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面提议“清党”的吴稚晖，原籍江苏武进，生长在无锡，所以写起文字来是“武进吴敬恒”，一开口则说：“耐伲无锡”（“耐伲”为无锡土语的“我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监察委员，十四年冬列名于西山会议派通电，后来却又写一封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因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当选为中央监委。从此以后右派得势了，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失势了，他就否认是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北伐开始以后，他在国民党内部兼了好几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老担任授印监誓之类的工作，人家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现在做了什幺？”他却倚老卖老地回答：“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委他做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第一副主任，方觉慧为第二副主任），他也到任了；人家又问他：“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幺？”他却说：“在共产党人及附和共产党的份子，我这个人一定与邓演达一样穷凶极恶，所以就用我的名字与邓演达相对垒（按邓演达时任武汉政府的军委会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副主任），事情我并不做，一切由真如（陈铭枢字）负责。”这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即派钮永建（字惕生）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的茅祖权（着名的鸦片鬼）为民政厅长。后来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关系密切，被蒋介石排斥，民政厅长由钮永建自兼，钮是老同盟会员，说他好是“好好先生”，说他不好就是“昏庸老朽”，他自己不做什幺大坏事，但也不会做什幺好事，更不能约束部下不做坏事。民国十八年，宋美龄与缪斌订了一个卖官合同，要拉缪斌出来当江苏民政厅长，提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吴稚晖独坚持反对，说缪斌年少任性，行止不检，在总司令部经理处长任内声名狼藉，不应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因为吴稚晖是中政会中发言地位较高的委员，蒋介石正要利用他放炮攻击异己，所以相当尊重他的意见。尤其为了他是江苏的元老，关于江苏省的事情，更应重视他的意见。那时缪斌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列席中政会，亲自听到吴稚晖说他不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的危险，于是他立起身来，走到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去摸了一下。据传说，缪斌在吴稚晖的大衣袋里放了一张什幺票子，数额是八万元。当然这一传说是无法得到人证物证的，缪斌不肯说他的厅长花了多少钱，吴稚晖更不会承认他受了贿赂。但下一次中政会议开会，吴稚晖却不再反对缪斌当民政厅长了。缪斌走马上任之后，大开卖官鬻爵的门路，各县公安局局长和县长，按缺份的肥瘠，分成等级，标出价格，最贱的是一千元（扬中公安局长），最贵的是二十万元（吴县公安局长），出什幺价钱就放什幺官，交易公平，门庭若市。缪斌则以卖官收入与宋美龄四六拆帐（在北洋军阀时代，江苏省最肥的缺是淞沪警察厅长，一年有二百万收入，其次即为苏州警察厅长，国民党时代上海已划为特别市，不属江苏省了，所以吴县公安局长就成为第一好缺）。如此一来，“小道士”官声之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无论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的腐败官僚，没有不堪到他那样地步的（缪斌的父亲是无锡南城门口的道士，所以人家叫他“小道士”）。尽管这样，吴稚晖却不再骂他了，不仅不骂他，还时常说他好。民国廿三年，蒋介石派陈果夫做江苏省政府主席，那时吴稚晖已不为蒋所重视了，所以他只能在背后说怪话：“难道江苏就没有一个做主席的人材，一定要用浙江人？”人家问他：“江苏的人材那些可以做主席呢？”他说：“讲年高德邵有钮惕生；论道德文章有叶小凤（楚伦）；说英俊有为，则缪丕承（斌）也够格。”吴稚晖果然识货，抗战一开始，缪斌就“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所以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不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蒋介石的牙齿也在十五年前全部脱落了）。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蒋介石在做某一件大坏事的前夜，总得由吴稚晖出面大发议论，正如张謇代齐燮元撑腰，章太炎为孙传芳发声援通电一样。张季直为齐燮元制造舆论是为儿子张孝若取得省长地位，孙传芳每请章太炎发一个通电，送润笔一千两，吴稚晖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什幺代价，决不止八万元的支票吧！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这些词句是套用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的“修养”到家，恬不知耻，依然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是无耻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