵逐渐从车兵中分化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兵种。因此，如何组建步兵、骑兵、车兵以及在战斗中如何使骑、步、车三个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已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因此，在第四、第五卷分别论述了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下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后，在第六卷《犬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中，论述了车、骑兵的组编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总之，《六韬》用了三卷的篇幅，广泛论述了各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广，分析之详尽具体，在先秦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由上述可见，《六韬》一书内容丰富，论述详瞻，涉及到了当时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兵学体系，堪称先秦军事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在不少问题上，具有独创性的启迪意义。它的问世，充实了我国军事理论宝库，标志着我国先秦军事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六韬》的影响和流传

《六韬》的重要价值，引起了历代兵家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兵家始祖，其中不少观点，常被后世谈兵者所引用。司马迁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大公为本谋”（《史记·齐大公世家》）。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史记·留侯世家》）。所谓“太公兵法”，据考证就是《六韬》。三国时的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都很重视《六韬》，并把它作为向臣僚和子弟推荐的书目之一。宋神宗时设立武学，刊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学员的必读书目，其中之一就是《六韬》。

人们不仅学习和运用《六韬》，还对它展开了研究。历史上对《六韬》进行注释、集释、汇解的，不乏其人。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著述自唐以后约有近百种，仅明代就达四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目前存世的《六韬》版本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宋元丰年间何去非校定的《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的《武经七书》本，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经七书》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抄本，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等等。

《六韬》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六韬》很早就传到国外，十六世纪时开始译成外文，仅日本对《六韬》进行翻译、注解、评点的著作就达四十余种。此外还传人朝鲜、越南等国，有朝文、越南文译本多种刊行。

毛元佑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