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的评语，除《大公报》的“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两语，一般被认为中肯而恰当外，抗战前南京曾流行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下诏罪人，破格用己”；下联是“励精图乱，发奋为雌”。人们一看到这几句话，很容易以为是印刷工友排错字了：从来只有“下诏罪己”，没有听到过“下诏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没有听说过“破格用己”；大家知道应该“励精图治”，怎有“励精图乱”之理？司马迁的《史记》上有“发奋为天下雄”的话，“发奋”而又“雌伏”，就出于常理之外了。你觉得不合理吗？蒋介石就是这样的。

蒋介石统治中国逾二十年，造成深重的内忧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总是责备“国人不自振作”，“国人玩忽”，责备别人没有照他的办法，他的命令做，因此把自己弄坏了，甚至说举国人民都没有“国家观念”，不知道“爱国之道”。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没有说一句他自己做错了什幺事。对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的种种罪恶及腐败情形，他有时也在某些会议上讲过，有时也似乎说得很沉痛，批评得颇为正确，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责任都应由下边的人负担，都是小职员小干部做错的，从来没有一个字说过他自己应负什幺责任，犯了什幺错误（关于这一方面的例子，《蒋介石言行对照录》里搜集了不少，不再举例说明）。爱国自卫战争的第一个半年，蒋军被歼灭了四十五个旅，蒋介石于三十六年新年曾发表一个文件，对他自己战略上的错误，一字不提，专责备其部下的军官没有照他的指示去做。莱芜战役就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而得到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全部覆没结果的，被撤职的却是薛岳。****时代的皇帝，有时为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肯下“罪己诏”，成汤有“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话；但蒋介石却是“一从有罪，罪在万方”，照他的讲法：他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的”（实际上恰恰是“从来也没有做对过事”）。

蒋介石曾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修毕日本士官学校的功课，对军事一门不能说他是门外汉，但对其他部门的知识与本领就未必都懂，更难说有所特长。然而他却有“本事”与“勇气”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军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财政经济，无所不管。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国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死后，他兼“行政院长”，后来因有学潮，又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有关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内“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九·一八”之后到“七七”抗战，他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军大学主任校务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大学（国民党党校）校长”、“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汪精卫遇刺出国后又加“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长”。抗战以后，除上述各学校的校长照旧外，总的方面为“最高国防会议（后改称“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林森逝世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方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方面为“行政院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主席”；党务方面为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央设计局”及“党政考核委员会”主委；“民意”机关方面则为“国民参政会议长”；财政金融方面则为“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联合总管理处主任”、“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教育方面则一度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党政军民财教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一人包办，那时不少人捧他称“最高领袖”，原来他的所以成为“最高”，就是那样得来的。

蒋介石执政二十年，与内战相终始（仅抗战初期停止过一二年，以后即不断磨擦），祸国殃民，罪恶滔天。但蒋介石本人却是很“辛苦”的，你只要看他担任上述数十种职务，就可见其“勤劳”了！他不相信别人，只有自己兼上，兼上就多少要费些精力（如抗战中兼行政院长时一天批五件公事，其余由孔祥熙办），不是空担虚名的。可是他为什幺“辛苦勤劳”呢？为的是“残害人民，开门揖盗”！

蒋介石一生善于装腔作势，好像他真是为国为民，民国二十年十月在南京对请愿抗日的学生说：“三年以内如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侵略者出中国，就杀我蒋中正的头！”以后不断搞这样运动，搞那样运动，也都装出要发奋图强的样子，事实上则“不抵抗政策之后，连接来的是‘淞沪协定’、‘塘沽协定’、‘通车通邮，事实上承认伪满’，‘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敦睦邦交令’、‘华北特殊化’、‘张川越谈判’、‘七君子下狱’，直到芦沟桥的炮声响了，还是‘和平未至最后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原来‘发奋’的姿态，是为了便于‘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