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现在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现在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

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