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讨论主题——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及现代人为什么和如何试图逃避自由——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个似乎可能已不存在的概念。然而，讨论这个概念却是想要了解现代社会中之自由，所必需的一个前提。这个概念就是认为，自由是表示人类存在的一个特征，以及人类之发现其为一个独立而个别的生物的程度不一，而自由的意义则视此种发现的程度而改变。
当人类从与自然界同一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发现他是一个与周遭大自然及人们分离的个体时，人类社会史于是开始了。然而，在历史的漫长时间中，这种觉醒一直是隐晦不显的。个人仍继续与大自然及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已部分地发觉，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但是他还依然觉得，他是周遭世界的一部分。这种个人日渐脱离原始关系的“脱颖”过程——我们可称此过程为“个人化”——在宗教改革到目前这数百年当代历史中，已达到其顶峰状态。
在个人的生命史中，我们也发现这种同样的过程。一个婴儿脱离母胎，呱呱坠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生物个体。虽然这种生物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是在功能上，婴孩仍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只要个人尚未完全割断这个把他与外界联接在一起的“脐带”，他便没有自由；但是这些关联给予他安全感，和一种相与感，及一种附着感。笔者欲称此种关联为“原始关系”，因为在个人化过程导致个人完全“脱颖”之前，这种关系便已存在。这些关系是正常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就此意义而言，这种关系是有机体的；这些关系所隐含的意义表示个人没有地位，而且表示给予个人安全及指导个人的生活方向。这些关系把婴孩与母亲，把原始社会的人与其家族及自然，或者把中古时代的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连接在一起。一旦达到了完全个人化的阶段，以及个人解脱这些原始关系时，个人又遭遇到一项新工作，就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有所作为及生根，以及用什么其它方法来寻求安全。这时，自由的意义便不同于在达到此演化阶段前的自由的意义。走笔至此，须作一停顿。笔者认为应就个人与社会的演变，更具体地讨论这些概念，以便澄清这些概念。
这种由胎儿变为一个“人”的突然转变。以及这种切断脐带的行为，就是个人脱离母体而独立的分界。但是，就两个身体的分离这一浅薄意义而言，这种独立才能算是真的独立。就功能的意义而言，婴孩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婴孩仍须由母亲喂养，携带及照顾。慢慢地，婴孩开始知道，母亲及其他目的物是与他本身分离的个体，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是婴孩神经及一般身体的发展，亦就是婴儿抓握目的物及控制目的物的能力。婴儿透过自己的行为，感到外面的世界。教育的过程促进了个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很多挫折与禁令，这时，个人所遇到的不是慈爱的母亲，而是具有不同目的的人，且这些目的常与孩童的希望是冲突的。不仅如此，他所遇到的人通常是存有敌意和危险的人物。（原注：笔者须在此指出，本能的挫折。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会引起敌意。扩张性的挫折，孩童企图表现自己而遭到打击，以及父母所表现出的敌意——简言之，就是压抑的气氛——这些才使得孩童产生一种没有权力的感觉，而敌意便由此种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敌意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但决不是全部，在区分“我”与“你”的过程中是一重要因素。
婴孩生下数个月后，才能辨识其他的人，才能够微笑，过了数年之后，才不会把自己与宇宙混为一谈。（参考tean piaget著：the moral judgementof the child）直到这时为止，孩童显示出一种特殊的自我中心，这种自我中心是只有孩童才有的，它并不排除对他人的喜爱与感到兴趣，因为，他还未曾真正地感觉到“他人”是与自己分离的个体。同样地，在最初这几年中，孩童之依赖权威，也不同于以后之依赖权威。因为在孩童心目中父母——或任何其他权威——还不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个体，他们是孩童的宇宙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还仍旧是孩童的一部分；因此，服从他们与一旦两个人已变得真正分离开时的那种服从，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休斯（rupert hughes美国小说家）在《牙买加的强风》一书中，曾生动地描写出一个十岁小孩，突然发现她是个“人”的经过情形：
“然后，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突然发生在艾蜜丽的身上。她突然地发现她是谁了。这是毫无理由来解释的，为什么早五年，或甚至于五年后，这件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而偏偏就在这个下午，这件事发生了。她正在船头起锚机的后面（她把一个挂钩放在起锚机上，当做门环）的角落里玩住家家的游戏；玩腻了，便漫无目的地走到船尾，一边胡思乱想到蜜蜂和仙女，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闪入脑海，想到：她就是‘她’。她一动不动地停下脚步，开始观察她的身体。她不能看到身体的全部，只能看到她的上身的前面，她的双手——她把双手抬起来，仔细地观察；但是，这已足够使她对她那突然发现是属于她的身体，有一概略的认识。”
“她开始相当嘲弄地大笑。她想：‘哈！真想不到，在所有的人中，你偏偏要长成这个模样！——现在，你不能摆脱这个模样了，但是，这不会很久的：你会由小孩子，变成大人，再变得老态龙钟，然后你就不会玩这个鬼把戏了！’”
“为了想要避免任何人打扰此一最重要的时刻，她开始攀登索梯，想要爬到桅顶上的高架上。每一次，当地挪动一只手臂或一条腿时，都会使她觉得新鲜而惊讶地发现，手臂和腿是那么随心所欲地服从她。当然，记忆告诉她，以前手臂和腿一向是这样做的，但是，以前她从未发觉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坐在高架上，她开始极端小心地检查双手的皮肤。因为这是属于她的。她把上衣脱下一点，露出肩膀来，看看在衣服里，她的确仍然是存在的，然后，又把肩耸起来，触到她的腮帮子。温暖的肩膀接触到她的面颊，给予她一种舒服战栗的快感，就像某位好友的爱抚一样。但是，没有一位精神分析家能告诉她，这种感觉是经由她的面颊，还是经由她的肩膀，传达到她的心房，也不能分别，哪一个是爱抚者和哪一个是被爱抚者。”
“当一旦完全深信这项惊人的事实，即是：如今她是艾蜜丽时（至于她为什么一定要说“现在”，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以前从未曾幻想过，转生为另外一个人。）她开始严肃地揣测这项事实的涵义。”
孩童年岁日增，脱离“原始关系”的程度也越大，于是，便越加渴望自由与独立。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在此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的辩证特质，才能充分地明白这．种渴望自由与独立的因果关系。
这个过程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孩童在身体、情绪与精神方面日益强壮。同时，身体、情绪及精神各方面的功能也日益统一。于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及理性引导的，有组织的构造在日渐地发展着。如果我们把人格的这个有组织而完整的整体，称作“自我”（self），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化的成长过程的一面，就是自我实力（self－sfreaenth）的成长”。个人的条件及社会的环境限制了个人化的成长。而社会环境的限制尤为主要，因为，在这方面，个人之间的差异虽然很大，但是，每一一个社会只能达到某一程度的个人化，一般的人不能超越过这个程度。
个人化的过程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的孤独”。“原始关系”给予安全感，并把个人与外界当做基本的联系。孩童从世界“脱颖”而出，发觉他是孤独的，是一个与他人绝休戚的个体。这种与世界——这个世界与其个人比较起来，是强而有力的，而且常常是具有威胁性和危险的——分离的状态，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子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然而，这些冲动及由此冲动而产生的新的关系，与在成长过程中所切断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如同孩童不能重新投入母胎中的情形一样，在心理上，他也不能倒转个人化的过程。如果想要这样做，就必须采取“服从”的态度，但是，在跟从的过程中，权威与服从此权威的孩童之间的基本矛盾还是未曾消除的。在意识上，这个孩童可能觉得安全与满足，但是，下意识地，他发现，他所付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因此，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
然而，服从并不是避免孤独与焦虑的惟一方法。另外一种方法，也是惟一一种有创造性的，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固着于整个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中，因此，所受的惟一限制，就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些限制。
个人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便是服从与自发的活动，关于这二者的问题，在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讨论；现在，笔者想要讨论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从个人化的过程中，及个人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儿童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而不受原来约束他的那些关系的妨碍。可是在另一方面，儿童也日益地脱离了给他安全与保障的那个世界。个人化的过程虽然是其个人人格日增力量及日渐完整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失去了当初与他人无分彼我的同一性，儿童日渐与他们分离。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与不安。如果儿童能发展内在的力量及生产力，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也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接近他人的情况，因为．内在的力量与生产力是与外界建立此种新的关系的前提。
如果自我的成长能与这种分离及个人化的过程配合发展，那么儿童的发展将会是谐和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当个人化的过程自动地发生时，由于许多个人的及社会的因素，自我的成长受到了妨碍。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差距，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权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导致精神的机构（psychic mecheanjsms），以后，笔者把它称作“逃避的机构”（mechanisms of escape）。
在动植物种类演化史上，人类历史也可说是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一个过程。当人类试图摆脱强制性本能时，便开始脱离人类以前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本能地了解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由遗传的神经构造来决定——我们便可以在动物界方面，观察到一种显明的趋势。就发展的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动物，越能适应大自然，其活动也越受本能及反射行为机构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组织完全是由本能所造成的。在另一方面，发展程度越高的动物，于初生的时候，其行为方式越有伸缩性，同时其结构的调整也越不完全。人类的这种发展达到了其巅峰状态。初生的时候，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不能自立的。人类之适应自然，主要是靠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靠本能的决定。“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类方面，本能若不是一个日益消失的，也是一个日益萎缩的东西。”（l．ber nard：instinct，holt ＆ co，new york，1924，p．509）
当本能之无法固定行为超过某一程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丧失其强迫性的特征时，当遗传的天赋机构不再能固定行为的方式（way to act）时，遂出现“人类”。换句话说，“人类的存在与自由，从开始起便是不可分的。”在这里，笔者所指的自由，不是就“有自由做什么”的积极意义而言，而是就“解脱什么”的消极意义而言，质言之，就是“解脱”本能的约束，也就是说，本能不再决定人的行为。
就上述所讨论的意义而言，自由诚然是意义暧昧的。人类初生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那种本能，可以做出适当的行为；人类依靠父母之期间，较任何动物都长，而他对环境的反应；不及自动调整的本能行为那么迅速和有效。于是，人类没有这种本能的能力，他可能因而要遇到许多危险及恐惧。然而，就是人类的这种不能自立的现象，才使得人类得以发展；“人类生物的弱点，就是人类文化的条件。”
人类从有生命开始，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courses of action）做一抉择。在动物方面，从某一种刺激（例如饥饿）开始，到满足因这种刺激而发生的紧张（这几乎是完全固定的一种行为方式）为止，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反应。在人类方面，这一连串的反应便受到妨碍。这种刺激还是有的，但是满足的方式却是“取舍自由的”，这就是说，他必须在许多行为方式中，做一取舍。人类并非只能从事某一先决的本能行为，而必须在脑海中斟酌许多可能的行为方式；人类开始思想。他对于自然，由纯粹的被动适应，变为主动的适应：他可以有所创作。他发明了工具，藉以支配大自然，他日益地脱离大自然。他开始朦胧地发觉自己——或者可以说，发觉他的团体——与大自然不是同一的。他渐渐地明白，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又要超越自然。他开始发觉，死亡是他的最后命运，虽然他试图以各种幻想，来否认这项事实。
在《圣经》中有一段叙述人类被撵出天堂的神话，这段神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人与自由间的这种基本关系。
这段神话认为人类历史的开始与一项选择行为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它强调的是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因此罪恶而产生的痛苦。在“伊甸园”中，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那里一片安宁和平。也不必工作。在那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也没有思想。男人不得吃智果。他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突破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谐和状态。从代表权威的教会的观点而言，这是本质上的罪恶。然而，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反抗上帝的命令表示使自己从高压强制中解脱出来，表示由无意识的人类史前生活，升华到人的程度、反抗权威的命令——犯了罪——就其积极的人性一面而言，是第一项自由行为，质言之，就是第一项“人”的行为。在《圣经》的这段神话中，就其正面而言，人所犯的罪是吃了智果。作为一项自由的行为而言，这种反抗的行为则是理性的肇始。这段神话还谈到此首次自由行为的其它后果。人与自然之间原有谐和状态破裂了。上帝宣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及自然与人之间的战争。人脱离了自然，由于变成了一个“个人”，而朝着做人的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他已做出了首次的自由行为。这段神话强调这次行为所导致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想脱离自然及其他的人类。使他裸露，使他觉得羞耻。他是孤独而自由的，但也是无权力和恐惧的。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是一个天罚；他脱离天堂的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
“解脱”与积极的自由，亦即“自由而为”是不一样的。人之脱离自然乃是一项漫长而延续的过程；大体而言，他多少仍与他已脱离的世界维持关联；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居住的土地，以及那日、月、星辰。还有那树木与花草，动物与人群，都和他有着关系。原始的宗教证明人之与自然为一体的想法。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是他的人性世界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这种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类的充分发展人性；这些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类理性与批评能力的发展，这些原始关系使人们只有透过家族，社会或宗教的社会的媒介，才能发现自己和他人，而不能以人的身份，来发觉自己和他人。换言之，这些原始的关系妨碍了人的发展，使他不能像一个自由、自决而有生产性的个人般的发展。但是，这不过是就一方面而言，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与自然、家族、宗教的同一性，使个人有安全感。他属于而且根深蒂固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中，在这个整体中，他拥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饥饿或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与怀疑。
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类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
如果人类发展的过程是谐和的，如果这个过程是按着某一计划而进行的，那么此种发展的双方面——日益增长力量及日益个人化——就会完全地平衡。但是，事实上，人类史就是冲突与奋斗的历史。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个可能的，有生产性的办法，可以解决已个人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那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爱和工作——藉着这种办法，而不是藉着原始的关系，以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身分，再度把他与世界连接起来。
然而，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就变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
自中古时代结束以来的欧、美历史，就是个人“脱颖而出”的历史。这个过程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了现在，似乎已达到巅峰状态。足足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人们才拆毁中古世界，挣脱了最明显的种种约束。但是，虽然在许多方面，个人已成长了，神智与情绪方面都有所发展了，而且在文化方面获致空前的成就，但是“解脱”与“自由而为”之间的差距也增长了。在欧洲，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新的束缚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
笔者打算从分析中古时代及近代初期的欧洲文化，来开始研究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在这段时期，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剧变，同时，人的人格构造也随着发生同样的剧变。接着，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发展出来，这种概念在新的宗教理论中，予以表达出来。现代文化的基础建在此一时期，是故，如欲了解现代社会的自由，必须从此时期开始，因为此一现代人形成阶段，较以后任何时期更明显地使我们可以认清自由的暧昧意义；即是：一方面人日渐地脱离外在权威而独立，而在另一方面，个人则日益感到孤立，结果，感到个人无足轻重与无权力。研究人格构造新因素的起源，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些新因素的了解，因为从根本上来分析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基本特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特点，与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经济制度及一种人格，加以对照比较。这种对照比较可使我们更为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许多特点，以及此一现代社会制度如何塑造生活于此制度中的人们的个性构造，和更进一步了解由于此种人格改变而产生的新精神。
在下一章中，读者可以发现，经过详细地分析过后，宗教改革时期，和现在有很多类似之处。事实上，尽管这两个时期有许多明显的差异，但是，在自由的暧昧意义方面，自十六世纪以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宗教革命时期，更类似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民主制度的人类自由与自治的观念，都是产生于宗教改革的时期，然而，人们虽然强调这一点——尤其是在非天主教国家——但是，却忽略了另一面，就是：对人性的邪恶，个人之不重要与无权力的强调，以及对个人想要服从外在权威的强调。个人无价值的观念，个人之在根本上不能自立，以及个人之需要服从外在权威，这一切也是希特勒理论的主题，可是，希特勒理论的主题却不强调自由与道德的原则，而自由与道德的原则却是新教的产物。
这种理论上的相似并不是惟一的相似，使得对十五、十六世纪的研究，可以做为了解当前时代的一个特别有结果的起点。在社会情形方面，这两个时期也有基本相似之处，笔者将会试着证明，此种相似和理论上的及心理上的相似是有关联的。目前，有极多的人在其传统生活方式上，遭到经济与社会组织革命性改变的威胁；尤其是中产阶级遭到独占权力，资本优越力量的威胁，而且此种威胁增强了个人孤独与无关重要的感觉，对受威胁的人的精神与理性，具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