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就明显地分出了左右派，左派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则反对三大政策，而且主张反苏****反工农。国民党老人物中害怕新兴的人物夺去他们的权位，大部份是右倾的，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坚定，把坚决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等开除出党，因此这些人就不敢公开活动而暗中阻挠。当左派右派的名词初次出现时，谢持邹鲁等就硬说这是鲍罗廷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没有什幺左右派。国民党左派中包含着两种人物：一种是真正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俄、联共、拥护农工利益，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诸先生；一种则是投机的，因为上有孙中山主持，外有苏联帮助，又有群众拥护，只有跟着这条路走，才有个人的前途，如汪精卫、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以及武汉时代的孙科（孙科原来是右派）。汪精卫等应该加上括弧叫“左派”。蒋介石从民国十三年到十五年初的两年间，也是这样的“左派”，他甚至主张国民党要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你看他何等“进步”？蒋介石就靠了这一时期的“左倾”面目，骗得了各种支持而成为实力派，掌握了武装的领导权，他就不再“左”了，他站在“左”右之上操纵一切，以“左派”打击右派，以右派打击“左派”，自己就扶摇直上，而成为统治一切的“领袖”。这样说，好像他比右派还“左”一些，不是的，在******的坚决狠毒，比一切有派还厉害。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有派以胡汉民为代表，胡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二反袁时的广东都督，资望较高，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则为孙中山最有力的助手，总揽财政民政，以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又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胡两人因主张不同颇不协调，十三年冬孙中山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本营大元帅职务（时韶关还有一大本营，系指挥讨伐曹吴北上军队者，则由谭延代理大元帅）。民十四春孙中山逝世，胡即为军事政治上的领袖，当时大本营所辖部队计粤军许崇智、湘军谭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豫军樊钟秀，其中以滇军为最大，兵多械精，豫军在粤赣边实力所余无几，另外还有赣军总司令李烈钧，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则仅一空名。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即滇桂军之功，故杨希闵、刘震寰恃功而骄，盘踞要津，自己筹款筹饷，成为革命的障碍。孙中山逝世后，杨刘更目无大本营，愈益跋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讨伐杨刘，否则革命不能进行，但胡汉民等则慑于杨刘兵力强大，且处于广州市内肘腋之下，如讨伐不胜，则连广州也要失去，因此犹豫。经政治委员会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令东征的粤军及学生军回师讨伐杨刘，一面由大本营严令滇桂军接受约束，不能胡行。杨希闵接令后对胡汉民的回答是：“请代帅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后我再回手。”其骄矜自恃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右派所以迟疑不敢讨伐的原因。但讨伐战事一起，只一天半，滇桂军就全部瓦解，成功之速，出于意外（滇桂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军官自营长以上均积资十余万、数十万不等，在开火之前，均携款走香港、澳门，或避入沙面租界，故失败如此迅速），事后即废大本营而成立国民政府，考虑国府负责领袖问题时，大家主张要根据讨伐杨刘时是否坚决为标准，因为不讨伐杨刘，根本就没有成立国民政府的可能。在这一原则下，胡汉民当然不能担任国府主席，唯一适合的是廖仲恺先生，但廖如出任主席，则将引起胡派的不满，因此就把从来不做官的汪精卫抬上台，以作缓冲。那时国民政府的阵容如下：主席汪兆铭、外交部长胡汉民（原大本营代理大元帅）、财政部长廖仲恺（原任）、军事部长谭延（湘军总司令、韶关大本营代帅）、建设部长孙科（原广州市长）、原任大本营外交部长的伍朝枢则调任广州市长。

滇桂军阀杨刘崩溃之后，以粤军许崇智部的实力为最大，胡汉民在广东的势力根深蒂固，廖仲恺则深得人心，众望所归，又极精明强干，为蒋所畏惮。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在东征惠阳及讨伐杨刘中建了两次功劳，急于出人头地，攫夺大权，于是就秘密布置了一个大阴谋，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刺杀了唯一能约束他的廖仲恺先生！刺廖案一发生，蒋介石就大哭大吵，说：“廖党代表（黄埔军官学校的党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动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恶极，就是把全广州的人杀掉一半，也不能抵偿这笔血债！”那时蒋介石真装得是“义愤填膺”，为廖先生报仇的精神是表现得最坚决最激烈。谁知道刺廖案的真正凶手就是他！这个晴天霹雳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为应付这非常巨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集中党政军一切大权，推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负责镇压叛变与缉凶。蒋介石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平时对廖不满的与胡汉民、许崇智的部下都罗织在内，说是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林直勉（孙中山的秘书）等主使，粤军将领魏邦平（军长）等直接参预，把许崇智的部下一一缴械，胡汉民的左右捉的捉，逃的逃。这样一来，杀了廖仲恺，迫走了胡汉民，并吞了许崇智的实力，一箭三雕，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那时的国民党左派则因蒋介石严厉镇压了右派，认真为廖仲恺报仇，把他当作好人。

刺廖案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改编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把学生军扩充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为副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为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民国十五年何、鲁升为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又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所部湘军在讨伐南路邓本殷，胜利后编为第六军），蒋介石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他就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了。

右派势力在广州受到打击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青阳、邵元冲、沈定一、张继、吴敬恒（稚晖）、覃振、傅汝霖、茅祖权等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擅自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共二十四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共八人，其余二人为中监委，四人为候补执监委），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两人开除党籍，戴季陶、吴稚晖两人虽列名通电，未出席会议，仍当选为执监委员，其余十人，则须于一个月内向国民党中央表明悔过态度（否则丧失党籍）。国民党二全大会后，左派占了优势，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于是蒋介石又搞第二个大阴谋，把左派的势力压下去。

三月二十日（即北京“三·一八”惨案之后两日）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格（时任海军局长）商量，以电话转达一个命令给中山舰长李之龙，叫中山舰开到黄埔，说有人阴谋异动，要去镇压。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说他违令开来，意图不轨，把李之龙扣起来，迫李之龙承认是共产党员，有异动意图，借此就把共产党员拘捕的拘捕，驱逐的驱逐。当时共产党中有人主张：蒋介石既如此无理，公然反对革命，就干脆去掉他，但陈独秀等要和蒋介石讲统一战线，主张忍耐（陈独秀和高语罕各在《向导》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表明对蒋介石一贯推崇拥护的态度）。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即在其枪杆压力之下举行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部的部长，中执会与中监会合设一个“主席”（变相的总理），大量起用西山会议派份子。二中全会中蒋介石自任中执会、中监会的“主席”（后来因许多老头子不服，自己觉得无趣，就改推张静江代理），中央各部人员大加更换，以叶楚伧代吴玉章为秘书长，陈果夫代谭平山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代毛泽东为宣传部长，邵元冲代甘乃光为青年部长，新设一军人部，管理军队中的特别党部及委派各级党代表，蒋介石自任部长。其中叶楚伧、邵元冲为西山会议派，并未表示悔过，按照二全大会决议，应丧失国民党员资格；陈果夫是监察委员，照例不能担任中执会负责工作，但只要蒋介石认为对他有利，就不管什幺纪律党章。

二中全会后，连假左派的汪精卫也被迫出洋了，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代理（谭的外号叫“八面观音”，即面面都做好人的意思。陈诚是他的女婿）。左派的势力又被蒋介石压下，于是蒋介石就初步打下了独裁的基础。

二中全会开会，柳亚子先生曾从上海赶到广州去出席，开了两天会，就一气而回上海。他对蒋介石的专横无理，非常气愤；同时又不满意当时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迁就忍耐，因此回上海后杜门不出者数月，连江苏省党部也不到（柳亚子先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又兼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