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学、哲学、理学

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新阶段，经学和哲学也发展到一 个新阶段。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儒家经学。唐以前的 经学被称为“汉学”，宋以后的儒学称为“宋学”。宋学的特点，是不拘经 义训诂，凭己意说经。宋学自称直接继承孔子的道统，凭依孔子的经书，探 讨有关自然界与社会的起源和构成的原理，形成自己的哲学系统，与汉学遇 然不同。宋学中占居统治地位的学说是道学即理学。理学包括哲学和伦理纲 常即封建的社会政治学说两大部分。理学家用哲学的义理论证封建社会的统 治秩序，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宋代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儒 学基本上是理学。

宋学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以农业为基础的宋代，地主土地 占有制和租佃制成为主要的普遍的经济形态。前代依据门阀和等级取得禄 位、占有土地的制度转变为主要经由科举考试任命官员，和主要通过自由买 卖而取得土地。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的这些变革势必推动意识形态发生相 应的变革。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以维护其新的剥削关系和政治思想统 治。（二）宋代以科举取士，摆脱了前代贵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羁绊，朝政 的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由此形成无休止的政党之争，也由此形 成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学术上的探讨和新学说的产生， 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汉学 发展到唐代已经陷入了绝境。孔颖达《正义》后，汉学不再有前进的可能。 儒学要继续发展，势须另辟新径。安史乱后，啖助及弟子赵匡、陆淳等治《春 秋》学，抛开三传，抒发己见。韩愈、李翱著《论语笔解》，韩愈又著《原 道》、《原性》等篇，李翱著《复性书》，相继提出“道统”与“性命”之 说。唐人怀疑古训、自出新意的学风，为宋学的产生开辟了门径。（四）佛 教与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在相当大的领域里夺取了儒学的思想阵地。佛学 提出的有关宇宙和人生的许多命题，为古老的汉学所不曾有。儒学要战胜佛 学就必须对这些命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佛道的流行为儒学提出了论争的任 务，也为儒学提供了足够汲取的思想资料。唐代佛教的禅宗南宗曾汲取儒学 而战胜了儒学。宋代的理学则汲取佛道而战胜了佛道。

理学创造于北宋，完成于南宋，在金、元继续得到传播。宋代的经学、 哲学和理学，其思想来源大致出于三个方面：一是汉学以前的原始儒学经典， 主要是《易》《春秋》和《周礼》。二是佛学，主要是华严宗和禅宗。三是 道教，主要是太极和阴阳学说。

（一）北宋前期的经学与哲学

宋朝承唐末五代战乱之后重建统一的国家，经学的研究已经长期中断， 佛道二教仍在南方诸国流行。宋太祖、太宗尊崇儒学也崇尚佛道，旨在争取 士人、以稳定宋朝的统治，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 正义》，由国子监刻板印行。真宗笃信道教，也倡导儒学，命国子监祭酒邢 禹撰成《九经疏义》颁行。大抵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间，主要是在恢复唐 朝的一统经学，以维护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创。

宋仁宗时，随着科举取士制的发展，已逐渐养成了一批儒士，宋朝统治 的重重矛盾也开始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朝野文士纷纷议论着改革朝政的方 案。在学术上也一扫前时的沉寂，开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

刘敞——仁宗庆历间进士刘敞，字原甫，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人， 著《七经小传》三卷，为《诗》《书》《三礼》《春秋公羊》及《论语》重 作新注（传）。刘敞突破旧注的束缚，依己意作出新解，使学风为之一变。 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国史》说：“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 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 也评论说：“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 新奇矣。”刘敞以己意说经，虽然在学术上并无重大的建树，但由此形成破 旧立新的学风，却带来极大的影响。

孙复、石介、胡瑗——孙复、石介、胡瑗号称 “三先生”，为后来理学 家所推重。

孙复，字明复，平阳人，三次考试进士，不中，退居泰山著书讲学。学 者称为泰山先生。仁宗庆历间，起为国子监直讲。孙复专治《春秋》，著《春 秋尊王发微》十五篇（现存十二篇）。所谓“发微”，即离开三传，独自阐 发孔子褒贬善恶的微旨，实际上是借《春秋》抒发自己的主张。孙复力主“尊 王”，贬斥春秋诸侯对周王室不忠，以为诸侯盟会是“众心离贰，忠心殆绝”。 独尊王室，提倡臣下效忠，这自然十分符合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 要。

孙复的弟子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曾考中进士，在徂徕山下讲学， 人称徂徕先生，入朝为国子监直讲。石介讲授《易》经，著《春秋说》，又 著《怪说》三篇，力辟佛老，以为三事天下“必然无有”，即无神仙、无金 术、无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曾居泰山与孙复、石介同治经学。学者称 为安定先生。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在苏、湖讲授经学。胡瑗的学术仍以《易》 为主，现存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又有《洪范口义》二卷。胡瑗在学 校，分设二斋教授，选择“心性疏通”的优等生入“经义斋”，研求经学义 理。另设“治事斋”，学习政事、军事和水利、历算等实学。胡瑗讲学时， 要求学生听讲必须服装整齐，专心端坐。但考试后，则举行师生联欢，歌诗 奏乐，直到夜晚。胡瑗的教学法明显地受到佛教传法的影响，平时也仿效禅 宗公案，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胡瑗教授弟子数千人，成为当时最大的教育 家。他的教学法曾被太学吸收，在各地推广，影响极大。

李靓——江西建昌军南城人李靓，字泰伯（一○○九——一○五九年）， 自二十三岁开始著书。三十四岁考试不第，在南城教学，学者称为盱江先生。 四十九岁在太学供职。五十一岁病死。李靓的经学主要是《易》经与《周礼》。 李靓治学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实际，反对图谶象数的迷信。他认为“圣人作易， 本以教人”，“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 不在其中矣”（《易论》一）。李靓著《易论》十三篇，就《易》经讲述君 臣之道以至治身之道。又著《礼论》七篇，以为“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 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礼论》一）。李靓所说的“礼”，包 括礼乐刑政、仁义智信以至饮食起居等一切方面，实际上是论证当代的社会 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由此出发，李靓又著《周礼致太平论》及其他论著多 篇，主张宋代社会应实行“平土”、“均役”，奖励农垦以富国。李靓在哲 理的探讨上并没有多少发明，但他凭借《周礼》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却 对后来王安石变法有一定的影响。李靓弟子邓润甫即是变法派中重要的一 员。

李靓四十五岁时著《常语》三卷，对孟子极力贬斥。他提出：孔子之道 是君君臣臣，盂子之道是人皆可以为君，因而造成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五 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李靓从而认为，孔子死而道不传，孟 子是背离了孔子。李靓直接解释孔子之道尊天子抑诸侯，这与孙复的论说基 本一致。但他从抛弃训诂发展到公然诋斥孟子，却为宋儒自称继承孔子道统 之风开了端绪。

上述情况表明，宋朝建国五十年后，经学和哲学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主 要是：（一）怀疑故训，冲破旧传统。宋仁宗时《五经正义》或《九经正义》 已不能保持学术垄断地位。学者从推翻《正义》，怀疑汉儒训诂，直到贬斥 孟子，在思想界形成疑古的学风。欧阳修进而认为《易》经的“十翼”非孔 子所作，不足为据。《周礼》也未必出于周公。苏辙、苏拭怀疑《周礼》系 秦汉儒者所增损，不可相信。司马光也著《疑孟》篇，对孟子提出疑问。学 者从不同的方面，合力冲破旧传统，为陷入绝境的经学开拓了新路。（二） 究解经义，刻意求新。儒者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直接探究经书义理，竞相 提出新解。所谓新解，多从当代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因而《易》、《春秋》、 《周礼》三经的研究，成为“显学”。学者借《易》发挥哲理，以论证现实 的社会秩序；借《春秋》倡导尊王，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借《周礼》以 申述改革积弊的政见。经学逐渐从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 展。（三）反对佛道，吸收佛道。以石介为代表的学者，继承韩愈的传统， 力辟佛老。胡瑗则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讲授经学，为前所未有。

以上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新变革，为理学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二）经学的哲学化和理学的创立

孔丘创立儒家学派，删定六经。历代相沿，形成经学。但孔丘的原始儒 学，主要内容是统治者为政的方术和修身处世之道，哲学思想是贫乏的。汉 学拘泥于章句训诂，更不去探究哲理。经学从汉学转变到宋学，才逐渐哲学 化，进而出现了理学。

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推尊周敦颐为理学的创始人。道州营道县人周 敦颐，字茂叔（一○一七——一○七三年），仁宗时在各地做州县官，讲授 《易》学，号濂溪先生。《易》原是占卜之书，在儒家经典中，较为接近于 哲学。周敦颐取《老子》和道教的学说，与《易》经相糅合，著《太极图说》， 又著《通书》阐发宗旨。唐代《道藏》中原有《太极先天之图》。相传道士 陈抟造《无极图》传世。周敦颐改制为《太极图》，图分五层。第一层是一 个圆圈，称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层一圈黑白虚实相间，称为“阴静阳动”。 第三层为水火木金土五气。第四层一圈，称“坤道成女，乾道成男”。第五 层一圈“万物化生”。《太极图说》依据此图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 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变化。大意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 太极本无极也”。原来《易·系辞》曾说：“易有大（太）极，是生两仪（天 地）。两仪生四象（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四象生八卦。”周敦颐采 《老子》的“有生于无”说，提出天地、阴阳、五行、万物都出于太极和无 极，最后又口到太极、无极。周敦颐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在说明太极（一）和 无极（无）这两个基本概念。

太极是从“无”中产生的混一体，由此分为阴阳二气，再分化，才有万 物。《通书》中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一 切，万物）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这种对自然界的说明， 应用到人类社会：“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 顺，圣德修而万民化”，“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皇帝）”。依据太极图 的说教，天下万民都来自皇帝一人的教化，万民当然也就应该绝对服从皇帝 的统治，所谓“小大有定”。周敦颐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起源的哲学说解， 达到了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目的。

无极（无）是比太极更原始更高的境界。由太极回到无极，社会生活中 的最高准则即是“无欲”。传统的儒学曾有所谓“寡欲”之说，周敦颐汲取 佛教的禁欲主义，与他的无极说相结合，进而创立了“无欲”的说教。什么 是“欲”？根本说来，即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 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欲”而进行的。倘若做到“无欲”，也 就可以不必从事很多活动。所以，周敦颐说：“无欲，故静”。由此提出“主 静”之说，成为他的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周敦颐提出动静的概念，但认为 有生于无，动生于静，静是根本的。没有天地以前，“无极”就是静的。因 而“静”是最高境界，也是人类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人们如果“主静”，也 就能做到“诚”。周敦颐又从而提出“诚”的概念，认为这是“圣人之本， 性命之原，五常之本，百行之原”（《通书·诚下第二》）。他解释说“诚” 即是“无为”（《通书·诚几德第三》）。“寂然不动者，诚也”（《通书·圣 第四》）。很明显，按照周敦颐的这些说教，如果人们都能做到“无欲”“主 静”“存诚”，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纲常自然就可以长久维持了。

周敦颐的学说在仁宗时代还并没有多少社会影响，他在当时的学术地 位，也是不高的。后来的理学家对他极力推崇，是因为他最先触及了宇宙和 社会起源等哲学问题，把儒家的经学哲学化，并对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封建的 伦理纲常做出了哲学的论证。他所提出的“一实万分”“主静无欲”等观念， 为以后的理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邵雍——和周敦颐约略同时的邵雍，字尧夫 （一○一一——一○七七 年），号康节，其先范阳人，后徙居共城。他以讲解《易》经而著称。著有 《皇极经世》、《击壤集》等书。《易》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称为“象”， 奇数和偶数称为“数”。汉代今文和谶纬学者，依据象和数解释事物，称为 “象数学”。邵雍继承象数学讲《易》，又与道教相结合，构成数的图式。 他认为太极分两仪，阴阳相交产生四象。八卦相错而生万物。《皇极经世·观 物外篇》说：“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 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 章也。”邵雍从太极“一”开始，用简单的倍数，构成图式，递增为《易》 经的六十四卦，这原来是粗劣的数字游戏。但邵雍却认为这是宇宙万物构成 的“道”，即“天理”，是先天确定了的。先有了这个“道”，才有万物变 化的产生。道存在于心中，所以他说：“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 化万事皆生于心也”（《皇极经世绪言·先天象数》）。

佛教禅宗的神秀曾说：“心者，万法之根本也。一切诸法，唯心所生。 若能了心，万习俱备。”（《观心论》）邵雍显然是汲取了禅宗的观心论。 所以他又说：“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击壤集·乐物吟》）。 “反观”即返求自己的内心，以求认识和适应外界的“道”。他说：“事无 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则谓之非道。”（《皇极 经世》卷十二）“非道”即“逆天理”，“逆天理者，祸患必至”。用诱导 人们“反观”的方法，以达到事无大小各自“安分”的目的，这就是邵雍象 数学的政治宗旨。

邵雍还应用他的象数学构拟了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循环公式。凡十二万 九千六百年循环一次，称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 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人类社会从形成 时起，每经一万零八百年为一“会”，发生一次变化。儒家理想中的尧的时 代，是在第六会。此后历经“皇”“帝”“王”“霸”等阶段，到五代时， 已是不见日出的黑暗时期，需要有“圣人”出世，重建帝道。邵雍由此对宋 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提供了象数学根据。

邵雍生于共城，他的先天象数学据说是得自陈传的弟子李之才的传授。 神宗变法时，邵雍依附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司马光曾为他购置庄园。他的著 作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后来被收入《道藏》。但他所提出的天地运化，道 在物先等论点，却为理学家所推崇。

张载——在哲学上取得较多成就的张载，字子厚 （一○二○——一○七 七年），《宋史》作长安人。在陕西关中讲学，人称横渠先生。他所建立的 学派，被称为“关学”。陕西与西夏为邻，地处前线。张载早年曾致力于军 事的研究，关学的学者如游师雄、李复等后来成为宋朝抗击夏、金的将领。 张载的哲学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传世。在王安 石等变法派与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斗争的年代，张载隐居关中著书讲学，与 朝廷公卿并无来往，因而不象邵雍那样得到朝中支持。但张载也因此而在哲 学上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体系。

关于宇宙的起源和构成，张载反对佛老，也不赞同周敦颐的“无极而太 极”。他驳斥“有生于无”之说，认为原始的太虚并非空无所有，而是由“气” 构成。由此提出了“气”这一重要的概念。《易·系辞》说： “阴阳，精灵 之气也。”前代学者曾对“气”做出过多种不同的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 说》称阴阳为二气，又称水火木金土五行为五气。“气”的含义，逐渐扩大 了。张载所说的“气”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 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又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按照这 种解释，“气”凝聚而构成万物，散即成为“太虚”。由于“气”的本体是 无形的，所以“太虚”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充满了无形的“气”。所以他说： “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张载提出“气”这一专用范畴，用以反驳以“无” 为宇宙本源 至上境界的谬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所说的“气”显 然并不完全等于“物质”。相反，他以为客形的万物只是“气”的暂时的凝 聚状态。“气”凝聚而有生物。生物死，“气”便散而为魂魄，为鬼神。所 以他说“鬼神常不死”，“物无逾神之理”。张载把“气”这一范畴置于太 虚与万物之间。当他用“气”来解释太虚时，接近于唯物，用来解释万物时 则接近于唯心。

张载进一步论述“气”的聚散，是由于气的内部包含“二端”“两体” （两个方面）。他说：“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又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宇宙的原始状态，张载称为 “太和”，阴阳合一尚未分离，但它已包含着对立的两端，是变动的开始。 所以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蕴相荡、 胜负屈伸之始。”从自然界的地有升降，日有长短，到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 都包含有对立的两体、二端。说“万物虽多，其实无一物无阴阳者，以是知 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又说：“物无孤立之理，非同 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正蒙·动物篇》）任何事 物内部都包含有对立的二端，相荡、相求、相揉、相兼、相制，所以产生出 各种运动和变化。变化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出于内因（“动必有机，既谓之机， 则动非自外也”《正蒙·参两》）。事物的变化有两种形态： “变言其著， 化言其渐”（《易说》）。化是逐渐的、微细的。变是显著的，是由渐化而 来。变和化两种形态交替发生，形成运动。张载的这些论说包含着朴素的辩 证法思想，但他并不能正确说明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一故神，两故化”， “一”和“神”是主要的本始的，“两”与“化”则是暂时的。两体互相作 用互相对立的结果，最后还要归于一。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所以，在张载的学说里， “至静无感”的“太和”（太一）仍是最高的境界。他并没有能够摆脱“一” 与“静”的束缚。

张载曾自称他为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作道），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又说：“此道自孟子 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理窟·义理》）。张载以盂子的继承者自 命，实际上是依己意说解孔孟。孟子以来，人性的善恶是一个长久争论的问 题。张载从他的“气”论出发，认为性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 别。万物的生灭是由于气的聚散。人的生死也是由气的聚散。气有清浊之分， 因而人性也各有差别。“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是至善的。所以，人们 应当通过“为学”，反回原来的天地之性。他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 反不善反而已。”又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正蒙·诚明》）他把这种 “反”的功夫叫做“变化气质”。“如气质恶 者，学即能移。”（《理窟·气质》）。所谓 “气质恶者”，即为人欲所蒙 蔽。变化气质即要求“虚（空）心”和克欲。“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正 蒙·有司》）。人人都能 “灭欲”便不会起而反抗，就算返回天地之性，万 世太平了。

黄宗羲著《宋元学案》称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 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横渠学案》）。张载自己说他“观《中庸》 义二十年”。讲《中庸》是与《易》结合，以阐述“太和”、“气”和“性” 等论点。讲《礼》也依循他的哲学观，说：“天地之札，自然而有，何假于 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理窟·礼乐》）。 尊卑大小之礼，是天地安排，只能顺应。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礼仪，则不 应拘泥于《周礼》，而应有“时措之宜”，“可以去取”。张载把他关于《易》、 《中庸》和《礼》的学说互相融合，写成著名的《西铭》（又称《订顽》）。 《西铭》的中心思想是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讲述事天事君事亲之道。大 意说：天（乾）称父，地（坤）称母，渺小的我处在其中，我的身体是天地 所充塞（气的凝聚）。我的本性是天地所指挥。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是 我的同伴，大君（皇帝）是我父母（天地）的宗子，大臣是宗子的家相。尊 老慈幼，即是对待天地的长幼。圣人是合乎天地之德，贤人是天地之秀。天 下穷困的人都是我的无告的兄弟，能够及时救恤，就是你帮助了天。人能乐 （天地之性）而不忧，才是纯孝。违背（天地之性）叫做悖德，害仁叫做贼。 张教在《西铭》一文的最后说：富贵福泽，是（天地、父母）厚待我的生活。 贫贱忧戚，是促使你成功。生前能顺事，死后也安宁。《西铭》带有某些宗 教色彩，但仍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张载把封建社会秩序予以自然化（神化） 和家族化，从而把儒学的“敬天”、“爱民”、“忠君”、“事亲”之道和 仁、义、孝、梯等观念融为一理。在张载看来，人们如果都能把天地当做父 母一样尊敬，对皇帝大臣如象对天地宗子一样忠诚，把人民当作兄弟一样友 爱，把富贵贫贱当做天地的安排去适应。人人都能顺应现实，服从天地君亲 的统治，整个社会便构成一个万世太平的理想社会。《西铭》是张载晚年的 作品，全文不过二百五十多字，但可以说，它概括了张载全部学说的宗旨， 也是他所倡导的“变化气质”的终极目的。《西铭》综述了义理与伦常两个 方面的内容，受到理学家的赞誉。程颐说《西铭》“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 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伊川文集·答杨时论西铭书》）。又 说：“仁孝之理备于此”，“孟子已后，未有人及此文字”（《张载集·语 录·后录》）。后来，朱熹也称赞《西铭》“道理只是一个道理，中间句句 段段，只说孝亲事天”（《张子全书》引）。但是，张载的学说并不全同于 程朱理学，理学的创始者不是张载，而是二程。

程颢、程颐——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讲学，号为洛学。 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一○三二——一○八五年）。程颐，字正叔， 世称伊川先生（一○三三——一一○七年）。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洛 阳）。和张载不同，二程在神宗朝保守派与变法派的争论中，积极参预保守 派的政治活动，因而得到司马光的支持。但二程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创建了道 学即理学，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程颢与程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曾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他们 的言论合编为《二程语录》。

二程继承周敦颐等人的学说，但特别提出“理”或“道”的概念，作为 他们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因而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程颢曾自称“吾 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十二，《谢良佐语 录》）。二程主张“万事皆出于理”，“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 他所谓“理”不是从万物中抽择出来的规律，相反，是先于万物的“天理”。 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天理”的规定而生成和运动。“象”和“数”也都发生 在理之后。所以，二程关于宇宙的起源和构成的解释，实际上是扬弃了周敦 颐的“无极”、“太极”说，并反对张载的“清虚一大”和“太和”说，甚 至根本否认“太虚”的存在。二程《语录》中记载：“又语及太虚。曰，亦 无太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遗书》三）二程认为：一 物有一理，但万物的理又是共同的，“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 二）。所以说“万物皆是一个天理”（《遗书》二），“天下只有一个理” （《遗书》十八）。

在二程的著作中，理和道往往是同义语。有时也强作区别，说理是天定 的，按天理行事，便是“道”。“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遗书》二十一）二程反驳张载的天道说，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指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 道也。”（《遗书》十一）又反驳张载关于“气”的聚散反原说，以为“既 言气，则已是大段有形体之物。”“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 （《遗书》十五）。张载关于气散反原之说，本来是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的 论说，二程批驳这个论说，却在于论证“道”先于“气”。程颐说：“离了 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 上者。”（《遗书》十五）又说：“有理则有气”（《粹言》卷下）。二程 以理在气先的命题，完成了宇宙本原于“道”或“理”的基本论点。

二程认为，“理”包含着普遍的对立。“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 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遗书》十一）。又说：“道无无对，有阴则 有阳，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遗书》十五）。但和张载不同，二程 论证万物之间的对立，宗旨不在于“化”，而在于“常”。所以又说：“天 地之形，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 所以为中庸。”（《遗书》十五）所谓“常”，即是说日月寒暑的对立都是 永恒的，不能改变的。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的事物也是如此。程颢说：“天 地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 理如此，岂可逆哉”（《遗书》十一）。长短、大小、君子小人的对立，都 是所谓“常道”，不能变易，也不可违背，因为“天理如此”。

二程反复论证的“理”，主要不是用以解释宇宙，而一是用以说明人事， 即现存的社会秩序。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遗书》五）又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遗书》 二）现今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等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的关系，都是天理 所定，是不可改易的。先有天理，然后才有万物。遵循现存秩序，便合天理， 否则是逆天理。程颐在《春秋传序》中曾说：“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 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二程文集》卷七）人民必须有皇帝来统治，然后“理” 或“道”才得以美满的实现。二程甚至举出“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 礼”等动物界现象，认为都是“自得天理”，借以论证万物的统治关系，乃 是“天下之定理”。这个“理”或“道”也规定了每个家庭中的家人父子关 系。二程说：“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家人之道， 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 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这就是说，父子之间也要形成如象君臣之间 那样的统治关系，然后才算“家道正”。至于夫妇男女之间，他说：“男尊 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男在女上，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 故为恒也。”男尊女卑，也和君臣父子的尊卑一样，是永恒的“常道”或“常 理”。君臣、父于、夫妇，即是所谓“三纲”。二程又进而推论到君民、以 至兄弟、朋友，即包括政治关系、家族血缘关系以至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归 属于“理”的名下。“天下只有一个理”即上下尊卑各种统治关系的“理”。 这样，二程便以“天下之定理”解释了整个的封建统治秩序。

二程“理学”的宗旨，不仅在于对封建秩序的合理性的论证，而更在于 诱导人们通过自我修养而使一切行动符合于“理”，即现存的统治秩序。二 程提出“只心便是天”（《遗书》二），天即是理，天即在心中，从而反对 张载的“别立一天”，而认为天、理、心、往，就是一件事（《遗书》十八）。 二程又由此提出自己的人性论：人性本是善的，即合乎天理的，天理本来存 在于人们的心中。但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有浊，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 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由于“人欲”蒙蔽了本心、本性，便会损 害天理以至灭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遗书》十五）。由此出发，二 程确立了理学的目标“存天理，去人欲”。

“存天理”先要“明天理”。天理本来存在人的心中，但如不去“致知”， 仍然不能得到。二程引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作出新解，说：“致 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 故圣人欲格之。”（《遗书》二十五）所谓“格”，二程解释为“至”，就 是即物穷理，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遗书》十八） “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无穷。”（《遗书》九）依据“一物之理即万物之 理”的论据，人们在一件一件日常事物上认识到理，也就可以豁然贯通，得 到万物共同的“天理”。所以又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 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遗书》十八）。认识到父子之间的“理” 也就可以悟到君臣、夫妇之间的理。甚至认识到蜜蜂服从蜂王的“理”也就 可以贯通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尊卑长幼的“理”。“致知”不“因物而迁”， 才能得到共同的根本的“天理”。“格物致知”还必须排除人欲的蒙蔽。去 人欲的修养方法，二程叫做“涵养须用敬”。二程把周敦颐的“主静”改为 “主敬”，并自称不同于佛道的“虚静”。因为佛道的虚静是要屏除一切思 虑，二程的“主敬”则是要用“天理”去时时检点、克制私欲，随时反省， “察之于身”，去人欲而存天理。二程说，这就是孔丘对颜回所说的“克己 复礼”。“克己”就是克欲，“复礼”就是“存天理”。“理者礼也”，这 也就是《尚书·大禹谟》所说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道心”克服 “人心”。

“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是二程学说中的两个重要的论题。《二 程遗书》中记载程颐的这样一段问答语录。有人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 可再嫁否？”程颐答：“只是后世怕饥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遗书》二十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理学的一 句名言。它不仅用于禁止妇女再嫁，而且推广到君臣、父子、夫妇和各种政 治、社会关系领域。这就是说，“去人欲”直到“饥寒饿死”，也不能违礼 “失节”。二程解释他们所说的“人欲”，包括“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 则欲咪，体则欲安”，认为这些都是“欲之害人”（《粹言》二）。照此推 论下去，如果所有这些“欲”都被消灭。实际上也就走向佛教的“空无”和 坐禅“入定”。但佛教的禁欲，旨在成佛。二程的克欲则旨在“守节”或“守 礼”，即遵守政治社会秩序。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对统治者、 压迫者说来，有着限制非分贪求和过分剥夺的作用。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 说来，则起着诱导人们服从压迫的作用。通过传授自我修养的方法以达到被 压迫者自愿地接受压迫的目的，是二程理学“致知”与“主敬”说的显著特 点。

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在政治上必然导致保守而反对多欲。二 程虽然也认为政事要“随时因革”，但“理之所不可易”，“则前圣后圣未 有不同条而共贯者”（《陈治法十事》，引自《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程颢在《论王霸札子》中说：“臣伏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 道也。”后来霸者之道盛行，即是因为“人欲流行”。二程的复古的历史观 和保守的政治观，自然使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 边，参预反变法的活动。二程的学说也在反变法的年代里逐步形成。

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一○一九——一○八六），陕州夏县人。 他以儒者而为宰相，是神宗朝保守派的政治代表，在经学或哲学上，并没有 多少建树。在司马光论学的著述中，贯串着“天命”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天 者，万物之父也。”万物都是“天定”的。“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 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文集》卷七二，《迂书·士则》）。 司马光也提出“玄”或“虚”的概念，作为万物之原。在人类社会中，“玄” 是“天子之象”。说：“上以制下，寡以统众，而纲纪定矣”（《太玄·玄 首注》）。所谓“纲纪”，即“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 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各种社会关系都统一于“天子”的统治 之下，“一以治万，少以制众”，便能确定不移，符合于“天命”。司马光 的天命论和二程的天理论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司马光的论述却很粗鄙浅 陋，远不能和二程等人的周密的哲学论证比高低。司马光是二程理学的支持 者，但他本人主要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

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一○二一——一○八六年），江西临川人。 和司马光在政治上对立的王安石在人相前，已是著有声名的学者。王安石所 学仍以懦家经学为主。当时文坛，探讨义理心性，成为风气，王安石曾在一 些著作中依据孟轲、扬雄立言，对当世各家之论，问有取舍。变法时期，王 安石不能不撷取法家商鞅、韩非之说，但又依托《周礼》和《诗》、《书》， 作出新解，以为变法的依据。在学术上，又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作周旋。这 些矛盾的现象反映到他的论学著述中，呈现出多方面的思想矛盾。

关于宇宙的构成和起源，王安石在他的名著《洪范传》中提出五行说， 认为宇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所组成。所谓“行”，是“往来 于天地之间而不穷”的“变化”。但是关于五行的起源，他又回到了“太极” 说，认为“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原性》）。“自太初至于太始，自 太始至于太极，太极生天地”（《道德真经集义》卷一转引）。关于“五行” 的运动和变化，王安石作了精细的分析。他在《洪范传》中说：“夫五行之 为物也，其时，其位，其材⋯⋯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 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 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 无穷”。王安石不把“万物之变”归于外在的“天理”，而从事物内部的矛 盾“有耦”或“有对”中去寻找原因。这比前人对此的论述前进了一步，也 为他的变法活动提供了哲学依据。

王安石要从事变法，就不能不反对儒学的天命论，但他在论学著述中又 往往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如他对《论语·宪问篇》中孔丘论道之兴废是

“命 也”的话提出疑问，说“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文集》卷六七，《行 述》）但在《答史讯书》中又说：“命者，非独贵贱死生尔，万物之废兴， 皆命也”（《文集》卷七）。在变法的实践活动中，王安石最终不得不否定 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以反驳保守派的攻击。他为回答人们的攻讦而论证的“天 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所谓“三不足”的名言，是王 安石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峰。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是王安石一贯的论点。 他早在《言事书》中，即发挥韩非“世异则事异”的观念，提出“后世学者 与先王之时异”，主张“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 王安石曾反驳复古论，认为“归之太古，非愚则诬”（《文集》六九，《太 古篇》）。又在《字说》中提出“新故相除”的论点。

王安石论“新故相除”，包括了自然（天）与人事。但他所谓革新，实 际上仍只是局限在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的范围。变法，即若干制度的改 革，目的也是在于“富国强兵”，即加强宋王朝的统治。所以，他所谓不足 守的“祖宗之法”，只是某些局部的“法”。至于封建伦常、礼义名分，那 又是变动不得的。在这个基本点上，王安石与二程等理学家、保守派，并无 分歧。他在《洪范传》论述五行变化的同时，就已提出君臣上下之道不能侵 僭。说“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礼所以定其 位，权所以固其政。”“下僭礼则上失位，下侵权则上失政。”在《原教》 篇中，王安石提出教化的目的，是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妇妇”即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弟相恩，夫妇相礼。他又由此提出 “知分”和“正分”的论说，认为上下贵贱都是“常分”，不可僭越。这个 常分是山命定的，所以说“分出于命”，“君子知命，小人知分”。（《性 命论》）“分”是由礼来规定的，所以他又认为要做“大贤人”，必须“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答颜渊语），视听言动稍 有不合于礼，即“不足以为大贤人”（《三圣人》）。

怎样才能使人知分守礼？王安石不能不对人们历来争议的人性说，作出 自己的回答。他没有简单地附和历来的性善说和性恶说，而吸取了扬雄的善 恶相混和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论点，加以发展，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与 不善，而在于后天形成。人生活在世间，由于“习”即实际经历的不同，而 形成善恶。他由此提出“修性”、“善性”、“复性”等说法，主张提倡礼 乐教化，使人加强修养，即可达到复性以至尽性的境界，知分守礼，至于“至 诚”。对于个人的修养，王安石也主张“内求”，说“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礼乐论》）。王安石在学术上对扬 雄极为推崇，说“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文集》卷七，《答龚深 父书》）。王安石的养性说不同于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但他的内求 于己的修养方法，却和“反观”说接近了。

王安石对儒家传统的经书作出新解，一时号为“新学”。所谓新学，自 然是经学范围内的新学。不过，新学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便不能不和保守 派的理学处在相对立的地位。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即《周礼义》，《诗 义》和《书义》。全书不传，只存后人辑录的《周官新义》十六卷，《诗》、 《书》的新义残存若干条，散见于宋人著述中。从现存的残篇中，可以约略 看出《三经新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依托经书阐扬变法的理 论。这是保守派理学家所攻击的主要方面。（二）依据经书，讲述礼法名分 以维护伦理纲常。这和理学家并无根本的分歧。（三）在学术上作出新解。 如对《尚书·武成》篇重加校理，对

《酒诰》改定句读。南宋的朱熹也称赞 为“推究甚详”（《朱子语类》卷七九）。王安石又著《字说》二十四卷。 “新故相除”说即出自此书。《字说》借字义以讲义理，不免傅会牵强，在 文字学上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安石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变法活动。他是一个有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 但在哲学上并未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反对派

二程在北宋时创建理学。由于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反复斗争，程 学与王学也随之几经兴废。北宋末年，蔡京当权，标榜王学，禁止程学。北 宋灭亡，高宗南迁，保守派指责王学误国，但玉学在太学生中仍有广泛的影 响。秦桧初入相，起用程颐弟子胡安国，为高宗讲经学，程学因而复兴。胡 安国讲《春秋》（王安石不讲《春秋》，斥为“断烂朝报”），著《春秋传》， 提倡“尊王攘夷”，以适应高宗建国抗金的需要，又提倡节义，阐发“兵权 不可假人”，以适应高宗箝制大将，限制作战的需要。赵鼎、张浚为相，极 力排抑王学。一一三八年（绍兴八年），秦桧再入相，程学与王学并用，被 指为“阴祐王学”。一一四五年，高宗明令各地学官黜程学。秦桧死后，高 宗又取消对学术的限制，取士不拘程、王一家之说。

理学传到朱熹，才取代王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一一三○——一二○○年），徽州 婺源人。朱熹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但在 社会上讲学授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熹死后，他的著作 和学说，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以后，朱学也一 直成为理学的正统。朱嘉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北宋诸家学说，综合 条贯，因而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学说的主要部分多是直接承继 二程，后世往往程、朱并称，号为程朱理学。

朱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 等许多领域。主要内容在于三个方面：（一）哲学义理；（二）伦理纲常； （三）学术著述。朱熹学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伦常。

一、哲学义理。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认 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 该载了”（《语类》卷一）。朱嘉也承认“气”的概念，但认为理在气之先， 气依理而存在，但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 理却只在这里”（《语类》卷一）。这近似于佛教华严宗所说理与事是“能 依”与“所依”的关系：“事既揽理成，遂令事相皆尽，唯一真理平奇显观” （《华严经·发菩提心章》， 《大正藏》卷九五）。朱熹也接受了“太极” 说，但认为太极并非“有个光明闪烁底事物在那里”，而只是万物之理的总 称。他说：“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图 说》）又说：“万物各有享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人人各有一太极， 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大地万物总的说来都是一个理，但 又分别体现在每个人或物上。

这被称为“理一分殊”。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继承周敦颐、邵雍等 人的论说，也采择了华严宗的“一多相摄”说（《华严经旨归》）和所谓“月 印万川”说（《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 宋代理学家以反佛为己任，朱熹讳言佛学，但他的学说却是明显地吸取了佛 教的许多内容。

朱熹关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学说，继承了邵雍、二程、张载以至王安石等 人关于“一分为二”“有对”“有耦”等论点，又有所发展。朱熹认为一切 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六），“至 微之物，也有个背面”（《语类》卷六十五）。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 “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 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 类》卷六十七）。朱熹发挥了张载“两故化”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 物，并进而指出二者并非并立，而是总有一方处于“胜”的地位。他说：“天 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 （《语类》卷五十三）。又说：“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 无物不然，无时不然”（《语类》卷六十五）。朱熹关于事物发展的论述比 前人前进了一步。他的二者不并立、一方胜一方之说，为维护封建伦常统治 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也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说。朱熹认为“人只有天理、 人欲两途”。天理与人欲也是对立的两方。因此，两者“不容并立”（《孟 子·膝文公上》注）， “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语类》卷十三）。 “存天理，去人欲”即以天理战胜人欲。存天理的途径，朱熹仍宗二程所说 的“格物致知”和“主敬”。他认为“天理”和“天命”不同，天理是主宰 一切的，但又是可知的。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人们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便可以“致知”“穷理”。朱熹继承张载、程颐的 气质说，认为“人性本明”，因为人的气禀有昏明清浊的差异，从而产生人 性的善恶。去人欲如同使宝珠除去污秽的溷水，“宝珠依旧自明”。因此， 必须克去私欲才能尽性穷理，使“天理常明”。朱熹曾说：“孔子所谓‘克 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 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语类》卷十二）“穷理” “克欲”构成朱熹全部学说的核心，贯穿在他对经学的注疏和讲解之中。

二、伦理纲常。孔予所创原始儒学，已着重于伦理及为人处世之道。西 汉今文经学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宣扬“君 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宋代社会经济关系重新组合，重建伦 理纲常，成为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因而也成为理学的主要内容。三纲五常 之说，经朱熹着力发挥，才逐渐形成后世封建制度的支柱。这是由于朱熹一 方面把传统的三纲加以理论化，一方面又予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从而在社会 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朱熹从他的“理在事先”的哲学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 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 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 十四）。依据他的“阳胜阴”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都必须建立起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 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统治和如何接受统治的理。战国以来，儒、 道、法诸家学说曾先后为统治者所提倡，以讲求统治的方术。程朱理学不仅 讲论统治之道，而且还着重阐扬被统治的“理”，即诱导人们自觉地服从统 治。“事亲须是孝”，“事君须是忠”，妻子须服从丈夫，并且要“从一而 终”，终身守节。事亲、事君、事夫之道都是一个天理。如果不合其道，便 是由于人欲的蒙蔽，须要“克欲”“穷理”。西周以来，国家政权曾被家族 化。国王是上天之子，又是臣民的君父。在朱熹的学说中，家族又被政权化。 父子、夫妇以至兄弟之间，都是“尊卑上下”的统治关系。“乾尊坤卑，阳 尊阴卑，不容并也”。家族的族长和家长，则统治整个的家族。“一家亦只 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语类》卷六十七）。朱熹把 《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 依据，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每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 的社会秩序，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以达到自愿服从。

与其他理学家不同，朱熹十分重视他的学说的普及和通俗化。这是朱学 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程颐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 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熹著《四书集注》，采择理学家中 与己意相合的论说，加入自己的比较通俗浅近的注释，使理学借四书而得以 传播。《四书集注》曾得到理宗的大力推崇。直到明清两代，仍是最为流行 的文士必读之书。朱熹极为重视少年的教育，著《小学集注》，收集《礼记》、 《曲礼》、《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三纲五常的说教，编为《内篇》四卷（《立 教》、《明伦》、《敬身》、《稽古》），又取古近人的所谓“嘉言”‘善 行”编为《外篇》两卷，全书合共六卷。朱熹在注释中予以解说发挥，教育 青少年遵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确定自己的言行。又著《论语训蒙口义》 《童蒙须知》等，供儿童学习。在《须知》中，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酒 扫涓洁、读书写字，直到杂细事宜，都作了极其烦琐的具体规定。如讲穿衣 服要“颈紧、腰紧、脚紧”。谈话“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 可闻饮食之声”。“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警声响”。“凡侍长 者之侧，必正立拱手”，“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 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以至“凡如厕，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等等。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有具体的规定，以符 合“尊卑上下”的“天理”。朱熹曾说，要使人们从小时即养成“圣贤坯模”， 即不只从思想上而且从日常行动上，自幼便完全纳入“理”的框子之中。如 果人们都能这样“正心诚意”地“修身”，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 自然也就家齐、国治、天下平了。

在朱熹关于三纲五常的说教中，还着重论述了“夫为妻纲”、“男尊女 卑”，提倡对妇女的教育。妇女在家要读《论语》、《孝经》，还要学习班 昭的《女诫》和司马光所写的《家范》。依据阳胜阴的理论，夫妇男女只能 是主从关系。妇女要恪守《仪礼》和《周礼》所说的“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德、言、容、功）。妻子对丈夫要绝对 服从，丈夫对妻于可依“七出”之条体妻、离弃。妇女则不能改嫁。唐代以 至北宋，妇女改嫁，本来是社会上习见的事。二程提出妇女不得改嫁。有人 问：男子再娶，也不合礼么？程颐回答说：“大夫以上至于天子，自有嫔妃 妾小，不需再娶。大夫以下，为了侍奉公婆和主内事，不得已再娶”（《遗 书》卷二十二）。朱熹认为，二程提出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改 易。朱熹还认为男女婚姻是“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始，必须以“礼律之文” 加以限制。他在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贫民婚娶，不拘聘礼，自行结合， 称为“引伴”。朱熹下令禁止，并申奏朝廷，请颁“婚娶仪式”严加约束。 他认为同安县民“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 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 “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朱熹还下令妇女出门必须用 花中兜面，只留孔隙看路。后人因称这兜中为“文公兜”（朱熹谥文公）。 又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 朱熹强化三纲使妇女更加卑贱无权，备受压迫。

三、学术著述。朱熹一生著述繁富，这使他在学术界获得较高的声望， 因而也便利了他的学说的传布。在经学方面，著有《易本义》、《诗集传》、 《论孟集义》、《孝经刊误》等多种。历史方面，有《通鉴纲目》。文学方 面有《楚辞集注》。朱熹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作 了许多注解和编纂的工作。如《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正 蒙解》以及《谢上蔡语录》、《延平（李侗）问答》、《近思录》、《程氏 遗书》等，又作《伊洛渊源录》，说明程学渊源。朱熹本人的讲学言论和平 日写作的文稿，由后人编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传世。朱熹在 世时，著名的弟子有蔡元定、蔡沈父子，陈淳和朱熹婿黄斡等人，各有著述， 传播朱学。

陆九渊——和朱熹约略同时，陆九渊创立了与朱 熹对立的学派，号为“心 学”。陆九渊，字子静（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年），江西抚州人，孝宗时 举进士，曾任主簿、国子正等职，政治上并不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他在 白麓洞讲学授徒，融合孟子学说与佛教禅宗的思辨，独立形成所谓“心学”。 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 和“良知”、“良能”说，又汲取禅宗“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等论点，反驳朱熹的“天理”说，认为“心即是理”。 他说：“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 （《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又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 铄。”“道理无奇特，乃人心所固有者。”“理”不是外在的，而是在我心 中。因此，不须去“穷理”，而只须“明心。” 他指责“天理人欲之分论 极有病”，又指责朱熹解《尚书》“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以为 “此说非是”。陆九渊认为“心一也，人安有二心？”心只有一个，理也只 有一个，“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他因此反对程朱的“惩忿窒欲”，但 也认为物欲可以蒙蔽本心，因而要“存心”“养心”，即须“寡欲”和“剥 落”，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欲去， 心自存矣”（《全集》卷三十二）。去欲存心的方法，则在于“切己自反， 改过迁善”（《全集》卷三十四）。通过“自反”、“自省”，使心地清明， 即是“圣人”。陆九渊由此发展到教人“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 即日夜闭目静坐“养心”。据说他自己曾习此半月，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 立”。这种修养方法，已近于禅宗的顿悟成佛。陆九渊的“心学”被朱熹指 为“禅家之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陆学创建后，一度成为与朱学并立的有影响的学派。朱陆两家曾进行过 两次学术上的辩论。一次是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朱熹与陆九渊同到信 州鹅湖寺面议。陆九渊兄陆九龄和浙东的吕祖谦等都参加了这次辩论。争论 的主题，是所谓“教人”之法。陆九渊历来主张用“易知易从”的简易方法 发明本心，以立“根本”，甚至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因此， 他在会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则主张读书格物“泛 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陆九渊则指责朱学烦琐支离， 作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全集》卷二十五）。第 二次是在淳熙十四年至十六年之间。辩论主要是通过文字往返。陆九渊提出 《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作，认为“太极”之上不能再有“无极”。朱熹则 以为“无极”是“万化根本”。朱陆两学派集会辩论，以传播各自的主张， 这种方法显然也是受到了佛教论辩的影响。鹅湖之会由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 的著名事件。

朱陆的分歧，基本在于“天理”与“人心”，即宇宙万物的发展是取决 于外在的抽象的“天理”，还是内在的人心（思想）。这在哲学上当然有明 显的不同，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朱陆又并无根本的歧异。因为他们所 说 的“天理”或“本心”，实际的内容都是封建伦常，即现存的社会秩序。他 们所争论的教人之法虽有不同，但目的也都在于要人们“去人欲”或“剥落 物欲”以达到自觉地服从封建伦常的统治。陆九渊曾据《尚书·洪范》论述 “皇极”（皇权）和“彝伦”（伦常），是“终古不易”、“根乎人心而塞 乎天地”。他在五十三岁时，奉诏知荆门军，整顿地主武装，捕杀逃户流民。 在上元节向吏民六百多人讲演心学，说君臣上下是“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固 然者”，“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所谓“心正”， “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圣贤之训，不畔君师之教”。若能安心贫贱， “家或不富，此心实富”。清初，黄宗羲编著《宋元学案》论朱陆异同，说 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盂，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黄宗羲触及朱、陆学说的实质，评语是恰当的。

在朱、陆两说流行的同时，浙江东部一带，又有陈亮、叶适、吕祖谦等 人，各倡一说，与朱学相对立。

陈亮——陈亮，字同父 （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年），婺州永康人。在 孝宗朝三次上书，力主抗战，三次被诬陷下狱（详见本书第五册）。陈亮因 主抗战而研究军事，提出许多杰出的军事思想。在政治和哲学上，则反对理 学或道学。就所谓“王霸义利之辨”，与朱熹展开了争论。

“存天理，去人欲”是程朱理学的基本主张。陈亮则针锋相对地主张“事 功”，提出“功利之学”以对抗“性命义理之学”。他指责道学儒生“知议 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 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戊申再上孝宗书》）。他认为“禹 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陈亮反对朱熹的“理在事先” 的天理论，以为“道”在日常事物之中，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 （《经书发题·诗经》），“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经书 发题·书经》）。他因而也反对 “天命之性”和“正心诚意”的“修身”之 论，认为人是在实际行动中锻炼而成，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 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 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乙巳春《与朱元晦书》）。 又说：“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 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癸卯通书》）。所以，他在上孝宗书 中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一一八五年以后的三年间，陈亮与朱熹在往来通信中，就“王霸义利”， 结合历史观反复展开辩论。朱熹宣布夏、商、周三代是合于“天理”的“王 道”时代，以后一千五百年间，都是“人欲流行”的“霸道”时代，“有限 皆盲”，一片黑暗。“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 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文集》 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陈亮反驳说，如果是这样，千五百年之间“万 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说：“使千五百年间成一大空阔，人道 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指朱熹），无乃甚高而孤乎！ 宜亮之不能心服也。”陈亮在辩论中还尖锐地批评朱熹，说“而一世之自号 开眼者正使眼无翳，眼光亦三平二满，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 日长在乎？”朱熹认为汉唐时代“并无些子本领”，“全体只在利欲上”。 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 赖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书》），是有“大功大德”于天下。陈亮进而 明确指出：“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 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这次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实际上是对理学义理至上论的一次最直接了当的 冲击。陈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曾指责时弊：“才者以跅弛而弃， 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 论谓有典则。”陈亮自己也正因为是多有奇论的伟才，因而平生不得见用。 但他生活在“文恬武嬉”、“熟烂委靡”的士风之中，力持主战之论，力辟 性命义理的空谈，独立不倚，一往无前，确是“足为一世之豪”。他著《酌 古论》论军事，颇多创见，文章诗词也为一时上品，但在哲学上主要是在议 论时事和往来书札中表述了他的“事功”之论，而并没有写成系统的著述。

叶适——与陈亮同时代而稍晚的叶适，字正则 （一一五○——一二二三 年），温州永嘉人，学者称水心先生。陈亮号为“永康学派”，叶适则号为 “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创始于道学家薛季宣、郑伯熊等人，经陈傅良至叶 适而完成。叶适早年在孝宗朝任太常博士，曾在朝廷的斗争中为朱熹道学进 言。但叶适始终力主抗金，宁宗朝韩托胄出兵北伐，叶适出知建康府，领兵 作战。韩托胄败后，叶适以“附会用兵”的罪名，被免官家居。叶适经历了 反复的斗争实践，在学术上逐渐摒弃道学的空谈心性，形成自己的学说。在 叶适的著述中，前后的论说多有不同。晚年家居著《习学记言序日》，才使 论说成熟，成一家言。永嘉学派应以叶适为主。代表叶适学说的著作应是《习 学记言序目》。

叶适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是提倡功利而反对空谈。他在孝宗淳熙五年 （一一七八年）的《廷对》中，曾认为“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霸）之 政，与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别集》卷九）。在此前 后，他还在《进卷·管子》篇中，指责管仲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别 集》卷六）。但在晚年所著《习学记言》中，则变而为倡言功利，与前说完 全不同。这显然是由于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在学术上也重又做了新的探索。 朱熹、陆九渊都标榜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在 《习学纪言》中十分明确地写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 “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 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卷二三）。 不计功利而讲道义，只是无用的空话。因此，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使利 与义统一。这一观点显然和“存天理，去人欲”、“主静无欲”之说直接对 立。叶适明确地反对“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卷二），又说：“生即动， 何有于静？”（卷八）认为《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错误的。

叶适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了“道”和“物”的关系。他反对程朱的“理 在事先”说，而认为“道在物中”。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物”，人本身也是 “物”的一种。他说：“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 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卷四七）。又说：“物之所在，道即在焉。物有 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 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卷四七）。因此，他又认为“致知”是依靠 “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相配合，“自外入以成其内”。道和义理的认识 也都要由事物来检验。“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别集》卷五），“欲 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九）。 叶适也公开反驳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关于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 大等等说法，认为是“转相夸授，自贻蒙蔽”。他解释宇宙的构成是由天、 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物组合，八物即是八卦的依据。叶适企图从 物质上说明宇宙，但他却拘守“五行八卦”之说，认为“五行八卦，品列纯 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无疑矣。”（《记言》卷十六）叶适对 陈亮颇为推重。陈亮死后，他曾作祭文哀悼，又为陈亮作墓志铭，为《龙川 集》作序。叶适的功利学说当然会受到陈亮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哲学上 的论说，却比陈亮更为丰富和深刻。

叶适的著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对儒家的经书以至后人的经学、 哲学著述，作了大量的评论。叶适认为三代以后，即“道德败坏，而义利不 并立”。学者中他只推尊孔子，以为谈义理必须以孔子语为准的。经书中他 只推重《周礼》，而认为《诗》《书》“最为入道之害”。叶适激烈批评子 思、孟子学派的“尽心知性”说，认为周公、孔子是“以道为止”，思、盂 是“以道为始”。他还批评荀子是“乖错不合于道”，老子是“以有为无”， 庄子是不理“事物之情”。管子是“浅鄙无稽”，成为申、韩的先驱。法家 申、韩和商鞅、李斯的学说，是使“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后世君主所谓 “杂用王霸”，实际上是以“王道儒术缘饰申、韩之治”。陈亮惟重汉唐， 以为君主有“拯民之志”，叶适则认为：“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 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记言》卷三八）叶适在 他的多种评论中贯串着“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他的政治学说的基 本观点是“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卷二九）。

叶适对北宋的道学家周、邵、二程、张载都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指出 邵雍之学是“荒诞无稽”。周、张、二程发明子思、盂子的“新说奇论”， 是使思、盂学派的过失更加发展。他们出入于佛老而误解《易经》，虽然表 面上攻斥佛老，实际上是“尽用老、佛之学”。他还指出：“道学之名，起 于近世儒者”。他认为“学修而后道积”，只能“以学致道”，而不能“以 道致学”。叶适对北宋道学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朱熹学的批评，但在他的 著述中并未指名同时代的朱熹。朱熹则对叶适的永嘉学派多所指责，说：“陆 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 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二二）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 “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叶适的学说曾一时与朱、陆并立，比永康学派具有更大的思想影响。

和朱、陆、陈、叶约略同时而有影响的学者，还有张栻和吕祖谦。

张栻——张栻，字敬夫，汉州绵竹人，是南宋名臣张浚之子，学者称南 轩先生。早年从胡安国之子胡宏研习程学。孝宗朝曾为吏部侍郎兼侍讲，出 知袁州，擢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在任内曾严厉镇压反抗的人 民。张栻讲授《论语》、《孟子》、《诗》、《书》，自成一学派，但基本 上仍是二程的理学。张栻早年信奉胡宏的学说，曾怀疑孟子的性善论，而吸 取告子的“生之谓性”说，但后来又转而崇信孟子，认为“人生性无不善” （《南轩文集》卷十三）。所以，张栻死后（一一八○年死），朱熹编集他 的遗作，只取“晚岁之意”，而不取“早年未定之论”（《南轩文集序》）。

张栻学派的特征，是极力提倡“义利之辨”，而反对功利之说。张栻在 答朱熹的信中说：“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未”（《南轩文集》 卷一）。他认为功利之说行，必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以致亡国。朱 熹因而称赞张栻胸中“无一毫功利之杂”。张栻在经学和哲学上，并无多少 建树，但由于与朱熹同宗程学，反对功利，一时颇有影响。

吕祖谦——委州吕祖谦，字伯恭，与朱、陆同时，曾参与鹅湖之会。孝 宗时举进士，历太学博士兼史职，进为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归里， 在浙东聚徒讲学，一时颇负盛名，号为东莱先生（曾祖封东莱郡侯）。

吕祖谦的主要著述是在史论方面。他主张读史应自《尚书》开始，然后 读《左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有《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在史论 中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议论风生，成为传诵的名作。又有 《丽泽讲义》，讲解读书治学之道。他和朱熹、陈亮都是好友。但认为：“近 时论议，非颓惰即孟浪，名实先后具举不偏者，难乎其人，此有识者所忧”。 吕祖谦似乎要吸取各家之长，去其所短，兼顾名实两个方面。因而他说“义 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又说：古人为学，十分之九 在于实际活动，指 责“今之学者，全在诵说”。他还指责：“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 塾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这显然会导致脱离正统， 有所改革。吕祖谦曾劝告陈亮“从容自颐”，“不用则退”，对陈亮与朱熹 关于王霸的争论，则主张“三代以下，气脉不曾断”。朱熹曾认为同甫（陈 亮）、伯恭（吕祖谦）“二家打成一片。”但吕祖谦的论述只是包含有某些 注重实用和趋向变革的思想，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全祖望评论说：“小东 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四十五岁即病死，但他传授生徒甚多， 为浙东学术的传播和后来文士集团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地发展，政治上则在反复地探 索着建国的方略。在此时期，哲学思想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各学派竟相 峥嵘。理宗以后，南宋王朝的统治，日益危殆。统治者选中了朱熹学派的理 学作为官方哲学，企图凭借封建纲常的说教，以维护垂亡的统治。朱熹学派 因而受到多方的尊崇（参见本书第五册）。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都以朱学 为基准。理宗时，有真德秀、魏了翁，号为朱学后继。魏了翁官至权礼部尚 书，真德秀官至礼部侍郎。有人攻讽魏了翁是伪（魏）君子，真德秀是真小 人。真、魏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并无新创。其后，理学的名家，有黄震、王柏、 金履祥等人。黄震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他宗法程学，但于朱 学“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不满朱学的“专言性与天道”，也不满陆学 的“用心于内”，而主张从事实学，说：“君子之学，自本至未，无非其实” （《黄氏日抄》卷二七）。王柏考订《诗》三百篇经汉儒增补。弟子金履祥， 南宋亡后，隐居金华山中讲学授徒。陆九渊学派的后继者，在江西和浙东讲 学，浙东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号为明州四先生。但陆派心学在 南宋并未取得官方的认可。理宗时，程朱学派诸人从祀孔庙，不列陆九渊。 朱、陆两派长期争论的结果，朱学在政治上战胜陆学，为南宋统治者所采用。 朱学的推行，也加深了南宋统治的腐败。

（四）金元理学的传播

和南宋并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阶 段，对于汉文化只是作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还不存在提倡某一学派 的问题。在长期战乱的年代，也没有出现什么“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 倡导汉文化，奖励儒学，宋朝的经学和理学才又在金朝继续得到传播。霸州 儒者杜时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学。《金史·杜时升传》说： “大抵以 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易州麻九畴治《易》与《春秋》，并以邵雍的 《皇极经世书》授徒。金朝末年，在学术上 有所撰述并在社会上有所影响 的学者，是王若虚和赵秉文。

王若虚——真定藁城人王若虚，字从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经义 进士。以县令进为国史院编修官，预修《宣宗实录》，曾奉使夏国，归为平 凉府判官，转延州刺史。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 学，一朝复续”。他推崇两宋理学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 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但也指责理学“消息过深”“揄 扬过侈”“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名为排异端（佛，老）， 而实流于其中”。因此，他赞同叶适的评论，以为理学家是将六经之书牵合 性命之论，茫然不可测识（《论语辨惑序》）。他在《论语辨惑》中，对周 敦颐、二程、朱熹、张栻等人的注释，一一加以评论褒贬。指出朱注“删取 众说，最号简当”，但有些注解则是“妄为注释”，“过为曲说”。王若虚 以金人而论宋学，得免派别的纠葛，因而议论较为客观平允。但他所学仍以 宋学为主，并未能独辟蹊径，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编为《滹南遗老集》传世。

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晚年号为“闲闲老人”，金 哀宗时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论语》、《孟子》诸经，兼善 诗文。一时号为“斯文盟主”。赵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在学术 上少有新创。晚年值金朝衰乱，又于禅学求慰藉。传世的著述有《闲闲老人 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灭金时期渐与汉文化有所接触。一二三五年，蒙古阔出军侵宋，攻 下德安，俘儒生赵复。赵复字仁甫，德安人。杨惟中、姚枢携赵复至燕京， 见忽必烈于潜邸。赵复与姚枢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颐祠），又建太极书院， 讲授程朱理学。赵复带来程朱传注，尽付姚枢。《元史·赵复传》说：“北 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评程朱之书，并非始白赵 复。但建立书院，广收门徒，则确是自赵复始，学者称复为“江汉先生。” 姚枢将程朱书授予许衡。广平人窦默与姚、许一起讲习性理之学。姚枢、许 衡、窦默，成为元初影响一时的名儒，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儒 士集团。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们访问治道，并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 初年，蒙古奴隶制与封建制，汉法与“回回法”的政治斗争中，姚枢、许衡 等人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学术上，他们对理学虽也有过某些评议， 却没有多少建树可言。

元朝灭南宋后，在江南著书讲学的学者，则有邓牧、吴澄和许谦。

邓牧——浙江钱塘人邓牧，字牧心。南宋亡后，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 成宗时，隐居在余杭山中的洞霄宫，曾与宫中道士编集《洞霄图志》。他的 著述，则收编于《伯牙琴》一书。书名寓意是知音者少，书中的论说也确是 遇然不同于流俗。邓牧亲历南宋亡国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谈，集权专制， 贪婪腐败所造成的祸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专制，说：“所谓君者， 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所 好，聚人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贪 暴：“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他同 情人民的反抗，以为都是由于官吏的剥夺而引起，说：“人之乱也，由夺其 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以上 并见《伯牙琴·吏道篇》）。邓牧还表露了他对君民名分不严的尧、舜时代 的幻想，甚至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在邓牧的著 作中，有儒家“大同之世”的影响，也有道家太极阴阳说的阐述，但他自称 “三教（僧、释、道）外人”，以表明他并非崇信某家旧说。他的论说只是 基于对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愤嫉不平，从而提出强烈的抗议，产生虚幻的空 想。这在理学纲常之说流行的年代，确是罕见而难能的。但邓牧隐居著书正 如伯牙鼓琴，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反响。

吴澄——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与邓牧相反，吴澄继述程朱，传 播道学。吴澄在元初被召入京师，成宗时在龙兴郡学讲学。文宗时病死，年 八十五。吴澄历经元代七朝，多次入朝任讲官史职，晚年归家讲学授徒，学 者称为草庐先生。吴澄讲学，祖述周、邵、程、朱，又企图调和朱、陆，对 理学作通俗的讲解。如以“太极”为万物的总称，认为道、理、诚、天、帝、 神、命、性、德、仁与太极都是一事。但他的基本论点，仍以为理是气的主 宰。吴澄在元朝讲理学，与宋金对立时期已不相同，他不再讲“尊王攘夷”， 而只讲伦常纲纪，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他说：“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 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 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草 庐精语》）。吴澄校定诸经，晚年著《礼记纂言》，注训古礼，但他在哲学 思想方面并无新创。

许谦——吴澄以后，理学的传播者是金华人许谦。许谦，字益之，早年 从金履祥学理学。仁宗时在东阳八华山讲学，有门人千余人，自号“白云山 人”。元顺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病死，年六十八。仁宗是理学的提倡 者，金华是理学昌盛之地，许谦讲学四十年，一时很有影响。黄溍为他作墓 志铭说：“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又说许谦之 学“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黄金华集》卷三十二）。 许谦在《入华讲义》中说，人伦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 谓之五伦。人性也有五类，仁、义、礼、智、信，谓之五性。大抵许谦讲学， 着重于伦常和修身之道，对哲学义理无多探讨。但朱嘉的理学经黄斡传至何 基、王柏、金履祥，再传至许谦，在金华逐渐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学的儒生。 明朝初年，金华文士形成以宋濂为首的集团，具有颇大的势力。

第二节 文学与艺术

唐代是文学艺术的极盛时期，在许多方面都为宋代文艺的发展奠立了基 础。店宋之间，是封建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宋代经济关系和政 治制度的新发展，不能不推动文学艺术也出现新的创造。宋代文艺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诗尚雕琢， 文崇骈俪，文学上陈陈相因，很少新创。（二）仁宗以后，随着政治制度改 革的尝试，文风也有较大的转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韩、柳， 重又开展了古文运动。散文成为议论政事的有力武器。诗风也转而趋于平易， 并且由于赋予论议的内容而构成宋诗的特色。五代时兴起的词，原来只供席 上花前，浅斟低唱。由于宋代词人为它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使词一跃 成为与诗文同样受到重视的文体。现存宋词，篇逾二万，作者千人。宋词彪 炳一代，足以与唐诗比美。（三）宋朝南迁以后，抗金救国成为社会政治生 活的主题。诗与词都以表现这一主题而得到发展。由于南宋城市经济的发达， 适应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现了话本与南戏等新文艺，为小说与戏剧的发 展，开拓了道路。

金代诗文并没有多少新成就，但诸宫调和院本的发达，却培育了元代的 戏剧。元代戏剧创作极为繁盛，出现了不少思文并茂的名篇巨作，戏剧的发 展盛极一时。唐诗、宋词、元曲（剧）汇为文学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时代，绘画与书法也具有时代的特色，涌现出不少名垂后世的书家 与画家。

下面简略叙述宋元时代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发展概况。

（一）诗、词

一、北宋的诗词

北宋初年，文坛上仍然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颓靡纤丽的风气。北宋王朝 “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官僚、地主奢靡成风。 颇有作为的宰相寇准，有诗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 万事何须问，且向搏前听艳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养歌伎，金尊檀板， 纵情享乐。文风的颓靡纤丽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在文坛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坛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 四——一○○一年），字元之，山东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 到贬谪。他的诗文都很为当时人所推重。赵匡胤称赞他的文章是“当今天下 独步”。著名的隐逸诗人林通也推崇说：“纵横吾宋是黄州”（王禹偁谪居 黄州）。诗学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词》歌颂劳动者的勤 奋，语言平易通俗。当然，他造句也着意雕饰，如“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 无语立斜阳”（《村行》），“随船晓月孤轮白，入座晴山数点青”（《再 泛吴江》），字斟句酌，得来还是艰辛的。王禹偁晚年写了一首《点绛唇》：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他平生的政治抱负没有得到施展，含 恨离开了人间。

真宗统治时期，朝廷上出现风靡一时的所谓“西昆体”。欧阳修称它为 “时文”。杨亿、刘筠等文学侍臣在为皇帝撰写诏令、编修故事的公余之暇， 作诗酬唱，编为《西昆酬唱集》。西昆即由此而得名。杨亿在序文中说：它 是在“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而写成的。这一流派除 杨亿、刘筠外，还有钱惟演、丁谓、张咏等十八人。后来有人也把同他们的 诗风接近的作家如晏殊、宋库、文彦博、赵扑等都列入这一派。他们的诗， “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瘦语”（《韵语阳秋》）。肯定这 种文体的人说：“西昆派必要多读经、史、骚、选”（冯舒、冯班《才调集》 评语）。《四库提要》说：“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底，亦不 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但是，这些作家生活狭窄，感情空虚，他们吟咏 酬唱只是为了消闲解闷，专意于词藻形式，谈不上多少思想内容。大率是尚 纤巧，重对偶，而且往往掇取前人作品中的华词缛藻，流于堆砌。刘攽《中 山诗话》载一个故事：西昆派因为效法李义山，作诗时多剽窃李义山的诗句。 有一次内廷设宴，优人扮李义山，衣服败裂，告人说：“吾为诸馆聀挦扯至 此”。闻者大笑。西昆派钱惟演曾作《无题》诗，有句云：“鄂君绣被朝犹 掩，荀令熏炉冷自香”。这与李义山《牡丹》诗：“绣被犹堆越鄂君”，“荀 令香炉可待熏”造语雷同，显然因袭。由此可以窥见西昆体诗作的大概。

宋初，词也同诗一样，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著名的词人晏殊 也没有能摆脱五代绮丽词风的桎梏。他们把词当成“娱宾遣兴”的作品，所 描写的都是那种在秦楼楚馆、酒后歌余而浮起的春恨秋愁，离情别绪。小不 同的是他们的作品比起晚唐、五代的词人来，用语清丽而不浓艳，含蓄而富 韵致。晏殊的词，工于选语。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属对工整而又自然，但思想上却只是对无可抗拒的流逝时光的怀恋，晏殊是 一位富贵宰相，“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消磨在“萧娘劝我金厄，殷 勤更唱新词”之中。这种用来侑酒的词，内容自然是寻欢作乐，甚至是庸俗 无聊的。

对于文坛上这种因循萎靡的气象，人民当然是厌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 力图加以改革。但是传统的惯力很大，需要几代人多方面的努力，才可能有 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风格。仁宗时，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文坛上的革新之 风也相应地兴起，在诗、词方面逐渐树立起宋人的独特风格。

宋诗的奠基人当推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

梅尧臣（一○○二——一○六○年），字圣俞，时称宛陵先生，安徽宣 城人。他一生做小官，家贫，自言是“瘦马青袍三十载，功名富贵无能取”。 他在当时诗名甚著。针对诗坛的纨靡空乏的风气，梅尧臣提倡一种古淡深远 的新风。他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里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 平淡并不是浅薄，而是要提倡一种“本人情、状风物”的写实精神。他曾说： “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宋史》本传）他主张把“诙嘲刺 讥”托之于诗，诗应有所“刺”，有所“美”。在《陶者》一诗中，他说：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他写乡村的富豪， 在一年丰收之后，“滥倾新酿酒，包载下江船。女髻银钗满，童袍毳毡鲜” （《村豪》），横行霸道，连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里。而终年辛劳的农民， 却是“老叟无衣犹抱孙”（《小村》），“灯前饭何有，白薤露中肥”（《田 家》）。官府又逼税追差，使人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贫富的对比构成一幅 鲜明的画图。诗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哀叹说：“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 籍论”。他对自己身为官吏而为政无方感到惭愧，愿意“却咏归去来，刈薪 向深谷”。作者以平淡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他的一些写景诗 句也清晰如画。作为一个宋诗风格的开创者，梅尧臣的诗有时失于过分朴质、

生硬，过分散文化、议论化，但他所开辟的道路，正是宋诗发生转折的 方向。刘克庄把梅尧臣奉为宋诗的开山鼻祖，说“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 稍息”，是符合实际的。

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一○○八——一○四八年），字子美，宋都开 封人。“少慷慨，有大志”，几次上书评论时政。他曾由范仲淹荐用，但很 快被罢黜，寄寓苏州，买木石作沧浪亭，“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 往惊人”（《宋史》本传）。他对屈辱的澶渊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怀着愤慨的 激情。“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对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 梦过玉关阙”（《吾闻》）。“何人同国耻，余愤落搏前”（《有客》）。 “愿当发册虑，坐使中国强。蛮夷不敢欺，四海无灾殃”（《舟中感怀寄馆 中诸公》）。把忧国御侮的忠忱发之于诗，苏舜钦在两宋诗人中是最早的一 人。对时政的抨击，他也比梅尧臣更为大胆和激烈。他的诗雄健豪放，但不 免粗糙和生硬的缺点。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年），字永叔，庐陵人。他是宋代散文 革新运动的主将。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道路，诗风也一如他的文风，文 从字顺，清新流畅。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于他的政治地位 较梅、苏为高，对诗坛的影响也较大。《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 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以文为诗，能够自由地发抒 作者的思 想感情，有平易的优点；但往往“失于直快，倾囷倒廪，无复余 地”，因而损害诗意。所以，《扪虱新话》评论说：“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庙 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 极于高古”。

欧阳修也能作词，但他的词只是承袭五代遗风。对词的形式与题材有所 创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柳永（一○○四——一○五四年）原名三变，字耆 卿，福建崇安人。晚年举仁宗朝进士，但因仕途蹇艾，失意无聊，于是流连 坊曲。柳永精通音律，能变旧声为新声，为乐工歌妓谱写了大量新乐府。他 的《乐章集》里共收有一百多种词调，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新创的。他还发展 了词体，创为慢词。在这之前，从晚唐、五代以来，多行小令。每首的字数 在五十八字以下。这时，民间的新乐曲已经大为发展。柳永向民间音乐吸取 营养，创制成篇幅较长的慢词，字数往往比旧调增加二三倍。短章小令之类， 一般只限于抒情。长调慢词则除行情外，还可以写景、叙事，内容大为丰富。 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紧严，段落分明，前后呼应。柳永的词，正是“层层铺叙， 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夏敬观《手评乐章集》），表现了组织 长篇的卓越才力。柳词在内容上多写失意飘零的羁旅行役。雅词之外，他也 写了不少所谓俚词，采用大量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反映中下层居民的生活， 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所谓“凡有并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 主要是指这种俚词。但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猥亵的糟粕，因此柳永也 以“浅近卑俗”（王灼语）而为人所垢病。

对词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张先，和柳永齐名。柳、张的词，一方面保持晚 唐、五代以来含蓄婉约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浅露，言尽意尽。他们在 词的表达方式、体裁形式方面都带有某种过渡性质，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经过上述诸人的提倡和实践，宋代的诗、词进入了繁盛时期。宋诗是在 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有新的开拓，形成鲜明的特色。明、 清的一些评论家颇陋薄宋诗，甚至有终宋之世无诗之说（王夫之语）。他们 认为宋诗的弊病在于散文化、议论化。其实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散文化不 单是矫西昆体繁褥的必要，也是文风趋向平易所必然。议论化也为诗开拓了 一个新境界，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矛盾。杜甫的五言古诗已多议论，但这 并没有妨碍他写出《赴奉先县咏怀》等名篇。当然，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 都会走向反面。过分的散文化和议论化，会有损韵律，流于枯涩。就这些方 面说，宋诗总是瑕瑜互见的。

政治家王安石，在诗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王安石极重杜诗，推 崇杜甫的忧国忧民，“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杜甫画像》）。社甫的这种精 神，深为王安石所叹服。他陋薄李白，说李白虽然“诗语迅快，无疏脱处， 然其识见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主张文章“务有补于世”，由 此出发而论李、杜，因而评价不同。他很推重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力挽西昆 的颓风，与他的文学观点是一致的。王安石早年所写的诗作，主要是古体。 诗中较为广泛地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积弊。包括人民的苦痛（《发廪》、 《感事》、《河北民》）、军事制度（《省兵》）、经济政策（《寓言》第 四首“婚丧孰不供”、《兼并》）、榷茶（《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 河漕（《和吴御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盐政（《收盐》）、 被镇压的囚徒（《叹息行》）以及借评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发抒自己的 政治见解和抱负。在风格上意气纵横，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无桎碍。 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显得缺乏含蓄；有时用语险怪，多采故典，对后来的 诗风带来不好的影响。他的晚年在律诗的技巧上力求精严，达到了炉火纯青 的境地。

《石林诗活》称赞他的写景诗“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合，言 随意远，浑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 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绿”字曾经多次修改，先 用“到”，后来改用“过”、“入”、“满”，都不合意，最后才选用“绿” 字，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说明作者遣词用句，千锤百炼，态度是很严谨 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晚年 的诗，表面上冲淡宁静，实际上却涵蕴着“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壮心”。 “尧、桀是非时入梦”，“每逢车马便惊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种表面平静 所难以掩饰的激情。王安石写词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临送目”， 气势浑厚，是公认的佳作。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 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为一代名家。父苏洵、弟苏辙， 都有文名，一时合称“三苏”。庆历以来，士大夫中谈论政治改革是一时的 风气。苏轼早年也谈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张，除役法改革外，其余都 很平庸，缺乏政见。在王安石变法时，他认为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对。朱熹 评他“分明有两截的议论”；陈亮也讥他“转手之间，而两立论焉”。这是 苏轼的弱点，也是当时一些文人的通病，因为他反对变法，终神宗之世，都 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写诗，语涉讥刺，而被捕入狱，几乎丧命。元祐以后， 保守派执政，他又反对司马光废免役而复行差役法，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 长，因而又为保守派所不容。这些都表明了苏轼在政治上的迂阔和天真。但 作为诗人，他勇于革新，气势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关心现实与不容于现 实，构成苏轼思想上用世与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趋向还是积极的。熙宁九 年，苏轼黜居密州，写成了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在极度 的失意愁怨中发出了“我欲乘风归去”的浩叹。然而，对生活的热爱，又使诗人不 忍遁世，终于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抉择。苏轼的诗词，在 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鲜明的浪漫主义构成独具特色的新声。

苏轼的诗，诸体皆工，尤长于七古。沈德潜称誉他“胸有洪炉，金银铅 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 意中所欲出”。梅尧臣、苏舜钦始倡平淡；欧阳修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 从容闲雅之态，开拓了北宋一代诗风。苏轼不提倡艰险，但要求“新诗如玉 雪，出语便新警”。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美理于豪放之外”。这 “新意”和“豪放”便是苏轼作品的特征。苏轼对词的发展，功绩尤为巨大。 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他用写 诗、写散文的笔法来作词，不拘守过分严格的音律；并且扩大了题材的范围， 使词能同诗歌、散文一样，表达复杂的生活和情致。他采用韩愈所谓的盘空 硬语来抒写他胸中的抑郁，使词的创作一反传统的婉约而出现豪放的风格。 用硬语代替软语，用言尽意尽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满意代替满意，这就是豪 放派与婉约派的分界线。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 如大地奇观”（《辛稼轩词序》），为词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但由于 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杂有老、庄消极成分，所作诗词很少昂扬的 情调，连认为要由关西大汉来唱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最后仍归结为 “人生如梦”，意境是消沈的。

在苏轼周围，集合了黄庭坚、秦观、晁无咎、陈师道（所谓“苏门四学 士”）及张来、李廌（合前四人称为“六君子”）等人，形成一个诗派。但 他们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黄庭坚在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他与陈师道同为 江西诗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诗风以巨大的影响。黄庭坚（一○四五——一一 ○五年）江西分宁人，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他以诗文受知于苏轼，由于 当时的政争，两次受到贬黜，以至于死。他早年的诗词，大抵效法欧阳修， 平易流畅。晚年风格发生了变化。他在《答洪驹夫书》一文中说：“老杜作 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 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 铁成金也。”这些话实际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它要求：一是诗文要 作到“无一字无来处”；驯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 点铁成金，即所谓“脱胎换骨”。他还提倡“奇”、“拗”。“奇”就是以 俗为雅，以故为新；“拗”就是破弃声律。总之，是力图把冷僻的故事、生 硬的语汇，运用到诗中，应该用平的地方用厌，故意违拗，以求声律奇古。 拗又有单拗、双拗、吴体三种。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变。刘克庄说：黄 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锻 炼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错的。黄庭坚所处的时代，朝廷上党争 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为了保身，在诗文中故作超脱，专从文字技巧上下 工夫。因之，他的诗词在思想内容上没有什么特点。

秦观的成就主要在词。他善于刻画，情韵兼胜，但气格不高，纤弱无力， 在风格上接近于柳永。苏轼就曾指出：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中，“销 魂当此际”句是柳永的词语。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为首的统治集团沉湎于穷侈极奢的享乐之 中。这种风气也给文坛带来了影响。贺铸、周邦彦就是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作 者。他们的作品都是满纸风月。周邦彦的词，南宋人陈郁说是“二百年来， 以乐府独步”。戈载说：“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研和雅，为 词家之正宗”。近人王国维更说他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扬 过分。周邦彦的词主要是写男女之情，只是较柳永稍为含蓄。但他精通音律， 能自度曲，所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在词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创 制，开南宋姜夔、吴文英等人一派的先声。

二、南宋的诗词

北宋亡于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诗人们依据他们的经历而激 起多种的情思：离黍的哀思、飘泊的愁怨、投降的耻辱、光复的壮心，所有 这些都发为诗词。汉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复大好河山，成为南宋一 代诗词的主流。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江西诗派的影 响，但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部分或全部地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

南宋初年的诗人曾儿与江西诗派的渊源根深，但他的诗凤清淡，词意明 快。他是大诗人陆游的老师，曾因件秦桧而去职。作家陈与义刻意学杜诗， 在艺术技巧与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时代的江西诗派中人。他不满南宋王朝 的逃跑退却，作品中对沦陷的故乡寄予无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几位著名人物 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都是坚定的抵抗派。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 冠”一首，浩气凛然，强烈地抒发了抗金报国的雄心壮志，是南宋人民抗金 斗争的精神的凝结。张元干的《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和“送胡邦衡待 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凉，表现了诗人坚贞不屈，反对投降的高尚品格。 稍晚的张孝祥，在《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里，以炽热的情感叙说了人民 渴望恢复的激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愤 气填膺，有泪如倾”。二张的词，直接继承了苏轼豪放的风格，下开辛弃疾 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山 东济南人。她的丈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李清照于前辈词人颇推重秦观、黄 庭坚。她与赵明诚婚后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灭了美满的生活，被迫颠 沛南流，赵明诚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这以后，李清照只身飘泊在浙 东一带，晚景十分凄苦。她的诗留下来不多，但《夏日绝句》：“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送胡松年使金》：“愿将 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杯土！”以及断句“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 刘琨”诸作，都表达了她悲愤热切的忧国伤时的心境。李清照的词接近正统 的婉约派。她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由于过分地强调词的音律 与婉约的传统手法，她的词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 上十分纯熟，语言艺术上的造诣达到了高峰。她的词，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她 早年真挚的爱情与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鲜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达到了婉约词人所追求的最高境 界，《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开始就以七 个叠字，用浓重的彩笔渲染出了那种无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当时广大妇女共同的遭遇，因此，虽然她的 词情绪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动人。

南宋的诗人，旧来都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并称为四大家。不 过尤表现存的作品，不很相称。杨万里（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 诚斋，早年学江西诗派，后来转而师法自然，创为一种清新活泼、平易流畅 的“诚斋体”，写成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抒发忧国忧民情感的诗篇。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国时写的七十二首 七绝，和晚年归隐石湖时写的《四时田园杂兴》，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 如“岂是不能扁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确是优秀的作品。

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杰出诗人，字务观，号放翁， 浙江山阴人。几时即遇金兵南侵，备受流离迁徙的痛苦。壮年目睹南宋统治 者忍耻包羞，强烈要求抗敌复仇，收复失地。他在参加进士考试中，因喜论 恢复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后才被起用。张浚北伐失败，陆游也因“交 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而被罢黜。其后，陆游宦游入川，先后 入参王炎与范成大的幕府。他怀着以塞上长城自许的雄心，从军到汉水之滨，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但是，南宋统治 集团文恬武嬉，陆游的热望不免落空。他只能作为一个行吟驴背的诗人，在 细雨中的剑门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陆游饱含悲愤地写下了《关山月》一 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 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自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对耻辱的和议与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发出了有力的控诉。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 诗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一一七八年，陆游被召回临安后，又作过几任地方 官，很不得意，但坚持抗战的主张则始终不移，最后竟因此受到当政者的忌 刻，罢官乡居。韩任胄当政时期，陆游曾短期出仕，为韩托胄撰写了《南园 阅古泉记》一文，颇为反对派所讥议。其实为抗金而合作，是无可非议的。 八十六岁高龄的陆游，在临终前还写下了七律《示儿》一首，渴望王师北定 中原。《示儿》诗情思并胜，传诵一时，是罕见的名篇。

陆游诸体皆工而尤长七律，艺术风格雄肆奔放，明朗流畅。刘克庄称他 “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 故当为一大宗。”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直到老年，还是以“无诗三日却 堪忧”。他所保存下来的诗有九千三百余首，大部分是抒发爱国的情思。正 如靳荣藩《读陆放翁诗集》所说：“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寻常月露词”。

和陆游同时，雄据词坛、两相辉映的，是辛弃疾。辛弃疾（一一四○— —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廿一岁时，曾参加耿京所 领导的抗金农民起义军。南下投宋之后，积极建议恢复。但是，腐败的南宋 统治者，把他视为所谓“归正人”，予以歧视和压制。辛弃疾自青年时领兵 抗金，“壮岁施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陆游称赞他“管仲萧何实流 亚”，是能文能武的经国之材。然而，却长期充任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壮志 难申。“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 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诗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 一寄之于其词。一二○四年，他出任镇江知府，正当韩托胄紧张地筹划北伐， 辛弃疾以廉颇自况，愿杀敌报国。他在镇江府任上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 很快又被调离，空怀着规复中原的宏愿，抑郁而死。

辛弃疾的词，留传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刘克庄称赞为“大声镗�，小声 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他继承和发扬了苏词豪放的风格。周密在评 论苏轼和辛弃疾时退苏进辛，理由是“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 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把不同时代的古人放在一起 来比长短，未免勉强。苏词首创豪放的风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苏 词的豪放表现为超逸。辛词继承并发扬了苏词的传统，其豪放则表现为激励 风发；在内容上则紧密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南宋这一特定时代 的产物，确是苏词所不能及。辛词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词体格律的束缚， 自由恣肆，语言也丰富生动，“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 观”；但过多用典，即有所谓“掉书袋”的缺点。他在词中往往议论纵横， 也时有议论过甚的毛病，致有“词论”之讥（陈模《怀古录》引潘牥语：“东 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但是，内容与形式并盛，仍是辛词的一大特色。

和辛词风格相同的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和韩元吉等。他们政治思想上的 共同特点是坚持抗战，并因此而受到压抑和排斥。与之相反，姜夔、吴文英、 张炎、周密这一派人则极力回避现实，沉浸于词本身的艺术追求。这种词风 的产生也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屈辱的对金和约使南宋小朝廷终 于稳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时也腐蚀了恢复旧疆的积极精神。举朝上下都沉醉 在苟安旦夕，纵情享乐的风气之中。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统治腐败 靡烂的写照。在达官贵人的酒宴席上，出现了一批吟风弄月的帮闲文人。姜 夔、吴文英就是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长于音律。他自制谱曲，无不协律， 很讲究形式、音律和词藻的美，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后来以音律为主的格律 派。过去评论姜词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王国维）。“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南渡一人，千秋论定”（冯 煦）。这主要是指他长于音律说的。他的词句，造语奇警。如“波心荡，冷 月无声”。“冷香飞上诗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也得到人们的 赞赏。最负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说：“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 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诗》：“虽为胡中妇，只著汉家衣”。也 还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吴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们批评吴文英的词说：“梦 窗（吴文英号）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张炎）。 “用事下语太晦”（沈义父）。说明他的作品象一个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 的音律和词藻看，五光十色，瑰丽非常，思想内容却十分空虚。为了强求形 式，甚至可以不顾辞义。张炎的父亲张枢，“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 有不协，随即改正”。有一次，他发现自己同中有“琐窗深”一句中的“深” 字不协，便改为“幽”；还是不协，最后改为“明”，才算协律。“深”与 “明”在意义上是相反的，但为了协律，便可以任意换置。晚宋的词家对一 个字严格到要求辨四声、五音，分别阴阳，而思想内容则可以置之不顾。在 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下，词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结了。

在诗的领域里，南宋后期江西诗派进一步风行，诗风颓靡，形式上生硬 拗捩，一派衰败的气象。永嘉四灵（徐照字灵辉、徐玑字灵渊、翁舒字灵舒、 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对江西派，但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 功力都比较浅狭，不足以矫正时风。四灵派的推广，成为所谓江湖派（陈起 能辑诸家诗，题为《江湖小集·后集》）。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品类复杂。 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刘克庄在词上继承辛派词人的 豪放风格，是南宋后期能独树一格的重要词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关头，文天祥毅然奋起，高举抵抗 的旗帜。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兵败被俘后，在《过零丁洋》诗中，慷 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 雄气概。同时的文人如谢妨得、谢翱、汪元量、郑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 天祥有共同处。他们的诗，悲愤苍凉，表现了诗人们的气节。

三、金元的诗词和散曲

金元的诗词，从风格上讲，大体上是两宋诗词的延续。金初的诗人，多 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虚中、高士谈和吴激等。他们被迫 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国；不满忍辱事仇，但又无所作为，只是抒发哀思， 很少有积极的情绪。

金世宗、章宗时期，党怀英、赵讽、王庭筠等活跃在诗坛。他们的作品 很少触及社会矛盾，在形式上则大都模仿苏轼和黄庭坚。刘祁说：“明昌间， 作诗尚尖新”。金中叶的诗风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诗派。当时，金和南宋都崇 江西诗派，但表现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换句 话说：金人着重于以俗为雅，而南宋人则以故为新，各执江西诗派的一技。 章宗明昌以后，作家益趋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现一种多华而少 实的风气。科举考试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陈腐。赵 秉文、杨云翼出，思有以矫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赵秉文在 省试时录取李献能。李献能所作的赋“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于是举子大 哗，以为“大坏文格”。这种文风是与金朝的衰败相一致的。

金宣宗南迁以后，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时期，北方处在战 乱之中，沦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元好问的“丧乱诗”就是这一时期的记录。 元好问（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 ，号遗山，太原秀容人。他的 创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迁汴梁，后半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他的诗，“奇 崛而绝雕判，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 （《金史》本传）。他力矫前一时期金诗的形式主义颓风，成为金元之际北 方文坛的一代宗师。他不满意于江西诗派“奇外无奇更出奇”的风气，没有 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没有完全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的诗作如《癸巳五 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描绘蒙古军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 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记载了战火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雁门道中书 所见》、《寄赵宜之》反映了兵乱后人民的灾难。这些诗暴露社会的黑暗、 同情人民疾苦，以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而达到一定的成就，但总的基调仍是 消沉的。元好问在汴京被围时曾为叛臣崔立撰颂德碑，后来又同张德辉到漠 北觐见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后，山西地方诗人集结在元好问周围，形 成所谓河汾诗派。他们的诗摹仿中晚唐。对金的亡国，怀抱淡淡的留恋，有 些诗也表现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他们的风景诗，刚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诗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刘因、 王磐、王恽、鲜于枢等沿着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学苏、黄而小变其调，清 澹古朴，意尽言尽。南方作家如刘辰翁、方回、戴表元、仇远、赵孟覜等略 变江湖诗派的风格而崇尚晚唐，清丽婉约。他们对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 痛苦有过一些揭露，也隐约地流露出悲凉的故国之思。但总的来说，思想性 是薄弱的。成宗元贞、大德以后，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南方的袁 桷相继而起，作古诗模仿魏晋，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猷壮，开始形成南北 统一的诗风。稍后的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号为元代四大家，是当时 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 亡，留寓在抚州路崇仁。他的诗优裕闲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颇工， 而且运用搁熟。所以他自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载（一二七一—— 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认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 唐为宗。他的特点是含蓄委婉。范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 一字德机，临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硕， 龙兴路富州人。他们二人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倾向是崇尚晚唐。他 们的写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杨载，但内容题材广泛，触及到社会上的某些不合 理的现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学习汉文化，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进行写作 的诗人。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丁鹤年、高彦敬、康里子山、达兼善、 雅正卿、斡克庄、鲁至道等都颇有时名。回回人萨都刺（一二七二年——？）， 字天锡，世居雁门。他以写宫词著称，清婉流丽。他的词也很出色，《满江 红》“金陵怀古”，沉郁苍凉，继承了苏词豪放派的风格。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朱德润、廼贤等的作品中， 对时政的黑暗进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义战争中，文士多采远居避祸的态度。 他们虽然对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满，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中比 较著名的诗人有王冕、杨维祯等。王冕的诗，自然质朴，气骨高奇，风格有 时颇似李贺。杨维祯喜作乐府诗，“大率秾丽妖冶，佳处不过长吉、文昌， 平处便是传奇、史断”。一般来说，他的诗，技巧纯熟，内容贫乏。

元代诗坛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间的 “俗谣俚曲”，又吸收词的某些特点而形成的文学体裁。元代散曲极为流行， 取得与诗、词同样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与套数两种。小令是一个曲牌的 小曲，套数是不同曲牌而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联缀成套。明人朱权所编 《太和正音谱》，收录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达官显 宦。他们在纵情诗酒之余，作曲取乐。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 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发抒心中的郁结。如张小山（名可久）、 乔梦符（名吉）等人的作品，虽然思绪消沉，但写物状景，造语清新，在艺 术上取得了不同于诗词的新成就。一些弃官隐退的文人，饱经仕途的险恶， 深知名利场中的丑恶。归隐之后，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几句同情人民疾 苦的呼声。如卢疏斋（名挚）、张养浩的某些作品即属于此类。元末作家刘 时中，有《上高监司》套数《端正好》两套流传。曲中极其犀利地揭露了吏 治黑暗，钞法败坏，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生动具体地描写了人民生活的贫 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数是杂剧唱词的基础。元代的著名剧 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人（见后节），也都是杰出的散曲 作家。流传至今的这些剧作家的套数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畏兀儿族作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自号酸斋，曾在两淮任达鲁花赤， 精通汉文化，尤长于同曲。归隐后，作曲甚多，有《酸斋乐府》传世。一般 说来，散曲较诗词更为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调，声 腔也更为丰富新颖。元人杨朝英选录较好的散曲作品，编成《朝野新声太平 乐府》和《阳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续有编选。入选的作者，包括一批 象贯云石这样以汉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鲁威、杨景贤是蒙古人，李直 夫、奥敦周卿、蒲察善长等是女真人，阿鲁丁、阿里西瑛、赛景初等是色目 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个特点。

（二）散 文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代，宋初，文风 又一度发生逆转。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当时的所谓“时文”，即 四六骈体文，又在文坛上占居统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杨亿、刘筠倡为繁缛的 辞藻，“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 《记旧本韩文后》）。一时文士专意于《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 “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这种僵死浮华的文体当然 是令人厌恶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给来访者写信，用的是 “俪偶声律之式”。有人评论说：“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枯古；功名 之子，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之矣！”当时官府的公文程式用 的是俪偶声律之式，而民间通行的则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谓“平文”。 但这种散文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开。其后，王禹偁、苏舜钦、穆修、石介等相 继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韩、柳文不遗余力。在《答乔适书》中，说：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 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 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 阔于富贵。前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在这种风气面前，他 敢于逆流而进，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出时人。石介著《怪说》，猛烈攻击杨亿、 刘筠的文风是“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锼圣 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经 学家，他在文风上是倡导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

要改革文体，必须改革科举考试，提倡散文。庆历中，范仲淹推行新政， “精贡举”一项规定：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这一改革得到欧阳修的支持。 欧阳修认为：“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落， 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虽然很快 失败了，但欧阳修并没有退缩。嘉祐二年，他主持贡举，极力排抑流行的险 怪奇涩之文。所谓“太学体”，实际上即是西昆体。欧阳修排抑西昆，倡导 古文，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使场屋之习，为之一变。韩愈文章险仄，欧 文则简洁明畅，平淡通达。谢叠山说欧文“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 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这种平易的文风，显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发 展的需要。

散文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间，王安石、曾巩、三苏等都 以散文著称于时。韩、柳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发展。因之， 后世将韩、柳与欧、王、曾、三苏并列，号为唐宋八大家。曾巩的文章通达 质朴，王安石的文章简健劲峭，苏轼的文章则纵横倏忽，姿态横生。他们共 同的特点都是自然平易，文从字顺，并长于议论说理。朱熹评曾巩“文字依 傍道理作，不为空言”。王安石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 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 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 后人论苏轼，也说他“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岁寒堂诗话》）。这些评论， 大体上说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文以载道”的道路。

北宋时期，古体散文代替了西昆的俪文。但骈体四六文仍用于诏制表启。 南渡以后，以陈亮、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师法苏轼，才辩纵横，发展为政 论。理学家们则极意强调义理，把文词视为琐事。理宗崇尚道学，淳祐四年， 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 《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周 密：《癸辛杂识》）理学家们重性理而轻辞章，从文学上说，是走上衰敝。 故宋濂有“辞章至于宋季而弊甚”之叹。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 戴表元的门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库提要》认为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此后，虞（集）、杨（载）等都以诗文著称。元末，黄溍、欧阳玄也长 于散文。但是，总的来说，元代散文基本上还是对唐宋人的模仿，并没有什 么新的发展可说。

（三）话本与诸宫调

宋金元时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里出现了一些讲说故事的人，叫作说话 人。他们讲故事的稿本称为话本。“话”的意思即故事。

说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和“市人小说”发展而来。佛教的俗讲、变文 也在形式上给了它以启发和影响。北宋的都城汴京，说话很盛。说话人多有 专长，如说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南渡以后，在临安 城中说话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纪胜》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 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 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 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讲史和小说的区别，在于讲史一般篇幅 要比小说长，讲史大抵依据史书，略加渲染；小说则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 口头传说。所以，小说比讲史更吸引听众。

现存的所谓宋元话本都是经过后人修改过的宋代说话人的稿本。讲史如 《新编五代史平话》，小说如《碾玉观音》等，人物描写都很出色。由于城 市居民繁众，说话人投合不同阶层人的趣味，话本的内容庞杂，思想性与艺 术性都有很大差异。多数话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反映了他们不同 于农村中地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不少话 本直接宣扬伦理纲常。也有一些话本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南宋人民抗金的愿 望。话本运用接近当时口语的文字写成。在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和人物 对话方面，都显示了这种文艺作品的崭新风貌，对明清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宋代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文艺是戏曲。宋代的戏曲大致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类以歌舞讲唱为主，如转踏、曲破、大曲、赚词、鼓子词、诸宫调 等。另一类是和戏剧更为接近的傀儡、影戏、杂剧等。诸宫调的创始人是北 宋泽州人孔三传。这种文学体裁由散文和韵文两部分组成。韵文由儿种不同 宫调（即乐曲的声调）结合成一套曲子，用以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叫作诸宫 调。靖康年间，金兵围汴京，向北宋索取教坊乐人、杂剧、说话、弄影戏、 小说、嘌唱、弄傀儡等各色艺人一百多家。因此，说话、诸宫调等在金朝也 十分流行。著名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是当时说唱诸宫调的稿本。

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约是金章宗时人。“解元”是当时人对文士的通称。 《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元稹的《莺莺传》传奇改写而成。原作情节的重 要改变，是张生与莺莺双双出走，结成良缘。这个改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 缚，在思想内容上是重大的进步。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种官调，一百九十 三套组曲，结构严谨，曲折多致，从事件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人物性格的特 征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胡应麟称它：“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 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长篇组曲， 被誉为“北曲之祖”。董西厢在讲唱时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厢挡弹词》 或《弦索西厢》。表演时，弹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戏 剧

宋代的戏剧，统称作杂剧，但已没有完整的剧本流传，内容与结构都不 能详知。金代称为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戏剧的人多为倡伎，演员们 所住的地方称作行院，他们的演唱本即称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 上，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元杂剧。它的科白即表演动作与对话部分，承袭了院 本的体制；曲即唱词部分，则明显地源于诸宫调。它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从宋、金的叙事体改变成为代言体：二是在曲调上更多的采用 了民谣小曲。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杂剧基本上是一种歌剧，演出时添加一些科白，借以表述剧情，使场 面显得生动活泼。曲词也就是唱 元刊本关汉卿剧作《单刀会》书影 词。元剧唱词一般是由同一宫调中的几支曲子或十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每 一支曲于都由韵律铿锵的长短句组织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 可以增加衬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韵。在形式上既自由，又复杂，声律上也 很优美。套曲一韵到底，配合科、白，便成为一折（相当于一幕）。元剧一 般由四折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于各折之前或之间，充当开场或过场 的作用。通常一个剧自始至终都由一个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 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 其他角色充当配角，只有宾白。剧本的最后有二句或四句诗对，叫“题目” “正名”，用以点出剧本的主题。

元杂剧产生在金元之际，到元成宗时而臻于极盛。它是宋金以来的戏剧 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土壤中生长繁荣的。邾经《青楼集序》， 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自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 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金元之际，连年战乱，社会上的一些文人 不愿或不能仕进，借编写杂剧以抒发愤闷。他们和广大城市居民多有联系， 有的即与演员们一起，粉墨登场。因此，他们的作品能从各个方面比较深刻 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下层群众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际的杂剧，在山西一带最为流行。元初发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 区）。元朝灭宋后，又传入江南。

元代的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见于记载的杂剧作品 达七百三四十种。实际的数目当然还要远远超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百六 十余种。元杂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二期。成宗大德以前为前期，以后为后 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朴可能是最早的杂剧作家，字太素， 号兰谷，山西隩州人。生于一二二六年，死于一三○六年以后。与关汉卿、 马致远等同称为杂剧大家。白朴写过杂剧十六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墙 头马上》，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结褵的离合故事，最后由官居尚书的公公 和婆婆牵羊担酒向儿媳“陪话”，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节曲折，是出色的 佳作。

关汉卿，号已斋，约生于金末。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以后来到大都。 所以，《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说他是燕人。他在元朝没有任 过官职，《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户”，大约是系籍医户。他是一位博学 多才的剧作家，并且“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亲自参加演 出活动。元朝灭宋后，他去到杭州，约在成宗时死去。他写过杂剧六十几种， 现存十五种，对元杂剧的形成与发展，贡献最多。他所写的杂剧，结构谨严， 人物性格鲜明。一些剧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窦娥冤》大约是他晚年写成 的代表作。剧中描写一个孤苦善良的少女窦娥，被屈含冤而被处斩。临刑前 愤怒地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 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元曲选》本）。剧中窦娥 的恨天骂地，正是对元朝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揭露，是反映了作者的心 声。《拜月亭》剧描写金宣宗时人民的流离，实际上是直接揭露蒙古侵金所 带来的灾祸。《望江亭》《救风尘》两剧分别描写改嫁的州官夫人和仗义勇 为的妓女。她们都是机智英侠，勇于和邪恶势力较量，与南宋理学统治下“三 从四德”的妇女形象迥然不同。关汉卿剧作的题材极为广泛，涉及到社会生 活的许多方面，但他往往把理想的完满结局，寄托于“明主”“恩官”，这 又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关剧的曲文，造语遣句，清新蕴藉，文采风流， 在金元词曲中亦是上品。元人钟嗣成著《录鬼簿》为剧作家立传，列关汉卿 为首。明初贾仲明称关汉卿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关 汉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戏剧家，也是当时的剧作者和演员们公认的 首领。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大部人。元世祖时，曾任过江浙省务官，大 约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后。成宗时，他曾参与组织“元贞书会”，著有杂剧十 三种，现存七种。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传播，马致远受到一 定的影响。在他的剧作中，消极遁世的思想时有表露。他长于写抒情的悲剧， 语言平易而情致深浓，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汉宫秋》描写王昭君在出离汉 境后，投江而死。匈奴单于与汉朝重新和好。剧中指责汉王朝文官武将“在 被金章紫绶”，“都宠着歌衫舞袖”，边关有事，“没个人敢咳嗽”。毛延 寿“叛国败盟，致此祸衅”。这是一个悲剧，情节不合于历史的实际。但它 在元朝统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明臧晋叔编辑《元曲选》，以《汉 官秋》为首篇，给予颇高的评价。《中原音韵》作者周德清论元曲制作，以 关、白、郑（光祖）、马为代表。大抵成宗以后，马致远是继关汉卿而起的 最有影响的剧作者。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成宗大 德年间。撰剧十四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以董西厢诸宫调 为蓝本，把唐代《莺莺传》中的轻薄少年改写成忠实于莺莺的“志诚种”， 以张君瑞中状元，“庆团圆”而结束。《西厢记》以争取婚姻自主为主题， 成为六七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佳作。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说第五本为后人 续作），实际上是由五个四折的剧本联成一个长剧，首尾条贯。这就有足够 的篇幅，便于描写情节的变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戏剧冲突也得以向多方面 展开。这种长剧的体制，为杂剧发展为“传奇”，开辟了道路。

大德以后的剧作家，成就较大的是郑光祖（名德辉）。他的作品以历史 剧为多，但代表作爱情剧《倩女离婚》构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无名氏的 剧作《陈州粜米》揭露权豪势要的横行与百姓的冤苦，塑造了为民除害申冤 的清官。清官戏在元代大量出现，是昏暗的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 的反映。元仁宗朝实行科举，提倡理学。此后出现的一些剧作，宣扬伦理纲 常，成为理学的宣传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义为题材的剧作，也在此时陆续 出现。宋江、李逵、燕青等为主角的戏剧，逐渐流行，使他们成为人所熟知 的人物。

大德以后，杭州代大都而成为戏剧的胜地。北方的许多剧作家陆续迁来 杭州。陈旅《送扬州张教授还汴梁》诗：“花边细马踏轻尘，柳外移舟水满 津。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城半是汴东人”。杂剧在杭州盛行，是以拥有北方 观众为基础的。但是，成宗以后，南曲也逐渐吸取北曲而得到发展。

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也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入元以后，南戏仍很流行，据记载当时有 一百六十八种剧本，现存的仍有十六种左右。南戏早期的唱词据宋词和俚谣 巷曲杂凑而成，结构疏散，科诨较多，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而粗糙。北方杂剧 南传之后，南戏吸收了北剧的某些优点，唱词采用联套的办法，减少了科诨， 以便集中刻画人物。同时出现了南北腔合调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 “南北腔”。北杂剧与南曲戏文的逐渐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最后 导致明人“传奇”的产生。这是中国戏剧史的一大进步。

一般说来：南戏的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个剧本没有固定的出数， 可长可短，不象北杂剧那样通例作四折（少数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 北杂剧那样通押一韵，更不机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至于登场演 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剧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 互唱，甚至数人合唱。这些改进使南戏较之北杂剧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 表达故事和抒写感情，增强了戏剧的效果。

现存的南戏中比较著名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 月亭》等。北方杂剧题材广泛，为甫戏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据关 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编而成。剧中描写蒙古侵金时期，金朝的青 年男女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悲欢离合。曲词优美动人，人物性格的描写比关剧 细腻，内容也较丰满。这个剧本在南戏的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戏作家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顺帝至正五年（一三 四五年）举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任过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后隐居庆元南 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他的名著《琵琶记》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琵 琶记》写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离合，是南宋民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故事。陆游《小 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 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里列举的宋元南戏剧目中， 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弃亲背妇， 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来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颂 扬纲常节义，充满程朱理学的说教。这显然是理学长期在江南传播的产物。 但《琵琶记》中人物性格刻画细致，语言丰富多采。这些都标志着南戏已发 展成熟，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达到了顶点。明王朝建立后，“南戏”传入北 方、乃由杂剧和“传奇”取代了。

（五）绘画与书法

一、绘 画

宋承唐、五代之后，绘画艺术呈现新的发展。郭若虚比较宋和唐、五代 的差别，说：“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 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释道画经过了魏晋 隋唐以来的发展，题材已经陈旧。理学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响所及，也造 成释道画的衰落。山水花鸟则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宋以后，山水画又代 替花鸟画占踞画坛，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变化，经元代而影响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视绘画，有的本人便是优秀的绘画家或鉴赏家。北宋继承 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而扩大其规模，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全国的 画家，优予俸值，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的画家多以能进入画 院为荣。徽宗时，规定画院按太学考试的办法招收画家，入院后除学习绘画 外，又兼修经、律、《说文》、《尔雅》等辅助学科，分三舍考试升降。院 画在风气上，“一时所尚，专以形似”，“往往以人物为先”。粉本（画稿） 必须先呈皇帝审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可见画院制度虽 然为画家提供了条件，但精神统治是很严厉的。讲究“形似”和“格法”成 为院画的特征。这对于画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束缚。于是，在院外出现 了所谓墨戏的文人画，他们要求脱略“形似”的束缚，信笔草写，以抒发个 人的意趣。这种风气到了元代大为盛行。

山水画——唐王维创水墨山水 （破墨），发展到后梁的荆浩、失仝，已 超出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一派，占居统治地位。水墨画通过皴擦的变化和墨色 的渲染，描绘出苍劲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苍茫的山岚烟雨，气韵泱然， 富于表现能力。李成、董源、范宽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画的大家。李成善于 以直擦的皴法，写齐鲁地区的“平远寒林”。《宣和画谱》说：“于时凡称 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笔，状写江南秀丽的景色。 《画鉴》说他的画“得山之神气，足为百代师法”。他们都是由五代而入宋 的画家。

稍后的范宽，初学李成，进而认识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 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旅居终 南、太华，“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 间”。《图画见闻志》把他与李成、关金并列，认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宁年间的郭熙，不仅是 独步一时的优秀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所著的山水画 论（见《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米芾、 米友仁父子创水墨淋漓的所谓米点山水，世评小米的画，“点滴云烟，不失 天真”。

南宋初年，青绿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刘松年、赵伯 驹等。以后，著名的画家马远、夏珪，师法李唐，他们在格局上脱胎于青绿， 而参用水墨，调和两派，笔法苍劲，水墨淋漓，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承五代黄筌、徐熙两派之后，黄筌的儿子居睬， 徐熙的孙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树门户。郭若虚在论黄、徐同异说：所谓“黄 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们的环境和地位 所决定的。黄氏父子一直给事宫中，多写宫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 丽精致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不 华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发展成为黄居睬的钩勒填彩，被奉为院体的标准； 徐崇嗣以丹铅叠色渍染（没骨法），为在野派的领袖。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 日趋融合。神宗时，赵昌、崔白都以写生擅长，风格一变。此后的著名画家 是宋徽宗赵佶。徽宗是北宋亡国之君，昏于政事，却寄情书画，用力甚勤。 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备。所画的鸟，多用黑漆点睛，隐然豆许，高 出于缣素，晶莹欲动。他对花鸟的习性，也观察入微。南宋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工整细润的画 院风气，不过，简淡纤细的趣向也日渐明显了。

风俗画——以广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的出现，是宋代画史上一个 有意义的创举。北宋未年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 作品。在长达五百余公分的画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设色，运用朴实的写实 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开封都城汴河两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鳞次栉比的 商店，街道上车马负贩的人流，以及运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都再现在卷上。 它不单是艺术的珍品，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诗余墨戏的文人画——北宋由于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 大夫在诗酒之余，以游戏的态度，纯任天真，率意作画。画面是由简笔水墨 写成的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以及简笔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种词人墨客， 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时遣兴寄意的墨戏画。苏轼所写的竹子，从根 到梢，一笔而出。其兴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 画的工整细润之风正好相反，开后世写意派的先声。

元代绘画——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往往以笔墨发抒胸中的 郁结。这就使宋以来的文人写意画益趋兴盛。所谓“元人尚意”，求意趣而 不重形似，是元代画风的特点。元朝著名的画家是赵孟�。他自称刻意学唐 人，提倡复古，对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和竹石，无不精工。作品以妩媚、 工整和细润著称。他是院画“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 的文人画的大家。盛大士说：“赵吴兴集唐宋之成，开明人之径”（《溪山 卧游录》）。但作为元画的代表则当推元末的四大家：黄公望、吴镇、王蒙 和倪瓒。他们把水墨山水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给明、清两代以巨大影 响。元以前画山水多用绢素，使用湿笔，谓之“水晕墨章”。元后期诸家则 纯用生纸，使用于笔皱擦，以水墨为主或加浅绛淡彩。这些手法成为后来画 坛的专尚。明陈继儒在评元人画风时说：“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 加萧散耳！吴仲珪（镇）大有神气，黄子久（公望）特妙风格，王叔明（蒙） 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倪瓒）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 已。”（《妮古录》）倪瓒的画风，据他自己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 笔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娱耳！”陈继儒所欣赏的正是这种逸笔草草的文 人画风。同时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画墨梅，万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书法

宋太宗命侍书王著选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编成《淳化阁帖》。其中真 伪杂揉，缺乏鉴别，但帖法却从此大盛。帖学兴而导致古人笔法的消亡。所 以，欧阳修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又说：“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

宋人学步，多以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右军。到苏、黄、 米、蔡出，才正式确定宋代书法的局面。苏轼刻意创新，笔圆而韵胜。黄庭 坚英俊挺秀，书得笔外意。苏、黄的书法都是以神韵见重的。米芾学古人笔 法最勤，技巧为当时第一，用笔俊迈，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蔡襄以楷 书见长，字体娇娆，有如多饰繁华的贵族少妇。宋徽宗也擅长书法，以所谓 “瘦金体”自成一格。

元人书法崇尚复古，而以赵孟頫为巨擘。他的书法超迈唐人而直接晋人。

对于古篆、隶书、章草，也无不勤苦学习。因此，被誉为“篆、籀、分、 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主张书画同法，“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的书，也同他的 画一样，具有一种特有的妩媚而以韵胜。此外，康里子山善真行草书，得晋 人笔意。鲜于枢善行草，与赵孟頫齐名。书法到宋季日趋衰敝，元代重得振 兴，主要是得力于赵孟頫与鲜于枢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风格上沿袭晚唐的传统，而趋于纤弱。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侍女

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时期，体态修长，娴雅 纤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丰满形成明显的对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风格。 塑像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艺术因此一度盛行，形成为元朝雕塑艺术 的典型风格。居庸关过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时，尼泊尔人阿 尼哥入仕元廷，他长于画塑，又铸金人为像，两都寺观的神像，多出其手。 刘元曾从阿尼哥学塑西天梵像，也称绝艺。这种作品都是以腰细、肉髻高为 其特征。

第三节 学术著作

哲学与文艺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 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 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 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 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 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 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 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 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 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 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 的特点。

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 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 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

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 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 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 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 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 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 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职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 五十八类，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大类书。此书所收古籍一千多种，后世多无传 本，赖《御览》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释藏》及野史、小说等，编为一书。九七八 年八月编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 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九十二大 类，一百五十多小类。全书采录自汉代至宋初的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五百 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和有关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资料，是重要的古 代小说总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数量甚多，不加铨择，难以流 传，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等分类 编纂，收取精华。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书成，共一千卷、目录五十 卷，名为《文苑英华》。此书上承梁《昭明文选》，采录梁末至唐代的诗、 文一万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赋、诗、歌行、杂文、启、书、疏、序、论、议、 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七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类，即分天象、 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 量诗文，是古代的诗文总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 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书成，共一千卷，赐名《册府元 龟》。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门顺序排列。共分帝王、闰位、僭伪、将帅、 邦计、学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 四门，门有小序。另有目录、音义各十卷。收录古代史籍，兼取经、子二部 著作，唯不取说部。宋真宗为本书的编纂，亲定义例，书成后又署名作序。 真宗在给王钦若的手札中，说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 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鉴戒。”编纂此书出于政治目的，但对宋以前 的史籍做了很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别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许多原始史料， 是一部可贵的史料汇编。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开编修类书的创例。南宋时，王应麟编辑《玉海》 二百卷，分二十一门。多采宋代历朝实录和《国史》、《日历》，辑录了宋 代的许多史事，为他书所未详，也是一部重要的类书。

（二）历史学著作

前代史的编修 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 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 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 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 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 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 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续编成《唐会要》一百卷。 全书分五百十四目，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的沿革损益。王溥又编成《五代会要》 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人撰《唐书》，成书仓促。宋仁宗 嫌其浅陋，命欧阳修、宋祁、范镇等人重修。一○六○年全书编成，共二百 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称为《新唐书》。刘昫旧著称《旧唐书》。新书严谨 简洁，本纪不如旧书材料丰富，志比旧书详尽。新书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 采用小说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仪卫、选举、兵等志。新书的缺 点是任意删弃旧书资料，改写文句，并仿照《春秋》义例，多所褒贬。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为不满，决心重作，撰成《五 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后，家属上献朝廷刊行。 此书在体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 一起，按时问先后编排。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分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等 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

但模仿《春秋》义例，以一字寓褒贬，宣扬儒学的说教，王安石评为“文 辞多不合义”。书中因过分讲究文辞，往往使史实失真。欧阳修私人改编官 修的正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后，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 卷，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辽、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编纂辽、金、宋三史。元朝国史 院数次纂修辽、金、宋三史，到元顺帝时，已经基本完成，纪、传、表、志 大体都已具备。只是由于大臣们对王朝的正统、三史的体例争论不休，长期 不能成书。元顺帝令丞相脱脱主持其事。脱脱拟定辽、金、宋三国各为一史， “各与正统”，停止了正统的争议。三史同时编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编成。

《辽史》，共一百十六卷，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 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辽道宗时，耶律俨曾撰修辽朝《实录》， 金人陈大任纂修《辽史》。两书成为元人修史的基础，《辽史》最后的纂修， 前后只用了十一个月仓促完成，全书疏误和矛盾之处甚多，但较多地保存了 史料的原貌，是研究辽史的基本资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 传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实录和元初王鹗辑《金史》作为基础，参考金 末刘祁《归潜志》等书，所据史料远较《辽史》丰富，较为详备地记载了金 代的发展史。各“志”保存了许多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资料。《世纪》 一篇，叙述金朝建国前各部落的发展状况，尤为可贵。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 《金史》远胜于《辽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计帝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 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脱脱等 人以宋朝的国史作稿本，再参照实录、会要、日历等其他文献编成。宋理宗 以前，国史俱备，所以《宋史》记载宋理宗以前史事较详，以后则因国史未 修而较为简略。《宋史》中表彰道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 国史》和谢方叔的《中兴四朝国史》，但也删去了这些国史中过分夸张道学 家的一些言论。《宋史》的优点是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动不 多；资料丰富，内容详备。缺点是前详后略，有些记载互相牴牾，还有一人 两传，一事数见乃至有目无文等情况。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成，是历史学的重大成就。全书共二百九 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一○八 四年书成奏上。全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后周世宗显 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春秋》为编年国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编修以前，司马光原已写成自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称为《通志》。

这就是后来《通鉴》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后，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马 光赴洛阳以前，史局设在开封，由刘恕和刘攽协助编修。刘攽专职汉史长编 的写作。刘恕撰魏晋南北朝的长编。在开封的五年时间里，司马光及其助手 写完了《通鉴》前、后《汉纪》各三十卷、《魏纪》十卷。一一七一年初， 刘攽离开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而离开开封，出知永兴军。一一 七一年四月，改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阳继续编 写。这时期，范祖禹专修唐代的长编和刘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国的长编（刘恕 已死）。

司马光广泛收集史料，如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按 时间顺序撰“丛目”，即大事目录，兼作史料索引。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 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丛目的史料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决定取舍、详略。 写成后，由司马光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 术，以资借鉴。他自己说因为厌烦旧史的繁杂，所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 有伦，精粗不杂”，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谢赐（通 鉴·序）表》）。宋神宗因而赐名本书为《资治通鉴》。但他在编写时，并 不着重于“《春秋》义法”，力求符合历史事实，言必有据。对于记载中分 歧较大的事项，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写入正文。其余则另行编录，说 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考异》一书，以资参阅。

《通鉴》语言简洁，叙事生动。宋神宗称赞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 事”，是恰当的评语。《通鉴》作为最早的一部编年通史，标志着历史学达 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 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纪传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 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 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 序自为头尾。从三家分晋到周世宗征淮南，经纬清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未 一目了然。从而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创立了新的史体——纪事本末体。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写成《新注资治通鉴》。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宝 祐四年（一二五六年）举进士，曾做过州县官，后在淮东幕府任职。《通鉴》 原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不传。又有史炤《释文》，多有疏误。胡三省在 居官之余，重撰音注。南宋灭亡前后，隐居家中，全力撰写注释，散入《通 鉴》本文之下。自称“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 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纠正《释文》，撰《释文辨误》十二卷。 一二八五年，《新注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此后，又屡加修订。《通鉴胡注》 对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订，成就是巨大的。

当代史的编纂 宋元时期历史学的另一特色，是详于当代史的编修和史 料的整理。宋朝设置史馆，分国史院和实录院。金朝设置国史院。元朝设翰 林国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 等职。金、元也由丞相“监修国史”或“修国史”。宋朝的当代史和史料汇 编，有日历、实录、会要、国史、敕令、御集、宝训等，金有起居注、日历、 实录、圣训、国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实录、经世大典等书。宋金元三朝 官修的实录、国史等，多已不存。只有钱若水编《太宗实录》二十卷流传。 宋朝的会要，现存残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编纂当代的会要，规模很 大，前后十多次，成书十种，总数达二千多卷。会要的体例，分类和门，如 王洙等编《庆历国朝会要》，共分十五总类。王洙等编《元丰增修五朝会要》 扩充为二十一总类。每种会要，纂修时间少者数年，多者前后三十年至五十 多年，屡经删改增补，才得完稿。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 字，成《宋会要辑稿》一书，使会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虽然辑录 中不免讹误，但保存史籍的功绩还是重大的。元仁宗时所修《经世大典》原 书不存，也在《永乐大典》残卷中留有若干残篇，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 收录了《经世大典》的《序录》多篇。

宋代的当代史，也由私人编纂整理。现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几种。

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州丹棱人李焘，从一一四二年开始，为编写宋朝 当代史做准备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 廷的重视，录付史馆保存。此书追继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详细记录自宋 太祖到北宋未的新旧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这是李焘正式编写《续通鉴长 编》之始。此后继续编写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书，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 卷。又编出《长编》的节本，名为《举要》六十八卷，目录五卷。两书合计 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编年巨著，成为第一部 当代通史。

李焘广泛搜集北宋历史的官方资料，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御集、 宝训、敕令、百司指挥等，还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记载，如笔记、小说、私史、 家传、行状、志铭、文集、奏议、内外制、函犊等，不可胜计。他造了十个 木橱，每橱装二十只抽屉，每屉用甲子编号，所得资料按月日先后编排，井 然有条。在编写时，对史料进行辨别真伪和考订异同的工作，对各家记载的 零星片断史料融会贯通，还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则详， 远事则略”的方针，越往后内容越详。叙事谨慎，不妄加论断。李焘认为， 他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称《续资治通鉴》，所以命名为《续资治通 鉴长编》，以便由后来的学者参订刊削。《续通鉴长编》保存了北宋丰富的 文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宋代史料书。

《续通鉴长编》问世后，南宋杨仲良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 编成《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共一百五十卷。此书依据《长编》所载史 事，分门别类地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读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长编》只载北宋九朝的事迹，继此而作的， 有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一二一○年写成。此书专载 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鉴》体例，编年系月。采录的资料以日历、会要、 国史为主，参以野史、笔记、家传、墓志、行状、案犊、奏报等文献。对于 不同的记载，从实叙录，以待后人论定。

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绍熙五年（一一九四 年）十二月成书。记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经钦宗，至高宗 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此书的主 要特点是对于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 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贬，以备史家采择。被征引的二百多种史籍，得以保 存了原貌。徐梦莘坚信，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说，让人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 此书不仅保存了宋、辽、金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还保存了辽、金 的许多社会经济史料。

宋九朝编年备要——南宋陈均撰，共三十卷，编年体。一二二九年成书。 此书广采日历、实录、李焘《长编》及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著作， 删繁撮要，博考互订，记载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

两朝纲目备要——南宋人 （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记述南宋光宗、 宁宗两朝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所记两朝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事迹，为其他史 书所不载。

宋朝比较重要的当代史还有：南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四十卷，叙述宋 高宗一朝历史。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记载南宋高宗至宁 宗的事迹，成书约在理宗时。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 亡国的本末，大约是南宋遗民入元后所撰。

此外，南宋人叶隆礼，采前人记载，成《契丹国志》二十六卷；宇文懋 昭依据见闻成《大金国志》四十卷，是辽、金的当代史。两书多有来自传闻 的纪录，不免失实，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通志与通考 通志与通考是宋元时期新创的史学体裁。

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帝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 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书。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人。他强 调《史记》通贯古今的优越性，批评《汉书》等断代为史的局限性，决意编 写一部融会群书、包罗万象的通史。为了编写这部书，他作了三十年的艰苦 的准备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分别写出各种专门著作。晚年，由于 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匆匆编纂成书。因此，《通志》只是他 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纪和列传综合诸史而成，使无重复之处。年谱是他新 创的体例。又有“略”相当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书的精华。 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 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十五略，大半为历代 正史所无。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袭前人。郑樵 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指出断代史之失为“繁文”（重复）、“断 梗”（史事不相连接）。同时主张据实纪录，反对过去史书的褒贬美刺之法， 斥之为“妄学”“务以欺人”。认为史书“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 刺”；又反对阴阳五行说，斥之为“妖学，务以欺天”，认为史书“专以记 实迹”，应“削去五行相应之说”。这些都是独到的见解。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书。马端临， 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州学教授。司马光的《通 鉴》对典章制度记述比较简略。马端临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详细记录自 古代到宋宁宗嘉定未年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货、选举、职 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记载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 止。《文献通考》扩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货一项即细分为田赋、钱币、户 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同时，又新增加了经籍、帝系、 封建、象纬、物异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补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宝后到嘉 定未年这段时间内又作了新的编纂。《通考》收录大量经籍、史书、传记、 文集、奏议、笔记等文献，还摘引唐宋诸臣的奏议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 议，使读者对于一事的本未能获得概括的知识，并经常加以作者的按语。在 食货各门中，注意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划分出变革的阶段性的标志。《通考》 记载宋代的制度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

《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被学者合称为“三通”。

（三）金石学、考古学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一○○○年（咸 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 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 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 进行著录和考订。一○六一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 很多，经常出上古物。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 刻石、绘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有图录、铭文、说及 赞。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 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 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 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 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 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 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 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 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 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 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 史》）。

王黼《博古图》——又 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 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 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條《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 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 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 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 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 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 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 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 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 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 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 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 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 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 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 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 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 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 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 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 ■、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录学

班固撰《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专 学。宋、金、元时期在目录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崇文总目——宋代承袭前朝，由官府聚集学者，校勘图书编目。仁宗时， 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看详， 定其存废。又命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前后历时八年，定著 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总目》 著录群书，首书名，次卷数，最后著录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 略考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

通志·艺文略——郑樵 《通志》中编有《艺文略》。郑樵不取唐以来经 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也不赞同《七略》的体例。《艺文略》尽收古今目录 所述群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 类书、文（即集部）等十二大类，又细分为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目。 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一个显著的革新。郑樵还重视图谱，认为书籍不仅应 有目录，还必须具备图书表谱。《通志》撰有《图谱略》，是一创举。

私家藏书目录——宋、元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书籍目录，成为一部 专书，这也是一种新创。代表作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 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郡斋读书志》四卷，对每种书籍的作 者或注疏者的爵里时代，都有详细的介绍，并且对书籍的内容优劣得失，作 出评论。《遂初堂书目》是尤袤就其所藏书籍撰修的目录，特点是略记各书 的版本，为后世开辟了注重版本的风气。陈振孙在宋理宗时传录郑樵等家藏 书，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书后，著文介绍作者、内容，并略评其得 失，称为“解题”。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大 体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书编成，分为四部，每部分若干 类，每类各有小序，介绍其内容，叙述其学术渊源、派别及其兴衰、存亡。 著录各书，先录作者姓名，后述书名、卷数。又有解题，介绍作者的经历和 书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语考订。目录学方面的考证工作，是马端临的独创。

（五）音韵学

宋元时期的音韵学，包括今韵和古韵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今韵——所谓今韵，是指魏、晋、唐、宋时代的语

音。隋代陆法言等撰 《切韵》五卷，是研究“今韵”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时，撰《广韵》一百 卷。真宗时，命陈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韵》五卷，次年赐名《广韵》。《广 韵》依平、上、去、入四声，将韵部分为二百零六个，是当时文人作诗文押 韵的标准。但此书分部过于繁琐，实际用韵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时，贾昌 朝撰《礼部韵略》，比唐代减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应麟：《玉海》）。 金哀宗时，王文郁撰《平水韵略》，分上、下平声各十五韵，上声二十九韵， 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共一百零六韵。与此同时，张天锡撰成《草书韵 略》，分部与王文郁略同。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诗韵，可能是金代的官韵。 南宋理宗时，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比仁宗景祐《韵略》少一部， 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韵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编《中原音 韵》，将入声合并于平、上、去三声，再以平声分为阴、阳二声，以合四声 之目，分韵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几种韵书的一百零六韵，成为后世通用的 诗韵。

司马光撰《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把三十六个字母分清、 浊，作二十图，以独韵为首，其次为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顺 序。用图表的方法研究切韵，是一个创造。

古韵——如果用 《广韵》来读《易》、《诗》、《楚辞》、《老子》一 类有韵的文字，就会发现“今韵”与古韵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 吴械开始对古韵作专门的研究。

吴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 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 补》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传）。今仅存《韵补》五卷。此书从《易》、 《书》、《诗》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欧、苏的著作，共五十种，收集用韵 和今音的不合之处，把它们综合一起（《直斋书录解题》），就《广韵》二 百零六部提出 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东”）、古转声通某（如 “佳”、“皆”、“咍”注：古转声通“支”）、古通某或转入某（如“江” 注：古通“阳”或转入“东”）。概括他说，他的学说，可分“通”、“协” 两个方面。“通”是说音本相近，古人韵缓，可以通用，如东、冬、江相通； “协”是音、韵俱非，必须转声读之，才能相协，如在佳、皆韵下注“古转 声通支”。吴棫的协韵说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不知道协韵就是古人的 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书，因此不能一以贯之，不免颠倒错乱，甚至出现一 些臆说。不过，吴棫根据古籍古韵或者今人所用古韵，互相比较，来考定古 韵的分合，为后人开辟了研究古韵的途径。朱熹的《诗集传》，大多因袭吴 械的协韵说，只在“推不通”处，用己意补入。

又有郑庠撰《诗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韵目，归并成阳、支、虞、先、 尤、覃六部。这是中国声韵学上古韵分部的开始。郑著不传，后世学者分古 韵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郑庠所定六部为基础，渐趋 周详。

（六）地理学——地志与地图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军事的实际 需要，促使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方志 方志是记载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述，包括政区演变及山 川、物产、风俗、人口等各个方面。宋、元统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编纂图志， 奏报朝廷。朝廷又命专人，将各地区方志汇总，编成全国范围的总图志。这 些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在编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体例。

总地志——从北宋初年起，出现了许多全国总地志。在唐代李吉甫 《元 和郡县志》的基础上，改进了编修体例，内容也更完备。

《太平寰字记》，北宋乐史撰，共二百卷，目录二卷。太宗太平兴国年 间成书。记述范围，以宋初十一道为主，附及周邻各少数族和外国。乐史自 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 （乐史《上（太平寰字记）表》）《寰字记》大体上沿袭唐代地志的体例， 但不附地图，增加了人物和艺文的材料，使以后的地志体例为之一变，地理 的内容减少，历史的资料增多。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 真宗景德年间，命翰林学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编各路所上图经。大中 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书成献上。各地疆界、道里、户口、赋税、 民情风俗等都一一具载。南宋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大多引用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书后，陆续修 订补充，一○八五年正式颁行。王存等依据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编纂；由 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图称 为“图经”）。《元丰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统来叙述，注重记 载本朝的现状，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记载地里、主客户数、土贡和各 县的情况。

《舆地广记》，北宋欧阳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间成书。《舆 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宝庆三年）成书。《方 舆胜览》，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书。这三部宋代 的总地志，都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较少，但对后 代编修《一统志》很有影响。

《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时，命搜辑全国总地志，以 明“一统”。一二九四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成宗 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一三○三年 再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孛兰肹、岳铉等献上。顺帝时，刻印流传，定 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 每州约分十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 迹、宦迹、人物、仙释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种地志，内容比宋 志更加丰富。《大元大一统志》今已失传，仅存辑自《永乐大典》等书的残 卷。

地方志——专记一州一县甚至一镇的地方志，宋代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 多种。以时间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区而言，南方比北方多。这是与社 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传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较重要的有十几种（见下页表）。

这些地方志分类细致，文词也比较雅驯。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 面积、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户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税、赋税等 有关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更多的是职官、科举、人物、古迹、艺 文等，比《太平寰宇记》更加史传化。不过，这些记载为研究各城市的经济、 政治等情况，保存了有用的资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图，更是珍贵的 文献。

金代初年，也曾编纂过《州郡志》，海陵王时有的府、州编纂过《正隆 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图 宋、金、元各朝都重视地图的制作。北宋初年规定，每逢闰年， 各州上贡地图和户籍，称为“闰年图”。后来又规定各路每十年画本路图一 份，上交职方

书名 卷数 编纂者 成书时间 记述区域

吴郡国经续记 三 北宋 朱长文 一○八四年苏 州

吴郡志 五十 南宋 范成大 一一九二年平江府

乾道临安志 十五 南宋 周 淙一一六九年临安府

淳祐临安志 十 南宋 施 谔一二五二年临安府

咸淳临安志 一百 南宋 潜说友 一二六八年临安府

乾道四明图经十二 南宋 张 津一一六九年明 州

宝庆四明志二十一 南宋 罗 浚一二二七年庆元府

开庆四明续志十二 南宋 梅应发 一二五九年庆元府

延祐四明志二十 元代 袁 桷一三二○年庆元路

至正四明续志十二 元代 王元恭 一三四二年庆元路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 南宋 梁克家 一一八二年福 州

景定建康志五十 南宋 周应合 一二六一年建康府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 元代 张 铉一三四三年集庆路

绍熙云间志 三 南宋 杨 潜一一九三年 秀州华亭县

剡录 十 南宋 高似孙 一二一三年 绍兴府嵊县

嘉定镇江志二十二 南宋 卢 宪一二一六年镇江府

至顺镇江志二十一 元代 俞希鲁 镇江路

齐乘 六 元代 于 钦山 东

员外郎，称为“职方图”。朝廷参照各路的地图，绘制成本朝全图。此 外，还绘制各种专门性的地图，如外域、边防、宫阙、山川、水利、交通、 都会等，种类繁杂，数量甚多。《宋史·艺文志》和《玉海·地理门》著录 了宋代的许多种地图，有《山川形势图》、《南北对镜图》、《混一图》、 《掌上华夷图》、《西南蛮夷朝贡图》、《交广图》、《河西陇右图》、《麟、 府二州图》、《河东地界图》、《地里图》、《指掌图》、《福建地理图》、 《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西域图》、 《海外诸蕃地里图》等。北宋末年，金兵从开封掠取了宋朝宫廷中保存的《大 内图》、《夏国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 岳观图》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复，在他的宝座后金漆大屏风上，画有本国和 周邻各族、各国的地图，便于随时观览。

宋太宗时，命画工将各州图，合并绘成一幅全国图，共用绢一百匹，藏 在秘阁。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零五分，这幅地图的面积就大八 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特 大地图了。

《华夷图》——唐代贾耽曾绘制 《海内华夷图》，对宋代的绘图技术影 响很大。北宋赵竦重定《华夷图》，一尺半见方，字如蝇头。苏州人张珙擅 长刊馋，上石三年始成。这幅地图在一一三七年（刘豫齐国阜昌七年）上石， 高、宽各三尺余。据石刻题记可知这是在贾耽图的基础上，将唐的行政区域 名称改为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状况描绘。图中对宋朝的山水、长 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当清楚。图中的海岸轮廓与实际情况相 差较大，但东部的海岸线还大致分明。黄河在今山东利津处入海，是一○四 八年（仁宗庆历八年）以前的状况，绘制时间当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图》——此图在 《华夷图》石碑的背面，与《华夷图》同时上石。 图中黄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稍晚。图中使用计里 画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线特别是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画得比较 清晰，这说明这时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较精确。在图中相 当于图名和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 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图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红二色区分，上 石时无法分别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时，镇江府等地曾依长安本 重校，再行立石。与同时代的欧洲舆地图比较，《禹迹图》的绘制技术是先 进的。

《天下州县图》——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请，编绘全国 地图，并提出借用职方所藏各种图经和地图。一○八八年，绘制成功，名《天 下州县图》，又称《守今图》。沈括在实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势，即使天寒 地冻、长途跋涉，也坚持作测绘地图的工作。他在魏晋裴秀“制图六体”的 基础上，提出了制图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和 迂直。他所绘《天下州县图》，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碍， 皆随事准折。还绘成纬度格和经度格，分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 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粪四卦称之，防备后世此 图遗失，看到文字记载，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县，仍然可以复原。沈括的这 套地图（总图一大轴、一小轴，各路图十八轴）和文字记载，都已失传。

《地理图》——南宋黄裳在任嘉王（宋宁宗）府翊善时绘制。黄裳通晓 天文，地理。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晚一些，但 所画海岸线和河流，都与《禹迹图》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计里开方法，而 画了许多立体的山脉，很近于现代地图的自然描景法。这幅地图的石刻现在 还保存在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舆地图》——元初朱思本绘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较高的道 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这个机会，旅行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 绘成此图。由于画面较大（长、宽各七尺），不便流传，虽然也曾刻石，但 未能保存传世。从现存明代罗洪先据此改绘的《广舆图》，可推知朱图的大 概。

地图模型 宋神宗时，沈括察访河北边区，调查山川险要，用面糊、木 屑、熔蜡塑成山川、道路形状，作成轻便的模型，回官衙后用木刻制正式模 型。从此，边区各地都制作木图。南宋黄裳也作过《舆地图》木刻模型。朱 熹曾访求黄裳的木图准备仿制，还准备仿照谢庄的办法，将两三路合作一图， 旁设凹凸，使犬牙交错，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装拆。朱熹还用胶泥制 过地图模型。

沿革地理 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方便，易于进行排比对照的研 究，沿革地理学因而得到发展。这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据《宋史·艺 文志》等书著录，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吴澥《历代疆域志》、杨湜《春 秋地谱》。这几部著作依据宋以前历代地理志的材料编纂而成，有的研究历 代的地理，有的专门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专章 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记》叙述郡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舆地广记》记 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论述，如对 郢都、云梦泽、唐代扬州等。郑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 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历代封畛是考证宋以前历代的疆域沿革， 而《都邑略》则是郑樵新创的体例，专门论述历代各国的都邑，同时附述历 代周邻各族的都邑。南宋王应麟，以研究《资治通鉴》的地理著名，撰有《通 鉴地理考》一百卷，此书已失传。今存《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从历代州 域、都邑、形势到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兼及两宋的地理情况，各为条 例，逐一考核。另有《诗地理考》六卷，考证三代时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 三省注《资治通鉴》涉及历代地理，也有较精辟的论述。

河源志——中国古代对于黄河上游地区，已有相当的了解。《禹贡·导 水·河水》说：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唐代官员多次到达河源一带，但 对河源的记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黄河源图

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往求河源，开始了对黄河源 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实西行，同年冬天还报，具述黄河 上游两大湖（合称“阿刺脑儿”，即今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火敦 脑儿”）的情况。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处得悉这次踏勘 的详情，撰成《河源志》一书。根据此书，都实已对河源一带的星宿海及“阿 刺脑儿”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且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如地形、水系、植被、 动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记录。都实的勘察虽然已经到了河源以下 的星宿海和鄂陵、扎陵二湖，但还没有穷源。不过，他的踏勘和记录，使人 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贸易发达，元代西域畅通，南海往来频 繁。一些学者综述见闻，写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种，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领 域。

萍洲可谈——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写成。朱或父朱服，曾 在徽宗初年知广州。朱或记述其父所见所闻，较多地记述广州市舶和善坊的 情况。其中也记录了一些亚洲国家如高丽、三佛齐的地理情况。宋朝海船使 用指南针进行远洋航行，朱彧注意到这一重大的创举，记录书中，保存了珍 贵的资料。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门。一一二三 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因撰此书，十分详细地描写高 丽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还图画其形状，回朝后献上。此书 也记载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况。

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门。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 根据自己任桂林通判时的见闻，其中外国门、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记 录宋朝南方与东南亚、西南亚以及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 况，较为详细。周去非撰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岭外事情的询问， 使宋朝人民了解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

诸蕃志——南宋赵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据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 他这时仕提举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阅诸番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 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据以写成《诸 蕃志》。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五十九国的地理以及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 述龙脑、乳香、没药等四十多种海外物产，每件物产都记载产地、采制方法 及用途等。《诸蕃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异域志之一。

西游录、北使记、西游记、西使记——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从成吉思汗 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万里，写成《西游录》一书。一二二○年 金使乌古孙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见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后口述行程， 由刘祁记录，题为《北使记》。全真道士丘处机（长春真人），一二二一年 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经蒙古，到达中亚，三年后回国。随行的弟子李志常 记录行程见闻，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宪宗之 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国。他的旅行历程由刘郁写成《西使记》。以上这些游 记都叙述了他们经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风习，是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 有价值的著述。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宋代记述海外情况的专书，由于作者得之传 闻，不免有些失实。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写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亲自经 历，记载的内容更为详实可靠。周达观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腊一年 多，回国后撰成《真腊风土记》一卷，共四十则，记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宫 室、服饰、村落、出产、贸易等地理情况。汪大渊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 年，两次随商船出海，途经南海诸岛和印度洋沿岸数十国，还可能到过东非。 他随手记下见闻，回国后编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书中某些内容沿袭周去 非、赵汝适的旧说，但大部分记载详实，较当时其他的有关地理著述更为可 信。

第四节 科学技术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宋元时代是科学技术最为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 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 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下面分别作简要的叙述。

（一）天文学与数学

天文学 宋朝历法一共改了十九次，是我国历史上历法改革频繁的一个 朝代。历法的不断改革，反映了天文学研究的活跃。

宋朝天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到神宗前，历法以崇天历为 代表，主要成就是超新星的观测；神宗朝到北宋末，历法以纪元历为代表， 主要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制造；南宋时代以编撰统天历为著名。

北宋初，用后周王朴的钦天历。钦天历在天体运动的计算中提出了等加 速运动的公式，是准确的。仁宗朝用崇天历前后达四十年。著名的天文学家 楚衍参与崇天历的编撰。在司天监任职四十多年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在他的 著述中曾一再介绍崇天历。崇天历的天文数据较接近天文实际。至和元年（一 ○五 四年）四月朔 有一次日全食。当时在汴京观测这次日食是“日食既， 至申乃见，食九分之余”。用崇天历推算食甚时间在申正一刻二十分，食分 为九分半弱，与观测所得几乎相同。北宋又有纪元历，是天文学家姚舜辅等 所编撰，它的求赤道坐标变换为黄道坐标的计算方法比较简易。纪元历中还 引进了四次方程式的算法。它的各项天文数据多为金大明历和元授时历所采 用。北宋沈括提出了十二气历的编制方法，虽没有实行，但在历法史上无疑 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北宋的天象观测很有成绩。对天空三十一大区（即三垣：紫微垣、太微 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恒星位置的观测共进行了六次。大中祥符、景祐、 皇祐、元丰、绍圣和崇宁年间各进行过一次。元丰时的观测被画成星图，见 于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和黄裳的天文图。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黄图在 乎江府复刊，即现存的苏州天文图。崇宁年间观测到的记录，部分载入纪元 历内，所测二十八宿距度星的平均误差绝对值只有0°.15，已很精密。

江苏苏州南宋石刻《天文图》

北宋有两次超新星的观测，一次是一○○六年（景德三年），一次是一 ○五四年（至和元年）。前者是在司天监内观测到的，在骑官星西，相当今 天蝎宫星座，形状如同半个月亮，四周有光芒，亮度可以鉴别物体。后者是 杨惟德观测到的。这星本来很暗淡，他观测时忽然亮起来，星的亮度和金星 差不多，四周都是光芒，颜色已达到炽白状。这是因为星的内部结构突然变 化而引起爆发，亮度增加千万倍所致。杨惟德观测到这颗超新星的位置在天 关星附近，相当今金牛宫星座内、所以这超新星称为一○五四年金牛座超新 星。

一○○二年（咸乎五年）司天监对狮子座流星雨的观测，一○六四年（治 平元年）沈括对陨星的观测，一○六六年（治平三年）司天监对哈雷彗星的 观测，都很有名。沈括对这次陨星的记录也很翔实。历史上以陨星为陨铁的 解释，沈括是第一人。

元代铜壶滴漏

北宋的天文仪器制造也有成就。在计时仪器方面，仁宗朝有燕肃造莲花 漏，在很多州使用。莲花漏就是浮漏，用两个放水壶，一个受水壶，再用两 根叫“渴乌”的细管，利用虹吸原理，把放水壶中的水，逐步放到受水壶中， 使受水壶中水平面高度保持恒定。相等时间内受水壶的水流速度恒定，据以 测定时间。

元祐年间，苏颂和韩公廉等制造水运仪象台。这是把测量仪器的浑仪， 表演仪器的浑象和计时仪器集中在一起的一项划时代创作。这个水运仪象台 分三层，高三丈，上层放浑仪，中层放浑象，下层是传动机械设置部分。在 报时的设置上又分五层木阁。古代以一天为一百刻，又一天有十二时辰，一 夜有五更，一更有五筹（五夜）。这五层木阁都能报告出来。这个仪器用水 力转动，吸收前人许多优点而发明了和钟表中相同的擒纵器，使这仪象台有 节奏的按时转动，把报时、观象、测天同时表达出来。刘弇（元丰二年进士） 在《龙云集》卷二《太史箴并序》一文中说：“其后筑台，别置浑仪象，激 金水其下，机擎轮吞排，晦斡明至，与造化分疾徐低昂。”推崇备至。

南宋改历，以宁宗朝杨忠辅的统天历为冠。统天历定一回归年的长度是 365.2425 日，和现代通用的格列高利历相同。后来元朝的授时历也同这个 数据。统天历还提出了回归年日数长度变化的法则。

绍兴年间，王及甫曾制造假天仪，见他所著的《天经》。这假天仪整个 形状象一个瓮，瓮里面“钻穴为星”，把我国看不到的南天星座部分作为瓮 口，瓮用柱撑起，瓮口有四柱小梯，观看时可以扶梯进去。这个瓮还有一根 轴可以转动表演。元朝郭守敬造玲珑仪也是一个假天仪，是王及甫工作的继 续。

金灭北宋，把纪元历也带到北方，成为金杨级编大明历的底本。一一八 ○年（大定二十年），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赵知微的贡献有两条，一是对太 阳视运动的计算中初步用了内插法三次差的公式。二是对日月食食限的计算 用了几何方法。这都是天文计算方面进步的措施。契丹人耶律履修乙未历， 没有实行。后来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修庚午历，庚午历内容虽十九采 自赵知微的大明历，但耶律楚材在历法中提出了朴素的地球经度（里差）概 念，也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项创见。又据《金史·天文志》，兴定五年 （一二二一年）司天台内还有女真族天文学家夹谷德玉担任天象观测工作。

金朝从北宋得到的天文仪器，放在法物库内搁置了二十多年。一一五四 年（贞元二年）始交司天台管理。贞祐南渡后没有搬回开封。又因当时铜的 缺乏，在开封也没有造新的浑仪。据《金史·章宗纪》，承安四年 （一一九 九年）有丑和尚进浮漏、水称、影仪、简仪等图，当时“命有司依式造之。” 浮漏即指莲花漏。水称在北宋水运仪象台中约相同于天衡。影仪和简仪的内 容不详（可能为后来郭守敬造简仪和景符时所据）。

明昌年间，张行简又造星丸漏，比较新颖。星丸漏北宋叫辊弹漏刻，很 少记载，相传是后唐僧人文浩所发明。利用一铜丸，通过四个曲折的孔道， 从上放入自下落出，保持恒定速度而测定时刻，在行军和旅途中应用。后来 元朝都城用的碑漏，也是星丸漏的一种。又据《金史·章宗纪》，泰和四年 （一二○四年）司天台长行张翼曾进《天象传》。长行是司天台内的散职官 名，《天象传》当是天象记录的专书。

元朝天文学以郭守敬等人编制授时历为其高潮。清代所编《畴人传·郭 守敬传》说：“推步之术，测与算二者而已。简仪、仰仪、景符、�几之制， 前此言测候者未之及也；垛叠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 先之以精测，继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应准绳，施行于世，垂四百年。可 谓集古法之大成，为将来之典要者矣。”这不独是对郭守敬等人的评价，也 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总结。测是观测，代表仪象；算是历算，代表历法。先 通过观测实践，再通过计算实践，所得结论是“若应准绳”，便以为法。一 二八○年（至元十七年）授时历编成，郭守敬等人在给忽必烈的奏报中说： 自西汉三统历到北宋纪元历共一千一百八十多年，历法改了七十次，其中新 创法的有十三家。从纪元历到至元十七年又一百七十多年，授时历考正凡七 事，新创法又五事。按授时历中考正七事都是对天文数据的重新测定。包括 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太阳的位置、月亮的位置、交食的辰刻、二十八宿 距度和太阳出入时刻。其中测二十八宿距度比北宋崇宁年间观测的还要精 细。回归年长度则采用了统天历的数据而加以详细证明。创法五事都是对天 文计算的改革，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全面用内插法三次差计算并定出公式， 即所谓“垛叠招差”。二是引进了球面直角三角形法，即所谓“立浑比量”。

授时历的完成主要归功于郭守敬在仪象观测上的贡献。在天文仪器制造 上郭守敬确有惊人的创造力。他十五六岁时即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 大德年间将近七十高龄还造天文钟呈进。专研于此，达半个世纪。郭守敬在 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勇于创新，力求提高精确度和切合实用。元以前的浑仪上 有七八个大小的环，环环相套，在观测上妨碍视线。郭守敬造简仪以简化浑 仪，只保留了两套观测用环，一个是测量赤道坐标，一个是测量地平坐标。 元以前的圭表高八尺，郭守敬造高四十尺的铜表比旧有的表高五倍，这样对 测量日影长度的相对误差可减少到五分之一，测量的精确度大为提高。又在 高表上设置了景符，能测量到太阳圆面中心的精确位置。他又造七宝灯漏、 柜香漏、屏风香漏等计时设置，都是根据不同要求而制造使用的。

元朝在天文学上还有一项重要的成就，即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的 大规模纬度测量。这次测量在二十七个观测站举行，地理纬度从北纬 15° 到 65°。观测的结果在陕西行省、河南行省和中书省直辖地的十四个观测点用纬度值 来比较，平均误差在半度以内。可见观测的精细可贵。

数学 与天文学关系密切的数学，宋元时代也很发达，出现了好几位有 成就的数学家。北宋有贾宪，南宋末有秦九韶和杨辉，金末有李冶，元初有 朱世杰。秦、杨、李、朱是金元之际数学上的四大家。

贾宪是天文学家楚衍晚年的学生，做过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时在沈括 之前。王洙《谈录》上说：“贾宪运算亦妙，有书传于世。”贾宪在数学上 的发明有二：一 是开方作法本源图，就是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 从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一直到六次方的系数列成一个图，世称贾宪三 角形。比西方同样的巴斯加三角形要早六百年。二是增乘开方法，是解一元 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种简便方法。这种方法也比西方为早。商除是一次，平 方是二次（是面积），立方是三次（是体积），这都容易理解。再进一步碰 到四次是什么，要突破这一点，确实很非凡，开四次方可以，则开多次方便 可类推了。贾宪为我国古代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贾宪以后，沈括在数学上也做了些工作。一项叫会圆术，就是已知弓形 的弦和圆径求弧长。在我国历史上首先提出孤线与直线的关系，但沈括的结 论还是一近似公式（这公式元朝郭守敬等人撰授时历时用到它）。又一项叫 隙积术，用到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沈括还发明了指数相乘的法则。 物理学上凹面镜成倒像的解释，沈括说箩家叫“格术”。天文学上推算五星 运动的顺逆留合，沈括说算家叫“缀术”。测量学上的审方面势，沈括说算 家叫“喜术”。当时对待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于此可见。

秦九韶，南宋未普州安岳人。早年曾在杭州从隐君子受数学。一二四七 年（淳枯七年）著《数书九章》一书。他在著作中发展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 解一个一元十次方程式，并附有算图。算图中列算式如层层剥笋，秩序井然， 所以现在还有人把增乘开方法叫“秦九韶程序”。秦九韶还发明了整数论中 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剩余定理。

金代，数学上发明了天元术。大约金中时开始流行，之后得到迅速的推 进。一一八四年（大定二十四年），平阳毕履道为了校订地理书用到当时流 行的算法。又有平阳人蒋周著《益古》一书，记录了天元术。还有金都水监 颁印的《河防通议》（约在明昌年间）也有算法讲到天元术。蒋周这部书已 伏，《河防通议》中的算法可以从元人引用中得知。最早的天元术比较简单， 立出算式只是解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天元术发明后，平阳、太原、东平、真 定等地区广为传播。

天元术以“元”代表未知数 x，以“太”代表常数项。列式时把元字写 在算码的右侧，如

11 元即表示2x，或单写太，如 11 太也同。写了元便不 写太，写了太便不写元。方程式的各项是从下而上，即太在元下，太是常数 项，元是x 项，元上是x2 项，再上是

x3 项等等。太下是 1/x（即 x-1）项， 再下是

x-2 项等等。也有记法从上而下恰恰相反。在用算筹排列时，正数用 红色筹。负数用黑色筹。用算码时，正负数也用红黑色区别，但为了书写方 便，可在算码的个位数加一斜撇，如-2作■，-231

作‖川卜。天元术的方 法一般是根据问题中已有条件，立天元一（x）为未知数（所求数），最后 列出方程式，解方程得数。至于解方程式在一元三次以上，就要用到贾宪的 方法。

金末在真定府一带流传的一部数学著作叫《洞渊测圆》，指演算勾股容 圆（直角三角形的内接圆）算题共有十三问。李冶根据此书加以推广，又集 天元术的大成，写出了他的名著《测圆海镜》。

天元术出现后，很自然地发展为天地二元木，天地人三元术和天地人物 四元术。这大概已是元代的事了。

现在流传下来的元代数学著作有：《锦囊启源》、《透廉细草》、《丁 巨算法》（一三五五年），只存辑本；《算法全能集》、《详明算法》、《算 学启蒙》（一二九九年）、《四元玉鉴》（一三○三年）存有足本。后两书 都是朱世杰所撰。朱世杰是元朝数学家的代表，也是当时世界上杰出的数学 家之一。

朱世杰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 法。他是一位数学教习，周游湖海二十余年。他的数学实践活动大约在元朝 初期。由天元术发展到四元术是当时数学演算中的必然结果。四元术以天地 人物表示四个未知数，天在下，地在左，人在右，物在上，中间是太。和天 元术的表示法相类，太（常数项）下面是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左边是 地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右边是人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上面是物的一 次方、二次方等等。如果天与地相乘则放在左下方各位置，地物、物人、人 天相乘类似。只有不相邻的天物（上下）、地人（左右）相乘各项，则放在 相应的夹缝内。四元术的计算方法用四元消法，把四个元经过剔消，最后剩 下一个元。这个元如果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后用天元术的解法，求得答 案。《四元玉鉴》的一篇序文上说：“上升下降，左右进退。互通变化，乘 除往来。用假象真，以虚问实。错综正负，分成四式。”这种数学思想的形 成是经过了比较复杂的思辩过程。在我国古代数学中明确提出数学“用假象 真，以虚问实”，这还是第一次。

朱世杰的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古代叫垛积术。他以茭草垛（即 一加二加三加四⋯⋯）为母垛，推演出各种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积。其名称 有英草落一形、三角落一形、撤星更落一形等十多种。朱世杰在垛积命名和 演算上都掌握了演绎归纳的初步方法，他演算的结果和推导的公式都很准 确。朱世杰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宋元时代实用算术方面也 有很大的进展。第一是发明了除法口诀。第二是出现了完整的算码。第三是 计算工具由筹算发展为珠算。

简易乘除法在唐中叶已有人注意。北宋初徐仁美设“增成立一”法，沈 括说：“增成一法，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 八除者增二便是。”九除增一和八除增二就是后来的九一下加一和八一下加 二等句。同时，宋初的应天历内提到身外除一、身外除三等，身外除一指除 数是十一，身外除三指除数是十二。可知除法口诀在宋初已开始有了萌芽。 这一新生事物很快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到南宋末和元初，除法九归的口诀便 全部成熟了。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等句在计算技术中传诵开来。又在田 亩计算中发明了飞归。在斤两换算中，创造出斤求两和两求斤炔。记录简易 乘除法的专书应推南宋末杨辉的著作。杨辉是钱塘人，著有《杨辉算法》， 对后来省算工作的推广影响很大。

南宋出现了算码，关键是零符号的发明。南宋蔡沈的《律吕成书》内， 把 118098 用文字表示为十一万八千□□九十八，这□□即代表空百。画方 时一快便变成○了 。大约江南在南宋未，北方在金末元初，数学著述中都 出现了○的符号。零的发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北宋司马光《潜虚》中曾 经以×表示四。这样我国算码的初步形体是| || 川 乂 ò■■■义，后来 书写 ò变成 8，义变为夂为文。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苏州码子字。在阿拉伯数 码字推广使用以前，我国数学上的演算，商业上的会计都用这种算码。

元代已普遍使用算盘。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剧中也见 算盘。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近年发现洪武辛亥（一三 七一年）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新刊《对相四言杂字》（看图识字书）有算盘图， 十档，上二珠下五珠。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珠算算盘图。这部《对相四言杂 字》中图绘的服装纯是元代式样，知此书的租本当在元代。书中还有算子图， 算子即算筹。《水浒传》中所称的算子也即这种算筹。由此看来，元朝到明 初仍是筹算和珠算并用时代，大概到明中叶以后，便废弃筹算而专用珠算。

（二）医学与本草学

宋朝编辑出版了大量医药书籍，传播医药文化。仁宗时，两次集中校刊 医书。一○二六年（天圣四年）编辑出版了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三卷，并在汴京刻石。又铸铜人，刻画经穴传授。九七八年（太平兴国三年）， 王怀隐主编《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按一千七百二十九种症状，收集一万六 千八百三十四份处方，分一千六百七十门类编排，在九九二年（淳化三年） 和一○八八年（元祐三年）先后出版。太宗雍熙年间，贾黄中等人编辑《神 医普救方》达一千卷之多。徽宗时，曹孝忠主编《圣济总录》二百卷，收录 药方二万多，已雕板而不及付印，北宋亡。金军占领汴京时取走书板，后在 金、元刊刻。

神宗元丰中，诏令各地名医进特效药方，由太医局通过试验，证明可用 后，按方制药，在太医局熟药所出售，并把药方出版，公诸于世。徽宗大观 时，陈师文等又进行订正，凡录二百九十七药方，分二十一门，这就是有名 的《和剂局方》。局方的出版是北宋后期医学中的一件大事。局方所收的都 是复方，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配方手册。岳珂说：“《和剂局 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几经名医之手，又经太医局内臣参校，可谓精 矣。”《和剂局方》一书后来曾不断增补，在宋朝风行一时。

北宋医学已分九科，即：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产 科、疮肿兼折伤（外科）、眼科、口齿兼咽喉、针灸、金镰兼书禁（金链也 属外科，书禁指祝由科等类）。

宋代医学上的成就，以儿科为最著。北宋中叶，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 三卷，钱乙专研儿科四十多年，对儿科常见病都有比较准确的治疗方法，已 能鉴别痘疹和其他发热病不同。南宋初，刘昉等人编《幼幼新书》四十卷， 同时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收集儿科病例比较全面。前者对婴 儿保育方法、新生儿病和小儿发育异常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后者举出小儿脐 抽风和成人的破伤风属同一种病，是诊断学上很大的发明。又对小儿缺唇的 缝合和小儿骈指的切断，也创我国医学上的先例。

妇产科在宋代也有进展。哲宗时，杨子建著《十产论》，记载了横产（手 先露或臂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等 不同类型，并说明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方法，是我国古代产科学上的著名 文献。南宋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也是一部妇产科的重要专 著。

南宋出现了病因学的著作。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三因 是把疾病发生归纳为三种原因：

一种是由于气候影响的疾病，叫做外因病；一种是由于情感关系而得的 疾病，叫做内因病；还有一种是由于饮食关系或外伤引起的病叫不内不外因 病。当然这种分类法还欠完善，但病因学的出现，说明南宋在医学研究上跨 进了一步。南宋末，施发著《察病指南》，绘有脉影图，也是一项医学上的 成就。

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宋慈著《洗冤集录》五卷。这是总结宋和宋 以前的法医学知识，包括杀伤、验尸、检骨和死伤的鉴别，服毒致死的毒物 介绍，和救死方的记载等。其中合血法和滴骨法，有一定的道理。

金代医学的发展，分为三期：海陵王以前为前期，世宗至章宗泰和时为 中期，章宗泰和年以后为后期。

前期医学的代表是成无己的工作。成无己原为北宋开封名医，后随金军 北上，为权贵携居临演。他的工作主要是对《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 书作注释。由于成无己名望很大，所以他的著作受到当时的重视，开金代研 究医学的风气。中期医学的代表是刘完素和张元素两人，《金史·刘完素传》 说他“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也说：“本朝大定间，河间刘守真号完素，精干《素问》，多用凉药，以矫 一时之弊。”所以后世称刘为寒凉派。《金史·张元素传》说：元素

“平素 治病不用古方”，“古方新病，不相能力”，自为家法，独树一帜。后期医 学的代表是张从正和李杲。张从正，字子和，他去世时金朝还没有亡。李杲 则进入元代。张从正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发挥。他用古医书的汗 下吐法，用得很精，号称“张子和汗下吐法”。他力主去邪而用攻法，所以 后世称他为攻下派。张从正晚年颇不得志，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说“酷嗜医 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李杲是 张元素的学生，他有两部医学名著，一是《内外伤辨惑论》，二是《脾胃论》。 元好问为《脾胃论》作序，说：“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 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没。”“壬辰之变”即指《金史·哀 宗纪》所载的天兴元年（一二三二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 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是一次大的流行病热症。李杲以 为不是伤寒，用治伤寒的方法是错误的。他通过治疗实践创内伤学说。元好 问说李杲撰“脾胃论丁宁之，下怯千载之惑。”李杲以为“内伤脾胃，百病 由生。”用温补脾胃之法治之。后世称之为补土派（脾于五行属土）或温补 派。

元朝医学在宋金医学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 危亦林等人。朱震亨，婺州义乌人，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 他多受刘完素和李杲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他们的学说。他主张“阳有余而 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 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 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金元医学 四大家继承了传统的医学体系，但又各自体现了这时期的时代特征。朱震亨 的《局方发挥》是批评北宋的《和剂局方》，认为局方的缺点是按经验办事， “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 没有考虑到产生疾病的新的因素。“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 势必要发生问题。这对墨守成规的人是确切的批评。

危亦林是伤科专家，著有《世医得效方》二十卷（一三四三年）。在本 书第十八卷中有“用麻药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药治病的较早记录。

本草学的发展在宋元是一个高潮，尤其是北宋更为突出。本草学不仅是 药物学，它还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知识，是宋元自然科学全面 发展的标志之一。

九七三年（开宝六年）刘翰、马志等修《开宝本草》二十卷，比唐《新 修本草》增加药物一百三十三种。仁宗时掌禹锡等又修本草，一○六一年（嘉 祐六年）成书，称《嘉祐本草》，又增加药物一百种。次年，苏颂在这基础上撰《图经本 草》二十卷，是刊本本草有图之始。一○九二年（元祐七年）陈承又将这两 书合并，并加注释，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释》二十三卷。唐慎微又添 加药物六二八种，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徽宗大观年间和政和 年间又加增订，世称《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广为流传。政和时，寇 宗爽撰《本草衍义》二十卷，辨正药物四百多种。南宋时，出现了彩绘本的 本草著述，现传有《履峂岩本草》。元朱辕撰《大元本草》，“欲广本草以 尽异方之产”书稿未刊，现存有许有王的一篇序文，收在《至正集》内。

《图经本草》中丰富的植物学知识，来自各植物药产地人民的长期调查 研究。对植物形态，一般按苗、茎、叶、花、实、根依次叙述。已知苗茎是 同类。对于茎，已能分别“苗如藤蔓”的缠绕茎，“蔓延草木之上”的攀缘 茎，和“其茎如筋”的直立茎。对于时，已能区别叶序，凡对生叶序叫做“两 两相对”；轮生叶序叫做“叶作层，每层六七叶如车轮”；丛生叶序叫做“叶 青碎作丛”。

一般为互生叶序。对叶缘也予注意。对于花，则花萼、花托、花蕊、子 房、花序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花的颜色说得最为详细。《本草衍义》记 载石南花说：“正二月间开花。冬有二叶为花苞，苞既开，中有十五余花， 大小如椿花，甚细碎，每一苞约弹许大，成一球，一花六叶，一朵有七八球， 淡白绿色，叶末微淡赤色，花既开，蕊满花，但见蕊不见花。”对花的观察 如此细致，与现在的植物志相比，也无逊色。对于果，一般叫荚子或子，子 又叫人（仁），大部是对种子而言。还有角（果）、核（果）、荚果等名称。 白瓜也以果实为名，这和现在叫瓠果的意思相同。

宋朝还有很多植物专谱，这也和本草学的发达有关。其中以欧阳修的《洛 阳牡丹记》，陈翥的《桐谱》，蔡襄的《荔枝谱》，王观的《芍药谱》，刘 蒙的《菊谱》和南宋韩彦直的《橘录》最为著名。这些专谱分别总结种植的 经验，记载某种植物的品种、性状、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果实的加工和 贮藏方法等。和园艺学有关的著述，有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

北宋时已观察到植物通过嫁接可以产生变异的现象。《图经本草》中关 于牡丹的记载，说“圃人欲其花之诡异，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开， 其状百变。”一○八二年（元丰五年），周师厚详细叙述了花的四时变接法。 刘蒙论菊花时说：“岁取其变者以为新”，是知道变异与形成新种有关。沈 括《梦溪笔谈》中已接触到植物生态学的领域，即植物生态因素与气候、地 形、湿度和高度有关。和沈括同时的陆佃，记载了枣树根部用绳缚紧可使枣 子自落的方法，已观察到植物生理学有关的一些现象了。

动物学知识方面，《图经本草》内观察到乌贼“八足聚生，又有两须”， 与近代定为十腕类相符。又记载动物的生活史，如穿山甲食蚁，牡蛎的“蛎 房”如山以及螳螂的产子等，都比以前的记录生动而具体。《本草衍义》断 定河豚实有大毒，校正了《神农本草经》的错误。又论■鱼“腹重坠如囊”。 寇宗夷“尝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块，如指而许，小鱼五七枚。” 则已知道通过解剖观察动物的食性。元王惲撰《宫禽小谱》介绍十七种鸟类 的形态，是我国较早的论鸟类的专书。

《图经本草》中还记载了紫铆（即紫胶虫）分泌紫胶的现象。关于五倍 子，北宋著述中说：四川等地有一种虫叫蟆子，它寄生在盐肤木树背阴处， 春天生子，卷叶成窠，大如桃李。其寄主及生活状况几乎和现在所知相同。 南宋开始人工饲养白蜡虫，并有关于白蜡虫的生活史的记载。紫胶、五借子、 白蜡都是现代某些工业上需要的原料。

《图经本草》中还记有采珠砂时对矿床的认识叫珠砂床，并有岩石断口 特征的描写。沈括对石膏结晶体的观察，已经从原有形态、色泽及将石膏加 热后的变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分析。可见当时人们对某些物质的研究已不只从 表面现象去观察，而且进一步注意到内部结构了。

《图经本草》载有动物化石的资料。元丰年间，孔武仲的诗集和南宋初 杜绾的《云林石谱》都记录了鱼化石。江西武宁保存有北宋时代所发现的一 块化石的实物，形状象竹笋，上面有黄庭坚的题诗。黄庭坚说它是笋石。经 考定为中华震旦角石，是一种动物化石。沈 括曾注意到植物化石与古地理 和古气候的联系，这种思想是很进步的。

（三）技术科学

宋元时代出现了好多种技术专书。我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技术科学部分逐 渐形成了。这些技术专书中有论建筑技术的《木经》和《营造法式》，有论 冶炼技术的《浸铜要略》，有论织机技术的《梓人遗制》，有论制盐技术的 《熬波图咏》，还有论造船技术的船式、船样诸书。《武经总要》中则收集 了有关军事技术的纪录。《新仪象法要》是一部论述天文仪器制造技术的专 书。这些专书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宋元时代在建筑、冶炼铸造、纺织、制盐、 造船等技术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关于宋代的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上的三 大发明即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用于航海和火药用于制造火器，已见另章（见 本书第五册），这里不再重述。

建筑——北宋初，工匠喻皓著 《木经》三卷，其中规定屋架尺度以梁的 跨度为准，阶基高度以柱高为准，后人都依以为法。喻皓和画师郭忠恕参加 了九八九年（端拱二年）所完成的开宝寺塔的建筑工作。

一一○三年（崇宁二年），李诫集合了建筑工匠的智慧，并依据他自己 从事建筑的经验，编成《营造法式》一书，这是我国古代建筑科学的一项宝 贵遗产。《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首先提出用材的标准，共分八种，这 样木材的使用就能控制。其次对于梁、柱和斗拱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为 了增加建筑物的稳定性，书中记载了柱的“生起”和“侧脚”的方法。生起 是由中心到四角的柱逐渐增加柱高。侧脚是外围的柱脚稍微向内侧倒斜一 些。这样都使建筑物重心向内，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密。梁的截面规 定高与广的比例是十五比十（即三比二，3/2=1.5），这和现在计算上要求 比例为2 （＝1.4142），误差很小。斗拱是由方形的斗和近似弓形的拱累 叠而成，介于梁和柱之间。根据建筑物的大小，斗拱分好几层，逐层向外挑 出，形状上大下小，好象一个托座。前面挑出屋檐，后面承托梁架。斗拱是 我国古代建筑中比较复杂的结构部分。斗拱有放在柱头的、柱间的和房屋四 周转角的，各有专门的名称。对屋顶则有“举折”的制度，即规定各种结构 的坡度标准。

《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制度，是包括门窗、栏杆、天花板、楼梯等各 件的制造方法和用材规格。还有佛殿中的转轮藏，设计巧妙，整个转轮利用 中心一根立轴转动。宋胡寅《斐然集》上说：“载以机轮，推而转之。”立 轴上下都用铁制器械困住。转轮分七格，每格放佛经的经匣，轮轴运转，可 检阅所需要的佛经。四川江油窦圌山云岩寺内发现南宋初期制作的飞天藏， 仍保存了北宋时代的建造手法。飞天藏又叫星辰车，也是轮藏的一种，据研 究已有轴承的装置。

小木作还制造各种器械和木样。北宋最有名的器械是指南车和记里鼓 车。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北宋以前已有发明，但制法失传。一○二七年（天圣 五年），燕肃重新设计制造指南车，卢道隆设计制造记里鼓车。一一○七年 （大观元年），吴德仁又设计制造指南车。尺寸规范都有详细记载。这是我 国古代对齿轮系的高度运用。用两个齿数相同的齿轮，中间嵌入一个中轮， 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运转。记里鼓车是用轮轴机械量度地面距离的特 有装置。欧洲到十七世纪才有类似的计步计的发明。

《营造法式》还记录了当时木工所用的一些新工具，其中有起线刨子， 为加工门窗复杂线脚之用；又有窄锯，为锯曲线时用；又如雕锼的锼，专用 来雕缕空花纹。

《营造法式》中的窑作制度，记录了烧窑技术。据《宋会要》记载当时 有东西窑务，内工匠分为瓦匠、砖匠、装窑匠、火色匠、粘胶匠、鸱兽匠、 青作匠、积匠、�窑匠、合药匠十类。《营造法式》内的分工也大致相同。 其中火色是掌握火候。粘胶指粘瓦粘砖之类。鸱兽指造鸱尾和兽头等琉璃制 品之类。青作是烧青瓷。积匠和�窑都指垒窑工作。合药即合琉璃药，指配 釉料的方法。

冶炼和铸造技术——苏颂 《图经本草》中说到，江南、西蜀凡有炉冶的 地方都有铁。锻家烧铁赤红，在砧上打铁，有打落细皮屑的叫铁落，俗名铁 花。铁矿石初炼出来铸■（音写xiě。铸造方法）器物的叫生铁。再三销拍， 可以作金属薄片的叫熟铁。生熟相和用来作刀剑锋刃的叫钢铁。锻灶中飞出 如尘，紫色而轻虚，可以磨莹铜器的叫铁精。对北宋锻铁生产过程，记载完 备无遗。其中铁精即三氧化二铁，现代还用来作为金属宝石等器抛光之用。 销拍就是炒炼。生熟相和制造钢铁，就是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说的灌钢或 团钢法。

宋朝在铜的生产上，除一般矿冶外，还采用了胆水浸铜法。一○三五年 （景祐二年），宦官阎文应献计给许申“以药化铁成铜”。后二年，钱逊奏 报：“信州铅山产石碌，可烹炼为铜。”浸铜法是把生铁锻成若干薄铁片， 如鱼鳞状排列在胆水槽中，浸的时间短则五天，长则十天。要看胆水的浓度 而定。浸后，胆矾的铜离子被金属铁取代，形状如赤煤附在原铁片的周围。 把它取出刮下来，在炉中“烹炼”三次便成铜。当时的生产指标大约是铁二 斤四两得铜一斤。槽中没有被化的铁片可保留，另外加新铁片，再为浸制。 用这种浸铜法生产铜，世界上以我国为最早。这是水法冶金技术的起源，是 宋朝人民向自然界索取铜原料的一项重大发明。绍圣年间，当时管理饶州兴 利场的张潜曾总结了工匠们胆水浸铜的经验，写有《浸铜要略》一书，原书 失传，现只保存了一篇序言。

宋朝有许多大型铸件，其中有针灸铜人，铜制浑仪、铜鼎等。宋徽宗时 所铸的九鼎共重二十二万斤，即每鼎重二万多斤。留传到现在的北宋大型铸 件有山西太原晋祠金人台的大铁人等。这些大型铸件说明了当时铸造工艺的 技术水平。

宋朝的铸造工艺仍为传统的泥型铸造、失蜡铸造和砂型铸造。关于失蜡 铸造，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说：“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这 “古者”当指北宋以前的方法。关于砂型铸造，据记载南宋初仁和县出橐籥 沙，可用来做鼓铸之模。《游宦记闻》中也提到蕲春钱监有沙模作。沙模就 是砂型。太原晋祠的大铁人实物上有明显的接缝，一般失蜡法都是整铸，没 有分段的 必要。又大铁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铸造本身强度低， 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铸造法。

铸造这样的大铸件，熔炼和浇注技术也是关键所在。《绍熙云间志》记 载一○二四年（天圣二年）铸造铜钟，说：“洪炉启而祝融奋怒，巨橐扇而 飞廉借力”，对掌握大炉的操作技术，十分形象。“俄而烟飞焰歇，豁然中 度，华钟告成，厥功斯就”，浇注过程相当迅速。一一○五年（崇宁四年） 铸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属天，一铸而就。”由此可以推 测到北宋浇注设备的程度。

制盐技术——一是海盐的煎取技术，二是井盐的汲取技术。一三三○年 （元至顺元年）陈椿所著的《熬波图咏》对海盐煎取术记载十分详细。《熬 波图咏》中的“铸造铁拌图”是宋元时代高炉型的一种。图中提供了全套设 备的图样，用风箱来鼓风。风箱的设施又见于北宋《武经总要》中的“行炉 图”。王祯《农书》内的水排图也用到风箱。宋元时代风箱的发明是我国鼓 风设备的一项重要发展。这种形式的风箱一直流传到现在。《熬波图咏》中 最值得称赞的就是莲管秤试法。先把卤水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原盐卤，盐分 为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盐卤一分水，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 半盐卤一半水，刚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盐卤二分水，比例是百分 之三十三。然后用石莲子四枚浸过，放在一个盛水的竹管内，竹管口上用竹 丝隔好不令莲子漾出。分别放在四等卤水中作试验。凡是四个莲子都浮起来 的是第一等卤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卤水，如果立浮于面的则看深浅程度 可定为第二等或第三等。这样定出一个标准，便可以检验所得的卤水可煎或 不可煎。这种道理与现在用浮沉子测量液体比重的意义大致相同。

井盐的汲取，以四川为最盛。北宋四川盐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两种。大 口井沿袭旧制。小口井则为北宋所发明，称为卓筒井，简称筒井。用困刃钻 凿井口如碗口大，深达数十丈，用大竹去节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 盐卤。筒井后来叫竹井，钻掘技术仍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开掘盐井时，有硫化氢气体危害性极大。后蜀广政二十三年（九六○年）， 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气，“毒气上如烟雾，炼匠人皆死”。这毒气就是硫化 氢。北宋时通过观察，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毒气能溶于水，凡雨天可免中毒， 故发明在井下设置水盘滴水，以保证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据船样打造。船样又叫船式。一○○○年 （咸 平三年），造船务匠项绾等曾献转海船式。船样有的是编成图册以供选用。 有的是设计船型，制成模型，然后制造。有的即据实体仿造。一二○三年（嘉 泰三年），池州秦世辅先造新样铁壁铧嘴船和平面海鹘战船两种，经过试验 后确属快便。宁宗下诏，三衙江上诸军如要修造战船都照池州船样。凡定船 样时都考虑到船舶的总体布置，为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坏而影响整体，已有密 舱的设备。船型根据需要各有区别。沿海航行和远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 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绍兴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抚转运司 言，鱽鱼船只是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广南出 海航行，则海道深阔，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样，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湾后堵港西南海滩发掘出一艘南宋时代木造海 船，尖底，有十三个船舱，分舱密室的残形还依稀可见。船中还发现大量香 药、铜钱等。可见这是一艘航行于我国南海一带的货运海船。

据记载，宋朝以“料”作为船舶载重的计量单位。最小的般为五十料， 最大的达五千料。

大概内河船行的民船和战船在五百料以内，沿海航行、远洋航行的则在 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运纲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只，或四百料船三十 只，叫一纲。一纲可载重一万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结构尺寸大致也根据料的 标准而定。如三百料的长四十五尺阔十尺，八百料的长七十尺阔十八尺等。 宣和年航行到高丽的海船，“客舟”长一百多尺阔二十五尺，“神舟”长阔 三倍于客舟，更为高大了。

南宋初，陈傅良论“治大舟”，对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进、 操纵和系泊装置都有阐述。关于推进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风帆。徐兢说 宣和时到高丽的船，“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当时航行时风正、风偏和 风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调节使用。南宋初，还大量制造车船，用车轮作推进 装置。杨太起义军曾以车船大败宋军。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宋军人船数 百只尽碾没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场造八橹战船、四橹海鹘船等。乾道时， 建康造船场造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冯堪造多桨战船，一艘用桨四十二枚， 橹和桨都是传统的推进工具。

关于操纵机构，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后期已知道“柁与船首，适得其平”， 因为如果舵太长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纵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 大小二等，在远洋航行时还用到副舵。系泊设备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 可重达千斤，“千斤铁矴系船头，万丈滩中得挽留。”近山抛泊叫抛矴或放 矴。还有游矴在风涛紧急时应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宁中已设置船坞，修治长二十余丈的龙船。南宋乎江府一带有藏 船屋，是为保护船只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损害而制造的。

据《金史》记载，当时还创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后，用新的秫秸 铺在地上，又用大木头在两旁夹紧，乘霜滑拉动，这样不很费力的下入水中。 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遇海船搁浅时，一种方法是把船装的货取出， 以减轻负重，如还无效，便缚排求活。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怀丙 曾用两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铁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张商英《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有海船图，并说：“酌海深浅，于 其远近，望月观星，知来识往。”“酌海深浅”是测深，“于其远近”是测 程，“望月观星”是天文航海，“知来识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制造与航 海技术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纺织——纺织技术分纺和织两方面，宋元时代纺的技术以元王祯 《农书》 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为其代表，织则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遗制》集其大成。

水转大纺丰是在纺的工艺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创举。原来纺车都用手 摇，后来发明了脚踏纺车，有三个锭子。王祯《农书》中已记有五个锭子的 脚踏纺车。山于水力的应用，元代出现了有三十个锭子的大纺车。王祯说： “车纺工多日百斤，更凭水力捷如神。”水转大纺车的锭子是直立的，改变 了手摇和脚踏纺车中锭子横排的形状，这样便于操作而少占用空间。现在的 纺纱机中纺锭也是直立，可能就是从这种大纺车发展而来。

《梓人遗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说明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 石总结元以前的织机构造而写成的专书。序文中说道：“其所制作，不失古 法，而间出新意。”“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每一器 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现在所知，《梓人 遗制》是世界上论织机构造最早的一部专书。技术专著的编纂，是宋元时代 技术科学的一个特点。

《梓人遗制》中列举四种木织机，一是华机子，即提花机。一种是立机 子，即立织机。一种是罗机子，即专织纱罗纹织物的木机。一种是小布卧机 子，即织一般丝麻原料的另一种木机。《宋会要·食货》记宋初置有机抒院， 每人管机三四张。又记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绩锦院旧有锦绮机四百余张。 这应当包括了提花机及其他木织机。这样的规模已是很不小了。

第五节 文化交流

宋金元时期，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时期，也是与域外诸国的文化交 流更为发展的时期。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 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交 流着文化与科学。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前所 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仍然与 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欧洲与中国开始有正式的使臣往来。 商人与教士的往来，更为频繁。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普遍建立了 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

下面简要叙述宋金元时期文化交流的概状。

（一）高丽与日本

高丽 宋、辽、金时期，三朝与高丽公私交往都很频繁。汴京和临安都 建有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宋神宗时，高丽使臣所过州郡，官员要出城迎 送。宋朝使臣去高丽，高丽也隆重接待，在开京建有专供宋使下榻的顺天馆。 宋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经常接见并宴请对方的使臣。高丽赠送宋朝的礼物中有 罗、人参、药材、白硾纸、松烟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 宋朝的回赠有龙凤茶、酒、乐器、建本书籍等。宋、金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 十分频繁。宋朝商人常常几十人或几百人，由一名“都纲”率领，驾三、四 艘船横渡黄海，赴高丽贸易。一般是第二纲到达高丽，第一纲必定回国，第 三、四纲也是如此。高丽船舶每年初夏也来登、明州等地贸易。元朝建立前， 蒙古军即已侵入高丽。元世祖时，设征东行省，把高丽作为侵略日本的基地。 元朝的统治为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两国的文化交流仍在进行。

宋、金、元的统治者曾应高丽国上的请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书籍，诸 如《九经》、《史记》、两《汉书》、《圣惠方》、《太平御览》、《文苑 英华》、《册府元龟》、《大藏经》、《三经新义》等赠给高丽；高丽也以 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如《（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高丽 书籍如《三国史记》等作为回赠。元仁宗赠给高丽四千三百多册宋秘阁旧藏 的善本。两国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宋朝江南商 人李文通等人，一次运往高丽近六百卷宋版书籍。泉州商人徐戬专为高丽在 杭州雕造《新注华严经》板，然后运往高丽。高丽国王之子、僧人义天和尚 归国时，带回宋佛经三千多卷。元初，高丽博士柳俪在江南购回经籍一万零 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丽根据辽、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经》。 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义天和尚的《续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 后，高丽的雕板印刷业逐渐兴盛。宋仁宗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南宋 末年又发明木活字。高丽劳动人民根据这一原理，推陈出新，约在十三世纪 中期，铸成一批铜字，印刷《古今详定礼》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铸成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铁字和鍮（黄铜）字。

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司马光、范镇的文章、王安国的诗词等，受到高 丽文人的喜爱，汉诗在高丽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丽的书画家互相 交流技艺。高丽不时派遣使臣和画工来宋访求、观摹书画。高丽著名僧寺兴 王寺正殿两壁临摹了汴京相国寺的壁画。宋徽宗曾把自己的书画赠给高丽国 王，并推崇高丽画家李宁，要宋画家向他学习。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 藏高丽画家的杰作。金朝皇帝也经常派人向高丽求取书画。元朝流行的赵孟頫书体，深受高丽文士的爱慕。

高丽的纸、墨原从中国传入。高丽的白硾纸和松烟墨传到宋朝，很受士 大夫的欢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丽的松烟，制成最佳的墨，驰名国内。

高丽对宋朝的医学也很重视，高丽国王多次派人来聘请医生和求取医 书、药物。一○七四年，高丽国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医、药、画、塑四种 工匠，以教导本国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种人内，召募愿行者二三人。一○ 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请医，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等前去，并带去 药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两次派名医牟介、杨宗立、 杜舜举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材。此后，高丽 正式建立医官制度和设立药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医药大都从高丽传入，医 师也是高丽人。

高丽还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国子监读书， 进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职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 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时，高丽进士权适、赵奭、金端等参加贡举考试， 宋徽宗亲临集英殿主持他们的考试仪式，特赐上舍及第。宋朝士人侨居高丽， 国王也授以官职，如萧宗明、萧鼎、萧迁、卢寅、陈渭、叶盛、慎脩等人， 曾任高丽阖门祗候或阖门承旨、秘书省校书郎、参知政事等职。

程朱理学在元朝初年传入高丽。一二八九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朱 子全书》新版，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 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不久，又按权溥的建议，由秘书省书 籍所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出现了李谷、李齐贤、 李穑等理学大师。

日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 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元朝虽两次侵略日本遭到失败，但两国民间 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时，主要是宋朝商船驶往日本；南宋时，宋、日两国都有商船频繁 往来；元朝时，日本商船来中国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温 州、泉州启航，到达日本筑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县）的敦贺港。日本 安 置宋船人员在鸿胪馆，供给膳宿。宋朝运销日本的货物，有书画、文具、铜 钱、佛经等，日本运往宋朝的货物中，刀剑和折扇，颇受宋朝文人的欢迎。 宋朝著名文人欧阳修、梅尧臣都曾赋诗赞美日本的宝刀。宋、元和日本的僧 人不断互相访问，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寻、寂照、荣西等入宋，晋谒皇帝， 进献礼物，然后朝拜佛迹，备受优待，宋、元僧寂圆、道隆、普宁、一山一 宁、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扬禅风。两国商人和僧人对沟通经 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携往日本的大批书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经》，道家、儒家 书籍，《白居易文集》、《东坡指掌图》、《五代史记》、《唐书》、《太 平御览》等；带来中国的书籍，有当时已经失传的儒、佛经典，如裔然曾向 宋太宗进献《郑氏注孝经》、《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板书籍和佛经的大量输出，日本的印刷业日渐兴盛。宋禅院 刻印佛经施舍信徒的风气传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时刻印了《法华 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等大量佛经。这些佛经被称为“折供养”。 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论语集注》十卷，成为日 本雕印儒家经典的滥觞。

这一时期，两国的绘画艺术不断交流。宋画题材丰富、画法多变，在日 本得到好评。日本画家曾亲自来宋朝学习，并带回很多名画，宋朝画家也应 邀赴日传艺。日本绘画也受到宋、元人的赞赏。汴京相国寺市场出售日本扇， 宋人对扇上图画评价极高，认为“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 能也”。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给予不小的影响。日 本的一些书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 重视。

宋朝的一些医生东渡日本行医。如郎元房在镰仓侨居三十多年，以他高 明的医道赢得日本执政北条则赖和北条时宗的信赖，担任他们的待医，对日 本医学起过促进作用。宋朝的一些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 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等都先后传入日本。许多中草药和成药，如麝香、 金益草、银益丹、巴豆、雄黄、朱砂等，也大量输入日本。日僧荣西还从宋 朝带回茶种，培植茶树，并撰成《吃茶养生记》二卷，提倡饮茶养生延寿之 道，于是日本饮茶的风气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会。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发展，禅宗“顿悟成佛”的教义和寡欲朴素、专心修 道的精神，吸引了许多士大夫。传入日本后，逐渐吸引了镰仓幕府的执政和 武士们，使他们成为禅法的虔诚信奉者，从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热心参禅究 道的风习。到南宋时，日僧更是频繁入宋学禅。禅宗学说对日本的思想界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程、朱理学在十三世纪传入日本，首先在日本传播理学的是元朝僧人一 山一宁，日本的理学先驱便是一山一宁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程、朱理学和 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舰成为日本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二）东南亚与南亚诸国

宋、元时期，与南方及西南毗邻的各国之间，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外， 海上的交通空前繁荣。与南海诸岛国的联系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南半岛诸国 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宋元王朝一直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元朝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 往来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创立安南陈氏王朝的陈日■便是福州长乐 人，后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长府即墨县，以渔为业，叔陈守度，取李氏王朝 而立日■。交趾的贵族多沿汉姓，如丁、黎、李、陈。交趾的李氏和陈氏王 朝，先后与宋元王朝保持经常的朝贡关系，接受赐予他们的官号。彼此之间 商贩往来十分频繁。宋在广西沿边邕州和钦州设立互市场，宋和交趾的富贾 行商，都到这里来贸易。双方商人还经由海道运货贩卖，宋商大部以巨商为 纲首，结伙从泉州、广州等地发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 海运货到泉、广州，然后贩运宋朝的货物包括书籍、纸、笔等回国。交趾、 占城和宋朝到对方国家定居的人民也络绎不绝。北宋初交趾时犯占城，一批 批占城人逃来宋朝，当时广州的占城流民就数以百计。宋朝一些人也侨居在 占城。庆历初，广东商人邵保到占城，见到逃亡的“军贼”鄂邻百余人。人 民间的往来杂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与真腊战， 两方皆乘大象，胜负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阳军，为风浪所逐而抵占城， 教占城习骑射，因得大胜。

通过使臣和商人的不断来往，交趾、占城从宋朝获得《大藏经》和儒学 书籍。十三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板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 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纪前，汉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诵诗读书，谈 性理，为文章，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岛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 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能赋诗作词，与宋朝诗人唱和。占城也出现了许多能赋 诗作词的文士。他们的汉文学水平可与高丽比美。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国王 指导宫女仿照宋朝的丝织品锦，织造锦绮，获得成功。宋朝传入交趾的中草 药不断增多，宋医在交趾受到重视，甚至交趾统治者也延请宋医治病，并服 用中草药。交趾的药物如使君子、霍香等，这时也传入宋朝。

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国交通。一○○八年， 真腊商贾三人到广西高州贸易。一一一六年，真腊国王派遣“进奉使”等到 宋，赠送礼物。此后，宋朝、真腊的使臣和商贾，不断往来两国。元成宗初 年，周达观曾随元使访问真腊，到达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 书中描述当时真腊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货物，以“唐人金银” 为第一，其次为五色轻绢帛，再次为真州的锡铁、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 器，还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矮床等。宋、元时 期有许多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 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真腊保存了可贵的历史纪录。

宋代的罗斛国（以今泰国华富里府为中心）、真里富（今庄他武里一带）、 西棚（今素攀一带）等，以及元朝时的暹国，都是今泰国境内的古国。罗斛 国在一一○三年，派使臣到宋“进奉”货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来远 驿，接待罗斛、占城国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国，暹国使者也九次访问 元朝。一一六四年，真里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当地官府为他准备棺木 盛敛，嘱其随从护丧归国，并准许带回巨商的全部遗产。次年，真里富国王 派人带信表示感谢。宋、元商船也到那里贸易，运去宋朝的特产。

宋、元时期，缅甸古国为蒲甘或缅国。一○○四年，蒲甘国王派遣使者 从海路到宋赠送礼物，受到宋朝的欢迎，邀请他们参加上元节观灯。此后， 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与大理国（今云南省）毗邻，蒲甘王阿奴律陀曾 亲自到大理访问，与大理关系较为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经广 西，一起向宋朝赠送土产。蒲甘商船也经常运载金颜香等到泉州贸易。蒲甘 还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赠送佛经。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 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门。

南海诸国 宋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王朝奖 励发展海外贸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 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及两浙，非出于 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为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 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徐远人，阜通货贿”。在这种奖励海外贸 易政策的推动下，宋朝与南海以及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 成书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著录南海地名约二、三十处， 稍后，赵汝适撰《诸蕃志》地名多达八、九十处。元末汪大渊附贾舶浮海， 越数十国，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以亲身的见闻，报导了从东南亚远及于 东非的道里风俗，大大丰富了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元朝在平南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同南海西洋 诸国的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 （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 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善国，发展海外贸易。一二七九年， 又遣杨庭壁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杨庭壁抵达俱兰时，也里可温兀咱儿 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也在其国，闻诏使到来，都表示愿意遣使入贡。苏 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兰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 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入 贡。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使臣 抵锡兰岛，入谒国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遗发与供食之钵。非洲旅行家伊本·拔 都他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当他在古里时，曾见有元 朝船只十三只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跃，不少人迁居南洋诸岛， 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位于苏门达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的枢纽。三佛齐向宋 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齐王遣使李加排、 副使无陁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寺，请赐钟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万寿 为寺额，并铸钟以赐。三佛齐文字用梵书，上表章用中国汉字。阇婆（爪哇） 也多次派使臣入贡。宋与三佛齐、阇婆等国商人的来往也极其频繁。宋朝商 人至阇婆，备受优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经多次运货去阇婆，归国 时又为阇婆使者充作向导。

位于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国王 向打派遣使臣带着表文（国书）入宋，赠送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礼品， 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礼宾院，以贵宾相待。宋朝商舶抵达渤泥三天，国王就 带领眷属、大臣前往参观，商船跳板铺上织锦迎 接，设宴款待，最后分送 礼物。船上货物都由国王和大臣定价，然后击鼓，召集附近百姓前来贸易。 在文莱发现的一块汉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 （？）甲立。”这是东南亚现存最早的一块汉文碑刻。据考订，是一二六四 年为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这说明许多泉州人，包 括宋朝的官员，都来渤泥侨居。

宋朝与蒲端（疑为今非律宾班乃岛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吕宋岛）及 其属国三屿（今吕宋岛西南诸岛）、蒲里噜（今吕宋岛东波利略岛）、白蒲 延（今吕宋岛北的巴布延群岛）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 端国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弥难入宋，向宋真宗赠送土产和红鹦鹉。 次年上元节，宋朝派官员陪同使臣观灯、宴饮，并赠送钱币。从此，蒲端使 臣不断来宋，从宋朝带回冠带、衣服、器币、铜钱、旗帜、金银、铠甲等物， 又给宋朝带来玳瑁、龙脑、丁香等物。麻逸国商人在九八二年运宝货到广州。 宋朝商船将瓷器、铁锅、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绫绢等运到麻逸、三屿 等国，又从那里买回黄蜡、吉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陆诸国 宋人称为鹏茄罗（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 辇（今印度东部海岸）、故临（今印度西海岸柯钦一带）、南毗（即古里佛， 今印度西部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罗达一带）、麻罗华（今印度 巴罗达以东）、细兰（今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都与宋朝保持频繁的经济 文化联系。宋太宗时，天竺僧罗护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 请罗护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们给宋朝带来了真珠、象牙、 琉璃和各种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国途中，必经故临国换小船而去。宋商 把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运往细兰国，又从那里 购买白豆寇、木兰皮、粗细香等回国。

海道之外，宋与印度次大陆诸国在陆路上的交通也很频繁。北宋建国之 后，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返还，表献贝叶梵经四 十二夹。道圆是在晋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亲自 召见他询问所历山川道里，颇加礼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游西 域取经，朝廷各赐钱三万遣行。此后，往取经者甚多。同时期，印度僧人也 纷纷东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国法天、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 和乌填国僧施护等。太宗崇尚释教，九八○年（太平兴国五年），诏立译经 院（后改称传法院），召天息灾等三人入院，从事佛经翻译，由梵学僧法进、 常谨、清沼等笔受，杨悦、张洎润色。九八三年，天息灾诸选召童子，学习 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演者悉馆于传法院”。 传法院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从太平兴国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 四年内，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 以后又续有译作。当时来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挟梵夹来献者不绝。

（三）中亚、西亚及东非诸国

阿拉伯沿海诸国 早在行勤西游时，便携有宋王朝致大食国王书。行勤 显然完成了传递使书的任务，因此，九六八年（开宝元年），大食国王遣使 来贡。宋人所说的“大食”，是中亚诸国之泛称。从行勤的行程来看，他们 道出克什米尔，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兰那罗国。他所致书的大食国， 很可能便是当时据有锡斯坦地区的伽色尼王朝的创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 年，大食国又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未为怀化将军，还特以金花五色绫 纸写告身以赐。从这以后，取陆路和海路东来的大食使者史不绝书。

辽王朝已与中亚诸国有密切的联系。早在天赞初，就有“波斯国来贡”、 “大食国来贡”的记载。一○二○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并进 象及方物。明年，复遣使来，辽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许嫁。一 ○二六——一○二七年 （圣宗太平六——七年），辽又遣使至锡斯坦与伽色 尼王朝联系，建议“辟联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环”，使之从西南方牵制哈剌汗 国。一○四一——一○四二年 （道宗重熙十——十一年），为辽戍边的一万 六千帐契丹人叛逃，迁入哈剌汗国。所有这些关系表明，后来耶律大石的西 迁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一一二○年的《动物与自然属性》的作者马儿瓦齐报导，当时中 国分属支那、契丹与畏兀三部分。凡是经商及从事其他事务的人皆自喀什噶 尔经叶儿羌、和田，至沙州，然后由这里分道前去三国。但是当时东西间的 陆路交通是艰难的。十世纪末，辽圣宗向西扩展了领地；十一世纪中，西夏 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断。宋神宗开熙河， 与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复，但必须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这一段旅途更 加僻远迂回，彼此间的陆上联系受到限制。因此，宋与大食的联系，主要还 是依靠海路进行。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 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多到故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约在十二世纪 末到十三世纪初，罗盘针传入大食，又经大食传入欧洲。宋朝有近六十种药 材大量运入大食各国，其中川芎对医治采胡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疗效，而 牛黄约在十二世纪前又由大食人传到欧洲。这说明宋朝医学对大食医学有很 深的影响。大食各种药材也被宋朝药物界广泛采用，阿维森纳创造的丸衣方 法传到宋朝后，迅速得到推广。

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 高楼，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筑的优点。侨居宋朝 的大食各国商人数量很多，有些商人资金相当雄厚，广州官员竞相与之联姻。 这些商人还在侨居地，如广州、泉州兴建著学。元朝时期，色目人在福建沿 海定居的人数相当多。元末农民起义中，这些色目人在其首领赛甫丁的领导 下，据有泉州。当时，摩尼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十分流行。

十三世纪时，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绘有凤凰图案，而宋磁州窑也曾仿 制波斯式的瓷壶。北宋初，有一位汉族学者在伊拉克巴格达侨居一年左右， 他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文。当他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请房主拉齐 读一部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拉齐读得很快，他能用汉文草书准确地速记下来。 大食的天文学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河北宣化发掘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 幅彩绘的星空图。此图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为主，又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 二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东非诸国 《诸蕃志》中，详细地记载勿斯里（今埃及）、遏根陀（今 亚历山大港）、陀盘地（今杜姆亚特港）和憩野城（今开罗）等地的情况。 这些情况可能是他从到达泉州的埃及商人那里听来的。他还记述遏根陀国有 一座大塔，这就是古代亚历山大港的法鲁斯岛灯塔，高达一百米。憩野是勿 斯里的都城，商业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这里来购买东方货物，其中最 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金银、铜钱等。

宋朝的瓷器驰名世界，远销勿斯里，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不久，本地 的陶瓷工匠便进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纪 时，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 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十二世纪时， 宋朝的皮影戏传入勿斯里，引起当地人民的很大兴趣。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 家兼地理学家多禄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时传入中国。据马可波罗记载，忽 必烈时，朝中有巴比伦（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 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这些都说明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层檀（今坦桑尼亚）首次派使臣到广州，对宋朝进行访问。 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赠送本国特产，宋神宗回赠银二千两。宋朝的 丝织品、瓷器、铜钱等，直接或间接地由宋朝商船运到层檀销售。十九世纪 末年以来，坦桑尼亚沿海一带不断发现宋瓷残片和宋朝铜钱，表明宋和层檀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

宋朝人称索马里古国为中理（今索马里沿岸）和弼琶啰（今索马里柏培 拉港）。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发掘，曾发现宋瓷和宋钱。元朝统治时 期，与东非的联系继续有所发展。马可波罗记忽必烈曾派使者至东非马达加 斯加岛，使臣归后，将此岛之诸异闻陈告大汗，并把两枚巨大的野猪齿入呈。 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游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国。依本·拔都 他经历地区的范围仍然是一个疑问，可能仅到过长江以南，但他的游记中却 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跃在南海的记载。

（四）钦察、伊利诸汗国

蒙古西征后，形成了钦察、察合台、伊利与窝阔台四个汗国。诸汗国逐 渐成为事实上各自的独立政权，但在名义上，仍奉元朝皇帝为大汗、“一切 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在通常情况下， 诸汗国汗位的承袭，必须取得元朝皇帝的认可。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汗死，遗 命子阿八哈汗继位。阿八哈辞位说：没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 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命之前，他始终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设一座，权 行汗权。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来到后，他才遵旨重新举行登 位的典礼。一二八四年阿鲁浑汗夺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后元朝的使臣 到来，才正式即位为伊朗等地诸蒙古及大食民众之长。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 汗位，忽必烈赐给他藏语名亦怜真·朵儿只。合赞汗的即位与改奉伊斯兰教， 同样要取得成宗铁穆耳的认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贵族，也以请求元廷赐予 官爵为荣。如阿鲁浑汗时期的不花，被元朝封为丞相，不赛音汗时期的出班， 被元朝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国贵族的 这些官爵，显然都是来自汉族的传统官名。在特殊情况下，元廷甚至可以另 派所在汗国的贵族来接替汗位。现存的资料表明：伊利汗国的国玺，是由元 廷所颁赐的汉文刻印，一方为“辅国安民之宝”，另一方为“真命皇帝和顺 万夷之宝”。

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经济上的交流。诸汗国的贡品多 是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马驼、文豹、狮虎、药物和特产的佩刀。 元廷的回赐则为钞币、缎帛、绣采、金银和东北特产的海青猎鹰。贡使往往 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上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之，每一 批使者实际上便是一支庞大的商队。元朝规定：所有使臣，从杭爱山至大都 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贡使的商贩活动。

在蒙古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 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 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 他们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他们大都是伊斯兰教徒， 在内地任便住坐，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 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坚持原有的习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 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礼拜寺。元朝设立回回哈的司，管领伊斯兰教徒 刑名事务，答失蛮（回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 赋役的权利。他们在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 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写作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也有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 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 枪手。由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刺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随军西征的蒙古人和汉人留住在伊利汗国，因为蒙古人当时主要 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国境内，一度佛寺兴盛。藏族创立的“喇嘛教” 也由此传到了中亚地区。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 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当时还有一部分原属 西辽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只卜为首，又在克尔曼地区割据自守而臣附 于蒙古。他们的统治前后维持达八十余年。直到十四世纪初，完者都汗征召 其主沙只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员统治其地，契丹人后裔的这个政权才告结束。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 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 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成宗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的传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欢迎。 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 颁行。札马鲁丁又造咱秃哈剌只（多环仪）、咱突朔八台（方位仪）、鲁哈 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撤麻（天球 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观象仪）等回回天文仪器。 元朝还专设有回回司天台。在当时元廷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天文历算书 籍和仪器。回回医学也很负盛名。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拿修制御用回 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 景教徒爱薛。回回药物与验方在社会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 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阿剌伯语义为医学）。《常德西使记》载中 亚的几种特效药物：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 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 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撤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 嚼碎敷之自续。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据考证系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依本·贝 塔儿的《简救法》一书的译本，大概是元代译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 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 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受任劳勚，夙夜不遑， 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领修 筑宫城，为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贡献。尼泊尔著名的绘画装塑家阿尼哥，中 统元年受帝师八恩巴之招，率领匠师八十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帝师入京， 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马因 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而派遣来元的制炮家。他们所造的巨炮（一种 投石机）曾用于进攻襄阳与常州，具有颇大的摧毁力。

中国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广泛传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数 人，其中包蛮子（？译音）最为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便是通 过他而得以了解中国的天文推步术数。伊利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纂他的世界 历史名著《集史》时，曾有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均为译音）参与编著。 《集史》中有关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实，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 国并留驻那里的元朝丞相李罗的口授。拉施德还主编过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 百科全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 成了波斯文。合赞汗曾得眼疾，延请元朝医师治疗。这位医师采用放血疗法 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合赞汗本人，略知汉语，通晓中国史事，了解中国特 产的草药。西亚流行的圆穹形建筑和绘画的手法与题材，也明显地反映了中 国建筑与绘画艺术的影响。元朝的纸钞制度也传入伊利汗国，曾一度实行。

（五）欧洲诸国

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拂菻（东罗马）曾三度遣使来贡。当时陆 路上的通道既远且阻，直接往来是很困难的。但间接的文化交流却一直未曾 停止。经由西亚东传的景教（聂思托里派基督教），在汉地虽已不再流行， 但在畏兀儿等族地区却仍然盛行。太平兴国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里 见到所谓“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据西方的记载，在十一世纪初，我 国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转奉了景教。以后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 蒙古地区盛行。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从辽、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新篇 章。大批欧俄的部族，如钦察人、阿兰人，俄罗斯人被裹胁东来；一些欧洲 的工匠，如日尔曼奴隶、巴黎和贝尔格莱德的俘虏也出现在和林。西征也在 客观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欧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贾和旅行家， 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

普兰诺·迦宾与卢卜鲁克的来使欧洲人对蒙古，原来很不了解。拔 都的西征引起了欧洲统治者们严重的不安和忧虑，因而亟力谋求了解蒙古草 原的状况，阻止杀掠。一二四三年，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组织两个使团 出访蒙古：普兰诺·迦宾出往俄罗斯；剌温思出往波斯。普兰诺·迦宾等在 一二四五年四月从里昂出发，带着教皇写给蒙古大汗劝谕勿攻基督教民的书 信，经过波希米亚、基辅，穿过南俄草原，在伏尔加河上觐见拔都。拔都认 为这种关系必须取决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与同伴别年的克特穿 过康里草原，经过准噶尔盆地北部，抵达蒙古。当时正在举行选举贵由为大 汗的忽里勒台。普兰诺·迦宾在蒙古逗留了四个来月。贵由写了勒令西欧的 统治者们投降入贡的回信，交他带给教皇。普兰诺·迦宾于一二四六年十一 月启行，大体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里昂。他所记的《蒙 古历史》一书，是对蒙古人从生活习俗到军事装备、战略战术的一个全面纪 录，其中还包括了旅途行纪，记述沿路的见闻。

一二四八年，率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亚接 待了一个自称是蒙古驻小亚细亚的将军按只吉歹所派遣的使团，使者名大维 德。明年二月，圣路易遣安德烈为使，进行回访。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干平原 见到按只吉歹，然后绕行里海南岸，循锡尔河而东，抵达额敏河上贵由的行 官。这时贵由已病 死，海迷失皇后执政，她接见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 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玛恩，觐见圣路易，递交了给海迷失皇后的回书。书 中敦促称臣入贡。紧接着，圣路易又在凯撤里亚接见了据说是海迷失所派遣 的菲力浦使团。使团受到圣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圣 路易又派教士卢卜鲁克以传教士的名义前往蒙古。卢卜鲁克可能是从阿克儿 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团抵孔士坦丁堡。然后越里海，从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东 行，先后觐见了西欧盛传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诸王撒里塔，和住牧在伏尔加河 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见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达蒙哥在汪吉河 附近的冬营帐地，然后伴随蒙哥的大帐日渐北移。次年四月进入和林城。逗 留五个多月之后，卢卜鲁克带着蒙哥的严厉的促降书返回。他从拔都处折而 南行，穿过高加索与小亚细亚，一二五五年六月抵达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 命，原是希望结好蒙古，共同抗击伊斯兰教徒，收复圣地与宣扬基督教义。 这无疑是彻底失败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状况和东西交通的道 路。他所著的《行纪》一书，是关于蒙古和中亚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

马可波罗来华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 士，络绎东来。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刺和叔父玛窦 从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钦察汗国的都城撒莱经商。由此继续前行，抵布 哈拉。大约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 烈决定派遣使臣随同他们西返，往使罗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 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国书继续西行。 他们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儿，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国书。二年之后，兄弟二 人携带十五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东来。 两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惧怕危险而折回。马可三人又经过长途跋涉，于一二七 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颇得忽 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见万里如在目睫”，曾派遣贺胜遍历吐蕃、云南、 广海之地，往返观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他也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 印度诸地。马可波罗还自称在扬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 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 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 护送任务。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间的见闻，对元朝的繁 华和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的东来和游记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 东方的了解。

列边骚马出使欧洲 列边骚马原籍大都，是一个景教徒。列边是景教长 老之称。据说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多达三万多人。骚马与东胜（？）人马儿 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途经河中府、 唐兀城、和田，经塔拉斯、呼罗珊而抵巴格达，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 二八○年，马儿可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刺罕。 次年，在巴格达的景教总主教死，诸大主教集会，因马儿亚伯刺罕是蒙古人， 而被选推为总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其后阿鲁浑汗在位，企图征服巴 勒斯坦与叙利亚，由马儿亚伯刺罕派遣骚马为使，前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国 家。一二八六年骚马以阿鲁浑国王及马儿亚伯刺罕总主教的名义赴罗马，航 经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这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骚马在 罗马盘桓之后，去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见。国王表示：虽然 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为夺取耶路撒冷而进击阿拉伯人，他将全力应 援。骚马又前往会见英王爱德华。爱德华也表示他的想法与阿鲁浑汗一致。 一二八八年春，骚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烈地接待了骚马，对阿 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徒和打算夺回圣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谢。骚马在胜利完成使 命后，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此后骚马与马儿亚伯刺罕一直留 在伊利汗国。骚马死于一二九四年。马儿亚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罗马无主教士的东来 骚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 维诺前来东方进行联系与宣扬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 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里士。他从这里航海至印度， 停居年余，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来到大都。孟德科维诺受到了成宗的接待， 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他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 先后洗礼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兴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 的大贵族高唐王阔里吉思放弃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阔里吉思在 对海都作战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这是从约翰·孟德科维诺取名的 “约翰” 一名的音译）年幼，阔里吉思的兄弟尤忽难又率部民奉行景教。当时，大都 的天主教与景教两个教派互相排挤。孟德科维诺就曾长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 诬控。孟德科维诺在报导中还提到在大都的阿兰人有三万人，“这些人和他 们的家属来投约翰兄弟。他为他们宣道，并鼓舞他们”。阿兰即《元史》里 以骁勇著称的阿速军人，他们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马可波罗曾说： “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是同他们分不开的。

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教皇于 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来，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 三人约在一三一三年抵达中国。大概也就是在这一年后，泉州也创设了主教 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后则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后继任。大都总主 教孟德科维诺约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历元年）病死，罗马教廷又委派了尼 古拉继任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的欢迎。但从这 以后，下落无闻。一三三六年（后至元二年），一个由元顺帝派遣的十六人 使团，包括法兰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罗马。使团还 携带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请求为他们派 来总主教，同时也给元朝皇帝派来使者。这个使团在一三三八年抵达亚维农， 受到教皇别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 的使团东来。使团历经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并在阿力麻里建成一所教堂， 洗礼数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元 史·顺帝纪》记载：

“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 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献《天马赋》、《天马图》，他们描写 这些使者“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使团在大都留居三年， 然后循海道西归。据马利诺里记载：当使团离去时，皇帝曾嘱咐“我或其他 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但是，不 久之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停顿了。

鄂多立克的来华旅行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从十四世纪初便开始了他 的游历生涯。他从大不里士、巴格达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继续东行， 历南海诸国而抵广州。再由广州抵扬州，循运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 在大都停留达三年，然后经今内蒙古游历了青藏地区，再经呼罗珊至大不里 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讲述的游记中，关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绿山（即 万寿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况，虽然很简略，但大体上都是 准确的。

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 曾有过的。元朝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非洲和欧洲。元朝以后， 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元代纪年表

公元纪年 干支纪年元朝纪年

一二○六丙寅 太祖

一二二八戊子拖雷监园

一二二九己丑 太宗

一二四二壬寅乃马真后监国

一二四六丙午 定宗

一二四九己酉海迷失后监国

一二五一辛亥 宪宗

一二六○庚申 世祖中统元年至元元年

一二六四甲子 成宗元贞元年大德元年

一二九五乙未武宗至大元年

一二九七丁西 仁宗皇庆元年延祐元年

一三○八戊申英宗至治元年

一三一二壬子 泰定帝泰定元年致和元

一三一四甲寅 年幼主阿刺吉八天顺元年

一三二一辛酉文宗天历元年

一三二四甲子明宗 未改元

一三二八戊辰文宗至顺元年

一三二九己巳 宁宗到顺三年十月即位，未

一三三○庚午 改元

一三三二壬申 顺帝至顺四年六月即位，十

一三三三癸酉

月改元元统

一三三五乙亥至元元年

一三四一辛巳至正元年

元代农民起义年表

一二六四年（元世祖至元元年）

云南僧人舍利威等和三十七部爨人杀守将起义。

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

二月，原宋镇巢雄江左军统制洪福杀元戍军。元廷派兵镇压，洪福误中 宋叛臣夏贵计被杀。元军屠城。

一二七七年（至元十四年）

四月，舒州张德兴、六安野人原刘源、蕲州傅高起义抗元，据黄州、寿 昌，传檄淮东四郡；进逼阳罗堡，鄂州大震。七月，元军收复寿昌、黄州。 九月，司空山寨被元军攻破，张德兴牺牲。傅高出走，被捕遇害。

汀州长汀人黄广德起义，称天下都大元帅，刻都帅印，自立为天从广德 皇帝，设铜将军、铁将军等号。

五月，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

罗飞围永州，宝庆路新化县民张虎、周隆，常宁的黄必达，潭属的喻文 才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响应。

处州青田季文龙、章焱率张世杰旧部淮军起义，自署两浙安抚使，附近 七县起义响应。起义军与元军战于恶溪南岸，季文龙战败溺死。

宋潭州散兵万亲人在苏仲领导下起义，以广西镇龙山为根据地，活动遍 及横、象、宾、贵四州。在元军的打击下，起义军溃败，苏仲叛降。

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

六月，处州农民二万人在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 义。

衢州农民二万人推陈千二为领袖，发动起义。

七月，湖南制置张烈良与提刑刘应龙起义，被元军击败，张烈良率余部 奔思州乌思洞，与刘应龙俱战死。

十一月，建宁路政和县人黄华集结盐夫，并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族首领 许夫人起义，起义军发展到四万人。在元军的压力下，黄华投降，屯驻建宁。

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

四月，江西南康都昌县民杜可用（杜万一）利用白莲教会组织起义，号 称杜圣人，建元万乘，自称天王，众至数万。江西和江淮元军联兵镇压，杜 可用被俘至南昌磔死。

十二月，陈桂龙率畲族人民在漳州起义。桂龙侄陈大举（陈吊眼）也据 漳浦峄山寨，与据水篆畲的陈三官、据梅泷长窖的罗半天、客寮畲的陈大妇 等联兵反元。起义军共有山寨八十余处。

云南和泥大首领必思领导各部起义。

一二八一年（至元十八年）

云南乌蒙彝族杀万户阿忽起义。

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

四月，元军用黄华为前导，攻破陈大举山寨，陈大举于千壁洞被俘，在 漳州处死。陈桂龙降元。陈大举余部吴满、张飞坚持斗争，英勇牺牲。一二 八三年（至元二十年）

三月，广东新会县人林桂芳、赵良铃聚众万余起义，建罗平国，称延康 年号。同知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率官镇压，擒杀林桂芳。

九月，广东人欧南喜在清远称王，建元称号，设官置署，众号十万，据 平康下里东团村等处。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起兵响应。官军大举 进剿，起义军战败，欧王及其所署都督、丞相、兵马钤辖等二十四人均被俘 磔死。

十月，建宁路黄华再次起义，聚众十余万，军士剪发文身，号“头陀军”， 用“祥兴”五年年号。次年正月，黄华兵败，赴火自焚而死。

丽江路施州罗罗族人民起义。

本年内，因搆水手，造海船扰民，江南人民相继起而反抗，此伏彼起。

一二八八年（至元二十五年）

七月，广东董贤举等起义，活跃于吉、赣、韶、雄、汀诸州，官军连岁 进讨，不能取胜。

诸王爱牙赤位下千户伸思伯八率众起义，断绝驿道。

一二八九年（至元二十六年）

正月，广东循州民钟明亮率众起义，攻下赣州、宁都，据秀岭。五月， 钟明亮降元。闰十月，钟明亮又反，以众万余人攻梅州，分遣江罗等八千人 攻漳州。韶州、雄州等地的起义军二十余处起兵响应。

二月，浙江台州宁海人杨镇龙聚众玉山县二十五都龙兴山起义，称大兴 国皇帝，建元“安定”元年，起义军号称十二万，以七万攻东阳义乌，余攻 嵊县、新昌、天台、永康等处，浙东大震。三月，杨镇龙起义军失利，退守 龙兴山，官军纵火焚杀，起义军溃败。

本年内，江南人民起义四百余处。

蒙古别乞怜部发动起义。

杭爱山的蒙古族人阔阔台、撒儿塔台等领导当地人民起义。

一二九○年（至元二十七年）

二月，钟明亮再降。五月，钟明亮又反，率众攻赣州，不久失败。

一二九六年（成宗元贞二年）

七月，赣州兴国县笼坑民刘六十，名季，与张大老等利用宗教组织群众 起义。刘季自称刘王，张挂刘季天旗，刻皇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十 月，在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的屠杀和分化下起义军瓦解。刘季被俘，自杀未 死，惨遭杀害。

一三○一年（成宗大德五年）

元军征讨八百媳妇国，沿途强征钱粮，扰害人民，云南各族人民纷纷起 义反抗。

一三一○年（武宗至大三年）

临安、大理两宣慰司和丽江宣抚司以及普安路土官所隶部曲同时起义。 各路起义蜂起，连年不息。

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庆元年）

沧州人阿失歹儿、睹海、塔海等聚众起义。十一月，阿失歹儿等被俘， 惨遭杀害。一三一五年（延祐二年）四月，赣州宁都蔡五九发动起义。八月， 攻陷汀州宁化县，五九自称蔡王，骑马列仪卫，张汉高旗帜。九月，江浙、 江西两省联兵镇压，起义失败，蔡五九在福建木麻坑被俘。

一三一八年（延祐五年）

十月，赣州宁都县人刘景周聚众起义。

岭北戍军起义。

一三一九年（延祐六年）

晋王也孙铁木儿的部民起义。

一三二一年（英宗至治元年）

六月，陕西奉元周至县终南景谷小高山僧圆明和尚（白唐兀台）纠合苏 子荣等五十余人，祀星斗，即位称帝，定于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起义。因被人 告发，七月一日，圆明等人突围沿秦岭西走途中被捕遇害。

七月，郃阳道士刘志先利用宗教组织起义。

一三二三年（至治三年）

大理护子罗率众起义。

一三二五年（泰定帝泰定二年）

六月，河南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号召群众起义。 十一月，起义失败，郭菩萨等人被杀害。

一三三七年（顺帝至元三年）

正月，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等率众响应，建大金 国，建元赤符。四月，惠州归善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 佛，与朱光卿联兵反元。七月，起义失败，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人被 捕。

二月，陈州人棒胡（闰儿）利用宗教组织群众起义。胡山花及陈州人棒 张、开州人辘轴李等人也起兵响应，被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镇压。

四月，四川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起义，自称南朝赵王。

一三三八年（至元四年）

六月，袁州僧彭莹玉、周子旺聚众五千人起义，周子旺称周王，立年号， 起义失败，周子旺牺牲，彭莹玉逃亡淮西。

一三四一年（至正元年）

四月，道州人蒋丙等起义。

十一月，道州何仁甫等人起义。

十二月，云南车里寒赛等人起义。山东燕南，起义者达三百余处。

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

七月，庆远路莫八聚众起义。

九月，大都人民反抗活动四起。

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

二月，辽阳吾者野人起义。

六月，回回刺里五百余人渡河，攻解、吉、隰等州。

八月，四川上蓬反元起义。

山东起义军焚掠兖州。

九月，道州、贺州徭族蒋丙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

一三四四年（至正四年）

七月，濒海盐徒郭火你赤起义。

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

“岁饥民贫”，各地反抗蜂起。

一三四六年（至正六年）

三月，京畿和山东地区反抗蜂起。

四月，辽阳吾者野人和水达达赵义。

六月，汀州连城县民罗天麟、陈积万起义。

思可法在云南反，直到次年三月，才被镇压。

十月思、靖州徭民军攻武冈。

闰十月，靖州摇民吴天宝反，众至六万陆续攻下沅州，陷武冈等地。

十二月，山东、河南农民起义。

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

二月，河南、山东农民起义发展到济宁、滕、邳、徐州等处。

四月，临清、广平、滦河等地农民起义。

通州农民起义。

九月，八邻部落的哈刺那海、秃鲁和伯起义，切断岭北 驿道。

十月，西番人民起义二百余处，攻陷哈刺火州。

十一月，长江沿岸农民起义。

湖广、云南农民起义蜂起云涌。

十二月，河南农民起义军横行无阻。

集庆花山人毕四等三十六人起义，前后坚持达三个月。

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

三月，辽东锁火奴起义，自称大金子孙。

吐蕃人民起义。

福建人民起义。

辽阳兀颜拨鲁欢自称大金子孙，假托授玉帝符，发动起义。

四月，辽阳董哈刺起义。

海宁州沭阳县等地农民发动起义。

广西峒族人民乘湖广平章伯颜带兵镇压莫万五、蛮雷等义军时，起兵反 抗。

十月，广西起义军攻道州。

方国珍聚众海上起义。

一三四九年（至正九年）

正月，徭族起义军攻陷道州。

三月，吴天宝率部复攻沅州。十二月进逼辰州。

十二月，冀宁平遥等县农民起义，推曹七七为领袖。

一三五○年（至正十年）

十月，南阳、安丰一带农民起义成群。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

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联络了赵君用、彭大等八人起义，攻占徐 州城。

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为领袖的西系红巾军起义，置莲台省，建国号 天完，建元治平，推徐寿辉为皇帝。

北琐红军攻克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等地。

南琐红军攻克均、房、荆门、归州等地。

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

正月，南琐红军攻克襄阳。

二月，定远土豪郭子兴和孙德崖等率众起义，攻占濠州。

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

正月，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率盐徒起义。

八月，金山人民起义。

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

正月，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

一三五五年（至正十五年）

二月，刘福通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都毫州，建元 龙凤。

一三五六年（至正十六年）

正月，张士诚遣弟士德渡江破常熟。二月，攻占平江。二月，张士诚自 高邮进驻平江，改名隆平府，立省院六部百司。

三月，朱元璋攻陷集庆。

一三五七年（至正十七年）

二月，龙凤将领毛贵浮海破胶州；三月，陷莱州，据益都。

龙凤将领李武、崔德绕过潼关，夺七盘，进据蓝田，直趋奉元。

六月，刘福通自帅一军攻汴梁，余军分三路北伐：关先生、破头潘等攻 怀庆，深入晋冀，白不信、大刀敖等西取关中；毛贵自山东北上。

八月，天完将领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成，由汉阳奔黄州，被部将陈友谅 袭杀。陈友谅自称平章。

十月，白不信、大刀敖等攻克兴元，北趋凤翔。

十二月，天完将领明玉珍攻占重庆。

一三五八年（至正十八年）

二月，毛贵攻占济南。三月，毛贵北攻蓟州、漷州，进逼枣林，距大都 一百二十里，战失利，退回济南。

五月，刘福通攻破汴梁，自安丰迎韩林儿，定为国都。龙凤政权中央分 设六部、御史等诸官属；在山东、江南等地分设行省。

九月，汪古领地的灭里部发动反抗赵王暴政的起义，起义军攻入王府。

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等攻破上都，烧元官阙。

一三五九年（至正十九年）

正月，关先生、破头潘东攻全宁，焚鲁王府宫阙，进破辽阳，入高丽境。

八月，汴梁被察罕帖木儿攻破，刘福通与韩林儿退据安丰。

十二月，徐寿辉至江州，陈友谅尽杀其部属，以江州为都，奉徐寿辉为 傀儡，自称汉王。

一三六○年（至正二十年）

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杀徐寿辉自立，国号大汉，改元大义。

一三六二年（至正二十二年）

三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统。

一三六三年（至正二十三年）

二月，张士诚将吕珍围攻安丰，城破，刘福通牺牲。

三月，朱元璋迎韩林儿至滁州。

四月，陈友谅大举攻洪都。七月，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驰援洪都，大战 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死。

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

一三六四年（至正二十四年）

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

一三六六年（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明玉珍死，子升年十岁嗣立。

八月，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率师二十万讨伐张士诚。

十二月，朱元璋遣廖永忠往滁州，伪迎韩林儿至建康，行至瓜州，凿舟 沉船，韩林儿溺死。

一三六七年（至正二十七年）

九月，朱元璋兵攻入平江城，张士诚白经不死，俘至建康，仗死。吴亡。

十月，朱元璋任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进讨方国珍。十一 月，下余姚，进逼庆元，方国珍逃入海。十二月，方国珍降。

十月，朱元璋命胡廷瑞等自江西取福建，杨璟等由湖南取广西。朱元璋 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中原。十二月，徐达下济南。

一三六八年（至正二十八年）

正月，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汤和攻克延平，陈友定自尽不死，械送建康处死，福建平定。

二月，汤和、吴祯率舟师进取广州。四月，广州守将何真降。七月，廖 永忠下象州，广西平。

闰七月，徐达率马步舟师北上，进据通州。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北走 上都。八月，明军攻入大都，元朝亡。

一三七一年（洪武四年）

正月，汤和为征西将军攻夏。六月，汤和军至重庆，明升纳降，夏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