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曾涤生（国藩）为中国近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颂之为圣人，骂他的就谥之曰汉奸。究竟他是好是坏，极易判断，只要看帮谁办事，反对的是那一阶级，就黑白分明。他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任内，南京玄武湖一个亭子上过去悬挂他的遗像，辛亥革命后，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过了十余年，这位谄媚异族，屠杀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运，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论治军治家，处处奉“曾文正公”为规臬：在鄂豫皖湘赣“剿共”的时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为了什幺这样崇拜曾国藩呢？除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军阀建军的祖宗（在曾国藩之前，正规军为绿营，是统一的，他创始了湘军，才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他的治兵方术，是反人民军队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蒋介石的老师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凯，都没有蒋介石那样体会得深刻。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招募一大批农民为保卫地主豪绅的利益与另外的一批农民作战，这件事已不大好办，后来“率领湘勇出省杀贼”，当然更不好办——在本地时还可以用“保卫家乡”（实际是保卫地主）的口号骗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拼命的，农民为什幺肯为满清和曾国藩拼命去杀另外一批农民呢？聪明的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妇女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文。

曾国荃攻入南京时，先锋为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书的记载，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满清追念其功绩，封世袭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战过劳而死的。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昌芬同志亡命来投，在我创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工余闲谈，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孙，谈起他曾祖的轶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种“过劳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几天，破城后接连****了两个妇女，致脱阳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职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纪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于民国十七年夏遭蒋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义。）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湘勇无谓牺牲的为数甚多，但在旧社会中，穷人的性命最不值钱，死了是没有人会提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提督，是雇农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礼物在中途赌钱输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当兵，连升到总兵，回家后成了本县最大的地主，从县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两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下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能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打胜了好抢老百姓的财宝；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中国最早的军阀）就发了大财。

左宗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当幕府，因杀樊樊山——祯祥——的父亲，被湖南官绅所弹劾，曾国藩保荐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最不佩服曾国藩，说他太虚伪。左宗棠对曾国荃却很投契，说“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问国荃：“九帅一生得力之处何在？”曾国荃回答他有两句话：“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大为佩服。曾国藩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后来则成为经营地主，家中并不是豪富，当然没有“如土之金可挥”，曾国荃虽做过几任督抚，但都因不善于敷衍上司和同僚，时间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许多，他所挥的金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带兵时抢来的骗来的（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回籍置田百顷）。

曾国藩靠这两手，所以能组织几十万军队进行反人民战争，所以蒋介石要事事摹仿，处处崇拜他。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中央军”纪律之坏，有口皆碑，“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已遍及全国。淮北还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搞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什幺坏到这样，因为他得了曾国藩的衣钵真传，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励士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