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比蒋伯诚还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的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南京上海各成立办公署，并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所搜罗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伪江苏省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伪组织部副部长、伪上海市教育局长）等，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日本的国策会社，为华中振兴会社的子公司——总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据说王克修是蒋经国的人，参加蒋经国所领导的小组织的。因为蒋介石认为戴笠所负责的蓝衣社，太偏于情报与行动，且声名太坏，人家对它既怕且恨，不能担当组织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任务，所以叫蒋经国另起炉灶，组织“新太子派”，名叫“建国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来，把罗逆君强吸收进“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罗逆任董事长的“复兴银行”里担任“秘书”。

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后，罗逆君强非常卖力，八月十日晚上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察局长”兼职，十六日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及伪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及藏匿、毁损物资。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区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即禁止行人及车马通行。要走路就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部领取通行证。因此，所有重庆派来或自称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员，都取得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依然雄赳赳地高视阔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罗逆及熊逆剑东等任副指挥，但总指挥部的实权则操于“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各处，南京伪府的“部长”及伪上海市府的“局长”大都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专员”，“少将”级的几近百名。为什幺有此不伦不类的机构呢？因为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靠他保镖。

日本投降后半个月内，上海盛传蒋经国要到上海任警备司令或警察局长，所以罗逆君强非常安心。后来消息传来，淞沪警备总司令是钱大钧，副司令为李友兰，而市警察局长则为宣铁吾，蒋经国派到了东北去。于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国报》及《小报》（改名为《革新日报》及《上海晚报》）又被《前线日报》所接收。而罗逆君强也随周逆佛海、丁逆默村飞去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