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已于民国九年七月间告一结束，不谓至民国十三年又有一直皖战争，即世所称“江浙战争”是也。江浙战争何以谓为直皖战争？盖皖系自民九败于直奉联军后，所仅存之势力，即为浙江一省。浙督卢永祥，不但为皖系中坚人物，且为其特出人物，当直系全盛时期，常能不屈不挠，显示敌对态度，而直系对于异己各督先后更迭，独于卢竟隐忍数年，相安无事者，一则卢于内尚能经武整军，示人以不可侮，于外揭橥保境安民，以博取舆论之支持；一则直虽一度与奉联合，旋即发生裂痕，不能不留主力，以为防范，而东南各省情势复杂，布置未周，尚未能合以图浙故也。然战机酝酿，则匪伊朝夕，其最大暗礁，厥为淞沪问题。

淞沪本属苏辖，自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调浙督，举何丰林以继己，而淞沪遂归浙控制，非苏督能过问矣。在李纯督苏时，对于淞沪管辖权，即争持甚烈，迨李死齐（燮元）继，争仍如故，终以卢极力把持，迄未解决。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死，苏、浙双方争委人接充，结果齐、韩（国钧，苏省长）会委之申振刚卒被拒，为何（丰林）系陆荣钱所得。齐愤甚，谋以武力相见，以吴（佩孚）不赞成，乃托徇民意（时两省人士，均反对战争），成立一两省和平公约。彼吴岂真有爱于卢哉？盖知齐实力不足以制卢，而邻省一时又未能为齐助，不得不留而有待耳。

因此，双方虽外言和平，而暗中则各有计划。浙以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势不能不借外力为之声援，于是联粤以制赣、联奉以制曹（锟）吴（佩孚）。直则握有困敌之优势，只须加强周围力量，即可收夹击之效，皖微弱不足道，赣又有所牵掣，于是惟有借重于闽，使之助苏。直系虽于十二年三月以孙传芳督闽，然在闽将领王永泉、臧致平、杨化昭等，皆与皖系有相当关系，非孙所能节制，致孙经营年余，未能得志，其后得周荫人之助，计驱王永泉于福州，而臧致平、杨化昭在闽南亦不能立足，闽省势力始获统一。内部既定，乃有余力向外发展，同时孙以闽督让周，以酬其功，亦欲取浙卢而代之，形势如此，而数年勉强维持之江浙和平，遂岌岌不可终日矣。

大凡双方利害既不能并容，势只有出于一战，而彼此各自以为计划完成，胜算可操之日，即为战祸爆发之日。国际战争然，国内战争亦何莫不然，故识者观于段（祺瑞）、孙（中山先生）、张（作霖）三角同盟之成立，及闽孙、苏齐之信使往来，即已知战事之万难幸免矣。至宣战口实，则随时随地，俯拾即是，初非战争真因所在，此又为历来交战者之惯技。就直方言，淞沪问题本可为开战口实也，而弃之不用；曹（锟）当选总统，卢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亦可为开战口实也，而佯置不理，最终乃独以收容臧（致平）、杨（化昭）军队加罪于卢而致申讨，足见其不过藉以发端，非果真置重乎此矣。

盖臧、杨既不容于闽，遂率部由赣边转入浙境，卢收容而改编之。苏齐、闽孙连电质问，卢不为屈，吴佩孚命豫省长李济臣劝卢将其解散，卢亦严词拒绝。于是直方遂据为进攻理由，孙传芳于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发，九月初旬苏、浙兵在沪宁路安亭附近开始接触。其始苏军节节败退，迨九月中旬，孙军占领浙之衢州，卢以后方受威胁，同时浙籍军队又有与孙通款曲者，不得已以赴沪督师为词，率部离杭，拟与何（丰林）合力抗苏，为背城借一之举。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终于十月十二日通电下野，直系政府于卢离杭时，即已任命孙督浙，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省长，掀天动地之江浙战争，不及两月遽告解决。此役虽名为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实际动兵者只苏、闽两省，而苏又为主动，故简称为“江浙战争”云。

东南战争既发动，粤果出兵攻赣，奉则严电直曹劝阻无效，遂六路进兵，引起直奉战争，虽终无补浙卢失败，然天下祸福无常，成败互见，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直既取浙，东南去一心腹之患，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岂知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不及旬日，以冯玉祥之倒戈相向，全系势力顿呈瓦解，段祺瑞于卢之败，顿失惟一干城，痛心曷极，盖无何奉军入关，中央局势一变，己且以直系各督之拥护而再出执政，起伏变幻，一若莫得端倪，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