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前七七○年——前四○三年春秋
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
第一节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
西周时期，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诸夏各侯国间攻战兼并。原来比宗周落后得多的各诸侯国，因长期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兴盛起来。宗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王室衰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后来侯国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并列、公室独尊的局面。在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度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一般说来，西周社会是比较安静的，东周则进入动荡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但也推动了社会向前进步。
西周以来，宗族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以封建剥削为其内容，以氏族组织为其外壳，宗子则是宗族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卿大夫受封土作为自己的采邑，在采邑内可以收族聚党。受封人的嫡长子世世相传为宗子，其余子孙以及异姓的姻亲称为族党。他们多数耕种宗子的土地，身体被束缚不能自由迁徙，精神上也被尊祖敬宗的信条所束缚，惟恐自己失去了宗族的庇护。宗子统率宗男，宗妇统率宗女。宗子宗妇受一族人的尊敬。族中如有贵或富的人，不敢显出贵富的样子走进宗子的家里。族人得衣裘车马等贵重器物，要选择好器物献给宗子，次等器物归自己服用。族中富人祭祖先，必须备两副祭品，好的一副献给宗子。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名义上说是“异居而同财”（《仪礼·丧服》），实际是宗子同享贵富族人的财物。贫贱族党耕种宗子的土地，算是宗子和他们同财，实际是宗子剥夺他们劳动生产品的大部分。
宗族有土地、刑法（杀人权）、军队（私卒、私属）、臣属（士）、农民（耕田的族党）、农奴（非族党的农夫）、隶农（耕田奴隶）和奴隶（包括手工业商业及家内役使的奴隶）。替宗子管理宗事的人叫做“宰”或“宗老”。又有管祭祀的祝、史，管军事的司马，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商业的贾正。宗族实际是一个小国家，所谓氏，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号，宗子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君，他在这个小国里强有力地统治着全宗族。
宗族土地大小不定，齐卿管仲曾夺伯氏三百邑，又齐子仲姜宝镈铭文记齐侯赏给一个大夫二百九十九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谓“唯卿备百邑”，大概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制度。侯国内宗族对诸侯要缴纳贡赋，并服各种徭役。有时被诸侯惩罚，加倍出赋，有时被逐甚至被灭族。诸侯权力足以控制各宗族的时候，割裂土地封给有宠或有功的卿大夫，“公食贡”，并不感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当宗族变成强大，诸侯失去或削弱了控制力的时候，宗族兼并便盛行起来。强宗夺得土地，设地方官（县大夫或邑宰）管理民事，并不分封子弟，停止了新宗族的再发生（宗族中“侧室”“贰宗”为数至少）。亡了宗的族党，失去宗子的庇护，同时也免于宗子的同财，在对地方官有义务缴纳贡赋的条件下，一个家庭自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家长有权力处理自家的财产，有兴趣增加自家的财产，这就形成了一种以家长为主体的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代替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一个家庭占地多便成地主，占地少或种别人田地便成农民。不论地主或农民，都需要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族制度来。家族制度的内容是子弟服从父兄（儒家所谓孝悌），妇女服从男子（《仪礼·丧服篇》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和媳妇不得有私财私物，不敢私自借用别家的财物，也不敢私自送财物给别人，一切听家长支配。父母死后，兄弟可以异居异财，每个男子都有可能作家长，参加社会活动，建立在宗族制度上的旧国家因之也就逐渐变为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新国家。
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动荡中，各阶级、阶层都起了变化。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受这个阶级的支配，由此产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西周领主统治与秦汉地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
一统治阶级
王国贵族平王东迁，七个异姓小宗族从王，供给祭品，平王很感谢，保证他们世世有职位。西周周、召、毕、毛等大宗族，东周都不大显赫，想见西周灭亡时，大宗族几乎全部没落。东周王室衰微，天子丧失威权，王国内新立的宗族，势力远不及西周，天子与王国贵族地位的降低，对整个宗族制度说来，是很大的削弱。
诸侯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篇》），这就是周天子和王国大贵族组成的第一等宗族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东周前半期，齐晋两国先后霸诸夏，秦霸西戎，楚霸诸蛮，霸主在他的势力圈内有最大威权。其他诸侯在本国也有大权力。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这就是诸侯和本国卿大夫组成的第二等宗族在政治上代替了周天子为首的第一等宗族。
卿大夫东周后半期诸夏各国“政逮于大夫”，政“自大夫出”（同上），诸侯的土地民人逐渐被少数强宗夺去。公室同东周王室一样，只保存尊贵的名分。强宗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士。这种在卿大夫家里任职的士也叫做家臣，家臣对家主效忠，不知道有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家臣也，不敢知国”，就是卿大夫和士组成第三等宗族，夺取第二等宗族的权利。
士东周战争以车战为主，晋楚等大国兵车多至四五千乘，中等国也在千乘上下。每车甲士三人，一国有甲士数千人以至万数千人，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就是这些车战的甲士。其中有些偏重在文事方面，他们的主要职务是做侯国小官吏和采邑官吏。又一种是食客，投靠强宗，替主人奔走，谋取衣食。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士生活主要是依靠“食田”。“食田”就是食若干田的租税。例如鲁国大夫施氏宗族的宰，有“百室之邑”（一百田）作食邑。士所食的田邑，去职时要交还主人，不能当作私产。齐君曾把石窌（音叫jiào在山东长清县）地方的田赏给一个女子，又曾把五家赏给一个立军功的人，这些被赏的田和被赏的五家所出租税，成为受赏者的私产。东周后半期，战争愈益激烈，为奖励军功，士得受赏田。例如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大战，悬赏：“克敌者⋯⋯士田十万”（十万当是十田之误，十万亩合千田，赏似乎过重）。田既赏给立功的士，自然成为士的私产，既是私产，也就可以自由买卖。军功愈多，受赏田的士也愈多。食田变为赏田，这样，拥有小块田产的新兴地主大量出现了。他们是强宗的有力支持者，因之某些强宗如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变为代表领主也多少代表一些新兴地主利益的国家。
大商人西周时期王国商业比诸侯国发达。到东周，诸侯国里出现了大小都邑，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卫文公兴复卫国，齐桓公晋文公经营霸业，都重视通商。齐自太公开国以来，一向是东方大商业国，桓公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奖励商人通行各国间，探知政情。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交结诸侯卿大夫，可见大商人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特别是地处南北交通中枢的郑国，国君和商人订盟约：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商人参加政治活动也更为显著。例如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师，秦兵不敢袭郑。晋国贵族荀罃（音英ying）被楚俘获，郑商人想藏他在货车里逃出楚境。东周愈到后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经商，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买贱卖贵，都成巨富，各国闻名。土地自由买卖，给商人以兼并土地的便利，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二被统治阶级
庶民
宗族制度的土地，由嫡长子世袭。旁系子孙，五世亲尽，从贵族下降为庶民。他们大抵受过六艺教育，有些上升为士或作在官的庶人，但大部分只能耕种宗子的田地当农民。还有一种是丧失宗族的人，例如齐国援助晋国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被赵鞅战败后，族人逃到齐国去务农。这一类庶民保有自由民身分，很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智能，役使贫弱，占有耕地，在土地制度变革时，有些人成为新兴的地主。因为从贵族下降的庶民数量很大，所以庶民也称为百姓，百姓失去了贵族的意义。
低级庶民这种庶民是农奴身分，不得仕进上升为士。《左传》所记卿大夫受若干邑，或受若干田，田邑都附有耕种的人，所谓“土著”、“地著”，就是附著在田地上的农奴。还有一些人，或在田野当仆赁（如鲁襄公二十五年申鲜虞“仆赁于野”），或投靠强宗当隐民（如鲁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养隐民，攻走鲁君），仆赁是雇佣，隐民是游民，这两种人的存在，想见庶民和低级庶民正在失去自己的耕地。
工商
各国都邑里有大小市场，市上贩卖的货物，有珠玉象牙等贵重物，也有普通用品，如酒脯冠履以及受刖刑人用的踊。这种普通用品，很多是小手工业者自己制造，自己设肆（摊）出卖，《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篇》所说“工肆之人”，正是这一类人。他们制造物品时是工，陈列制成物品出卖时是商，通称为工商、百工或工肆之人。工商地位和低级庶民一样，不得仕进上升为士。这种民间百工和小商贾以及贵族所占有的工业商业奴隶，大都居住在都邑中。他们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往往起来反抗暴政杀逐国君。属于低级贵族的百工之长也有因丧失官职而叛逃的。如前五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失职的百工叛变，悼王“盟百工于平宫”（平王庙），要求他们不要叛逃。衰国与亡国的百工丧职后变为民间百工，战国时民间大手工业者，当是出于这一类人。
奴隶
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奴隶，因为奴隶是手工业商业方面的剥削对象。西周以来，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被看作国家或宗族所公有的人，从他们身上榨取得来的赋税力役，主要用在国家或宗族的军备、丧祭、贡献、建筑等公事上。奴隶被看作“私人”，同牲畜一样，为主人所私有。奴隶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奴隶如小臣、仆侍、妾婢、阍（音昏hun）人、寺人（阉宦）等专供贵族家内各种役使，完全不从事生产。第二类奴隶用在手工业生产，生产品供贵族享用。一个国家有管百工的大官称为工正、工师或工尹，一个宗族里也有工正。工正管理多种手工业，最重要的是车工、金工。车工制造战车与贵族所用的车舆，金工制造兵器与礼器乐器，这些手工业不仅是因为需要专门的技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贵族独占武器制造，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关贵族生活的饮食衣服及用具，也必需有专门技术的工作者，才能制造出合式的器物。这一类手工业奴隶虽然从事生产，但生产品的原料和资财是贵族从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剥削得来的，生产出战争器械以及生活用具，是供给贵族使用的。还有第三类奴隶在贵族专利的山、海、林、薮、川、泽、田地、园圃里从事樵采、矿冶、畜牧、煮盐、捕鱼、耕种等劳动，生产品全部为贵族所有，通过贾正管理下的商业奴隶，变卖出去，获得财物，供给贵族的消费。工商业奴隶的存在，阻碍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贵族却有利，所以贵族都需要奴隶，人数愈多，贵族愈富。奴隶来源主要是俘虏，例如晋国大夫荀林父伐赤狄有功，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又战争获胜后诸侯对天子，小国对大国，同盟国间有献俘典礼，贵族分享战胜的利益。又弱国向强国求和，有时也用奴隶作礼物，例如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鲁国献给楚国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东周战争频繁，战败国兵士和民人被俘作奴隶，再加上罪人和被掠卖及穷困卖身的奴隶，可以想见东周奴隶数量是巨大的。
东周时期，由于铁器在农业上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由于兼并战争的推动，既破坏了宗族制度，又扩大了华夏文化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兼并战争的推动，促使东周社会发生大变化，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度发生大变化，私家占有土地的地主与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出现了。西周以来的宗子（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农奴两个阶级逐渐衰落，新起的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逐渐成长，东周后半期正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第二节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
平王迁都洛邑，还有土地方约六百里。后来有的赐给立功诸侯，如赐郑国虎牢（河南荥阳县西北）以东，赐晋文公温（河南温县）、原（河南济源县）等十二邑；有的被侵夺，如郑灭东虢（音国guó河南郑州西北），晋灭北虢（河南陕县），楚灭申（河南南阳县）、吕（南阳县西）；有的被戎族占据，如扬拒、泉皋、伊雒（音洛luò）之戎，杂居周国境内，伊川（河南嵩县）有陆浑之戎；有的封给王族与公卿大夫作采邑，如襄王封子带于甘，周、召、毛、毕等旧宗族各有新采邑。天子自有的土田和民人，实在存余无几。
诸侯定期朝聘贡献，是王室的重要收入，东周王室却失去了这个重要收入。按照鲁史《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
东周天子地小贡少，非常贫弱，但名义上仍保持“天下宗主”的地位，为华夏各国所尊崇。齐晋两霸国纠合诸侯，阻遏蛮族大国楚的北进，都是号召尊王、勤王，才得到诸侯的信从。东周天子在政治上还有一些作用，所以孔子修《春秋》，想尊奉周天子一统诸夏，在东方复兴周道。
东周王国与宋、鲁是当时三个文化中心，王国文化对诸侯更有大影响。因为王室衰微，不能养活众官，有专门知识与技术的王官百工，陆续分散到诸侯国，有些人做官，有些人做师，扩大了文化的传播。前五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在这三个中心地区，鲁国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战国时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
东周王室衰弱，无力禁止诸侯间的兼并。更由于经济的发展，诸侯对别国土地人民的占有欲也更加强烈，这就发生频繁的兼并战争。战争的结果，先后出现楚、齐、秦、晋、吴、越六个大国。
一楚国
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商高宗武丁曾出兵深入荆楚境，捕获大批俘虏。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武王伐纣，有髳（苗）人参加周军作战。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湖北秭归县）。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髳人酋长。到熊绎才受周天子的封爵。西周时期，熊绎子孙不断扩大土地，立国号为楚。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七○四年（鲁桓公八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音影ying湖北江陵县），有地千里。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楚国君臣自称是蛮夷，专力攻伐华夏诸侯，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为楚国好战，又经常获得胜利，国境扩大了，居住在国境内的长江流域蛮人、淮河流域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侯国人，经长时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原来局限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通过楚国伸展到吴、越两蛮族国。长江流域的初步开发，楚国曾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齐国
吕尚是炎帝族四岳的后裔。周文王尊吕尚为师，共谋灭商兴周。吕尚的女儿邑姜是武王正妻，生成王和晋国始封者唐叔虞。成王封吕尚为齐侯，赐给他一种特权，得征伐有罪诸侯。西周厉王时，齐献公迁都临（山东临淄县）。齐在春秋时期吞并十国，荀子说齐桓公（前六八五年——前六四三年）并国三十五，韩非子说桓公并国三十。齐原是东方大国，经桓公大吞并，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桓公依靠大政治家管仲，整顿国政，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士“食田”，战时农夫当兵，士当甲士和小军官。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伍有轨长；五十人为小戎，小戎有里有司；二百人为卒，卒有连长；二千人为旅，旅有乡良人；五旅一万人为一军。一国有三军，齐君自率一军，上卿国子高子各率一军。据《齐风·甫田篇》所说，齐襄公（前六九七年——前六八六年）时还保存公田制的形式，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齐国有山有海，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又铸钱调剂物价贵贱，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前六七九年（齐桓公七年），齐开始称霸。当时楚国也正强盛，连年出兵攻郑。前六五六年（鲁僖公四年）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大军伐楚，进到召陵（河南郾城县）。楚成王使大夫屈完来军前讲和。桓公许和退兵。这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抗楚，虽然不能算是取得了胜利，楚国却暂时不敢北进。
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齐国的霸业，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管仲、桓公死后，齐国内乱，楚国势力又北进。
前五六七年（鲁襄公六年）齐灭莱（山东黄县东南有莱子城）。莱是东夷族大国，莱亡国后，齐地扩大一倍以上，成为真正的海国，鱼盐之利更盛。
三秦国
秦本是西方小国，与戎族战斗，逐渐强大起来。平王东迁，封秦君襄公为诸侯。前七五三年，秦文公开始设史官纪事。前七四六年，采用西戎野蛮法律，开始有灭三族法（父族、母族、妻族，一说父母、兄弟、妻子）。前六七八年，秦武公死，开始用人“从死”（殉葬）。前六七七年，秦德公建都雍（陕西凤翔县），用三百牢（牛、羊、豕各一为一牢）祭天求福。秦穆公（前六五九年——前六二一年）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用谋臣由余，灭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西周覆灭后，西周故地，戎狄杂居，商汤后裔建立亳国，自称亳王，西周文化为戎狄俗与商文化所摧毁。秦采用这些落后制度（包括君位兄终弟继制）与文化，虽然已成西方大国，却被华夏诸侯看作戎狄国，不让它参与盟会。但秦国在西方驱逐戎狄，用武力恢复宗周旧地，保卫华夏的西翼，使齐晋两霸国，得专力对楚，这个作用也是必须重视的。羌人（西戎的一族）爰剑，秦厉公时（前四七六年——前四四三年）被俘为奴隶，学得农业知识，后来逃回羌地，教人耕种、牧畜，诸羌敬服，推为大酋。原来射猎为生的羌族，从此渐成西方强族。秦文化对更落后的戎人，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晋国
晋国原是戎狄游牧地区，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就是说，按照戎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不象鲁卫农业地区按周法分配耕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期，晋献公（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一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兼并，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县）、魏（山西芮城县）、虞（山西平陆县）、虢（河南陕县）等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并且国土跨到黄河南岸，形成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献公消灭国内同姓宗族，连自己的儿子夷吾（惠公）、重耳（文公）也放逐出国。所用卿大夫多是异姓人。献公这一措施，加强了公室的权力，因此形成一个政权比较集中的强国。
前六三六年（鲁僖公二十四年），放逐在外十九年、周游列国、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晋文公（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回国即位，随从他的文武功臣都得到重用，君臣一心，整顿国政。前六三二年，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与楚、陈、蔡三国联军在卫地城濮（河南濮阳县东）大战，击败楚军，晋国从此成为华夏霸主。直到前五四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国常能维持霸业，与楚三次大战，晋战胜两次（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战，前五五七年湛阪之战），战败一次（前五九七年邲之战）。
前五四六年，晋楚在宋都商丘开和会，平分霸权，晋处劣势。前四八二年（鲁哀公十三年），晋吴在黄池（河南封丘县）会上争霸，晋也并不处优势。此后晋国事实上分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国，所谓纠合诸侯、尊王攘夷的霸业实际上不再存在了。
晋国境内戎狄国先后被消灭，凡灭同姓异姓国二十余，与楚同为东周时期最大的国家。齐常助晋，秦常助楚，因此晋楚势力仍大致相等。为要借与国兵力，攻击对方，晋助吴攻楚，楚助越攻吴。吴越两国的兴起，增加了争霸战争，但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灌溉面，从黄河流域直达长江下游地区。
五吴国、越国
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逃奔到梅里（江苏无锡县东南），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相继做蛮人君长，国号吴。吴本是楚的属国，吴君寿梦时，吴渐强大。楚国大夫巫臣亡命到晋国，献联吴攻楚的计谋。前五八四年（鲁成公七年）晋使巫臣带着一队战车到吴国，教吴人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军学会车战，从淮南江北的陆地上，攻击楚国的侧面。吴楚连年打仗，甚至一年打七次仗，楚军疲于奔命。
吴和晋国交通后，文化也迅速提高，寿梦第四子季札，前五四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历聘鲁、齐、郑、卫、晋等国，表现出高度的华夏文化。季札的儿子在路上死了，孔子带着弟子们去看他行葬礼，说，季札真是懂礼的人呵！
寿梦死后，长子诸樊迁都吴（江苏吴县），数传至阖闾（音合庐hélú），用楚亡臣伍子胥为谋主，大军事家齐人孙武为将军，前五?六年（鲁定公四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楚军大溃。吴军攻破楚建都约二百年的郢，楚国民人和文物财宝大量被吴军俘获。这是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对楚国是空前未有的创伤，但由周入楚的华夏文化，却因这次战争更多更快地传播到长江下游，加速吴国的华夏化。
越都会稽（浙江绍兴县），断发文身，文化比吴更落后。楚灵王时（前五四○年——前五二九年），越还是楚的属国。吴得晋助，成为楚国的劲敌。后来楚采同样的方法，让文种和范蠡二人来越国。文种是楚国的宛（河南南阳县）令，范蠡是文种的密友，二人都是楚国著名才士，到越国自然是为的助越攻吴。越君允常得楚助，开始称王，与吴王阖闾作战，结成仇怨，互攻不休。允常死，子勾践立。阖闾起兵攻越，被越军战败，阖闾受伤病死。阖闾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夫差攻越大胜，许越为属国。
吴夫差战胜后，一心要北进争霸，前四八六年（鲁哀公九年）夫差准备攻齐，筑邗城（江苏江都县，《太平寰宇记》称为邗沟城）。邗城下掘深沟，通过射阳湖（江苏宝应县东）至末口（江苏淮安县）入淮，贯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前四八五年，吴将军徐承率水师自海上攻齐。前四八四年，大败齐军于艾陵（山东泰安县）。前四八二年，夫差为北上争霸业，掘深沟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都（邗城）乘舟出发，一路可以入海北上，一路可以逾长江入淮河，又逾淮达泗沂济三水。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
前四八二年，夫差率大军到黄池会诸侯，与晋国争做盟主，不料越军攻入吴都，越水师自海道入淮，绝吴军归路。夫差恐惧，让晋为盟主，匆忙回国向越求和。前四七三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
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北进至徐（山东滕县），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勾践知道楚国是不会让越国强盛的，范蠡也知道勾践是不会信任楚人的。范蠡自徐回到越国，就带着财宝珠玉乘舟浮海逃往齐国做大商人。文种自以为有功，不肯逃走，被勾践杀死。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篇》），可见越在东周末年仍是强国。战国时，越国衰弱，楚威王大败越兵，夺取浙江以西土地。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使大将王翦平定江南，越君降秦。秦以越地为会稽郡。
长期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痛苦，但东周社会却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小国合并成少数大国；很多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宗族制度基本上遭受破坏；公田制变为税亩制；士和庶民两个阶层里产生出新的地主，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农（低级庶民）与工肆（工商）之人”（《尚贤篇》），以墨子为代表，也要求参与政治。这些变化进一步就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纷争，再进一步就成为秦汉两朝的封建统一。
第三节公室卑弱与大夫兼并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王国以外，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中吞并小国最多的晋、楚、齐、秦以及后起的吴越是一等国。吞并较少的鲁（吞并九国）、宋（吞并六国）、郑（都新郑，河南新郑县）、卫（都帝丘，河南濮阳县）是二等国。陈、蔡（都新蔡，河南新蔡县）、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县）是三等国。二三等国有权参与霸主召集的大盟会，与大国通称为列国。其余小国只能做列国的私属，给宗主国服役，不得参与大盟会。还有一种附庸国，地位更卑微。这些大小国相互间的关系，除了“强陵弱，众暴寡”，别的关系是很少的。大国对小国，不是攻伐，便是迫令献纳贡赋和贿赂，还得表示出曲尽恭顺的礼貌。小国对最小国，同样是攻伐与勒索贡赋贿赂，只要有侵夺的机会，决不放过。例如邾（山东邹县东南）、鲁两国境界交错，邾人在翼（山东费县西南）筑城，回来经过鲁地武城（费县西南），猛不防鲁兵堵塞前后，邾人被捉当俘虏。最小国也互相侵夺，例如邾国（山东临沂县北旧开阳城）国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袭入邾国，俘获鄅君的妻女。鄅君说“我无家可归了”，跑到邾国要和妻女同当俘虏。邾君留下他的女儿，把鄅夫人送还鄅君。被侵夺的国家，有的灭亡，有的受损，受损多了还是灭亡。所有国家都在互吞，大国吞大国，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最小国，到东周末年，只剩下晋、楚、齐，秦、越五大国和鲁、宋、郑、卫等几个待亡的小国。东周诸侯兼并，原始的小国割据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少数大国割据。
诸侯国内有大夫采邑（宗族），一个采邑实际是一个小国。因为诸侯兼并，某些侯国土地扩大了，国内某些采邑也跟着扩大起来。大采邑间由开始兼并到盛行兼并，与诸候兼并走着同样的道路，不过两种兼并的作用却显有不同。诸侯兼并破坏了被灭国的宗族，加强了本国内的宗族；采邑兼并则是破坏了国内失败的宗族，同时胜利的宗族本身也发生变化。马克思说“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诸侯和大夫为了战争，对人民得让些步。人民跟着统治者打击对方统治者，客观上起着削弱整个领主统治的作用。家族代宗族而兴起，主要是战争的结果。
食采邑的贵族有两类。一类是国君的儿子，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非嫡子）以贵（依母的贵贱，所谓子以母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规定，一人得继承君位，其余食采邑做大夫，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崔、庆等是。一类是有功的异姓人，也得食采邑做大夫，如晋国六卿中范氏、赵氏，齐国陈氏等是。大夫的采邑与名位都是子孙世世继承不绝，国君在这些世袭贵族中选出一人或数人做卿，助国君掌管国政。到后来，华夏诸侯国如晋、齐、鲁、宋、郑、卫等国，卿也成为子孙世袭，国政被几家世卿把持，某些宗族变成强宗，采邑变成强国。
大夫有宠或有功或有权力，可以获得国君的赏田、赏人，也可以向国君请赏，也可以瓜分其他宗族的土田，甚至可以瓜分公室。例如齐君赏一个大夫，一次县三百、徒（农奴身分的人）四千，又一次赏仆三百五十家。宋国向戍因功请赏，宋君赏他六十邑。齐国陈鲍二族攻破国高二族，分取国高的财产。大采邑地广人多，一般拥有兵车一百乘，称为百乘之家，更大的采邑，尤其富强，如晋国郤克，曾要求率私属伐齐报私怨，郤至“其富半公室，其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三五页。家半三军”（《国语·晋语》）。鲁国在前五六二年（襄公十一年），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三分公室，作三军各得一军，到前五三七年（昭公五年），三家又四分公室，季孙得二，孟孙叔孙各得一，季孙私属甲士多至七千人。
东周前期，诸侯武力兼并，对人民让些步，好使人民听从命令，出力作战（从大量的记载来看，是对农民让步，不是对奴隶，因为服兵役的是农民）。如楚国起兵侵卫，先给人民减户税，免旧欠，赦罪人，救济穷乏人和鳏寡人等好处。晋悼公兴霸业，先给人民免旧欠，救灾难，轻赋敛，赦罪人等好处。东周后期，大夫要加增兼并的实力，更得多让些步，与淫侈残暴的国君争民。例如齐国人民一年劳动收入的三分之二被齐君夺去，仅仅留下一分作衣食费，人民动不动受割脚的酷刑，市上踊价比履价高。大夫陈氏正和齐君相反，借给穷民食粮用大斗，收回时用小斗。陈氏山海所产树木鱼盐蜃蛤到市上出卖，价格同产地一样。齐国人民痛恨国君，象流水般归附陈氏。晋国人民也是恨国君如寇仇，逃避到政治较好的采邑里。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政治比较好一些，所以成为大夫兼并的最后胜利者。
前五四六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东周时期划分为前后两期的一年。这一年，向来争夺霸权的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息）兵大会。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兼并，其次是大夫兼并；大会以后，形势变为主要是大夫兼并，其次是诸侯兼并。这就是说，弭兵大会是东周时期诸侯兼并转变为大夫兼并的关键。
宋大夫向戍同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都有交谊，想说合两国，息兵停战。晋国六家世卿（赵、范、知、中行、韩、魏）相互间争夺剧烈，楚因受吴国威胁，不敢冒险北进，都愿意暂时停战。其余小国内大夫也在进行兼并，希望减少对外战争。因此向戍一倡导，就得到晋楚等国的赞同。前五四六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许、曹十国大夫在宋都商丘大会，约定晋楚两国同作霸主。此后楚可以专力对吴，晋可以专心内争。吃亏的是小国，要备两份贡品向两霸主朝贡，负担更加严重。但也因为南北朝贡往来，华夏文化对楚发生更大的影响，楚逐渐被看作华夏列国中的一国，华夏范围扩大到楚吴边境上。
弭兵大会以后，战争相当减少，大小各国尤其是晋齐国内的强宗，展开了尖锐的兼并斗争。
晋灭大夫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羊舌氏田为三县。又灭荀氏范氏，又灭知氏，晋国政权归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到战国时成立赵韩魏三国。
齐大夫陈氏鲍氏攻灭国氏高氏，陈氏又攻灭鲍氏晏氏，齐国政权全归陈氏。到战国时陈氏灭姜姓的齐，建立田姓（田陈二字通用）的齐国。第四节弱国对强国、人民对国家的负担
据鲁史《春秋》的记载，——仅仅记在鲁史的——二百四十二年里面，列国间军事行动，凡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会凡四百五十次。总计九百三十三次。
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一般说来，都是大国对小国进行剥削掠夺。小国怕大国无厌的诛求，更怕残暴的讨伐。
朝聘必需的贡品，是麋鹿皮、虎豹皮、丝织物、马和玉，并附献珍异货物。照《仪礼》所载觐礼、聘礼看来，贡献物品还有相当限度，可是事实却不尽然。
当初晋文公创霸，教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开会，歃（音霎shà）血盟誓。到后来霸主娶妾或妾死，也要诸侯去吊贺。总之，霸国用各种名义，向列国榨取贡献罢了。贡献一次，要用一百辆货车，一千人护送。到了霸国，住在破烂的客馆里，大概要例外送些贿赂，才肯收受礼物。小国对非霸主的邻近大国，也同样纳贡求得和好。
贡献如果不合受贡国的要求，将会遭受可怕的讨伐。受伐的国家，井被填塞，树被砍断，禾麦被收割，车马被掠夺，人民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脱的都当俘虏。男子做各种奴隶，女子年青的做婢妾，一般的做舂米酿酒的工奴。晋楚城濮战后，晋文公献给周天子楚俘兵车一百乘（每乘马四匹），步兵一千人。郑宋大棘（河南柘城西北）之战，宋国战败，郑获兵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一百人。晋灭赤狄潞氏，晋君赏大夫荀林父狄臣一千家。齐吴艾陵之战，齐兵大败，吴送鲁国齐俘兵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人。战败国人民被俘当奴隶，国家损失的车马器械当然还是要人民来补充。
被敌人围城的时候，痛苦更不可想象。据《墨子》所载守城法，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地方，每五百步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小兵全用矛。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一切可用的物品，都借给公家使用。围城里面，人民每天规定吃二升米粮凡二十天，吃三升凡三十天，吃四升凡四十天。春秋时期的量，大约五升等于现在的一升。这样，九十天每人共食米二石九斗。平均每天吃三升多，合现在大半升。既要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有时甚至穷困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左传》宣公十五年）。人民怕在战败被俘后充当奴隶，只好忍受这样的痛苦来守城。
人民被国君强迫，不得不服极重的兵役。春秋时期一般是用车战。据《司马法》的说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甲士是穿戴盔甲的，三人立车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中立的驭马。这三人通称甲首。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步行。步兵十五人在车后，另有步兵五人保护辎重车。兵车一乘，共有三十人（兵器盔甲车马都由国君储藏，战时发给兵士）。辎重车有火夫十人，看守五人，马夫五人，打柴挑水五人，共二十五人，都是不能作战的老弱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用牛驾车）。卫国被狄攻破，剩下人民共五千人，有兵车三十乘。约略计算，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其他国家，大概相同。人民平时受经济剥削，战时受生命危险。宋殇公十年十一战，所以民不堪命；晋绛县人七十三岁，还得老远往杞国筑城。人民只有死了，才算得到休息。
国君和卿大夫的家里人，绝对不事生产。孔子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妾织蒲”算作不仁之一。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织布，文伯怕招季康子的怨恨。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切人，都是吃人民穿人民，不生产一点东西的，因此，当时有“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话，就是说人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五节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
《尚书·梓材篇》、《诗·大雅·荡篇》称商王国为中国。因为商王国在当时各小国中，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心国。《诗·大雅·民劳篇》称宗周和遵守周礼的诸侯国为中国。东周时期北方诸侯自称中国，称楚吴越等南方国为蛮夷，楚吴越称北方国为中国或上国。秦占有宗周旧地，却被中国诸侯看作戎狄。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郑大夫子西名夏，是夏有西义。夏又含有雅、正、大等义。宗周诗篇称雅诗，《秦风》诗篇称夏声，夏声即雅诗，就是用西方人的声音歌唱的诗篇。东方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
周朝崇尚赤色，大祭祀用騂牛（赤色牛）。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孔子弟子公西华名赤，是华含有赤义。凡遵守周礼尚赤的人和族，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
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区分很明显，不过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称为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被称为诸戎。吴与骊戎都是周天子的同姓，吴被称为蛮，骊戎被称为诸戎。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
春秋时期列国人口不可确知，按兵役推测，当是五人中出一个服兵役。卫文公有民五千人，得兵车三十乘，以此为例，一般千乘之国，人口当在二十万左右，晋国兵车四千乘，当有八十万左右的人口。墨子生在东周末年，说齐晋楚越等大国兼并众小国，各有人口数百万。即使如此，按土地面积说来，人口还是极稀少的。较早的春秋时期，据《左传》所记载，东周王畿内有戎族小国，卫都城上可以望见戎州，想见当时地旷人稀，华族与其他诸族杂居的情状。
华族各国自称为中国，称其他诸族国为四方。
南方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居住地。有群蛮、百濮、卢戎（湖北南漳县）等，通称为南蛮。淮水流域是夷族所居。小国有舒（安徽舒城县），六（安徽六安县），蓼（安徽霍丘县西北）。又有舒蓼、舒庸、舒鸠、宗四小国。大国有徐（安徽泗县北）。通称为淮夷。
东方多在今山东省境内。有莱夷（黄县东南），任（济宁县），宿，须句（二国都在东平县境），颛臾（费县西北），邾（邹县），莒（莒县），小邾（滕县），杞（安丘县），介（胶县南），郯（郯城县西南），根牟（沂水县）。通称为东夷。又有戎（山东曹县东南，别名戎州），鄋瞒（济南北境，别名长狄）两小国。
北方在今河北省境内。有北戎（卢龙县境，一名山戎），甲氏（鸡泽县，赤狄别种），鲜虞（正定县西北，别名中山），肥（藁城县），鼓（晋县。鲜虞、肥、鼓三国都是白狄别种），无终（玉田县）。通称为北狄。
西方有大戎（陕西延安县），小戎（甘肃敦煌县。居住在河南嵩县一带的称陆浑之戎，又称阴戎，又称九州之戎），骊戎（陕西临潼县），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县，一部迁居陕西凤翔县境），姜戎（陆浑别部），茅戎（山西平陆县），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当在河南洛阳县附近）。又有白狄（延安县附近）、赤狄。赤狄有东山皋落氏（或在山西垣曲县境），廧咎如（廧音强qiáng，咎音高gāo或说在山西太原附近），潞氏（山西潞城县），留吁（山西屯留县），铎辰（山西长治县境）。通称为戎狄。
以上诸族，散居中国的内部和四方。因为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救的作用。华族凭借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诸族。
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东周后期，楚国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限逐渐消失。
东方诸夷没有成立强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
北方戎狄间有华族小国燕，春秋时期不被诸夏重视。齐桓公曾救燕伐山戎。后来晋国强大，攻灭赤狄白狄，燕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
西方戎狄是华族的强敌。晋攻灭戎狄最多。晋悼公用魏绛的计策，同诸戎讲和，用货物交换土地，获得极大利益。秦穆公伐戎，得国十二，开地千里，在西戎中称霸。当时甘肃陕西境内有绵诸，混戎，翟豲（音桓huán）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音渠qú）衍之戎。西北诸戎散居谿谷间有一百多种，因为统一不起来，所以逐渐被秦征服。
春秋时，从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到前六三七年（僖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戎伐曹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二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二次。狄灭卫围卫灭温（河南温县西南）各一次，伐邢伐卫伐齐伐郑伐周各一次，伐晋三次。晋伐狄二次，卫伐狄一次。总计戎狄攻华族十六次，华族攻戎狄九次。戎狄的势力不小，但不能发展，因为华族知道团结，互相援救。鲁文公以后，晋国霸权巩固，戎狄国开始被消灭。
黄河流域自秦汉以后，常常是统一全中国的出发地点，东周时期华族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为秦汉统一作初步的准备，意义是重大的。
第六节东周时期的经济状况
武王克商，商朝的农业奴隶，被释放成为周朝的农奴。农奴与奴隶同样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同样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不过，农奴既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这就有可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周本是西方小国，因为生产力进步，战胜了大国商。克商以后，周大小贵族带着家属、奴仆和数量不多的庶人到受封地区建立诸侯国，封地内原有的居民，都作了周贵族的臣民。凡是周朝所封诸侯国，都实行一种新制度，这就是以力役地租为内容的宗族制度。西周诸侯在国内消灭商朝旧势力的反抗，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宗族制度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重大的。到了东周时期，因宗族兼并，出现大国、强宗，过去在土地面积较小，庶民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行施的公田制，不能适合战争频繁，军费巨大的新局面，以鲁国为例，显示赋税制在变化，也就是土地制同样在变化。
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左传》说它不合旧制度。据《左传》说，旧制度领主（国君和采邑主）只许收取公田上的谷物。《左传》所说，一方面表现儒家的保守思想，一方面却说明前五九四年以前鲁国还保存着公田制。农夫耕种公田，不能同时供应军役，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公田也就随时有荒芜的危险，废除公田制改为按亩收税的税亩制，显然对领主有利。税亩制行施以后，领主可不问有田者所耕土田面积的大小，也不问有田者为何种人，只是向有田者按亩数收税。这样，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耕地，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有田农夫和失地少地的农夫逐渐形成为农民阶级。
税亩制的行施，必然废除西周以来的公田制，在鲁国行施的先后，其他诸侯国不能保持公田制不变，可以设想也在采用税亩制。例如齐国，在齐桓公时已废除公田制。
因为田税既改为按亩收税，原来农夫受私田一百亩，就有义务向授田者出军赋（军役和军需），现在实行税亩制，农夫耕田面积大小不等，当然不能出同等的军赋。前五九○年（鲁成公元年）即实行税亩后四年，鲁“作丘甲”。一丘面积不可知（据说四邑为一丘），所谓丘甲，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鲁“用（以）田赋”。丘赋是领主按丘征发军赋，丘内新垦土田愈多，分摊军赋愈轻；用田赋则是按田亩征发军赋，有田人的负担加重了，但有田人对田的处理权也加增了。自从行施税亩、田赋两种制度，领主只向有田人收税和赋，不再干涉有田人相互间买卖、分割等行为。有田人缴纳税、赋以后，不再受其他干涉，自然形成了土地私有权。其中一部分象士那种身分的人也就自然成为小地主，还有一部分成为有田的农民。
鲁国以外，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楚国按土田定军赋。前五三八年（鲁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秦国入战国后“初为赋”（前三四八年）。秦在东周及战国初年是落后的国家，采用鲁国式的田赋制较迟，想见鲁国用田赋，各诸侯国先后采用，成为普遍行施的制度。自此田地有粟米之征，人户有布缕之征与力役之征。农夫在公田制时期，领主要保证公田收入，还不敢过度忽视农时，任意发动战争。行施税亩及田赋以后，领主把战争与赋税力役分为两事，农夫却要一人同时负担两事。所以孔子反对鲁国用田赋，说是“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孟子也说征两种，有些人要饿死，征三种，有些家要破产。
赋税制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村里从而出现了不同于领主的地主阶级以及有土地与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这种巨大的变化，因铁制农业工具的行用而愈益加速。有了铁制农具，田野耕作与草莱开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东周生产力比西周提高了。
铁字古文作銕，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国语·齐语》载管子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铸农具，足见春秋初期，冶炼技术已经能生产生铁。前五一三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起兵筑城，令兵士铸一个铁鼎叫做刑鼎，鼎上宣布范宣子所作的法律条文。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发，足见铁在晋国民间也已经使用。齐晋能铸铁，其他各国也会铸铁。《周礼·考工记》段氏用青铜制镈（农器），粤地农民人人能制铜镈。《考工记》所说，当是指东周以前农具主要用铜的情形。东周时有生铁铸成的农具，作用便显然不同。铁为深耕创造了条件。叔均牛耕法在某些地主或少数农民的田地上有可能被采用。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与牛相连，说明东周后半期已用牛耕田，不过这种进步的耕作法当时并不通行，一般仍用两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法。
东周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在诸侯国间的广泛发展。郭沫若说：代表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罕见；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匿迹，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盛行。特别是春秋中叶以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了。体质轻便，形式新鲜，花纹工细，铭辞多韵文，字体多花文，草率的陋习完全革掉，而原始的风味也完全扬弃了。春秋中叶以后，正是土地制度改变、农业生产力向上的时候，封建统治者有可能大量聚敛供自己浪费享受。例如鲁国大夫季孙氏，比西周元勋周公旦还要富裕；齐君有马四千匹，积累财物，任令朽坏；晋君大筑宫室，多养女宠，淫侈无度。当时诸侯卿大夫需要加工精制的器物，因而促成手工业技术上的进步。诸侯卿大夫并不满足于本国产物的享受，因而又促成各国间商业的扩大。例如郑商人到周出卖皮革，到楚收买丝绵，晋自楚输入木材皮革。春秋晚期，大商贾势力足以交通诸侯卿相，与问政事。
商业上货物交换，需要货币。西周有铜贝、铜寽即《吕刑篇》所称的锾（音环huán），东周又有铜钱（象农器形）或铜刀（象刀形）。但据《左传》所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用璧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互相交易，似不用钱。民间小交易当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也很少用贝、寽、钱、刀。东周末年，作为货币的钱行用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战国时金（铜）制货币大行，民间却仍有实物交易。货币的逐步发展，反映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展，东周则是这个发展的开始。
第七节新旧制度的演变
东周是诸侯、大夫盛行兼并的时期，同时也是华族和南方蛮国争霸的时期。频繁的战争逐渐破坏了旧制度，产生了新制度。新旧制度最基本的变化，就是旧的宗族制度逐渐在破坏，新的家族制度逐渐在兴起，也就是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代替，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代替。跟着这个最基本的变化，其他制度也变化了。制度演变显然可见的有下列几种：
世卿
东周后半期，国君的政权，转移到某几家大夫手里。这些有权大夫，世世相传，对诸侯说来，是把持国政的世卿；但世卿在自己的宗族内，用士作家臣。家臣并非世袭。诸侯国内世卿制盛行，世卿家内却是家臣制盛行。家臣制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到秦汉变为官僚制度。
养士齐桓公创霸，养游士八十人，给与车马衣裘财币，周流四方，号召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想篡位，出家财招士，后来果得齐国。晋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怕他，驱逐怀子。有人劝宣子说，州绰、邢蒯是勇士，不妨让二人回来。宣子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有什么好处？人说，你能象栾家那样养他们，就成你的勇士了。谁给士衣食，士就给谁出力，这是士的特征。大夫采邑不断扩大，士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于是有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出现。孔子聚士讲学，有大弟子七十二人，经孔子称扬的，多数做了官。孔子本人也是士，三月不得禄位，就慌张起来，所以仆仆风尘奔走列国求禄位。东周末年，墨子是士的大师。大师有介绍弟子做官的义务，学成的可以要求介绍，做了官的应该招待同学并送金钱给大师。士在经济上属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是有才能而且可以随意进退的官僚。孔子“讥世卿”，表示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后来，士终于取得了跻身卿相的机会。
郡县
西周时期，人口极稀，在广漠的地面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住人的大小城堡叫做邑。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诸侯，所以邑也称为国。东周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发展，国境扩大了，大夫采邑也扩大了。一般情况是大夫所居邑以外的大邑，大夫派士去管理，称为邑宰；国君所居都邑以外的大邑，有些仍称邑，有些称为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一个行政区域。县行政官长一般称为大夫，有些称守或称尹，地位比邑宰高。不论邑宰或县大夫，都不是分封世袭而是随时可以调动的官员。这种废除领主割据，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晋齐等国有按兵车数分县法，能出兵车一百乘的地区成为一县。晋大夫韩氏有七邑，按兵车数等于七县。前五一四年，晋灭强宗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又有按家数分县法，齐景公赐晏婴一个千家之县，晋知过说，封赵葭、段规二人万家之县各一。晋齐县制齐整，优于楚国的大县制。郡也是晋国的一种地方制度。晋开辟边地，离国都辽远，特设郡这种行政区域，国君赋予郡大夫较大的权力，使有权应付突发的事变。郡大夫官位比县大夫低，权力却比县大夫高。晋三家灭知氏以后，郡地位提高，县受郡统辖。郡县制的创立，加强了国君统治的力量，加速了分封制度的崩溃，国家统一的可能，增进了一步。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成为历代沿袭的地方制度。
兵制
经书没有骑字。战争和交通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春秋末年某些战争中开始用骑兵。使用步兵作战，在东周前期已经开始。郑庄公败北戎，晋荀吴败众狄，都用步兵制胜。因为戎狄居山谷间，用步兵攻扰华族地区，华族攻戎狄，不得不毁车用步。荀吴败狄以后，晋连年用兵，消灭众狄，步兵战术大概在攻伐戎狄战争中发展起来。公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制逐渐通行，田间行车的道路（阡陌），不再是公田时期的整齐形状，车战渐感不便，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
春秋以后（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以后）战国以前（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中间凡七十余年，是两段历史的剧转时期，可是记载非常简略，不能考见当时变化的详情。例如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论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盟会，赋诗言志，有死丧事故，赴告各国，供史官记录。到战国时期，一切都不讲了。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争霸战争转变为争统一的战争，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政治影响完全消失，因之与周礼有关的各种惯例也就被废弃。
第八节古代文化的创造
中国文化的起源，就地下发掘说来，可以上溯到几十万年，就书籍记载说来，一般从夏商说起，也就是从私有财产制度开始确立的时候说起。不过夏商二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前，缺乏可信的史料，无法确知当时的真相，只能在先秦传说里，约略推见些稀疏的影子。
《礼记·表记篇》载孔子说，夏代尊命（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少用刑罚。夏俗一般是蠢愚朴野不文饰。殷代尊神，教人服事鬼神，重用刑罚，轻视礼教。殷俗一般是掠夺不止，求胜无耻。周代尊礼，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用等级高低作赏罚。周俗一般是好利而能巧取，文饰而不知惭愧，作恶而能隐蔽。可以相信孔子这个比较是有事实依据的。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对单纯的氏族制度说来，显然是一个进步。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只能产生低级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在当时含有进步意义的初期封建社会里，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这种尊礼文化，高出于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于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因为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
在劳动人民没有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底主人翁以前，也就是说，当各种剥削阶级统治着社会的时候，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都是与人们对立的，例如种地的人不得饱，织布的人不得暖，好象有一种外来的统治于人们之上的自然规律。这样，代表剥削阶级意志的天、命、鬼、神通过宗教、哲学、礼制等形式，有力地帮助了统治地位的巩固。尊礼文化当然不是说不尊神了，只是说劳动民众在周代开始被统治者承认为人，人与神的关系因而有可能作多样的新解释，到东周时期多样的新解释就发生了。
社会逐步向前发展，新起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有的社会制度，但破坏程度各民族历史并不一致。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它们对氏族制度的破坏是逐渐的，缓慢的。西周宗族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与氏族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到东周时期才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
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变化了。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却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民。由于对祀与戎两件大事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东周在西周进步的但是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遗留的言论，极为丰富，给后来的封建文化开辟了大路，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周思想家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截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它们已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这里所谓民，有时包括统治阶级中人在内，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认识民为主体，神是附属，就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贡献。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给社会进化以巨大障碍，东周思想家对神的解释，是起了作用的，他们的解释是可以珍视的。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虢史嚚（音银yín）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虞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
宋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
郑子驷子展说，“要盟（被迫盟誓）无质，神弗临也。所临惟信。⋯⋯明神不蠲（不赞成）要盟，背之可也。”（襄公九年）“卫献公使祝宗告亡（失国），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襄公十四年）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怪，不得称为神。神大体分三类：一类是自然物，如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山川能出云下雨），下至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一类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物，如霤（堂屋）、门、行（道路）、户、灶。一类是曾为民创立新法，抵御大灾大难，勤民事劳苦身死，用武力驱杀暴君的古人，如神农、周弃（稷神）、后土（社神）、帝喾（观天象造历）、尧（行善政，让天下）、舜（勤劳死在山野）、鲧（治洪水死）、禹（治平水土）、黄帝、颛顼（教民创造财富）、契（教育）、冥（治黄河死）、汤（伐夏桀除虐政）、文王（文治）、武王（伐商纣，去民祸）等人，都是有大功于民，所以得列在祀典。凡被尊为神的人、物，只是因为曾经立了大功或对人有利益，才受到人的爱戴和报谢，不是因为怕他们有什么暴力淫威，也不一定信他们真有精灵存在着，向他们献媚。即使献媚，也不能有所得，“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礼记·曲礼》）。无功的古人称为鬼，只许他自己的子孙祭祀，不该祭他的人祭他，叫做“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篇》）。先有人事而后有鬼神，不是先有鬼神而后有人事，神“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不是人依神而行，这就是东周思想家的鬼神观。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
鲁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
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好坏不在鬼神的威灵，鬼神的作用实际上被否定了。最高的神是天或称皇天上帝，表现天意的是命。《孟子·万章篇》引《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论周武王是否说了这些话，至少《泰誓篇》的作者确有这种思想。周公说“惟命不于常”，《礼记·大学篇》解释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的得失由于政治的善不善，也就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两周思想家认为天也是依人而行的，天命就是民生和民意，天本身并无独立的意志。
《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尧典》疑是东周史官所作，《皋陶谟》疑出同时）“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天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文公十三年）周刘康公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成公十三年）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君）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郑裨谌（音沉chén）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二十九年）
鲁穆叔引《大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襄公三十一年）
天命鬼神地位的后退，主要由于庶民力量被某些统治者所认识，别一原因则是科学性知识在东周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现象授时的知识。
农业必须与历法相配合，历法进步也就是农业在进步。《夏小正》相传是夏朝历法，可信其中一部分确从夏朝流传下来。《夏小正》依据草木鸟兽等天然现象定季节，含立春的一月（即所谓建寅）成为孟春正月。天象主要观测北斗的运行，因为北斗在纪元前二三千年间，位置极近北极点，整夜出现在地平线上，便于观测。“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确是夏朝的天象。夏朝后期发明干支，也是历法的一个进步。殷朝历学家已经体验到太阳历一岁的开始，在立春月以前，岁首提早一个月（即所谓建丑），改十二月为正月。又创闰月法，调节节气。周朝历学家用土圭测日影长短，又观测黄道赤道附近的星座，区分为二十八宿，由此得知冬至点在十一月，改十一月为岁首正月（即所谓建子）。又发现岁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实际是一一·八六年一周天），因而有岁星纪年法。西周后期推得日月之交会点，因而废胐（音匪fěi新月初见的一天）用朔。这些历法上的成就，都比商朝进步，不过所谓冬至点、日月交会点绝非精确。到春秋鲁宣公以后，冬至才确定在子月（周正月、夏十一月），朔日也大体不误，同时十九年间置七个闰月也相当整齐，节气得以比较正确地用于农业。东周时期天文历学的显著进步，有助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象以外，良医用药治病，战争胜败依靠人力计谋，不依靠鬼神吉凶（孙子《九地篇》“禁祥去疑”），也都使人从经验中逐渐感到天命鬼神的虚幻。
东周兼并战争盛行，某些统治者看到许多胜败兴亡的事实，积累起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懂得没有民不可以战守：
楚鬬廉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桓公十一年）晋士（音委wěi）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助）？”（庄公二十七年）晋栾武子要伐楚，韩献子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成公十五年）郑子产断定陈国必亡，说，“陈⋯⋯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能无亡乎？”（襄公三十年）他们也懂得民是立国的根本：陈逢滑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国）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因为民是国本，所以君失民心，君就要失国，大夫得民心，大夫就可以得国。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出国，死在国外，晋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孙）于今为庶（庶民），主（简子）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宗族制度的宗子，是当作始祖的继体（替身）而存在的。国君是一国的宗子，地位尊严，不可侵犯。史墨敢于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正反映东周后期宗族制度没落，强有力的大夫开始企图得国的情况。他们既然否认了国君是始祖（始封人）的替身，那末，君与国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因此，当时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民不是君的私属，臣也不是君的私属，民、君、臣都属于国家。齐国大夫崔杼杀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说，“君民者岂以陵（虐）民，社稷（国家）是主（负责行国政）；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禄养），社稷是养（为国家所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失位出亡），则亡之；若为己（国君个人）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音溺nì），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区别君与社稷、臣与君的关系，到了各强国为统一中国而战争的战国时期，进一步便得出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篇》）的名论。
要立国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政事，东周时期各国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
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传说齐自太公立国，即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管仲出身商贾，相桓公，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
郑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狭小，力不能自立，要避免灭亡，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左传》宣公十四年所谓“郑昭（明）宋聋”（宋国愚蠢），说明郑是一个机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产生法、纵横两家，子产是这两家的创始人。
子产执国政二十余年（前五四三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前五二二年——鲁昭公二十年），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才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他的话说，“政事和农事一样，要经常用心思考，既想这一件事如何开始，也想这一件事如何结束，按照预定步骤，切实去实行。行动不要超越已经思考过的范围，好比农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边，这样，错误就少了。”据《左传》所记，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
子产曾改革军赋制度，很多城里人毒骂他。他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变法度，坚持才有成功。人心不可放纵，法度不可改变，⋯⋯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左传》昭公四年）他治国主张行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左传》昭公二十年）。他所谓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前五三六年（鲁昭公六年）子产在金属鼎上铸刑书，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晋国大夫叔向寄信劝告子产说，“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不怕长上了。是非专凭刑书，长上怎样行政呢？”子产回答说，“我为的救世呵！”郑国重商业，贵族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压迫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说来，是很不利的。子产公布法律，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过了二十多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孔子在这件事上代表贵族的保守观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他的话说，晋国要亡了。晋国不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作刑鼎，民只看鼎上条文不看贵人面孔了。贵人还能做什么！贵贱没有次序，怎么立国呢！叔向、孔子想要法律神秘化，独掌在贵族手中，使庶民莫测，不敢轻试。子产首创刑鼎，削减贵族特权，确是一个进步的措施。子产以后，郑国又有邓析，造新刑法，写在竹简上，号称竹刑，为郑国所行施。战国时韩国有著名法家申不害、韩非（韩灭郑后，郑韩合一），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学派，郑国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郑国参与诸侯盟会，言辞极其慎重。《论语·宪问篇》载孔子说子产准备言辞的过程，首先是裨谌起草，其次是世叔讨论，其次是子羽修饰，最后由子产润色订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赞叹子产的慎辞，说“古人说过，‘言语为的充分表达意思，文饰为的充分表达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思，说话没有文饰，不能传到远处，子产的文辞传播远近，因为他经过慎重的准备”。战国时纵横家掉三寸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子产是纵横家的最初创始人。
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军事家，又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如“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如“允当则归”（保存余力）、“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僖公二十八年），“亡（将亡）者侮之，乱者取之”（襄公十四年），“夫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襄公二十七年），“小国无罪，恃（有恃无恐）实其罪”（昭公元年），“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昭公十四年），“小国忘守则危。⋯⋯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昭公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敌）衰”，“用少（兵少）莫如齐（齐心）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这些都是军事规律，记载这些规律的书叫做军志，当时统治阶级中人，经常作战，都熟习军志。吴王阖闾（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的将军齐国人孙武，总结军事经验，著兵法十三篇，成为军事学的经典。十三篇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与《老子》五千言同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郑国子产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宋大夫墨翟创墨家，重要学派除了道家，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基本原因就在于东周社会由于兼并战争而发生大变化，宗族制度在破坏，家族制度在兴起。在兴起的经济基础上，反映出创造性的学术思想。第九节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
东周时期产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军事家中首推孙武，在思想家、政治家中首推孔子和墨子。他们都生在东周后半期，他们的学说都发生大作用，特别是孔子，当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此后整个封建时代里，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变化，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或宗教推倒它。孔子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音合hé），曾做鲁陬（音邹zou）邑（山东泗水县东南）宰。宋是商朝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和宋、鲁两国主要是鲁国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生于前五五二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卒于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岁。这正当东周后半期，公室卑弱，大夫兼并，宗族制度在瓦解，家庭制度在兴起，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当时处在社会中间的士阶层，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能上达但不能顺利上达，怕下降但可能失职下降。士在军事上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学得古今知识，经济上拥有私有田宅产业，社会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篇》），耻恶衣恶食，认定耕种要挨饿，学道可得禄（《论语·卫灵公篇》“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看不起老农老圃的劳苦生产，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禄。但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过着庶民的生活，还能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
“百姓足，君（国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礼记·大学篇》）一类治国安民的道理。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孔子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
士阶层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对上妥协，对下也要有些妥协，这样，中庸就成为最适合的哲学思想。孔子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他赞叹中庸是至高极难的一种美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少有）久矣！”（《论语·雍也篇》）中庸应用
在人伦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中庸应用在政治上，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
（音资zi衣篇》）。中庸应用在行为上，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篇》）。中庸应用在教育上，是“求（冉求）也退（性好谦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性好胜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一切都得合于中庸之道，而中道所在，要依据情况随时移动。移动求中道称为权（秤锤），权总是偏在尊者贵者亲者一方面。孟子阐发权的作用，《尽心篇》里说“杨朱主张为我，如果拔他身上一根毛对天下人有利，他是不干的；墨翟主张兼爱，如果把自己身体磨成粉末对天下人有利，他是愿意干的。子莫（鲁人）主张执中。执中近于中庸之道了，但中一定要有权，按照事情轻重来得到中，如果执中而不变，那是偏、不是中。执着一偏便失去中庸之道”。《礼记·仲尼燕居篇》载子贡问孔子
“中到底是什么？”孔子说“礼呵礼！礼是所以制中的”。尊者贵者规定了礼，合乎礼就是合乎中。尊者贵者不能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都规定出一个礼，而处理事情又必须有一个中，孔子和儒家大师处理或议论这些事情的所谓中，弟子记录下来都成了礼或理（说明礼的意义就是理）。孔子活着的时候，齐国晏婴说他礼节繁盛，几辈子也学不完他的礼。孔子死后，儒家大师各说他们认为得中的礼或理。儒家代贵者尊者制礼并讲理，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孟子以前，儒学实际就是礼学，遭受墨家猛烈攻击的也就是这个礼学。
中庸思想是士阶层妥协性的表现。理论上中道虽然偏在贵者尊者方面，对卑者贱者的利益却还要兼顾，但事实上贵者尊者并不实行自己应负的责任，而卑者贱者总负着片面的过度的义务。这样，中庸之道讲不通了。凡讲不通的事情，都归到天命。高远莫测的叫做天，无可奈何的叫做命。得罪了天，祈祷是无用的。君子畏天命，不畏天命的是小人。孔子五十岁才懂得天命，就是说懂得天命一切都能讲通了。孔子不很谈天道与天命，战国时，唯心的仁义学派大师子思孟子才开始发挥天命和五行学说，唯物的礼乐学派大师荀子把天看作只是自然存在的无知之物，根本否认有天命。
孔子也用中庸思想来看人与鬼神的关系。他不谈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论。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不过这只是一些微弱的反抗性。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要加强鲁君的权力，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都城。孟孙氏拒绝毁城，孔子攻打不下，也就妥协了。佛肸（音必希bìxi）据中牟反抗晋大夫赵简子，请孔子去帮助，孔子要去，被弟子子路劝阻。孔子修《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按《春秋》书法，凡暴君被杀，概称某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的意思，但仍称弑不称杀，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孔子所反映的士阶层的反抗性就是这么一点。
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论语》说义比说仁少，说礼实际即说义）两大部分。“道（导）之（民）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依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出无数礼文，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单要求人守礼，孔子认为不合中庸之道，必须用乐来配礼。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使各安本分。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礼严肃形于外，乐和顺存于内。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更增强了。
单有礼乐，没有道德作根本，还不够适合政治上的需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就是说，没有仁作思想基础，礼乐是空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爱或同情心不可流为兼爱，必须有等次。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同上），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礼，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权。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爱君上叫做忠，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差别，表现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与礼相适应。所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在外的是礼乐，在内的是仁义。讲来讲去实际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礼。孔门第一大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称“克己复（合）礼为仁”，具体做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一句话，不合礼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据说，孔子很少讲仁，但《论语》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不过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孔子讲仁的真正要义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论语·学而篇》）子弟敬爱父兄，本出于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里，孝悌应是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为庶民所乐于接受的一种道德，但在儒家看来，提倡孝悌，在于防止犯上作乱，不问那个“犯”和“乱”是否合理。毛主席《实践论》里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
《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罢！”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那些为政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要民从令）谓之贼”（《论语·尧曰篇》），这都是孔子学说的进步面。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想复兴周道，保持并加强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权力，举贤士大儒作辅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等霸主）。⋯⋯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孔子生在东周，还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孟子·尽心篇》所谓
“春秋无义战”），不了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横排本第二六○页。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仍旧贯（守礼制），何必改作”（《论语·先进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礼记·中庸篇》）的复古主义者，但又是善于用权、“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篇》），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着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七页。
第十节儒家学派与儒经
孔子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多闻阙疑”（《论语·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子罕篇》），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学习方法是以学为主，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无心得），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疲惫）”（《为政篇》）。学又与问相配合，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的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篇》）。学又必须习，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篇》）。所学要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要多做事少说话，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学要从博返约，一以贯之（有条理有本末）。学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篇》），“过则勿惮改”（《子罕篇》），“过而不改，是谓过（真错误）矣”（《卫灵公篇》）。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并非生而知之，确是事实。
孔子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述而篇》），毫无保留，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家。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异能以颜渊为首的门徒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七十二人多数是鲁国人，也有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按地区说，孔子学说几乎传播到当时中国的全部。按年龄说，七十二人中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年龄最大，其余有的小三四十岁，有的小五十余岁。孔子死后，有亲身传授的弟子如子贡为鲁、卫相，有再传弟子如子夏的门人为魏文侯师，很多人取得尊显地位，有利于儒家学派的发扬和巩固。
孔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这个学校有孔子讲学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内”。送一束干肉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从行服役并随时学习。孔子给弟子们讲学，弟子们发问，孔子按各人的特点给与解答。某些弟子还被荐举去做官。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语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文学指孔子所传授的经学，对后来儒学的流传，发生作用最大。
商朝已有史官，掌管典册。周朝和各诸侯国史官记言记事，积累大量典籍，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谘询与使用。从《左传》、《国语》、《墨子》等书所引故书看来，东周时期原有很多书籍，特别是各国史记，墨子称为《百国春秋》，数量是不小的。不过这些书未曾流传，能看到的人极少。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他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有了儒家经传，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籍逐渐亡佚。
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所以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自孔子订定六经，儒家学派有一定教本，虽然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经别有什么新创的学说。
儒家经学在孔子以后，发生了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导力量，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延长，儒学起着极其严重的作用。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要研究儒学的经传。
《周易》《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音摇yáo），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爻分阳爻（“—”）阴爻（“--”），阳爻在单位（一、三、五），阴爻在耦位（二、四、六，阴阳爻都自下向上数），叫做当位，反之叫做不当位。如《既济卦》，阳爻阴爻都当位，《未济卦》都不当位。按照爻的当位不当位等复杂关系，看出轻重不等的吉凶。每一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每一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卦辞爻辞文字极简单而又隐晦难懂，卜人筮人可以作多样解释来宣告吉凶。孔子曾用大功夫钻研卦辞爻辞，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孔子讲说的记录及后来传《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或称《十翼》。《易传》有《彖（音tuàn）辞》，用较多（比卦辞）语句断定一卦的大意。有《象辞》，其中依据一卦大意指出人应如何行动的简明语句，称为《大象》，解释爻辞的语句称为《象辞》。有《系辞》，总论全部《易》理，叙述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文言》，专论乾、坤两卦。其余有《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不含什么重要意义。
《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观察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现象，知道一切都在变化，变化的发生是在于阳、刚、动与阴、柔、静两种相反的性质在“相摩”“相推”，主动的力量是阳、刚、动。这一看法应用到人事上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创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迁”，就是说，吉（得）凶（失）并非固定不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会变成危、亡、乱。情在于人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问吉凶，吉凶既在人为，鬼神的权力便大大缩小，也就大大减轻了《易》原来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系辞》形容每卦的变化说“变动不居（固定），周流六虚（一卦六位），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准），唯变所适（适合时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一卦都在变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这种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变化以外，它还设立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一切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个大范围。《系辞》首先规定“天尊地卑，乾（阳）坤（阴）定矣。卑高以（既）陈，贵贱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国君，亡国亡家的国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贵和贱的名分绝对不可变。儒家讲礼，凡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变，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决不可变，这和《系辞》思想完全一致。
《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天与地相附着，男（雄）与女（雌）相交媾，化生出万物来。日与月相互来去成昼夜，寒与暑相互交替成年岁。去的是暂屈，来的是暂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儒家学说代表士阶层的思想，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在于教庶民出力服事长上，反对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别是《系辞》，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装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辩证法。这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后来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过这个思想界限。
《尚书》《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孔子选史官所藏历代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二十九篇。《尚书》有两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统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周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西周初期《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等文篇的保存，可以推见商周二代的政治情况。这些文篇与西周初期的诗篇《周颂》、《豳风》、《周南》、《召南》配合起来，也可以推见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禹贡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叙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薮（音叟sou）泽、土壤、物产、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贡赋、交通、落后种族居住地，文字简要，系统分明，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确是极可宝贵的古地理志。《禹贡》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被尊为经典，造成中国政治自来是统一、疆域自来是广大的信念，意义极为重大。
《诗》《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礼》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为《礼》或《士礼》、《仪礼》。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作传。封建制度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丧服篇》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周礼》当是战国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造成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说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为儒者凭空伪造，全无依据，也不合情理。《周礼》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在乎审慎的选择。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戴圣，博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讲礼的文字，戴德选取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取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简称《礼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稽考儒家思想与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乐》《乐经》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礼记》有《乐记》一篇，记载儒家对乐理的讨论。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儒家以乐配礼，重视音乐的作用，是他们的见到处，想用古乐来移风易俗，是他们的迂腐处。六经中《乐经》先亡，因为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乐记》），新乐便自然要代替旧乐。
《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编年史起源当在西周共和时期。东周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音陶兀táowù）》，鲁史名为《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书法，忠实地执行职务。某些良史甚至杀身殉书法。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中国历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断地编年记事，史官的贡献是巨大的。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左传》载五十凡例，当即史官共守的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原来的《春秋》称为《不修春秋》）。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贬，要使乱臣贼子惧。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现在《春秋》书法里。
《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继承法立为鲁君，《春秋》写“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写“莒人弑其君密州”（《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为莒国人所共弃。《春秋》如果当作历史来看，作用实在有限。相传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春秋》书法。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说得好，“《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不管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传》这部书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给中国史家创立模范，在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解释《春秋经》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两家都是口说，到西汉才写成文字。《公羊》学盛行于西汉，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为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和《左传》比起来，《公羊传》显然是空言说经，甚至有些是穿凿附会。《谷梁传》也是空言说经，态度却比《公羊传》谨慎些。
《论语》孔子对答弟子和非弟子的发问，弟子们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说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书，号称《论语》。传记中多引孔子语，大抵《论语》所载的孔子语比较近真。
以上所述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第十一节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生卒年代不可考，据孙诒让《墨子闲诂》说，生卒约在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至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间。按《非攻篇》称当今天下四个好战国，齐、晋、楚、越。晋称一国，越尚强盛，自是东周末年的形势。墨子生当在孔子死后（前四七九年），死当在三家分晋前（前四○三年）。《墨子》书中如《鲁问篇》说战国时事，《亲士篇》说吴起事，都是后人附加，不足为据。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子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记，类似儒家大小《戴记》。今存《墨子》五十三篇，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
墨与儒两个学派的对立，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下面列举两家对立的情状：
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在《非儒篇》。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墨家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惰人）所述。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
“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庄子·天下篇》），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儒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子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明鬼篇》引周、郑、燕、齐等国《春秋》，证明鬼神的实有，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天志篇》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尧舜禹汤文武顺天意得天赏，证明“兼相爱，交相利”的可行，结果只能是教庶民片面的爱王公大人，利王公大人。墨家本身也就这样片面地爱、利了王公大人。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孔子的空想政治，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孔墨都多艺。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墨子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俨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记录东周劳动群众在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他本人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主要是制造守城器械，据说技术比大匠人公输般还高），不象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墨都博学。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墨子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孔墨都贵辩说。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墨子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孔子的文言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孔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墨子的三表法，目的在为庶民谋利益，比孔子以礼为正名标准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儒墨都是显学，但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之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人。
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因为庶民要求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作政治活动。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
刻苦生活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
听从巨子墨者尊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统治阶级的严罚厚赏，不能阻止墨者对巨子的听从。
舍命行道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一说一百八十人），都能赴火蹈刃，死不回头。巨子孟胜守城战死，从死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全身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子也愿意。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当然很高贵，可是道路走错了，赴火蹈刃不是为大众而是为少数国君和贵族。
严守家法巨子腹（音吞tun）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
实行教义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的理论，教他辞官回来。
分财互助有余力余财的人应该扶助贫乏人。弟子做官得禄，一部分送墨子作费用。
墨家可说是古代劳苦群众最早的政治结社，其中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反抗性，因此客观上成为拥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结社。
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学说，不可免的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主观上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把它看作危险的学说，彻底禁绝了，从此没有人再讲墨学（《汉书·艺文志》里秦汉无一墨学者）。墨家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这给庶民们一个教训，就是反对统治者的压迫，除了对抗以至武装起义，不可能有其他方法。后世农民准备起义，往往秘密成立宗教色彩的团体，比当初墨家的结社是发展了。封建统治阶级能扑灭妥协性的墨家，但永远不能扑灭农民的起义反抗。简短的结论东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发展并开始转化的重大时期，推动的力量主要是大小宗族间的兼并战争。
宗族是氏族残余与封建剥削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隶属在宗子的权力下面，庶民生产所得，被宗子用赋税、徭役、共财等名义搜刮去了。庶民非常贫困，不可能改进他们的生产条件。只有在愈来愈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大量宗族被破坏，庶民得以逐渐脱离宗族制度的束缚。
代宗族制度而起的是家族制度。宗族以宗子为首，土地永远归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家族以父为首，父死后，兄弟分家，各人所有田宅，可以自由买卖。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东周时期，正是这种转化的开始。
由于铁制农业工具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私人开垦荒地，即归私人所有，地主数量不断增加，促使宗族制度加速趋于崩溃。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宗族制度的破坏，大国疆土的扩大，以及居住中国境内非华族与华族的融合，东周末年，照《墨子》说，齐晋楚越四国各有人口数百万。人口增加与生产工具进步，加强了推动东周社会前进的力量。
东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各阶级、阶层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的事业和著述，使得古代历史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领主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率领中原诸侯，保卫华夏文化，有楚庄王、越王勾践，开发长江流域，输入华夏文化。有管仲、子产，废除公田，改革旧税制，提倡工商业，开法家学派的先河。有孙武，著兵书十三篇，总结战争经验，成为不朽的军事经典。更杰出的伟大思想家则有孔子和墨子。新兴地主士阶层的代表孔子，删订六经，开门讲学，创儒家学派，建立起封建文化的主体。墨子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创墨家学派。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曾与儒家并存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了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
东周时期文化上的重大创造，进一步发扬，便出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的文化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