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的市政府成立后，对于留在沦陷区而没有落水的旧市府职员的复任问题，甄别审查极为严格，而且录用时大都降级，待遇更与重庆来的大相悬殊。然而对于伪市政府的大小职员则继续任用的不少，因为重庆来的官吏和南京系统的伪市府各机关，是办理移交手续的，和前后任办理交卸接印的关系毫无差别。因此，有许多职员大都留用，“以资熟手”！

特别是财政局，为了征税的便利，尤其大批留用伪员。市政府为了征收营业税及奢侈税（筵席捐及娱乐捐），由财政局召集各业商人开会，财政局出席说明税率及征收手续的一位副科长，上海商人对他很熟悉，原来他就是罗逆君强任伪财政局长时代的伪科长。有许多商人感到莫明其妙：过去汉奸时代是他收税，现在“中央”来了，为什幺仍是他来向我们征收捐税？

上海市的屠宰税第一第二征收所主任黄某和周某，就是过去汉奸时代的伪屠宰税征收所正副主任，一个是伪鲜肉业公会的“理事长”，一个是伪公会的“秘书长”，平时想出许多方法来剥削肉商，献媚敌伪，肉商对他们极为愤恨，现在看见他们仍旧高压在鲜肉商人的头上，大为不满，就刊登广告，痛斥其过去的行为，要求撤换。第二日，黄某周某也刊登广告反驳，说他们的参加伪组织，是自有主管机关考查，无庸向任何人声明。大约想出各种方法来剥削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地下工作”！

国民党对伪官如此器重，可是另一方面对学生却极为严厉。上海的国立学校，如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虽然已内迁，但大部份仪器都留在上海，没有能搬迁。伪府成立后，不断企图攫取这批仪器，因此就开始复校了，当然这些学校成了汉奸系统下的学校。但据一般的见解，这些学校的功课比较良好，比较迁移后方的学校来要强一些，因为上海的原有科学设备较全，教学比较上也还认真。至于伪化思想问题，在上海各大学中，除赵逆正平的伪上海大学，和裘逆复恒的伪上海商学院外，比较微薄。然而日本投降以后，各学校一律停课，两个月以后还没有开学消息，学生们四出呼吁，要求给予继续求学的机会。到十月下半月，国民党宣布了甄别办法，要各大学入“大学补修班”半年至二年，然后再编级。而“补修班”的内容侧重思想教育，显然是一所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所以学生都不愿意。十一月初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上海视察，学生向他请愿，他就召集学生训话：“谁叫你们不到后方去的！你们要享福，留在上海，受伪化教育，那你们就应该吃苦！叫你们停学一年或二年，那是最客气的了，你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应该受到的惩戒！”

上海学生们给他的回答是“学生无伪”。伪官可用，伪学生反而一定要惩戒，难道学生有什幺罪恶，而且其罪恶还超过汉奸官吏吗？这样的措置，连最接近国民党的实际代言人的《大公报》也于十一月初曾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当局重视青年，不要把青年都赶跑了。

然而国民党的方针，并不是追究青年学生的伪化不伪化，而是要青年学生全部法西斯化。你看：伪青少年队的“干部”不是有许多已变成了”三青团”的干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