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九六○年

第一节占据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唐朝经济比东汉发达，富饶的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之，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东汉末，国境外没有强邻，唐末却有东北方新起的辽国（契丹），积极参加战乱。东汉末割据者都是汉族军阀，在唐末割据者中，占重要地位的却是争夺中原地区的沙陀族人。这是迁居到境内不久、半开化的游牧人。他们只知道打仗杀掠，不知道有所谓政治。他们很快建立起政权，也很快被别人夺去，忽起忽灭，增加了混乱，延长了分裂。由于这些原因，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

但是，尽管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国家，经济上却互相依赖，南北交换货物，即使战事紧张，商业也不曾隔断过。这种经济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越三国、南北朝时期。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中原地区趋向于稳定，南北统一的时机，就会到来得快一些。

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从此，中国南北经济联系比隋唐时期又大进一步。中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自五代时起，表现得更显著了。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再发生三国式的或五代十国式的分裂现象。

下面略述占领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一梁朝（九○七年——九二三年）

八八三年，朱全忠率所部数百人到宣武镇。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朱全忠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到九○五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朱全忠消灭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这可以说是不小的成就，建立起梁朝，也就算是合理的事情了。九○七年，朱晃（朱全忠改名）用禅让形式即皇帝位（梁太祖），国号梁，建都汴州城，改称为开封府（东都），改唐东都洛阳为西都。

梁是短促的小朝廷，但也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唐时枢密使二人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是执掌军政大权的宦官首领。梁太祖废枢密院，别立崇政院，任敬翔为院使。院使备皇帝顾问，参与谋议，宣皇帝意旨，地位比宰相亲近，权力比唐枢密使低，实际只是一个被信任的幕僚。唐昭宗大杀宦官，有些宦官逃避到藩镇处藏匿。九一○年，吴越国王钱镠上表称，本境有避死宦官二十五人，请求朝廷录用。梁太祖答称，正在革弊，宫中不要这种人。唐礼部尚书苏循自以为办禅让有功，希望做梁宰相。敬翔说，苏循是唐朝的鸱枭，卖国求荣，不可立足在新朝。梁太祖下诏，勒令苏循等十五个唐大官致仕。苏循被斥逐出朝，投靠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九一二年，朱友谦降晋，仍任河中节度使）。梁朝不容纳宦官和高级士族两个腐朽物，显得比唐朝有些新气象。唐朝自唐僖宗广明年间起，不给百官俸禄，任令自行搜括。九○九年，梁朝用度稍见充裕，开始发给百官全俸。更为重要的一条改革是宣武镇租赋比别镇较轻，因此民众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强大，战争多获胜利。梁太祖即帝位后，禁止额外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祖之开国也⋯⋯以夷门一镇（宣武镇）⋯⋯内辟污莱（开荒田），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及末帝（朱友贞）与庄宗（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梁太祖出身农民起义军，后来叛变作军阀，但民众的威力，他还懂得一些，减轻租赋，就是对民众作了些让步。

梁固然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但从开国到灭亡，大小战争始终不曾停止过，减轻租赋的意义，对民众说来，也就很有限了。下面叙述九○七年梁建国以后的几次大战争，每次战争都损失大量的民命和财物。

九○二年以后，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出兵与梁争锋。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存勖是十分好战的武人，喜欢亲身冲锋陷阵，象个勇猛的先锋将。李克用治军宽弛，不讲纪律。李存勖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部署既定，谁也不许违背；分路行军，不许过期迟到。凡违军令，一定斩首。以沙陀人为骨干的一大群劫贼，经李存勖整顿，组织成精整的军队，李存勖也就成为梁的劲敌。

九一○年，梁太祖要消灭成德镇，使杜廷隐率魏博镇兵夺取成德镇的深、冀二州城，成德节度使王熔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率大军来救。梁太祖命令统军大将说，我把全部精兵交给你们，镇州城即使是用铁打成的，也得给我攻下来。李存勖对大将周德威说，我国兴亡，在此一战，我先冲锋，你率大军接应。梁、晋双方都下了最大的决心。九一一年，两军在高邑（河北高邑县）决战，梁军大败。晋兵杀梁兵二万人，夺得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数。在大屠杀中，成德兵恨杜廷隐杀尽深、冀二州守兵，杀梁降兵极为惨毒。杜廷隐听到败信，弃深、冀二州城，城中老弱全被活埋，丁壮全被掳去当奴婢，只剩下一些破墙。军阀混战，民众遭殃，这不过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经这次大战，梁非常怕晋，优势从梁方转移到晋方。

梁太祖听说晋兵南下，九一一年自洛阳亲率大军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抵挡晋兵。有人误报说，沙陀来了！梁军动摇，兵士多逃走，严刑不能禁。又有人报称不见敌兵，才平静下来。梁太祖看到颓势已成，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往往因小事杀功臣老将，军心恐慌，只好退兵回洛阳。九一二年，李存勖攻幽州刘守光，梁太祖率大兵号称五十万，昼夜行军到观津冢（河北武邑县东南），想乘虚攻成德镇。成德镇巡逻兵数百骑前来，有人说，晋兵来了。梁太祖连帐幕也顾不得收起，急忙引兵往枣强（河北枣强县），与攻城的梁将杨师厚合军。晋将李存审与先锋史建塘等率数百骑黄昏时冲入梁军乱杀，梁军惊扰，有人说晋大军来到。梁太祖大惊，烧营连夜逃走，急奔一百五十里，第二天早晨逃到冀州，损失军资、器械无数。后来他得知晋军只是些游兵，又羞又恼，发病退回洛阳。他病重不能起床，对近臣说，我死，儿子们不是李存勖的敌手，我没有葬身地了！痛哭得死去又活过来。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凭着他的异常凶狡，挣得了一个皇帝的称号。称帝以后，愈益酷爱女色，象禽兽一样淫乱，儿媳妇都得入宫侍寝。儿子们也借此谋继承权，彼此间争斗非常激烈。他正在痛心死后无葬身地，第三子朱友珪眼看继承无望，夜间率兵入宫结束了他的生命。朱友珪宣告自己做梁皇帝。梁群臣不服。九一三年，第四子朱友贞杀朱友珪，在开封作梁皇帝（梁末帝）。

九一三年，李存勖攻破幽州，免后顾之忧，准备出全力攻梁。梁大将杨师厚据天雄镇（魏博镇），选军中勇士数千人，号称银枪都，给养优厚，作为牙兵，实行割据。九一四年，杨师厚死。梁末帝想削弱天雄镇，割相、澶、卫三州，别立昭德镇，任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梁末帝使名将刘■率大军助贺张二人赴镇。天雄军拒绝分镇，以银枪都为首，逼迫贺德伦投降晋国。李存勖率大军入魏州，收银枪都作亲兵，自兼天雄节度使。李存勖不战获得一个大镇，晋、梁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梁处境更不利了。晋军与刘■军接战，刘■主张先取守势，伺机出击；梁末帝主张速战速决，派人去督战。九一六年，刘■军在魏州城外大败，全军七万人被杀，只剩下一些散兵。河北州县都为晋国所有，梁仅保存刘■自守的黎阳一城。这是晋、梁两国决胜败的一次大战，梁末帝也知道：我的大事完了！

梁军战败，不一定大事就完了。梁所以必亡，主要原因还在于梁朝廷内部的分裂。梁末帝信任赵岩及妻族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军国大事都和这些人商量，命将出兵也派这些人去监视。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旧将相。老谋臣敬翔、李振畏罪避祸，不敢献议；名将刘■不得行施用兵计划，战守都受朝廷牵制。刘■对诸将说，主上居深宫中，不知军事，只相信无知少年的议论。用兵在临机制变，不可固执成见，现在晋兵强盛，出战一定不利，奈何！梁军向来怕晋军，作为主将，又这样缺乏斗志，魏州城外大败，刘■自然有责任，但根源是内部分裂。梁末帝不能改变已成的危局，使得分裂愈益深刻化，一直到亡国。

李存勖取得河北，声势大振，以魏州为大据点，准备进攻河南。梁兵守黄河南岸。九一七年，李存勖率步骑渡河攻占重要渡口杨刘城（在山东东阿县北）。从此，杨刘成为晋、梁交兵的焦点。九一八年，梁军数万人攻杨刘，掘开黄河口，水势弥漫，借以保护军垒。李存勖看出梁军并无战意，只是想凭河自守，从水浅处涉水进攻，梁军大败，死伤甚重。李存勖调动全部兵力在魏州集中。梁末帝也调集全部兵力，使步将贺瓌、骑将谢彦章率领，抵御晋军。李存勖引兵自杨刘到麻家渡，梁军屯濮州（山东甄城县）北行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贺瓌忌谢彦章与自己声望相等，诬谢彦章谋叛，杀谢彦章等著名骑将数人。

李存勖喜欢，说：他们将帅自相屠杀，快亡了，我如果引兵直指开封，贺瓌岂能守营不出，只要出来，我一定战胜。李存勖率军号称十万，自麻家渡西行到胡柳陂（在濮州西），贺瓌弃营追踵到来。两军大战，梁骑将王彦章战败，率骑兵逃往濮阳（河南濮阳）；晋军也散乱不成队伍，大将周德威战死，大将李嗣源逃往河北。李存勖收集散兵，亲率李从珂（李嗣源养子）与银枪都大将王建及冲击，夺得一座土山。第二天两军在山下对战，梁军只有步兵，晋军用骑兵陷阵，梁军大败，死亡约三万人。李存勖喜爱冒险搏斗，恃勇少谋，老将李存审（李克用养子）劝他持重，他反说老头子妨碍他作戏。他一向看战争是游戏，有时从危险中被部将们死力救出来，也只说声几乎给敌人笑话，并不悔改。恰好他的对手梁将少勇又少谋，他的恃勇成了取胜的手段。这次大战，不听周德威的计谋，轻率接战，虽然转败为胜，却同梁军一样，损失兵力三分之二，进攻的力量削弱了。当时开封是空城，梁末帝大恐慌，想驱市人登城防守，又想逃往洛阳，后来得知晋军不来，才平静下去。这是俱伤而两败的一次战争，战后双方都在调配新兵力作第二次决斗。

九一九年，李存审在澶州治所顿邱县（河南清丰县西南）境德胜地方夹黄河筑南北二城，屯兵据守，从此，德胜成为晋、梁交兵的又一焦点。梁大举攻德胜南城，梁军战败，退回行台村。梁大将王瓒移大军到德胜上游十八里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已造船桥连德胜两城。李存勖战败，几乎被俘，接着王瓒战败，晋军乘胜取得濮阳。梁末帝任戴思远为大将，代王瓒拒晋军。九二一年，成德镇大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熔，据镇州自为节度使，召契丹兵来抗拒晋军。李存勖留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率精兵攻镇州。九二二年，契丹主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进攻定州。李存勖大破契丹兵，驱契丹出境。戴思远出兵五万攻德胜北城，李存勖回兵救德胜，梁军退走。李存勖用伶人杨婆儿作卫州刺史，杨婆儿贪虐，城防疏懈，梁将段凝攻取卫州，与戴思远合兵，夺得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土地，晋军损失军储三分之一，梁声势又振。晋军攻破镇州，李存勖自兼成德镇节度使，唐中期以来河北三叛镇，至此才最后消灭。

九二三年，李存勖在魏州自立为皇帝（唐庄宗），国号唐。唐庄宗使李嗣源袭破郓州（山东东平县），梁末帝大惧，罢免戴思远，任王彦章为大将，段凝为监军，谋夺回郓州。王彦章攻破德胜南城，声势大振。唐庄宗放弃德胜北城，自率大兵坚守杨刘城，与梁军十万日夜苦战。王彦章解围退保杨村，唐军也回据德胜。王彦章憎恶赵岩、张汉杰等人，说，等我得胜，回朝杀尽这批奸臣。赵、张等惟恐王彦章得胜，任同党段凝为大将，召还王彦章。段凝智勇俱无，不曾立过战功，用厚赂取得王彦章的大将地位，全军将领和士卒都愤怒不服。段凝在滑州酸枣县（河南延津县）决黄河口水灌曹、濮、郓等州，阻止东面唐军的活动，自率大军抵御澶州唐主力军。梁末帝使王彦章率兵一万去攻郓州。唐庄宗采纳郭崇韬的计谋，留兵坚守杨刘，自率轻骑从郓州袭取开封，一举消灭梁国。唐庄宗率精兵从郓州出发，命李嗣源为先锋，路上擒获王彦章，经过曹州，直向开封。梁末帝自杀。李嗣源、唐庄宗先后入开封城，梁国文武百官降唐，段凝率全军投降，梁亡。

自九○八年唐庄宗即晋王位时起，与梁连年战斗，特别是九一三年以后，双方都出动全部兵力，在杨刘、德胜一带反复进行拉锯战。两国民众，丁壮被迫当兵，枉死在战场上，老弱耕作，所得还不够纳赋税。孔谦给唐庄宗筹划军需，急征重敛，民众愁苦不堪，孔谦却获得大信任。魏州驻兵最多，民众负担也最重，无力缴纳赋税。唐庄宗责备收税官赵季良。赵季良问，你何时可平河南？唐庄宗发怒道，你的职务是督税，敢管我的军事！赵季良说，你要攻取梁国却不爱百姓，一朝百姓变心，怕河北也保不住，还想什么河南。唐庄宗算是听了话，不再使赵季良追欠赋，但孔谦是会给他穷追欠赋的。先后十七年战争，梁、唐两国民众所遭战祸都极其严重，如果说，战争也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唐庄宗消灭唐中期以来的河北三叛镇，最后合并唐、梁为一国，比梁更进一步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梁先后凡十七年。

二唐朝（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唐庄宗在军事上不过是个敢于冒险猛攻的先锋将，灭梁以后，猛气全部消失了。在政治上则是个唐朝腐朽势力的总代表。梁太祖还想革弊，唐庄宗把弊全部恢复了。梁大将王彦章说，李亚子（唐庄宗小名）是个斗鸡小儿，何足畏。的确，他把战斗当作斗鸡寻乐，此外便一无所知，梁斗败，自己也接着灭亡。

九二一年，唐庄宗准备做皇帝，首先寻找唐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朝一样的朝廷。唐礼部尚书苏循，自朱友谦处来到魏州。苏循入牙城，望见王府就跪拜，叫做行拜殿礼。见晋王，呼万岁，行舞蹈礼，涕泣称臣，表示忠诚。第二天，献大笔三十枝，叫做画日笔。这是依唐朝旧制，皇帝每天要用一枝笔。出身游牧部落的武夫看到这样的排场，非常喜欢，即时任命苏循为河东节度副使。被梁太祖看作鸱袅的苏循，现在又找到门路了（不久死去）。九二三年，唐庄宗称皇帝，仿唐朝旧制置百官，选唐朝著名士族豆卢革、卢程作宰相。二人都是轻薄无能的贪官，单凭门第作大官，正说明唐庄宗看政治只是一种儿戏。

唐庄宗是个昏暗无知的蠢人。他亲信宦官和伶官。他幼年就喜爱演戏，称帝后仍面涂粉墨，与优伶同演，诨名叫“李天下”。某次演戏，自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优伶上去打他的嘴巴，大家都很惊骇。这个优伶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怎末叫两个。他挨了打还很高兴，厚赏这个优伶。伶官出入宫廷，侮弄朝官，群臣愤恨，不敢出气。最受宠信的伶官名叫景进，专替他探听宫外的事情。他依靠伶官作耳目，自然只能闻见是非颠倒的事物。一些朝官和四方藩镇争着送贿赂给伶官，只要伶官说好话，做官就得到保障。九二三年，他从开封迁都洛阳，嫌原有的宦官五百人不够用，下令召集逃在各地的唐朝宦官，总数将近一千人。他优待宦官，当作自己的心腹。唐昭宗杀宦官后，宫内各执事都用士人代替，梁朝也用士人，唐庄宗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镇监军全用宦官。士人的仕途被夺，自然很不满意；节度使都是功臣武将，被监军侮辱并侵夺权力，自然愤怒不平。他听从宦官的建议，照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从州县上供的入外府，充军国经费，从藩镇贡献的入内府，充皇帝私用及赏赐近臣，外府常空虚不敷开支，内府却财物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都心怀怨恨，要离开他另找主人。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洛阳宫中有鬼怪。老宦官对唐庄宗说，我们曾奉事过咸通（唐懿宗）、乾符（唐僖宗）天子，那时候，六宫至少有一万人，现在宫女太少，空屋太多，所以有鬼怪出现。他使宦官、伶官出去掠夺民间女子，见美女就抢，不问是什么人。他从魏州回洛阳，魏军诸营妇女被抢去千余人，用牛车载回洛阳宫。魏州是与梁作战的大据点，银枪都又是立战功最多的亲军。抢魏军妇女，魏军和银枪都当然要大怨恨。唐庄宗用伶官、宦官作耳目心腹，所有朝官、武将、军士都和他分离了。

唐庄宗又是个骄傲自矜的蠢人。他不许有人比自己高强，有功不赏和疑忌功臣，是他败亡的又一个原因。早在九一六年，他和梁将刘■在河北决战的时候，梁末帝使将军王檀率兵三万袭击晋阳城，想一举消灭晋军的总后方。当时晋阳没有守兵，留守者张承业征发市上人守城，非常危急。退休的老将安金全自告奋勇，得张承业允许，率本家及其他退休将家的子弟数百人出城击退梁军，晋阳得暂时保存。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派勇将率精骑五百飞奔来救，声称昭义大军随后就到。梁军害怕，退出河东境。唐庄宗嫌安金全等立奇功，说不是奉自己的命令行事，不须给赏赐，这次有功不赏，倒还没有影响前方作战的将士，因为奉他的命令行事，确实得到赏赐。九二三年，李嗣源率养子李从珂充先锋，攻入开封，唐庄宗喜极，牵李嗣源衣，头触李嗣源说：我得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我要同你共有天下。灭梁以后，他举手对功臣们说，我从这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意思是你们都没有功劳。他不赏功臣，却用伶人作州刺史，有功军官，莫不愤怒。战功最多的李嗣源，首先遭到猜忌。李嗣源自成德镇入朝，留在洛阳，遇险好几次，得宦官李绍宏保护，才免被杀害。当唐庄宗初入开封时，附近各割据国都恐惧。吴国执政徐温怕唐兵来攻。谋士严可求笑道：不妨事！听说唐帝刚得中原，便志气骄满，胡乱对待臣下，不出几年，将要内变，我国卑辞厚礼，保境安民，等他失败就是了。吴国使官自洛阳回国，说唐帝成天打猎，贪财拒谏，群臣怨恨，决不会成事。徐温听了才放心。荆南割据者高季兴亲自入朝，回国后对将佐说，唐帝一味骄矜，功臣解体，又专爱打猎，迷于女色，怎能久长，我不愁了。这些观察都很准确。梁国刚灭亡，唐庄宗败亡的征象已经十分显著。

这个蠢人昏暗骄矜，闹得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败亡必不可免。他最大的罪恶是残害民众，比梁帝更显得是个民贼。他委孔谦管财政，重敛急征，民不聊生，正如《旧五代史·食货志》所说“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谨，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孔谦搜括财物来满足唐庄宗和刘皇后、宦官、伶人这一群人的贪欲，民众穷困，愁怨无告，唐庄宗却赐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他的民贼面目，既然暴露得如此明白，那末，他的败亡也就迫在眼前，无可逃避。

九二四年，唐庄宗派遣使官到前蜀国观察形势。使官回来说，蜀主王衍荒淫无道，君臣上下专讲究奢侈生活，看来，只要大兵一击，蜀国就瓦解土崩，不能自保。唐庄宗很同意这个看法，准备出兵灭蜀。正在这个时候，南汉国主刘岩派使官来洛阳观察形势，使官回国说，唐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荒淫无道与骄淫无政是同一的意义，果然，在这次灭蜀战争中，王衍的蜀与唐庄宗的唐同时消灭。九二五年，唐庄宗任长子李继岌为西南行营都统，谋臣郭崇韬为都招讨使，率兵六万攻蜀。郭崇韬是实际统率者，全军都受他的指挥。唐军自凤翔入大散关，进入蜀境，所带军粮不够十日用，恰好蜀国守将纷纷迎降，供给军粮。唐军顺利前进，王衍投降。唐洛阳出兵到入成都，相隔只七十日，说明蜀国腐朽到不堪一击。唐的腐朽在得胜后也爆发出来。先锋将康延孝自以为功大，应得重赏，郭崇韬却奏荐亲信将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西川节度使一职，郭崇韬早已保荐孟知祥），康延孝大怒。郭崇韬权大，专擅一切军事政事。李继岌名为都统，毫无实权。宦官李从袭助李继岌争权，在洛阳的宦官，全力向唐庄宗和刘皇后进谗言，说郭崇韬有异心。唐庄宗疑信参半，刘皇后自出密令，使李继岌杀郭崇韬。九二六年，唐军将回洛阳，李从袭迫李继岌杀郭崇韬。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到成都，接管政权，蜀地得免变乱，变乱只限在李继岌军中。

李继岌大军自成都出发，令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为后军。康延孝到剑州（四川剑阁县），自称西川节度使，拥兵西行夺成都。李继岌使任圜会合董璋兵击叛军，攻战数月，捕获康延孝，李继岌才得继续行军东归。

郭崇韬被杀，功臣旧将莫不疑惧，谣言大起。魏州军怨唐庄宗不赏旧功，乘人情不安，拥指挥使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据魏州作乱。李继岌大军正和康延孝作战，唐庄宗一时找不到良将，只好再用李嗣源，使率一部分亲军去攻魏州。亲军又号从马直，是唐庄宗从各军中挑选勇士组成的精锐军队。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死后，郭从谦对部属称冤。唐庄宗曾对他戏言，说，你为什么违背我去依靠郭崇韬，想干什么？郭从谦大惧，加紧鼓动亲军作乱。李嗣源率亲军到魏州城下，准备第二天攻城。夜间亲军哗变，拥李嗣源为主。赵在礼击散亲军，拥李嗣源入城。这时候李嗣源似乎还没有反意，托故逃出城，到魏县招集散兵。后来女婿石敬瑭劝李嗣源夺取开封，据形胜地反抗唐庄宗，李嗣源才下决心谋自立。河北州镇都归附李嗣源，军势大振。李嗣源率军向开封，使石敬瑭为先锋，李从珂为后殿，进入开封城。

唐庄宗在洛阳，开始想到要收买兵心，拿出内府金帛，宦官、伶官也献出财物，赐给诸军。兵士拿着赐物骂道，我们妻儿早已饿死，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唐庄宗率军向开封，到中牟县，听说李嗣源已先入，诸军归附，知道不能再前进，神色沮丧，登高眺望，对人说，我不成了！下令退回洛阳。兵士沿路逃散，只剩下一半。他好言抚慰卫土们说，刚才得报说魏王（李继岌）又送来西川金银五十万两，到京后都赐给你们。卫士回答说，太迟了，谁也不会感谢。宰相和宦官请唐庄宗亲去扼守汜水，等魏王攻蜀军来到，再作打算。唐庄宗同意这个建议，定期出发，骑兵步兵先在城外等候。郭从谦率从马直攻入宫城，唐庄宗率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死。李继岌率军到关中，进退失据，在渭南被李从袭杀死。任圜代领全军归降李嗣源。唐庄宗败亡是不可逃避的。出大兵攻蜀，杀郭崇韬，造成这样的一种败亡。如果不攻蜀，不杀郭崇韬，也会出现别一种的败亡。因为他的行为，对民众说来，是十足的民贼，对统治阶级内部说来，是完全的独夫，想得个立足地是不可能有的。

李嗣源出身沙陀平民，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小名叫邈佶烈。李克用有许多养子，一部分用存字作排行，另一部分用嗣字作排行，李嗣源就是嗣字排行中的一个。他长于骑射，积累战功，逐渐升迁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首将）。唐庄宗失军心，总管自然成为诸军推戴的总首领。九二六年，唐庄宗死，李嗣源入洛阳，宰相豆卢革率百官劝进，李嗣源只许用监国名义，说是要等李继岌回来。这一套取帝位的步骤，他并不懂得，但是，他做得很熟练，都是谋臣安重诲教给他的。在监国的短期间内，别人替他杀死李克用唐庄宗的子孙，沙陀贵族灭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唐明宗）。

唐明宗比唐庄宗有知识，知道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针对着唐庄宗的弊政作出一些改正。做监国时，首先宣布孔谦刻剥百姓、军民穷困的罪状，下令斩孔谦。凡孔谦所立苛敛法，一概废除。又令诸镇杀监军使。监军宦官与节度使争权，诸镇极为愤恨，这一措施，自然得到诸镇的欢心。即帝位后，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等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鹰坊（养鹰供畋猎）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宫廷组织如此简单，是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宦官数百人或窜匿山林间，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唐明宗下令全部杀死。宰相任圜管财政，颇能建立制度，取得成绩，不过一年，唐明宗的地位稳定下来了。

唐明宗不识文字，四方奏章都教枢密使安重诲诵读，当时奏章通行四六文体，不仅听不懂，连安重诲也读不大通。安重诲建议置端明殿学士，任冯道等为学士。唐明宗曾教训儿子李从荣说：我喜欢听儒生讲经义，很能开发心思；从前唐庄宗爱作诗，将家子弟缺乏修养，做来只供人暗笑，你不要学他。大概冯道等儒生，给他一些影响，因此粗暴性比他前后的沙陀皇帝都轻得多。他曾和冯道谈起连年丰收，四方无事。冯道说，我从前在先皇（李克用）幕府（当时冯道作掌书记），出差到中山（河北定县），山路险峻，我怕马倒，执缰绳很小心，幸而没有出事；出山走平地，让马奔跑，不再留意，突然跌下马来。治天下也是这样。唐明宗非常同意。又问冯道，现在年景不错，百姓是否富足。冯道答，农家遇荒年要饿死，遇丰年却苦于谷贱，丰荒都受害，是农家的特点。记得进士聂夷中有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描写农家情状，极其精切。农在四民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唐明宗听了感动，教人写下来，经常念诵。冯道是最能看风色的典型官僚，敢对唐明宗替农家诉苦，足见唐明宗平时对农家有一些同情心。九三一年，令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又许民间自铸农具及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纳农具税钱三文。这些，都表示关心农事。据史书记载，他在宫中每夜焚香祷告上天说，我是蕃人，因乱被众人推戴；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百姓作主。这是因为赵匡胤生在九二七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宋朝人伪造此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他称帝的七年里，战事稀少，屡有丰年，民众获得短期的喘息，应该说是一个好皇帝。

任圜作宰相，安重诲作枢密使，都是唐明宗的忠臣，也都有些才能足以辅佐朝廷。安重诲恃宠骄横，任圜刚愎自用，二人往往争辩以至怒骂。唐明宗出身行伍，以为宰相看轻自己，很不满意。安重诲进谗言，九二七年，杀任圜。安重诲也渐被疑忌，九三一年，杀安重诲。先后杀两个重臣，说明唐明宗不能知人也不能用人，群臣离心，奸佞得势，败亡不可免了。骄兵悍将作乱，是唐中期以来相沿一百几十年的积习，唐明宗年老多病，知道兵乱难免，九三三年，赐在京诸军钱物，接着又赐在京及诸道将士钱物。一月间两次赏赐，意思是想兵士感恩，不象唐庄宗那样吝啬招怨恨。结果却相反，兵将愈益骄横。李从荣见唐明宗病危，急于想夺得继承权，率兵攻宫门。宫中兵出击，杀李从荣。唐明宗受惊死去，子李从厚继位（唐愍帝）。

唐愍帝猜忌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九三四年，令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怕离镇赴新任，在路上被杀，起兵反抗。唐愍帝派大军攻凤翔，大军在凤翔城下投降李从珂。李从珂搜括城中所有财物犒赏降兵。唐愍帝再发兵去阻挡李从珂军，出库藏赐兵士，允许得胜后，每人再赏二百缗。兵士更骄，公然说，到凤翔再领一份。李从珂引军向洛阳，唐愍帝前后派出的诸军，都在路上投降。李从珂到陕州，唐愍帝的亲信大臣，或逃或降，唐愍帝自领卫士五十骑逃到河北，在卫州遇见石敬瑭，要求相助。刘知远杀五十骑，只留下唐愍帝一人。李从珂使人杀唐愍帝。

李从珂入洛阳，即皇帝位（唐废帝）。唐废帝在凤翔，允许成事后兵士每人赏钱一百缗。九三三年，唐明宗两次犒军，库藏早已空虚。九三四年，唐愍帝又赏赐出战诸军，库中实存只有金帛三万两、匹。唐废帝督促官司，百般搜括民财，狱中人满。军士游市上，骄气逼人。市人聚众骂军士道，你们算是为主立功，反使我们鞭胸杖背，出钱犒赏，你们还洋洋自得，有一点良心没有！当然，军士不管市人怎样斥责，钱是不能少要一文的。唐废帝实在无法，只好减少赏钱，赐路上各降军将官每人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各军将官和军士，每人十缗。军士失望，流言“除去菩萨（指唐愍帝），扶立生铁（指唐废帝）”。唐废帝刚登位，军士就要除去这块生铁。将官拥立一次新皇帝，就得一次升迁，军士拥立一次，至少要得一次重赏，因此，将官和兵士都乐于制造变动，五代皇帝也因此象走马灯一样，一个过去，一个出来，紧紧相接，不要几年，改朝换姓，每有变动，总是增加民众的苦难。唐庄宗死到唐废帝死，前后不过十年，变动尤为突出，这里叙述一下，借以了解五代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只存在着劫夺关系，再也不见其他带有某些积极意义的关系。

唐废帝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左右手。两人都勇健好斗，向来彼此互忌。还有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二人，赵德钧任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任宣武节度使，据有幽州、汴州两个重镇，也是唐废帝的劲敌。九三五年，唐废帝调赵延寿为枢密使，又使张敬达将兵屯代州，牵制石敬瑭。九三六年，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被猜忌，早就准备反叛，当然拒绝调任。刘知远劝起兵夺帝位，谋士桑维翰劝勾结契丹，作为后援。石敬瑭在非反即死的形势下，与唐废帝公开破裂。唐废帝使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条件是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得胜后献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这个无耻已极的卖国贼，靠这些条件得到了契丹的援助，有了援助，这个卖国贼就胆壮起来。契丹主自将五万骑，号称三十万，到晋阳城下击败张敬达军。唐废帝兵力还很强，但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坐待死亡，不敢领兵亲自出战。张敬达率残部守晋安寨（在晋阳城南）待援，被部将杀死，残部将士投降契丹。契丹主命大将迪离毕率五千骑兵兼率张敬达旧部为先锋，石敬瑭在后面追随，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唐将领纷纷投降石敬瑭，唐废帝只好率本家老幼登楼自焚。唐亡。

唐先后凡十四年。

三晋朝（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梁、唐两朝的几个皇帝，靠武力劫夺地位，这是军阀本色，倒也不算创例。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罪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当石敬瑭要向契丹主提出条件时，连刘知远都不很同意。刘知远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祸害，追悔莫及。这个卖国贼一心想做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契丹主喜出望外，允许深秋马肥，出兵来救。张敬达是个无知武夫，契丹打败他，本不算什么智勇。石敬瑭拜见契丹主，请问战胜的缘故。契丹主说了一套以后，石敬瑭表示拜伏，实际是借此献媚，装出象个孝顺儿子的样。契丹主考察了好多天，相信他确实是尽忠尽孝的臣子，才正式对石敬瑭说，我看你的相貌和气量，够做一个皇帝，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再三再四表示不敢当，文武部属都来劝进，这才允许作皇帝。他装出这些“逊让”的模样，自然是二号卖国贼桑维翰在替他策划。称帝以后，即时履行割地，断送了下列十六州：（一）幽州，（二）蓟州（治蓟，河北蓟县），（三）瀛州（治河间，河北河间县），（四）莫州（治莫，河北任丘县），（五）涿州（治涿，河北涿县），（六）檀州（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七）顺州（治宾义，北京市顺义县），（八）新州（治永兴，河北涿鹿县），（九）妫州（妫音归gui治怀戎，河北怀来县），（十）儒州（治缙山，北京市延庆县），（十一）武州（治文德，河北宣化县），（十二）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十三）应州（治金城，山西应县），（十四）寰州（治寰清，山西朔县东北），（十五）朔州（治善阳，山西朔县），（十六）蔚州（治安边，河北蔚县）。幽州镇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河东镇以云、应、寰、朔四州为山后，山后也称山北。山南北都为契丹所有，可以随时南下侵扰。

唐末五代长期内乱，契丹因而逐渐变成强大的国家。唐末，刘守光据幽州，刘守文据沧州。九○九年，刘守文用厚赂招契丹兵入屯蓟州。刘守文战败，契丹退兵，占据营州（治柳城，河北昌黎县西南）。九一一年，契丹占平州（治卢龙，河北卢龙县）。契丹得营平二州，自然要进攻幽州。唐庄宗灭刘守光后，曾两次击败契丹，幽州才免于沦陷，唐明宗时，契丹主阿保机强迫唐使官姚坤写割让幽、定、镇三州状，姚坤坚决拒绝。契丹想第一步先夺取河北，野心显然，但并无夺取的实力。石敬瑭出卖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形成了契丹处优势晋处劣势的局面。如果单从地理这一点上说，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卖国的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

契丹主率兵来援石敬瑭，击败张敬达，但张敬达所部兵士还有五万人，骑兵未受损失，坚守晋安寨，只要援兵到来，仍可反攻。唐废帝派出几路援兵，命赵德钧一路自飞狐（河北涞源县）抄契丹军后路，赵延寿一路攻晋阳南面。赵德钧父子派密使见契丹主，请立赵德钧为皇帝，条件是（一）父子所部两路兵南取洛阳，不烦契丹兵援助，（二）与契丹为兄弟国，（三）允许石敬瑭占据河东。契丹主觉得深入唐境，后路空虚；围攻晋安寨，一时不能攻下；范延光一路援军将从辽州（山西辽县）方面来（当时范延光军已被赵德钧牵制住）；赵德钧父子兵力尚强；山北诸州起兵截归路，将不能回去。他知道这些都对自己不利。他本来怕唐兵，屯兵柳林（晋阳城北），每天黄昏时便收拾行装，准备仓猝逃遁。赵德钧提出的条件，固然比石敬瑭差得多，被抄截后路的危险却可以避免，因此有意接受赵德钧的条件。石敬瑭听说，大为恐慌，赶快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跪在帐前，一把涕一把泪从早到晚苦苦哀求。最后，契丹主决计收留石敬瑭当儿子，叫赵德钧的使者回去。赵德钧父子所求不成，逃往潞州。石敬瑭随契丹主到潞州，赵德钧父子出城迎拜，被契丹主囚禁，送回契丹。赵德钧父子到契丹，见述律太后（阿保机妻）。太后问，你往太原想干什么？赵德钧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说，你向我儿（耶律德光）求做皇帝，还敢当面扯谎！太后指自己的心说，这是骗不过去的。又说，我儿出发时，我对他说，如果赵德钧引兵向渝关（山海关），就赶快退兵回来，太原不可救。你为人臣，想乘乱取利，行为如此，还有什么脸活着？赵德钧俯首不能答话，不久死去。赵延寿依然等待机会卖国求荣。述律太后这一通斥责，对良心早已死了的人，并无影响，但足以说明卖国贼不论做皇帝或当俘虏，在买主眼中，都不是当作有脸的人活着的。

九三六年，石敬瑭入洛阳（九三七年迁都开封），正式做了占领中原的皇帝（晋高祖）。他靠契丹得帝位，奉事辽主（九三七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尽恭竭敬，上表称臣，不敢称儿，称辽主为父皇帝，贡岁币三十万以外，加送辽主及述律太后以至辽相韩延徽、枢密使赵延寿等人大批贿赂。有些事辽方感到不如意，就派人来责备，他总卑辞谢罪，请求原谅。当时他的部属对这种情形有三类态度，第一类是“朝野咸以为耻”。这一类人最多，被割让的诸州镇也一样，经过反抗，才被辽国占去。例如大同（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告众人说，“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人推吴峦为主，闭城门拒绝降辽。九三八年，辽主令他免称臣，只称儿皇帝，就是想和缓第一类人“安可臣于夷狄乎”的公愤。第二类是想乘机夺帝位。例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公然宣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这一类人有些是蔑视他，有些是要学他的作法，也向辽国求助，受封为皇帝。第三类是他的同类，坚决主张做辽国的臣子。这一类人有桑维翰等，人数最少，在朝廷上却最有影响。他称帝的七年里，连年发生兵乱，都是部将们想用武力夺他的帝位。桑维翰说，“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所谓“不可负之”，就是得罪辽主，皇帝便做不成。九三七年，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兵攻汜水，他部署轻骑兵，准备自开封逃归晋阳。桑维翰叩头苦劝，要他看看风色，不可轻动。在一二两类人的压力下，他的地位极不稳定，除了依靠父皇帝，再没有别的指望。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不愿受辱，见辽国使官，总是箕踞大骂，或派人暗杀辽使。九四一年，上表斥责他“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声称已部勒精兵，定要同契丹决战。他怕安重荣兵强，又经不起辽主的责问，只好发兵同辽国兵攻击成德镇，杀安重荣。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不愿降附辽国，酋长白承福率众逃回河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使亲将郭威劝说白承福，归附河东镇。刘知远得吐谷浑部，兵力加强。九四二年，辽主使人来问招纳吐谷浑的罪名，他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逼得无路可走，忧郁成病，不多几天就死了。在污辱中生存，在污辱中死去，这就是卖国贼的命运。

石重贵继位（晋出帝），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掌握大权，以反辽自任。晋出帝向辽主告丧，称孙不称臣，辽主大怒。赵延寿想代晋称帝，劝辽击晋。晋平卢节度使（驻青州）杨光远遣密使劝辽主入侵，也是想做皇帝。九四三年，辽主集山后诸州及幽州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统率。用晋降将率晋降兵攻晋，辽坐收战胜的利益，计划是很险恶的。辽主为鼓舞赵延寿，对他说，如果得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又时常指着赵延寿对晋降人说，这是你们的主子。赵延寿信以为真，愿为辽尽力。九四四年，赵延寿将兵五万进攻，前锋到黎阳。辽主屯兵元城（河北大名县），任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晋出帝命诸将沿黄河设防。晋军民都恨辽兵侵入，奋勇作战，辽兵屡败。辽主听从赵延寿议，自率兵十余万在澶州城北列阵，想一战取胜。晋军守澶州城，高行周率前军击辽阵，互有胜败。辽主见晋军不弱，对侍从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饿死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多！晋、辽两军苦战到夜，死伤都很重，当夜辽军后退三十里。辽主分兵两路回国，一路经沧州、德州，一路经深州、冀州，沿路烧杀，方圆一千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全部绝灭。景延广不敢追击，任令辽军满载赃物回去。

晋、辽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辽军。晋出帝和文武官吏自以为战胜，愈益贪暴无忌惮，大肆搜括，逼得民众求死无地。诸州自己组织用以保卫本地方的乡兵，被晋出帝强迫充当正式军队，号武定军，又改号为天威军，总数凡七万余人，乡兵被迫脱离生产，又大大增加民众的痛苦。抗辽力量的本源，遭受这批民贼破坏，虽然还能再一次大破辽军，但晋朝却迫近末日了。

九四五年，辽又大举南侵，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辽主进驻元氏（河北元氏县）。晋诸军屯邢州（河北邢台县）。当时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不知缘故，发生恐慌，队伍散乱，器甲遗失，退到相州城（河南安阳县）时，已不能再整。晋朝廷下令几路军队还屯澶、魏、邢等州，主力军守相州，准备对抗，军心又振作起来。这说明军士要求抗辽，愿进不愿退，愿战不愿降。晋军数万在相州安阳水南岸列阵，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去侦察，被辽兵数万围困，二将力战，将军安审琦率骑兵往救，辽军望见尘起，即解围退去。辽军中自相惊扰，说晋大军来了。辽主在邯郸，立即退走，两天走了三百里。辽军中很大部分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决不肯出力作战，辽主知道这一点，只要晋军态度坚强，辽主便知难而退或不敢久战。当辽军解围退去的晚上，晋将张从恩创议说，辽军兵多，我兵少粮缺，不如退就黎阳仓，靠大河拒守。张从恩不待诸将决议，即引本部兵先走，诸军相继出走，队伍又扰乱，如邢州后退时那样。晋将蒋彦伦率五百人守相州城，赵延寿与辽将率兵数万将攻城，听说晋救兵要来，即引兵退走。辽军自恒州（即镇州，河北正定县）北还，过祁州（治蒲阴，河北安国县），赵延寿知道城中兵少，围城急攻。刺史沈斌守城。赵延寿在城下对沈斌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古人说过，“择祸莫若轻”，为什么不早降。沈斌答，你父子走错了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不知羞耻，反有骄色，怪哉怪哉！我弓断箭尽，甘心为祖国死，决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陷，沈斌自杀。沈斌的言行，就是广大军民和少数将领的言行，可是，在当时，正气是被严重地压抑着不能发扬的。

晋出帝知道辽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谋袭取幽州。他任用成德节度使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率诸军。杜威在诸将中，贪婪残暴无耻怯懦尤为突出，因为是晋出帝的姑夫，特别被信任。杜威在定州会合诸军，取泰州（治清苑，河北保定市）又进取遂城（河北徐水县西）。辽主回到虎北口（又名古北口，在檀州北），得知泰州入晋，即率全军八万余骑回到泰州。晋军结阵南行到阳城（在蒲阴县东南），击退辽追兵，又南行到白团卫村，被辽军包围。晋军力战，人马饥乏。东北风大起，辽主下令说，歼灭晋军，乘胜进取大梁（开封）。辽精骑下马，顺风纵火，用短兵击晋军。晋军士兵愤怒，大呼：都招讨使（杜威）为什么不下令反击，让我们束手等死。诸将请出战，杜威说，等风势稍缓，再看情形。将军李守贞说，等到风止，我军已被歼灭了。李守贞与诸将各率所部奋力击辽军，辽军大败，势如山崩。辽主弃车，找到一只骆驼，骑着逃走。诸将请追击，杜威说，碰到强盗，不伤命已经够好，还想拿回衣袋么？辽主因此得逃回幽州。晋军收兵回定州。

晋辽第二次战争，辽军大败，晋军如果乘胜追击，擒获辽主和收复幽州都是可能的。可是，迫近末日的晋，不仅不会利用这次战胜，而且适得其反，战胜促使末日更快地来到。

杜威贪残无比，成德镇所属州县被这个民贼搜括和辽兵屠杀，遍地枯骨，破败不堪。杜威感到无利可图，擅自离镇回开封。桑维翰劝晋出帝惩罚杜威。晋出帝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桑维翰不敢再谏。晋出帝任杜威为天雄（魏博镇）节度使，让他换个新地方去搜括。晋出帝自阳城战胜，自以为天下平定，愈益骄侈荒淫，尤其喜爱优伶，赏赐无度。桑维翰说，战士受重伤，赏不过帛数端，伶人一谈一笑合意，便给重赏，士卒解体，谁还肯出力！晋出帝不听，免桑维翰相位。晋朝廷上连桑维翰那样的人也没有了。

九四六年，晋出帝任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等诸军击辽。下诏宣告：特发大军，往平奸寇。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又悬赏格说，擒获辽主者，授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杜威早存乘机卖国的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晋出帝一心以为出击必胜，允许杜威的要求，因此，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

辽主至恒州，与杜威军夹滹沱河对峙。杜威使彰德节度使张彦泽为先锋。磁州刺史李谷劝杜威、李守贞造桥渡河，密约镇州守将前后夹攻，定能击败辽兵。诸将都赞成，杜威独不同意，足见当时存心卖国的只有杜威一人，诸将还是愿战的。将军王清建议，自率步兵二千人为先锋，渡河击敌，请杜威率大军继进入恒州城，再合力出击。杜威许诺。王清率所部力战，辽军不能支，向后小退，晋诸将请乘势渡河，杜威不许。王清在北岸奋击，接连派人来求援，都被杜威拒绝。王清对部兵说，元帅手握重兵，坐看我们死战，不发一个救兵，这一定有了异心，我们拚出生命来报国，不要再望援救。士兵都同意，没有一个人退却，战到日暮，王清和士兵全部牺牲了。晋诸军在南岸望见，无不丧气，但还不知是杜威的毒计。

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密谋降辽。杜威派密使去见辽主，要求重赏。辽主对密使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杜威做。杜威大喜，决计投降。帐中埋伏刀斧手，召集诸将，出降表令署名，诸将惊骇，不敢当场反抗，都唯唯从命。杜威送降表给辽主，一面令全军出营列阵。军士以为将要出战，踊跃听令。杜威下令解除兵甲，说，现在粮尽援绝，应当同你们别求生路。军士都痛哭，声振林野。军士绝不愿降辽，晋诸将没有人敢出来顺从军心，反对杜威，晋军就这样被杜威为首的一群卖国贼断送了。辽主使赵延寿穿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晋营，也使杜威穿赭色袍，意思是愚弄两贼，也愚弄晋军，让晋军误解为辽主不想做皇帝，皇帝将在两人中选择一个。

辽主引兵南下，使杜威率已被解除武装的降军随从，另使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开封。张彦泽长驱入开封，晋出帝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李氏也上降表，自称“新妇李氏妾”。晋亡。辽主使人来抚慰石重贵，说，孙儿不要忧愁，我总让你有饭吃。九四七年，辽主到开封，遣骑兵三百押石重贵一家男女到辽国。这个亡国奴被安置在建州（在辽宁朝阳县境），忍受无限耻辱，偷活了十八年，到九六四年才死去。

辽主耶律德光进开封城，民众号呼奔走。辽主登城楼，使通事（译员）宣称：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从暴政下得到解脱。我无心南来，都是汉兵（杜威等）引我来的。晋百官降辽，各镇节度使也大部分投降。辽主自以为中原皇帝做成了，令辽兵以牧马为名，四出抢掠，称为“打草谷”。辽兵大杀大掠，开封、洛阳附近数百里间，成为白地，又以犒军为名，严令晋官括钱，不论将相士民，都得献出钱帛，所得财物，并不分给辽军，准备运回辽国。赵延寿见辽主已正式称帝，很不满意，请求做皇太子。辽主说，皇太子要天子的儿子才能做，赵延寿怎能做得。当时刘知远在晋阳称帝，诸镇和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民众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辽所任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辽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亳、密三州。辽主害怕，对待从人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召集晋降官，宣称：天气渐热，我要回上国（辽）去，留一人在这里（开封）做节度使。说罢，命有职事的晋官都跟他走，又任命萧翰（辽后族）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辽主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屠相州城，城中人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杀人泄忿，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又指一个汉奸张砺（张砺与赵延寿同时降辽）说，你也有一份。辽主耶律德光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错：令晋官括钱是一错，令上国人打草谷是二错，不让诸节度使（晋降将）早还本镇（镇压民众）是三错。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辽诸酋长拥戴永康王耶律兀欲（耶律德光的兄子）为辽主。兀欲擒赵延寿，带回辽国。晋降官留在恒州，得免从行。辽侵入中原，尽量发泄野蛮性，烧杀劫掠，破坏极其严重，兀欲回去，算是暂时告一结束。

石敬瑭靠卖国起家，赵延寿、杜威等人学他的样，也想做个儿皇帝，卖国成风，丑恶无以复加。这里，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中人能够做出各种罪行，一直做到这样的滔天罪行。军士的情形就有所不同。军士在平时是跟着将领残害民众的，但在紧急关头，一致表现爱国精神，愿战不愿降。驱逐辽军出晋境的真实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辽主所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又说不让诸节度使早还本镇是三错，他从失败中认识到了。他得出利用中原统治阶级压服民众的经验，虽然为时已晚，辽国用来统治燕云十六州，却收得效果，十六州从此成为塞外游牧族入侵的基地。

晋先后凡十二年。

四汉朝（九四七年——九五一年）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被晋出帝疑忌，据守本境，不参与晋辽间战争。刘知远广募士卒，杜威降辽，晋兵一部分逃归河东，河东有步骑兵五万人。辽军入开封，刘知远使部将王峻以贺战胜为名，到开封察看形势。王峻回来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据。有人劝刘知远起兵击辽。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必须随时制宜。现在契丹正得势，不可轻动。看来，契丹着重在搜括财物，并无大志，天气渐暖，势难久留，等它走了，出兵取天下，可以万全。当时晋藩镇纷纷降辽，少数节度使如史匡威据泾州（甘肃泾川县），拒绝投降；何重建斩辽使者，举秦、阶、成三州降蜀，都只能做到不降辽为止。南唐以恢复祖业为口实，也不曾设谋规取中原。刘知远的所谓万全之计，虽然缺乏进攻精神，总还算是待机而动，志在恢复。辽军被迫退走，刘知远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占领中原的皇帝。

与辽主称帝同时，刘知远也在晋阳称帝（汉高祖）。他要试探军心，声称将出兵迎晋出帝来晋阳，所部军士都对他表示拥戴，争呼万岁不止。以郭威等人为首的文武官，也一致劝进，河东军心归附，称帝的第一步成功了。即位以后，自称不忍改变晋国号，仍用天福（晋高祖年号）纪年，称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年），意思是在争取晋旧臣来归附；又下诏诸道，禁止为契丹括钱帛，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又下诏慰劳农民及保卫地方、武装抗辽的民众。汉高祖这些措施，在晋国境内起着振奋人心的作用，民众组织起义军，到处攻杀辽人，一些被迫降辽的晋官，也杀辽官来求位号，人心归附，称帝的第二步成功了。还有一点是更重要的成功。他按照惯例，商议括民财来赏赐将士。皇后李氏说，不可伤害民众，应该拿出宫中所有财物犒军，数目虽不多，将士必无怨言。他采纳李氏的建议，果然军民都很喜欢。胡三省注《通鉴》，用鄙谚“福至心灵，祸来神昧”，赞美李后有这种识见是属于前一类。事实上鄙谚应改为心灵福至，神昧祸来。李后和汉高祖有识见，能以不括钱代替辽主的括钱，因而出兵向开封，得以通行无阻。

汉高祖具备了这些成功的条件，乘辽军北退，兀欲在恒州称帝，急于回国的时机，令皇弟刘崇为太原留守，自己率大军自太原经晋（山西临汾县）、绛（山西新绛县）向洛阳。各地辽守将萧翰等相继逃走。先锋史弘肇治军严整，所向无敌，汉高祖自太原出发，二十一天进入洛阳，下诏改国号为汉。又八天进入开封，黄河以南州镇都为汉所有。

辽将麻答守恒州，异常残暴。恒州军民听说汉高祖已入开封，群起驱逐麻答。麻答率辽人逃往定州，与定州辽守将耶律忠（即耶律郎五）合兵。天雄节度使杜威与麻答勾结，据魏州抗汉。汉高祖率兵攻魏州，城中居民大半饿死，杜威力竭出降。耶律忠怕民众起义，九四八年，弃定州逃归辽国。晋末，河北失陷的诸州镇又为汉所有。九四八年，汉高祖死，予刘承祐继位（汉隐帝）。汉高祖遗命杀杜威。杜威尸体在市上，顷刻间被市人分割成无数碎片。赵延寿也死在辽国。卖国贼罪该万死，死了还是永远遗臭。

晋、汉两朝，武夫的蛮横，比梁、唐两朝尤为突出，晋、汉相比，汉更是登峰造极。武夫首领汉高祖性极残酷，所用大臣如苏逢吉、史弘肇等人也极凶恶。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枢密使郭威掌出兵作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人都是最有权力的所谓国家勋旧之臣。有一天，会合饮酒，史弘肇大声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什么毛锥（笔，指文官）。王章抗议道，没有毛锥，财赋从那里来。王章极其憎恶文官，说：这种人拿起算筹，连横直都不会摆，有什么用。王章要毛锥，是专为搜括民财，并无别用。杨邠也厌恶文士，常说，钱多兵强是国家急务，至于文章礼乐，算得什么。这里当然不是说文官不是民贼，不过，某些文官有时候还可能顾及一些制度，武夫则什么制度都不在意中，各行其所是，一味蛮横，乱成一团糟。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比较有些知识，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九四八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郭威临行，向文官首领太师冯道求教。冯道说，李守贞著名老将，诸军多是他的旧部，他依恃向来得军心，所以不怕讨伐，你只要不吝惜官物，赏赐士卒，就可以夺取他的依恃。郭威听从冯道的建议，果然大得军心，诸军都愿意为郭威出力击李守贞。九四九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郭威这一作为，仍是冯道所教不要吝惜官物的意思，形式上得赏不比别人多，实际是换来了这些人的好感。九五○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

汉隐帝厌恶诸大臣，想用自己的亲信人执掌朝政。杨邠、史弘肇曾在朝上议事，汉隐帝说，再仔细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杨邠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汉隐帝不能忍受，与亲信人密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下令：攻入京城，准许抢掠十天，全军踊跃听命。汉刑法极残暴，但军纪也还严肃，士卒不敢妄动，郭威用抢掠来收买士卒，军纪又败坏了。郭威留义子郭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城中到处火起，第三天，有人对郭威说，再不禁止，怕今夜只剩下一座空城。郭威下令禁抢掠，到午后才恢复秩序。这次大掠，民奴自然也受害，但被掠的人家主要是汉文武百官。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邠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如果三镇连兵，号召复兴汉朝，对郭威是不利的。郭威定计，声称迎刘邠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邠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李太后下令立刘邠为帝，使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九五一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皇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邠已到宋州（河南商邱市），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邠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李太后令郭威监国，汉亡。刘崇于郭威称帝后，据晋阳称帝，国号汉（北汉）。北汉依附辽国，受册封作附庸国。

汉先后凡五年。

五周朝（九五一年——九六○年）

继沙陀人的三个小朝廷而兴起的周朝，虽然历年也极短促，但在历史趋势上却出现了转机。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唐末以来大分裂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当乌云层层有加无已的时候，忽然透露出一线微弱的晨光，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周政治颇能顺从民意，因此，这个小朝廷是值得重视的。

武夫作皇帝，总要有少数亲信的谋士。谋士是属于文官一类，比起完全武夫来，多少有些政治知识。梁太祖有敬翔，唐庄宗有郭崇韬，唐明宗有安重诲，石敬瑭有桑维翰，这些谋士当权时，武夫的蛮横就似乎差一些。只有汉高祖认为国家大事不可同书生商量，所信任的人都是完全武夫，因之汉政治比前几朝更残暴、更混乱，灭亡也最快，立国不过四周年。信任完全武夫，对郭威是一个教训。

郭威留心搜罗人才，先后得魏仁浦、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他用李谷管理财政，魏仁浦、王溥、范质参与机谋，取帝位和治国，多得这些文臣的助力。九五一年，郭威即皇帝位（周太祖），国号周。

周太祖出身贫家，读过一些书，知道民间疾苦，即位后，首先免除汉时王章所设斗余、称耗等额外苛敛及唐中期以来地方官进奉所谓羡余物，同时，宣布窃盗罪与奸罪，依晋天福元年（九三六年）以前刑律即依唐庄宗的《同光刑律》（《同光律》依据《唐律》及唐末年法令制定）处理，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同光律》：盗窃赃满绢三匹以上处死，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晋改奸罪为奸有夫妇人，不论强、和，男女一概处死。汉改窃盗罪为窃盗钱一文以上处死。又唐庄宗以来，罪人动辄被灭族和籍没。这都是极残忍的刑法，周太祖改革沙陀统治者好杀的蛮风，虽然只是初步改革，却显得气候在变化了。

周太祖停止州县贡献珍美食物及特产，对宰相王峻说：我是穷人出身，碰到机会做皇帝，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又对大臣们说：我生长在行伍，不曾从师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的方术，可以写出来告诉我，文字要切实，不要辞藻。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宰相范质、李谷也都尽心奉职，遵守法度，君臣合力，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境内小安。九五○年，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汝州吏臣上书朝廷，说刘审交有仁政，请留葬在汝州，让百姓奉事他的坟墓。汉隐帝允许吏臣的请求，汝州人哭葬刘审交，立祠堂祭祀。冯道说：我知道刘审交的仁政，他并不能减轻租赋或免除徭役，只是不在额外多取而已。本来这不算是难事，但别人不肯做，刘君却肯做，所以汝州人爱戴到如此。如果地方官肯学他的所为，何愁不得民心。冯道熟悉时事，这番话正好说明五代政治极端黑暗，官吏极端贪暴，象刘审交那样的官，少到独一无二，民众的极端苦痛也就不言而喻。周太祖留心革弊，对民众有点益处，在五代时，确是一个难得的皇帝。九五四年，周太祖死，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周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湜（音食sh0）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磬钹铎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租，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三）准备统一——周世宗自称，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和。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颍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九五四年，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勾结辽国，大举入侵。辽骑兵万余人，北汉兵三万人，合力向潞州进攻。这是决定存亡的战争，周世宗决心亲自率兵去抵御。群臣多劝说，刘崇必不敢自来，皇帝不宜轻动，可命将出师。宰相冯道劝阻尤力。周世宗反驳群臣说，刘崇看轻我年少（三十四岁）新立，想吞并天下，一定自来，我不可不自往。又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都是身临前敌，我怎敢偷安。这个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的冯道，居然破例顶撞起来，说，不知道你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答，我兵力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冯道说，不知道你能为山否？冯道敢于这样强硬，是算定出兵必败。原来周世宗是郭家养子，因谨慎退让被信任，得管理家务，作茶商往来京、洛、江陵间，替郭家筹费用，从来不曾打过仗，也不曾表现什么才能。冯道和群臣都认为不中用，不如等敌兵到来，看机会投降为是。冯道习惯于率百官奉迎新君，周朝存亡对冯道和群臣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周世宗如果有软弱表示，灭亡必不可免。他坚持要自往，宰相王溥也劝他亲征，朝议才决定下来。

周世宗自开封出发督促诸军，兼程前进。路上，一个亲军都指挥使赵晁说，北汉势盛，应该持重缓进。所谓持重，就是畏缩不前，准备挨打。周世宗怒，囚赵晁，置怀州狱中（高平战胜后释放）。这是振作军心的必要措施，从此，诸将不敢再说退却的话。北汉军屯高平（山西高平县）南，周军屯泽州（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列阵，骁将张元徽阵在东，辽将杨衮阵在西，军容颇严整。周后军将刘词还没有到来，周军人数少，众心危惧。周世宗志气高扬，态度坚定，命白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在中央，周世宗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护卫。北汉主望见周兵少，挥军进攻，张元徽率骑兵击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小战，即引骑兵逃走，步兵投降北汉，右军溃乱。周世宗见势危，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赵匡胤与大将张永德各率二千人力战，击败北汉军。张元徽被周军杀死，周军奋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怕周军，不敢救北汉军，退回代州。刘词率后军到来，合诸军追击至高平，北汉军溃散，北汉主昼夜奔驰，逃归晋阳。周世宗赏有功将士数十人，赵匡胤擢升为殿前都虞侯（地位次于副都指挥使）；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赏罚分明，骄将惰卒，无不知惧，军威大振。

经这次大战，周世宗的英武果敢，开始为群臣所信服，因而得行施他的政治抱负。依附辽国的北汉，不再存夺取中原恢复沙陀政权的野心。所以，高平一战，有它的重要意义，它保卫了历史趋势上的转机。

周世宗回到开封，开始整顿纪纲，亲揽大权，同时下决心整顿军队。对群臣说，兵贵精不贵多，一百农民还不够养一个甲士，竭农民的脂膏养老弱无用的兵丁，如何使得。他下令检阅禁军，留用精锐，斥退老弱，又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选取优异，成立特精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全国步骑诸军，令将帅照禁军例挑选。从此士卒精强，历朝莫比，征伐四方，所向克捷，唐中期以来养冗兵的积弊，一举扫除了。

辽国以南京（幽州城）为据点，经常侵扰河北，轻骑深入，毫无限阻，民众被杀掠，不得安居耕作。九五五年，周世宗使王彦超率兵民浚胡卢河（即衡漳水，在河北深、冀二县间）数百里，在李晏口筑城，募兵驻守。自是辽兵不敢渡胡卢河。周世宗令群臣献开边策，王朴献策，大意说：要用兵首先要改善政治，“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用兵之道，先取其易，因此，宜先取南唐国江北诸州，既得江北，再取江南。得江南，岭南巴蜀自然畏威来降。南方既定，燕地（石晋所割诸州）必望风内附，如辽兵据守，出师攻取，并不困难，因为民众是汉族人。只有北汉一国，与周为世仇，决不肯归降，但高平败后，不敢再为边患，可留待最后，俟机一举消灭它。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南方厚雄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周世宗不完全采用王朴策，取得江北，即移兵北取幽燕，不幸得病死去，大功只完成小半。继周而起的北宋，以巩固帝位，稳定内部为国策，无力收回幽燕，对辽专取守势，甘心作弱国，这就更显得周世宗那样发扬蹈厉的雄姿，多么难能而可贵。

九五六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南唐是大国，兵力也足以对抗，周军力战，夺得滁州（安徽滁县），并袭取扬州，南唐主李璟因屡战屡败，奉表称臣，使辩士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来见周世宗，意图劝说退兵。周世宗责南唐使臣说：你们的国主，自称是唐朝子孙，那末，应该懂得礼义，有异于别国（指石晋及北汉国）。你们国境同我只隔一条淮水，从来不通使讲和好，却经常泛海通契丹，弃华事夷，礼义在那里？回去告诉你们国主，赶快来见我，再拜认错，就没事了。这里显示周世宗急图击辽，收复失地，只要江北土地，无意渡江取南方。南唐主又遣使臣带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来见，愿献淮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土地。周世宗表示得江北即罢兵。战事进行到九五八年，南唐力竭，愿献江北四州。周得淮南江北共十四州，六十县，与南唐划长江为界。在攻南唐战争中，赵匡胤立有战功，迁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九五九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令孙行友守定州西山路，防止北汉国救辽，扰大军后路；令韩通等率水陆军先发。韩通自沧州（河北沧县东南）治水道入辽国境，在乾宁军（在沧州西一百里）筑栅，修治水道，通瀛、莫二州。周世宗到沧州，即日率步骑数万出发，直向辽境。令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周世宗乘船到独流口（在河北固安县境），西行到益津关，辽守将降。再西行，水路渐小，不能通大船，周世宗登陆，在野地宿营，卫兵不满五百人。辽骑兵连群出没左右，不敢逼近。赵匡胤军到瓦桥关，辽守将降。周世宗入瓦桥关，辽莫州刺史、瀛州刺史相继来降。孙行友也取得易州，杀辽易州刺史。辽国君臣恐惧，撤幽州辽兵后退。周世宗探知实情，很喜欢，以为大功必成，会诸将议取幽州。诸将说，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是莫大的功绩。现在辽骑兵屯聚幽州北部，我军不宜深入。习惯于在内战中谋富贵的将领，总是怕对外作战，因为对外战争一般是比较激烈的。石晋对辽屈辱，不以为耻，尤其给那些内战将领以辽强可畏的错误感觉。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燕南诸州和关口，周兵到时，不战自降，就是在民众压力下，辽守将不得不投降。辽军撤出幽州，也是怕民众。自然，这些将领心目中不会有民众，因之，只觉得辽骑兵可怕，不敢取幽州。周世宗听了诸将的议论，很不满意，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据固安城，自己亲到安阳水，下令造桥，准备前进。当天，周世宗得病，只好停止进军，在瓦桥关设雄州（河北雄县），益津关设霸州（河北霸县），令韩令坤守霸州，陈思让守雄州，自率大军回开封。他自知不起，布置后事，使魏仁浦以枢密使兼任宰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兼宰相，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去军职，改任宰相，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周世宗北征时，曾有人造谣言说“点检作天子”。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立有军功，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张永德被疑，削去军职，改任为宰相。赵匡胤新从低级军官提升，资望较浅，夺帝位应该是不很可能。他以王溥、范质、魏仁浦为骨干，掌管枢密院，又混合文武大臣在政事堂，使同掌国政，想来帝位可保无虞了。周世宗死，子郭宗训年七岁，继帝位（周恭帝）。周恭帝即位后，李重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训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保卫京城可称周密。九六○年，周群臣正在贺元旦（庚申年），镇、定二州忽奏报辽、北汉合兵南侵。赵匡胤率禁军诸将去抵御，到陈桥驿（开封城北二十里）兵变，拥赵匡胤为帝。赵匡胤率军回开封灭周，建立宋朝。

周世宗改革了不少五代的积弊，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尊重。

周先后凡十年。

自九○七年梁太祖称帝，至九六○年周亡，先后五十四个年头，中间经历五个小朝廷。梁十七年算是最长。唐十四年，按唐庄宗、唐明宗（无姓氏）、唐废帝（本姓王）三人各一姓来说，换姓平均还不到五年。晋不足十二年，汉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年。朝廷改换如此迅速，说明政权极不稳定，也就是武夫们劫夺得异常剧烈。周世宗是好皇帝，在位还不满六年，就有人想夺取他的帝位。五代时武夫们除了彼此间用武力相劫夺、怀恶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关系。统治阶级也有它的阶级道德，五代时，道德完全破坏，善意相维持、推诚相信任的风气根本不存在。武夫们分裂成毫无黏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的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于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社会将无法得到安定。宋朝竭全力抑制武夫们劫夺的恶习，使政权稳定下来、民众免除战乱的痛苦，在这一点上，应该肯定宋朝的贡献。

构成统治阶级的文官部分，丑恶并不亚于武夫们。文官的代表是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东汉有个典型官僚名叫胡广，当时人们给他考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不抵触任何人。冯道所处环境比胡广危险复杂得多，因之他的中庸手段发挥得更加充分。《通鉴》总括冯道的行径说，“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决断）”。这和五代官吏无不贪暴放纵，明争强夺的风气有异，他就这样被认为有“德行”，各朝都要重用他来安抚众文官。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南朝梁刘峻作《广绝交论》，说，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种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冯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德行”加量交，使冯道成为特出的官僚典型。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下面举出他的一些事例：

冯道在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作巡官。张承业看他有“德行”和文学，荐给李克用，任河东节度府掌书记。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开始贵显。唐明宗时，任宰相。从此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李从珂攻唐愍帝，兵到陕州，唐愍帝逃往河北。冯道为首相，准备率百官班迎，促卢导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说，天子还在河北，人臣那可轻率劝进。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唐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唐废帝（李从珂）拜冯道为司空（三公之一），朝议令掌祭祀时扫地的职事，冯道说，扫地我也干。只要官位高，职事是什么，他并不在意。晋高祖入洛阳，任冯道为首相。他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自辽国回来，大得信任，朝政都委冯道处理。有一次，晋高祖问及军谋，冯道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守历代成规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这是冯道保身的秘诀，守历代成规不与闻任何担干系的事情，正是一道避祸的护身符。晋高祖临死，召冯道一人受遗命，使幼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使宦官抱石重睿置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出力辅立石重睿。晋高祖死，景延广主张立长君，立晋出帝。冯道一句话也不说，依然做首相。不久，出任威胜（鄂州）节度使。辽主灭晋，冯道自动入朝。辽主责问，你是那一种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喜欢他能辱骂自己，使为太傅（三师之一）。汉高祖使为太师，官位达到最高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破向来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老例，改为率百官谒见，并且受郭威的拜礼。因为郭威设谋要诱杀刘赟，如果冯道冒昧劝进，必然遭受郭威的斥责。郭威派他奉迎刘赟。刘赟到宋州被拘，对冯道说，我这次敢来，因为你是三十年老宰相，所以不疑有诈，现在事急，怎样办？冯道默不作声，表现一副痴顽相。有人要杀冯道，刘赟阻止，说，这件事不干冯老翁。实际上，冯道固然不是同谋杀刘赟，但郭威的暗算，他心里很明白，他替郭威立了这一功，回朝后仍任太师。周世宗出御北汉，冯道力阻，周世宗发怒，看不起他，使他做山陵使，为周太祖造坟墓。冯道第一次打错算盘，不免烦恼，葬事完了，他这条丑恶的生命也同时完了。冯道自号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只有一点不足（缺点），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他在五代、宋初有极高的声望，《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冯道七十三岁死），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这都是怪异的议论，说明五代、北宋初的文官们，与冯道同样是心死的人，正如欧阳修所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以冯道为代表的官僚风气，对统治阶级也很有害，宋人讲理学，就是想改变冯道对士大夫群的巨大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学曾起着某些有益的作用，当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根本性质是反动的。

第二节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

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也不免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为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应该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北汉立国的性质是完全反动的，不得与南方诸国同等看待。

一吴国（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八九二年，杨行密据有淮南镇。九○二年，唐昭宗希望他攻宣武镇朱全忠，封为吴王。吴国建都扬州，逐渐扩地，到九○九年，共有二十七州。九○五年，杨行密死，子杨渥继位。九○八年，权臣徐温杀杨渥，立杨隆演，军政大权全归徐温执掌。自然，杨行密留下的许多旧将，还是拥护杨氏政权的。徐温以严可求为谋主，立法度，禁强暴，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在杨氏政权中自成一个势力。九○九年，徐温兼任升州（江苏南京市）刺史，使养子徐知诰治升州。当时诸州长官多是武夫，专管军务，不理民事，徐知诰改变旧习，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士人，得进士宋齐丘为谋主，在徐氏势力中又自成一个势力。九一七年，徐温爱升州繁富，筑金陵城，自居城中，执掌吴国大政，使徐知诰为润州（江苏镇江市）团练使，使子徐知训居扬州，管理国政。徐知训骄横淫暴，侮辱吴王及吴国旧臣。九一八年，吴将朱瑾（八九七年，被朱全忠战败，投降杨行密）愤恨，杀徐知训。徐知诰即日从润州渡江入扬州，徐温只好让徐知诰管理国政。

徐知诰改变徐知训的作法，对吴王表示恭敬，对文武众官表示谦逊；又以吴王名义免收九一六年以前欠税，九一七年以后欠税，待有丰收年时再补缴。这样，不仅吴王和文武众官都满意，也取得民众的好感。吴国原有丁口钱，又按田亩收税钱，钱贵物贱，民众极为不便。徐知诰用宋齐丘策，废除丁口钱，田税改为缴纳谷帛。徐知诰改善政治，减轻赋税，江淮间民众乐于开辟荒地，发展农桑，吴国愈益富强。尽管上面有吴王和徐温，徐知诰的势力从此稳固不可动摇。杨行密懂得争取军心和民心，因而造成吴国，徐温从杨渥手中夺取政权，也是依靠军民归心，徐知诰更着重在争取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后，杨氏王室和徐温势力逐渐在削弱，徐知诰势力逐渐在强盛，等到徐知诰足够强盛时，吴国自然要灭亡。

徐温夹在两个势力的中间，想寻求出路。严可求劝徐温用子徐知询代徐知诰掌国政。徐知诰逐严可求出扬州。徐温计谋不成，不能再向下面有所作为，只好转向上面。九一八年，徐温请吴王称帝，借以提高自己的官位。杨隆演不敢答应。徐温势力比杨隆演大，九一九年，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改元，用天子礼，表示吴是独立国，不再是唐朝的一个旧藩镇。徐温得到的官爵自然非常高大，封郡王，主要官职是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他本来执掌吴国军政大权，有这些官职，并不能增加什么新权力，只是使群臣感到他要夺取吴国王位。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很不满意，九二○年，忧郁成病，临死时，群臣议后嗣，有人提议徐温继位。徐温板着面孔说，我绝对不存这个念头！杨家即使没有男子，有女也可以立。敢乱说的斩。他看到当时灭杨氏，很可能引起内乱，拒绝继位的意思大抵在此。向上面寻出路，只得到一些官爵，实际上并没有寻得出路。徐知诰却取得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的官职，仅次于徐温的政治地位更加确定。杨隆演死，弟杨溥立。九二七年，徐温要率诸藩镇入朝，逼吴王称帝，临行得病，使子徐知询往扬州代徐知诰执政。徐温死，这个计划落空，灭杨氏的人肯定是徐知诰，徐温想自己的儿子代杨氏做皇帝，完全无望了。

徐温死后九天，徐知诰使杨溥称帝，自任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九二九年，令徐知询入朝，收回徐温留在金陵的军队，拥徐温、徐知询的文武官，都改拥徐知诰，徐知诰势力成为吴国唯一的势力。九三一年，徐知诰仿照徐温的作法，出镇金陵，执掌吴国大政，使子徐景通留扬州管国政，任宋齐丘等为吴宰相，辅助徐景通。九三七年，徐知诰废吴皇帝杨溥，自称皇帝（唐烈祖），国号唐，建都金陵。唐烈祖改姓名为李昪（音弁bian），儿子徐景通改姓名为李昪。

吴国自杨渥时起，政归徐温，杨氏却仍保持国君名位数十年，原因是杨行密留下的一部分将士拥护杨氏政权。到李昪称帝时，庐州节度使周本还自称杨家老臣，不能事二姓，愤恨病死。徐温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姓本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吴先后凡四十六年。

二南唐（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吴国自杨行密死后，实际执政的徐温、徐知诰，都能留意民事，吴国安宁，起着保障长江流域不受北方武夫侵扰的作用。唐烈祖即位后，尤其坚持保境安民政策，不敢轻易动兵。九四○年，晋安州（治安陆，湖北安陆县）节度使李金全降唐。唐烈祖派兵去接应，临行时戒诸将不得入安州城。诸将违命入城，晋军击败唐军，杀唐诸将，监军杜光业及兵士五百人被俘送开封。晋主石敬瑭送杜光业等还唐。唐烈祖不受，使杜光业等回开封。他这样做，意思是要唐、晋和好，避免战争。早在九一九年，吴越国主钱镠攻吴常州。徐温大破吴越军，乘胜与吴越讲和，实行休兵息民。唐烈祖继续与吴越和好。九四一年，吴越国府大火，宫室库藏几乎烧完，吴越国主钱元瓘受惊发狂病。唐群臣劝出兵灭吴越。唐烈祖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遣使去慰问并送礼物。朝臣冯延己爱论兵说大话，曾讥笑唐烈祖说，乡下老那能成大事。冯延己无知狂妄，唐国民众需要休息，唐烈祖的政策是符合民众需要的。

唐烈祖着重在内政的改善，自九一八年管理国政以来，以“兴利除害”为目的，陆续变更旧法很多，即位后，删定为《升元（唐烈祖年号）条》三十卷，通行全国。严禁“压良为贱”，不许买良人（平民）子女为奴婢，立文据要通过官府审查。田租按田好坏定租税多少，民间感到平允。调兵兴役及他赋敛，都按税钱多少为标准，使贫户减轻些负担。为国事死亡的人，得领抚恤钱三年。他自己生活节俭，不爱声色，专心听政，以夜继昼。他希望活得长久些，误信道士的邪术，服用丹药，九四三年，中毒病死。临死对李璟说，我吃金石，本想益寿，反而伤生，追悔不及，你以后要警戒。

李璟继位（唐元宗），信任陈觉、冯延己、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人，唐人称为五鬼。闽国内乱，九四五年，唐元宗使查文徽率兵攻闽。闽兵大败，唐破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获闽国主王延政。闽民苦于连年内乱，王延政任用杨思恭，专事聚敛，号称杨剥皮，尤为民众所痛恨。唐军得到闽民的援助，取得胜利，破建州后，纵兵大掠，闽民失望。唐元宗认为查文徽等有功，不问大掠之罪。汀（治长汀，福建长汀县）、泉、漳（治漳浦，福建漳州市）三州相继降唐。九四六年，泉州将留从效逐走刺史，唐即任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唐军得胜，主要是闽国内乱，并不是唐能用兵，唐人却想乘胜进取福州。陈觉自称能劝说福州割据者李仁达来投降。陈觉到福州，遭李仁达薄待，回到剑州（南唐新置，治剑浦，福建南平县），擅自发兵，使冯延鲁为将，围攻福州。唐元宗也就使魏岑率兵去助攻。李仁达向吴越国求救，吴越兵入福州助守。九四七年，唐军被吴越军击败，士卒死二万余人，军需损失无数，国库耗损过半。战争的结局是吴越得福州，唐得建、汀、漳三州，留从效得泉州。九四九年，留从效夺取漳州，唐给清源节度使名义，承认留从效的割据。

楚国内乱，九五一年，唐元宗命边镐为将，率兵入长沙灭楚国。九五二年，楚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县）刺史刘言遣将王逵攻长沙，边镐等逃回唐。刘言占有楚国岭北土地，降附周朝。九五三年，王逵杀刘言。九五六年，潘叔嗣杀王逵，周行逢杀潘叔嗣。周世宗授周行逢武平节度使名号，湖南全境为周行逢所有。王逵将攻长沙，问部将孙朗能否成事。孙朗说，我在金陵数年，唐政事看得很清楚，朝上无贤臣，军中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这样的国家，不亡算是幸运，那能兼并别国。我请为你作前驱，取湖南好比拔一根草。孙朗所见完全真实，唐元宗和宰相冯延己等却骄傲自满，居然想吞并天下。边镐败后，唐元宗开始感到困难，议休兵息民。有人说，但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唐元宗说，我将终身不用兵，数十年算什么。意思是自己寿命比数十年还要长。昏人正在说梦话，九五五年，周世宗命李谷督十二将攻唐寿州。

周军来攻，唐君臣才知道“国难”来临，可是用作元帅的刘彦贞，贪暴龌龊，家中积财巨万，做节度使多年，不曾用过兵，却专会搜括财物，奉迎权贵。五鬼中魏岑等人称誉刘彦贞文武全才，古今少有，唐元宗就用他来对抗周军。东正阳（在淮水东岸）一战，唐军大败，死一万余人，周军杀刘彦贞等。唐君臣大恐慌，五鬼一类人多少退后一些，良将刘仁赡等因而得任用。唐军取守势，抵抗周军也还有力量。周世宗亲临前敌督战，周军也不免久战疲劳。九五八年，战事以唐献江北淮南十四州，对周称臣奉正朔作为附属国而告结束。唐元宗使陈觉请求周世宗，说江南不产盐，愿得江北海陵（江苏泰县）盐田。周世宗只许每年给唐国盐三十万斛。唐失去江北和盐税，食盐又不能自给，国力比战前大为低落。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郁yù）继位（唐后主）。

唐元宗秉性庸懦，爱好文学，又喜欢听歌颂自己的话，所用大臣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冯延己、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韩熙载等都因擅长文学得美官，唐文学比别国都兴盛。二冯尤其长于谄谀，与陈觉等“五鬼”为佞臣首领。唐元宗用冯延己为宰相，说明文学加谄谀是他用人的标准。唐后主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个高级文士，政治上却是个昏君。即位后，更提倡文学和谄谀，并且还喜爱声色奢侈及高谈佛理。他有宫女名窅（音杳y3o）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屈象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缠足从那时候开始。荒淫到如此，不亡何待！他也知道将要亡国，与臣下日夜饮酒作文章，表示忧愁。潘佑上书极谏，唐后主怒，投潘佑狱中，潘佑自缢死。知道将亡，但拒绝救亡，确是十足的亡国之君。九七五年，宋军入金陵，俘唐后主，南唐亡。

南唐先后凡三十九年。三前蜀国（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八九一年，王建据西川，后来兼并东川和汉中等地，共有四十六州。九○七年，王建自称皇帝，国号蜀（前蜀），建都成都。

蜀主王建目不知书，喜与文士谈论。当时唐名家世族，多避乱在蜀，韦庄、张格、毛文锡等文士百余人，都得到优待，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实际是唐朝的腐朽习气具体而微地搬运到蜀国。做一个小国皇帝，屡次加尊号，接连改元，经常有龙见、麟见之类的祥瑞，信任宦官，养大批义子，诸如此类，都是腐朽景象。蜀主晚年尤其爱好女色，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音以yi）。九一八年，蜀主病重将死，养子王宗弼杀唐文扆。蜀主任用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执掌军政大权。他到死总觉得宦官最可信任，可称真正有唐之遗风。蜀主王建死，子王衍继位。

蜀主王衍擅长浮艳文学，荒淫无度，国政委宋光嗣等一群宦官，自己与韩昭等号称狎客的一群佞臣，饮酒赋诗，寻求快乐。他曾作诗说“有酒不醉是痴人”；某次宴饮，王宗寿（王建养子）涕泣劝谏，狎客们起哄说，嘉王（王宗寿封号）酒醉发疯了。醉与不醉，痴与不痴，在这里是完全颠倒的，蜀国的前途是什么，可以不言而喻。九二五年，在中原恢复唐遗风的唐主李存勗，遣李继岌郭崇韬率兵攻蜀，王衍投降，前蜀国亡。

前蜀先后凡三十五年。四后蜀国（九二六年——九六五年）

九二五年，唐庄宗任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九二六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境内渐安。九三二年，杀东川节度使董璋，得东川地。九三四年，称帝，国号蜀（后蜀），建都成都。当年，蜀主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蜀主孟昶时，契丹灭晋，晋国秦、成、阶三州附蜀，蜀又攻取凤州，疆土扩张与前蜀相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甚至溺器也用珍宝装饰。九六五年，宋军入蜀，孟昶投降，后蜀亡。

后蜀先后凡四十年。

蜀地富庶，前后两次立国，境内都还算安宁，虽然君臣奢侈成风，民众受害比北方终究轻一些。唐朝流亡士人生活优裕，腐朽环境培养出腐朽文学，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五吴越国（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八九三年，唐昭宗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必须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国。钱镠经常回到临安故乡，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钱镠找着钱宽，请问缘故。钱宽说，你现在作国主，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涕泣受教。钱镠也知道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力求自保，不敢懈怠。他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小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来讲事，立即唤醒他。九一九年，吴徐温与钱镠讲和，两国息兵，但钱镠仍不敢疏忽。九三二年，钱镠病将死，告继位人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的礼。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灭，因为它始终是个弱小国。

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税欠数多少定笞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不胜其苦。自然，另一面是吴越君臣不胜其乐。北宋时开封人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统治阶级的天宫，建筑在民不胜其苦的基础上，开始建筑这座天宫的人就是钱镠。钱镠留心收买名士，皮日休（当是黄巢失败后，逃来依靠钱镠）、罗隐、胡岳等都得到优待，自己也学吟咏，与名士唱和。他做节度使时，有人献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句，他以为讽刺，暗杀献诗人。罗隐声名大，曾作诗议笑他出身寒家，却欣然不怒。历代继位人也都重视文士，钱元瓘作诗一千篇，有《锦楼集》流传士人间，钱弘佐能作五、七言诗，经常宴会，得士人心。凡是替钱氏赞美的记载，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不会说到剥削的残酷。《五代史记》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是惬当的评语。

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他修筑钱塘江石堤（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保护杭州城；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增进海上交通；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潮内灌。又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当时米价每石只值五十文，可见浙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当是承认他在水利上有成绩，但也斥责他的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居处营造得象龙宫那样壮丽。他推广州城周围三十里，大造台榭，特别加工建筑自己的府署，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兵民怨恨，有人深夜里用白土在他的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他看见，也写道，“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这说明他不爱惜民力，也决不肯悔改。钱元瓘营造府署，比钱镠更加奢侈。九四六年，府署大火，钱元瓘避到那里，火就跟着来到，府署几乎烧成白地。史家说是上天示罚，其实，民众被迫服劳役，无有了期，怨恨之极，自然会有人焚烧这个暴君的居处。钱弘佐继位，免境内租税三年，就是想和缓民愤。吴越君臣奢侈成习，竭民力来经营土木工，杭州终于成为江南名胜地。

九七五年，宋灭南唐。吴越失去屏障，不再能自立，九七八年，钱镠献纳国土，吴越亡。

吴越先后凡八十六年。

六楚国（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马殷占据湖南，与邻国吴为世敌（杨行密杀孙儒，马殷是孙儒残部）。杨行密以尊王（唐朝）讨贼（梁）为号召，受吴威胁的小国，以奉事朝廷（北方小朝廷）相对抗。马殷任高郁为谋主。高郁劝马殷向梁进贡称臣求封爵。九○七年，梁封马殷为楚王。九二七年，唐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受册封，正式建国，仿照天子礼制，立宫殿，置百官，只是名称上略加改变，表示不敢上比朝廷。楚与吴越两国在吴国的东西两侧，北方小朝廷利用两国来牵制吴国，因此，吴越国王得兼天下兵马都元帅的高职，楚国每年进贡茶叶不过数万斤（一说二十五万斤），却得在中原自由通商，开封及襄、唐等州置邸卖茶，获利巨大。

楚国富庶，战事稀少，马殷纵情女色，诸子骄奢，各谋继位。九二八年，吴徐知诰与楚战，吴兵败，向楚求和。楚丞相许德勋对被俘吴将说，我楚国虽小，旧臣宿将还在，愿吴朝不要费心。等到众驹争槽（指马殷诸子争位），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九三○年，马殷死，遗命诸子，兄弟相继。诸子马希声、马希范相继嗣位。马希范奢侈无度，赋税苛重，学士拓跋恒上书劝谏，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减轻赋税。马希范大怒，斥退拓跋恒。九四七年，马希范死，众驹开始争槽，一部分楚臣拥立马希广为楚王，另一部分要立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市）节度使马希萼（音饿è）。马希萼争位不胜，九五?年，向南唐主李璟称臣求助。马希萼攻入长沙，杀马希广，自立为楚王。九五一年，马希崇推倒马希萼，派将官押送到衡山县囚禁，马希崇自立为楚王。押送将官拥马希萼为衡山王，向南唐求救。这时候郭威正在灭汉，不能出兵助楚，马希崇只好向南唐称臣。南唐主令边镐率兵入长沙，马希崇投降。边镐令马希崇率族人入朝。马族人重赂边镐，希望留居在长沙。边镐笑道，我国家同你马家，做了六十年仇敌，但也不敢存灭你楚国的念头。现在你们兄弟争夺，困穷自灭，如果还想有什么打算，怕你们受不了。马希崇无话可对，率族人及将佐千余人号哭上船，来到金陵。南唐使马希萼居洪州，马希崇居扬州。槽被众驹争掉了，马家人得保存生命还算是幸运。

楚先后凡五十六年。

七闽国（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八九三年，王审知得福州。九○七年，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提倡节俭，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位二十九年，境内安宁。他收用唐流亡士人为辅佐，建立学校教本地士人，开辟海港，招来外国商贾，奖励通商，文化经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开始发展起来。九二五年，王审知死。此后，继位人都是暴君，经常发生内乱。九三三年，闽主王延钧（王审知次子）称帝，国号闽。九四○年以后，建州节度使王延政与闽主王延羲不和，起兵互攻。九四三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殷国小民贫，战事不息，王延政铸大铁钱，一钱当铜钱一百文，又使杨思恭加重赋税，筹措费用。九四四年，朱文进杀王延羲，自立为闽主，王氏子孙不论老幼全被杀死。南唐主李璟出兵攻殷。九四五年，闽国旧臣杀朱文进，迎王延政为闽主。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使侄王继昌镇福州。闽将李仁达杀王继昌，占据福州。南唐兵攻破建州，王延政被俘，闽国亡。

闽先后凡五十三年。八南汉国（九○五年——九七一年）

九○五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九○七年，梁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岭南离中原较远，唐末，中朝（唐朝）士人多来避乱；唐时大臣得罪，贬窜到岭南，子孙往往流寓不返，唐所任地方官，遭乱不得归朝，都客居在岭南。刘隐招集这三类士人，作为辅佐，又使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者，拥有岭南，建立起刘氏政权。九一一年，刘隐死，刘岩继位。刘岩用士人为诸州刺史，不让武夫作地方官，这是岭南较为安静的一个原因。九一七年，刘岩自称皇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建都广州。九四二年，刘岩死。刘岩及历代继位人都是暴君，《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到九七一年，宋兵入广州，南汉最后的暴君刘（音厂chǎng）投降，南汉亡。

南汉先后凡六十七年。九南平国（九○七年——九六三年）

九○七年，梁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给兵五千作牙兵，衣食由梁朝发给。荆南镇旧辖十个州，唐末，为邻道侵夺，高季兴到镇，只有江陵一城。高季兴招集流亡，民渐复业。又收用一些文武官作辅佐，以唐进士梁震为谋主，暗中准备割据。九二三年，唐庄宗灭梁，高季兴亲自入朝，得到优待。九二四年，受封为南平王。唐明宗时，高季兴得归、峡（治夷陵，湖北宜昌市）二州，合荆州共有三州，在十国中是最小弱的一国。

五代时期，吴、南唐与中原统治者对立，封锁江淮漕路，南方诸国进贡（实际是通商）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为内地南北交通的中枢。北方商人买茶，也必须到江陵，在五代时它是最大的茶市。九二八年，楚马殷使将军王环等击荆南，高季兴大败请和。马殷责王环不乘胜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中朝（中原小朝廷）及吴、蜀的中间，四面受敌，应该让它存在，作楚国的屏障。小弱的南平国在各强国间起缓冲作用，不被邻国吞并，原因在此。高季兴的继位人高从诲，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借以得些赏赐，远如闽、汉，也不例外。南方诸国贡使路过荆南，高季兴和高从诲常掠夺贡物，拘留使者，等到受损国来质问或发兵来讨，即归还并请和。诸国嗤笑高氏夺攘苟得，不知羞耻，都叫高从诲为高赖子（无赖）。

这个小国经济不能自立，政治上也就不得不当赖子，当时南北诸国君主都是汉族，高氏耍无赖，还算是穷国君的本色。九四七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入开封，高从诲也去称臣进贡，得了些赏赐，那真是不知羞耻的十足无赖。

九六三年，宋兵往湖南灭割据者周保权（周行逢子），路过江陵，南平国主高继冲纳地归降，南平亡。

南平先后凡五十七年。十北汉国（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九五一年，郭威灭汉，杀河东节度使刘崇子刘赟。刘崇据河东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刘崇向辽国求援，辽主要求建立父子之国的关系，刘崇只愿奉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辽主希望中原分裂多事，也就承认叔侄关系，允许行册封礼。刘崇得辽援兵，攻周晋州，被周兵击败，刘崇一时不敢再动兵。九五四年，周太祖死，刘崇以为机会来到，约会辽兵大举进攻。周世宗大破北汉兵于高平，并进军围太原城。周军退归后，刘崇死，子刘承钧继位。刘承钧尊辽主为父皇帝，辽主称刘承钧为儿皇帝。北汉依靠这个可耻的关系，保境自守。周世宗时，王朴献用兵先后策，主张收复幽燕后，再出兵灭北汉，原因就在它是辽的附属国，被击时辽自幽燕出援，对周很不利。

刘崇做事，都向辽主禀告。刘承钧初立时，却往往自己作主，不先告辽国。辽主遣使来谴责，刘承钧惶恐谢罪。此后事辽愈恭，而辽待北汉愈薄。当然，辽不愿北汉灭亡，危急时还是要来援救的。九六八年，刘承钧死，北汉内乱。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击退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危城，辽也继续增兵来援，宋军无功退回。九七九年，宋太宗又亲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统一南北，国势增强，辽用重兵守幽燕，援北汉只有大同一路兵。宋军击败辽兵，猛攻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汉亡。

北汉先后凡二十九年。

正当梁、唐、晋、汉四个小朝廷在北方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都向上发展。南唐、吴越两国更显出繁盛景象。唐朝中期以后，军政费用极大部分取给于江、淮财赋，残酷的搜括，并不能填补无底的巨壑，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军打碎唐朝这一架腐朽机构，南方经济将萎缩下去，无有止境。南方成立诸割据国，固然赋役还是繁重，但开始立国的君主，一般都还知道一些立国的方法，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对民众让些步或做些有益的事，比起唐朝来，情况多少有些改善。民众在这有限的改善下，也就算是得到休息，足以从事生产了。诸割据国继位者多是奢侈昏暴人，按时间说，大体上已是周和宋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二三十年间，南方诸国陆续归于消灭。第三节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唐末军阀混战，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半。一南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又废除丁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诰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众，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众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二北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末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伕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竟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3）租税的苛暴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庄宗

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疋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

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

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诨，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众的可悲。（4）盐法的严厉

唐中期以来，盐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时用极严厉的刑罚来保障盐利。唐朝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刑，一斗以上处杖刑，比起五代来，简直算是无比宽厚，可见五代盐法的无比残暴。唐庄宗诏书说“会计之重，碱鹾居先，矧（音审shěn况）彼两池，实有丰利”。两池指安邑、解县（山西运城县南）两池，是朝廷掌握的产盐地，如何从两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盐法的出发点。

因为会计之重，碱鹾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厌苛细。官自制自卖，立屋税，蚕盐、食盐等名目。对城市居民，按屋税派给，称为屋税盐。对乡村居民，按户口派给，称为蚕盐。又别有所谓食盐，也是按户口派给，说是专供食用。石晋时，在末盐（海盐和碱土制盐）地界内官卖末盐，每年得钱十七万贯有余。为增加收入，将十七万贯摊派给民户，依户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户纳钱一贯，五等二百文。民间用盐，听商人自由贩运。这样，盐价降落了，每斤不过十文，较远的州县不过二十文。官当然不会满足于十七万贯的定额，过了些时，重征盐商，过路每斤抽税七文，坐卖每斤十文，重税迫使盐商停业，官又得抬价出卖贵盐。分五等摊派的食盐钱，从此变成常赋，永不免除。

官卖必须依靠刑法，这种刑法自然是残酷的。旧制：应食末盐地界，如有人刮碱煎盐，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刑。唐明宗改为犯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六十，递增至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应食颗盐（池盐）地界，防乡村私盐进城，损害城内官课，规定不论食盐蚕盐，不许携带一斤一两入城，犯者，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八十。递增至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汉法，犯盐禁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周太祖时，郑州有民买官盐过州城，门官指为私盐，杀民受赏。民妻讼冤，才改为带盐入城五斤以上，煎私盐一斤以上，重杖一顿打死。

因为两池实有厚利，朝廷总想扩大颗盐销路来增加盐利。原来颗、末、青、白（青白两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四种盐各划定销行地界（唐朝已划地界），不许参杂，如带入别界，不论一斤一两，并处死刑。周世宗因食末盐地界犯盐禁的比食颗盐地界多，认为卑湿地带容易私自刮碱煎造，不比产颗盐的两池，禁令峻严，无法私运。他下令曹、宋以西十余州都改食颗盐。曹、宋以西正是末盐产地，这一改变，将有不少私造末盐的人生机断绝。

上列四条，只是指出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暴政的一般情况，当时民众具体地遭受死亡、流散、穷困等灾难，痛苦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南北户口变化，可以说明暴政发生了多么大的破坏力。依据宋初的记载，得下列户数。地区年代户数附注

960年967，353《续通典》卷十：显德六年

周（959年），总简户2,309,812

恐误

北汉979年35，220以上是北方两地区

荆南963年142，300

湖南963年97，388

后蜀965年534，039

南汉971年170，263

南唐975年655，065包括旧闽国的建汀二州，不包括

江北十四州及清源（漳泉）二州

清源978年151，978

吴越978年550，680包括旧闽国的福州。以上是南方

七个地区州及清源（漳泉）二州

北方1，002,573

合南方2，301,713

南方北方总3，304,286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唐户

计户数数是4，955，151户，到五代

减少1，650，865户

以上都是宋取得这些地区时的户数，照惯例，凡是亡国时，户数总要比原有数减少些。湖南曾是一个国，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户数却比清源少，湖南户数当有很大的隐漏。尽管史书上所载户口数，不甚可信，但借以推测一时人口增减的趋势，还是有些用处。三国结束时，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三万余；蜀有户二十八万余，口九十四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余万。隋灭周得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口二百万。三国时吴、蜀两国户总数比魏国多十四万，口总数比魏国少一百余万。隋户口比陈户口更是占绝对多数。五代时南方诸国户总数比北方多一倍强，是三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新变化，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长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吴越两国的旧境。

三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

长江流域（包括闽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各地商品的交换也就跟着增加，特别是南北两大流域间，即使五代十国政治上互相妨碍通商的顺利进行，但终究必须依靠通商来交易有无。经济联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决定分裂只能是暂时的，大势所趋，中国必然复归于统一。下面叙述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及南方诸国相互间通商的情形。

吴越国——僧契盈某次陪吴越王钱镠游碧浪亭，其时潮水初满，商船来集，望去不见首尾。钱镠欣喜，对契盈说，杭州离京师（开封）三千余里，谁知海运的利益大到这样。吴越与北方陆上商路，被吴、南唐阻断（九一八年，吴取虔州以后），货物由海运先到青州，再运销开封等地。吴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设有两浙回易务，与当地居民交易，并自立刑禁，处理商务。地方官收受厚赂，不加禁阻。汉时刘铢镇青州，令所属诸州，不得接受吴越刑禁。汉朝廷怕妨碍通商，又因刘铢贪虐横蛮，改任符彦卿为节度使，代替刘铢，足见北方需要和吴越通商。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进贡形式，即上表称臣，献给北方小朝廷若干贡品（主要是丝织物），小朝廷收受贡品，承认它的藩属地位，允许商业上往来。吴越贡品有各种丝织物、茶叶、磁器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贡品比别国都丰厚，海上又常受损失，可是吴越始终不废朝贡，想小朝廷牵制吴、南唐，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在取得商业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奖钱镠贡献甚勤，特赐“诸道兵马元帅”的大官号，朝臣都说钱镠入贡，实际是求贸易利益，不必赏给这样大的官号。梁末帝不听，因为贸易对北方同样有利。吴越重视商业，因而货币也保持旧制。钱弘佐为吴越国主时，议铸铁钱。钱弘亿认为行铁钱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钱（铁钱）既行，旧钱（铜钱）皆流入邻国”，指出恶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又一害是“可用于我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指出通商对吴越的重要作用。钱弘佐采纳这个建议，停止铸铁钱。吴越国土地少人口多，手工业向来发达，制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须以所有易所无，要立国就不得不重视通商。

吴、南唐——吴、南唐都以恢复唐朝为号召，与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对立，经济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吴境内所产盐、茶，专和邻国交易，楚、荆南不产盐，自然是吴盐的销售地，茶由荆南出售，也可以换得北方产品。吴、南唐是强大国，但对邻国表示不很好战，原因就在战争会受到经济上被封锁的危险。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书说，“朝廷与唐本无仇怨⋯⋯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两大国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现的好气象。

南汉——岭北商贾到南海，刘岩往往招他们去看宫殿，夸耀自己的饶富。这些被招去看宫殿的岭北商贾，当是富商大贾，从北方来收买海外珍宝。

荆南——荆南靠通商立国，国主到处上表称臣，就是想取得商业上利益。九四七年，高从诲攻汉郢州，被击败，发怒与汉绝交。北方商贾不来，荆南境内贫乏，第二年，高从诲只好上表谢罪，请恢复朝贡，汉朝廷也就允许通商，足见汉与荆南都需要有商业往来。

楚——楚产品主要是茶叶，必须保持北方的销售地，因此，对小朝廷始终表示恭顺。楚国不征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境内使用铅、铁钱，借以推销本地物产出境，贫弱国用这些方法来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闽——闽国重视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邻国交易。闽国主王延钧狂妄，改号称皇帝，对邻国却仍讲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国主高从诲竟向闽称臣，足见闽与南平有商业关系。

蜀——唐庄宗使人到前蜀国，用马换蜀地珍贵物。蜀法，禁止锦绮珍奇输入北方，只许用粗恶产品与北方交易，称为入草物。前蜀国与北方小朝廷对立，特立这种阻碍通商的法令。后蜀与北方有时通商，有时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许与蜀境通商。从通商方面说，周时北方与南唐、后蜀已经消除了隔阂，在全国范围内通有无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务，曾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到江陵贩卖茶货。某次二人饮酒半醉，周世宗戏问，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颉跌氏说：我做了三十年买卖，总是从京、洛来到这里。我看京、洛税官坐着获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贾奔走几个月，我心里着实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给我一个京、洛税院官做，便心满意足了。这里说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业，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雕印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来，已经相当普遍，如成都市上卖占卜书及字书小学印本。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吴彩鸾写《唐韵》卖给士人。重要书籍或读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不当作商品来买卖。五代十国，开始由国家精印重要书籍出卖，这给商品生产添了一个大门路，同时，对传播文化也起了推进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板印卖，得唐明宗允准。国子监选能书人端楷写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经》刻成。汉国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过荆南，田敏送高从诲印本《五经》。是年，国子监奏请继续雕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又刻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先后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经》传布甚广。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请，刻《经典释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经，定价出售，比印其他非儒书，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九四○年，晋高祖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学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颁行天下。唐末刘崇远（仕南唐）著《金华子》，说唐末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治狱讼，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间还印卖《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亲自写字，雕刻成书，印数百本送人，这些都是五代时北方印书的记载，自然，刻书规模不能和《九经》相比。

南方诸国也有印书的记载。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经，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正当北方刻成《九经》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板，蜀《九经》本被称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咏》（明丰坊《真赏斋赋》有此说，或可信）。吴越国主钱镠于五代末宋初雕板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闽国徐夤（音寅yín）《自咏》十韵，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这些，都说明南方诸国印书事业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书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五代时期，制磁技艺有很大的进步。吴越国贡品有秘色磁器，是当时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窑向来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专供吴越国主钱氏使用，也用来贡献给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谓秘色，就是青蓝色，越窑以外，别处也有制造。前蜀国主王建报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语云“棱陵含宝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足见蜀有秘色窑。闽国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濆（音坟f6n）”。足见闽国也制秘色磁作贡品。北方郑州有柴窑，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设的窑。柴窑产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技艺精绝，为诸窑之冠。相传当时主管官请磁器式，周世宗批状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雨过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称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

简短的结论

唐末农民起义军失败后，各地大小军阀和地方豪强纷起割据，造成一片大混乱局面。割据者兼并的结果，北方剩下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两个强国，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这种较为稳定的割据状态，比起一片大混乱来，还算是有了些进步，情形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由大乱进入三国很有相似处。

梁晋争夺黄河流域，晋战胜了，从此沙陀人接连建立起唐、晋、汉三个小朝廷。沙陀是当时居住内地的一个少数族，与汉族人有同等权利来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唐朝吸收大量塞外游牧人入居内地，最后一批（当时称为塞外“杂虏”）以沙陀为代表，按照各族融合的惯例，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发生破坏现象的，到周宋时，才结束了这个融化过程。

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吴、南唐是有贡献的。

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在继续上升，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区域。割据者凭借这些区域建立政权，同时，文化也在这些区域内滋长起来。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区，经过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闽在两宋，成为重要的文化区。

北方遭受将近一百年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人口比例也变为南方大于北方。

由于长期内乱，北方的契丹族得到内侵的机会。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契丹以南京为据点，控制河北平原，中原从而遭受一联串的外患，石敬瑭卖国罪恶，比任何一个内乱武夫大无数倍。

周世宗是英武的皇帝。他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取得江北后，即转兵锋向幽州，当时汉民归心，契丹退缩，不战取得瀛、莫，建立雄、霸，按形势，收复全部失地有很大的可能，不幸得病死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是历史上的一个遗憾。继周而起的宋朝，着重在稳定内部，这是必要的，但对外却成了屈辱国。五代内乱后，四百余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一直处于被侵侮的地位，与汉族同命运的境内其他诸族，也同样受辱受害。内乱的教训，是多么深刻不可遗忘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