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為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為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既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
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尚可聞乎？
荀子嘗為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為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歟？
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弘、甗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
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為海內巨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為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愧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
方今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尚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跡，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為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為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間稱其體為《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
自是之後，為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概可略聞歟？
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鑒》。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較毫厘，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矢，豔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采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尚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鑒》托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為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為《通鑒》注，尹起莘、劉友益為《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核實去偽，而不為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
我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及近奉《御批通鑒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攄所見者，盍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菏」字之誤，是何謂耶？
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為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為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泇、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
明永樂中，尚書宋禮用白英策，築灞東平之戴村，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泄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阞」、「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為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浚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矣，其在今日，尚有可議者歟？
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皇上既嘗親蒞河堤，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時，必上軫宸慮，谘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為當寧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為親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舉得其人，則天下何患不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一方受其病，朝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為虛文而已。恭惟我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官，慎察吏之政，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群生禔福於下，治化之澤行，而貪暴之風寡矣。雖然，海內至大，人情萬殊，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間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間。今將使郡縣之吏，盡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為要？
夫人難求備，德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仁愛者或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見惡如農夫之去草者，甚難其人。今將聽長民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縱無忌，黷冒侵惏。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責成上官，而執法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於避法，何以禁之？
且《國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之德。夫節儉則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無營求，則取用於廉俸，寬然有餘資矣，而曷至甘為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也。今欲《羔羊》之美，遍於郡邑，而無「簠簋不飭」之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長始傳《循吏》，而所載公儀子，固魯人也。諸生亦嘗讀史而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後漢書》循吏十二人，其所為之跡，有於今可仿而用之者，亦有不可施於今者，尚分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流，雖不入於《循吏》之傳，然其治道實有足為吏法者，采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蓋將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言治化無弗遍也。雖然，當周盛時，分封魯、衛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異。然則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概而已。其水土風氣性情習尚之偏，聖人不能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親」，太公「舉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衰，則「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劫人為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奸為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乎？將其時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秀民則《詩》、《書》弦誦，愚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淳古之風，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感化尤速乎？雖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繁而遊惰起，文學固可貴，而恐其質行之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下之舊不必復，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厥道奚從？
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奸民。昔管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與《周禮》比伍族閭聯「相保相受」者同意。諸生能舉其法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渚巨海、廣斥之野，南岨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托跡焉。夫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奸宜得其要矣，奸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有散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遝，流冗來去無常，難以蹤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歟？諸生生長其間，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私所議論者謂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為則，未嘗輕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其後學者歧分，異說競起，於是言性理者紛紛焉。蓋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刺謬者何也？夫言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情，韓愈作《原性》、李翱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
昔箕子言五事，《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微茫，奚以析焉？
方今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接羲、軒之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向風興起。湖南為周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第為科舉之學也。試悉攄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敘載為詳。為紀傳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為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尚書》及《帝系篇》，不敢多入異說，蓋其慎也。然楊子雲猶云「子長愛奇」，乃後人補述，或反溢於子長之外，何耶？
《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後紀，豈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淆列事時，使人易曉。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馬遷表燕昭、齊宣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為何？漢有《功臣表》與《外戚》、《恩澤侯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耶？後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並分見於他篇，其義安取？
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或謂不當同傳。進遊俠，退處士，前人並以是譏遷，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為一家，而列傳厘分，各以事彙，當矣。至劉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蕭傅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其於本書體例，能無參差乎？
恭惟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抉千古之匿情，剖儒生之疑說，特著論辨，啟牖群蒙。士得奉折衷之論，以盡探石室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異日珥筆之選者，必有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概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賈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此。其後，李悝治魏，視年豐殺以為糴出之節。是雖富強之術，其計畫亦足為王政資。漢五鳳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悝之遺法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而罷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為之不善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積貯者，大抵因此三術。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較，可悉聞歟？
今州縣各設常平倉，又令鄉邑自為社倉，國家籌為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呰窳俞生，而無積聚」者。然則議積貯於茲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濕，官存倉穀，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糴則有強派抑買之弊，是將何以杜之？社倉積穀，雖民所自為，然將一聽於民，而官不為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間，而毋乃又為閭里擾歟？必使吏良而令行，民賴其利，將何術與？夫審民生纖悉，以達於謀國大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既端，則國多卿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兔罝之士，皆可為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一有罷士，不得容於其間也。周、秦之交，士習始漓，而縱橫狙詐之說以起。自漢以來，士風又屢變矣。方今多士涵濡於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向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藹藹王多吉士」，固茲時也。
若乃九州萬國，地廣俗殊，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異尚，何以齊其短長？又其間，間有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樸厚而樂輕俠，有士之名而實為士之蠹。地有師儒，而未必盡從其教；歲舉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使化導得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生夙誦洙、泗、閩、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為悉陳其要！
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律詩試士，其後或沿、或否。聖上以科舉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而不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生縱論之。
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為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盡其理，能闡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為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為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為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黃而下，氣體實自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為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
我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皇上睿藻昭回，囿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鑒察形，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舉而詳說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