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英美派”之前，先谈一谈一般所谓“派”的意义及形成“派”的过程。中国旧时士大夫阶级中，理学有“程朱派”与“陆王派”，古文有“桐城派”与“阳湖派”，诗词也有这派那派，这就是说信仰那些人和模仿、学习那些人的思想学说方法，同时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学说方法的（所谓有“入主出奴”之见的），即成为什幺派。从清季派留学生出国求学以后，因为英、美、德、法、日等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都比中国强，有些留学生回国后，总是夸奖外国的长处（有一个讽刺留学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来，讲起什幺东西来都是美国的好，中秋赏月，他说“月亮也是纽约的好”。他的父亲气不过，就打他一个耳光，骂他忘本，他却说“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国人打得好”），住过甲国的说甲国好，住过乙国的说乙国好，从甲国学的欢喜用甲国的出品，从乙国学的熟悉乙国的机械，于是就成了英国派、美国派、德国派、法国派、日本派……到那一国去留学，理应知道该国的长处以及学她们的长处的，否则就不必去学，日本也有所谓“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独（德）派”之称；但在咱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权，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仅对英、美等国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产生“如果在某国就一定有办法”的想法，且进一步依赖某一国，以为“只有某国能有办法”，就不是“知什幺”派而是“亲什幺”派了。

以留学生的数量讲，日本的最多，“亲日派”就产生于留日学生之中，但所占的比数并不大，因为日本的教育精神强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大多数日本留学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留美学生，第一是美国在华所办的大学特别多——如燕京、金陵、圣约翰、岭南、沪江、湘雅、协和、东吴、之江、文华、华西……遍于南北东西各大都市；第二是美国首先把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教育方面，特别是用于派遣留学生方面。留美学生回国后，虽然不是多数变成“亲美派”，却大多数对美国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赖美国。英国是第一个打开中国门户的，一直到抗战为止，操纵中国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国，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论男女）叫做“大英照会”，以形容其到处吃香，可见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势力的庞大与深入。英美两国语言文字相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常采取平行政策（虽然彼此间也有矛盾），所以“亲英派”与“亲美派”就很易联成一气，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从广义讲，整个蒋介石集团都是“英美派”，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头子，一切都依靠美国，宋子文、孔祥熙固然澈头澈尾是美国买办，黄埔系、蓝衣社、cc也都是执行美国顾问的命令与实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亲日”着名，靠“亲日”起家的政学系，现在是靠美国主子的青睐而掌权，张群就是到美国去“养病”，被美国当局评定为“自由主义份子”而回国任“行政院长”的。马歇尔说，“蒋介石是为英语民族的利益而作战的”。这句话如把“英语民族”改为“英美帝国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英美派”，含义并不如此广，只是限于蓝衣社、cc、政学系、宋孔集团之外的一些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一类人物，连王世杰、郭泰祺都不算在内。

在职业外交政客中，着名而又主要的数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后进的则有魏道明、钱泰、金问泗、刘师舜、徐谟等人。

王亮畴（宠惠）是法律专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民十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回北京后，曾一度出任“好人内阁”的国务总理，“好人内阁”的命运很短，根本没有做什幺事。民国十六年以后任南京的司法院长，先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多年。孙中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个（其余三个为辜鸿铭的文学，陈友仁的时事评论，伍朝枢的政治宣传文章）。民国十五年起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一直连任到六届。抗战期间，曾一度任外交部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后为改组行政院候选院长三人之一（其他两人为孙科、张群，最后始由蒋确定任用张群）。王宠惠在国民党中是元老，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讲他一个故事：从“好人内阁”之后，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顾维钧四人结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时国内三大势力，奉系、直系、国民党，究竟谁胜谁败，孰兴孰衰，尚难预料，因此他们就分了工，顾维钧投奔吴佩孚，汤尔和、罗文干依靠张作霖，王宠惠本是老国民党员，又系广东省人，则“参加革命”，将来不论谁胜利成功，他们四兄弟就都“朝里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的统治优势是成功了，顾、罗、汤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内部矛盾既多，帝国主义间角逐甚力，还是举棋难定，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更不易断定“鹿死谁手”，于是又有了新的部署，汤尔和留在北方与日本侵略者勾搭，罗文干到南京投宋子文系统，任外交部长，拉拢美国对抗日本（罗长外交时对日本采不理态度，日本公使来由亚洲司长接见，参事等来由科长接见，因与汪精卫的政见不合，于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被蒋汪免职），王宠惠则以元老资格调停宁粤，实际上偏袒西南，顾维钧则周旋于英法之间，以观时变。“七七”以后，汤尔和公开投敌，出任华北临时政府的“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死得早，未受裁判。罗文干则参加了国社党，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于国民参政会，不久就病死昆明，没有一显身手。王、顾两人则依然做国民党的大官。

“惠灵顿”顾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熟悉一切西洋礼节，仪表很好，在国际会议中曾屡次驳倒日本代表（日来人的外国语，一般都说得拙劣的），但他的本领就是这些。顾少川（维钧）是唐少川（绍仪）的女婿（唐另一女婿为施肇基，亦为外交官），得唐绍仪的提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民八）时己任公使，为中国出席和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驻法、驻英公使，民十华盛顿会议又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余三代表为施肇基、王宠惠、伍朝枢，伍未出席）。共后即投靠直系吴佩孚，是年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吴佩孚正声势煊赫，顾曾任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中苏建立邦交，即顾在外长任内与加拉罕谈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将签字，其时直系内部又分为洛（阳）派（吴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锐），虽共同拥戴曹锟，但彼此间争权夺利，互相排斥甚烈，顾属洛派，保派对顾大肆攻击，吴佩孚则通电支撑顾氏，但顾终为保派所倒，故中苏协定由王正廷签字。顾之元配唐早死，续弦为南洋华侨富孀黄氏，系爪哇糖商黄某之女，以豪富着名。据传顾妻所戴的珠宝钻饰，曾使英国王后自愧不如，其父亲死后，她又承继到遗产八百万镑（合美金约四千万元，那时美国人有财产百万元的即称富翁）。当旧国会最后在北京复会期间（即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国会），顾维钧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当向国会提同意案时，有些无耻的议员们说：“顾少川吗？没有问题，顾夫人的钱那样多，做总统也很容易，何况做总理？”顾维钧为江苏嘉定人，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江苏为直系齐燮元，浙江为皖系卢永祥），直系军队的纪律极坏，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顾维钧则为直系张目，其嘉定的老家即为直系军队所抢掠，他元配唐氏的棺材也给直系军队撬开了。那时江苏的绅士曾由袁观澜（希濂）领衔打电报痛骂顾维钧，说他“祸国祸乡”。

国民党执政之后，曾企图在党棍中及有关的大学教授中起用一些外交官，以代替旧的外交官僚，如以刘文岛为驻意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大使，张乃燕为驻比公使，张歆济为罗马尼亚公使等，结果都闹了不少笑话，腾笑国际，最后还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顾维钧即以此因缘，由法调英，由英调美。

王儒堂（正廷）与蒋介石同乡，小时曾同学过，信基督教，辛亥革命时任黎元洪的军政府外交部次长（总长为伍廷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总长仍为伍，次长则易为温宗尧），任南北议和代表参赞（民军代表为伍廷芳，参赞为温宗尧、汪兆铭、王正廷），临时参议院议员。民二第一届国会召开，任参议院副议长。民六西南护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会，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为南方代表，与陆征祥、顾维钧等同时出席，曾把山东问题密约告诉留法学生代表，当时颇负时誉。时传美国威尔逊，是王正廷在美读书时的教授，与王有师生之谊，威尔逊颇有帮助中国“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代表软弱，故毫无结果。这一说法，是教会中人为抬高王正廷的声望而编造的，实际上美国与日本早订过“蓝辛、石井秘密协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袒日的。巴黎和会之后，王正廷就离开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华盛顿会议后，因直系军阀的支持，任接收青岛的督办，在洛、保派的争执，王正廷是保定派，是声名狼藉的曹锐（曹锟之弟，时任直隶省长）的门下客，因此得任外交总长。民国十三年以后，王又以同为基督徒的关系成为冯玉祥一派；十六年后，以同乡关系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做过两次外交部长，也被学生打了两次，一次是为了济南惨案，日军占了济南，杀了交涉使蔡公时，国民党政府完全取退让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当然不能要王正廷负主要责任，但他既做了外交部长，就首当其冲，尝了爱国青年的拳头。抗战开始，王正廷做驻美大使，那时蒋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国民党“抗战”的目标，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举，不难重见于今日”）。而不学无术的王正廷，却为罗斯福总统所轻视，王每次去请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在礼节上不能不接见，但罗实在不耐烦与王谈话，所以每一见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尔夫球，以消磨时间，使王没有谈话的机会。蒋介石知道了之后，不得不把王正廷调回，而派“学者”胡适去继任大使（不过胡适的荒唐更超过王正廷。胡适到任不久，外国记者问他：“中国的游击战打得怎样？”胡适的回答竟是：“游击战，不过害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许多华侨控告他，说他“完全不是中国人的立场，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为了他建议征用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国外证券（股票、债券），宋子文说他“不明事理”。抗战初期，只有苏联借钱借军火及派遣空军志愿兵到中国来助战，直到第二次欧战发生时止，英国或美国贷给中国的借款，不及苏联十分之一，总计起来，不过几千万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条件。王正廷在美国既借不到钱，觉得难以完成任务，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从王正序那里知道中国银行存储着外国证券有二万万美元之多，就一个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由政府征用这笔财产。蒋介石听到“两万万美元”那样大数字，很为高兴，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覆蒋介石：“政府一定要动用呢，也可以，但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把所有海外中国银行分行的负责职员统统都调回来，准备好破产办法，免得他们都吃外国官司。因为这二万万美元的证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准备，如动用了，就无法支付存户提款，那只有破产；而中国在外国又没有领事裁判权，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就要吃外国官司的。”蒋介石一听，等于兜头一盆冷水，把一团高兴化为乌有。接着宋子文就主张把王正廷撤换，促成了王的去职（同时王正序也因此被调回，改任总行专员）。王下台后居香港，与杜月笙、钱新之等代蒋与日本兴亚院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投降条件。日本投降后，王任扬子建业公司董事长，成为孔系财阀的傀儡。

在金融买办中，我只介绍两个典型人物——陈光甫与贝淞荪。一般把他们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当道理，一则他们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过，二则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宋子文，起着与宋子文同样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并不是依附宋子文得来的，正因为与宋子文能起同样的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争宠”，所以不应作为宋系。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宋子文完全沆瀣一气，某些方面则与宋子文“分庭抗礼”，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陈光甫（辉德），江苏镇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钱庄业），有四帮：江苏的苏州帮与镇江帮，浙江的宁波帮与绍兴帮。从钱庄发展到银行，镇江帮势力较大，在大钱庄中（汇划庄）则宁波帮居优势。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廿万元的资本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办法新颖方便，管理科学合理，给往来者以许多便利，业务逐渐扩大，资产日益雄厚，截至抗战之前，上海银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占第一位。陈光甫有那样的成绩，所以中外资产阶级都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民国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财政权以后，在上海银行界中特别倚重两个人，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个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铭）。浙江实业银行是四十万元资本搞起来的，那时也已为大银行之一，不过从发展的比例上讲，“浙实”就不如“上海”。从表面上看，中国所有银行都是从小到大的，实际上则有许多银行都是有所凭借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是靠侵占交通银行起家，大陆银行则靠侵占中国银行起家的：金城、大陆两银行为中交两行的高级职员所创设（大陆银行在北京时就设在中国银行的后门，室内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赚了钱就算大陆、金城的，蚀了本就记入中交两行的帐内，这样才成为大银行。在上海，中交两行（特别是中国银行）扶植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但新华银行到今天还不能算什幺大银行。可见上海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的靠经营得法而逐步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陈光甫有这一资本，所以他在美国资本家眼中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抗战初期，蒋介石要从美国取得物资与借款，同时又不愿重用宋子文（那时蒋宋之间有矛盾，宋孔之间有矛盾），而宋子文则多少有“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气概。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陈光甫到美国去谈判借款和换货协定，借款和易货，均以钨砂、桐油、猪鬃等特产偿付。一九三九、四○年时有人主张设贸易部，以陈光甫为部长，但孔祥熙不肯把大利让人，结果只设一贸易委员会，以陈为主委。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孔祥熙以陈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把陈光甫列入孔家系统，那更不恰当，陈根本瞧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战之前，陈光甫的事业，民族资本的气味较重，抗战后特别是做了贸易委员会主委之后，买办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蒋政府“改组”，要把陈光甫列入“府委”，除为了取得美国财阀的好感外，是没有其他作用的。

贝淞荪（祖诒）是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兼买办的世家，第一次欧战中发大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是他亲房哥哥。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香港分行行长，宋子文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沪行经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宋汉章病死，贝淞荪就继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时期对黑市汇率的处理，贝淞荪是实际的负责者。据说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得国际汇兑，这半个人就是贝淞荪，所以贝淞荪不仅是中国对国际汇兑问题的专家，而且是权威。因此他在美国资本家中也有“信誉”，所以他被选为谈判“五亿七千万美元援蒋贷款计划”的代表。中国银行历史上就分为两派，一为浙江的王克敏派，一为江苏的张公权（嘉敖）派，在北洋军阀时代，王克敏任总裁，张公权为副总裁，大权操于王克敏。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张公权就把上海区间行（中国银行在全国分为四区，沪行管东南各省分行，津行管华北各省，汉行管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粤行管华南各省，上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改为总行，自任总经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势力；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把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撵走张公权（给以中央银行第一副总裁的空衔），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对张反攻。贝淞荪是中国银行的老干部，在王张两人之间，比较接近张公权。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谈判“援蒋贷款计划”，主要是政学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