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哪里呢？奥勃洛莫夫的梦把我们带到了怎样一块乐土上？那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

是啊，那里没有大海，没有高山，没有峭壁深渊，也没有茂密森林——什么壮丽的、荒野的、阴森的东西都没有。

又何必要这种荒野和壮丽呢？例如大海，上帝保佑，大海只会让人忧郁；看着大海，就想哭，在一望无际的汪洋面前，心会害怕得紧缩起来。这种无边的单调的景色令人眼睛疼痛难忍，无法让视觉得到任何休息。

狂风骇浪的怒吼和轰隆声不会使脆弱的听觉感到舒服，它们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唱同一个调子，阴郁而又神秘，像一个注定要受苦难的大怪物在呻吟，在怨诉，还有一种刺耳的不祥之音。周围听不到鸟语，只有无言的海鸥像遭了天谴似的在沿海地带水面上沮丧地盘旋。

在大自然的这种哀号面前，野兽的咆哮也显得软弱无力，人的声音更微不足道，连人本身也是那么渺小、软弱，不现形迹地消失在广阔画面的微小细节中！也许正因为这样，人望着大海时心情十分沉重。

不，就让大海去它的吧！即使是风平浪静的大海也不使人心里快乐，在几乎察觉不出的海水的波动中，人也仍旧能看到它那无限大的力量，哪怕它此刻在沉睡着。它有时会恶狠狠地嘲弄人的高傲的意志，深深地埋葬他的大胆的计划及其一切劳作和成果。

高山和深渊的形成并不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它们威严、可怕，像是野兽向人伸出的利爪和利齿。它们生动地使我们想到自己脆弱的身体并为自己的生命担惊受怕。悬崖和深渊上面的天空又是那么遥远和高不可及，似乎与人们断绝来往了。

我们的主人公突然在一个和平之角出现了，这里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天空相反地似乎跟地球依偎得很近，但不是为了更厉害地打击它，只是为了更紧密地拥抱它，带着爱拥抱它。这天空就在不高的我们的头顶上，像我们祖先的可信赖的房顶一样，庇护着这一小块地方，免遭苦难。

这里的太阳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时间照耀得明亮而热烈。它离开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突然，而是好像恋恋不舍，好像对它爱恋的地方流连忘返，而且就连在阴雨的秋天，也一再赠予它温暖的晴天。

这里的山冈也好像不过是某些地方的高耸入云、令人惊心动魄的山巅的模型。它们是一连串徐缓的岗峦，躺在斜坡上，可以像做游戏似的愉快地滑下来，或者是坐在上面遐想，观赏落日。

小河嬉戏着，玩耍着，欢快地奔流着，时而分注在宽大的池塘里，时而急促奔流，或者安静下来，似乎在沉思，缓缓地在石头间流过，向两边放出一条条淘气的小溪，在它们的涓涓的流水声中，正好可以甜蜜地打个盹。

整个这块地方，方圆大概十五或者二十俄里，正是一幅愉快的招人喜欢的风景画。清澈小河两边的沙岸，从山丘一直延伸到水边的小灌木林，底下连接着小溪的那条蜿蜒的沟谷及小白桦林——这一切似乎都是专门挑选过的，并且是由一位大师画出来的。

不管是受尽风浪折磨的心，还是不知风浪为何物的心，都要求到这块被大家遗忘的地方躲避，过一种无人知晓的幸福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允许你长命百岁，直到须发由黄变白，最后不知不觉地像做梦一样死去。

这里一年四季都运转得十分正常，有条不紊。

按历书所示，三月份春天到来，肮脏的溪水从山坡上流下来，土地解冻，温暖的水汽升起。农民脱掉短皮袄，穿着衬衣走出户外，用手遮光，久久地欣赏太阳，满意地耸耸肩膀，然后去把那底朝天翻过来放在那里的大车拉出来，动动这根车辕，拉拉那根车辕，再把躺在檐下休闲的木犁拿起来，仔细看一看，用脚踹一踹，准备像往常一样干活了。

春天，再没有突然的暴风雪了，不会大雪盖地和压断树枝了。

冬天，这位不易接近的冷美女，只能把自己的本色保持到“法定”的大地回暖期，她不会用突如其来的解冻去捉弄人，也不会用罕见的寒流来折磨人，一切都正常地按大自然的常规进行。

十一月份开始降雪、天气变冷，主显节前冷得农民刚走出户外便胡子挂霜。二月份，鼻子灵的人可以从空气中闻到春天来临的气息了。

夏天，夏天可是这个地方最令人陶醉的季节。夏天这里的空气清新、干燥，充满的不是柠檬、月桂的花香，而是艾草、松树、稠李的气味。天气晴朗，稍感炎热，却没有灼人的阳光，几乎一连三个月都是万里无云的晴空。

这种晴天可以持续三到四个星期，傍晚暖和，夜里闷热，星星从天上如此亲切友好地向你眨着眼睛。

雨——多么有益的夏季雨！又急又大，欢快地跳跃着，就像一个突然惊喜的人流下的大滴热泪。雨一停——太阳便露出其爱恋的灿烂的笑容，环视着田野和山冈，把它们烘干，于是整个大地又以幸福的微笑报答太阳。

降雨让农民高兴。他们说：“雨水打湿，太阳晒干。”他们很乐意让温暖的大雨冲洗他们的脸、肩膀和背脊。

这里的雷电也不可怕，只有好处，因为它总是在同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即以利亚节打雷，好像是为了证实那个众人皆知的民间传说似的，而且打雷的次数和力度似乎也是年年相同，好像是国库每年发给这个地区定额的电量。

从未听见这个地方发生过可怕的暴风雨及其灾害。

从没有人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这个上帝保佑的地方的任何消息。除非某某农民的寡妇，二十八岁的马琳娜·库里科娃一次生了四胞胎——这事无法不让人知道外，大概永远不会有人报道，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帝也没有用严重的和一般的瘟疫惩罚过这个地方。这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见过或者记得有过任何可怕的天象，如火球、突然的黑暗等；这里没有毒蛇出没，没有蝗虫飞舞，没有凶猛吼叫的狮子、老虎，甚至熊和狼也没有，因为这里没有森林。在田野里、乡村里走来走去的只有那无数的不停地咀嚼着的母牛，咩咩叫的绵羊和咯哒咯哒叫的母鸡。

天知道诗人或幻想家对这个宁静角落的自然环境是否满意。众所周知，这些先生们喜欢观赏明月，喜欢听夜莺的啼啭。他们喜欢卖俏的仙女穿上淡黄色的云裳，透过树枝，神秘地往下面窥视，或者把一束束银光洒进她的崇拜者的眼里。

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卖俏的仙女，大家都管它叫月亮。她如此宽厚地睁大眼睛，望着乡村和田野，就像一只擦得很亮的铜盘。

诗人若用狂喜的目光去打量她，那是枉然的。她只会给诗人朴质的一瞥，就像一个圆脸的乡下美女回应城里来的风流公子的炽热秋波一样。

这个地方也听不到夜莺的啼啭，可能是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栖息的绿荫如盖的地方和玫瑰花丛吧，不过鹌鹑却非常之多，夏天，到了收获季节，孩子们能用手捉到它们。

但是不要以为鹌鹑就是当地人餐桌上的一道精美的菜肴。不，这种腐化并没有成为当地居民的风气，鹌鹑并没有上明文规定的菜谱。在那里它是会唱歌给人听的鸟，每户人家都在屋檐下挂着用线绳编织的笼子养鹌鹑。

诗人和幻想家甚至对这个朴实无华的地方的总的印象也不会满意。他们在这里看不到瑞士风格或苏格兰风格的黄昏：森林、水、茅舍的土墙、沙丘——整个大自然都被火红的夕阳照得通红，在这种火红的背景上，凸现出一群骑马的男人，他们陪伴着一位贵妇人在逛游了一座阴郁的废墟后，正沿着曲折的沙径赶往一座坚固的古堡，在那里祖父要讲述两种玫瑰战争时代的逸事，晚餐将吃野山羊肉，还有一位年轻小姐要在诗琴伴奏下吟唱叙事诗。这种场面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里为我们描写过许多次了。

不，这一切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根本没有的。

在这个由三四个村庄组成的小地方，一切是那么安静，一切都像在梦中！它们彼此相距不远，就像是一只巨人之手把它们偶然扔下，撒在不同的地方，从此就留在那里了。

有一个农舍就撒落在了悬崖边上，它的一半自远古以来就这样悬在空中，靠三根杆子支撑着。有三四代人已经平静地、幸福地在这个农舍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看来连母鸡也害怕走进去的地方，里面却住着壮实的汉子奥尼西姆·苏斯洛夫及其妻子。在自己家里他连身子也站不直。

不是任何人都知道怎样进奥尼西姆的家门，来访者得先请求这农舍“背朝森林面向我”。

这农舍的台阶是悬在深谷上的，要想迈上这个台阶，则必须一只手抓住野草，另一只手扶住屋檐。

另一座农舍紧贴在小丘上，像一个燕子窝。旁边还有三座，它们的出现纯属偶然。另有两座则在谷底。

村子里的一切都安静得像在睡梦中，一座座无言的农舍都敞着大门，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大群的苍蝇在闷热的空气中嗡嗡叫着，四处飞舞。

走进农舍时，你不必高声喊叫，回答你的将是死一般的沉默。在个别农舍里会偶尔听到行将就木的老太太躺在炕上呻吟一声，咳嗽一声，偶尔会看见一个长头发的三岁小孩只穿一件内衣，光着脚从板壁后面走出来，默默地盯着来人，又胆怯地躲藏起来。

田野里同样是一片寂静，只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农民在烈日下像蚂蚁一样在黑土地上蠕动着，他正满身大汗地扶犁耕地。

平静，相安无事成了此地的基本民风。这里从未有过抢劫、凶杀一类的骇人案件，任何强烈的欲望或胆大妄为的行当都没能使他们动心。

什么样的强烈欲望和行当能使他们动心呢？他们每人都有自知之明。这个地方的居民住得离别人很远，最近的村庄和县城也在二十五至三十俄里之外。

每年在一定的时期里农民便把粮食运到离伏尔加河最近的码头上去，这就是他们所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有些人一年还赶一次集，此外便与人没有任何来往。

他们的利益止于他们自身，跟什么人都不相交，不相干。他们知道离他们八十俄里之外的“省”，就是省城，但很少有人到省城去。然后他们也知道，再远一点便是萨拉托夫或尼日尼城，也听说过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彼得堡后面住着法国人或德国人。再过去，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古人一样，是不可解的世界、不可知的国家了，住在那里的都是些怪物，双头人、巨人，那儿是一片漆黑。最后一切都以那条驮着大地的鱼告终。

他们这块地方几乎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本地人无从获得最新的消息，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些赶着大车卖木制餐具的人也住在二十俄里之外，知道的事也不比他们多，他们甚至也无从对比自己的生活是好还是坏，是富还是穷，能否要求一些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

这些知足常乐的人都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生活，他们坚信，别人也过着同样的生活，不这样生活就是罪过。

有人告诉他们：别的人耕地、下种、收割、买卖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坚决不相信。他们能产生什么样的热情和激动呢？

他们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烦心事和弱点，如纳税或服劳役，如懒惰、睡大觉等，不过这一切他们都还能对付过去，不会动肝火。

最近五年来，这里的几百个农奴没有一个死亡，既没有横死的，也没有自然死亡的。

如果有人由于衰老，或者由于久病不治，乃至长眠作古了，他们也会视作一件不寻常的事件而长久惊叹不已。

然而，当铁匠塔拉斯在自己的土窑里洗蒸汽浴差点闷死，别人只好用水把他浇醒。这种事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这里很流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是到人家菜园里偷豌豆、胡萝卜和芜青。可是有一天忽然丢了两只小猪、一只母鸡，这一事件却激怒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们一致认为是前一天在这里路过的那个去赶集卖木制餐具的赶大车的人偷的。一般说来，类似的事件是极少发生的。

不过有一天还发现了躺在村口桥边渠沟里的一个人，看样子是个进城打工掉了队的工人。

孩子们先发现了他。他们惊慌地跑回村里说，渠沟里躺着一条可怕的蛇，或者是怪物，还说它在追他们，差一点把库兹卡吃掉了。

胆子大一点的男子用木叉和斧子做武器，吵吵嚷嚷地向渠沟那里跑去。

“你们到哪里去？”老人们阻止他们，“你们不要脑袋啦？你们想干什么？别去惹事，没人逼你们。”

不过他们还是去了。在离地点约五十俄丈远的地方，他们便七嘴八舌地向那个怪物喊话，但没有回答。他们停了一会儿，然后再向前移动。

渠沟里躺着一个男人，头靠在高地上，身边放着一个口袋和一根棍子，棍子上拴着两双草鞋。

他们不敢靠近他，也不敢碰他。

“喂，你，老兄！”他们轮番地喊道，有的挠挠后脑勺，有的搔搔背脊，“喂，你贵姓，你在干什么？”

过路人动了一下，想抬起头来，但是抬不起来，他看样子是有病，或者是太疲劳了。

有一个人想用叉子碰他一下。

“别惹他，别惹他！”许多人叫起来，“谁知道他是什么人？瞧，他不吭声，没准是个……不要惹他，伙伴们！”

“我们走吧，”有些人说，“对，我们走吧，他是我们的什么人？是叔叔吗？他只会让我们倒霉。”

于是大家都走回村子里去了，对老人们说，那边躺着的是一个外地人，什么也不说，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既然是外地人，你们就不要去管他！”老人们坐在土台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说，“随他去吧！你们就没有必要走这一趟！”

奥勃洛莫夫在梦中突然来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坐落在那里的三四个村庄中，有一个是松树村，另一个是巴比伦村，彼此相距一俄里。

松树村和巴比伦村都是奥勃洛莫夫家的世袭领地，因此它们都统称为奥勃洛莫夫田庄，远近闻名。

奥勃洛莫夫的庄园和公馆就在松树村。离松树村五俄里有一个小庄子，外加几户散居农民，叫维尔赫廖沃，原先也是奥勃洛莫夫家的，早已归了别人。

现在这个庄园已属一个富裕地主，不过主人把它交给一个德国人管理，自己从不到庄子里来。

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就是这样。

早晨伊里亚·伊里奇从自己的小床上醒来。他只有七岁，他的心情轻松愉快。

他是一个很好的红红胖胖的小孩，脸颊鼓得那么圆，别的小淘气就是故意地鼓，也鼓不了这么圆。

保姆在等待着，看见他醒来，便要给他穿袜子，但他不肯穿，两脚乱蹬，保姆捉住了他，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保姆终于把他抱下床来，给他洗脸、梳头，并把他领到母亲那里去。

奥勃洛莫夫看见了早已去世的母亲，虽然在梦中，却也高兴得全身颤动，因为他热爱母亲。在睡梦中他的睫毛底下慢慢地涌出两大滴眼泪，并久久地停在那里。

母亲热烈地吻他，接着又不停地关心地察看着他，看看他的小眼睛是否浑浊，问他有没有什么地方痛，又向保姆详细打听他的睡眠是否安稳？夜里是否经常醒来？是否翻来覆去？有没有发烧？然后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圣像跟前。

母亲在圣像面前跪下，用一只手挽着他，提示他，让他念祈祷词。

小孩子望着窗外，漫不经心地跟着念，一股凉气和丁香花的香味从窗户涌进了屋里。

“妈妈，今天我们出去散步吗？”在祈祷中他突然问道。

“我们去，心肝宝贝！”她急忙地说，眼睛没有离开圣像，赶忙把祈祷词念完。

孩子没精打采地跟着念祈祷词，但母亲却是一心一意的。

然后，他们去向父亲请安，接着就去喝早茶。

奥勃洛莫夫在茶桌旁边看见了住在他们家的八十多岁的老姑婆。她不断地在埋怨自己的女仆，那女仆老得不停地摇晃着脑袋，站在椅子旁边侍候着她。那里还有三位老姑娘，她们是父亲的远亲。那位有点疯疯癫癫的人是母亲的小叔子；那位有七个农奴的地主，姓切克明尼奥夫，是来做客的。还有几个老太太和老头。

所有奥勃洛莫夫家的成员和亲友们都要来抱一抱小伊里亚·伊里奇，又是亲他，又是夸他。他则忙不迭地要擦掉他脸上那些不受欢迎的吻的痕迹。

接着就开始给他喂面包、面包干和鲜奶油。

然后，母亲再对他亲热一番，便放他到花园里、庭院里和草地上去玩，严格告诫保姆不得丢下孩子一人，不得让他靠近马、狗和羊，不得离家太远，尤其不得放他到山沟里去，那是这一带最坏最可怕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次发现了一条狗，等人们拿了叉子和斧子去打它时，它已经躲开，跑到山后面不见了。因此人们断定它是一条疯狗。大家把死了的牲口也抛在这个山沟里。人们推测这个山沟里还有强盗、狼群以及其他在这一带乃至世界上也没有见过的怪物。

孩子没有等母亲把警告说完，早已跑到庭院里去了。

他惊喜地好像头一次参观父母亲的房子，在房子周围跑了一圈。大门歪歪斜斜，中央的木房顶已经下陷，房顶上长出了一层鲜嫩的青苔，木台阶摇摇晃晃，房子旁边和上面都加盖了一些不同的房子，还有一个荒废了的花园。

他很想跑到围绕着整个房子的悬挂式的回廊上去，观赏一下流经这里的小河，但是回廊已经朽了，勉强支撑着，只有“下人”敢在上面走动，老少爷们是不走那儿的。

他没有理会母亲的禁令，正要登上那诱人的阶梯，但是保姆在台阶上出现了，并好不容易把他抓住了。

他挣脱了她，往干草垛跑去，想从那里登上一架很陡的梯子。保姆刚赶到干草垛旁边，又得赶快去制止他爬鸽子窝、进牲口院的念头。上帝啊，他还想到山沟里去呢！

“主啊，瞧这孩子，像陀螺似的乱转！你就不能安静地坐一会儿吗，小少爷？真丢人！”保姆说。

保姆白天黑夜都在忙乱、奔跑。为了孩子，时而苦恼，时而欢乐：有时怕他摔着碰破了鼻子，有时又为他表露出天真的真情而感动，也为他未来的前途而感到莫名的忧伤。保姆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只有这样的操心才让老婆子的血热起来，使她半睡半醒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不然她可能早就离开人世了。

不过这小孩也不总是那么淘气的，他有时也会突然静下来，坐在保姆的身边，专心地看着一切，小脑袋在考究着他面前出现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深深地印在他心灵里，然后同他一起生长发育起来。

早晨非常美好：空气凉爽，太阳不高，房子、树木、鸽舍、回廊——这一切都投下了很长的阴影。花园里、庭院中都有一些阴凉的角落，令人遐想，催人入梦，只有远处的黑麦地，像点着了火，小河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刺眼的亮光。

“嬷嬷，为什么会那里黑？这里亮呢，那里也快要亮了吗？”孩子问道。

“少爷，那是因为太阳接月亮去了，但却总看不见它，所以皱起眉头来了，要是远远地看见了呢，就会眉开眼笑了。”

孩子看着周围的一切，沉思着。他看见安季普赶车去运水，而在他旁边的地上却走着另一个安季普，比真的安季普要大十倍；水桶的影子则有房子大，马的影子盖住了整个草地，这个影子在草地上只挪动了两步，还没有等安季普走出院子，就突然跑到山后面去了。

小孩也迈了两步，又迈一步——他的影子也跑到山后去了。

他很想到山那边去，看看马儿跑到哪儿去了。他走到门口，便听见妈妈从窗户里传出来的声音。

“嬷嬷！你没看见孩子跑到有太阳的地方去了吗？去把他领到阴凉处来，他的脑袋晒了太阳，会生病、呕吐、不吃饭的，你不看好，他会跑到山沟里去！”

“哦，小淘气！”保姆小声抱怨说，把他拉到台阶上来。

小孩子用敏锐的、变化不定的目光观察着大人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早晨都在干什么。

他好奇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件小事和显眼的东西。家庭生活的情景永不磨灭地印在他的心灵里，他那幼小的头脑接受了许多活生生的事例，不自觉地按照周围的生活，绘制着他自己的生活蓝图。

不能说奥勃洛莫夫一家的早晨是白过的，厨房里剁肉饼馅的刀声、切菜声甚至传到了村子里。

从仆人房里传来纺锤的沙沙声和一个女人的又小又尖的嗓音，很难分辨出她是在哭、还是在自编自唱一首悲凉的无词歌曲。

院子里，安季普刚运回一大桶水，一些女仆和车夫便提着小桶、水缶，端着洗衣盆从各个角落走了出来。

那边，一个老婆子从粮仓里拿一碗面粉和一些鸡蛋到厨房里去。厨师突然从小窗口往外泼水，把小狗阿拉卜卡浇了一身。这只狗整个早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窗口，温顺地摇着尾巴，舔着嘴唇。

老奥勃洛莫夫本人也没有闲着。他整个早晨都坐在窗户旁边，严格地监视着院子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喂，是伊格纳什卡吗？你拿的是什么，傻瓜？”他问那个正从院子里走出来的仆人。

“我拿刀到下房去磨。”那人没有看老爷一眼，回答说。

“去吧，拿去吧，当心，好好磨！”

然后他又叫住一个女仆：

“喂，婆娘，婆娘！哪里去？”

“老爷，我上地窖去，”女仆停下脚步，用手遮着眼睛，望着窗户说，“要取午饭喝的牛奶。”

“去吧，去吧！”老爷答道，“当心别把牛奶洒了；而你，扎哈尔卡，淘气鬼，你又往哪儿跑？”接着他大声喊道，“我叫你跑！我看见你已经跑了三次了。给我回门厅去！”

于是扎哈尔卡又回前厅打盹去了。

老爷关心的是，母牛是否从地里回来了，要让牛喝足水。他从窗口远远地看见看家狗在追鸡，便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这种混乱现象。

太太也很忙，她跟裁缝阿维尔卡商量了三个小时，研究把丈夫的一件绒衣改成伊留沙的短上衣。她亲自用粉笔画线，并监视着阿维尔卡，怕她偷料子；接着她来到女仆室，吩咐女仆一天织多少花边，然后把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或斯捷潘尼达。阿加波夫娜召去陪她到花园里散步，实际的目的是去看看苹果成熟的情况，昨天已经成熟了的那个苹果是否掉下来了，再说有的该嫁接、有的该剪枝了等等。

不过，她最操心的还是厨房和饮食问题。吃什么要由全家人共同决定，甚至最老的姑婆也被请来参加讨论。各人都提出自己喜欢吃的菜，有的要杂碎汤，有的要面条或猪肚牛肚，有的要红色调味汁，有的要白色调味汁。

所有的建议都会得到认真考虑，详细讨论，采纳或者不采纳最后要由主妇决定。

她不断地一会儿派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一会儿又派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到厨房去提醒厨师增加这道菜或取消那道菜，把做菜用的糖、蜜和酒拿去，而且要看一看，厨师是否把给她的所有佐料都用了。

饮食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为每年各种节日用的那些小牛犊喂得多肥啊！那些家禽养得多好啊！照料它们得费多少心思，花多少力气啊！为命名日和其他喜庆日准备的火鸡、雏鸡要喂坚果，不能让鹅走动，节日前几天还得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吊起来，让它们肥胖起来。贮存的果酱、腌菜、饼干又是多少啊！奥勃洛莫夫田庄的蜂蜜是多么甜！克瓦斯是多么可口！煎的馅饼又是多么香啊！

上半天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忙碌，那么操心，大家都生活得像蚂蚁一样充实，一样出色。

即使在礼拜天和节假日，上半天这些热爱劳动的蚂蚁也不肯休息。这时厨房里的剁肉声更响了。女仆从仓库拿到厨房去的面粉和鸡蛋比平时多一倍，来回多跑好几趟。养鸡场里有更多宰鸡时的哀啼声，地上也洒下更多的血。烤出非常大的馅饼，主人们第二天还接着吃，第三天第四天则把剩下的拿给仆人吃。第五天还剩下一些馅饼残渣，就已经又干又硬，完全没有馅了，最后把它当作特殊的恩赐送给了安季普。他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勇敢无畏地把这种化石似的有趣的东西砸碎，品尝它，倒不是因为它好吃，更多的是感觉上的享受，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主人吃的馅饼，就像一个考古学家用千年前的陶缶残片喝酒，即使是劣质酒，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小孩用他那童稚的头脑观察着一切，什么都不放过。他知道，在忙碌的有益的上午过去之后，就到了中午，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刻了。

中午很热，天上没有云彩，太阳静止不动地挂在头顶上空，烤热了小草。空气停止了流动，不论是树木还是水面都纹丝不动。村庄和田野一片寂静——好像一切都已经死了。在遥远的空旷中，人的声音在回荡，四五十米开外都能听见甲虫嗡嗡飞过的声音，在浓密的草丛里传来不停的呼噜声，好像有个人一躺下去就甜甜地睡着了。

房子里也笼罩着一片死寂。饭后的午睡时间开始了。

小孩看到，父亲、母亲、老姑婆和亲友们——全都回到自己的屋里，没有自己屋子的人，则有的到干草棚去，有的到花园里去，还有的到阴凉的过道里去。有的人干脆就睡在炎热的和一顿饱饭弄得他支持不住的地方，为了防止苍蝇叮，便拿一块手帕把脸盖上。园丁们都伸开四肢躺在灌木丛下，挨着自己的铁杵。马夫就睡在马厩里。

小伊里亚·伊里奇朝仆人屋里看了一眼，看见长凳上、地板上、过道里到处都有人随便躺着睡觉。孩子们没有人看管了，满屋子爬来爬去，并玩起沙土来，连狗也远远地回到了自己窝里，因为这时没有人来往了，它也就不用汪汪地叫了。

这时走遍整个房子，也碰不到一个人。这一带要是有盗贼的话，很容易把周围的一切偷光，并装上大车拉走，不会有人阻拦。

这是一种吞没一切、无法克制的像死去一样的睡眠。四处是一片死寂，只听见从各个角落传来各种不同的鼾声，高低不一，音调各异。

间或有一个人突然在睡梦中抬起头来，吃惊地向两旁毫无意义地望了望，翻了个身，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在朦胧中吐了一口痰，咂咂嘴巴，唠叨一声，又睡着了。

另一个人则很快地，没有做任何准备动作，像害怕失去宝贵时间似的从自己睡觉的地方一跃而起，端起盛着克瓦斯的瓦缶，吹开浮在上面的苍蝇，那些苍蝇本来静静地浮在那里，这时便拼命挣扎起来，竭力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随便喝了几口润润自己的嗓子，然后又像挨了枪子似的倒下去了。

小孩一直不停地观察着。

他跟保姆午饭后又来到外面。尽管女主人的指令很严格，保姆也愿意尽责，但她还是抗拒不了瞌睡的魔力，也染上了肆虐于奥勃洛莫夫田庄的这种流行病。

开始时保姆还精神饱满地看着小孩儿，不让他离开自己很远，责备他太淘气，后来她的瞌睡症便慢慢开始了，她只要求孩子不要走出院子，不要去碰山羊，别爬到鸽子窝上去，也别到回廊上去。

保姆自己找一处阴凉的地方——台阶上、地窖的门槛上或干脆在草地上坐下来，好像要一面织袜子，一面看孩子，但很快地对孩子的管束便松弛下来，开始打盹了。

“哎呀，这小陀螺一不留意就会爬到回廊上去，”她几乎在睡梦中想道，“也许……还会跑到山沟里去……”

这时老保姆的脑袋碰着了膝盖，织的袜子也从手上落了下来，她已看不见孩子，只是微微张开嘴，发出轻轻的鼾声。

小孩已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从这一时刻起他便开始独立生活了。

他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人，他踮着脚从保姆身边跑开了，去看看谁在什么地方睡觉。若有人突然醒来啐唾沫或说梦话，他就停下来，仔细观察。然后心情不安地跑到回廊上，在札札作响的木板上跑上一圈，爬上鸽子窝，再钻进花园的深处，听听甲虫的嗡嗡叫声，目送着它在远处空中飞舞；聆听草丛里传来的不停的唧唧声，寻找出这个宁静的破坏者；捉蜻蜓，把它的翅膀折断，看它会怎么样，或者用一根麦秸把它穿上，看它带着麦秸怎么飞；又高兴又害怕地观察蜘蛛如何在网上吸吮苍蝇的血，而可怜的牺牲者又如何在蜘蛛的魔爪下拼命挣扎和嗡嗡乱叫。孩子最后把受难者和折磨者一并打死。

后来他跑到沟里挖土，寻找一些草根，去掉外皮，十分满意地嚼一嚼，他觉得比妈妈给他的苹果和果酱的味道还要好。

他要跑到大门外去。他很想到桦树林里去玩，他觉得好像离他很近，好像五分钟就能走到，顺着大路不需要拐弯儿，直往前走，越过沟渠、篱笆、大小坑便可到达。不过他害怕，听说那里有树精、有强盗、有可怕的野兽。

他也想到山沟里去玩玩。花园离山沟不过五十俄丈远。小孩儿已经跑到山沟边上了，他眯缝着眼睛想要看一眼，就像从火山喷火口往下看一样……但是突然他眼前出现了所有关于这条山沟的议论和传说，心里充满了恐惧，吓得半死，连忙往回跑，全身哆嗦着扑到保姆的身上，老保姆被惊醒了。

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头巾，把一绺白发用手指塞到头巾下面，并装出完全没有睡着的样子，疑心重重地打量着伊留沙，然后再看看主人的窗户，拿起搁在膝盖上的袜子，用发颤的手一针一针地织起来。

这时暑热已开始慢慢消退，大自然又活跃了起来，太阳已经移到森林那边去了。

房子里的沉寂也逐渐被打破了，不知是哪里的一扇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干草棚里有人打了个喷嚏。

不久，一个仆人拿着大茶壶急急忙忙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由于茶壶太重，他弯着腰走路。大家开始聚在一起喝茶。有的人脸上还有睡眠的皱纹，眼睛里含着泪水，有的人在脸颊和太阳穴上睡出了一大块红斑，还有人由于刚睡醒，说话还不正常。所有这种喘息、哼哼、打哈欠，或抓头皮，或伸懒腰，都是由于刚睡醒的缘故。

午饭和午睡弄得大家难耐地干渴，喉咙发热，就是喝上十二碗茶也无济于事；可以听见这个哀叹，那个呻吟，为了滋润干燥的嗓子，只好求助于越橘果汁、梨汁、克瓦斯，有的人还得求医吃药。

大家都想方设法解渴，好像躲避上帝的惩罚一样，一个个忐忑不安，心急难熬，就像行进在阿拉伯原野上的商队找不到水源一样。

小孩儿这时就在母亲的身边，看着他周围的这些奇怪的面孔，听见他们睡意未消的没精打采的谈话，觉得很好玩，他对他们所说的任何荒诞的话都很感兴趣。

午茶后便各干各的事：有的到小河边，静静地在河岸上漫步，抬脚把石子踢到水里；有的则在窗户旁坐下来注视着每一瞬间的现象，看猫是否穿过院子，乌鸦是否在天上飞过，这时观察者的目光和鼻尖都跟随着它们，把头转向右边或左边。有时候，狗也喜欢整天趴在窗台上，脑袋搁在太阳下，认真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人。

母亲捧着伊留沙的头，贴近自己的膝盖，慢慢地给他梳头，欣赏他的柔软的头发，硬要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斯捷潘尼达·吉洪诺夫娜也来欣赏，并和她们一起谈论着伊留沙的前程，把他当成是自己创作的一部光辉史诗中的英雄。那两位女人则预言孩子将来会有一座座金山。

黄昏降临了。厨房里又生起了火，又响起了细碎的刀声。正在准备晚餐。

仆人们聚集在大门口，响起了三角琴声、哈哈的笑声。他们玩起了捉人游戏。

太阳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只洒下几道微温的余晖，分成几条火带，穿过整个林区，把树梢染成金黄色，然后它们便一个接一个熄灭了。最后一道余晖逗留了很久，它像一根细针，刺进密林丛中，但也熄灭了。

物体失去了它的外形，起初汇成一片灰色，然后变成了黑色。鸟儿的啼唱逐渐减弱了，不久便完全静寂下来，只有一只鸟显得固执，好像偏要与大家作对，在一片寂静中，独自单调地鸣叫着，不过鸣叫的间隔越来越长，声音也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它最后一次抖动了下身子，使周围的树叶也微微颤动起来……终于入睡了。

一切都沉寂了，只有螽斯争先恐后地叫得越来越响；地面上升起了白色的水汽，沿着草地和河面铺展开来，河水也安静了，稍后又不知是谁最后拍击了一下，接着便没有动静了。

空气中有潮湿的气味。天变得越来越黑了。树木被组成了许多怪状物，林子里变得很可怕。突然听见吱嘎一声，仿佛是有一个怪物在挪动地方时踩到干树枝发出的声音。

天上闪亮了第一颗星星，就像一只活人的眼睛，于是各个窗户里也亮起了灯光。

大自然的普遍的庄严时刻来临了，在这种时刻创造性的头脑更有活力，诗意的思绪更加沸腾，心更活跃地迸发出激情，或者是忧郁更厉害地折磨人，而狠毒的心灵也更冷静有力孕育着犯罪的念头……可是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所有人都睡得那么憨实、那么安详。

“妈妈，我们出去玩一玩吧。”伊留沙说。

“你说啥？上帝保佑！现在还去玩，”母亲回答说，“外面很潮湿，脚会受凉，而且很可怕，树林里现在有树精出没，它会把小孩子抱走的。”

“抱到哪里去呢？它是什么样子？住在哪儿呢？”小孩问道。

于是母亲便自由地发挥自己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了。

小孩听着母亲讲，时而张开眼睛，时而闭着眼睛，最后完全睡着了。保姆走过来，把睡着了的孩子从母亲的双膝上抱到床上去，小孩的脑袋耷拉在她的肩上。

“一天又过去了，谢天谢地！”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要在胸前画个十字，感叹地说，“今天平安无事，但愿明天也是这样！主啊，光荣属于你！主啊，光荣属于你！”

后来奥勃洛莫夫又梦见了另一个时期。在一个漫长的冬季的夜晚，他胆怯地依偎着保姆。保姆正小声地给他讲一个神秘国的故事：在那里没有黑夜，没有寒冷，天天都有奇迹发生，那里蜂蜜和牛奶成河，那里的人整天什么事也不做，成天就知道玩耍，他们都是像伊里亚·伊里奇这样的好小伙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也没有人写过的美女。

那里还有一位善良的女巫，她有时化作一条狗到我们这儿来挑选一个她喜欢的人，一个文静的、本分的——换句话说是一个懒惰的、受人欺负的人；她还无缘无故地给他各种各样的好处，而他却只知道吃现成的、穿现成的，完了还要了一位绝代美女美利特里萨·基尔彼季耶夫娜做妻子。

小孩竖起耳朵，瞪着眼睛，十分入迷地听着保姆的故事。

保姆，或者不如说这个故事本身，巧妙地回避了一切现实的东西，使小孩的想象和头脑浸透了虚构的幻想，从而到老也摆脱不了它们。保姆好意地讲了关于傻子叶梅利亚的童话，那是对我们祖先、也许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恶毒的辛辣的讽刺。

成年后的伊里亚·伊里奇虽然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蜂蜜河和牛奶河，也没有善良的女巫，虽然他对当年保姆讲的故事加以取笑，但是他的这种笑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带有一种暗自的叹息。因为对于他来说，童话和现实混淆在一起了，他时而下意识地感到忧伤：为什么童话不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不是童话呢？

他不由自主地幻想起美利特里萨·基尔彼季耶夫娜来，他越来越向往那个只知道玩耍、无忧无虑地生活的地方，他心里留下了一种永远丢不掉的愿望：躺在床上，穿现成的、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衣服，吃善良女巫白给他的饭。

他的父亲和祖父在童年时代通过保姆和老家人，也听过这种世代相传的一成不变的童话。

其实保姆给小奥勃洛莫夫描绘的已经是另一幅图画了。

她向他讲述了俄罗斯的阿喀琉斯和攸利赛斯的功勋，讲述了伊里亚·穆罗梅茨、多布雷尼亚·尼基季奇、阿廖沙·波波维奇的勇敢，讲述了壮士波尔康、过路人科列奇谢，讲述他们怎样在俄罗斯土地上漫游并打败了无数的异教徒，讲述他们怎样举行喝酒比赛：谁能一口气喝下一大杯酒，且不出声；然后讲了凶狠的强盗、睡公主、顽固守旧的城市和人们，最后还讲到俄罗斯的鬼神、僵尸、怪物和有变形术的人。

保姆用荷马的质朴、温厚的精神，用荷马那种生动准确地描绘的手法，在孩子的记忆和想象中留下了俄罗斯生活的《伊利亚特》。那是人类还不能对付大自然和生活中的危险和奥秘的混沌时代俄罗斯的荷马们创作的，那时人类在变形人和树精面前战战兢兢，只能到波波维奇那里寻求保佑他们逃脱包围的灾难，因为不论在空中、水中、森林里和田野里到处都由怪物怪事主宰着。

当时的人感到生活很可怕，没有保障，走出家门就有危险，一不留心就会让野兽撕碎了，被强盗杀了，让凶恶的鞑靼人抢光了，或者就是完全失踪了。

要不就是突然出现异样的天象，如火柱、火球，在新的坟头上燃起火光；或者在森林里有人走动，好像手里还提着一盏灯，发出可怕的笑声，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人类本身也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一个人活着，活了很久，也生活得很好，却忽然说起狂话来，或者怪声怪调地喊叫，或者深夜漫游；另一个人则无缘无故地痉挛起来，在地上打滚。而在这些现象发生之前，一只母鸡竟像公鸡一样打起鸣来，一只乌鸦在屋顶上呱呱叫了几声。

软弱的人惊慌失措，恐惧地左顾右盼起来，到想象中去寻找开启大自然和他自己周围的种种奥秘的钥匙。

也许是梦，是长久沉静的懒散生活，是脱离运动及一切实际存在的恐惧、冒险、危难等等迫使人在大自然中间创造出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并在其中为自己的空洞的大脑寻找消遣和快乐，或者给某些客观情况的平常偶合和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现象的成因寻找谜底。

我们的可怜的祖先在摸索中生活。他们没有让自己的意志长上翅膀，也不能抑制它。对于种种不便和邪恶，他们只能天真地表示惊讶和吃惊，只好从不会说话、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去寻找答案。

他们认为，死神的出现是因为上次在抬死人出门时，没有让他的脚先出去，而是让头部先出去。火灾的发生是因为有狗在窗户底下狂吠了三夜。因此他们要设法做到，抬死人出门时，必须脚先出门，可是他们还像原来那样地吃喝，还像原先那样睡在草地上，把狂吠的狗打一顿，或者把它赶出院外，而松明的火星照样落在腐朽地板的裂缝里。

就是在今天，生活在没有虚构的严格现实中的俄罗斯人仍旧喜欢这些诱人的古代传说，而且还可能长久地相信它们。

小奥勃洛莫夫听了保姆讲这些关于俄罗斯的金羊毛和火鸟的故事，关于魔堡的机关和密室时，时而精神抖擞，把自己想象为建立奇迹的英雄（虽然也会心惊肉跳），时而又为勇士的失败而痛苦。

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保姆讲得热情洋溢，绘声绘色，十分入迷，甚至充满灵感，因为多半是她自己也相信这些故事。老婆子眼睛发亮，激动地摇头晃脑，声音也高得异乎寻常。

被神秘的恐怖气氛所包围的小奥勃洛莫夫紧紧地依偎着保姆，两眼含着泪水。

当讲到死人半夜从坟墓里爬出来，或者一个人被妖怪囚禁起来，或者装上一条木腿的熊在村子里四处寻找它那条被砍断的腿时，孩子就被吓得毛骨悚然。他那幼稚的想象力时而凝固，时而沸腾；他体验着一种既苦又甜的病态感觉，神经绷得像琴弦一样紧张。

当保姆阴郁地重复熊的话：咿呀，咿呀，我装上椴木假腿，走遍了村庄，所有的娘儿们都睡着了，只有一人没有睡，她坐在我的皮上，煮我的肉，拿我的毛纺线，等等。当熊终于走进农舍，准备捉住断去它的腿的人时，小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了，全身发抖，尖叫一声扑到保姆的怀里。他被吓得满脸泪水，同时又高兴地哈哈大笑，因为他没有被熊抓去，而是躺在炕上，在保姆的身边。

在小孩子的想象里留下了许多奇怪的幻影，恐惧和苦闷长久地甚至可能是永远地埋在了他的灵魂中。他忧郁地环顾四周，在生活中看见的尽是伤害和灾难，老幻想着那个美利特里萨·基尔彼季耶夫娜生活的地方，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白吃白穿的地方……

童话不仅影响了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小孩子，也影响成年人，甚至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影响。这一家子人也好，村里的人也好，从老爷太太到强壮的铁匠塔拉斯，所有的人到了黑夜都怕得心惊肉跳，那时在他们的眼里任何一棵树都变成了巨人，任何一丛灌木都成了一个贼窝。

百叶窗咔嚓一响、风吹烟囱发出的啸声，都会使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吓得脸色苍白。主显节晚上十点一过，谁也不敢一个人出门；复活节前夕，谁也不敢进马厩，生怕碰见家神。

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对什么都信，既相信有变形的妖精，也相信有死鬼。若是有人对他们说，地里有一垛麦秸在走动，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若是有人放风说，这绵羊不是一只绵羊，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或者说某某马尔法或斯捷潘尼达是妖妇，他们就会害怕起来。他们从不想去问问，为什么这绵羊不是绵羊，为什么马尔法会变成妖妇；更有甚者，他们会群起而攻击那些对此产生怀疑的人。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就是这样深深地相信神奇的事情！

伊里亚·伊里奇后来也知道，世界结构本是很简单，死人是不会从坟墓里走出来的，而巨人一旦出现立即就会被拉到杂耍场去，强盗则会被关进牢里。但是，即使他不像过去那么相信神鬼了，总还留下了某些恐惧和不可理解的苦恼的积淀。

伊里亚·伊里奇明白，天灾人祸并不是来自妖魔鬼怪，但是妖魔鬼怪究竟是什么样，他并不知道。他依然常常担心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是现在，要是他独自留在黑暗的屋子里或者看见死人，也还会受儿时留在心灵深处的不祥之感的影响而战战兢兢。早晨他还嘲笑自己害怕，到了晚上却又怕得脸色发白。

伊里亚·伊里奇忽然看到了十三岁或十四岁时的自己。

他当时在离奥勃洛莫夫田庄约五俄里远的维尔赫廖沃村读书。田庄的管事是德国人施托尔茨，他在当地办了这所规模不大的郊区贵族子弟寄宿学校。

德国管家有个儿子叫安德烈，几乎与奥勃洛莫夫同年。还有一个男孩，由于患淋巴结核，几乎没有上学，整个童年时代都用绷带包着眼睛或耳朵，他老是暗自哭泣，因为他不在祖母身边，而是寄人篱下，生活在一群歹徒中间，所以没有人疼他，也没有人给他做他喜欢吃的肉馅饼。

当时，这所寄宿学校里只有这几个孩子。

没有办法，父母亲只能把宝贝儿子伊留沙送去读书。孩子哭闹、耍脾气，但最后还是送去了。

与所有的德国人一样，这个德国管家是一位办事认真务实的人。要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离维尔赫廖沃村有五百俄里远的话，也许伊留沙真能好好学点东西，可是现在这样他能学啥呢？维尔赫廖沃村摆脱不掉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气氛、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影响。其实，这个村子曾经也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一部分，除施托尔茨一家外，到处都是奥勃洛莫夫式的那种原始人的懒惰、憨厚、沉寂和静止。

读书之前，小奥勃洛莫夫的头脑和心灵就已填满了奥勃洛莫夫田庄生活的各种画面、场景和风尚。谁知道这种意识的种子在小孩的头脑中会多早地开始发育？又如何去跟踪那些最初的观念和印象在幼小心灵中的诞生情况呢？

也许在孩子刚会说话，也许在孩子还根本不会说话，甚至不会走路，只会以成年人所谓呆板的无言的目光看着一切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并猜测到了他周围现象的意义和联系，只是他还无法向自己、也无法向别人说出来罢了。

也许，伊留沙早就注意到而且明白人们在他面前说的话和做的事：他父亲穿一条波斯绒裤、一件深棕色的呢子棉上衣，成天只知道反背着双手在屋子里从这一角走到那一角，闻鼻烟，擤鼻涕；而母亲则只知道喝了咖啡再喝茶，喝了茶该吃饭；父母亲都从不想去查对一下收割了多少粮食，也不惩罚办事不力的人，但是当他需要手帕时，若不能及时递给他的话，他可要大骂仆人没有规矩，甚至把全家闹得底朝天。

也许小孩的幼小的头脑早已断定，就应当像他周围的人那样去生活。他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成年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呢？上帝才知道。他们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大概根本不予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明白的。

他们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困难重重的生活和四处漂泊、终身操劳的人。

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也不太相信有心灵的不安，不认为不断的追求是生活，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热情紧张，如果说在别的地方，人的躯体被火山爆发般的心灵之火迅速地焚烧着，那么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的心灵却是平和地、没有阻碍地沉浸在松软的躯体之中。

和其他人不一样，生活没给他们脸上刻下为时过早的皱纹，也没有给他们的精神以毁灭性的打击和疾病。

这些善良的人把生活理解为安谧和无为的理想，但这种安谧和无为有时也会被疾病、歉收、争吵以及劳动等各种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所破坏。

他们把劳动看作是上天对人类祖先的惩罚来接受，所以他们不爱劳动，一有机会就逃避劳动，认为人可以不劳动，也不应该劳动。

他们从不拿任何模糊不清的理性和道德等问题来搅扰自己，因此他们永远健康年轻，身心快乐，寿命很长，四十多岁的男人还跟小伙子一样，老年人不受死亡折磨，活到大限便悄然辞世，无声无息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悄悄地伸直两条腿。所以人们都说从前的人比现在人结实。

是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前的人并不急于向孩子解释人生的意义，要他像对待繁难的、非同儿戏的问题去对待生活，要他做好走向人生之途的准备；他们也不拿书本去折磨孩子，因为书本会在小孩的头脑中产生无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吞噬人的智慧和心灵，会缩短人的生命。

生活的准则是现成的，是由父母亲传给他们的，父母亲则是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祖辈又从曾祖辈那里继承下来，而且根据遗传，还要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就像古罗马守护灶神维斯塔的圣火一样。祖辈父辈怎样做，伊里亚·伊里奇的父亲在世时也照样怎样做，也许，在奥勃洛莫夫田庄里，现在也还是这样做。

他们有什么可考虑、可激动的，有什么要打听、要追求的呢？

他们什么也不需要。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小河，在他们的身边缓缓流过，他们只需要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观看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们用不着召唤便会有序地呈现在他们每个人的眼前。

瞧，睡梦中的伊里亚·伊里奇的想象也开始有序地展示生动的景象，首先是发生在他的家里或者亲戚家里的三幕人生大戏：出生、婚嫁、安葬。

然后是一个接一个五花八门的欢快的或悲伤的小剧目：洗礼、命名日、家庆、斋前日、斋后日、盛宴、亲人聚会、问候、祝贺、礼节性的眼泪和微笑。

所有这些剧目都表演得十分精彩、隆重和庄严。

他甚至好像看到了在举行各种仪式时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不同的神色、他们的操劳和奔忙。无论你要他们去办多么难办的说媒，操办多么隆重的婚礼和命名日，他们都会办得完全符合要求，不会有任何疏漏。谁该坐什么座位，上什么菜和如何上菜，参加典礼时谁跟谁一起坐车，有没有犯什么忌——所有这一切在奥勃洛莫夫田庄里从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

他们不会抚养小孩儿吗？只要看一看那里的母亲们抱着和拉着的一个个可爱的娃娃脸色多么红润，身体多么结实，你就知道了。他们都认为，孩子们就应该是白白胖胖和粗壮强健的。

春天来了，但是如果人们尚未烤云雀形小面包的话，他们就不承认春天已经到了。他们怎么能不知道，怎么能不这样做呢？

这里包含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和学问，这里也包含着他们全部的悲与喜。因此他们不关心任何别的其他事情，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悲与喜，他们的生活中只有这些基本的、非办不可的事情，也只有这些事情能给他们的才智和心灵提供无限的粮食。

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各种典礼、宴会、仪式。而当一个人洗过礼、结了婚或举行了葬礼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人及其命运全忘掉，重新陷入平常的冷漠心态中，直到下一个新的命名日、婚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再把他们从冷漠的心态中拉出来。

一个孩子生下来，父母亲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尽量准确地和无可挑剔地为他举行俗礼所要求的所有仪式，也就是给孩子举办冼礼后的大宴，然后才是细心地照料孩子。

母亲给保姆规定的任务是要她养育一个强壮的孩儿，不让他着凉，不让他遭毒眼或者其他伤害。她们一心要做到让孩子总是身心愉快，吃得很多。

孩子一旦能够自立，也就是说不需要保姆照料时，母亲的心里就产生了另一个秘密的心愿：为他挑选配偶，而且也要选健康一些、脸色红润一些的。

又到了举行各种仪式、宴会，乃至完婚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人们又要集中其生命的全部激情。

然后又是周而复始地——生孩子，举行各种仪式，办各种宴席，直到又是葬礼时才能改变舞台的背景。不过时间不长，前人的位子又让给了别人，孩子成了青年，同时成了未婚夫，结了婚，生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生活就按照这个节目单，不断地、单调地延续下去。这根线只有在坟墓旁边才会不被察觉地中断。

诚然，有时也会有其他烦心事的纠缠，不过大部分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对此采取了坚韧不拔的不动摇态度。于是那些烦心事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几圈之后便离去了，就像一群鸟儿飞过来碰到一堵光滑的墙一样，由于找不到栖息的地方，徒然地在坚石旁扇扇翅膀便飞走了。

比方，有一天奥勃洛莫夫家的房子的回廊突然坍塌了一边，一只母鸡和一窝小鸡被压在废墟下面。安季普的老婆阿克西尼娅当时也坐在回廊下面纺纱，幸亏她站起来去取短麻屑，否则她也会遭到不幸。

屋子里顿时喧哗起来，大人小孩都跑了过来，设想刚才在回廊下走动的万一不是那只母鸡和一窝小鸡，而是太太和小少爷伊里亚·伊里奇的话，该是多么可怕！

大家一阵惊叹之后，便相互指责起来，为什么某某人这么长时间都没想到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什么某某人那么久不叫人去修理，为什么某某人那么久没有把它修好。

回廊塌了下来，大家感到奇怪，可是前天他们还在惊叹，回廊怎么能支持这么久！

大家开始关心和讨论这事如何补救，他们对压死的母鸡和小鸡叹惜一番之后就慢慢散去，各归原位了。但有一点：严禁再带伊里亚·伊里奇到回廊跟前去。

后来过了三个星期，安德留什卡、彼特鲁什卡和瓦西卡被派去把塌下来的木板和栏杆搬到柴棚里去，免得挡道。这些东西，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仍旧放在柴棚里。

老奥勃洛莫夫每次在小窗口看见这些东西就考虑要修理回廊的事。他把木匠叫来，开始商量怎么做更好，是把坍塌了的一段修好，还是把未塌的拆掉。后来他让木匠先回去，说道：

“你回家去吧，让我再想想。”

这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有一天仆人瓦西卡或者莫季卡向老爷报告说，今天早晨他到过回廊残余的地方，看见拐弯处已经完全脱离了墙体，眼看就要塌下来了。

这时老爷又叫了木匠来做最后的商量，终于决定对回廊和那坍塌的部分暂时用旧木料撑一撑，并且要在当月月底完成。

“咳，回廊又跟新的一样了！”老奥勃洛莫夫对妻子说，“木匠费多特把那几根圆木摆放得多好啊！仿佛就像贵族长家里的圆柱一样！现在好了，又可以用好长时间了！”

有人提醒他，顺便该把门也修一下，台阶也要加固，否则不仅猫能穿过，猪也能钻进地窖里去。

“是，是，要修。”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关心地说，并立即去查看台阶。

“真的，你看，全都摇晃了。”他说，用脚晃动了一下像摇篮一样的木台阶。

“这台阶刚做好时就是摇晃的。”有人说。

“摇晃又怎么样呢？”老奥勃洛莫夫答道，“十六年没有修过，可也没有塌下来！卢卡当时做得真出色……这才叫真正的木匠呢，可惜他死了——愿他进入天堂。如今的人都被惯坏了，做不出这样的活来了。”

于是他把目光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台阶呢？据说至今还在摇晃，不过也没有塌下来。

看来这个卢卡的确是个出色的木匠。

不过也要为主人们说句公道话，在遇到灾祸或令人不快的事情时，他们也很着急，甚至冒火生气。

他们说，怎么能弃置不顾和丢下不管呢？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还听见他们说，得把沟渠的小桥修起来，得把花园围起来，因为有一个地方的一部分篱笆已经倒了，不然牲口会跑进去破坏树木的。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甚至关心到如此的程度：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时，竟吭哧吭哧地亲手把篱笆扶起来，并吩咐园丁尽快地插上两根杆子撑住。多亏了老奥勃洛莫夫这种处理事务的魄力，这段篱笆才维持了一个夏天，只是到了冬天大雪又把它压垮了。

终于在安季普连马带水桶一起从小桥上摔到水渠里去的事情发生之后，桥上才立即铺设了三块新木板。安季普的伤还没有痊愈，小桥就已经焕然一新了。

花园里那段篱笆再次倒塌以后，遭牛和山羊破坏得也不算多，它们只吃了茶麂子，正要啃第十棵椴树皮，还没有危及苹果树时，主人就下令把篱笆结结实实地修好了，甚至还在旁边挖了一道沟。

当场抓住的两条母牛和一只山羊都受到了惩罚：它们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小伊里亚·伊里奇还梦见了双亲房子里的那个阴暗的大客厅。里面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木圈椅，永远罩着椅套；一张又大又笨的硬木长沙发，面上包着天蓝色的厚毛布，已经褪色，而且污迹斑斑；还有一张皮圈椅。

漫长的冬夜降临了。

母亲盘腿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编织着小孩的袜子，时而打个哈欠，时而用铁针搔一搔头皮。

她的旁边坐着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彼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她们正专心地干活儿，勤勉地为伊留沙缝过节穿的衣服，或者是为他的父亲，或者是为她们自己缝什么东西。

父亲反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一会儿在圈椅坐下，一会儿又起来踱步，留心地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然后闻闻鼻烟，擤擤鼻涕，再闻闻鼻烟。

房间里点一支不太亮的蜡烛，而且只有在冬天和秋天才允许点蜡烛，夏天大家尽量在天黑前躺下睡觉，天亮后起床。

这部分是出于习惯，部分也为了节约。

凡不是自己家里生产的，而是要购买的东西，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都极为吝啬。

他们可以用一只上好的火鸡和十多只小鸡热情款待来客，可是葡萄干却多一粒也舍不得；要是哪位客人想自己给自己斟上一杯酒，那他们就会急得脸色发白。

不过这种狂妄行为，在他们那个地方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只有那种被大家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才会这样做，而这样的客人是不会有人放他进院子的。

不，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风气。这里的客人不等主人三请，是不会动手的。他非常明白，第一请多半是请你拒绝吃敬让的酒和菜。

也不是任何客人到来时，都点两支蜡烛，因为蜡烛是花钱到城里买的，跟其他采购来的物品一样，女主人亲自把它锁起来。燃剩的蜡烛头也认真数过，收藏起来。

这里的人们一般都不喜欢花钱，不管这东西多么需要，只要是得花钱买，他们就很心疼，即使花钱不多，也是这样。若是要花一大笔钱，他们就会叹息、叫喊、骂人。

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都同意宁愿忍受各种不便也不要花钱，他们甚至习惯地不认为种种不便为不便。

正因为这样，客厅里的沙发早已污迹斑斑了；正因为这样，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的皮圈椅也已名不副实，变成树皮或者绳子的了，只在椅背上还剩一块皮子，其他部分早在五年前就已开裂并且脱落了；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大门才越来越歪，阶梯也摇摇晃晃。哪怕是买最需要的东西，要他们立即付二三百或者五百卢布的话，那几乎就等于要他们自杀。

当老奥勃洛莫夫听说郊区一个年轻的地主到莫斯科去花三百卢布买了一打衬衣，花二十五卢布买了一双皮靴，又花四十卢布买了一件婚礼上穿的西服背心时，他神色惊慌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并连连地说：“应该把这小子送到牢里去。”

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种种理论，诸如必须快速地活跃资本流通、提高生产率、商品交换等，他们都认为不屑一顾。他们头脑简单，只知道采用单一的利用资本的方法——存放在柜子里。

以各种不同姿态坐在客厅圈椅里的主人和常来的客人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他们多半是沉默不语，因为他们彼此天天见面，头脑里的一些宝贝早都已经相互抛光用尽了，而吸收的新东西又很少。

周围很安静，只听见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穿的那双笨重的家制皮靴走路的声音，还听见装在匣子里的挂钟钟摆的不很响亮的笃笃声，彼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或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有时用手或牙齿扯断线头的声音。

他们常常这样一待就是半个小时，这时可能有人打个哈欠，在嘴上画个十字，低声地说一句：“上帝饶恕！”

接着坐在旁边那人也打了个哈欠，然后下一个人也像听到了命令似的慢慢地张开了嘴，于是便一个一个接下去。这一由空气和肺部组成的有传染力的游戏传给了所有的人，有的人还流出了眼泪。

或者是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走到窗前，向外边看了一眼，带点惊讶地说：

“才五点，外面就那么黑了！”

“是的，”有人回答说，“这个季节就是黑得早，开始昼短夜长了。”

到了春天，人们又惊喜起来，因为白天又开始变长了。你若是问他们，白天长了对他们有啥好处，他们却说不上来。

于是他们又沉默了。

如果有人去摘烛花，而烛火忽然灭了，大家就会哆嗦一下。这时准有人会说：“不速之客到！”

话题往往就从这里展开了。

“这个来客是谁？”女主人问道，“是纳斯塔西娅或法捷耶夫娜吗？哟，要是她就好了！不对，她不到节前是不会来的。她真要来了，我该多高兴啊！我们俩又可以亲亲热热地、尽情地倾诉了！还可以一起去做早祷和午祷……不过，我可没有她能耐！虽然我比她年轻，我却站不了她那么长的时间！”

“她是哪天回去的？”伊里亚·伊万诺维奇问道，“好像是过了圣以利亚节吧？”

“都说些什么，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你老是颠三倒四的！上一次她还没到七七节就走了。”妻子纠正他。

“好像圣彼得节斋戒期她还在这里。”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不同意地说。

“你总是这样！”妻子责怪地说，“你是抬杠，自找没趣……”

“圣彼得节斋戒期她怎么不在呢？当时还烤蘑菇馅饼来着，她喜欢……”

“那是玛丽娅·奥尼西莫夫娜，她喜欢吃蘑菇馅饼，你连这也记不清。而且玛丽娅·奥尼西莫夫娜也不是在圣以利亚节前来的，而是在普罗霍尔节和尼卡诺尔节前来的。”

他们计算时间都是根据节日，根据年度的季节，根据各种不同的家庭事件，从不按着月份和日期。这也许是因为，除了老奥勃洛莫夫本人之外，其他人都弄不清楚月份的名称和日子的顺序。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被妻子说得无言以对，于是整个场合又变得死气沉沉了。趴在母亲背上的伊留沙也打起盹儿来，有时甚至睡着了。

后来有一位客人深深地叹一口气说：“唉，玛丽娅·奥尼西莫夫娜的丈夫瓦西里·福米奇，上帝保佑，一个多么健康的人，不料却死了！还没有过六十岁呢——此人本可以活到一百岁！”

“大家都是要死的，谁什么时候死，由上帝决定！”彼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叹口气说，“这家死了人，而赫洛皮夫家却忙于办洗礼，据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又要分娩了，已经是第六胎了。”

“何止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人呢！”女主人说道，“她的兄弟就要结婚，接着就要生孩子——还不知道要生多少呢！小的要长大，也要结婚。闺女也要出嫁，到哪儿去找未婚夫啊？如今，大家都要陪嫁，还要现钱呢……”

“你们都说些什么？”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走过来问道。

“我们在说……”

于是大家又把刚才说过的事儿给他重复一遍。

“瞧，人生就是如此！”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用一种教诲的口吻说道，“有的人死，有的人生孩子，有的人结婚，而我们则越来越老了，不仅一年一年，而且一天一天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每天都跟昨天一个样，昨天跟明天一个样，这该多好啊……真叫人难受，一想到……”

“老的更老，小的长大。”有一个人在角落里像没有睡醒似的说。

“要多向上帝祈祷，别的什么也别去想！”女主人严厉地说。

“对，对，”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胆怯地迅速表示同意。他本来还想发一番议论，现在却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大家又沉默了很久，只听见做针线活的人来回扯线的声音。有时女主人出来打破沉默。

“是的，天黑了，”她说，“上帝保佑，我们等待着圣诞节快点到来，那时客人也将到来，将快快活活一番，一个晚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如果马拉尼娅·彼得罗夫娜来了，那才热闹呢！她的花样可多了！化锡化蜡算命啦，跳龙门啦，我那些农村女孩子准疯得不像样子。她各种游戏都想得出来……真的！”

“是呀，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嘛！”其中一个人指出，“前年她还想出了一个高坡滑雪的鬼主意，结果卢卡·萨维奇的眉骨都摔伤了……”

忽然，大家为之一怔，看了看萨维奇，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卢卡·萨维奇？来，给我们说一说！”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说，他也笑得要死。

大家不停地大笑，把伊留沙吵醒了，他也跟着哈哈大笑。

“有什么好说的！”卢卡·萨维奇不好意思地说，“这纯粹是阿列克谢·纳乌梅奇的捏造，根本没有那回事！”

“咳！”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怎么会没有那回事呢？难道我们都死了吗……瞧你的额头，那伤疤现在还看得见呢……”

于是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都笑什么呀？”卢卡·萨维奇极力要从笑声的间歇中把话说出来，“我本来……也不至于……这是瓦西卡这个坏蛋……他把旧雪橇塞给我……我一滑它就散架了……于是我就……”

大家的笑声盖住了他的说话声。他徒然地想把自己摔跤的经过讲完，哈哈大笑声从大客厅涌出来，传到了门厅，传到了女仆室，淹没了整个房子。大家回想起这件滑稽可笑的事情，都齐声大笑，笑了很久，就像奥林匹斯山众神开怀大笑一样，非语言所能表达。笑声刚刚落下，一旦有人接个茬儿，全场哄笑声又起。

最后勉强平静下来了。

“那么你今年还去滑雪吗，卢卡·萨维奇？”伊里亚·伊万诺维奇沉默一会儿后，问道。

又爆发了一次哄笑，这次哄笑持续了约十分钟。

“要不要叫安季普斋戒期准备一个高坡？”老奥勃洛莫夫忽然又说，“我去跟他说，卢卡·萨维奇非常喜欢滑雪，就盼着……”

大家的哄笑使得他没有把话说完。

“那小雪橇……还行吗？”在座的人中有人问道，此人已笑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了。

又是一阵笑声。

大家笑了很久，终于渐渐地安静下来，有的拭眼泪，有的擤鼻涕，有的死命地咳嗽、吐痰，并困难地说：

“啊哟，上帝呀！一口痰要把我憋死了……当时真是可笑极了！罪过啊！他摔得趴在地上，长袍的衣襟都开了……”

这时出现了最后一次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哄笑，随后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这个人喘口气，那个人打个哈欠，嘴里还嘟哝两句，不过大家终于沉默了。

于是又像先前一样只听见挂钟钟摆的笃笃声、老奥勃洛莫夫穿着长筒皮靴来回踱步的声音，还有轻轻地用牙齿扯断线头的声音。

突然，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在屋子中间站住，摸着鼻尖，显出一种惊慌的神色。

“什么倒霉事儿？瞧！”他说，“准是有人死了！我的鼻子怎么发痒呢……”

“哎呀，上帝呀！”他的妻子两手一拍说道，“鼻尖发痒怎么就会死人呢？鼻梁发痒才会死人。你呀，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真没有记性！你若是在人家那儿或客人面前这么说，可就要丢人现眼了。”

“那么鼻尖发痒意味着什么呢？”伊里亚·伊万诺维奇难为情地问道。

“那是闻到酒味了，怎么能说要死人呢？”

“我都弄糊涂啦！”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说，“又是鼻子旁边痒，又是鼻子尖儿痒，又是眉毛发痒……哪能记得住呢？”

“鼻子旁边痒，”他妻子接过话说，“意味着有什么消息；眉毛痒是要流泪；额头痒，要给别人鞠躬；左边痒，要给女人鞠躬；右边痒，要给男人鞠躬；耳朵痒，表示要下雨；嘴唇痒，是要亲嘴；胡子痒，有人送小礼物；肘部痒，要在新地方睡觉；脚底痒，表示要上路……”

“嘿，彼拉盖娅·伊万诺夫娜，你真是好样的！”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说，“等到奶油跌价时，是不是就该后脑壳发痒了……”

太太们笑了起来，并交头接耳，有些男人也露出微笑，眼看又要笑声大作，可是就在这一刻，房子里发出一种类似狗和猫打架之类的恼人的声音，原来是挂钟要打点了。

“唉，都九点啦！”伊里亚·伊万诺维奇惊喜地说，“瞧，不知不觉时间都过去了。喂，瓦西卡！万卡！莫季卡！”

三个睡意蒙眬的仆人出来了。

“怎么还不把桌子摆上呢？”老奥勃洛莫夫既吃惊又恼火地问道，“都没有把主人的事放在心上！干吗还站着？快去，拿伏特加酒来！”

“瞧，这就是鼻尖发痒的原因！”彼拉盖娅·伊万诺夫娜连忙地说，“你就要闻到酒香，就要喝酒了。”

吃完饭后，他们彼此相互接吻，画十字，然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些无忧无虑的人又要进入梦乡了。

伊里亚·伊里奇在梦中看见的不是一个两个这样的夜晚，而是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他们的所有白天黑夜都是这样度过的。

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种单调的生活，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自己并不觉得这种生活不好，因为他们从没有想象过有另一种生活，即使他们想象过，那也会唯恐避之不及。

他们不想过另一种生活，压根儿就不喜欢另一种生活。如果客观形势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样的变化，他们也会感到遗憾。如果明天不像今天，后天不像明天的话，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痛苦。

别的人都总想过多种多样的、千变万化的生活，希望生活中充满许多意外，但他们干吗要这样呢？别的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这与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毫不相干，别的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好了。

要知道，各种各样的意外事，即使是好的，也会招来许多麻烦：需要你去张罗、操心、奔跑，让你坐不下来；买卖啦，写啦，算啦——一句话，不停地转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几十年他们都是这样打瞌睡，打哈欠，或者讲些农村的幽默故事，逗逗笑，或者聚在一起，讲讲各自在梦里梦见了什么。

若是一个可怕的梦，大家就闷闷不乐，真的害怕起来。如果是预兆性的梦，或吉或凶，大家的心情也就为之或喜或悲，都不是假装的。如果梦要求遵循什么征兆，那么他们就会立即采取积极措施。

不说梦，他们就玩傻瓜、钓主等扑克游戏，过节时则与客人玩波士顿牌戏，玩大牌阵，或者猜婚事——红桃王遇梅花皇后就预言要结婚。

有时无足轻重的娜塔丽娅·法捷耶夫娜也来做客，一住就是一星期、两星期。老太太们总是上家长下家短地扯一通，这家过得怎么样，那家有什么事情，她们不仅干预别人的家事和私生活，甚至要钻到别人的心里去，打听每个人的心思和念头，咒骂、指责那些不合格的，特别是不忠实的丈夫，然后便重新数一遍各种喜庆的日子，包括命名日、受洗日、生育日，谁拿什么去款待客人，请了谁，没有请谁。

说这些说累了后，老太太们便开始显摆各自新购买的东西：连衣裙，斗篷式的女外衣，乃至裙子、袜子。女主人还要把家织的布、家纺的线、花边等拿出来炫耀一番。

等这个话题也说尽了，她们便只有坐下来喝喝咖啡，喝喝茶，吃点儿蜜饯，接着就一片静默了。

她们相互打量着坐了很久，间或有人深深地叹口气，有时她们中还会有人哭起来。

“哎呀，你怎么啦，我的老妈妈？”另一位就会惊恐地问道。

“亲爱的，我心里难受！”那位哭泣的太太深深地叹口气说，“我们这些该死的人触怒了上帝，不会有好结果的。”

“哎呀，亲爱的，你可别吓唬人！”女主人打断她说。

“真的，真的，”那女人继续说，“末日到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世界末日到了！”娜塔丽娅·法捷耶夫娜终于说了出来，俩人便都伤心地哭了。

娜塔丽娅·法捷耶夫娜做出这种结论没有任何根据，这一年没有谁攻打谁，甚至彗星也没有出现过，可是老太太们往往还是有一种疑惑不解的预感。

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偶尔也会被一些意外的事件所破坏，例如一家老小全中了煤气。

在整个大院里和村子里，除煤气中毒外，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其他疾病，只是有什么人在黑夜里撞到什么尖东西上碰伤了，什么人从干草堆上滚了下来，或者从房顶上掉下来一块木板，砸伤了某某人的脑袋。

不过这类事情发生得很少，而且大家都有对付这类意外事件的可靠的土办法：跌伤的地方可以用淡水海绵或者原叶当归揉一揉，给患者喝一点圣水或者念几句咒语，便没有事了。

但是煤气中毒却常常发生，那时大家都倒在床上，只听见叹气声、呻吟声，有的用黄瓜盖住脑门，并用毛巾包扎起来，有的拿酸果蔓塞住耳朵，并闻闻洋姜，有的穿一件衬衣跑到严寒里去，有的人干脆不省人事地倒在地板上。

这种事周期性地每月总要发生一两次，因为他们不喜欢让热气白白地从烟囱里放走，不喜欢在火势正旺的时候，就把火炉门关上，因为火旺时无论是炕还是炉子都不能触摸，否则会把手烫出泡来。

只有一次，他们的单调生活被一件真正意外的事件破坏了。

那天午饭后休息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喝茶，忽然一个从城里返回的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庄稼汉来了，他在怀里掏呀掏了半天，终于掏出一封写给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奥勃洛莫夫的被揉皱了的信。

大家都为之一怔。女主人甚至脸色都有点儿变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了那封来信上，鼻子也朝那个方向伸了过去。

“什么怪事！是谁写的？”女主人终于冷静下来说。

老奥勃洛莫夫接过信，困惑不解地在手里翻了翻，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是从哪里拿来的？”他问那位庄稼汉，“是谁给你的？”

“就是我在城里歇脚的那家客栈，”庄稼汉说，“有两回邮局来人打听有没有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说是有一封信，是给老爷的……”

“噢……”

“是的，我开头躲开，当兵的便带着信走了。是那个维尔赫廖沃村的诵经士看见了我，告诉了他，他又来了，一来便骂人，把信给了我，还收了我五戈比。我问他这信怎么办？他叫我交给老爷。”

“你就不该接过来。”女主人生气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接。我说，咱要这信干啥，咱不要。我说，东家又没有叫咱拿信，我不敢拿，你们自己送去吧！可是当兵的骂得很厉害，还说要去告长官，我这才接了。”

“蠢货！”女主人说。

“这到底是谁写来的呢？”老奥勃洛莫夫仔细地看着地址，若有所思地说，“笔迹好像很眼熟，真的。”

于是信在众人手中传了一遍，大家一起讨论着，猜测着：信是谁写的？是什么内容？最后大家还是弄不明白。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叫人去找眼镜，光找眼镜就找了一个半小时。后来他戴上眼镜，正想把信拆开。

“得了，别拆，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妻子害怕地阻止了他，“谁知道这是什么信？也许是一封可怕的信，是什么灾祸。现在的人都变成什么样了！反正明天或后天拆也来得及——它又不会跑掉。”

于是信和眼镜儿都放了起来，上了锁。大家开始喝茶。如果没有特别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没有让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大脑激动的话，这封信就会一年一年地搁下去了。可是喝完茶以后，乃至第二天，大家的话题，还是离不开这封信。

大家终于憋不住了，到了第四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带着不安的心情把信拆开了。老奥勃洛莫夫看了一眼落款。

“拉季谢夫，”他念道，“嗨，是菲利普·马特维依奇写来的！”

“啊哈，原来是他！”周围的人都站了起来，“怎么，他至今还活着？你瞧，他还没有死！感谢上帝！他都写了些什么啦？”

老奥勃洛莫夫大声地念起信来。原来，菲利普·马特维依奇请求他寄一张酿啤酒的配方，因为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啤酒酿得特别好。

“寄给他，寄给他！”大家都说应给他回封信。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

“应该写信，应该！”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多次对妻子说，“配方在哪儿呢？”

“配方在哪儿？”妻子说，“还得去找，等着吧，急什么？等到过节，我们开斋的时候再写也可以，跑不了……”

“也好，最好写写我们是怎样过节的。”伊里亚·伊万诺维奇说。

过节的时候，大家又谈到这封信。伊里亚·伊万诺维奇已完全准备好，就要写信了。他来到书房里，戴上眼镜，在写字台跟前坐下。

房间里一片寂静。已经吩咐下人们不得跺地板和大声喧闹。“老爷在写信！”人们都敬畏地相互提醒。在家里，只有当有人死了时才用这种声调说话的。

“尊敬的先生。”他用颤抖的手慢慢地、歪歪斜斜地并且像做什么危险的事而小心翼翼地刚开了一个头，妻子就突然走了进来。

“到处都找过了，就是没有配方，”她说道，“还得到卧室的衣柜里再找一找。这信怎么寄去呢？”

“从邮局寄去。”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答道。

“那得花多少钱？”

老奥勃洛莫夫拿旧日历看了看。

“四十戈比。”他说。

“瞧，为这点小事就要花四十戈比！”妻子说，“我们最好还是等一等，等城里来人时，托他捎去。你叫庄稼汉去打听打听。”

“也对，最好等有机会时捎去。”伊里亚·伊万诺维奇答道，拿笔在写字台上敲了敲，将笔插进墨水瓶里，并摘下眼镜。

“真的，这样好些，”他最后说，“还来得及送去。”

菲利普·马特维依奇最后收到配方没有，我们就不知道了。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有时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什么书那是无所谓的。他并没有想过读书有什么实际的需要，倒认为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就像墙上可以挂一幅画，也可以不挂，也像散步一样，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因此，对他来说看什么书是无所谓的。他只是把书看作是让人消遣、解闷的东西。

“很久没看书了，”他说，有时也换一个说法，“让我来看看书吧！”或者不过是从偶尔看见的哥哥遗留下的那堆书里随便抽出一本，不管是伊·戈利科夫的著作，还是《圆梦新编》，还是米·赫拉斯科夫的《罗斯记》，或是亚·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或者哪怕是前年的新闻报纸——他读起来都同样感兴趣，还不时地说：

“瞧，真会编！这个强盗！嘿，你真该死！”

这些感慨都是对作者发出的——他一点也不尊重作家这个称号，甚至还对作家有点鄙视。旧时的人对作家都会有这种情绪，他与当时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把作家看作是逗乐取笑者、游手好闲者、酒鬼一类的人。

他有时会拿两年前的报纸上的东西念给大家听，或者作为新闻告诉大家。

“听着，来自海牙的消息，”他说道，“国王陛下短期旅行后平安地返回了皇宫。”这时，他透过眼镜打量着所有的听众。

或者是说：

“某某驻维也纳的公使递交了国书。”

“这里还有一条消息，”他继续念道，“让莉斯夫人的作品翻译成俄文了。”

“他们翻译这些书，大概都是为了，”听众中一个小地主指出，“骗取我们这些贵族的钱罢了。”

可怜的伊留沙，却天天都得到施托尔茨那里去上学。

每星期一早晨他一起来，烦恼也跟着来了，他听见瓦西卡站在台阶上扯着嗓门叫喊：

“安季普卡！套上花马，送小少爷到德国人那里去上学！”

孩子的心颤动了一下，他闷闷不乐地来到母亲跟前。母亲也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说些好话来哄他，其实她自己也在偷偷叹气，舍不得跟孩子分离整整一个星期。

这个早晨，他们都不知道该给他吃什么好。给他烤了小白面包，八字形甜面包，拿来各种腌菜、饼干、果酱以及种种干的和湿的美食，甚至储备一些食品，让他带走，因为他们认为，在德国人那里不会吃得太好。

“那儿要饿肚子的，”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都说，“中午饭就给一道汤，一道热菜，再加土豆、奶茶，而晚饭嘛，只能擦擦鼻子。”

不过，伊留沙所梦见的星期一，大多不是听见瓦西卡在叫人套花马，而是母亲坐在茶桌后面带着微笑等着他，并且告诉他好消息：

“今天你就不用去上学了，星期四是个大节日，何必为三天跑来跑去呢？”

或者母亲突然向他宣布：

“今天是祭祖周，顾不上念书了，我们得煎薄饼。”

要不就是星期一早晨母亲仔细地把他打量一番后说：

“今天你的眼睛不大有神，你不舒服吗？”她还摇了摇头。

调皮的孩子虽然身体健康，却不作声。

“这个星期你就待在家里，”她说，“而那边到时候再说。”

家里人也都相信，祭祖周无论如何是不能去念书的，星期四的节日也是非过不可的，所以这一星期也就不能念书了。

只有当男仆和女仆为小少爷而受到责罚时，他们才会说一些牢骚话：

“淘气包！你什么时候才到德国老师那儿去上学呢？”

除此以外，安季普卡也会在一周的中间和开头，突然赶着那匹熟悉的花马到德国人那里去接伊里亚·伊里奇少爷，说是玛丽娅·萨维什娜，或者纳塔利娅·法捷耶夫娜，或库佐夫科夫一家人来了，所以请少爷回去！

于是伊留沙在家里一待就是三个星期。后来一看，离基督受难周没有几天了，然后就是复活节，接着不知为什么家里又有人认定，复活节后的圣多马周也不兴念书。这样一来，离盛夏就仅剩下两个星期了——已不值得再到学校跑一趟了。而到了夏天，德国老师自己也要休息了，因此最好还是等到秋天再说吧。

转眼间，伊里亚·伊里奇在家已足足玩了半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长得多快呀！长得多胖啊！睡得多香啊！家里人对他赞叹不已，相反，孩子每星期六从德国老师那儿回来时，却是又瘦又苍白。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孩子们就完了！父亲和母亲都说，书什么时候念都可以，健康却是有钱也买不来，人生最宝贵的是健康。你瞧，他从学校回来，就像病人刚出院似的，身上没有肉，瘦成那个样……但仍然很淘气，还是不停地跑啊，跳啊！

“是啊，”父亲说，“念书这事可不讲情面，谁都得乖乖地受这份罪。”

温情的父母都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把孩子留在家里。除了节日外，别的借口也有的是：冬天天气太冷，夏天天气太热，都不适合孩子上学，有时天要下雨，秋天道路泥泞难走。对安季普卡他们有时也不放心，说他常常醒不醒，醉不醉，眼神粗野，万一出一点事——马车轮子陷进泥坑里，车子翻下什么地方去，那可不得了。

不过，父母亲都竭力想使这些借口在他们自己的眼里，特别是在施托尔茨的眼里显得有更多的合理性，因为施托尔茨不论在当面还是背地里都声称不能容忍这种溺爱。

普罗斯塔科夫和斯科季宁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学则明，不学则暗”的谚语，随着书商们带来的种种书籍，已经传播到大大小小的村镇里了。

老头子们虽然也明白教育的好处，但是他们是从表面理解了这种好处：他们看到，如今大家都到社会上去闯荡，也就是说想捞个一官半职，获得勋章，挣大钱。而要得到这一切，只能通过读书的途径；过去那些书吏、刀笔吏所熟悉的老一套，早已过时，他们的处境很不妙。

如今还有一种不祥的传闻：只有一点文字知识不行了，还必须懂得其他的迄今从未听说过的学问。九品官与八品官之间裂开了一道深渊，要通过它，需要有某种文凭作为桥梁。

因循守旧、贪污腐化的官僚开始销声匿迹了。许多在位的人都被上司以思想危险而革职，有些人还被送上了法庭，最幸运的人也不过在挥手告别新秩序后，能及时隐退到自己购置的安乐窝里去。

老奥勃洛莫夫夫妇对这种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懂得教育的好处，但只限于眼前能看到的好处。至于说“书是人的内在需要”这一点，他们还是远远认识不清的。所以目前他们只想让自己的伊留沙获得一些在人面前显得体面的优势。

他们梦想儿子有朝一日能穿上绣花官服，想象他当上了枢密院的大官，母亲甚至还想象他当上了省长。不过他们还希望，儿子达到这一目的所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地小，能通过各种巧计，偷偷地绕过教育和仕途中的种种礁石和障碍，不费力气就跳过它们，也就是说，稍稍读一点书，不劳心费神，也不损害他那从小养好的福态身子，只需走走规定的形式，就能拿到一张写有伊留沙各科成绩及格的文凭。

这一整套奥勃洛莫夫式的教育体系遭到施托尔茨体系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施托尔茨直接、公开、坚决地攻击对方，对方则用上面所说的其他种种巧计来避开攻击。

斗争怎么也决不出胜负。德国人的顽强性本来也许可以战胜奥勃洛莫夫夫妇的固执和愚顽，可是施托尔茨却在自己方面遇到了困扰，致使双方相持不下。原来，施托尔茨老师的儿子娇纵了小奥勃洛莫夫：课堂上悄悄地给他提示，课下帮他做作业。

伊里亚·伊里奇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家和施托尔茨家的生活情景。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刚刚睡醒，就看见站在他床边的扎哈尔，也就是这个后来成为他的贴身侍仆的鼎鼎有名的扎哈尔·特罗菲梅奇。

扎哈尔就像原来的保姆一样，给他穿袜子，给他穿鞋。伊留沙虽然已经是十四岁的男孩儿了，但还是只知道躺在床上时而伸出这只脚，时而伸出那只脚给扎哈尔，若是稍有不合适，就朝扎哈尔鼻子上踢一脚。

若是扎哈尔心里不满胆敢告状，那么就还要挨大人的一顿揍。

然后扎哈尔给伊里亚·伊里奇梳头，穿上衣，小心谨慎地让少爷把两只手伸进袖筒里，免得过分地碰着他，还告诉他接下来该做什么，比方早晨起来要洗脸等等。

伊里亚·伊里奇想要什么时，只要眨眨眼睛，立马就有三四个仆人走过来去完成他的心愿；他本是一个好动、快活的孩子，如果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或要拿什么东西却够不着，或需要搬什么、跑去做什么等，他都想亲自去捡，亲自去做。可是这时候，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三个姑姨都会异口同声地喊道：

“你这是干吗？上哪儿去呢？瓦西卡、万卡、扎哈尔卡是干什么用的？喂，瓦西卡！万卡！扎哈尔卡！你们没有看见吗？看我收拾你们……”

于是，伊里亚·伊里奇什么也无法自己亲手去做。

后来他发现，这样很舒服，便自己也学会了使唤人：

“喂，瓦西卡！万卡！给我这！给我那！要这个，不要那个，快去！快拿来！”

有时双亲的慈爱的关怀也使他感到厌烦。

不论他从楼梯上跑下来还是在院子里跑一跑，他的身后都会突然响起十几个人的绝望的呼喊声：“哎哟！哎哟！快扶住他，快拉住他！他会跌倒的，他会摔伤的……站住，站住！”

冬天若是他跑到没生火的过道里，或者去开气窗，也会发出同样的喊叫声：“哎哟！上哪儿去？这怎么可以？别跑，别去，别打开门，小心摔倒，小心着凉……”

于是，伊留沙只好郁闷地待在屋里，好像暖房里的一朵珍奇的小花，备受关照，也像一朵在玻璃罩下的花，生长得很慢，没有生气。他的精力无法向外施展，便转而向内，逐渐地发蔫、枯萎了。

有时，他一觉醒来，会觉得精力如此充沛，清新、快乐，会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活动、沸腾，仿佛有一个小鬼钻到了里面，鼓动他时而爬到屋顶上，时而骑着马跑到草场上，或者在围墙上坐一会儿，或者逗弄逗弄村里的小狗，或者突然想在村子里自由地奔跑，然后跑到地里，沿着小路跑进白桦林里去，一步三跳地冲向谷底，或者是跟顽皮孩子们一起玩掷雪球，比试一下自己的力气。

他身体里的小鬼一个劲地催促着他。他坚持着，坚持着，终于坚持不住，于是在一个寒冬里，他连帽子也不戴就跑到院子里去了，然后又出了大门，双手捏着雪球，向一群顽皮孩子那里奔去。

风卷雪像刀一样割着他的脸，严寒撕扯着他的耳朵，嘴里和喉咙里都灌满了寒气，而胸心却充满了欢快。他撒开腿飞跑，尖声怪叫，哈哈大笑。

瞧，顽皮的孩子们也在那儿；他掷了一个雪球——没打中，因为他还不熟练；他刚要捏一个雪球，一个大雪团却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摔倒了；也因为不习惯，所以他感到很痛，不过也很开心，于是他哈哈大笑，眼睛里含着泪水……

家里闹腾起来了，因为小少爷不见了，大家又是喊叫，又是喧闹。扎哈尔卡跑出屋外，接着瓦西卡、米奇卡、万卡也跟着跑了出来，他们都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跑。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条狗。众所周知，狗一看见有人跑，立即就会跟上去的。

人们又喊又嚎，狗也汪汪叫着满村子乱窜乱跑。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群顽皮孩子，并开始对他们实行制裁：抓他们的头发，揪他们的耳朵，打他们的后脑勺，连他们的父亲也受到威吓。

接着小少爷被围了起来，用随手拿来的羊皮袄给他裹上，又把父亲的大衣给他披上，然后用两张毛毯，庄严隆重地把他抬回家去了。

家里人都绝望似的以为看不见他了，以为他完了。而看见他安然无恙地被抬着回来时，父母亲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感谢上帝，接着便给儿子喝薄荷水，喝接骨木水，晚上还要喝马林果茶，并且还要卧床三天。其实只有一种做法对他是有益的，那就是再放他去打雪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