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