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是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支出），主要依靠宋子文筹划。北洋军阀时代，能够借到两百万元借款的就能做财政总长，袁世凯把盐税及关税一部份（除支付庚子赔款本息之外的多余部份）抵押给五国银行团借到的善后大借款，不过二千五百万元。而民国十六年到抗战的十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库券大小三十二种，最少的五百万，最多的一万万元、五千万元，合计达十万万元以上，借的外债则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五千万美元，合华币一万五千万元左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开支比北洋军阀统治要增多数十倍，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掠夺侵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支出还要多几倍。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怀，是清末最会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满清灭亡的时候，他的财产仅值六千万两，以那时的物价与汇率计算，合今天的美金一万二千万元，比起蒋宋孔陈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末，宋子文怎样搞到这许多钱的呢？当然主要是加税和借债两项（孔祥熙长财政的时期，除照宋子文时代的老办法之外，又多了一项通货膨胀）。问题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仅借债不容易，加税也是阻力重重的，不要说北洋军阀时代的一些“财政家”常有“司农仰屋”之叹，就是“九·一八”后孙科做行政院长，虽起用花旗银行买办黄汉梁为财政部长，也终因财政无法应付而下台，让位给汪精卫，仍由宋子文掌握财政。宋子文有什幺本领呢？他的办法就是使有势力反对的人反能因此获利，于是阻力就变成助力，虽然多数人民因增加负担而不满，但他们没有力量，不能起阻挠作用，而能够反对的有势力者，则不仅不反对，还转而赞助他，当然就能够推行顺利了。

例如卷烟统税，就最容易说明这个道理。卷烟抽税，起源于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领袖）为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新税。那时江问渔（恒源）做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做财政厅长，陈陶遗做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教职员时常吵闹。省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学阀”，其势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它建议开征新税，一则在“教育”的大帽子之下，商人不敢反对，二则实际上减少了省财政的支出，三则省去许多麻烦，再有许多人事关系，所以得到了省当局的批准而举办。那时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省教育经费的一部份，后来举办的结果，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回自办，成为主要的收入之一。裁厘卡后，改为产销税，出厂即缴税，以后行销全国，不再抽税，所以叫做“统税”，为国家财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而关税和盐税的收入虽多，但都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余不多，而统税则为新税，没有抵押掉，所以财政部主要靠这个税收抵充政费军费。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就是英美烟公司（为英国资本家在华投资中最大的企业），其产额超过全部华商烟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却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它的纸烟经过厘卡时本来不纳厘金的，裁厘与否，和它没有关系，它不能也不应该增加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他不缴税，拿他没有办法。宋子文上台后，去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同意缴税了，而且把过去欠缴的也补缴了一部份。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了，在外交上也“成功”了（宋子文后来担任国民党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者，是外交部长的上司），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都很“佩服梯维的才能”（宋子文的英文译名为t．v．song，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国人都叫他做“梯维宋”，而特别表示接近或亲密者则更只称名而略去姓）。宋子文究竟有什幺本领呢？说起来很简单：他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是每五万支烟（一大箱）抽若干钱税的，纸烟的等级相差很多，价格上下，相差到二十倍以上，所以过去分为五级，税额多少不同，但同一级内最高与最低的已负担不公平，如三百元一箱的烟与四百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四十四元二角五分（假定一般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二·五），前者的负担为百分之一四·七五，后者则仅为百分之一一·○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三强。宋子文又把它改分为两级，于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虽相差到二三倍，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红锡包（即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金字塔的价格仅及红锡包的三分之一，所缴的统税数额却也一样。这样的税则，大大帮助了英美烟公司在商品市场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更便利于英美烟公司扩大市场，以至独占某些地区的（如华北）市场，当然他就不反对而会拥护了。拿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小厂比较，则小厂出低级纸烟的负担更重，而小厂则无力反对。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也愈有利，商人本应反对加税的，在那样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而且首先照办。“你看，外国商人都服从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反漠视国家的困难，只图私人的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这个帽子多大，你还能不乖乖地照办，以“共济时艰”吗？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二十三支以下为粗纱，是一种税额，以上为细纱，另一种税额。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以三十二支为限，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价格相差近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英商的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二十支以下（市场上亦叫做“细纱”，税则上的细纱，市场上叫做“线”），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十支、八支的（织毯子用），其价格相差则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相等。这种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愈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基本原因。

再说到借债，这也是一件难事，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与官吏，甚至给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致厚利，但却不愿借钱给官厅，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迁，人事一有调动，就没有人负责，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或整理。所以北洋政府时代能够借到一二百万的财政总长，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领。为什幺宋子文能发几万万元的内国公债呢？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一面定期还本，按期付息，一面又借新债；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策略，我在此插入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是相同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法药房、中西大药房、九福制药厂（出“百龄机”的）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上海人都知道这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约在二十年前）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而其他企业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事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才能”一样。黄楚九没有钱，他的资本最初是怎样得来的？后来又是怎样累积起来的呢？他开始选择了一个债主（据说是一个富孀），向她借二十元，约定三日后归还，这个钱黄楚九并不用它，放在家里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约定五日，到第四天就去还掉了；这样建立了信用起来，借的数目从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增加上去，一直借到二万元，黄楚九就用它盘下了中法大药房，制造艾罗补脑汁，债主因数目太大了，逼也没有办法，逼倒了他，本钱也不能全收回，更不要说利息，只好长期放给他生利。这是黄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资本。他从此陆续扩大他的事业范围，一面在各事业机关中用厚利吸收存款（除利息较银行大半倍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品，如香水、肥皂、补药之类）、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一面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除利息比别家大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存付（那时法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的银行，大大便利了赌客）。因为利息大，手续简便，很多女佣也向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了这些办法吸收资金以扩展企业，而自己则过着享受颇为奢华的生活（黄死后虽破产，但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托匪而兼敌特的黄特——抗战末期在泰县出版《大道月刊》，后来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就是黄楚九的孙子）。

宋子文、孔祥熙的发公债办法，就是和黄楚九的取得资本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叫做“内国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的金融业领袖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而他的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则大部份任用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是如此，如钱新之、徐新六、李馥荪、陈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机关中兼上一个差使，他们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了一层保障。这是一方面。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则为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发的公债，年息多的是八厘，少的是七厘，比市场的利率为低。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合算，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这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则利息大得很。国民党发行的公债，几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上市（证券交易所），再照市价结帐，所以银钱业所缴的款子和财政部所实收的，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因此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还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八厘，十年还清，市价是六折（以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一百万元，则其逐年的利润有如厂表：

年度

本金

持有公债票面

收入债息

收入还本

实际核算

收回成本

实际利息

实际年利率

第一年　六○○·○○○　一·○○○·○○○　八○·○○○　一○○·○○○　六○·○○○　一二○·○○○　二○％

第二年　五四○·○○○　九○○·○○○　七二·○○○　一○○·○○○　六○·○○○　一一二·○○○　二○·七％强

第三年　四八○·○○○　八○○·○○○　六四·○○○　一○○·○○○　六○·○○○　一○四·○○○　二一·六七％

第四年　四二○·○○○　七○○·○○○　五六·○○○　一○○·○○○　六○·○○○　九六·○○○　二二·八五％

第五年　三六○·○○○　六○○·○○○　四八·○○○　一○○·○○○　六○·○○○　八八·○○○　二四·四四％

第六年　三○○·○○○　五○○·○○○　四○·○○○　一○○·○○○　六○·○○○　八○·○○○　二六·六六％

第七年　二四○·○○○　四○○·○○○　三二·○○○　一○○·○○○　六○·○○○　七二·○○○　三○％

第八年　一八○·○○○　三○○·○○○　二四·○○○　一○○·○○○　六○·○○○　六四·○○○　三五·五五％

第九年　一二○·○○○　二○○·○○○　一六·○○○　一○○·○○○　六○·○○○　五六·○○○　四六·六六％

第十年　六○·○○○　一○○·○○○　八·○○○　一○○·○○○　六○·○○○　四八·○○○　八○％

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计算，最初一年利率最小，还达二分，最后一年则高到八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少还本（如第一年作为收回本金四万元计），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党所发行的公债（或库券），年限有少于十年，折扣有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际利率就比这还要大。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八厘到一分（活期则仅四厘到六厘），放款则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很少超过一分八厘的，至于高到二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那是按日计算，合到这个年利率），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息与放款息的差额。现在试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五百万元，平均的存息为九厘，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万元，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一分四厘，全年收入利息七十万元，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为十五万元，则该行的纯盈余为十万元。如果该行把这五百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一百十五万元，付出存息四十五万元，毛利为七十万元，开支还可节省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以及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就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即尽其能事），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为五十五万元，较前者增加四十五万元，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国民党政府把社会上的游资（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用公债吸收了绝大部份，以供内战费用，以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维持原来生产也感到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宋子文的“才能”与“功绩”！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用作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用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卷（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足的钞票。如某银行以五百万元存款，其中三百六十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货），一百三十二万元照五五折计购进公债二百四十万元，即可向中、中、交、农等银行领取钞票六百万元，还多八万元在手另作用途。如果它再把这六百万元如此运用，以四百三十八万元存储硬货，以一百六十万六千元买进公债二百九十二万元，即可领取钞票七百三十万元，连前还余九万四千元。如果再转手一次，以五百四十万元备硬货，以一百九十八万元买公债三百六十万元，就可以领用钞九百万元，这样翻了三次手，五百万元的资金变成了九百万通货可以周转，而且它缴作准备的八百九十二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因为这批公债的主权并没有转移，以年息八厘计算，一年可收入八十万○二千六百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九百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二百○七万元，两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元，比作工商业放款的收入是四与一之比，如计算纯利，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按与四大家族相勾结而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一则公债的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便宜到四成证券的利息，以五百万元计，即二百万元的利息十六万元，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的钞票有记号，发钞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如以五百万元的资力而领了二千二百余万钞票，非有极大靠山不能冒此危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一举而两利：既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量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而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它承销公债，而只怕不叫它承销。这是一方面，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但一到公债发得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它的资金大部份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领袖们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依靠银钱业领袖，不得到他们的帮忙，他借不到款，现在则银钱业的命运操在财政部长手里，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钱业就有许多要破产，而不能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太多，不能让它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