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明朝的腐朽统治，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手工业工人、商人和城市居民在城市中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反抗明朝的统治。遭受残酷压迫的农民也相继举行起义，终于酿成规模巨大的明末农民战争。就在这时，明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出现了满族奴隶主建立的金国。奴隶制度是较封建制更落后的社会制度。但在氏族制废墟上建起的金国，却是生气勃勃的新兴力量，成为明朝的严重威胁。从金国建立到清康熙初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农民起义军、明王朝与金或清朝，相互展开频繁的斗争。明王朝为抵御清军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促成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清军的南侵使明朝穷于应付，又在客观上便利了起义军的发展。但当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室覆亡后，明朝的封建势力又与清军勾结，反转来镇压起义的农民。清军镇压了农民军并占领北京后，企图复辟的明宗室残余势力（南明）联合起义的农民，以反抗清朝的统治。三方斗争的结果是农民起义的失败和明朝的覆灭。清王朝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全国性的封建统治。

本章基本上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综合叙述这一时期三个方面的斗争，以便显示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金国的建立与攻占辽东

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被称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国家（金国），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此后的三十年间，是明王朝逐步走向衰亡，清王朝逐步建立的时期。

金国的建立，是女真诸部落长期发展的结果。明朝统治下的女真诸部落，在同蒙、汉各族的交往中，逐渐发展了它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奴隶制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起国家机构，以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而当奴隶主的国家建立后，也必然要求向外掳掠奴隶和扩大统治的区域。金国所面对的明朝，是社会制度较它先进而军事政治日趋衰朽的王朝，无力抵抗新兴的金国奴隶主的攻击。以努尔哈赤为首的金国奴隶主，顺利地攻占了辽东地区，揭开了清朝建国的序幕。

下面依次叙述女真部落的发展与奴隶占有制的形成，金国的建立和攻占辽东的战争。

（一）女真（满族）社会的发展

在历史上建立了清朝的满族，在明代曾被泛称为女真。但他们并不是历史上建立过金朝的女真族。金朝建国并南迁后，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多已杂居汉地，并渐与汉人融合。远在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山林地带，还有一些属于女真族系的原始氏族、部落，散居各处，从事渔猎生产。他们原来是金朝统治下的居民。元朝建国后，分置五军民万户府：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分领混同江南北各地。《元史·地理志》记载说，这里“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真）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明朝建国之初，东北地区仍为元朝蒙古贵族的势力所控制。明成祖永乐时，开始在这里建立卫所，统治各部落居民，并泛称他们为女真。从永乐到万历时金国建国，约两个世纪之久，女真诸部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女真（满族）诸部的发展和明朝的统治

明朝占领辽东后，建立卫所，进行统治。属于女真族系的各部落，大体依据居住地区分为三大部分。在凤州一带者属建州卫，被明朝称为建州女真；在呼兰河和汤旺河（托温河）一带的部落，被明朝称为“海西女真”；在黑龙江下游，还有一些更为原始的部落，明朝称为“野人女真”。明朝对女真各部落、氏族首领分别授予卫所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和印信，以统领各部居民。

建州三卫满洲贵族在追溯他们的历史时，流传着一段神话传说：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尔瑚里泊，有三个仙女沐浴。神鸦衔一朱果，置第三女佛古伦衣上，佛古伦吞食，受孕生一男。男子乘舟至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的斡朵里城，遇见三姓人争作酋长，他自称是天女佛古伦吞朱果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受天命来解决争端。三姓人惊异，推他为贝勒（部落长）。这个传说，当是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的反映。“爱新”满语金，“觉罗”据说是氏族称谓。下传数世，明初传至猛哥帖木儿，为斡朵里（怜）部长。

原来居住在松花江与牡丹江合流地带东部的火儿阿部（胡里改），明初南迁到辉发河上游凤州定居。一四○三年（明成祖永乐元年），在凤州建立建州卫，以火儿阿部长古伦氏（汉姓金）阿哈出为指挥使。这时，斡朵里部长猛哥帖木儿等已从两江合流处东部今依兰（三姓）一带南迁图们江下游，并进而迁居今朝鲜境内的阿木河。阿哈出入朝，举荐猛哥帖木儿。一四○五年（永乐三年），永乐帝派遣使臣招谕猛哥帖木儿，并敕谕朝鲜国王将他送还。次年，猛哥帖木儿入朝，明朝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的官职，赐给印信。阿哈出子释家奴（一作时家奴）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姓名李显忠。一四一一年（永乐九年），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自阿木河迁居凤州。猛哥帖木儿奏请与建州卫火儿阿部分别设卫。明朝准予新设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任都指挥使。左卫实即斡朵里部。此外，一四○五年（永乐三年）明朝还在建州设置了毛怜卫。一四一一年，命建州卫指挥佥事、阿哈出之子猛哥不花（释家奴之弟）为毛怜卫指挥使。建州卫、左卫与毛怜卫各部实际上形成为部落的联合。一四二三年，建州左卫受到蒙古的威胁，猛哥帖木儿又率领正军一千名及妇女、家小迁回阿木河。李显忠子满住也率领一千余户迁到婆猪江流域。一四三三年（宣德八年）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杀死。李满住成为三卫部落的实际领袖。李满住因不堪朝鲜军马的杀掠，于一四三八年（正统三年）迁到浑河上游。猛哥帖木儿之子童仓也奏请率部来辽东，与满住部落同住。明朝准许他们住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以西至冬古河之间。一四四二年，童仓与左卫部督佥事凡察（猛哥帖木儿弟）争夺建州左卫印信，即争夺统治权利。明朝又在建州左卫分设左、右二卫。童仓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这样，建州左、右卫实际上是来自斡朵里部共同祖先的两个兄弟部落。他们与建州卫火儿阿部互通婚姻。火儿阿部李满住娶斡朵里部女为妻。斡朵里部左卫童仓妻又是满住之女。建州三卫各部通过血缘关系而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并与毛怜卫诸部形成部落间的联盟。

海西女真呼兰河至汤旺河一带，即所谓“忽剌温等处女真”的部落首领西阳哈与锁失哈在一四○三年（永乐元年）向明朝入贡。明朝在此设立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一四○六年（永乐四年）又设立塔山卫和塔木鲁卫。

东海“野人女真”诸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中下游以至库页岛等地，居住着更为原始的部落（包括鄂伦春、赫哲等族的祖先）。他们与女真人属于同一族系。明朝泛称他们为“野人女真”，即山野中的女真人。一四○三年（永乐元年），明朝派遣邢枢、张斌等至奴儿干，招抚各部落。次年设奴儿干卫。一四○九年（永乐七年）设立奴儿干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率领辽东兵二百人统治其地。明朝从满泾至辽东设立四十五站，形成奴儿干至京城的交通线。东海“野人女真”多从事采集和渔猎生产，社会发展较建州和海西女真落后。

建州与海西女真诸部，在明朝初年，即已不断对外掳掠。明成化时，建州左卫童仓联合毛怜卫和海西诸部，屡向邻近的汉族地区掳掠奴隶。据说一年之内，即扰掠九十七次。自开原至辽阳六百余里的地区内，残破汉人数万家。当时建州三卫女真部落总共只有两千户左右，掳去汉人奴隶至少也有数千人。一四六七年（成化三年），明宪宗召童仓到北京朝见，并在他返回的途中，在广宁驿舍把他杀死。明宪宗派赵辅为靖虏将军，率军五万人进攻建州卫。九月出抚顺关，十月攻入童仓原住的虎城（一作古城，今新宾县境）。

同年，朝鲜也出兵万人，渡过鸭绿江，攻入建州卫的兀弥府，杀死建州卫李满住父子。明朝修筑边墙，以防卫女真的掳掠。南起凤城，经抚顺以东，北至昌图。与一四四二年修筑的自宁远北境南经牛庄，北至开原的边墙相联，构成一道防线。

建州卫与左卫部落遭到明朝和朝鲜的打击，发展受到挫折。建州右卫斡朵里部日渐强盛。嘉靖时，明朝又在建州女真腹地诸甸，兴建城堡多处，以防御女真的掳掠。右卫都指挥使王杲驱使诸部落不时掠夺汉族人口和财物，屡与明军作战。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明备御裴成祖到王杲寨追索逃人，被王杲部杀死。明神宗派总兵官李成梁率大兵进攻，破王杲部，杀死千余人。王杲逃走。

这时，海西女真部落，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纳喇氏，始祖名纳齐卜录，四传至都勒喜，生二子，克什纳与古对朱颜。嘉靖初年克什纳为塔山左卫都督，被部人杀害。子旺济外兰率部奔哈达，号为哈达部。古对朱颜之子布颜收集附近诸部民，在乌喇河畔筑洪尼城，号乌喇部。益克得里氏昂古里星古力自黑龙江尼马察部迁至渣鲁，归属纳喇氏，改姓纳喇。六传至王机褚，渡辉发河至扈尔奇山下，筑城定居，号为辉发部。另有叶赫部，始祖星根达尔汉原为蒙古吐默特氏，击败纳喇氏而据有其部众，后迁叶赫河畔，号叶赫部。哈达部长旺济外兰为报复叶赫部的仇恨，起兵击败叶赫部，杀死其部长褚孔格（星根达尔汉曾孙），夺取所属十三寨部众和明朝的敕书。旺济外兰被部众杀死，侄万汗（王台）继为部落长。一五七四年，建州右卫王杲被明军战败逃走。次年哈达部长万汗擒王杲，送明朝处死。明神宗加封万汗为右柱国龙虎将军。海西扈伦四部均受节制。

一五八二年（万历十年），万汗病死，诸子内讧。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兄弟起而复仇。一五八三年，袭击万汗子孟格布禄，斩首三百级。明巡抚李松与总兵官李成梁出兵镇压。次年，斩清佳砮兄弟。令诸部仍归哈达部孟格布禄约束。清佳砮子布寨与杨吉砮子纳林布禄不服，再次起兵。一五八八年李成梁领明兵炮攻叶赫城，纳林布禄等出降，请与哈达分领敕书，分别入贡。

建州三卫遭到明朝的打击后，部众离散，富有的贵族各据保城寨，谋求发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说：“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据同书及《满洲实录》记载，当时先后有苏克苏护部（苏子河部）、浑河部、王家（甲）部、东果部、哲陈部、长白山纳阴（殷）部、鸭绿江部等等新出现的部名。这些所谓部，已经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而是强有力的贵族各自统属的部众，依山河地理建立名号，互争雄长。《明史·张学颜传》称隆庆时“海（海西）、建（建州）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即指各部争雄。一五八三年，明军进击建州右卫王杲之子阿台。左卫猛哥帖木儿（肇祖）的后裔觉昌安（景祖）及子塔克世（显祖）为明军做响导，但在作战中都被明军误杀而死。明朝给予都督敕书，以为抚慰。塔克世子、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指斥随军作战的苏克苏护部图他城主尼堪外兰负有罪责，要求为父祖复仇。但尼堪外兰正在得到明朝的支持，修筑嘉班城寨。建州女真部众多归于他的麾下。努尔哈赤拥有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复仇。尼堪外兰弃图伦，逃往嘉班。努尔哈赤领兵追袭，尼堪外兰又自嘉班逃走。一五八四年，努尔哈赤连续攻占同宗人占据的兆佳和舅父（庶母之弟）占据的玛儿墩城寨，攻下翁鄂洛城的王家（王甲）部。一五八五年，战败界凡、萨尔浒、东佳、把尔达四城寨的联军四百和哲陈部兵八百。一五八六年，攻占哲陈部的托漠河寨，得知尼堪外兰逃至鄂勒浑城。努尔哈赤领兵进袭，杀尼堪外兰，兼并苏克苏护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连年获胜，声威大振。一五八七年，在苏子河畔费阿拉（新宾县二道河子旧老城）修筑三层的城寨，建造宫室，并制定禁止盗窃、欺诈、作乱的条令。栋鄂部何和里率众万人前来投服，极大地增强了努尔哈赤的力量。建州左、右卫诸部相继被削平后，毛怜卫归服。建州卫首领李以难也归属于努尔哈赤的麾下（朝鲜《李朝宣祖实录》一）。努尔哈赤向明朝入贡。一五八九年，接受明朝的封授，为建州都督佥事。一五九一年，努尔哈赤又兼并鸭绿江部，从而控制了抚顺以东，长白山以南至鸭绿江的广大地区。明朝又晋升他为左都督。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明永乐到万历年间，女真（满洲）诸部落，社会生产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建州及海西女真与汉族、蒙古族加强了经济上的联系。与朝鲜的交往，也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农业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二记载，明正统二年（一四三七年）朝鲜有人潜渡婆猪江，直抵兀喇山北，见到河水两岸都在耕垦，遍地都有农人和耕牛。这至少表明：这一带的女真人已经由狩猎发展到从事农业经营。《李朝成宗实录》二又记：弘治四年（一四九一年），朝鲜北征副元帅李季同渡豆满江北行，见到当地女真人田地沃饶，畜养犬豕鸡鸭，并舂米出卖。明万历年间，卢琼著《东戍见闻录》明确指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已从事农耕。建州女真的费阿拉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兴京老城）等地，农业更为发达，粮仓中已有大量的储粮。万历五年《抚顺关交易档册》中记载，建州女真曾多次到抚顺出卖粮米。《档册》还有出卖麻布的记载。这又说明建州女真也已种麻，并且纺织出售。不过，女真各部落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建州女真发展水平较高，农业也最为发达。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初年，多数地方的女真人，仍然是从内地换取衣食，并不时向明朗“告饥”。农业发达的地区还是有限的。

狩猎狩猎在女真人的社会经济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些部落中，甚至还是主要的生产方法。他们在每年春三月至五月，秋七月至十月，在山林里猎取各种野兽，并制作皮张。貂皮是黑龙江地区著名的出产。他们还在山林里采集松子、人参、木耳等，作为对外交换的商品。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狩猎所必需。富家养马，千百成群。一般人户，也有马十余匹。

商品交换建州与海西女真向明朝朝贡获得回赐，并且日益发展了互市贸易。女真人输出马匹、皮张、东珠、人参、松子、蜂蜜等产品，换回缎、布、农具和铁锅等用具。明朝专设马市，购买女真马匹。女真人也和蒙古人交通买卖。朝鲜的庆原、境城，有贸易所，是与女真贸易的官市。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明朝及周邻各族发展着商品交换。东海的女真人则通过海西女真获得需用的布疋。女真人从明朝输入的商品中，铁制农具占很大的数量，并且日益增多。据《辽东马市档册》记载，海西女真在镇北关、广顺关与明朝交易，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七月至次年三月间，交易二十二次，共买去铁铧四千九百四十九件。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大量铁器的输入，对女真社会的前进，显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冶铁女真人从事狩猎和对外作战，都需要弓箭作为工具和武器。朝鲜《李朝成宗实录》记载，明嘉靖时，海西女真弓矢强劲，已设置风炉，能制造淬铁的箭镞。建州女真有专业的冶匠、弓人。一五八七年，努尔哈赤建造费阿拉城，北门居住铁匠，专治铠甲，南门外居住弓人、箭人，专作弓矢。女真人的铁制农具仰给于明朗的输入。本族的冶铁业，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和铠甲，甚至输入的农器和铁锅，也加以溶炼改铸。冶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极大地增强了对外作战的能力。

三、奴隶占有制的形成

女真（满洲）各部落由若干氏族所组成。氏族称为穆昆，村寨称为嘎山。狩猎时，以部落或氏族为单位出行。随着生产的发展，女真氏族部落中又出现了“牛录”这一组织形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记：“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族（穆昆）寨（嘎山）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原注：华言大箭）厄真（原注：华言主也）。”显然是由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不能符合发展狩猎生产的需要，因而组成了十人为一组的牛录，并选立指挥狩猎的厄真。牛录是狩猎生产的组织，也是对外作战的组织。农业生产发展后，也以牛录的形式从事农耕。牛录厄真及九人成员，当然都还限于本氏族或本部落。但是，这一组织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和血缘氏族组织日益显露矛盾，以至对立了。

大约在元末明初，女真各部落即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且出现了奴隶。据《明实录》、《满洲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等书的记载，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一）女真部民犯罪，不能自赎，罚作奴隶。（二）女真各部落在相互斗争中，掳掠对方的部民作为自己的奴隶。（三）女真各部落先后遭受明朝和朝鲜的压迫，但也在斗争中掳掠汉人和朝鲜人作奴隶。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被掳掠的汉人奴隶也在日益增多。明朝对女真用兵，多是由于女真掳掠汉人奴隶而引起。

女真各部落中早已出现贫富的分化和对立，前文所说养马千百为群者便是富有之家。奴隶占有制的形成，使女真人中出现了奴隶主与奴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富人与穷人。他们分别组成为不同的集团和阶级。

贵族——贵族有汗（诸部长）、贝勒（部落长）、谙班（氏族长老）等称号。他们来源于氏族长、部落长家庭，把氏族赋予的管理职责变成为私有的特权。他们占有较多的财产和奴隶，高居于女真部民之上，成为世袭权利的显贵。建州卫互通婚姻的猛哥帖木儿、童仓家和李显忠、李满住家，便都是这类世袭的贵族。牛录厄真也可进入贵族的行列。

奴隶主——满语通称厄真，原义为主人。贵族都是奴隶主。非贵族的牛录厄真或其他部民，也可占有奴隶，而成为奴隶的主人。

平民——满语通称“诸申”。明朝泛称女真系的各部落为女真。各部落实际上只是自称部名。诸申即女真一词的转译，用以泛指各部落的平民。平民与奴隶不同，具有自由民的身分，但要遭受贵族的压迫。平民占有奴隶，即成为奴隶的厄真。

奴隶——满语称为包衣阿哈。女真本族的和外族的奴隶，都没有任何权利，无条件地为主人进行生产和家内服役。汉人奴隶多被用于从事农耕。主人可以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买卖或赠送给旁人。奴隶买卖甚至成为各部落贵族获得厚利的经常交易（《燕山君日记》卷十七）。一个奴隶可换三十疋布或十五头牛。奴隶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主人可以任意打骂虐待。李满住之子古纳哈曾在酒后打死奴隶，不以为意。奴隶如经主人准许结婚，子女也要世代为奴，称为家生奴婢（家生子）。

女真诸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大抵在明成化至万历初年，基于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阶级结构，在建州及海西女真人中已经基本上形成。前面所说，建州一带，筑城寨自立的各部贵族，正是一些较强大的奴隶主。所谓“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正是说明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已在日益崩解，同一部落氏族的奴隶主们，为争夺奴隶和财产，而相互展开残酷的斗争。努尔哈赤是斗争中的胜利者，他逐渐成为建州最强大的奴隶主贵族。

四、海西与东海诸部的败灭

努尔哈赤称雄建州。海西与东海诸部也在发展。海西扈伦四部中，仍以叶赫与哈达两部为最强。依照古老的部落间通婚的惯例，努尔哈赤起兵后曾向叶赫部求婚。一五八八年，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败于明军，努尔哈赤威镇建州。纳林布禄将妹那拉氏，送努尔哈赤成婚。然而，相互通婚的血缘纽带，早已不能阻止贵族奴隶主之间的争夺。努尔哈赤同扈伦四部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斗争，先后兼并了四部。

扈伦四部的败溃一五九一年，叶赫部纳林布禄向努尔哈赤索地，遭到严词拒绝。纳林布禄出兵袭击建州的村寨。一五九三年六月，扈伦四部合兵进攻户布察，被努尔哈赤击退。九月，四部又联合科尔沁、锡伯、瓜尔佳及朱舍里、纳殷等部，合兵三万人，自浑河向努尔哈赤大举进攻。建州部众面临严重的威胁。努尔哈赤对部众说：你们不要忧虑。我们占据险要之地，诱他们来战。他们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这些乌合之众，一定退缩不前。伤他们一二头目，兵士就会逃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必定取胜（《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努尔哈赤布阵于古剌山险要之地，诱敌出战。叶赫部来战，贝勒布斋战死，兵丁四散。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歼敌四千，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俘虏了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并进而兼并了长白山北的朱舍里、纳殷两部。努尔哈赤以少胜多，获得大胜利。一五九五年，明朝加封他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曾多次到北京朝贡，以争取明朝的支持。

海西四部败后，各部之间也还在相互争夺。一五九九年，叶赫部侵犯哈达部。哈达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援助。努尔哈赤乘机出兵俘虏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并把他处死。明朝过问此事，努尔哈赤被迫将孟格布禄子吴尔古岱放回故地。哈达部续遭叶赫部侵扰，不能自立。努尔哈赤出兵，并哈达部。

辉发部王机褚之孙拜音达里，杀叔父七人，自立为贝勒，一五九三年曾参加九部之战。此后，部人多为叶赫部所招诱。拜音达里以七名头人之子作为人质送交努尔哈赤，请求出兵千人助攻叶赫部。叶赫部纳林布禄向拜音达里诱和，提出以其人质交换叛归叶赫部的辉发人。拜音达里又向努尔哈赤索回人质交纳林布禄。一六○七年九月，努尔哈赤出兵，杀拜音达里，灭辉发部。

乌拉部在九部之战大败后，布占泰被俘。一五九六年，努尔哈赤遣放他回乌拉部，并将己女及弟舒尔哈齐之女许他为妻。一六○七年，努尔哈赤出兵收服斐悠城民户。布占泰出兵拦截，大败。次年，努尔哈赤派兵五千，攻打乌拉部。布占泰畏惧，执送叶赫部五十人，请和。一六一二年九月，努尔哈赤亲自领兵三万人攻乌拉部，连克六座城寨，焚烧房屋积谷后回军。次年正月，再次出兵，布占泰大败，逃往叶赫部。乌拉部败灭。

叶赫部有两贝勒分居东、西城。纳林布禄据东城。病死。弟金台石继为贝勒，将女儿许嫁努尔哈赤之子代善。据西城的贝勒布寨在九部作战中战死，子布扬古继为贝勒。一六一三年，努尔哈赤率兵四万，进攻叶赫部，追捕布占泰。沿途攻掠十九城寨。金台石与布扬古向明神宗禀告说，努尔哈赤已经夺取了哈达国（部）、辉发国（部）和乌拉国（部）。现在又来征讨我们叶赫，以后还要夺取你们尼堪（汉人，指明朝）国。明神宗得报，派游击马时柟等率领枪、炮手千人，援助叶赫部。努尔哈赤退走。叶赫部两贝勒得以继续自立。

东海诸部的征服被明人称为“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诸部，受到建州及海西诸部的控制。图们江以北、松花江以东以及黑龙江下游，至于海滨的广大地区，北有乌稽部，南有瓦尔喀部。牡丹江、松花江下游居住着虎儿哈部。黑龙江中游有萨哈连部。一五九三年，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军并征服了朱舍里、纳殷两部后，随即征服了乌拉部控制下的瓦尔喀部人。一五九七年，乌拉部布占泰煽诱瓦尔喀部反抗。次年正月，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领兵千人出击，攻克屯寨二十余处，掳获人畜万余。一六○七年，瓦尔喀部斐悠城主穆特里，因不堪乌拉部的侵扰，投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遣弟舒尔哈齐与子褚英、代善等领兵迎接。乌拉部布占泰在中途截击，被褚英、代善等打得大败。努尔哈赤又派幼弟巴雅拉领兵千人乘胜出击仍在乌拉部控制下的瓦尔喀部赫席赫路与佛纳赫路。掳获人畜二千而回。一六○九年，努尔哈赤进而北袭乌稽部的瑚叶路。次年又进袭乌稽部雅兰路，获人畜万余。一六一一年，努尔哈赤派何和里领兵二千袭击虎儿哈部，获人畜二千。虎儿哈部降服。一六一四年，再袭乌稽部雅兰、西临两路。一六一五年袭击乌稽部额赫库伦，获人畜万余。次年，又派达尔汉领兵夺取萨哈连部村寨，并招降使犬部、诺洛部和实喇忻部等原始部落。（二）金国的建立女真（满洲）社会中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已在不断地破坏着氏族部落组织。贵族奴隶主之间，骨肉相残，相互争夺奴隶，陷入长期争战的混乱局面。努尔哈赤雄据建州，并进而征服海西扈伦及东海“野人”诸部后，更加需要建立统治机构以保护贵族奴隶主利益，确立社会秩序，统治各族奴隶。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国家诞生了。

努尔哈赤在建立国家之前，经历了自己家族中的斗争。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多次领兵出战有功。据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将（即“牛录厄真”）一百五十余，舒尔哈齐有将四十余，是权势居于第二位的贵族。一六○七年舒尔哈齐与褚英、代善等领兵与乌拉部作战，获胜。努尔哈赤指责舒尔哈齐的部将作战不力，分别处罚，并不再遣他将兵。一六一一年八月，舒尔哈齐病死。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战败乌拉部有功，遭到谗忌。一六一三年以诅咒罪被幽禁，两年后被处死。努尔哈赤对族人严厉镇压，强化了自己的权力。

一五八七年，努尔哈赤建费阿拉城，作为据点。一六○三年，又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流地带，新建周回四里的赫图阿拉城，率部迁居于此。一六○五年，又扩建外城。努尔哈赤对海西及东海诸部作战取得胜利后，一六一六年在这里建立国家。努尔哈赤原在一六○六年称淑勒昆都仑汗，建国时加号天授（命）覆育诸国（部）英明汗（《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以后又建号“天命金国汗”。努尔哈赤统治的年代，即以天命纪年。

努尔哈赤建国以前，已逐步建立起统治制度。金国建立后，虽然各种制度仍很粗略，但已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

八旗制度女真（满洲）各部中形成的牛录，作为生产和作战的基本单位，已经代替了氏族血缘组织。努尔哈赤在兼并各部的过程中，将被征服的各部人统编入牛录。《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四记载说：“淑勒昆都仑汗（指努尔哈赤）把聚集的众多国（部）人，都平均划一，三百丁编成一牛录。一牛录设厄真一人。牛录厄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塔旦。”塔旦是共同行动的基层单位。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军后，一六○一年，又将牛录组编为四个“固山”（旗）。固山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而是由牛录组成的军事行政单位。编入固山的人丁包括了被征服的各部女真人，也还包括被征服的汉人在内的外族人。因此，固山不再依山河地理命名，而是以不同颜色的旗帜相区别，组成黄、白、蓝、红四旗。随着兼并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军兵的扩大，一六一五年即建国之前一年，又增编为八旗，将原来的四旗各分为正旗与镶旗，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八旗的组成也有了明确的规定。《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记载说：“太祖（努尔哈赤）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立一札栏（甲喇）厄真。五札栏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梅勒）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属于牛录的三百人都是从事生产和作战的男子壮丁。据此编制，每旗有壮丁七千五百人。八旗共有六万人。丁壮家口不在编制之内，但也由八旗各级官员统辖，人口数当远超过军兵数。八旗制度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固山以至牛录的各级厄真，战时统率作战，平时管理户婚、田赋、差徭以及诉讼诸事。八旗制度的建立，为金国组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强大的军兵。

四贝勒八旗分别由固山厄真统领，统属于汗的家族。建立四旗时，黄旗直属努尔哈赤，蓝旗属弟舒尔哈齐，白旗属长子褚英，红旗属次子代善。努尔哈赤先后除灭舒尔哈齐及褚英，实际上是夺回了一半的兵权。建国以后，八旗中两黄旗直属努尔哈赤。正白旗属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镶白旗也属努尔哈赤。正蓝旗属第五子莽古尔太。镶蓝旗属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两红旗均属代善。统旗的诸贵族称为和硕贝勒。依次序代善又称大贝勒，阿敏称二贝勒，莽古尔太称三贝勒，皇太极称四贝勒。四和硕贝勒在汗的周围，分别统领军兵和参预国政，是大汗的主要辅佐和全国最高的军政长官。军国大事和汗位继承，由诸贝勒共同议定，仍然保留着部落贵族议事的传统。

议政五大臣努尔哈赤又设置议政大臣五人，共同参预执政。努尔哈赤二十二岁时，十九岁的钮祜禄氏青年额亦都前来投依，此后随从征战，屡立功勋，隶镶黄旗，是努尔哈赤的亲信将领。苏完部部长之子瓜尔佳氏费英东早年随父率部归附努尔哈赤，历经征战，辅佐建国，立功最高，娶褚英女为妻。栋鄂部长何和礼，一五八八年降服，娶努尔哈赤长女为妻，隶属正红旗，从征乌拉部有功。佟佳氏扈尔汉十三岁时投附，努尔哈赤养以为子，隶属正白旗。从征东海女真，灭乌拉部。觉尔察氏安费扬古自幼随父侍努尔哈赤。自努尔哈赤起兵复仇以来，即随从征讨，是善战的勇将。以上五人都是建州女真诸部的贵族，但不属于努尔哈赤家族。他们率领部众归附努尔哈赤，领兵扈从作战，屡立战功。努尔哈赤曾称他们为“一等大臣”，即最高的臣属。建国时，又封赠他们为达拉哈辖，义为侍卫首领。五人合称为议政五大臣。努尔哈赤规定每五日临朝一次。日常政务由五大臣勘议后，言于四和硕贝勒，再由汗决断。军国大事，由四和硕贝勒与五大臣会议商讨，固山厄真也得并坐共议。最后由努尔哈赤裁决，共同遵行。努尔哈赤通过这一制度，组成了全国的统治核心，同时也是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五大臣中扈尔汉于一六二一年（天命六年）因获罪停止议政。其他四大臣于一六二一年至一六二四年间相继病死。五大臣之制渐废。

札尔固齐与司法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建城时，即已注意立法，建立秩序，严禁作乱、盗窃。设札尔固齐（当是来自蒙古语札尔忽赤）听讼治民，掌管民事与司法。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即曾任札尔固齐。建立金国后，形成固定的制度。但审判治罪，仍须经由大臣及贝勒审议，大罪要由努尔哈赤裁决。努尔哈赤建国时，尚无成文的法律。从《满文老档》的有关记录看来，金国保护贵族奴隶主利益的阶级性质十分明显。努尔哈赤曾规定，无论是谁，如果殴打汗的亲戚，只要一触手就要处死。并说：“这话都写给了我的孩子们。”在费阿拉时，有人手扯汗同宗女的衣领，即被杀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三）。为保证八旗制度的实行，规定诸申出生，就要注册。隐匿壮丁者要治罪。编入牛录之人，每晚要聚集到牛录厄真处，点查人数。违误时间者鞭打。各牛录的诸申归本旗管领，不得转移。金国要在无秩序的混乱社会中建立起统治秩序，保护私有财产，因而对盗窃财物者给以严厉的处治。一六一九年规定：“小人盗取大物，刺耳鼻。盗取次等物品，射十骲头箭。盗取小物者，打脸十次。”（《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在治盗罪中，以“夫偷盗，妻为何不劝阻”为理由，对妇女治罪尤为严厉。一六二三年规定：“今后如果男人为盗，要女人脚踩赤红的炭，头顶灼热的铁锅，处以死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十八）诸申犯罪，所属牛录的厄真等官员都要受罚。努尔哈赤在执行法律时，还注入了民族间歧视与压迫的内容。他密告诸贝勒，在判罪时诸申与尼堪（汉人）不能同等对待。诸申犯罪如有理由即可宽免。如尼堪为盗贼，则应杀死其子孙和亲戚。不过，对于从费阿拉一起来的尼堪，即较早降服的汉人，则可与诸申同样审断。努尔哈赤又嘱告说，记录这些规定的文书，只能秘密传看，不要让外人知道。

文字的制作国家的建立，不能没有文字做工具。金国的女真（满族）人，与金代女真属于同一族系，语言基本相同。因而，明朝发给各卫所的敕书和往来文书，仍沿用金代创制的女真字。但这种依据汉字和契丹字制作的女真字，不易识辨。女真人多不通晓。一四四二年，建州卫李满住即曾请求明朝调派通女真字的人给他作书办。一四四四年，一些卫所的女真首领奏请改用达达字，即蒙古字。从此以后，文书往来，需先将女真语译为蒙古语，再用蒙古文书写，依然很不方便。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文士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写女真语。说“写阿字下合一妈字，不就是阿妈么（满语父）！厄字下合一脉字，不就是厄脉么（满语母）！你们试写一下，就可以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两人据以制成以蒙古字拼写女真语即满语的满族文字。通称为老满文。金国从此有了传达政令、制定法律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工具，意义是重大的。努尔哈赤建国后，设有书房，由巴克什（师傅，或译为文士）数人办理文书事务。额尔德尼巴克什编篡法令，记录政事。满族历史开始有正式的记载。

一六一六年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一个粗具规模的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了。它标志着满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努尔哈赤封授备御的诰命（老满文）

（三）萨尔浒之战与东海诸部的降附

明朝自永乐以来，对辽东女真各部实行封建统治，勒索各种贡品。辽东的明朝官员更加肆意压榨。女真各部奴隶占有制发展后，也不断在周邻地区掳掠汉人作奴隶，侵夺土地建造城寨。明朝以封建的统治方法压迫女真人民。女真奴隶主以奴隶制的方法掠夺汉人为奴隶。双方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明朝在辽东设卫所统治，不立州县。居民统属卫所，编为军户（额户）。据《全辽志》记载，一五六五年时，共有额户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一户，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口。军户中男丁，编入军队操练者为操备军丁。其余称余丁，耕种屯田，帮贴军丁。军户终年劳苦，负担是沉重的。一五九九年（万历二十七年），明税监宦官高淮到辽东，遍历各地，敲榨攫刮。据说“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六《论辽东税监高淮揭》）激起人民的反抗。走投无路的军户即去投附努尔哈赤。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自一五七○年任职，主持辽东军政，先后约四十年。多次出战获胜，威名大震。但年月既久，李成梁一家成为辽东军阀。贪污纳贿，坐收商利，有家丁数千人。辽东军士原额十五万六千九百名，减少到六万余名，且多老弱，渐不能作战。努尔哈赤起兵后，对明朝力表恭顺，以争取支持。李成梁也对努尔哈赤屡加封赠，加意招抚，同时又支持海西叶赫部以牵制建州。努尔哈赤相继征服海西三部，只有叶赫部仍依恃明朝与努尔哈赤为敌。努尔哈赤指责明朝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自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起，不再向明进贡。金国建立后，随即展开了对明朝的作战。

一、萨尔浒之战

金国的建立是女真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个国家建立后，也必然要继续发展奴隶主的利益，对外掳掠奴隶和扩大土地的占有。明朝与女真间矛盾日益激化，酿成了战争的爆发。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二月，努尔哈赤聚众誓师，发动了对明的大规模作战。努尔哈赤在誓师时祭天，提出了著名的“七大恨”。“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努尔哈赤亲自领兵二万作战。抚顺汉人佟养性自明狱中逃出，投依金国，为八旗兵作向导。八旗兵攻下东州、马根单，并进而占领抚顺。此前，努尔哈赤曾致书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招降，许以高官。抚顺兵败，李永芳出降，金国封授为副总兵。明总兵张承胤奉命救授，战败被杀。五月，金兵攻破抚安、花豹冲、三岔等十一堡。七月，攻入鸦鹘关，破清河城。明参将邹储贤战死。辽东震动。

这时，明朝辽东军可作战的精壮，不过二万。由于军官克扣军饷，被称为“饿军”，经常有军士逃走。努尔哈赤军起，明朝下令征收“辽饷”税银三百万，并从各地调集军兵出战。明朗起用曾经出援朝鲜的将领杨镐为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将官。清河破后，杨镐立斩逃将陈大道等，徇军中。这年冬季，四方援兵渐至，共约八万八千人，次年正月誓师，二月，分四道出兵，号称大兵四十七万，指日围攻赫图阿拉，并调令叶赫部军及朝鲜军出援。总兵官马林领兵一万五千，合叶赫援军，由开原出三岔口，进攻北路。总兵官杜松领兵三万，由浑河出抚顺关，攻西路。总兵官李如柏（李成梁子）领兵二万五千出鸦鹃关，趋清河，攻南路。总兵官刘綎领兵万人，合朝鲜援兵一万，出宽甸，由凉马甸攻打后方。三月初一日，金见明军来攻，集中兵力反攻抚顺一路。明杜松部以一万人渡浑河攻打界凡，二万人住屯在抚顺以东约八十里的萨尔浒山。努尔哈赤以两旗兵力援界凡，六旗兵力进攻萨尔浒山的明军，一举攻破明营。再调两旗兵夹攻界凡。明两路军大败，杜松战死。次日，金兵转攻尚间崖的明马林部，马林败逃，叶赫援军闻讯退走。北路军败溃。杨镐得报，急令李如柏、刘綎两路退兵。李部迅速退出战场。刘綎部与朝鲜姜弘立率领的援军，已深入三百里，进至距兴京约五、六十里处。初四日，金国四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皇太极联兵进攻阿布达里岗明军，刘綎战死。姜弘立投降。此次战事，明军四路出兵，三路惨败，据称损失军士四万五千余人。这是金建国后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清人称这一次战争为萨尔浒之战，盛赞努尔哈赤的功勋。因为经此一战，不仅金国得到了巩固，而且为此后兼并诸部和对明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叶赫部及东海诸部的降附

努尔哈赤战胜明军后，四月间，筑界凡城，作为作战的据点。随即转而进攻他的宿敌叶赫。叶赫部在开原、铁岭以北，有明军阻隔。六月，努尔哈赤领兵攻开原。明将马林战死。七月，攻铁岭。叶赫引蒙古喀尔喀部介赛军来援，大败。金军追至辽河，擒介赛。八月，努尔哈赤亲征叶赫。费英东、安费扬古等从征。分军围攻叶赫东西二城。城破。东城金台石拒不投降，被擒处死。西城布扬古也被杀。努尔哈赤灭叶赫部，还驻界凡。抚顺萨尔讲之战纪功碑碑亭

努尔哈赤建国时，东海“野人”还有一些部落未被征服。一六一七年，努尔哈赤派兵四百，收抚沿海及海岛诸部。一六一八年，虎尔哈部首领率部众一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厚予赏赐。未降各部相继来附。各部俘降人户，均被编入八旗。投附的部落，仍居原地，向金纳贡。《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的情形说：“从明国以东到海滨，朝鲜以北，蒙古以南，操女真语的诸国（部），在那年都平定了。”（《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三）努尔哈赤征服女真诸部，得以全力来攻打明朝。

第二节明朝统治的危机

萨尔浒战后两年，明神宗病死。明廷围绕皇位继承而形成朋党的纷争。明熹宗时，山东地区爆发了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四川、云、贵地区的彝族也发动了反明的战争。金军进而攻占了辽东，构成明朝的重大威胁。明朝内外交困，执政者仍在相互倾轧。明朝的统治日益陷入深刻的危机。

（一）皇位继承与朋党纷争

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辽东震动。明朝拘逮杨镐，起用前辽东巡抚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一六一九年（万历四十七年）七月，熊廷弼至沈阳、抚顺等地招抚流民，见数百里无人迹。大学士方从哲上疏，请将增兵发饷章奏，批下办理。明神宗不理。九月，方从哲等清神宗召见群臣，商议战守方略。吏部尚书赵焕也率廷臣，请神宗临朝议政，神宗命中官（内监）谕退。明神宗晏处深宫，长期不理朝政，金国大兵压境，依然晏安自若。朝政均听内阁臣僚经理。

明中叶以来，皇帝不临朝听政，由内监传达旨意。内监与内廷后妃相结纳，成为皇帝左右的政治势力，进而结纳一些朝官和言官，干预朝政，与内阁臣僚对立。明制，自御史大夫至六科给事中监察内阁和六部官员，职任甚重，与朝官往往水火。内廷与朝官，言官与阁臣矛盾交错，又相互结纳，形成对立的朋党。一五九四年（万历二十二年），被削职的吏部考功主事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与高攀龙（原行人司行人，进士）及钱一本（御史）、薛敷教、史孟麟、刘元珍、安希范及弟顾允成等聚众讲学，号称“东林八君子”。一六○四年，东林书院重修落成，江浙文士在此集会立约，互称同志。东林同志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品评官员，因而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东林得到淮阳巡抚李三才的支持。朝中官员与东林文士结纳，被指为朋党，诋为“东林党”。东林官员也指责朝中一批反对他们的官员为齐党（给事中亓诗教）、浙党（以昆山人顾天峻为首，又称昆党）、楚党（以宣城人汤宾尹为首，又称宣党）。东林党与齐、浙、楚三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万历末年，三党执政，东林监生汪文言设计离间齐、浙两党官员，东林官员又渐得势。

万历中叶以来，朋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立太子，即所谓“国本”、“建储”。神宗王皇后无子，恭妃王氏生子常洛，为神宗长子。神宗宠妃郑贵妃生子常洵。顾宪成、钱一本在朝时，均曾上疏请立长子常洛为太子，钱一本因而被黜。一六○一年（万历二十九年），神宗诏立常洛为太子，常洵封福王，但仍在朝，一六一四年始去洛阳藩邸。一六一五年，蓟州人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常洛的慈宁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捕入狱。供出系由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引入。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奏称张差“若涉疯颠”。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狱中提审，供称受太监指使，因而怀疑郑贵妃。刑部尚书张问达受命审讯。东林官员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指斥郑贵妃弟郑国泰有主谋之嫌。结果何士晋被谪官出朝，张差以疯颠定谳处死。此案后被称为“梃击”案，长期成为朋党争议的课题。

常洛母王妃于一六一二年病死。一六二○年三月，王皇后亦病死，郑贵妃专宠。七月，明神宗病死。病中郑贵妃留居宫中侍疾，太子常洛半月不得入见。东林官员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学士方从哲建言，率群臣入宫问疾，又联络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请太子入宫侍疾，以防宫中有变。神宗死前，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张问达等，遗诏辅立太子。八月朔日，太子常洛即帝位（光宗），年三十九。改年号泰昌。

光宗即位，内阁辅臣只有方从哲一人。给事中亓诗教依从哲意，推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入阁。二人俱在籍，未及入朝，又以礼部侍郎何家彦、刘一燝、韩爌等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召前大学士叶向高入阁。光宗即位后，郑贵妃结纳光宗宠妃李选侍，请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因内阁沮议，均未得立。光宗病，内侍崔文升进泄药，光宗一昼夜泄三、四十起，臣僚又怀疑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谋害光宗。杨涟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又与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周嘉谟等迫使郑贵妃自乾清宫迁出，移居慈宁宫。光宗病危，召见张惟贤、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三十一人入宫，册李选侍为皇贵妃，不立后，又命方从哲等辅立皇长子由校。鸿胪寺丞李可灼进所谓“红丸”药，自称仙方。光宗服后，九月朔日病死。

皇子由校生母王才人，一六二○年病死。光宗死后，李选侍与由校居乾清宫。刘一燝与内监王安骗过李选侍，扶由校出宫，至文华殿，与张惟贤等叩头呼万岁，拥由校居慈宁宫（太子宫）。尚书周嘉谟等官疏请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移居哕鸾宫（宫妃养老之宫），以防止选侍干政。首辅方从哲犹豫徘徊。御史左光斗上疏直斥李选侍，并说“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李选侍大怒，宣召左光斗，左光斗拒不赴召。给事中杨涟力促方从哲定议移宫，并严词抗疏说：“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刘一燝、周嘉谟等共助其事，李选侍被迫移居哕鸾宫。皇子由校还居乾清宫，即帝位（熹宗），年十六岁。改明年年号为天启。

神宗死后，光宗、熹宗两次皇位继承中的移宫事件，实质上是朝官与内廷争夺政权的斗争。东林朝官连续挫败郑妃和李妃等内廷势力，遂得以掌握朝政。阁臣叶向高、韩爌，言官杨涟、左光斗都是东林的中坚人物。万历时被黜、在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讲学的邹元标（原南京礼部尚书），光宗时起为大理卿，进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还朝。与顾宪成、邹元标合称“三君”的赵南星，原在东林讲学，光宗时起为太常少卿。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也在熹宗即位后起为光禄丞，次年进为光禄寺少卿。东林党官员在朝中权势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大学士方从哲庸碌柔懦，被东林言官指斥纵容崔文升、李可灼，熹宗即位后，当年即辞宫致仕。东林官员势盛，转而攻讦异己。邹元标倡“和衷”之论，说“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反而遭到讥讽。

李选侍移宫后，年少的熹宗在内廷无所依恃，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幼时侍奉他的太监魏进忠，进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客魏相结，内廷与朝官的斗争仍在继续。

（二）山东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

明熹宗即位不久，山东、河北地区即爆发了徐鸿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山东、河北是白莲教流行的地区。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起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明初，白莲教曾遭到禁断，但仍在民间秘密流传。万历时，闻香教主王森在京东滦州石佛庄传教，教徒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教徒有大小传头、会主等名号。各地教徒用竹筹传递消息，一天可传数百里。一五九五年（万历二十三年），王森被官府逮捕入狱，行贿得释，继续传教。一六一四年，因与弟子李国用不和，相互攻击而暴露。王森、李国用均被逮捕，王森死于狱中。此后，王森子王好贤及门徒于弘志继续在河北武邑、景州一带传教。门徒山东郓城人（原籍巨野，迁居郓城）徐鸿儒在山东地区传教，先后二十年，信徒发展到二百万人。

熹宗即位，山东地区大旱，民不聊生。明朝在辽东与金兵作战，在山东地区加派赋税，更加激起农民的反抗。山东驻军被调往辽东，地方兵力薄弱，又为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时机。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山东徐鸿儒与河北王好贤、于弘志联络，预定中秋节在河北、山东同时起义。由于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徐鸿儒提前在五月十一日举兵。

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年号大乘兴胜。起义军以红巾作标志。教徒纷纷献出家产，参加起义。徐鸿儒将起义者的家属老幼安置在梁山泊内，率领起义军占领距郓城二十里的梁家楼，当地人民起而响应。起义军计划先夺取郓城、钜野、嘉祥，然后占领济宁，截取漕米。

五月十三日，徐鸿儒率众占领郓城，震动曹、濮二州。起义军进攻钜野和兖州，遭到明军攻击，郓城也被明军夺去。徐鸿儒整军东下，攻占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人。

山东各府州县请求省城出兵救援，省城兵力有限，难于应付。明朝廷命令各地方招兵买马，组织地方武装应急，又将赴辽东前线的粤军和准备开赴京师的秋操班军留在山东，镇压起义。起用退职家居的原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协同山东巡抚赵彦进讨徐鸿儒。

徐鸿儒领导的起义军，于六月十日攻占紧靠运河的夏镇，切断明朝南北粮道，一次就掳获粮船四十多艘。进而打败围攻邹县的明军，击毙明朝都司杨国盛、游击张榜，乘胜围攻曲阜、郯城，声势大震。

七月，于弘志在阜城、武邑起兵响应，进攻景州。赵大也在艾山起义，奉刘永明为安民王，与徐鸿儒部取得联系。各地起义军日益壮大，发展到十几万人。

面对起义军的蓬勃发展，天津巡抚李邦华、保定巡抚张凤翔分别派兵支援山东。于弘志部起义军遭到镇压，刘永明也被捕牺牲。

徐鸿儒集精锐于邹县、滕县之间，准备进攻兖州，被赵彦、杨肇基率领的明军战败。徐鸿儒退入邹县城中。九月，明军攻下滕县，围困邹县。徐鸿儒率众坚守到十月，城中粮食告尽，叛徒侯五、魏七缚徐鸿儒出降，明军占领邹城。起义军四万七千余人被俘，徐鸿儒英勇就义。王好贤逃往扬州，后来也被逮牺牲，起义失败。

徐鸿儒死后，余部仍然在各地坚持战斗。直到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才被消灭。

（三）四川云贵地区的彝族反明战争

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罗罗），早在洪武年间，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招纳汉人，日益强大。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汉人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

九月十三日，奢崇明以援辽为名，遣军将樊龙、张彤领兵赴重庆，在点名场刺死四川巡抚徐可求，杀道臣孙好古、重庆知府章文炳等官员。明总兵黄守魁被擒自杀。何天锡等在城内响应，彝兵占领重庆。

奢崇明、奢寅领兵攻陷遵义（万历二十九年改播州为遵义），北上焚劫纳溪、沪州、江安等地。遣使联络石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马千乘妻）反明，被良玉拒绝。秦良玉率部至重庆郊外，与樊龙、张彤部相持。

十月，奢崇明出长宁，奢寅出合江，罗乾象、朱国恩出纳溪，各统数万兵分路向西北推进，围攻成都。明布政使朱燮元督率兵民坚守。奢氏派入成都的刘训自请率兵三百五十人守南城，图为内应，被朱燮元发觉，斩首。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正月，奢氏部将罗乾象暗中降明，密报军情。奢崇明父子屡战失利，解围拔营而走。明廷擢升朱燮元为巡抚。

二月，朱燮元督率明军与秦良玉部属战败张彤，夺得攻取重庆的要道二郎关。四月取佛图关，直逼重庆城下。五月，奢寅进援重庆，兵败退归永宁。樊龙突围走，被明军截杀。明军收复重庆，杀张彤。六月，奢崇明部将宋武等擒何若海降明，奢崇明败退。

奢崇明、奢寅退后，得到水西等地的支持，军势复振。水西宣慰司为奢崇明妹奢社辉执掌（妹夫安尧臣已死）。子安位，年仅七岁。奢社辉与同知安邦彦拥立安位为罗甸王，起兵攻陷毕节、乌撒、安顺，直趋贵阳。贵州巡抚李澐、巡按御史史永安督军民抵御。彝兵围困贵阳城。一六二二年十二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兵援救。安邦彦解围，退兵陆广河外。

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正月，安邦彦与奢崇明部联合云南安效良部兵，击败明军。彝族各部见明军失利，纷起响应安邦彦，声势大振。

四月，奢寅部将安銮率部降明，明军收复遵义。奢寅身受重伤，与奢崇明退归永宁。安邦彦发兵来援，被明军击溃。明军收复永宁，奢崇明父子逃往水西。云南亦佐县安应龙与需益州补鲊起兵反明，被巡抚闵洪学击溃，安效良缚安应龙降明。安邦彦派遣部将陈其愚诈降王三善。

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正月，明军乏饷，王三善率兵还贵阳。陈其愚中途邀截，杀王三善，大败明军。安效良再起兵反明，与安邦彦合。

明廷因川、贵、云三省分治，事权不一，五年命朱燮元总督川云贵广西军务，移镇遵义。燮元厚赠降明奢寅部将阿引等，放归奢氏，以为内应。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阿引等密约明军来攻，杀奢寅归明。奢崇明兵败乞降。朱燮元以父丧归里。安邦彦得以从容休整，奢崇明受抚复叛。

（四）明失辽东

萨尔浒战后，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在辽东整饬军纪，修筑城濠，制造兵器，并奏请调集十八万兵分驻要地，边防渐有起色。熹宗即位后，御史台弹劾熊廷弼“无谋”、“欺君”。一六二○年十月，熊廷弼辞官。辽东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接代辽东经略。

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三月，金努尔哈赤亲统大军攻打沈阳，水陆并进。明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二将战死。金军迅速攻占沈阳，乘势攻取辽阳。

辽阳是明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在地，是辽东军事和政治的中心。袁应泰急撤奉集、威远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军兵四面环守。金兵来攻，袁应泰亲自出兵督战，兵败。袁应泰宿城外军营防御。金兵掘城西闸放壕水，自城东进兵度壕，战败守城诸将。袁应泰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固守，诸军列盾大战。袁应泰兵败，自缢死。张铨被俘，不屈，被害。金军得辽阳，先后占领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得辽阳后，诸贝勒均主张还师。努尔哈赤说：“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四月，金国自赫图阿拉迁都辽阳，作为新的据点。八旗人户也迁居沈阳、辽阳一带。明失辽东，整个形势不同了。

金攻陷辽阳，辽河以西军民纷纷逃窜，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明廷擢任广宁守将王化贞为巡抚，收集散亡，人心稍定。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王化贞部署诸将，沿辽河设六营分守。熊廷弼以为今日只宜守广宁，不宜分兵。如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堡也将不能守。王化贞遣部将毛文龙袭取镇江（今丹东市九连城），金兵围攻四卫屯民。朝廷以取镇江为奇功，熊廷弼则斥为奇祸。经略与巡抚，诸多不合。王化贞拥兵十四万在广宁，不听节制。熊廷弼在关上，徒具虚号。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向广宁进兵，围困四平堡。王化贞尽发广宁兵出战，在平阳桥与金兵相遇。总兵刘渠、祁秉忠在沙岭败死。部将祖大寿逃走。王化贞部下中军孙得功降金，为内应。王化贞弃广宁南逃。与王相遇，随同溃兵难民入关。金兵追至塔山回师。四月，明廷拘捕熊廷弼、王化贞入狱，审勘兵败丧师之罪，并判死刑。

（五）东林党与阉党的倾轧

明失辽东，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朝廷内部仍在结党互斗。熹宗少年即位，处理日常章奏，多委之内监。皇帝自宫中传旨，例由内监传谕，客、魏等因得预政。东林官员夺得朝中政柄后，为要巩固其权势，就要战胜内廷势力。客氏、魏忠贤（魏进忠改名）等结纳朝臣，形成阉党，为要巩固权势，操纵朝政，也不能不反击东林，进而迫害不附己的朝官。熹宗一朝，东林党与阉党争夺政权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一系列事件而愈演愈烈。

追论三案熹宗即位后，高攀龙、邹元标等交章追论崔文升进泄药、李可灼进红丸事，首辅方从哲因而去职。言官又进而追论万历朝张差梃击案，弹劾郑贵妃弟郑国泰及侄郑养性。李选侍移宫时，内监田诏等曾乘机盗取宫中宝物，被揭发，交法司按治。刑部尚书黄克缵秉承魏忠贤意，疏请宽宥。御史焦源溥上疏反对，并将张差梃击案，李可灼进红丸案与李选侍移宫案，一并追论。说李选侍一宫人“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以垂帘”，“移宫始末不可得为抹杀，盗宝诸阉不可得为宽宥。”李选侍移宫后，已被熹宗削去贵妃封号，在宫中厚养，不再预政。焦源溥疏追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显然旨在打击内廷。此后，东林官员相继上疏追论三案，实际也是企图削弱客、魏，争取熹宗，政治目的是明显的。

但是，深居宫中的熹宗如果失去内廷的依恃，势将成为孤立无与的虚位，政权将全归朝臣。这当然是熹宗和明皇室所不能容忍的。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正月，熹宗下诏嘉奖魏忠贤“侍卫有功”，又赐客氏田二十顷。御史王心一抗疏，说“梓宫（光宗柩）未殡，先念保母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寺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熹宗不听。四月，熹宗立皇后张氏，礼成，赐魏进忠名忠贤，荫侄二人。给事中程沅奏称“祖制非军功不袭，国典不宜滥与”，熹宗又不听。大学士刘一燝奏请遣客氏出宫，熹宗以护祐皇后为名，说等待皇考（光宗）大葬后再议。五月，客氏与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劾奏内监王安出宫，又命参与盗宝被赦出狱的内监刘朝杀王安，奏称自杀。王安被杀，斩断东林朝官与内廷的联系，客、魏更加擅权。九月，光宗葬礼完毕。刘一燝再请依前旨，遣客氏出宫。熹宗被迫遣出客氏，不久又召客氏入宫。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上疏再谏，直指“宫闱禁地，奸珰群小睥睨其侧。”熹宗怒，贬侯震旸。廷臣连续上疏请逐客氏，都遭贬谪。十月，东林要员叶向高进为首辅，请停“中旨”，凡事均由阁臣议拟。熹宗当然不予采纳。

客、魏得熹宗支持，权势日盛。吏部尚书周嘉谟力救被贬的言官，并将劾奏王安的给事中霍维华调出朝外。魏忠贤指使给事中孙杰劾奏周嘉谟受刘一燝嘱，为王安报复。周嘉谟请辞，魏忠贤矫旨罢周嘉谟。叶向高疏请留周嘉谟，不报。左都御史张问达进为吏部尚书，邹元标为左都御史。官员黜陟之权，仍操在东林党人手中。

一六二二年春，客、魏集团指使孙杰攻讦刘一燝。刘一燝上疏自辩，辞官，得熹宗允准。叶向高上疏称“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乃不得比保母。”熹宗不理。东林官员继续上疏追论三案。王之梃因梃击案被贬，恢复故官，上“复仇疏”，追论梃击、红丸二案，说是为先帝复仇。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劾方从哲包庇李可的。光禄少卿高攀龙又劾郑养性，并请将崔文升“明正典刑”。大学士韩爌、吏部尚书张问达等亦上疏追论红丸案。熹宗将李可灼遣戍，崔文升放南京。

朋党交争朝官与内廷，东林与客、魏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天启二年春，给事中侯震旸等上疏劾大学士沈�交通内阉，并劾客、魏搆杀王安。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上疏攻沈�，并直斥魏忠贤“目不识丁，阴贼险狠。”刑部尚书王纪，也劾沈�与魏忠贤交通事。七月，沈�也劾王纪审讯熊廷弼狱时，包庇廷弼。熹宗以王纪回奏违慢，斥为民。叶向高上疏说王纪、沈�交攻，王纪被斥非其罪。诸臣交章救王纪，熹宗不允。沈�也上疏请辞，得准辞官。

十月，东林要人左都御史邹元标，因在京建首善书院讲学，被劾。魏忠贤传旨“宋室之亡，由于讲学。”邹元标被罢官归里。新科状元文震孟，授翰林院修撰，上“勤政讲学疏”，辩及邹元标事。魏忠贤传旨廷杖文震孟，大学士韩爌力救。文震孟被贬秩调外，罢官归里。邹元标去后，工部右侍郎赵南星继为左都御史。

沈�罢后，廷推原礼部尚书孙慎行入阁，熹宗不予点用。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正月，依附魏忠贤的礼部尚书顾秉谦、南京礼部右侍郎魏广微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礼部右侍郎朱国桢、朱延禧也同时升任尚书入阁。内阁自首辅叶向高以下，原已有韩爌、何家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五人，现增至九人。魏忠贤倚信的顾、魏入阁，使内阁也陷入党争。

三月，御史周宗建因被魏党给事中郭巩劾奏误荐熊廷弼，上疏反驳郭巩并直攻魏忠贤。称王安死事为魏忠贤“一大罪案”，并说“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声势，反假中涓而重”，历举黜侯震旸、黜王纪、去邹元标、逐文震孟等事，是“内外交通，驱除善类。”（《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熹宗企图平息纷争，郭巩、周宗建经廷议各夺俸三月。三月，朱国祚辞官获准。七月，史继偕致仕。

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癸亥），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京察。在京庶官年老有疾、贪酷失职及才力不及者凡二百三十五人，分别革职或降调。南京官员不胜任者也分别降调。赵南星在万历朝曾任考功郎中，参与京察。因忤齐、楚、浙三党，被贬官为民。癸亥京察时，赵南星力斥三党官员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不听，著《四凶论》攻亓诗教等，终于罢黜。此前，周嘉谟为吏部尚书时，三党的重要官员多已被罢离。经赵南星再次计察，三党在朝官员所余无几。同年十月，吏部尚书张问达致仕。赵南星进为吏部尚书，又掌握了官员黜陟之权。魏忠贤颇重赵南星盛名，曾遣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不纳。大学士魏广微三次来访，赵南星均拒不会见。叶向高、韩爌等执政，赵南星掌吏部，魏忠贤等阉党不能不有所顾忌。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清誉。但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自诩，对三党官员心存报复，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被东林排斥的官员，便投依阉党求存。东林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客、魏的势力却日渐增长了。

内廷中，后妃与客、魏之间也在互斗。熹宗皇后张氏深恶客、魏，常对熹宗指责客氏、魏忠贤过失，并曾面斥客氏，欲绳之以法。张后怀孕，客、魏派亲信宫人侍奉。张后不久流产，有人怀疑是客、魏指使宫人用计堕胎。熹宗裕妃张氏也与客、魏不合，竟被客、魏幽禁于别宫，饿死。成妃李氏也遭幽禁，被斥为宫人。张后孤立无援，客、魏逐渐驱逐宫中异己势力，掌握了内廷。

客魏专权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受命总督东厂，成为朋党之争的一个转折。东厂设于明成祖时，用以缉察官民，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提领，直属于皇帝。东厂掌刑，理刑官员由锦衣卫军官担任。北镇抚司专治诏狱。神宗时厂卫已很少缉事。魏忠贤掌东厂，厂卫成为镇压异己的工具。一六二四年四月，给事中阮大铖指使同官傅櫆与魏忠贤甥傅应星劾奏内阁中书汪文言与左光斗、魏大中（吏科都给事中）交通为奸利。汪文言曾在万历朝离间齐、楚、浙三党，交结内监王安，又曾出入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之门。劾奏汪文言，意在株连东林官员。汪文言下镇抚司诏狱，镇抚刘侨只将文言革职，不株连他官。魏忠贤将刘侨削籍，另任亲信许显纯为镇抚司。此后，又命左都督田尔耕掌锦衣卫事。魏忠贤从此完全掌握了厂卫。

一六三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说自宫廷至大小臣工不知有皇上，只知有忠贤。“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疏上，魏忠贤惧，求韩爌调解，韩爌不理。魏忠贤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进言。熹宗下诏切责杨涟。朝官相继上疏，先后百余疏，熹宗均不理。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杨涟一人之言，容有过激。未几而诸疏继至，举朝閧然。皇上如想保全魏忠贤，不如叫他自请归第，远势避嫌。熹宗旨复，称忠贤勤劳，责群臣附和。叶向高告请归籍。

朝官攻魏党，遭到失败。客、魏集团利用厂卫，转而迫害朝官。叶向高去后，魏党顾秉谦成为首辅。顾秉谦与阁臣魏广微同谋，用墨笔点《缙绅便览》一册，点出叶向高、韩爌、杨涟、左光斗、周宗建等百余人，称为“邪人”，密告魏忠贤，逐步设计陷害。又点出依附魏党的“正人”六、七十人，以备进用。十月，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弹劾魏广微，魏大中被降职调外。左都御史高攀龙与吏部尚书赵南星被诬陷罢官。左光斗起草奏书，弹劾魏忠贤、魏广微三十二斩罪。疏未奏上，魏忠贤已得知消息，即削去左光斗与杨涟的官籍。不久，又逐韩爌出朝。数月之间，朝官被罢逐者先后数十人。

十二月，魏忠贤又将已革职的汪文言逮捕，交锦衣卫北镇抚司许显纯拷问，借以株连预谋陷害的大臣，涉及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等十余人，兴起大狱。汪文言下狱两月，备受酷刑，不屈。最后受刑不过，仰视许显纯说：“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随你怎么巧作，我承认就是了。”许显纯要他诬指周朝瑞、杨涟等大臣贪赃。汪文言跳起来说：“天啊！冤哉！这样来诬蔑清廉之士，我死也不承认！”许显纯将汪文言打死，伪造供词，说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曾为辽东败将杨镐、熊廷弼说情，是贪受了贿赂。左光斗入狱，五日一审，裸体受桚、夹、棍等刑，不能跪起，平卧堂下受讯，死于狱中。杨涟在狱中备受酷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魏大中等也都被酷刑拷打而死。赵南星流放边地，死于戍所。辽东战败，阉党袒王化贞，而力斥杨镐、熊廷弼。为杨、熊求缓刑的官员，被牵入汪文言案，指为受贿，多被锦衣卫逮捕下狱。阉党进而追查东林党人，追削李三才、顾宪成等人的官籍，毁各地东林讲学书院。各地官员不附阉党者，均被指为东林党，被夺官者达三百余人，下狱处死及流放边地者数十人。

熹宗即位以来，神宗时的张差梃击案，光宗死前的红丸案和李选侍移宫案，成为朝臣之间互相攻击的题目。一六二六年，霍维华建议编修《三朝要典》，以顾秉谦等为总裁，为三大案中获罪的宦官翻案，借以陷害东林官员，指责王之寀、孙慎行、杨涟是制造三案的罪魁祸首。杨涟入狱受审，“移宫”即是一大罪名。由此又株连到一批官员。同年，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弹劾南京巡抚周起元、松江知府张宗衡、同知孙应昆等多人，魏忠贤把他们逮捕入狱。阉党迫害的官员，从朝官扩大到地方，更进而残害各地居民。东厂和锦衣卫的缇骑（侦探）在各地访查，有人议论魏忠贤奸恶即被处死，甚至割舌剥皮，极为酷毒。阉党的权势日盛，对人民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了。

魏忠贤势盛，阉党称他为九千岁（比皇帝少一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桢与太监李实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供奉，号普德祠。各地官员，相继效尤。除福建外，各省都纷纷建立生祠，木雕魏忠贤像供奉。顺天府官员在国都北京崇文门内和宣武门外，也建立魏忠贤祠。国子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请在国学西为魏忠贤立祠，与孔子并尊（《明史·阎鸣泰传》）。

客、魏集团中有所谓五虎、五彪作为爪牙。五虎是朝官崔呈秀（御史）、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卿）。五彪是厂卫刑狱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锦衣卫东司理刑）、崔应元（锦衣卫指挥）。此外，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依附客、魏的官员们逐渐形成政治集团，遍布各地，明朝的统治更加昏暗了。

（六）宁远之战

一六二二年金占领广宁后，山海关以东广宁以西，成为进一步争夺的地区。明失广宁后，命兵部尚书王在晋经略辽东。王在晋倚用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擢任宁前兵备佥事。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派兵四万驻守。袁崇焕建策守宁远卫。以为宁远是山海关以东广宁之西的要冲，进则据锦州，退则守宁远。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行边，采纳袁议，自请督师。命大将满桂与袁崇焕驻守宁远，祖大寿等督筑宁远城。经过四年的经营，到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时，已练兵十一万，造甲胄炮石及各种兵器数百万，城堡数十处。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筑城郭。这年十月，孙承宗去职，高第任经略。他以为关外必不可守，命诸将撤入关内。袁崇焕为宁前道，提出驳议，说“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高第撤走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小凌河等地兵民入关。

金在一六二五年（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三月，自辽阳（东京）迁都沈阳，成为正式的都城。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兵攻宁远。十七日渡辽河，二十三日至宁远，声言以二十万兵攻此城。袁崇焕与满桂、祖大寿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写血书，激励将士。二十四日，金兵攻城。明兵发动西洋大炮，枪炮药罐雷石齐下，金兵不能进。次日，又攻城不下，死伤兵士五百，将官数员，只好解围。二月初，努尔哈赤收兵回沈阳，对诸贝勒说：“我起兵以来，没有敢抵抗的。袁崇焕是什么人，竟能这样！”《清太祖武皇帝袁崇焕手迹实录》卷四记载说：“帝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辽宁之战，金锐气受挫，推延了向山海关进取的日程。这年七月，努尔哈赤得病，去清河温泉沐养。因病重返回，八月十一日死于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途中。庙号太祖。

努尔哈赤建国后，在位十一年，先后兼并女真诸部，建立制度，攻占辽东，定都沈阳，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袁崇焕击退金兵，取得胜利。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三月，被任为辽东巡抚。魏忠贤随即派内监刘应坤出镇山海关，企图夺取兵权。袁崇焕抗疏谏止，熹宗不听。朝廷论宁远战功，魂忠贤竟掠为己功，加恩三等。一六二七年五月，金兵围锦州，不能克，六月还军。魏忠贤指使言官弹劾袁崇焕“不救锦州”。七月，袁崇焕被迫辞官。魏党霍维华继任兵部尚书，八月，明熹宗病死。

第三节大清国的建号与扩张

金国并无立太子或指定继承者的制度，一六二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仍循氏族部落制时期的遗制，由汗族诸贵族推选继承者。一六二二年（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曾命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并告诫说：“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并见《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八）此后数年间，努尔哈赤又相继封授子孙有功勋者为贝勒。原四和硕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皇太极习称为大贝勒，仍为贝勒中的显贵。一六二六年八月，由代善提议与大贝勒阿敏、莽古尔太及诸贝勒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德格类（努尔哈赤第十子）、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杜度（褚英子，褚英早死）、岳讬（代善第一子）、硕讬（代善第二子）、豪格（皇太极第一子）等共同推立皇太极继承汗位。九月朔日，皇太极（清太宗）拜天即位，时年三十五岁。称天聪汗，以天聪纪年。族名也不再沿用女真，而称为满洲。

金国攻占辽东后，周邻的形势是：南接朝鲜，西北有蒙古，北方黑龙江流域有索伦等部。皇太极即位后的十年间，连续进攻周围的邻人，并继续向明朝展开攻掠。

（一）侵掠朝鲜和占领漠南

一、侵掠朝鲜

建州女真与朝鲜接壤，往来频繁。一六一九年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姜弘立率兵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曾经认为：“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天聪元年（一六二七年）正月，皇太极派遣贝勒阿敏率兵渡过鸭绿江，攻破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杀军民数万，焚粮百余万石，过青泉江进攻平壤；渡大同江，进逼王京（开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请降。朝鲜金起宗报告说，平壤、江东、三登、顺安、肃州、及威从六邑被金俘掠四千九百八十六人。满洲领兵诸贝勒认为：明与蒙古两敌正在待机而动，金兵不可久留朝鲜，可与朝鲜议和。阿敏羡慕朝鲜王京城市繁华，不肯退兵。贝勒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及岳讬、硕讬（代善子）等密议与朝鲜会盟。朝鲜原昌君李觉复与阿敏盟于平壤城，达成协议，约为兄弟之国，赎回被俘人民，朝鲜向金国贡纳岁币。四月，金兵退出朝鲜。二、征服漠南蒙古

明万历、天启时，蒙古诸部分布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形成几个大区域。漠北七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多伦和硕）在和林故地至阿尔泰山，形成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领地。漠西瓦剌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游牧于伊犁、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等地。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插汉）世袭蒙古汗位。达延汗曾统领六万户。一五○五年，达延汗死。察哈尔部衰落，西迁到西喇木伦河流域。明天启时，林丹汗在位，又渐强盛，依附明朝，控制辽河以西至洮儿河的蒙古诸部。

辽河流域驻有五部喀尔喀（五鄂托克喀尔喀）。兴安岭东嫩江流域则有科尔沁部，控制周邻各部。

努尔哈赤时，科尔沁部曾与叶赫部联合作战。金建国后，一六一九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铁岭，蒙古五部喀尔喀出兵作战失败，与金会盟反明。察哈尔部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巴图鲁青吉斯汗致书水滨三万众英明汗”，阻止金兵西进。一六二四年，又背盟依附明朝。同年，金国派遣使臣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结盟，相约共抗察哈尔部。一六三五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退走。

皇太极即位后，把林丹汗做为主要的敌人。一六二八年（天聪二年），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察哈尔部统治的喀喇沁部会盟，共击林丹汗。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兵至绰洛郭尔，宴会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和喀喇沁等部领兵前来的诸贝勒。林丹汗被迫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一六三二年四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贝勒多尔衮从征。至西拉木伦河畔，会集蒙古诸部兵，共击林丹汗。林丹汗自归化城驱人畜十万渡黄河西逃。部众十之七八在途中散去。林丹汗逃奔青海，两年后在青海打草滩病死。一六三五年，多尔衮与岳讬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子额哲。漠南蒙古从此全属金所有。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祝词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二）明朝的自救与皇太极南侵

明嘉宗朱由校在一六二七年八月间病死，遗命皇弟由检继帝位。光宗第五子由检，一六一○年生。生母刘后一六一五年被谴，病死。由检一六二二年封信王，一六二六年出居信邸。熹宗病，奉召入受遗命，即帝位。改明年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十七岁即帝位，很想有所作为。即位后诛灭魏、客集团，起用被斥逐的文武重臣。垂危的明朝，又露出了一线转机。

诛灭客魏崇祯帝在一六二七年八月即位。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崇祯帝不许，但将客氏迁出外宅，魏忠贤因而失去内廷依恃。十月，云南道御史杨维垣连章弹劾阉党兵部尚书崔呈秀。兵部武选主事钱元慤直接弹劾魏忠贤如王莽、梁冀、董卓，又列举魏党爪牙，请“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自朝中部院官员至贡士纷纷上疏，揭露魏忠贤及阉党罪恶。崇祯帝得到朝官的拥戴，十一月下诏斥魏忠贤“盗弄国柄，擅作威福”，安置凤阳。随即撤去镇守边地的宦官。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行至阜城自杀。崔呈秀被免官，归蓟州，也在家中自缢死。十二月，崇祯帝又处斩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戮魏、崔尸，处死许显纯等。魏党多被斥逐，崇祯帝又敕告部院说，“巨恶魏忠贤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国榷》卷八十八）对于被诬陷的官员，“今应褒赠即与褒赠，应荫恤即与荫恤，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应开释即与开释。”崇祯帝随即起用大批官员。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再受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再次入阁，为首辅。明朝政局，为之一新。因被指为东林党人而遭斥逐的朝官相继起复。编修倪元璐上疏请毁《三朝要典》，说：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初虽有争议，都还不可偏非。后来逆珰（指魏忠贤等）借三案杀人，群小借三案求富贵，弄得面目全非。崔魏诸奸所编《要典》，无法翻改，只有销毁。崇祯帝准予销毁并命韩爌、钱龙锡等公布魏党罪恶。

袁崇焕出守袁崇焕受命后，七月间入见崇祯帝，要求“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要内外配合。自信五年全辽可复。但他担心被人陷害，向崇祯帝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八月初，袁崇焕到宁远赴任，首先镇压哗变的川、湖兵，整顿军纪。又改组边防，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驻宁远。调蓟镇赵率教驻守山海关。上疏说：“臣自期五年，专借此三人。”（《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部置既定，辽东边防军事，大有振作的气象。这时，皇太极的主要兵力用于朝鲜和蒙古。一六二九年二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议和，称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不用天聪纪年，只用干支（己巳年），以示对明朝的尊重。

皇太极对朝鲜作战得胜，割断明朝与朝鲜的联系。早在一六二一年，明将毛文龙领兵援助朝鲜抗金，由总兵官晋为左都督，设镇皮岛（在鸭绿江口东部，朝鲜称为椵〔音皮〕岛）。朝鲜被迫降附金，毛文龙独守皮岛，孤立无援。金向毛文龙招降。一六二九年五月，袁崇焕阅兵双岛，毛文龙来会。袁崇焕以通敌及曾附魏忠贤的罪名，斩毛文龙于帐前。皮岛明兵失统帅，军心离散，多有叛亡。

皇太极南侵一六二九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以掳掠奴隶和牲畜为目的的侵掠战争。皇太极亲自领兵从大安口龙井关越过长城，进攻遵化。崇祯帝起复孙承宗为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十一月，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四千援遵化，在作战中败死。满洲兵占领遵化，随即进攻蓟州、三河、通州。袁崇焕、祖大寿自宁远领兵入援，至蓟州。皇太极向明朝施反间计，对俘虏的杨太监透露金国与袁巡抚已有密约，然后放杨太监回京报告。十二月，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锦衣卫狱。命大同总兵满桂出战，败死。崇祯三年（一六三○年）正月，满洲兵占领永平、迁安、滦州，进攻昌黎，被守城明兵击退。三月，皇太极自领大兵俘惊大批人畜返回沈阳。五月，孙承宗收复遵化、永平、迁安、滦州诸城，击败金军阿敏部。金兵退后，明朝审理袁崇焕案，原属魏党的官员乘机报复，攻击袁崇焕与大学士钱龙锡“擅主议和，专戮大帅（指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八月，崇祯帝殜（剐刑）袁崇焕于市。钱龙锡下狱，得免死，罢官流放。一六三一年八月，皇太极发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杀何可刚降金，被放回锦州。

一六二九年袁崇焕斩毛文龙后，皮岛部将辽东人孔有德、耿仲明走往登州。一六三二年，与毛文龙部将李九成等起兵反明，攻陷登州。孔有德自号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明旅顺副将陈有时与毛文龙子毛承禄在旅顺和广鹿岛响应。明朝派重兵征讨，李九成败死，毛承禄被擒。一六三三年六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降金，皇太极亲迎二降将，入宫赐宴。以孔有德为天祐兵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同年十月，明继任广鹿岛副将尚可喜至沈阳朝见。皇太极以尚可喜为天助兵总兵官，驻军海州。

自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帝杀袁崇焕，明朝辽东将领相继叛降。一度显露转机的明朝边防，又趋于瓦解了。

（三）大清国的建号与建制

皇太极即位以来的十年间，对外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漠南蒙古被占领后，一六三五年，诸贝勒与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称汗，是沿袭蒙古称号，皇帝则是汉族传统的最高称号。改号皇帝意味着高居蒙古诸汗之上，并且意味着与明朗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同年，皇太极又宣布废除女真（诸申）名号，正式规定被征服的各地女真人统称为满洲。一六三六年四月，满洲诸贝勒、蒙古八固山厄真、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在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共上尊号，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上满文表章、科尔沁蒙古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上蒙文表章、都元帅孔有德上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蒙语称号为博克达彻辰汗）。同时建国号为大清，立年号为崇德。此前，皇太极曾于一六三四年以沈阳为“天眷盛京”。大清国都城仍在盛京沈阳。

皇太极称帝后，随即追谥努尔哈赤承天广运武皇帝（康熙时加谥高皇帝），并依据汉族制度追上庙号太祖。

一、满洲统治制度的改订

贝勒议政努尔哈赤建国初期，由四贝勒共同执政。其后加封和硕贝勒及贝勒，但国家政务仍由四大贝勒分月轮值。皇太极以第四贝勒即汗位，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等三大贝勒，均为兄长，临朝时并坐左右。皇太极即位后即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由八旗固山厄真充任，与诸贝勒共坐议政。议政人员扩大，贝勒权力相应缩小。一六二九年（天聪三年）皇太极又传谕三大贝勒说：“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清太宗实录》卷五）取消三大贝勒值月的旧制，改由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一六三○年，大贝勒阿敏在滦州等地与明军作战失败。皇太极幽禁阿敏，没收家产。阿敏被囚十年后病死。一六三一年，又以莽古尔太悖逆不恭为由，革去大贝勒称号。次年，莽古尔太病死。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时，大贝勒只有代善一人。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皇帝主持的诸贝勒、八大臣的议政会议，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诸贝勒平时分理政务，战时受皇帝命统领八旗兵对外作战。一六三七年三月，因议政大臣遇事差遣，议政乏人，又在臣僚中选择贤能者参预议政，为新设议政大臣。

封授勋爵大清国皇族议政贝勒中，大贝勒以外，有和硕贝勒与贝勒之分。诸贝勒的辈分与地位，也不相同。和硕贝勒多尔衮曾加封墨尔根戴青（义为聪明统帅）称号，分给全旗。贝勒阿巴泰为努尔哈赤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所生，年长而位低，只领六牛录户口。诸贝勒中实际存在不同的差等。皇太极采用汉族皇帝尊号后，也参照满、汉爵号，制定皇族勋爵。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名号，并加以不同的称谓。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清国自此始有正式的王爵封号。贝勒也由此降为三等封爵，与原来的尊称不同了。议政贝勒与八大臣的会议，以后也习称为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

皇太极封授满洲贵族后，也对蒙古贝勒加给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封号。汉人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智顺王。

八旗官制皇太极即位后，以八固山厄真设为八大臣的同时，又设十六大臣，八旗每旗二人，“佐理国政，听断狱讼”，不出兵驻防。从而废除了原来的札尔固齐制，由十六大臣代替。八旗另设驻防的十六大臣，每旗二人，出兵驻防随时调遣，也审理属下的词讼。

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四月，又规定满洲八旗军官，不得袭用汉军官名，仍用满语名称。各旗总兵官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管一旗者即为固山厄真。

早在努尔哈赤时，选拔八旗牛录的勇壮兵士组成巴牙喇（又译摆押拉、摆牙拉），每牛录十七人。巴牙喇是努尔哈赤汗直接统属的一支善战的精兵，也是汗的侍卫亲军。诸贝勒也各有自己属下旗分的巴牙喇兵。皇太极即位后，将八旗巴牙喇兵分别组编为巴牙喇营，成为单独的军事组织。巴牙喇营自立一三角形大旗，上有织金龙形，称为纛（大旗）或龙纛。旗色与八旗色相同。巴牙喇纛设厄真一人统领，地位仅次于固山厄真。下属甲喇设巴牙喇甲喇厄真一人。各牛录十七名巴牙喇兵各由一人统领，称巴牙喇壮达（队长）。一六三四年四月，改称巴牙喇纛厄真为巴牙喇纛章京，甲喇厄真亦改称甲喇章京。各旗的巴牙喇纛章京由皇帝直接调遣出兵，统率的军士也不限于本旗的巴牙喇兵。皇太极经由巴牙喇纛章京而掌握了各旗的精兵。

改订文字努尔哈赤时，以蒙古文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洲文字行用。满洲语中发音部位不同的辅音，蒙文中不如区别。元音中的u与ü蒙文也同样书写。因此，以蒙古字母写满语；满人每易读错。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更难于准确译写。一六三二年（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在蒙古字母旁，酌加圈点，以示区别。达海又创制拼写汉语借词的字母十个，制成有圈点的满文。原来无圈点的老满文，不再通用。

二、蒙古、汉人的结纳与蒙汉八旗的设立

满洲诸部在建国以前，即与明朝的汉人接触频繁，也与近邻的蒙古多有来往。满洲国家的建立与文明的建设显然受到汉族与蒙族两个方面的影响。满文的创制依仿蒙文，首领称汗以及武士加号巴图鲁，文士称巴克什、笔帖式都明显地是源于蒙古。努尔哈赤时已与蒙古通婚姻。皇太极娶蒙古族后妃多人，使蒙古族妇女进入满洲的统治核心。努尔哈赤时，已收纳蒙古降将领兵，皇太极时对外掳掠，蒙古军将起了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并招纳汉人降将，设立蒙、汉八旗，从而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满洲历次作战中俘掠的汉人文士也在皇太极时被拔擢起用，参预订立政治制度。皇太极在改订满洲统治制度加强皇权的同时，多方接纳蒙古、汉人进入统治集团，不仅对控制漠南、北蒙古和战胜明朝起着显著的作用，也由此加强了清国的军事、政治统治，并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应予重视的。收藏满文老档的盛京崇谟阁

蒙古后妃满洲诸部早已与蒙古通婚。海西叶赫部的祖先原为蒙古吐默特部人。乌拉部与哈达部的祖先也与蒙古人通婚，含有蒙古血统。努尔哈赤取叶赫部长杨吉砮女纳喇氏（孝慈后），生皇太极，又娶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康熙时尊为寿康太妃）。皇太极早在一六一四年即受父命娶蒙古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女博尔济吉特氏（孝端后）。满洲旧俗，婚娶不严格限制辈分，一六二五年又娶莽古思子寨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后）。一六三四年娶孝庄后姐。此外，还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女二人，据传是蒙古林丹汗的妻子。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之后，也依仿汉制封后妃。生母纳喇氏早死，追封为孝慈武皇后（康熙时改谥高皇后）。莽古思女博尔济吉特氏立为清宁宫皇后，寨桑女博尔济吉特氏封永福宫庄妃，庄妃姐封关睢宫宸妃。另二蒙古妃封为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皇太极五宫后妃均为蒙古族人，庄妃生子福临（清世祖），以后继承帝位。按照满洲家长制的惯例，太后在皇室家族中具有一定的权力。皇太极娶蒙古后妃，对清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

蒙古将领努尔哈赤以来，蒙古诸部的一些首领相继前来投附。努尔哈赤任为各级将官，统兵从征。皇太极继续任用蒙古降将，对明军和蒙古未附诸部作战，在历次战争中蒙古军将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太极进而擢用有功者进入清国政治机构，担任各种要职，加强了清国的统治。

居于叶赫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武纳格，努尔哈赤起兵后率七十二人来归，以有勇略并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从征乌拉，将兵攻觉华岛明军有功，授三等总兵官。皇太极即位后，命武纳格总管蒙古军，随从作战。后以蒙古军激增，分为左、右二营，以武纳格和鄂本兑分别为固山厄真。

鄂本兑，蒙古曼靖氏，入明官守备。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攻辽阳时出降，授世职游击，在历次战斗中战功显著。

蒙古科尔沁部博博图在努尔哈赤时率七十余户来降，为牛录厄真。从攻明军，在锦州战死。子明安达礼袭职，一六三八年，皇太极任他为巴牙喇甲喇章京，领兵对敌作战。

科尔沁部兀鲁特部长明安曾聘女给努尔哈赤，一六三二年率部三千余户来投，任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一旗。皇太极时，从攻大凌河，败明祖大寿军。其后，兀鲁特旗罢废，散隶满洲诸牛录。子多尔济娶宗室女为额驸（婿），从征朝鲜。皇太极设立六部（详见下文），授为刑部承政。一六三七年进为议政大臣。

博尔济吉特氏布当随皇太极攻遵化有功，一六三八年任为刑部右参政。布彦代曾随努尔哈赤攻宁远，又随皇太极攻朝鲜及明军，围大凌河城，收察哈尔部众，为礼部参政。恩格德尔在一六一七年来降，娶舒尔哈齐女为额驸。皇太极时，率蒙古兵攻遵化，又从围大凌河城。

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喀图、弼剌什等在皇太极时来附。布尔喀图从征明军及察哈尔部，娶贝勒阿巴泰女，为一等昂邦章京。弼剌什从攻察哈尔等部有功，为三等昂邦章京。

科尔沁部恩格图屡从太宗伐明，以功授二等甲喇章京。

林丹汗败后，察哈尔部的宰桑、护卫等多人来降，均受命从征。宰桑多尔济达尔汉被任为都察院参政。

汉人降将努尔哈赤初起兵时，对汉人多加杀掠，但要战胜明军仍收纳来降的汉将，并按照氏族制的惯例，妻以族女，视为本族收养的成员。

抚顺富豪佟养性与满族贸易，被明朝拘捕下狱。佟养性越狱逃出，投依努尔哈赤，一六一八年引导满洲军兵，攻下抚顺。努尔哈赤以宗亲之女嫁佟养性，称他为“石乌里额驸”，授二等副将。次年，兄佟养真率族众一千四百余人来降。

明抚顺守将李永芳也在一六一八年抚顺兵溃后降金，努尔哈赤妻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随从作战。明广宁守备石廷柱（先世女真人，父迁辽东，姓石氏）在一六二二年金兵攻下广宁后败降，授为游击，隶佟养性部。

皇太极即位后，继续收降明朝兵将，加速了明军的瓦解，汉人军兵成为重要的力量。一六三○年，满洲军攻下永平，明建昌营参将马光远（顺天大兴人）投降，隶佟养性部。随着攻占汉地的扩大，汉人兵民日益增多，一六三一年，皇太极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又将汉人降兵编组为一旗，由佟养性直接统率，称为石乌里额驸固山兵（后称“旧汉兵”）。佟养性选拔军中工匠铸成红衣大炮四十门，组成一支红衣炮兵，为金军中前此所未有。皇太极又以贝勒岳讬之女嫁佟养性。一六三四年，佟养性病死。额驸固山兵由石廷柱统率，改称乌真超哈固山兵，石廷柱授为固山厄真昂邦章京。红衣炮兵由修养真子佟图赖管领。

一六三一年大凌河城战后，皇太极继续收降大批汉人军兵。贝勒岳讬上奏说：“以前攻下辽东、广宁，诛杀汉人，又屠戮永平、滦州，因而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要使天下知我国善养人。若能善抚此众，以后归顺者必多。”（《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他建议降官应妻以贝勒和大臣之女，从人和士兵也要妥为安置，一六三二年，孔有德、耿仲明率明军来降，皇太极称其军为“天祐兵”，尚可喜来降后，称“天助兵”。天祐兵与天助兵均保持原来的军事系统，不按金国兵制改编，成为自成体系的“汉人三军”。

蒙汉八旗蒙古降将和降兵，原来或自成一旗（如明安之兀鲁特蒙古旗），或分隶满洲八旗（如布彦代隶满洲镶红旗、鄂齐尔桑隶满洲镶黄旗）。一六三二年，皇太极将蒙古降兵均散隶满洲八旗，如明安隶正黄旗，恩格类、布当隶正蓝旗。一六三四年，定兵制，将蒙古兵左、右营改为左翼兵与右翼兵。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定蒙古旗制，原分隶满洲八旗的蒙古兵丁析出，与蒙古降将统率的壮丁分别编组，另立蒙古八旗。蒙古八旗依仿满洲八旗制度，也分为黄、红、白、蓝四色，又各分正、镶两旗。各旗设固山厄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皇太极授任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为八固山厄真，分领蒙古八旗。蒙古八旗独立于满洲八旗之外。被编入蒙古八旗的蒙古壮丁，地位仅次于满洲旗丁而优于蒙古各部的兵民。

在设立蒙古八旗的同时，皇太极还将外喀喇沁地方蒙古诸部贝勒属下俘降的兵丁编组为三旗。第一旗五千二百八十六名，第二旗一千八百二十六名，第三旗二千一十一名。这些旗丁原来散属于蒙古各部，未曾分隶满洲八旗，不是自八旗析出。因而三旗不象八旗那样各立旗色。合编为旗只是为了便于统领，设蒙古首领一人，也称固山厄真。三旗是蒙古八旗以外的独立组织，地位低于蒙古八旗。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附以前，金收降的汉人军兵，原来也被分编入满洲八旗兵中，只有佟养性、石廷柱部独立编旗。一六三三年七月，皇太极令满洲八旗中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副。授甲者一五八○人，另编为汉军一旗，由降将马光远统率，称固山厄真。一六三七年七月，以石廷柱为左翼一旗，马光远为右翼一旗，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一六三九年六月，将两旗官兵分编为四旗，依满洲八旗制度，合二旗为一旗，各设固山厄真一员，正黄、镶黄旗马光远，正白、镶白旗石廷柱，正红、镶红旗王世选，正蓝、镶蓝旗巴彦，其下各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一六四二年正式编定八旗，称汉人八旗或八旗汉军。降将祖泽润、刘文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彦，李国翰等任为八固山厄真。编入汉人八旗的汉人军兵，称为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优于“民人”，即一般汉族官民。

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洲八旗扩充到三一九佐领（牛录），汉军八旗一六七佐领，蒙古八旗一二九佐领。满、汉、蒙八旗共有壮丁十二万余人。汉、蒙八旗的建立，组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汉人文士努尔哈赤时曾任用俘掳的汉人文士龚正陆（原籍浙江会稽，客居辽东）为师傅（巴克什），掌管满、汉文书，因交通朝鲜罢任。其后，即任用通满、汉语的满洲文人额尔德尼、达海、希福等人在书房掌理文事。努尔哈赤时被俘的汉人文士隐匿其间仍有数百人。一六二九年八月，皇太极下谕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清太宗实录》卷五）诸贝勒府以下满、汉、蒙古家人俘奴中的文士均可参加考试，考中者另补偿别丁。九月朔日，来考者有三百人，考中者二百人。原为俘奴者自奴籍中拔出给赏。考中的文士或被擢用，在文馆（书房）供职，又荐引俘降的文士入仕。皇太极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汉人文士儒臣。

沈阳人范文程，是明兵部尚书范■的曾孙，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随父范楠居抚顺，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时被俘。皇太极命入直文馆，成为最受信赖的汉人文臣。辽阳人宁完我在努尔哈赤攻掠辽沈时被俘为奴。一六二九年奉召入文馆供职。又引荐俘降的山西应州人鲍承先（明副将）入馆。山东蓬莱人马鸣佩，随父马与进（明辽阳训导）居辽阳，努尔哈赤攻辽阳，马与进被杀。马鸣佩被俘为奴，后被拔出奴籍入值文馆。明诸生王文奎（原姓沈，因母氏姓王，浙江会稽人），一六二九年在遵化被俘，也奉召入馆。皇太极天聪年间，被起用的俘降汉人，还有辽阳人马国柱、武威人李栖凤、广宁人杨方兴、辽东人雷兴、辽阳人罗绣锦及来降的辽东开平卫人张文衡等多人。他们或在皇太极侵掠明朝时，随军参议，或为皇太极制定政治制度，对大清国的建立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依仿明制，改订官制

皇太极在建号清国前后，倚用范文程、宁完我等人参议，依仿明制，改订了中枢官制。

内三院——一六三六年三月，皇太极将文馆改建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主管。内国史院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编纂史册及历代实录。内秘书院撰拟致外国往来书札，录各衙门奏疏及皇帝敕谕。内弘文院注释历代行事进讲，并颁行制度。皇太极称帝后，以满洲正黄旗则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满洲正黄旗巴克什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内三院大学士参予机要，形成皇帝的参谋和助手。范文程加授二等由喇章京，皇太极称他为范章京，入对常至深夜。

六部——皇太极建国号前，即在一六三一年七月依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别任命贝勒一人掌管。建号后，更订制度，不由贝勒专任。下设满洲承政一员，蒙古或汉人左右参政及理事、副理事启心郎等官员。六部的设立，极大地削弱了八旗贵族的权力。田地的管理与授予，庄丁的编审，都归于户部，各旗兵事由兵部总理。清国因有六部而成为更为完备的阶级压迫机关，国家的权力也更加集中于皇帝了。

二院——皇太极又仿明制设都察院。向皇帝谏诤，并监察诸王贝勒及六部官员。一六三八年六月，将原来的蒙古衙门，改设为理藩院，管理蒙古诸部有关事务。二院与六部合称为八衙门，构成中枢政府。

行科举——皇太极设六部后，由礼部实行科举制度，定期考试文士。一六三四年，礼部考取满、蒙、汉人习本族或他族文书者十六人，称为举人。建国号后，一六三八年考取举人十名；一六四一年又考取七名，称为中式举人。举人是文士中的优异者，考中后多被授任官职。

盛京吏部满文奏折

皇太极时，辽东汉人数十万，对明作战俘掠近百万。行科举后，汉人文士得经由考试得官，参与执政，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修会典——努尔哈赤时，曾命巴克什达海等人翻译《大明会典》，意欲作为执政的借鉴（未译完）。皇太极依仿明制，设立内三院和六部二院，但满族社会与明朝不同，显然不能全部仿行。一六三三年，文馆的汉人榜式（巴克什）宁完我建议“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建号称帝，同时颁布“登基议定会典”五十二项。主要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一）有关满族各级贵族及平民的丧葬礼仪。共有二十一条之多，贯彻着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二）有关贵族以至平民的服饰的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人式样。只有僧道照旧。（三）确立皇帝降旨、臣下奏事的专用汉语称谓、各级军兵及官员名号等级的汉语称谓。（四）有关分家、婚娶和离婚的各项规定。仿汉制改革满人兄死弟娶其嫂、父死子娶后母等旧俗。（五）有关刑部、都察院的司法程序和奴隶告主等规定。（六）官吏考绩，以捕捉逃人（逃亡奴隶）与兵器利钝作为主要的项目。（七）禁止祧神还愿等迷信活动，严格寺庙的清规。

会典的各项规定，旨在从各方面确立清国的统治秩序。有些规定是强行把满族的风习制度推行于汉人。但同时也在参照汉人制度，改变满族旧俗。宁完我在奏议中建议：“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汉人）之制。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指明朝）地方，不至手忙脚乱。”（《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四）清国统治下的满汉奴隶与农民

皇太极即位前，努尔哈赤已经占据了辽东平原。领土的扩大为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八旗满洲迁居到新占领的辽河平原，社会生产不能不转变为以经营农业为主，渔猎、畜牧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另一个方面是土地占有不能不重新分配，剥削关系也需要相应地改变。皇太极统治时期，辽东居民包括了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新迁来的八旗满洲，包括奴隶主、自由民和各族奴隶。第二部分是原居辽东的汉族农民，主要是明朝的军屯户。第三部分，是从明朝俘掳来的汉族生口以及朝鲜的俘奴。一六三五年和一六三六年，清兵两次进入明朝境内掳掠人口、牲畜，有二十五万之多。此后，连年俘掠，汉人奴隶不断增加。人口与牲畜综合计算，正是反映了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地看待。在清国建号时期，新迁来的八旗满洲需要安定，原居辽东和俘掠的汉人需要统治，新建的清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任务。

八旗分地一六二一年三月二十日，金兵攻占辽阳，便分兵占领各地。九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命令：在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将二百牛录分成两半，每一牛录各住五十甲。据一六二二年四月的档子记载，八旗分辖的地方是：正黄旗收揽费阿拉、尚间崖、抚西、奉集堡等八城；镶黄旗收揽柴河、范河、懿路、铁岭等十城；正红旗收揽清河、碱场、东州、马根丹（单）等十城；镶红旗收揽沈阳、十方寺、虎皮驿、长胜堡等十二城；正蓝旗收揽岫岩、凤凰、汤站等十一城；镶蓝旗收揽旅顺口、金州、望海埚等八城；正白旗收揽复州、盖州、庆云堡等九城；镶白旗收揽海州、耀州、鞍山等九城。《清太宗实录》卷七记载，太祖努尔哈赤时，八旗“守边驻防，原有定边”。后来“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两白旗于安平，两红旗于石城。其阿敏所管两蓝旗分住张义站、靖远堡，因地土瘠薄，与以大城之地。”阿敏越过所分地界，擅过黑扯木地开垦。皇太极处置阿敏，列举十六罪，越界开垦是大罪之一。可见，分地是法定的。后人追述说：“太祖、太宗原将八旗分左、右翼，庄田、房屋俱从头挨次分给。”（《清圣祖实录》卷一八）按照传统，掳掠财物要八旗平分，土地要八家分占。金国领域扩大后，八旗迁移新地，确定分界，农垦与防务相结合，形成土地分配的新形式。

计丁授田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即实行了“计丁授田”的办法。这年七月，通告收取海州地十万日（一日约六亩），辽东地二十万日，共三十万日田地授予八旗人丁。同时规定，这一地区的尼堪（汉人），包括乞丐、和尚在内的平民，也都计丁授田。每三丁共耕一日的官田，作为贡赋。二十丁出一人当兵，一人服差役。明朝的杂税，予以废除。金国实行的这种授田制，来源于田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它略同于金代女真的授田制，也和汉族古代的井田制或北朝的“均田”制有某些相似。努尔哈赤曾指责明朝的制度，穷人遭受富人和官员的勒索。计丁授田制使汉人农民成为金国的自由民，实际上却是把满族的土地国有制推行于辽东汉人的封建社会。授田之人屯住之所沿袭明人的称谓，称为“屯所”。

编庄分丁金国实行计丁授田制后，满汉杂居。一六二一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的文告中说：“诸申、尼堪要同住一村，粮一起吃，牲口的草料一起喂。诸申不要欺凌尼堪，不要强取尼堪的任何东西，不要抢夺。”告诫“诸申、尼堪合议，公正为生。”（《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九）但是，不甘忍受压迫的汉人农民仍不断地与明朝相联络，起而反抗金国官员的统治。自一六二二至一六二五年间，金国对各地反抗的农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大批汉人被处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记录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对汉民说：“我占领辽东后，没有杀害你们。没动（你们）住的房、耕的田，没有侵占你家的任何东西，加以收养。就是那样收养，也不顺从。古河的人杀死我派去的人，叛变了。马家寨的人杀死我派去的使者，叛变了。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给明朝，叛变了。长岛的人逮捕我派去的人，送到广宁。双山的人定约，带那边的兵来，杀了我们的人。魏秀才告发岫岩的人叛去了。复州的人叛变，定约带明朝的船来了。平顶山麓的人杀了我方的四十人，叛变了。不念我收养之恩，仍与明朝一方合伙，所以杀了有罪恶的人。”努尔哈赤命令把煽动反抗的明朝的旧官、秀才、老爷（地主）们处死。八贝勒的拖克索以至诸申家投充的尼堪，全部逮捕甄别。经甄别后，把那些可以筑城郭、纳贡赋的人编“庄”，满语称“拖克索”。每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本庄食用。十三人中有庄头一名，督催差役。庄归属八旗贵族，并按照等级分给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官。每一备御，给一庄。庄丁实际上是贵族的奴隶，受到严格的控制，比授田民户地位更加卑下。

一六二六年九月皇太极即位后，因汉人庄丁多有逃亡，下令释免部分庄丁为民户。《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载说：“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止（只）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皇太极的这一改革，实际上只是减少分配给官员的庄丁人数，确定汉官管理办法，但显然未废除编庄制度。所以，十五年后，一六四一年十月，朝鲜目击者报道沈阳附近农庄情形，仍然说：“诸王设庄，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庄有大小，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而多是汉人及吾东被掳者也。”（《沈馆录》卷三）据此，汉人及朝鲜被掳的奴隶依然编为诸王的庄丁。不过，皇太极的改革，至少使原来的汉人庄丁，有三分之一被编为民户。一六三八年皇太极又下令，攻占辽东时俘掳的良民，在诸王以下及民人之家为奴者，查出后也编为民户。辽东的汉人民户与庄丁同时并存于广大农村。

离主条例努尔哈赤时曾有奴隶离主的规定。皇太极即位后，一六三一年修订《离主条例》。一六三六年四月，制定“（皇帝）登基议定会典”，也列举了奴隶离主的条目。凡八旗贵族私自采猎、作战时私藏财物、私自杀人、奸污属下妇女、举用不实及阻挡告发者，奴隶告举主人属实，准许离主。诸贝勒如犯私通敌国、谋害宗室兄弟及叛逃诸罪，也许奴仆首告。奴仆离主，视不同身分，或拨给别旗仍为奴隶，或得到释免。太宗朝《满文老档》和《太宗实录》保存离主事例四十四件，除两起原被告身分不明外，属下人告发贝勒的十三起，告发官员的有七起；奴仆告发主人的有二十二起，其中包括告发贝勒、公及其家属的六起、告发官员的十起。案情从危害国家以至到刑事犯罪，几乎是无所不包。这和离主法令的实用范围，是完全一致的。判决的结果是：诸申离主的十七起，不准离主的一起；阿哈离主的十五起（内二起拨给他人为奴），不准离主的九起；身分不明的二起，都准离主。

奴隶离主的条令，主要是皇太极用以控制满洲贵族，但奴隶由此获得告主和离主的权利，却是对奴隶制统治的一个冲击。

（五）清国的对外扩张和侵掠

一、侵朝战争

一六三六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后，强迫朝鲜称臣，遣送质子，朝鲜不允。皇太极于当年十二月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命令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蒙兵，从宽甸入长山口；豫亲王多铎等率领先锋一千五百人进入朝鲜王京，贝勒岳讬等带兵三千接应；皇太极与代善等率主力部队从镇江渡江，向朝鲜王京进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防备明朝水师。朝鲜国王李倧把眷属转移到江华岛，带领亲兵守卫南汉山城。各路清军先后到达王京，包围南汉山城。朝鲜军民激烈战斗，用火器击毙清朝将领扬古利。由多尔衮率领的清兵攻入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一百六十六人。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接受清朝的条件：（一）献出主战的宏文馆校理尹集等人；（二）交出明朝赐给的诰命册印；（三）送质子二人到盛京；岁时贡献、表贺，依对明朝的旧制；（四）清国出兵征伐，朝鲜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五）朝鲜不得擅自修筑城垣，不得擅受逃人。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次年二月，清兵撤退。

二、征服黑龙江诸部

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一六三四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金国。此后，瓦尔喀部冯家屯人季思哈、巴克达等相继投附，授予甲喇章京。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派副都统霸奇兰领兵往征黑龙江地方，招抚各部落。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归附人户编成牛录或仍留居原地，或随军迁来，给与田舍用具。同年，虎尔哈部降附。一六三七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来贡貂皮等物。次年，又反清自立。一六三九年，清国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一六四一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清军索海等俘获索伦人口男子二七五一人，女子三九八九人，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赏给衣服、布匹。

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国统治。《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军征服诸部，俘虏人口共计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四人。绝大部分与降人一样，作为“新满洲”编入牛录。使马鄂伦春与使鹿鄂伦春降附，也“审户比丁，编为佐领。”（《清朝文献通考·舆地三》）

漠北蒙古的臣附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建号称帝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一六三六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呈上奏疏，进贡马匹弓箭。一六三八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国的藩部，清国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明朝。三、对明朝的侵掠

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族奴隶主，在占领辽东后，把掳掠汉地的人口、牲畜作为获得奴隶和财富的来源。战争成为掳掠的手段。一六三二年，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汉臣上疏说：“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都以蛮子家（指汉族）为奇货，是势之必欲内入也。”王文奎进一步说：“且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哉！”他建议：“慎无杀人，无掳掠，遍张明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对战争的建策，显然与满族奴隶主掳掠人口、财物的传统不合。一六三三年六月，皇太极命诸贝勒议奏对明作战之策。贝勒阿济格奏称：先前我兵围大凌河城，获得良将精兵（指明朝降军），但部下士卒一无所获，以为徒劳。以后再叫他们前进，都不行了。固山厄真和硕图明白建策：“杀其人，取其物，务令士卒各餍所欲。”贝勒多铎说：“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灭明）。”（《清太宗实录》卷十四）所谓“士卒之心”，即纵令军兵掳掠人口、牲畜。

南下掳掠

一六三四年五月，皇太极领兵直趋宣大。七月，命大贝勒代善等领兵入得胜堡，攻取大同，到朔州会师。贝勒阿济格等入龙门，至宣府。皇太极自领大兵与贝勒阿巴泰、豪格及孔有德、耿仲明等自宣府至朔州，又围应州。闰八月至大同，回师。皇太极此次在大同、宣府掳掠时，各牛录分取男妇奴婢和牛。因互相争兢，分配不均。有些士兵“赌气不抢”，以致所得不多。

一六三五年，命多尔衮往收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后裔。顺道在山西掳掠，经忻、代州至崞县。

一六三六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后，下诏大举征明，但仍以掳掠为目的。诏书说：“此行若多所俘获，每牛录派取男妇六人、牛二头；其新附满洲牛录下蒙古贝勒之人，及内外新编牛录内者，亦照此派取。如一无所获者，私献本主（者），不得滥行收取，须与从征者均分之。”最后说：“至后所遣每旗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原令往携俘虏。若入明边，至长城下，即令之还；勿以少所俘获，而不令还。俘虏虽少，亦不下万余。我国有万余俘获，亦不为不利矣。”（《清太宗实录》卷二九）阿济格率兵，自鵰鹗堡入长安岭，攻延庆，克昌平，北京戒严。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督诸镇勤王兵，宣大总督梁廷栋统兵入援，都退怯不敢战。清军过保定，破安州、定州、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县、顺义、容城、文安、永清诸城，五十六战皆捷，九月从建昌营冷子口出边回师。清军共俘掳男女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人，牲畜十万九千八百六十六头。

一六三八年八月，皇太极又命多尔衮与岳讬分领左右翼兵南下侵掠。皇太极自领兵攻山海关外诸城，以牵制明军。九月，清军入墙子岭、青山关攻进长城。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在密云战死。十月，明京师戒严。明宣大总督卢象升入援，受命督各路援兵。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县攻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卢象升由涿州进据保定，命诸道援兵分道出击。十二月，卢象升败死于钜鹿。清军转战山西，又攻入山东。次年正月，攻入济南府，俘虏明宗室德王朱由枢。明朝廷调遣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孙传庭会兵十八万援济南，不敢进军。二月，清军回师。此次南下，前后五个月，转掠数千里，攻破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虏人畜四十六万二千余。三月，出青山口北返。

松锦之战

清军屡屡南下侵掠。山海关外的宁远和锦州仍由明兵驻守，联成一道防线。一六三八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一六三九年初，明朝调派洪承畴总督蓟辽，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一六四○年冬，清军来攻，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一六四一年春，洪承畴调宣府、大同、密云等地八总兵官，兵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三月，清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断松山、杏山援师道路。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明廷臣集议军事，兵部尚书陈新甲力主分道进兵。洪承畴以兵分力弱，持坚守之策。明廷遣使赴军前，促洪承畴出兵。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八月，皇太极亲自领大兵围攻锦州，到达松山。洪承畴集议背山突围。大同总兵王朴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逃窜，被清兵截击。两镇六总兵败溃，死五万余人。洪承畴、邱民仰入松山守城，被清军围困。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一六四二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作内应，清军攻破松山城。洪承畴、邱民仰被俘。三月，祖大寿出城降清。皇太极命斩邱民仰，送洪承畴入盛京，命范文程说降。洪承畴降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松山之战是一次决定性战役。明朝失锦州，山海关外的防线瓦解，清军得以入关掳掠。

松山战后，崇祯帝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向清军求和。陈新甲派遣使者去见皇太极，五月到盛京，六月返回，带回皇太极的国书。皇太极提出的条件是：（一）明朝岁馈金万两、银百万两；（二）双方送还叛逃人犯；（三）以宁远与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四）在连山互市。国书内容被陈新甲泄露，朝中大哗。崇祯帝羞怒，斩陈新甲，和议作罢。

清军入关掳掠

一六四二年十月，皇太极再命阿巴泰领兵入明境侵掠，自黄崖口入长城，至蓟州，败明白腾蛟军。破河间、景州，进至兖州，杀明鲁王朱以派。分军掠莱州、登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清军所到之处，四出掳掠，明军望风披靡。

清军的掳掠，激起人民的反抗。顺德府东南以张府为首，府西北以郭宅为首起兵反击。响应者四千余人。兖州有小袁银（袁时中部，又称小袁营）义军起兵救兖州府，沿途秋毫无犯，被人称为“佛兵”。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小袁银军进攻海州清军，挖壕沟围城。

一六四三年四月，清军自山东退兵，路经明京畿。明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通州，不敢出战。清军此次侵掠，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掳掠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头。自天津至涿鹿，沿途运载财物的车驼绵延三百里。五月，清阿巴泰军返回盛京。

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三年清军侵明的战争，目的仍在掳掠人畜，而并不占驻州县。此次出兵前，降清的汉臣李国翰、祖可法（祖大寿子）等人曾经建言：掳掠战争“便于将领，而不便于士卒；便于富家，而不便于贫户。将领从役颇众，富家蓄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贫乏军士不过一身一骑，携带几何？”他们建策攻取北京，灭亡明朝，可使四方贡献，上下同享其利。皇太极以为不可，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六二）阿巴泰掳掠回师后，皇太极说“此番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旗将士获财物甚少。”又说：“此番出征所获财物，必须樽俭节用，岂可恃俘获以为生计乎？夫出师征伐，以有土有人为立国之本，非徒为财利也。至于厚生之道，全在勤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六五）皇太极逐渐意识到恃俘获为生的局限，立国须有土地人民，即效法明朝的封建统治。不过，在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战争，主要还是为了俘掠人畜财物，这显然是和满洲奴隶制的发展相适应的。

第四节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明崇祯年间，在清军不断南下侵掠的同时，陕西、河南地区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天启年间，山东、河北地区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曾经发展为颇大的规模。崇祯时，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逐渐转移到陕西、河南。这是因为：

（一）徐鸿儒起义遭到明朝的残酷镇压，农民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斗争转入低潮。清朝建号后，连年出兵河北、山东地区侵扰，这一地区广大农民抵抗清军的抢掠，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二）陕西地区是明朝西北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明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史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时，明太祖封第二子樉为秦王，就藩西安。以后秦王子孙历代相承，成为一方的豪富。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贾汉复《陕西通志》载明末陕西占田状况，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顷，山坡、山场四百八十三处。此外还占有竹园、栗园数处。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凤翔两府所属各县及鄠县、商州等地。平凉的韩王、汉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万顷，山坡、山场及果园等五百余处。陕西东布政使辖西、延、凤、汉、兴四府一州耕地，约有三十八万九千余顷，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在平、庆、临、巩四府，肃、韩等王占地一万六千余顷，占这一地区总耕地面积二十五万三千余顷的百分之六强。藩王凭借权势，向佃户收租，不准拖欠。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货赂山积”。河南地区有藩王八人，号为“八王”。也各占良田数万顷。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即向老百姓宣告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绥寇纪略》卷八）。

（三）陕西、河南地区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也是阶级压迫严酷的地区。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韩城占有万亩田的大地主有数十百人，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渭南南氏是世代为官的大族，农民军曾向南氏索要饷银一百六十万两。长安县薛氏、华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农民破产无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为奴。华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余纸，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为艾姓。奴仆或从事生产，或负担家内劳役，地位低于农民。河南地区有大地主曹氏、诸氏、苗氏、范氏四家，各占有千顷良田，称霸一方，号称“四凶”。农民遭受地主的敲剥，还要承担官府的压榨。一五九八年（万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因抵御金兵，多次加派税银，称为“辽饷”。辽饷按照亩数加征税，不问产量的多少和年岁的丰歉。因而地多产少的陕西、山西和河南、湖广等省，较地少产多的省份，实际负担远为繁重。山西地瘠民贫，一年加派近四十万两，超过闽广的两三倍。陕西的情况也和山西差不多。河南省新旧税银多至一百六十多万两。湖广土地辽阔，照亩加派，是全国加派最多的一省。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河南，发展到山西和湖广，明朝赋税剥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御史姜思睿曾经认为“剥民以养兵，是驱民而为盗也。”（《启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员们多次指出，加派税银，等于剜肉医疮，人民的皮骨被剥尽，只有起来造反。

（四）陕西地处西北，榆林、绥德、延安均设军卫，军户耕种屯田，极为困苦。军官奴役兵丁和耕种的佃客人丁，称为“奴客”。他们遭受着比一般农户更为严酷的压榨。农民起义爆发后，即纷纷参加起义。兵科给事中刘懋奏称：“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平寇志》卷一）吏部尚书吴甡说：“延安四载奇荒，边军始乱，出掠米脂、绥德、清涧，胁从甚众。”（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一）清初编审三卫军户，实在户丁都不过二、三百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奴客与军丁多已脱籍参加起义。至于那些世代为军官的世禄之家，也多已被消灭了。

（五）陕西、河南自天启至崇祯年间，连年饥荒。遭受地主、官府和军官压榨的人民，更加断绝了生路。陕北的延安、庆阳一带，民间采摘山间的蓬草和树皮作食物充饥，甚至挖掘山里一种叫做青叶的石块来充饥，吃下后即腹胀而死。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经延安的官员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备陈灾变疏》，陈述他所见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他最后说：“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无，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销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二）

（一）农民战争的序幕

自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起，陕西农民先后在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一六二七年春，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在连年灾荒之后，向饥民催逼赋税，激起人民的反抗。三月间，农民王二聚集饥民数百人，问：“谁敢杀张知县？”大家齐呼：“我敢杀！”饥民拥入澄城县衙，杀死正在坐堂追比的张斗耀，举行起义。起义者以王二和钟光道为首，进而聚集饥民和逃兵，扩大队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韩城的芝川镇。又西去宜君县，打开监狱，放出囚犯。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树旗立营，组成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一支队伍。

王嘉胤起义在王二起义后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陕西府谷县爆发了王嘉胤领导的起义。起义的领袖还有号称杨六郎、不沾泥（原名张存孟）等人。起义者聚集饥民，劫夺地主富户的粮食。官府前来缉捕，即与官府对抗，发动起义。王二起义军在这年冬季与王嘉胤部会合，有众五、六千人，在延庆的黄龙山聚集。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王二战死。王嘉胤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至延安、庆阳。一六三一年，又东向进入山西，到达阳城。起义群众发展到三万多人，有将领一百余人，并设置左丞、右丞等官职，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军。这支农民军中的著名将领高迎祥，原在安塞起义，自号闯王，在各地流动作战，后归属于王嘉胤。另一将领张献忠，陕西延安卫柳树涧（今定边县）人。幼年随父贩枣，遭乡绅毒打。后在明军中当兵。一六三○年九月，张献忠发动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响应王嘉胤。自号八大王，又称“黄虎”。

各地起义王二、王嘉胤起义后，陕西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一六二八年，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白水王子顺等先后在各地领导起义，从四面八方冲击着明朝的统治。明朝派总督杨鹤前往“招抚”，又派出官军镇压。一六二九年四月，王左挂部被明洪承畴军围困于云阳，王左挂突围入神道岭。王大梁在略阳大石川战死。一六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顺等转战陕西中部州县。鄜、雒一带有李老柴、独行狼等领导的起义。宁塞一带有神一元、神一魁等领导的边兵起义，攻陷柳树涧。河西士兵在混天猴领导下起义，转战陕甘。此外，还有清涧点灯子和葭州不沾泥诸部起义军。一六三一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顺等接受明朝总督杨鹤的“招抚”，降明后被杀。神一元败死。神一魁降明后，察觉中计，突围出走，率部数万人，败官军于宁夏。点灯子、不沾泥、混天猴等先后败降。明军先后捕杀起义者二万余人，招降三万余人。

王自用、高迎样等起义一六三一年四月，王嘉胤在阳城与明延绥副将曹文诏部作战，败死。起义军推举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为领袖，与部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率领部众继续作战。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幼时为地主放羊。二十一岁时，应募作驿卒。王左挂起义后，李自成投附农民军。王左挂降明被害，又投附不沾泥部。不沾泥降明，部众解体。李自成投入王嘉胤部下，号称闯将。

农民军兴起以来，分散各地，各自为战，明军易于各个击破。这时，明军主力在陕甘。王自用避开敌锋，结集所属三十六营起义军转战山西，向晋东南发展，直到黄河以北，进入河南济源地区。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起义军分三路进军，东路据泽州、潞安，西路攻平阳，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带州县。各地饥民纷起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一六三三年四月，王自用与部将马守应（老回回）被明军战败，自榆社奔武乡。王自用在济源战死，起义军失去领袖，各路军又陷于分散作战。数十万人东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顺德诸府县，遭到明军曹文诏和左良玉部的围剿。十一月，高迎祥统率张献忠、罗汝才（曹操）、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闯塌天）等，合三十六营军渡黄河，攻陷渑池，到达卢氏。起义军由当地矿工作向导，越过崎岖山路，经内乡到郧阳，分兵出击。张献忠部攻信阳、邓州，经应山至商雒。马守应部五营攻南阳、汝宁，经枣阳、当阳、归州、巴东入四川，破夔州。次年回军郧阳。

（二）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明军的反攻

一、荥阳大会

农民起义爆发以来的六年间，起义者由于在各地分散作战而屡遭明军的镇压。明朝也由于诸镇抚事权不一，互相推诿而使农民军得以流动作战，不断发展。起义军攻下郧阳后，明朝将郧阳巡抚蒋允仪逮捕（以卢象升代），擢升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晋、豫、楚、川诸省军务，专事镇压农民起义。陈奇瑜率师赶到均州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领兵会讨。陕抚练国事驻商雒遏制起义军之西北，郧抚卢象升驻房县、竹溪遏制于西，豫抚元默驻卢氏遏制于东，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遏制于东南，对起义军四面围剿。起义军遭到明军的围剿，在平利，乌林关、乜家沟、蚋溪等战役中连续失利，伤亡惨重。一六三四年六月，高迎祥部农民军误入兴安县的车箱峡，陷于困境。

车箱峡长四十里，四面悬崖峭壁，号为“绝地”。起义军误入这个“绝地”后，地主武装垒石断路，从山顶投石飞击或掷火焚烧。起义军无法突围。高迎祥部将李自成采用谋士顾君恩策，贿赂明军总督陈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陈奇瑜将起义军每百人编为一队，派遣安抚官护送他们回家务农。李自成等一出栈道，就将五百多个安抚官杀掉，联合各部起义军接连攻下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县。起义军脱离危境后，在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击，一路北向庆阳，一路南奔郧阳，一路东进河南。

明朝政府逮捕陕西巡抚练国事（以李乔代任），将陈奇瑜削职听勘，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督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指挥各镇抚镇压起义。又调西北边防兵、天津兵、关宁（山海关、宁远）骑兵等数十万人往河南集结，企图以大规模的围攻，把农民军主力歼灭于河南境内。

据《绥寇纪略》卷三记载，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农民军将领曾在河南荥阳集会，商讨对付明军重兵围剿的作战方案。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入山西，张献忠表示反对，但又提不出确实可行的计划，因此发生争执。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议将起义队伍统一组织起来，依据作战需要分成几个方面军，分头出击，配合对敌。李自成的意见得到与会将领们的一致赞同，会上议定了分兵拒敌，四路进军的作战方案。贺一龙、贺锦南御四川、湖广敌兵；马进忠、横天王（后增李万庆、许可变）西挡陕西之敌；罗汝才、惠登相扼守黄河沿线，抵挡开封、归德、汝州方面明军；高迎祥（李自成为其部将）、张献忠向东出击，插入敌后；马守应、九条龙为机动部队，往来策应。无论那一路获胜，所得战利品各路军统一分配。

荥阳会后，高迎祥按照大会议定的进取路线，指挥起义军主力分三路东下。势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连攻下固始、霍丘、寿州（寿县）、颖州（阜阳）等数十州县，杀死颖州知州尹梦鳌和在乡尚书张鸣鹤，直逼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明朝在这里设有留守司，辖八卫一千户所，又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新军六千多人，由一个巡抚、一个太监负责护卫，戒备森严。

农民军大队抵达凤阳之前，秘密派遣三百名壮士化装成商人、僧道、乞丐等潜入凤阳，在大军进攻时作内应。明朝士兵和当地人民也痛恨守陵太监贪虐，主动为农民军带路。高迎祥、张献忠的部队顺利地占领凤阳。

农民军占领凤阳府后，释放囚犯，烧毁明“皇陵”和“龙兴寺”，杀死留守署正朱国相，歼灭敌军四千多人。起义军还揭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以示推翻明朝的决心。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后，逮捕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处死。将巡按御史吴振缨遣戍。

农民军在凤阳驻了三天，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争执，又分裂成两股。张献忠率所部向东南发展，转战于江淮流域。李自成随高迎祥西北走归德（商丘），与罗汝才、惠登相等部会师。

同年，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又相继转战到陕西境内，击毙明军悍将艾万年，曹文诏战败自杀，农民军获得一系列胜利。

一六三六年七月，高迎祥率部经汉中之石泉，出陈仓、子午，打算进攻西安。途经周至黑水峪时，遭到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兵的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明军祖宽部来援，高迎祥战败被俘，就义。起义军推李自成为领袖，继为闯王。

二、明军的反攻

高迎祥死后，张献忠的实力较为强大，他联合马守应、蝎子块等部二十多万人进攻襄阳。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正月，张献忠又联合罗汝才、马守应、刘国能诸部自襄阳顺流东下，与很久以来就在江北英山、霍山一带活动的“左革五营”中的贺一龙、贺锦会合。然后分攻江浦、六合、安庆等城，南京为之震动。

三月，明朝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策划“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即今江淮地区）四个地区为围剿起义军的正面战场，由当地四个巡抚负责分剿，“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作为辅助战线，由这六个地区的巡抚负责协剿。“四正”加“六隅”，成为“十面之网”。（《明史·杨嗣昌传》）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镇压张献忠为主的农民军，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围剿李自成部农民军。农民军与明军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洪承畴和孙传庭对李自成东西夹击，步步进逼。李自成几次激战，连遭失败。在三原与李自成会合的蝎子块部投降明朝，使李自成更加势孤。李自成奋力突破明军重围，到阶州、成县、西和、礼县一带活动，然后带领过天星、混天星和本部人马挥军南下，攻克宁羌（宁强），开始向四川进军。

宁羌是由陕入川的咽喉要地，李自成占领宁羌后，接着攻下七盘关，经过朝天岭，接连攻克广元、昭化、剑州（剑阁）、梓潼等地。然后分兵三路，分别向潼川、绵州（绵阳）、江油三个方向进军，连下三十多个州县，进逼成都。四川巡抚王维章龟缩在保宁（阆中），不敢与李自成军接仗。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打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了。

一六三八年春，李自成领兵北还，在梓潼附近被洪承畴埋伏的重兵伏击，伤亡惨重。李自成军奋力突破重围，西走松潘草地，穿过草甸和沼泽地带，到达甘肃临洮一带。

四月，明军悍将曹变蛟、张天禄率部尾追而来。李自成军被迫进入西羌地区。曹变蛟、张天禄仍然尾追不舍，双方在羌中遭遇。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浴血奋战，连续二十七个昼夜马不卸鞍。当地羌族人民也纷纷起来袭击官军，使明军难于应付。李自成乘机率部转移到洮河流域，继续战斗。

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正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农民军在随州（随县）投敌叛变，当了明军的守备，参预镇压起义。张献忠假用明军旗号进袭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左良玉射中张献忠眉心，部将孙可望力救脱险，带兵退据谷城。

张献忠退据谷城后，在明军强大攻势下，投降明朝，以等待时机。他派养子孙可望带着珠玉珍宝拜见熊文灿部下的总兵官陈洪范，求陈代献文灿乞降。熊文灿曾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以“招抚”政策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动乱，并且接受了巨额贿赂。他总理南直、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企图故技重演，在各城镇广散招降文檄。张献忠行贿请降，他便欣然接受。张献忠又派明朝首辅薛国观的族侄携带珍宝财货到京城活动，利用出入相府的机会广交上层要人。朝中权贵多得献忠贿赂，同意招降，不予加害。一六三八年四月，张献忠接受了明朗的“招抚”和副总兵官衔，停止了与明军的战斗。但是他不改变农民军的编制，不服从明朝的军事调遣，把部卒四万人分屯于谷城四郊，其中精锐士兵三千人分四营驻扎在谷城，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并且加紧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兵，作继续战斗的准备。

张献忠降明，虽然仍作继续战斗的准备，但使李自成陷入不利地位。这年秋天，李自成部下的祁总管、周山等相继向敌人投降，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处境更加艰难。李自成遭到明军曹变蛟、贺人龙、马科等部的追击和堵截，打算率军出潼关，东进豫、皖，和在那里的“左革五营”会合。十月，率领农民军向东挺进，在潼关南原陷入了洪承畴和孙传庭伏军的重围。

洪承畴和孙传庭侦知李自成东进，故意让开从白水到潼关的道路，引诱农民军进军。孙传庭在潼关一带的山丘、丛林中每隔五十里设一道伏击线埋伏重兵，附近地主武装把守外围各险要通道截击。洪承畴率领曹变蛟、贺人龙等悍将对农民军步步进逼，迫使农民军进入伏击圈内。明军人多势众，不断缩小包围圈，向农民军进攻。经过几天的激战，农民军损失数万人，伤亡惨重。李自成与田见秀、刘宗敏、李过等十八人奋力杀出重围，奔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李自成的妻女，都被明军冲散。

潼关

明军得不到李自成的消息，谍报说他已被打死，洪承畴、孙传庭部被调离陕西，入卫京师。驻扎在均州的农民军罗汝才部是当时起义军中较大的一支，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带兵出潼关，误以为是前来围剿，遂率部向明军熊文灿乞求接受“招抚”而不受节制。熊文灿要授他游击官，解散起义军，挑选精壮从征，被罗汝才拒绝，说“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罗汝才部分屯在房、竹一带，与张献忠部成犄角之势。熊文灿只好容忍他们降明自立。

李自成部起义军受挫后，惠登相、王光恩、马进忠、李万庆、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刘喜才等部或降或走，农民战争转入低潮。

三、张献忠的再起与信阳之败

张献忠接受明朝“招抚”后，用金银珠宝厚贿明将熊文灿等官员。熊文灿受贿替张献忠向朝廷请关防和饷银，要求张献忠选留精锐士卒二万，其余遣散还乡。张献忠拒不解散士兵，并制造器械战船，积草屯粮，进行扩充，要求明朝发十万人军饷。

张献忠等以数万之众屯据谷城，明朝不能按士兵数额发饷，农民军便有理由打劫地主豪绅和设卡收税，开辟饷源。这当然要引起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纷纷起而抨击。朝中对“招抚”张献忠提出异议的人逐渐增多。湖广巡抚余应桂致书熊文灿，反复论说不宜优容献忠，招抚失策。农民军辗转得知，激愤不安。张献忠与谋士潘独鳌、徐以显等日夜研究孙吴兵法，研制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武器，用团营、方阵、左右营等操法训练军队，准备再度起义。张献忠秘密布置部下在荆襄一带散布流言，挑拨湖广士绅和明朝调来镇压起义的滇兵之间不和，湖广士绅果然奏请撤除滇兵副将龙在田的骑兵。

这时，河南和江北地区遭受严重旱蝗灾害的饥民大批逃亡到汉水流域，张献忠收聚饥民，扩大了队伍。一六三九年五月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次起义，与明军展开战斗。

张献忠起义军杀死谷城知县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等被迫投降。离开谷城时，张献忠在墙上留书，说明他再度起义的原委，并把曾经接受农民军贿赂的官员姓名和受贿数额详列于后，给明朝的官员们以沉重的打击！

张献忠再起，罗汝才部也起而响应，树起反明旗帜。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得到消息，立即重整旗鼓，收聚部众，冲破陕西总督郑崇俭的包围，到谷城与张献忠合兵。张献忠傲慢不容，李自成只好到马守应营中借得一些人马，在陕、鄂、川边境活动。

熊文灿得知张献忠再起，立即调集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逐。张献忠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中，派出一支队伍佯败撤退，引诱明军入山，伏兵四起围攻，明官兵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生擒，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明兵军用物资和左良玉的印信、军符等，全为农民军缴获。

张献忠起兵后，明廷曾逮捕孙传庭下狱。明军在罗猴山惨败，崇祯帝又下令逮熊文灿下狱，随后处死。左良玉降三级，随军带罪立功。改派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到湖广襄阳督师后，调遣中官刘元斌、湖广总督方孔昭、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十多万军队一齐向农民军进攻。并责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扼守要冲，堵截农民军去路。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众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今四川万源县）的玛瑙山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相继遭到湖广军张应元、潘之凤，四川军张令、方国安，陕西军贺人龙、李国奇的追击堵截，连受重创，退据兴安、归州（今湖北秭归）山中休整，又被左良玉等军团团围住，陷于困境。

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马元利携重宝贿赂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张献忠瓦解左良玉的斗志，乘机收集散亡，在山区居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会合。

明军统帅杨嗣昌骄傲自用，满以为明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但明军的状况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上下之间矛盾重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引侯恂语）。左良玉怀恨明朝对他的处置，有意养敌自重，不受杨嗣昌节制。张献忠和罗汝才乘隙击溃巴雾河守将刘贵，由鱼渡溪渡江，结营于万顷山。杨嗣昌命令四川巡抚邵捷春专守夔门，放弃川楚交界的三十二隘口和大宁、大昌以诱起义军，然后进行环攻。邵捷春怀疑杨嗣昌要以失地罪陷害他，不接受指挥，并派杨茂选和覃思岱扼守三十二隘。杨、覃二将不和，覃思岱谮杨暗通起义军，邵捷春杀杨茂选，杨部逃散。张献忠乘机斩关而入，连下新宁、大竹，大败张应元，击杀潘之凤，然后攻下大昌，屯扎在开县。

张献忠入川后，杨嗣昌率师追击。因厌恶左良玉不听调遣，私许贺人龙代左良玉为“平逆将军”。左良玉在玛瑙山与农民军作战获胜，不能易帅。贺人龙怨杨嗣昌不实践诺言。左良玉也对杨嗣昌更加怀恨。左、贺二将所部是明军的主力，他们不受杨嗣昌约束，不肯出力作战，使张献忠得到缓冲的时机。

张献忠避免和明军打阵地战，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快速流动作战。明军将要追到时，即迅速转移，有时一昼夜驰走二百余里。杨嗣昌难以镇压张献忠部，便在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再度对农民军“招抚”，宣布赦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予官职，只不赦张献忠，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次日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有人涂写：“有能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绥寇纪略》卷七）农民军对杨嗣昌的“招抚”，针锋相对地给予回击。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张献忠部在开县黄陵城被明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连续行军四十日，追到农民军，立即出兵作战。张献忠部以逸待劳，派遣军兵绕到明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被杀，明军将士死伤过半。张献忠获得全胜，随即领兵东下，迅速抵达当阳。明兵来援，张献忠留罗汝才部阻挡，亲自率领大兵，疾行八昼夜，于二月初到达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城内。张献忠先派部将李定国伪称奉督师杨嗣昌命调兵，赚开城门。潜伏城内，化装成商贩的农民军起兵响应。张献忠率大兵顺利攻下襄阳，夺得军饷数百万两，以十五万两赈济饥民。又在城中得到被俘的农民军谋士徐以显、潘独鳌和献忠的妻女。农民军俘获明宗室襄王。杨嗣昌在夷陵，上疏请罪，绝食而死。左良玉被削职，戴罪领兵。农民军夺得襄阳，军威大振！

张献忠夺取襄阳后数日，又渡江攻下樊城，随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攻下随州。六月，攻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攻下郧西。八月，张献忠至信阳。左良玉自南阳来攻。农民军在信阳大败，数万人降明。张献忠败走南阳。在此之前，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合，已往投李自成部。张献忠在信阳败后，不能自立，也去投依李自成。

（三）农民战争的高潮，新顺与大西的建号

一、李自成农民军的再起

一六三九年，李自成离张献忠去后，即在川、陕边境立足。次年七月，杨嗣昌在彝陵招降，被李自成拒绝。九月，明军以重兵来攻，李自成被围困于巴西鱼腹（巴东县之西的奉节）山中。部众多出山降明。部将刘宗敏等誓死拥戴李自成继续作战。这年，河南连续发生旱灾和蝗灾，饥民四处起义。李自成乘间率五十骑突围出山，经郧阳、均州，转战到河南。

李自成入河南，当地起义军小袁营、袁老山、瓦罐子、一斗谷、李好等部闻李自成威名，相继率众来附。各地饥民从者数万人。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李自成军先后攻下宜阳、永宁（洛宁）、郾师等地，击败熊耳山以西四十八寨地主武装，进而攻占卢氏、陕州、灵宝、渑池，声势大振。各地起义农民及矿工、手工业者纷纷参加起义。数月之间，李自成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一六四一年初，已是一支雄踞河南的强大队伍。

农民军起义以来，在各地流动作战，并无固定的据点和严密的组织，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只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明朝的不断派饷派差，迫于天灾人祸的各地饥民相继起而反抗，农民军才得以在失败后又迅速重新结集。李自成在河南再次聚众获胜后，军中文士牛金星（河南宝丰人，善星算）与李岩（籍贯及前期身世不详）向李自成建策，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口号。“均田”即夺取地主豪绅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免粮”即农民军驻地不再征收钱粮（一说减半征收，一说三年或五年不征）。“均田免粮”这一朴素的口号，恰好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民间到处传说：“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卷二三）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军的发展。李自成还提出农民军“平买平卖”的口号，以争取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支持。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李自成军攻占洛阳附近州县，围攻重镇洛阳。农民军以炮火攻城。城中明军士兵响应，烧毁城楼。农民军顺利占领洛阳，捕杀明福王常洵。打开官府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散给当地农民。李自成获得广泛的支持，农民军发展到百万人。

二月，李自成军从洛阳出兵攻下汝州、鲁山，围攻开封。李自成亲临前线作战，猛攻七昼夜不下。李自成左目中箭负伤。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等领兵来援开封，农民军解围撤走。

不久之后，罗汝才率领四、五万人离张献忠部来投。李自成得战将，兵力益盛。八月间，张献忠在信阳战败，也来投附，不为李自成所容。张献忠愤而离去，罗汝才赠他五百骑随行。此后，张献忠向南方求发展，独立作战。李自成在襄阳建号称王。张献忠在武昌称王。二、李自成军的发展与建号称王

一六四一年四月，明朝任命陕西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代杨嗣昌督师，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领兵镇压李自成。保定总督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等军与傅宗龙在河南会师，陕西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已在河南，统属傅宗龙指挥，合击李自成军。

九月，傅宗龙与各部军在新蔡会合，准备渡过洪河进击。李自成侦悉敌人动向，将精锐部队埋伏在新蔡通往项城的要道孟家庄附近的丛林中，另派一支军兵在洪河上游架设浮桥，佯作向汝宁（汝南）进军。明军以为农民军怯战，于九月六日全军出动追击。行至孟家庄卸甲休息。埋伏在丛林中的农民军四起冲杀，明军大败。贺人龙率部逃往沈丘。李国奇战败，偕虎大威部溃逃。傅宗龙和杨文岳率亲兵驻火烧店，杨文岳乘夜率残部逃往陈州（淮阳）。傅宗龙被李自成包围，粮尽援绝，被农民军捕斩。

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阳。十二月底，李自成和罗汝才部再次围攻开封。农民军制造高与城齐的炮台，昼夜攻打。又在城墙拆砖挖洞，内置火药轰城，名为“放迸”。因城垣坚厚，不能奏效。开封明军筑起“夹城”防御，向明朝告急请援。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正月，明廷再起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京军援救开封。又急调左良玉、杨文岳及新任陕西总督汪乔年等军增援。左良玉从荆襄北上，偷袭了农民军的军资重地临颖守区。李自成遂解开封之围，往攻左军，将左良玉围困在郾城。

汪乔年统率西北边防军三万人，由固原总兵郑嘉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三人率领，日夜兼程进据襄城，企图与左良玉东西呼应，夹击李自成农民军，以解郾城之围。

李自成留小部分兵力牵制郾城的左良玉，率主力向襄城挺进。汪乔年阵势未整，农民军迅速出击，明军部署全被打乱。贺人龙、牛成虎撇下主帅汪乔年先自逃走。汪乔年率残兵坚守，农民军在城下挖洞轰倒城墙，攻入襄城，全歼守敌，捕杀汪乔年和起义军叛徒李万庆（射塌天）。

四月，李自成率领百万雄师，第三次围攻开封，以主力阻击增援的明军，坐毙城中守敌。

崇祯皇帝把前兵部尚书侯恂从监狱释放出来，让他督河南、河北、山东、湖广诸路援军驰援开封。又令督师丁启睿、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等率部前去开封增援。六月，丁启睿会合杨文岳，率领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个总兵，调集了明朝在中原地区的所有精锐部队进援开封，麇集在开封西南的朱仙镇。

李自成侦知明军向朱仙镇聚集，分出一部分兵力围困开封，派遣一支军兵伪装左良玉的援军，通告城内明军不可轻出，以切断开封驻军与援军的会合。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南下迎战，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在交通要道上挖掘深沟长堑，环绕百里，做好切断明军粮运和拦截溃兵的准备。

明军将帅商讨作战方略，左良玉主张缓攻，虎大威坚持速战，主帅丁启睿奉命急速救汴，迫令诸将同时出战。接战后，左良玉首先拔营溃退，狂奔八十里，遇到农民军预先挖掘的深宽各二寻（每寻八尺）的大壕沟，骑马不能跃过。李自成亲统大军从背后掩杀，左军士兵争相弃马过沟，自相践踏，多被农民军击毙。左良玉率残兵逃窜到襄阳，马骡器械都为农民军所得。左良玉以善战著称，所部素称精悍。左军败溃，各路明军不战自乱，相继败阵。农民军追击四百余里，俘获明军数万，骡马七千余匹。

朱仙镇战后，农民军斗志旺盛，加强了对开封的围攻。城内明巡抚高名衡和周王朱恭枵等守敌突围不成，密约驻在河北的严云京、卜从善军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企图引水冲击农民军阵地。农民军也凿马家口大堤，打算灌城。适会大雨经旬不止，两口并决，一万多农民军战士和数十万居民被淹死，朱恭枵、高名衡等乘机溜走。

明军在中原战场上连战连败。九月，明廷命总督三边军务孙传庭（四月任命）带领郑嘉楝、高杰、左勷、牛成虎、白广恩等将领和新募集的三边军队东出潼关。十月，在郏县柿园遭到李自成军的袭击，逃回陕西。

长期转战在江、淮、豫、楚一带的农民军有兵数万人，由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等领导，号称“左革五营”。一六四一年秋，曾与张献忠合兵。柿园之战后，“左革五营”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使兵力大为加强。十一月，李自成率本部和“左革五营”合攻汝宁，击毙总兵虎大威，生擒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等人，胜利结束了在河南的战役。

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在十二月间挥军南下，攻占了湖北重镇襄樊。

襄樊是左良玉的守区。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后，到襄樊地区招兵买马，拥众二十万。明朝政府只发给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劫掠过活。当地人民对左军痛恨至极，听说李自成农民军到来，即放火烧毁左军战舰，带领农民军绕过埋设的地雷，从白马渡渡过汉水。左良玉抢劫一批商船，拔营逃窜到武昌。襄樊人民杀牛羊，备酒浆，迎接李自成大军进城。

农民军顺利占领襄樊，江汉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农民军连续攻占德安（安陆）、夷陵（宜昌）、黄州（黄冈）等地，杀死明巡抚宋一鹤。农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明军非溃即降。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李自成占据襄阳重镇及湖广广大地区，统治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军队发展到近百万人。胜利的形势要求农民军必须建立起军事行政组织和必要的纪律，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李自成改襄阳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权位仅次于自成。大元帅之下，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行政机构——农民军中枢设上相国一员，以降附的明进士张国绅充任。牛金星为左辅，明降官知县来仪为右弼。绍兴人徐在为军师，孔贞运（明杨文岳部下降官）、王畿为侍中。仿明六部，下设兵、吏、礼、工、刑、户六政府。六政府官员称侍郎、从事。地方官有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

军事机构——全军挑选十五到四十岁经过训练、勇于作战的士兵，配以良好的武器装备，称为精兵，组成农民军的主干。六十万大军中，以六万马步精兵为主干，分编为前、后、左、右、中五营。中营又称“标营”或“中权亲军”、“中权营”，是五营中最强的一营。五营统由正副权将军统率，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担任。又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协助制将军指挥各营。每营的基层组织称“小队”。中营有一百个小队，其他各营有三十多个小队，共计二百三十余个小队。每小队有骑兵五十名，步兵一百到一百五十名。

军中另设有裁缝队、打粮队、打马草队等担负军需后勤事务。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少年编为孩儿军，进行训练。

行军纪律——军中规定：各营战士必须每日四更起床吃饭，听候军令，有事时行军打仗，无事则操练武艺，称为“站队”。每天下午，各队派一人到营将那里听候命令，决定扎营、行军等事项，称为“议事”。每天晚上，各队在营帐外点燃大火，防备敌人偷袭，称为“打亮”。军队驻扎时，派出放哨骑兵在百里内巡逻，称为“巡山”。各营轮流值勤，日夜严密防守。

军中还规定：出兵作战缴获财物，不准私藏。必须在军帐驻扎，不准私住民宅。进驻投降的城市，不准烧杀淫掠。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行军时除随带家属外，不准携带其他妇女。

李自成还为农民军制定了跋山涉水时的行军规则和作战的阵法。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称为“打倒翻”，等等。农民军积累了作战经验，显著地提高了战斗能力。

一六四三年三月，李自成称新顺王，准备建国称帝。对罗汝才说：我和你起于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王。罗汝才回答说：我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据土！（《绥寇纪略》卷九）。罗汝才是自张献忠部来投的猛将，战绩卓著，但满足于游击掳掠，与李自成不和。李自成借故杀罗汝才。又杀与汝才相善的原“左革五营”将领贺一龙。罗汝才部将杨承祖不能自安，率部投降明朝。驻守荆州的大将马守应闻罗汝才被杀，愤而离去，投依张献忠。这年五月，小袁营（袁时中）不服调遣，将李自成派去的使者献给明军。李自成怒斩袁时中，并其部众。

李自成得襄阳后，称王建制，加强了军事和政治组织。但农民军内部自相残杀，削弱着自己。军中的矛盾和弱点，逐渐暴露了。

三、张献忠称王建号

一六四一年八月，张献忠在信阳败后，自河南东下。一斗谷、瓦罐子诸小部来附。九月，与“左革五营”合兵，声势复振。一六四二年二月，攻下全椒。三月，围舒城。四月，攻六安，不下。五月，攻下庐州。明廷逮安庐巡抚郑二阳入狱，命马士英提督凤阳。八月，张献忠攻下六安，击败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的援兵。九月，在潜山被刘良佐战败。“左革五营”往投李自成。十月，张献忠部又为刘良佐所败，西走蕲水。

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张献忠乘夜攻陷蕲州。三月，攻下蕲水、黄州，占据麻城。招募兵士，得数万人。进取武汉。武汉是明朝重镇，宗室楚王朱华奎在此建府，广积金银财宝，但府库竭蹶，守卫空虚。五月，张献忠部攻下汉阳，接连攻下武昌。六月，执楚王投入长江，没收金银百余万两。这时，李自成已在襄阳建号称王。张献忠也在武昌称大西王，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制度。

大西依仿明制，设立六部，各部设尚书。地方仍设府州县，官员为知府、知州、知县。军制也仿明制设五军都督府，置总督、巡抚、都督等官。又在武昌开科举，考取进士，授州县官，以建立各级政权。选募十五岁至二十岁的青年从军，以扩大队伍。

张献忠在武昌建号称王，与李自成军接境。李自成对张献忠不释前嫌，视若仇敌。张献忠破汉阳，李自成出榜示众，说能擒献忠者赏千金。张献忠破武昌后，李自成又写信给他说：曹操、革里眼都已被我杀死，就要轮到你了。张献忠派遣三百骑向李自成献重礼求和，李自成扣留使者，不予回答。武昌的大西王与襄阳的新顺王形成并立的两大势力。

张献忠并没有能在武昌占驻多久。七月，明总兵方国安等从蕲州来攻，在大冶败张献忠军。张献忠率部西走，留谢凤洲等守武昌。八月，明左良玉部攻入武昌，谢凤洲自杀。张献忠军向岳州进军，被左良玉追及，损失甚重。张献忠自岳州攻下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等投降。长沙成为大西农民军的新据点。

张献忠在长沙封授官员，开科取士，设置州县官吏，并告谕民众免三年饷粮。沿途收降明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武昌更盛。张献忠军控制了湖南全省，并及于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广大地区。数月之后，张献忠又放弃长沙北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攻入四川。

（四）大顺建国与明朝的覆亡

一、大顺建国

一六四三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后，随即计划进取北京，推翻明朝的统治。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明降官，钦天监博士）主张先占领南京，断明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占领陕西为基地，再经山西攻取北京。六月，李自成采顾君恩策，向潼关进军。

明廷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出潼关截击。孙传庭在郏县被李自成军击败，退守关中。陕西士绅上书指责他“玩寇靡饷”，孙传庭被迫出关迎战。七月，孙传庭命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自陕西向河南进军，与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合。又令左良玉自九江北上，至汝宁夹击李自成军。陕西巡抚冯师孔督率甘肃总兵马爌、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兵商洛。孙传庭自领大兵出潼关攻入河南，三军形成犄角之势。孙传庭制造装有火器的战车二万辆，称为“火车”，以抵挡农民军的骑兵。“火车”总兵白广恩、副总兵高杰随孙传庭出战。

面对明军的大举进攻，李自成将主力屯驻襄城，家属集中于唐县。派出一支农民军驻内乡阻挡马爌、秦翼明部，另一支出阌乡迎敌，且战且退，诱敌军入河南腹地。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农民军都尉李养纯降明，泄露李自成的部署。明军袭击唐县，残杀农民军家属。农民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变化，派出一支精兵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明军粮道，迫使明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陷入重围，突围西走，农民军追杀四百余里，明军死伤四万余人。明军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农民军缴获。孙传庭见全军溃败，自杀未遂，逃入潼关。李自成军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败死。驻守西安的明军起义，迎接农民军入城。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李自成进驻西安，随即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李过领兵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逃往山西。李过军攻下榆林，明宁夏总兵官官抚民投降。另一路由田见秀南下追击，明高汝利部投降。西路军由刘宗敏、贺锦率领，攻入甘肃，明兰州、庄浪、凉州等军相继投降。贺锦部攻下甘州，斩明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白广恩率残部逃至固原投降。关中之战，李自成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农民军所占有。

李自成收降白广恩，优加礼遇，并要他去劝说逃敌陈永福归降。陈永福以前在开封作战，其子陈德曾射伤李自成左目。李自成折箭为誓，不念前恶。陈永福来降。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元旦，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自称大顺王，改名自晟。称西安为西京。大顺国铸造自己的铜钱永昌通宝行用。又制定历法，称甲申历（是年甲申）。

李自成任牛金星为天祐殿大学士，主持政务。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所荐文士，能占卜）。六政府增设尚书一人，分管各部。又增设弘文馆、文谕院、验马司、知政司等多种机构分司各项事务。大顺国还建立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作战有功的将领。

大顺国在西安下令严禁军士抢掠。军兵纵马踏田禾者处死。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所到之处慰谕父老。军兵妄杀民众者偿命。对官僚富户，则勒令出钱作军饷，名曰“追赃助饷”。责令渭南大族南氏，出饷银一百六十万两。处死明工部尚书南居益等官僚。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整饬军纪。每天亲到校场阅兵，加强训练，作灭明称帝的准备。

二、垂危的明朝

明王朝自崇祯帝即位，诛灭客、魏，一时颇有意于振兴朝政，挽救危亡。但魏忠贤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崇祯帝对文臣多所疑忌，对武将任意杀戮，屡逐朝臣，屡斩败将。统治集团长期动荡，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内外交困的明朝，临近了它的末日。

党争的继续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十二月，崇祯帝特旨任命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周延儒是万历时的状元，曾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后，为礼部右侍郎，上言辽东防务，多合帝意。钱龙锡获罪后，周延儒于一六三○年（崇祯三年）九月，又进为首辅。原礼部尚书温体仁，得周延儒之助，于同年六月兼东阁大学士辅政。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之光请起用魏党王之臣。周延儒沮议，说：“若用之臣，崔呈秀也可昭雪了。”崇祯帝因而止议。温体仁蓄谋倾复周延儒，指使言官弹劾周延儒徇私纳贿。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辞官出阁。温体仁进为首辅，得到魏忠贤余党的支持，再来贬斥东林。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朝官原以杨涟、左光斗为领袖，杨、左被害后，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文官文震孟。文震孟，天启时状元，授修撰，曾上疏弹劾魏忠贤，遭受廷杖，免官。崇祯帝即位，召为日讲官，上疏指责王之光等欲翻逆案。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七月，特授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佯为优容，在崇祯帝前借故陷文震孟落职。温体仁独专相权。

温体仁排斥文震孟等东林官员出朝，便又蓄谋控制复社。复社是继东林之后的又一个文人社团。明末各地文士纷纷结为文社，江苏的应社、复社等合并组成复社，标榜“复兴古学”，评选文章。入社者称为同志。太仓人张溥（字天如，号西铭）乡试第一，为时所重，主选时文。与同里进士张采（字受先）同为复社领袖。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复社在吴江尹山召开大会，次年又在金陵集会，一六三二年在苏州虎丘大会。这时复社势力已自江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各地到会同志多至二千余人。张溥于一六三一年（崇祯四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复社同志除二张外，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等均成进士，为一时名士。复社品评官员，议论时政，被称为“小东林”。东林文士多援助复社，考试的举子也多依附复社以求得中。复社逐渐形成影响科举的议政集团。不得入复社的人攻击复社“党同伐异”。温体仁将兴大狱查治复社。但他也随即遭到宦官曹化淳的弹劾，指斥他结党营私。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温体仁被免官归里，次年病死。

温体仁先后任相八年，是崇祯朝任相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去后，礼部尚书刘宇亮为首辅，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陕西韩城人薛国观，万历时进士，天启时依附魏忠贤仇视东林。崇祯时，又参与大治魏党，反对起用魏崔党人，因温体仁之荐入阁。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刘宇亮出朝督师，以罪罢职。次年二月，薛国观为首辅。复社吴昌时为礼部主事，与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薛国观行贿事。一六四○年六月，崇祯帝罢薛国观，放归里。八月，又以行贿有据，处死。张溥与吴昌时等复社官员支持在家闲居的周延儒再次出相。吴昌时交通内监，劝崇祯帝起复周延儒入阁。一六四一年二月，周延儒恢复原职，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进为首辅。周延儒依复社所荐，起用黄道周、刘宗周等东林旧官，又起用魏党马士英督师凤阳。吴昌时得周延儒信用，交结厂卫，纳贿揽权。周延儒奏请罢废厂卫缉事，颇得人望，却招致厂卫和宦官的忌恨。锦衣卫骆养性与宦官交结，弹劾周延儒、吴昌时贪贿之罪。一六四三年，周延儒削官，赐自尽。吴昌时处死。首辅改任庸碌无能的陈演。薛国观的门生魏藻德入阁辅政。明朝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崇祯朝自周延儒以下历任宰相以至大小官员，贪污纳贿，成为不可抑止的颓风。崇祯帝向官员们提出“文官不爱钱”。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纳贿得官），安得不以钱偿（贪污）？”他还说：“县令为行贿之首，给事（谏官）乃纳贿之魁。”（《三朝野记》）崇祯帝对臣下疑忌甚多，责罚甚严。有人弹劾，即或杀或逐。在位十七年间，任相者（内阁大学士）前后更换五十人，被处死和被流放的各二人。刑部尚书先后更换十七人。祟祯帝专擅自用，臣下多求避祸自保。明王朝中枢的统治，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军兵虚溃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兵额，贪污军饷，作战的精兵越来越少。一万兵额通常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的粮饷。家丁即军将私养的兵丁，成为军队的中坚。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所领乓士，按册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三万人中只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吴襄对崇祯帝说，这三千人都是“细酒肥羊”，“纨罗纻绮”，衣食华美。所以一年需饷百万，还嫌不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明初，各镇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镇守其地，后来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来越多，军饷也逐年增长。明初边饷约需五十万两。万历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天启时，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两。朝廷杂项开支，万历时不过三十四万；崇祯时已增加到六十八万。朝廷总开支共五百余万两，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军饷不发。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间，京运银饷积欠达九百多万两。一六二八年，陕西兵饷积欠三十多个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至三十六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军官再从中贪扣，士兵每月仅得饷银五钱，而一斗米价银至六、七钱。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报说：山西的士兵饥寒迫体，“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卢忠肃公奏议》卷八）这样的军兵，当然无法战胜强敌。迫于饥寒的军兵，或四出劫掠扰民，或哗变反抗。崇祯一朝，到处发生。官员奏报说：“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烈皇小识》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万。楚王不应，左良玉纵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贼”为名，劫掠扰民。李自成针锋相对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纷纷投向起义军。士兵大举哗变之事，自天启至崇祯时，前后有数十次。兵士哗变，明朝即重责官员，补发粮饷来平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给发，一番逮治。哗则得饷，不哗则不得饷。”他还指出，“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七册）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断发生。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士兵入援京师，抵抗金兵。兵士到良乡，三日不得粮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镇的士兵也因缺饷哗变，逃回陕西。明兵“剿贼”，李自成军“剿兵”，互剿的结果是农民军越战越强，明兵越来越弱了。

明军将领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稍有失误，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狱，以至处死。兵部尚书王洽颇负时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责王洽事先侦探不明，下狱，瘐死。领兵总督自袁崇焕以下，前后被处死八人。巡抚被处死十一人。《明史·流贼传序》说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军作战屡败，军将或战死或被处死。增兵日多，而善战的将领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杀逐殆尽。虚弱腐朽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加派赋税天启时，因辽东战事，屡次加派“辽饷”。每亩增税银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时，朝廷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一六三○年（崇祯三年）辽东军兴，在原增亩税九厘外，又增辽饷三厘，共加派税银一百六十五万两。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灿围剿农民起义军，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为“剿饷”。崇祯帝下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明史·杨嗣昌传》）一年之后，农民军更加壮大。明廷继续征收“剿饷”，只是饷额减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议又以军兵虚弱，请练边兵。崇祯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共抽练额兵七十三万余。郡县设练备、练总，训练民兵。练兵的费用，又加派到当地人民身上，称为“练饷”。每亩加税银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万两。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计各镇额兵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额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一人。“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余万两。户科题本指出添饷之后，“究境（竟）旧伍空虚，未闻清核。新兵募练，未见充强。小民卖儿贴妇，剥肤敲髓之脂膏，徒为行间歌舞行乐、结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税银，并不能强兵，而只是增加对人民的敲剥。广大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统治下去了。

烽烟四起崇祯时，中原有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南有张献忠和彝族起义，东北面临清军的严重威胁，东南沿海则有“海寇”出没。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势是：

东北和北方——清国以辽东为基地，不断扩军。连年到山海关内掳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东。蒙古诸部也继续与明朝为敌。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西北建立大顺，控制陕甘。河南地区和湖北北部均为大顺军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时，彝族首领奢崇明、安邦彦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军务，移镇贵阳。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合兵十余万，据有鸭池，进兵永宁。明云南、四川驻军与贵阳军分路出兵夹击。八月，击败彝兵，奢崇明、安邦彦败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县均为大西军所占有。

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自天启时，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动，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所谓海寇多是无告的民众，纠聚在海上依恃强劫谋生，发展成为职业。他们多来自福建，主要在广东海上往来，也有少数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农民聚集。福建“海寇”登陆和他们保持联络。大股的“海寇”拥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只能严守海门，防止登陆。

一六四四年初，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练兵，准备灭明时，明王朝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作为经济基地的江浙东南地区，还为明室藩王所统治。三、大顺推翻明朝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西安建制练兵，经过月余的准备，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开始攻取北京。李自成派遣刘宗敏、李过领兵入山西。山西明兵多次哗变，军力空虚。刘、李军顺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个州县，为大军出师开辟了道路。二月初，李自成亲率几十万大军由韩城禹门渡黄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领太原。

大顺军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微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并宣布农民军“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贵贱均田”（《罪惟录·李自成传》）。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贩到各地揭露明朝恶政，宣传大顺农民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纷纷支持大顺军。

大顺军兵分两路，攻取北京。李自成亲自统率主力军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经居庸关取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会师。

李自成农民军到忻州，州民开门迎降。进至代州，明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农民军经过激战，擒斩周遇吉。大同总兵姜瓖、宣化总兵王承胤相继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农民军经过阳和、柳沟，到达居庸关。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

刘芳亮率领的偏师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先后到达北京城外，包围北京。

明朝守卫京城的三大营溃散。大顺军缴获明巨炮轰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气不振。大顺军猛攻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义门（广安门）等处。守城明军在城上避而不战，迁延时日。

十八日，农民军与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沟，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明守军士兵拒不与农民军作战，只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行射击。

大顺军命令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砍倒杨树作云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军狼狈奔逃，或脱下军服，丢弃武器投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嬴；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农民军首先攻下彰义门，占领外城，继续向内城发动猛攻。崇祯皇帝见末日来临，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几个嫔妃，砍伤自己的女儿，然后换上太监衣帽，企图与太监王承恩一同出逃。走到崇文门不能出城，又到朝阳门，声称太监奉命出城。城上守军疑为“奸细”，张弓下射。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门，也不得出去。只得返回宫中，换上皇帝袍服，敲钟召集百官议事。这时，官员们都已脱下官服，换上贫民服装四处躲藏，无一人再来上朝。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同王承恩登上万岁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树下自缢而死。（南明谥思宗，后改毅宗。清谥怀宗，后改庄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灭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攻开内城各城门。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大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老百姓张灯结彩，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迎接农民军的到来。

李自成依然保持农民军的本色，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和大顺的官员们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

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是巨大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农民军自陕西进军，所到之处，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取得胜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顺军顺利攻占北京，显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足够的政治准备和必要的军事部署。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对内和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点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进驻北京后，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实行大顺的官制，六政府尚书分别管理政务。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文武官员。国中大事由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等议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明朝兵部尚书侯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四品以下官员任用者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三）礼政府开科考试举人，吏政府录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朝官员除被录用者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以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顺军录用明朝官员、考试举人，多少起到争取敌人的作用。“追赃助饷”又抵销了这些作用。农民军起义时，怀着朴素的阶级仇恨，自发地夺取官员富户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军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不征赋税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赃助饷”以济军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后继续发展这些措施，而不及时制定政策，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农民军无休止地追索钱财，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李自成曾企图禁止，将士们对他说：“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还不让我们么！”据说，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七千万两。自将军至战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说：“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农民军进北京一月有余，竞相夺取私财，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大顺又派出州县官员到占领区的畿内和河南、山东各州县任职，推行“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据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丁耀亢记载，大顺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农民田地，退还给农民。田产不论久近，农民认为祖产即可占有（《出劫纪略》）。另据《顺治史书》记载，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总兵厉宁在两县所有田产四十余顷，当大顺官员到来后，也为农民所占有。农民夺回地主占据的田地，是完全正当的措施。农民群众也由此得到实际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绅，“追赃助饷”的资财，则全为农民军所得。山东等地的地主不断举行反扑。德州地主贡生马元騄等借口农民军“征比饷银酷急”，纠结当地地主杀死大顺派遣的官员。附近四十余州县也相继杀逐大顺官员。临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资助，募兵三千杀大顺防御使，占领临清、济宁。山东、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顺军为敌。大顺所属各州县面对地主阶级的反攻，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

外部形势——大顺军进驻北京时，已经占领了北起长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沿海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也还存在着与大顺并立和对立的几大势力。（一）张献忠的大西军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构成农民起义军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与张献忠素不相容。大顺推翻明朝后，并没有去联合大西，壮大农民军以对付内外的敌人。（二）山海关是明清交界的要冲，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此镇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吴襄（三桂父），要他写信招三桂来降。并派降将唐通去与吴三桂联络。吴三桂行至滦州，听说家室被掳，愤而降清。并发布檄文，声讨李自成。（三）辽东的清国，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军力强盛，久已蓄谋灭明，占领中原。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清军正在准备入关。（四）江南地区仍为明室势力所统治。明总兵左良玉驻守武昌。总兵高杰及刘泽清驻守江淮下游。李自成以大顺国王名义招降左、高、刘等，不成。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官员，在南京誓告天地，议立新君，复辟明朝。

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朝而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大顺军的领导者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平寇志》卷十）。北京城内的大顺礼政府正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极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大顺强敌压境，而军心涣散，失败不可免了。

第五节清军对农民军的攻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清朝对农民军的镇压与明王朝的重建

一、顺治帝即位，清军攻占北京

李自成大顺军推翻明朝占领北京之前，清国确立了小皇帝福临（清世祖）的统治，政权操纵在贵族多尔衮等人的手里。

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病死。满洲贵族曾为争夺皇位而发生了争议。掌管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推戴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继帝位，得到掌管镶蓝旗的济尔哈朗的支持。原属皇太极统领的两黄旗的一些大臣，也坚持拥立皇太极之子。豪格因固山厄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等统率两黄旗的将领们依附睿亲王多尔衮而辞不受位。多尔衮拥有两白旗，实力最强。硕讬（代善子）、阿达礼（代善孙）和多尔衮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等拥戴多尔衮继帝位。多141尔衮只获得部分贵族的支持，亦无力统御八旗。多尔衮提出立幼辅政的建策，说：“当立帝之第九（原误作三）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沈阳状启》）这样，拥多尔衮派贵族控制了朝政实权，拥豪格派的贵族也因皇太极之子继位，得到部分权利。贵族之间取得妥协而结束了皇位之争。

一六四三年八月十四日，年仅六岁的福临（世祖）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经诸王贝勒公议，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理国政，誓告天地。

大清建国前后，就已把消灭明朝作为目标。一六三五年，汉臣张文衡曾向皇太极建策说，中原之地，唯有此时可取。因为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的腐朽，早已不堪一击。但满洲贵族奴隶主着意于掳掠人口和财富，清国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取代明朝的统治。因而皇太极时，主要还是做逐步灭明的准备。顺治帝1即位后，多尔衮与济尔哈朗随即发动了灭明的战争。当年九月，济尔哈朗率清军攻取中后所和前屯卫，斩明守将吴良弼和总兵官李辅明。驻守中前所的明总兵官黄色弃城逃走。宁远总兵吴三桂领兵拒守，清军不得前进。

清军分别招抚吴三桂和陕西李自成农民军，以便南下灭明。多尔衮命降清的洪承畴和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兄吴三凤、表弟祖可法等写信劝吴三桂投降，被吴三桂拒绝。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又派迟起龙到陕西榆林向李自成农民军递送国书，说：“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页四五五《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三月三日，迟起龙到达榆林，会见农民军将领，请求转呈李自成。李自成不予答复。

1清朝顺治以后历代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不再改元。习惯上以年号称帝（如顺治帝、康熙帝）而不用庙号（世祖、圣祖）。本书沿用惯例，以便读者。

大顺军经由山西、河北向北京进军，明朝急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卫京师。吴三桂率领军兵四万、丁口七八万人，撤离宁远。清国闻讯，即修整军器，储粮秣马，准备四月初乘机大举南侵。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说：“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范文程提出争夺中原的主要敌手是大顺农民军。并且认为要战胜农民军，“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秩序。（《清世祖实录》卷四）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四月初，清军“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多尔衮亲自统率约占三分之二的满洲、蒙古八旗兵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毛文龙部将，崇德三年降清）的汉军南下，范文程、洪承畴、祖大寿等同行。行至辽河，多尔衮向洪承畴徵询进军策略。洪承畴上书说：“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建议清兵“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踞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清世祖实录》卷四）多尔衮采纳洪承畴策，加速了进军日程。

吴三桂率领宁远军入卫明廷，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得知李自成进据北京，立即退驻山海关。李自成命吴襄写信招降，得吴三桂允诺。李自成遂派唐通带白银四万两犒师，调两万起义军去山海关接防。吴三桂带领兵民由永平来京，途中得知大顺拘禁了他的父母和爱妾陈圆圆，拷掠明朝大臣，又疑虑反悔，随即返回山海关，击败接防的农民军，举兵反大顺。

吴三桂举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大顺诸将意见不一。牛金星说：“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偏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一）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也互相推诿，不愿率先出征。李自成以为“三桂与北兵（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他命令牛金星留守北京，四月十三日亲率大军六万，号称二十万，带着崇祯帝太子、永王、定王及吴襄等仓卒东征。宋献策劝阻说：“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自成不从。吴三桂见大顺军来战，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向多尔衮请兵，镇压大顺农民军。

四月十五日，清军师次翁后，遇到吴三桂的请兵使者。多尔衮喜出望外，给吴三桂回信说，他要“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清世祖实录》卷四）随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向山海关进发。

山海关

二十一日，李自成农民军赶到山海关。当日即在石河西和山海关的外围城东罗、北翼，分三路围攻，与吴三桂军展开激战，吴军困苦难支。是日夜间，清军到达山海关外，吴三桂剃发降清。

二十二日，李自成从北山至海滨列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命吴三桂军去打头阵。农民军伸展两翼围吴军数重，展开激战。中午时分，忽起大风。清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军出战，自侧翼猛攻农民军。农民军阵势大乱。李自成立马高冈观看，顿足叹息说：“此必北兵也。三桂真挟北兵来耶！”（《烈皇小识》卷八）急策马先走，大顺军败溃。

李自成退至永平，斩吴襄。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举行典礼，宣布即皇帝位，接受文武官员朝贺。三十日，大顺军撤出北京，经真定入山西，向陕西转移。

多尔衮与吴三桂军自山海关南下。范文程向各地官员传檄宣布：“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清史稿·范文程传》）清军下令

“不许擅取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屋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犯此令者，杀一儆众。”（《沈馆录》卷七）清军南下途中，明永平、抚宁、昌黎、滦州、玉田、蓟州、丰润等地官员相继投降。多尔衮和吴三桂五月一日顺利到达通州。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由北京东城门朝阳门进入京城。多尔衮在明皇宫武英殿升座，明朝官员跪降。多尔衮在通州派吴三桂与谭泰部清军追击李自成，至真定受阻，五月二十二日返回北京。

清军从大顺农民军手里夺取了北京，随即发布文告，宣称农民军是明朝臣民“不共戴天的仇人”，清军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并且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争取明朝降官和汉族地主的支持，以稳定其统治。

一、殡葬崇祯皇帝和皇后，官民带孝三天，追諡崇祯皇帝为怀宗端皇帝，墓号思陵，以示对亡明的尊重。

二、宣布“官来归者复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明朝革职官吏及山林隐逸（没有做官的失意士人），也一概录用。

三、实行科举考试。宣布会试（进士考试）定在辰、未、戌、丑年，乡试（举人考试）定在子、卯、午、酉年。凡是被黜革的举人，仍准会试。第二年闰六月，浙江总督张存仁说：“读书者有仕进之望，从逆（抗清）之心自息。”（《清世祖实录》卷一八）行科举旨在招纳文人，消弭反抗。

四、宣布“民来归者复其业”，即恢复汉族地主的田产。第二年三月，又颂布了更为具体的命令：凡是农民在战争期间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夺回者（即“均田”），一律要退还给地主，否则以党“寇”（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治罪（《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五、宣布按照明朝会计簿（万历初年张居正所定的租税簿）租税额，征收地亩钱粮。正额之外，蠲免“三饷”等一切加派，以减轻土地所有者的负担。

六、宣布文官衣冠，暂用明制。原来，清军占领北京的当天，曾颁布过剃发令，引起汉族人民的反抗。五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消剃发令，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清朝的这些政策，对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取得一定的效果。顺天巡抚宋权对他的部下说：“我封疆臣，国亡无所属，复故主（崇祯皇帝）仇者，即吾主也。”（《碑传集》卷七）他投降清朝前后，捕杀和瓦解境内农民起义军数千人。山西巡抚李鉴、大同总兵姜瓖、背叛大顺降清的唐通，先后在各地袭击大顺农民军，投降清朝。明朝在籍官员，大学士谢陞（山东德州人）、吏部尚书田维嘉（河北饶阳人）、兵部侍郎谢启光（山东章邱人）、侍读孙之獬（山东淄川人）、给事中李鲁生（山东霑化人）等都在原籍组织地主武装，捕杀大顺地方官，镇压当地抗清义军，归降清朝。清军变掳掠为招降，汉族地主官员相继降清。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更加困难了。

九月，清顺治帝自盛京到北京。十月初一日祭告天地，定都北京，建立起清朝的统治。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太祖十二子阿济格进封为英亲王，太祖十五子多铎为豫亲王。太宗长子豪格，因反对多尔衮，经固山厄真何洛会告发，曾被削去王爵。因在中原作战有功，又恢复肃亲王的爵位。

顺治帝建都北京后，全国各地仍然遍布着反抗清军的武装力量。李自成大顺军回到陕西，在准备反攻。明宗室福王在南京建号，准备恢复明朝的统治。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在四川建立大西国，在西南地区得到发展。

清朝随即派出大兵由多铎和阿济格率领，去攻打大顺军和江南的福王。

二、大顺军反攻的失败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自河北西出固关，到达山西平阳，整顿军马。部署大将陈永福守太原，康元勋守汾州，自领大兵进驻西安。不久，清兵入山西，陈永福被擒。李锦（即李过）败于大同，领兵入陕西，驻守绥德。李自成以陕西为基地，仍有兵数十万人，积极准备反攻。

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占领区内的地主豪绅纷纷组织武装，杀害大顺官员，乘机反扑。河南境内的洛阳、开封、南阳等地各有地主武装数十百起，多者数万人，少者千人。大顺将军李岩请求领兵去河南镇压。大学士牛金星密告李自成说，河南是李岩故乡，请领大兵，是要谋反。李自成听信谗言，斩李岩。大顺军制定政策，多出李岩之手。负有声威的李岩无辜被杀，军中将士多怀不平。刘宗敏、宋献策怒骂牛金星擅杀大将，应该处死。大顺军败退后处于困境，文臣武将不能同心戮力，反而互相疑忌攻讦。李自成举兵反攻更加困难了。

一六四四年七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大举反攻清军，发布北伐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消灭清朝。说：“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这年八月，山西的大顺军攻克井陉；陕北的大顺军，在李锦指挥下进攻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顺军渡河进攻怀庆。李自成率军在韩城居中策应。清宣大总督吴孳昌飞启告急说：“闯贼现在韩城，欲催兵渡河，复攻山西。”“流贼蔓延，已至绛州地方。”“伏望皇上轸念残疆，于平、蒲之间驻真满洲兵（八旗兵）三二千，以遏狂氛而固重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

一六四四年冬天，清军发动钳形攻势。英王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兵经大同边外草地，向榆林、延安进攻；豫王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由河南怀庆进攻潼关。两路企图会师西安，围歼大顺军于关中。十二月，多铎由孟津渡河，经过洛阳，二十二日到潼关城外立营，大顺军立即将清军的前锋营三千人包围。李自成亲自赶到潼关指挥作战，依山列阵，在城外挖濠树栅，防备清兵的冲击。次年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攻击清营，五六两日连夜劫营。十一日，清军用炮轰击潼关，大顺军的骑兵横冲敌军，又包抄敌人后路，屡次获得胜利。这时，阿济格带兵从保德州结筏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败李锦军，经过绥德、延安，进逼西安。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李自成率大顺军由蓝田，出武关，向湖广转移。清军十三日进潼关，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于五天前撤走了。

李自成领兵出武关，进驻襄阳。阿济格、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农民军在邓州、承天、德安等地迎战，不胜。撤出襄阳。牛金星降清。四月间，明左良玉部自武昌东下。李自成率大军乘虚进驻武昌城。各部将领在武昌聚集，仍有兵三十万人。清兵追来，大顺军又弃武昌南下，在富池口战败，刘宗敏被俘牺牲，宋献策俘后降清。五月，李自成率轻骑二十余人，登上通山县九宫山察看地形，遭到地主武装（乡兵）的突然袭击。李自成被害牺牲，年四十岁。大顺军丧失领袖，各部分散活动。郝摇旗、田见秀、袁宗第等部在湖南。李自成侄李锦与自成妻弟高一功率部在荆州继续抗清。

李自成自一六三○年投身起义军，坚持战斗了十五年。作为农民领袖，他先后率领近百万的起义群众，向着地主阶级和明王朝的统治展开殊死的搏斗，占领了陕西、河南等地广大地区，并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取得巨大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李自成本人始终保持起义农民的本色，身先士卒，不慕荣利。进驻北京时，仍然布衣毡笠，跨马入城，而不象黄巢入长安那样乘舆衣锦，在农民领袖中也是罕见而难能可贵的。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长期处于自发斗争的状态，只满足于免赋和“均田”（夺取田地）而缺少必要的斗争纲领和有效的政治措施。随着农民战争的胜利，农民军的许多严重的弱点逐渐暴露，显示出勇于作战的领导者们缺乏远见和政治才能。面对着明清两国和满汉两族统治阶级的进攻，农民战争终于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起义推翻明朝的成果，被满洲贵族所篡夺。广大农民依然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历史再一次证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即使发动了象李自成起义这样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要取得本阶级的胜利和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三、福王复明的失败

大顺军进北京推翻明朝后，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议立新君，图谋复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张慎言、詹士姜曰广等主张拥立潞王常涝；凤阳总督马士英结纳靖南伯黄得功及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将领主张拥立福王由崧。两王这时均在淮安。马士英发兵护送福王到仪征。一六四四年五月初二日，胁迫诸臣拥立福王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称帝，定明年为弘光元年。史可法、高宏图、姜曰广、马士英、王铎并为大学士。十九日，史可法到扬州督师，马士英主持内阁。福王集团有兵五十万人，控制着淮河下游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福王集团把大顺军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声称要“讨贼复仇”。六月间，得知清军已占领北京，便派遣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卿马绍愉去北京通使致谢，并“相约杀贼”。内阁议定与清朝谈判的原则是：（一）不屈膝辱命，要保持天朝体统；（二）山海关外土地割让给清朝；（三）每年赠给清朝岁币银十万两。

七月间，使臣左懋第等出发，携带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作为酬谢清朝“破贼”的礼品；还带有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敕书和赏赐吴三桂的银币。

清朝的回答是，协同“讨贼”是可以的，重建明朝是不允许的。十月十四日，清大学士刚林接见左懋第等，指责说：“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这是何说？”左懋第辩解说：当今皇帝乃神宗嫡孙，臣民拥戴，应承大统。现在“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耳。”刚林说，“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使臣要祭告陵寝，也被阻止（《北使纪略》）。十一月，清朝扣留了持节不屈的左懋第（次年闰六月被杀）和马绍愉，放回了暗地投降的陈洪范。清朝进攻江南的意图已十分清楚。史可法向福王上奏说：清朝是那么强，我们是这样弱。清行仁政（指替明朝报仇），我们渐失人心。臣恐恢复无期，就是偏安也未必能办到（见《明季南略》卷七）。

福王政权被马士英等揽权行私、贪财好货的人所把持。福王深居宫中，天天以演杂剧、饮醇酒、淫幼女为乐。他命令大学士王铎书写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小腆纪年》卷八）。国破家亡，大敌当前，福王依然沉湎酒色。马士英等借口筹集兵饷，搜括民财，兴修宫殿，卖官鬻爵。民间流传：“都督多似狗，职方（兵部管地图官员）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续幸存录》）；“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豫变纪略》卷六）等谚语。民众对福王腐朽集团已经厌弃。集团中人，也还在相互攻击。

马士英荐举原附阉党的阮大铖参加内阁，排斥东林官员高宏图、姜曰广、张慎言等人。江北四镇的将领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争夺地盘，相互火併。马士英命刘泽清驻淮北，管辖淮海区；高杰驻泗水，管辖徐泗区；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寿区；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和区。每镇额兵三万人，粮饷就地自筹，所得城池，即归本镇管辖。马士英还教唆刘泽清等人联名攻击东林官员吕大器、刘宗周，词连姜曰广。朝廷内外，都卷入派别纠纷之中。

史可法受命督师扬州，四镇并不听节制。他断定清军必然要南下，只能鼓励高杰领兵北上。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正月，高杰被降清的叛将许定国谋杀。二月间，清廷命令追击李自成的多铎军移兵河南，大举南侵。

亡明与农民军作战的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守武昌，有兵数十万，与马士英对立。东林官员多依附左良玉，以求自保。三月底，左良玉自武昌领兵东下，声讨马士英。自汉口至蕲州，列舟船二百余里。武昌被李自成攻占。马士英急调江北各镇抵御左军，而不对清兵设防。四月初，清多铎攻占归德，淮南告急。史可法奏告说：左良玉并不敢与朝廷为难，清兵一来，国必灭亡。福王也对马士英说：“良玉虽不该进逼南京，我看他的奏章，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南。”马士英大声反对，说：“这都是左良玉死党的谬论，不可听信。我已派黄得功、刘良佐渡江了。宁可君臣死于清兵，也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谁敢说守备淮扬，斩首不赦”（《明季南略》卷八）。

这时，清军别部由固山厄真准塔率领，从山东进攻徐州，史可法部将总兵李成栋败降。又攻淮安，刘泽清兵败，降清。通州、泰州等地均为清军所占有。四月初五日，多铎军从归德进攻泗州，渡淮。十八日，到达扬州城下。

驻守扬州的史可法，这时被福王调离，去抗御左良玉军。史可法行至浦口，闻清军来攻，急速返回扬州，调令各镇来援。各镇均不听命。只有总兵刘肇基率兵二万，同扬州官民防守城池。十九日清军攻城，史可法领导军民抵抗七昼夜。刘肇基领兵巷战。二十五日城破，无一人投降。清兵在城中杀掠十日，繁华的扬州，被焚毁殆尽。史可法在巷战时被俘。多铎向他劝降，说：“前次写信诣见，先生不从。现在先生对旧朝忠义已成，当负重任替我大清收拾江南。”史可法严词拒绝，说我此来只求一死。三日后被杀。

五月初九日，清军渡江。十五日到达南京，马士英逃往浙江，福王出奔芜湖，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等投降，跪迎多铎进城。沿途降清的将官有二十三人，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人。多铎派兵进攻芜湖，黄得功战死。五月二十二日，总兵田雄、马得功献出福王和王妃降清。福王被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清朝处死。福王集团完全失败了。

左良玉在四月间行至九江病死。五月，子梦庚在九江率马步兵十三万降清。

马士英率兵士四百人，拥宗室潞王常淓等至杭州。阮大铖等人继至。多铎命贝勒博洛领兵追击。闰六月，清军占领杭州。潞王降清，马士英、阮大铖等逃走。（二）各地人民与南明宗室的抗清斗争

以顺治帝和多尔衮等为首的满洲贵族篡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果实，并击败了明室福王的复辟企图，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的地区。但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江南地区江阴、嘉定等地的人民掀起壮烈的斗争。福王败后，明室官员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的旗帜，史称南明。李自成死后，各地的大顺农民军分别在李锦、高一功、郝摇旗等将领率领下，抵抗清军，进而投附到南明的旗帜之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在四川建立大西国，进而占领了云南、贵州，也联合南明抗清。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战争延续了十余年之久。斗争的结果是：清军先后消灭了起义农民和南明王室这两大敌人，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清朝的统治。

下面，分别叙述各地抗清斗争的发展及其失败。

一、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六四五年六月，清军消灭福王集团后，降臣赵之龙、钱谦益等向多铎建策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嘉定屠城纪略》）他们的门客并奉命去苏州招降。清朝将南京改为江南省，应天府改为江宁府。阿济格在收降左梦庚等后即班师回京，多铎也在六月班师。七月，清朝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与固山厄真叶臣去江南代多铎。

这年六月，清朝重颁剃发之令，引起了江南人民的反抗。明朝汉人男子都蓄长发梳髻。满族的传统是男子将顶发的四周剃去寸余，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外，四周边缘的头发必须时时剃除，不许养长，叫做“薙（剃）发”。金国和清国在辽东时期，按照氏族部落的习惯，收降汉人如同收养氏族成员。因此汉人降清的臣民，均须剃发，改为满族发式，以示降顺。剃发或不剃发，于是成为投降或不投降的一个政治标志，规定“有不薙发者，察出处死。”（《清太宗实录》卷六）满洲贵族强迫汉人遵从满族风俗作为建立统治的象征，明朝官员和汉族民众则把不剃发视为保持民族传统的大义所在。围绕剃发与不剃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清军入关后，满洲贵族曾把剃发制度推行到关内。清军和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的当天，多尔衮即令山海关城内军民剃发。到北京后，又命令：“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并向近京各州县发布文告说，“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有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显属抗拒。”

（《清世祖实录》卷五）这一命令，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人情汹汹，有的伺机外逃，有的酝酿聚众起义。清廷不得不下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清世祖实录》卷五）降清的地方只需呈献户口、兵丁、钱粮册籍，官民不必剃发。剃发令的暂时停止，缓和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清朝消灭福王集团，占领南京后，以为天下大局已定，又恢复实行剃发。

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六月五日，清廷遣官到南京往谕多铎，命令江南降顺官员、军民全部剃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十五日，多尔衮又向全国发布命令说：“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规定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各省自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体官民，“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又规定“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二十八日，又传令江南、江北未定地方从速归顺，下诏说“仍立与限期，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薙发投顺遵依文册汇奏。”（《清世祖实录》卷十七）从此以后，剃发成为不可稍缓的法令，而且越来越严。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则关起城门，强令一日全剃。剃发不如式或剪而不剃者，罪至论死。在苛法滥刑的威逼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江阴、嘉定两城人民的斗争尤为壮烈。

江阴人民的斗争一六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降清的江阴知县方亨强制推行剃发令。次日，江阴居民要求留发，遭到拒绝。群众当场指斥他说：“你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闰六月初一日，城北青年在季世美、季从孝、王试、何常、何泰等率领下，持械鸣锣进入城中。在县衙门前后，放枪呐喊，四门有一万多人响应。揪出方亨，扯破他的冠服。方亨诡称备文详请免剃，骗过民众。清军在各处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秀才许用等百余人在文庙集合，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薙”（《江上孤忠录》）的口号。四乡人民闻风响应，参加反剃发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虽三尺童子，也誓死战斗到底。群众推举典史陈明遇为城主，部署城乡防务。

七月初五日，清朝常州知府派兵三百，偷袭江阴，在路上就被反清的农民消灭了。清朝又派马步兵千人，并调来舟师配合进攻江阴。初七日，季世美率领“冲锋营”，在虞门外迎击，清军受阻，不得前进。初八日，双桥农民歼灭了舟师，沉重地打击了清军。

清朝继续增调军兵攻城。七月初九日，陈明遇邀请前典史阎应元进城，领导抗清斗争，整顿队伍，加强城防。四乡农民听到消息后，带着武器、粮食进城，参加守卫。城内居民，争先供应各种军用物资。徽州商人陈璧先后捐银十七万五千两，并自告奋勇，到洞庭、徽州等地去请援兵。在阎应元的领导下，江阴各界人民团结抗清，增强了战斗力量。

七月初，守城战斗已经非常激烈。清军在降将刘良佐率领下攻城，在炮火的掩护下，架云梯爬城。守城战士用长矛大刀，砍杀登城敌人，并投掷砖石、火罐，发射毒箭，打击城下敌人。清兵惊慌失措，说：“我们从北京打到南京，未遇劲敌，想不到江阴这块弹丸大的地方，竟有这么大的力量！”清军屡次攻城不能取胜，便由刘良佐出面劝降。阎应元坚定地回答他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吏。”（《江上孤忠录》）城上火箭齐发，刘良佐狼狈逃命。当时，清军已经攻陷松江、昆山等地，就调集兵力围攻江阴。江阴人民守城三个月，八月二十日城破，居民继续展开激烈的巷战。陈明遇战死，阎应元受伤被俘，英勇牺牲，全城无一人投降。清军在城中屠杀数日，江阴城被破坏无余。

据说，清军此次攻城，兵力共用二十四万人，战死七万五千多人。当地还传说，江阴人民打死了清朝三王十八将。这虽与史实不符，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江阴抗清英雄们的赞颂。

嘉定人民的斗争清朝的剃发令传到嘉定。闰六月十三日，嘉定各村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王家庄有兵七百人，石冈兵一千人，南翔兵二千人，罗店、葛隆兵各千人，外冈、娄塘兵更以善战闻名。十四日，向驻在东关的清军（李成栋驻吴淞，部下梁得胜于初八日驻此）发动进攻，击毙八十四人，焚毁船只四十多艘，清军残兵败将狼狈逃窜。这时，太仓士绅已经率先剃发，四乡农民起而反对，封锁了城乡交通，使各地清军失去联系。十五日，李成栋派骑兵四十多人，向太仓告急，路经罗店被农民包围。突围后又在时家坟遭到袭击，掉头后退，被罗店、月桥农民截击，大部分伤亡，只有少数人逃归吴淞。嘉定人民又在罗店、北关、娄塘与清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娄塘战役，参加战斗的人民在砖桥会师，多达十万人。

闰六月十七日，嘉定人民推举进士黄淳耀、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主持城防，集众公议，划地分守，城楼上悬挂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七月初三日，清军猛烈攻城，用重炮轰击。城墙坍塌，城内人民用木料堵塞，守城军士伤亡，就立即补充。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军士已露立三昼夜，两眼肿烂，遍体淋湿，饮食断绝，身疲力尽，昏晕难以支持。清军乘机登城，拥进城内，侯峒曾仍在城楼上指挥战斗，声色不变。二子在旁问道：“事急了，怎么办？”峒曾回答说：“死就是了，有什么说的！”（《嘉定屠城纪略》）随后，投河自尽。黄淳耀也自缢于僧舍。军士无一人投降。

清军攻进嘉定城，大肆屠杀，掳夺财物。李成栋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子女。但是，清军的残暴行为，吓不倒英雄的嘉定人民。二十天后，江东人朱瑛自称游击将军，带兵五十人回到城里，会同市民赶走了从太仓来的清兵。李成栋赶忙派万国昌领兵到葛隆，驻守织女庙。葛隆、外冈、马隆等地人民，重新集结，捕杀剃发的人。二十四日，葛隆、外冈人民联合出击，奋勇杀敌，赶走了屯驻在织女庙的清军。二十六日黎明，清军乘人民武装力量尚未集合时，偷袭葛隆镇、外冈镇。二十七日，清军攻进嘉定，再次屠城。八月十六日，明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反攻嘉定，失败，嘉定又遭到第三次大屠杀。嘉定人民先后有十几万人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牺牲两万人。被人们称为“嘉定三屠”的历史事件，不仅表示了清军的暴行，也表示了广大人民不甘屈服的战斗传统。

江南地区人民抗清斗争此伏彼起。一六四五年六月剃发令下，生员陆世钥毁家充饷，募集二千余人在太湖起兵抗清。清军占领吴江，县丞朱国佐投降。诸生吴鉴直入县署骂国佐，国佐执送苏州府。知府逼吴鉴招出党援，吴鉴大声说：“孔子、孟子、张睢阳、颜平原皆是也。何问为？”（《南疆逸史》卷三十六）遂被杀。明职方主事吴易率众杀朱国佐，与举人孙兆奎等聚千余人在长白荡举起抗清义旗。随后，吴易与陆世钥、明松江提督吴志葵合兵进攻苏州。时在苏州的清侍郎李延龄、巡抚土国宝指挥清军反攻，吴易等败绩。明中书舍人卢象观（象昇弟）拥宗室朱盛沥起兵，率军攻打南京，战败，进入太湖坚持斗争。

闰六月，清兵破池州。明御史金声与诸生江天一集义勇起兵绩溪，郎中尹民兴与生员赵初浣坚守泾县，阻挡清军向前推进。贡生吴应箕题壁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明季南略》卷九），奉宗室朱盛浓起兵，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建德、东流。

这些抗清斗争虽然不久失败，但延缓了清军的进攻日程，使浙东、福建的明朝官员得以重建南明，组织抗清力量。

二、南明的再建与农民军抗清斗争

清朝占领南京和杭州后，浙东和福建的明朝官员又拥立明宗室鲁王和唐王，建立政权抗清。大顺诸军也相继南下，并与南明相结合。张献忠在四川率领的大西军，也树起了反清的旗帜。一六四五年十一月，清廷命洪承畴驻防江宁（南京）。代多铎领兵的勒克德浑与叶臣进军湖广，追击大顺军。又命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兵四川，去攻打张献忠部。一六四五年秋至一六四六年秋季约一年多的时间，各地人民与清军展开了又一个回合的搏斗。

浙东鲁王一六四五年五月，福王败亡。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在东阳起兵，吏科给事中熊汝霖在余姚起兵，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与举人张煌言等在鄞县起兵，纷纷组织义军，据地抗清。六月，共同迎立在台州的鲁王以海至绍兴，建立临时政权，号为监国，不立年号。定海总兵王之仁率领的官军成为鲁王政权的主力军，与浙东义师多次抵抗清兵，获胜。南京陷后，总兵方国安逃跑，也自浙西来会。闰六月，福州唐王聿键建号称帝，向鲁王颁诏。张国维、熊汝霖主张两王军都是抗清义兵，倘若奉诏，即不能以鲁王名义号令军兵。钱肃乐以为大敌当前，不可互相对立，应称皇太侄报命。诸臣因而不和。方、王率领的官兵取得地丁正饷，各地义兵只能由富户捐输义饷。方国安甚至并取义饷。各军因争饷也彼此不和。马士英、阮大铖等逃依方国安，求附鲁王。鲁王拒不接见。一六四六年三月，清兵入钱塘，张国维与王之仁抗清获胜。进而领兵攻打杭州，不胜，回师。五月，清将博洛遣图赖等来攻方国安营，方国安与马、阮等劫持鲁王逃跑。鲁王中途脱身入海，由石浦守将张名振扈从去舟山。张国维退守东阳，败死。清兵占领绍兴。王之仁兵败，至南京，大骂洪承畴后就义。方国安与马、阮等降清，被清朝处死（一说阮大铖自杀后被戮尸）。鲁王至舟山，守将不纳，转到中左所（厦门）。由总兵官郑芝龙的从子郑彩送入长垣，仍保持监国的空衔。鲁王政权抗清复国的企图失败了。

福州唐王一六四五年闰六月，原镇江总兵郑鸿逵、泉州总兵官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拥立唐王聿键在福州即皇帝位，建元隆武，称福州为天兴府。唐王曾经赞赏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说：“我家（明宗室）子孙，遇到江阴的三尺童子，也要尊敬”。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但是，控制唐王政权的郑芝龙，原是泉州海盗，接受明朝招抚，有兵二十余万，垄断海上贸易。他总揽军政大权，搜括财物，田园遍布闽广两省，又增置庄仓五百余处。郑芝龙只求保存财产禄位，并不想奋力抗清。唐王和大臣的出师抗清之议，都被他阻挠。

九月间，大学士黄道周亲率门生亲故百余人出师北伐，郑芝龙不派兵、不供饷，只有唐王空札数百道，用以招兵筹饷。沿途农民携带锄头、扁担参军，被称为“扁担兵”。出杉关时，已有万余人。到广信以后，获悉徽州失守，分道出兵，伤亡很大。十二月，在婺源被清总兵张天禄俘虏，解送江宁（南京）。洪承畴亲自来见，黄道周大呼道：“洪承畴早在松山战死了，先帝（崇祯）曾哭祭过，哪还能活着！这是无耻小人冒名顶替吧！”他拒绝了清朝的诱降，于次年三月在江宁被杀。

唐王政权由于得到大顺农民军的支持，而展开了抗清的斗争。

一六四五年夏季，李自成牺牲前后，大顺军各部分别向湖北的大江南北集结。李锦屯兵西山（湖北巴东一带），准备大举进攻清军。高一功率领部队由夔府来与李锦合营，攻克荆门、当阳等地。七月，农民军万人围攻荆州。大顺军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财等部，从四月间即陆续向大江以南转移。李自成牺牲后，他们“结盟同心”，准备与李锦合营。清朝官员报告说，他们在岳州湖上，“又以不薙头为名，号召叛党，聚集亡命”（《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清朝多次招降，都被农民军拒绝。

唐王政权建立后，各部农民军分别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巡抚堵胤锡联络，共抗清军。刘体纯、郝摇旗率兵至湘阴，何腾蛟派部将万大鹏单骑前来洽谈。堵胤锡在常德也与李锦、高一功进行联络，愿与农民军“同心协力，以建立功业”。何腾蛟等向唐王报告，唐王大喜，命何腾蛟督师湖广，堵胤锡总制李锦、高一功军。李锦赐名赤心，高一功赐名必正，晋封侯爵，佩龙虎将军印。李自成妻高氏（在高一功军中）封为贞义夫人，李锦部赐名忠贞营。农民军投依南明抗清，不再用大顺国号，但李锦的书疏，犹称李自成为先帝，高氏为太后，以示尊崇。何腾蛟整编李锦、郝摇旗（永忠）、袁宗第、王进才（以上是农民起义军）、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董英（何腾蛟旧部）、曹志建（故巡抚刘熙祚旧部）、马进忠、马士秀、王允成、卢鼎（左良玉旧部）等部为十三镇，组成十余万人的强大抗清队伍。

一六四五年冬，南明军向湖北清军发起攻势。明军各部仍驻守自己的防地，何腾蛟率领郝摇旗、王进才留在长沙；堵胤锡驻常德，分治湖南；李锦屯兵公安附近地区，加强对荆州进攻的力量；刘体纯、袁宗第向清军发动新的进攻。他们在江陵以西渡江，攻彝陵，过荆门，进军郧西。沿途人民纷纷响应，声势很大。驻防湖北的清军，惶恐不安，内部动摇。十一月十五日，刘体纯、袁宗第进攻襄阳、承天，攻破城池。次年正月，进攻邓州。二月，清将王斌在房县老寨起兵反清复明。刘体纯、袁宗第率领的农民军，影响遍及南阳、兴安、汉中等地。

清廷在一六四五年十一月，调遣贝勒勒克德浑、固山厄真叶臣，到湖北武昌进攻李锦农民军。李锦部围攻荆州清军达半年之久。一六四六年二月，兵败解围。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等在彝陵降清。三月，平西将军何洛会在山阳、商州与农民军两次激战，不能阻止农民军的发展。何腾蛟率郝摇旗、张先璧等进攻岳州、藤溪、湘阴，准备分兵收复武昌和江西的吉安。并请唐王亲自赴赣州，力取江西。

一六四六年六月，鲁王政权败灭。七月，清军博洛部占领金华、衢州，分兵两路进攻福建。这时，郑芝龙已暗中投降清朝，写信密告洪承畴说：“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小腆纪年》卷十二）清军经仙霞岭、分水关，郑芝龙撤去守兵，清军长驱直入。唐王自延平出发，去赣州督战。八月行至汀州，被清军追及杀死。赣州被攻破，泉州、福州也全被清博洛军占领，郑芝龙率官兵投降。清朝在福建建立军政机构，博洛迫令郑芝龙等携带家口进京，断绝他和福建的联系。

唐王聿键死后，弟聿■浮海逃往广州。十一月朔日，原大学士苏观生等拥立聿■称帝，年号绍武。十二月十五日，清兵由降将李成楝率领攻陷广州。苏观生自杀，聿■被俘，绝食死。称帝仅四十五日。

四川大西张献忠率领大西军数十万人于一六四四年初进入四川夔州，沿江而上，占领万县。由于河水暴涨，在此停留约三个月之久。李自成攻下北京推翻明朝后，张献忠闻讯，即向重庆进军。在涪州击败明驻军曾英部，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在重庆四十里外的铜锣峡抵抗。大西军击溃明军，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进驻明蜀王府。派遣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分取四川州县。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皇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颁行《通天历》，铸“大顺通宝”钱行用。

大顺通宝

大西国设左、右丞相、六部，分理政务，开科取士，委派地方官员。又整顿军兵，编为一百二十营。孙可望为平东将军，领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领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领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领二十营。四将军所属兵营是大西军对外作战的主力。四人拜张献忠为义父，均改姓张。张献忠亲自统领老营军兵，称为御营。另设宿卫兵驻防。军兵制定《禁约》，严明军纪，禁止扰害地方。大西国缉拿明宗室和逃匿官员，拘押乡绅大户，追罚饷银。四川各州县地主豪绅或杀害大西官员，或组织武装反扑。大西国严厉镇压了反抗的地主、官员，巩固了对四川的统治。

清朝攻占北京后，即出兵追击李自成军和攻打南京的福王。一六四五年夏，福王政权灭亡。十月，清朝向大西颁诏招抚，说：“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张献忠置之不理。十一月，清廷派何洛会领兵进攻四川。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正月，又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向四川进军。何洛会部中途与归附唐王的农民军作战。豪格军三月到达西安，五月攻占汉中。

大西骁骑营禁约碑拓本

大西国面临着清军的严重威胁。九月间，张献忠决策，命四将军各领兵十万人，自成都北上迎敌。十一月，大西叛将刘进忠，自汉中引清兵入四川，偷袭大西军。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突遇敌兵，中箭牺牲。

孙可望等四将军急领兵由顺庆南下，经重庆败明曾英军，斩曾英。渡江南下，至綦江。次年正月，进军遵义。三月，占领贵阳。四将军以孙可望为首，向云南发展。三、广西、云贵和福建地区的反清斗争

一六四五年夏，李自成被害死，南明福王败亡，清朝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攻占了陕西和江浙。一六四六年冬，张献忠战死，南明唐王败亡，清朝又赢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攻占了四川和福建的部分地区。一六四七年在广西重建的南明桂王政权率领投依南明的原大顺军，向清朝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

南明的反清斗争一六四六年八月唐王死后，十月，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以及王化澄、马吉祥、吕大器等人，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一个月后即位称帝，建元永历。清李成栋军在十二月攻入广州，次年正月，李成栋攻占肇庆，向桂林进军。桂王自肇庆逃出，经过桂林，逃到武冈，急调湖南的何腾蛟率兵援救桂林。何腾蛟奉桂王诏，由长沙撤退，领兵至衡州。三月，进攻桂林的李成栋军被瞿式耜打退。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等领兵，由岳州攻克长沙、湘潭，进军衡州。六月，何腾蛟在衡州调遣诸将抵御，只有郝摇旗、王进才率兵赶到，被清兵战败。几个月中，清军攻占了衡州、宝庆、武冈、靖州等广大地区。桂王由武冈逃往柳州、象州，然后返回桂林。十一月，清军进攻全州。何腾蛟重新整顿队伍，统率郝摇旗、焦琏、赵印选、胡一青、卢鼎诸部，连营三百里，分道出击，大败清军。一六四八年二月，清兵攻破全州，三月，向桂林进兵，被何腾蛟、瞿式耜打退。这时，清朝将领李成栋因不满满洲贵族的凌辱，在广东叛清归降南明。清江西总兵官金声桓也在二月叛清附明。湖南清军兵力空虚。五月，何腾蛟督师收复全州。何腾蛟、堵胤锡随即在湖广境内，对清军发动了进攻。九月，何腾蛟亲自督率张先璧、胡一青、焦琏，收复永州、衡州。王进才收复宝庆。十月，马进忠收复常德。堵胤锡令李锦从夔州东下，在湘潭打败清将线国安，收复湘潭、益阳、湘乡、衡山等县，进围长沙。何腾蛟与堵胤锡等议定，何腾蛟等督率马进忠等攻长沙；堵胤锡带领李锦等攻袁州、吉安，进军江西，声援金声桓抗击清军。十一月，李成栋自广东南雄出兵，攻打赣州。十二月，清大同总兵官姜瓖在大同叛清，宣告归附南明，震动了北方。

永历帝“敕命之宝”

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八年间，清朝失去了长江以南湖广的广大地区。广东和江西的汉族降将相继反清附明，大同的附明更造成严重的威胁。清朝接连派出满汉将官分领大兵出击。

金声桓在江西反清后，一六四八年三月，清廷即派遣固山厄真谭泰与何洛会领兵向江西进军。五月，攻占九江、饶州。一六四九年初，清军至南昌，金声桓战败，投水自杀。李成栋领兵来援，三月，与清军在信丰相遇，孪成栋败死。江西州县，又都被清军占领。

一六四八年十二月，清廷命阿济格领兵围攻大同姜瓖，不下。一六四九年二月，多尔衮亲自领兵征大同。三月，攻下浑源州，回师。阿济格与尼堪、博洛等继续围攻大同。大同被围困至八月，姜瓖被部下杀害，清军征服山西。

南明进军湖广。一六四八年九月，清廷命济尔哈朗为征远大将军，领兵征湖广，进攻李锦部。次年正月，进攻湘潭。这时，何腾蛟前往李锦的忠贞营，途中被清军俘掳。何腾蛟严厉拒绝济尔哈朗的劝降，被清军处死。南明失何腾蛟，军中无帅了。李锦在茶陵，被清军战败，经衡州、永郴转移到广西。这年秋季，长沙、衡州、辰州、宝庆、靖州、全州等地都被清军占领。十二月，南明焦琏军反攻全州，被清军击败，清军进占道州。

李锦退回广西，屯驻宾州、横州。南明桂王朝廷依靠大顺军的来归，在反清斗争中一度取得胜利。但内部矛盾重重，文官武将互不合作。拥立桂王的明臣与反清归明的李成栋部下相互猜忌，明臣对原大顺军也存有戒心，多方牵制。高一功甚至被迫宣称，要把军兵交兵部。何腾蛟死后，被改编的诸军失去统帅，各自离散。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领兵自宝庆北走常德、澧州，返回荆西。刘芳亮、刘希尧等自宁远北走，军兵在宁远、宜章一带溃散。李锦不久病死。高一功因遭疑忌，在一六五○年从庆远往荆西。途经黔北，遭到保靖土司彭朝柱的袭击，战死。李锦义子李来亨率领军兵到巴东的西山，与郝摇旗、刘体纯等会师。在郧西坚持抗清斗争的王光兴、王光昌等与郝摇旗、李来亨等联合抗清，号称夔东十三家军。桂王政权失何腾蛟，又失大顺诸军，难以自保了。

一六五○年五月，清朝加封辽东降将孔有德为定南王，领兵进攻广西。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进攻广东。十一月，耿仲明行至吉安，自杀。同月，尚可喜等攻入广州，孔有德攻入严关。瞿式耜邀明将赵印选防守桂林，赵印选带兵逃走。清军攻入桂林，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被俘，囚禁四十日后被杀。桂王由肇庆逃往浔州，经南宁，辗转到达广西西部的濑湍，得到贵州大西军的接应。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重要城镇，均被清军占领。

大西在云贵的建设大西四将军在一六四七年三月占领贵阳，随即移兵进驻云南。

当时，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起兵反明，攻占省城昆明。明副将龙在田（原石屏土司）败走大理，听说四将军领兵至贵州，便派人请兵入滇。三月，四将军进兵破交水（霑益旧城）、曲靖，沙定洲放弃昆明逃走。四月，四将军占领昆明，分兵两路攻打云南各地。西路兵由孙可望率领，五月攻克大理，七月攻占永昌，护送自昆明逃来永昌的明黔国公沐天波返回省城，声称要“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西南纪事》卷十二）东路由李定国率领，攻克南宁（曲靖）、晋宁、通海、河西等地，进而占领阿迷、蒙自、临安（建水）。几个月之内，四将军已控制了云南除普洱、东川以外的十六个府，收纳彝族兵士，军队发展到二十万人。李定国捣毁了沙定洲据守的城寨，灭沙氏。

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二年春的四年时间里，清军集中兵力在湖广与南明桂王作战。大西四将军得以在云贵地区训练军兵，建立政权，进行建设。

（一）政权建设四将军进入云贵时，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他们推孙可望为主，彼此往来通称兄弟。每公事聚会，四将军并坐，赏罚各营将官，都由孙可望出面处理。一六四七年八月，建置四王府，又建立太庙，祭祀张献忠。凡有大事必先告庙，然后行动。明致仕御史任僎归附四将军，倡议称孙可望为国主，用于支纪年，设立六部，管理军政大事，并建立州县政权机构。

（二）澄清吏治四将军在云南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对清官立即提升，对贪官严加惩办。姚安知府谢仪贪赃枉法，马上砍头，传示各州县。设立登闻鼓，鼓励人民对地方行政提出意见。不利的措施，立即废除。

（三）减轻赋税明朝后期，实行一条鞭法，丁役摊入地亩，一并征收。后来摊派愈来愈多，人民负担沉重。四将军在云南实行“条编半征”法以减轻农民负担。又把近省田地和井盐，由原来官民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凡金、银、铜、铁矿藏，鼓励商民开采，差官抽税。

（四）训练军队四将军部下有在陕西参加农民起义的战士一万人作为骨干，又在云南招募汉、彝各族人民入伍，编练新军。兵马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进行严格训练。招收各行工匠，设立什造局四所，制造兵器。兵马给养在各州县就地供应，兵丁每日给米一大升，家口酌量减少，马料每日一至三升不等。兵丁每人各给一袍，没有家口的还给鞋袜各一双，大帽一顶。军队纪律严明，规定：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得到人民的拥护。

大西军人家口住在云南，都与当地农民一起参加生产，缝制军服。当时人称赞说：“其俗，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崇尚礼义，视民如子。往来有体，安置有方。”（《永历纪事》）大西行政，“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掠夺之端”（《滇南纪略》），人民称便。

早在一六四八年，李定国便对孙可望建策说：“闯（李自成）献（张献忠）二帝，辛苦二十年，蹂躏遍天下，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清人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今挚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则半生流贼之耻辱可雪，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晋王李定国列传》）这个建议，得到刘文秀等的支持。孙可望于一六四九年四月即曾派人与桂王政权联系。一六五○年十一月，清兵攻陷桂林。一六五一年桂王逃至南宁，同年十二月，又逃至濑湍。次年正月，孙可望派兵接应，护送到贵州安隆。大西军接受南明永历年号，举起了复明抗清的旗帜。

四将军北伐四将军在云贵经过几年的准备，于一六五二年三月，出师北伐，向清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大军分两路进兵，一路由刘文秀、王复臣率领马步兵六万，向四川出兵，直指关中。一路由李定国、冯双礼率领马步兵八万出师湖广，向全州、桂林进军。孙可望移驻贵州，指挥全军（艾能奇已病死）。

刘文秀率领的一路，入川攻破重庆，占领成都。清朝急调吴三桂领兵入川。吴三桂自一六四八年即受命与清定西将军李国翰驻守汉中。七月，吴三桂与李国翰出兵夺取重庆，攻打成都。刘文秀领兵走，与王复臣领彝汉兵，攻打叙府（叙州）。吴三桂领兵来援。王复臣命步兵左右夹攻，驱大象直冲清军。象吼马惊，清军大败，退守保宁。刘文秀乘胜追击，至保宁城东北列阵。不听王复臣劝说，不等援兵到来，即匆忙攻城，被清兵战败。王复臣战死，刘文秀败退。吴三桂不敢追击，对人说：“生平未见如此劲敌。”孙可望罢免刘文秀，命驻云南。另派耿三品领兵镇守嘉定。四川一路未能取得进展。

李定国、冯双礼率领的北伐军，五月占领武冈。清宝庆守将逃走，李定国军进而攻克全州，大败清兵。驻守广西的清军孔有德部三次出兵迎战，都不能阻止李定国前进。六月二十九日，孔有德亲自领兵到严关，与李定国决战。李定国指挥部队进攻，驱大象突击，清兵溃败，孔有德逃回桂林。李定国领兵急速追击，七月初二日一举攻破桂林，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分兵攻占平乐、梧州等地。南明将官赵印选、胡一青、马宝等和左右两江人民纷纷响应，十几天里，就收复了广西全省。八月，李定国北代湖南，取衡州，派马宝东攻阳山、连州，曹志建旧部收复临武。冯双礼、马进忠北攻长沙，别部出宁乡，收复常德。十月，马进忠趋岳州，分兵攻克江西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包围吉安。李定国出师七个月，攻克十六府、三十二州县，收复土地近三千里，取得重大的胜利。

清朝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领兵十万，进军湖广。李定国命令冯双礼退出长沙，伏兵白杲市，诱清军渡湘江、过衡山后，再绕出敌后，跟踪前进。预定李定国在蒸水拒敌，与冯双礼、马进忠前后夹击，歼灭清军。清军进攻衡州，李定国退走。尼堪亲自率兵追击，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定国埋伏的部队，突然出击，尼堪败死。

桂林与衡州之战，李定国连获全胜。清朝连丧孔有德、尼堪两员大将，为入关以来所未有。这时，孙可望忌李定国功高难制，密令冯双礼退宝庆，马进忠不知底细，也跟着西去。李定国被迫退守武冈。

清军连遭挫败，一六五三年初，任命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尼堪遗留的军兵，据守湖南。又调安西将军阿尔津为定南将军，由汉中到湖南协同作战。任命固山厄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镇守荆州。任命驻防江宁的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到广东协同尚可喜部驻防。吴三桂、李国翰还守汉中。五月，又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一六四八年自江南还京师，本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经略湖广、两广、云贵地方，驻守长沙，居中调度。他在十一月报告说：“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有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甚犯兵家之忌。”（《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因此，他主张进兵要安全慎重，不急求事功，而用力于“招抚”。

清兵不敢轻易南下，孙可望、李定国等据有云贵、广西和湖广、四川的部分地区，与清朝对峙。

李定国的抗清斗争孙可望、李定国等所取得的胜利局面，随即由于自相残杀而逐渐瓦解。

大西军在取得胜利的时刻，重又走上了大顺军的老路，将领之间，日渐不和。孙可望被推为主，嫉李定国功高势大。孙、李之间，矛盾日深。南明桂王属下的明臣，乘机从中离间。桂王扈从总兵邓凯称赞他们是“离间逆党，奋发忠义于临时。”（《求野录》）南明官员对农民军的敌视和破坏，加深了内部的冲突。一六五三年二月，孙可望领兵至沅州，邀李定国前来议事。刘文秀派人密告李定国，孙可望有意加害，李定国拒不来会，写信给孙可望说：“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方张，成败尚未逆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复兴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晋王李定国列传》）领兵自湖南退入广西，向广东进取。清军乘机占领了湖南的一些州县。李定国攻打肇庆，进围桂林，不下。八月，驻军柳州。一六五四年，自柳州出兵，攻破广东高州、廉州、雷州，围攻新会。清广东守将尚可喜向清廷告急。清朝派遣靖南将军朱玛唎从江西来援，李定国大败。一六五五年春，退守南宁。

南明桂王空无实力，只是大西军复明抗清的一面旗帜。明臣马吉翔向孙可望建策，迫令桂王禅让，由孙可望称帝。桂王大学士吴贞毓得知后，请桂王自安隆急诏李定国领兵入卫。孙可望立斩吴贞毓等明臣十八人，一六五六年初，命刘文秀去安隆，迎桂王来贵州。三月，李定国领兵至安隆，刘文秀转而依附李定国，同送桂王去云南，驻在昆明的沐天波迎桂王入昆明。桂王加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李定国派部将白文选去贵州，往见孙可望讲和，被孙可望扣留。孙、李的矛盾不可调和了。

一六五七年七月，孙可望起兵反桂王。领兵十四万进攻云南，李定国在曲靖迎击。白文选单骑来见，说已与孙部诸将密约，临阵倒戈。九月，李定国派骑兵五千攻打孙部马惟兴营。马惟兴部与李定国合兵攻孙可望，临阵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孙可望军溃败。十月，孙可望去长沙见洪承畴，叛变降清，并向清朝献策进攻云贵。

一六五八年三月，清朝派贝子洛讬为宁远绥寇大将军，会同洪承畴从湖南进兵。吴三桂、李国翰进兵四川。卓布泰、线国安从广西进兵。

四月间，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等在永昌起兵反南明。李定国亲自率兵平定，因而不及增援贵州，给清军造成了进攻的机会。七月，三路清军都进入贵州。九月，清朝派信郡王铎尼到贵州统率清兵，议定：铎尼自贵阳取道关岭为中路；吴三桂自遵义取水西为北路；卓布泰自永顺取黄草坝为南路；洪承畴、洛讬驻守贵阳。十月，李定国派冯双礼守鸡公背，阻击中路清军；派张先璧守黄草坝，阻击南路清军；派白文选守七星关，牵制北路清军。十一月，李定国率兵三万到南路增援，与清军在罗炎、凉水井（今册亨西）大战，先胜后败。前线传闻孙可望扈卫康国臣充当清军前导，军内孙可望旧部猜疑不安，全线动摇，被清军打败，损失很大。冯双礼、白文选、张先璧诸军也先后战败。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

李定国全线溃败，急商对策。这时，刘文秀已病死，遗书建策入蜀与夔东十三家联合。李定国主张走广南，沐天波等则主张逃奔滇西。十二月十五日，李定国拥桂王撤离昆明，向滇西逃走。

清军跟踪追击。吴三桂军攻陷永昌，编筏渡过潞江。李定国设伏于磨盘山，吴三桂渡江上山，将入伏中。明大理寺少卿卢桂生，从李定国军中逃出，向清军投降告密，清军前部已入二伏。吴三桂立即下令，骑兵下马，发炮攻击伏兵。李定国率伏兵力战，自卯至午，短刀相杀，清固山厄真沙里布阵亡，清军败退。李定国的大将窦明望、王国玺也英勇牺牲。李定国在打击了清军后，便到腾越整顿部队，转成滇缅边境，桂王逃往缅甸。

一六六○年四月，吴三桂上“三患二难”疏，请清朝出兵消灭桂王，以杜后患。一六六一年，清军进入缅甸，缅甸献出桂王。李定国出兵截击，失败，六月二十七日死于勐腊，时年四十二岁。次年，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

郑成功、张煌言的抗清斗争桂王、李定国败后，据守福建地区的郑成功、张煌言等又在一六五九年，发动了进军长江的战斗，形成又一次的抗清斗争，也是最后一次高潮。

一六四六年清军进攻浙东，鲁王政权的方国安逃跑后，鲁王由张名振等扈从，被郑彩接到中左所（厦门），转至长垣。次年，郑彩、郑联兄弟出兵反清，先后攻占福建的建宁、邵武、兴化三府，福宁一州，漳浦、海澄等二十七县，温、台一带沿海人民响应，声势很大。郑彩奉鲁王，仍用监国纪年。一六四八年，清朝调两广、江浙兵，三路进攻，福建州县多被占领。鲁王大学士钱肃乐死。九月，张名振等占领舟山，接鲁王来住。一六五一年七月，清将张天禄出崇安分水关，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闽浙总督陈锦全军出定海，分路进攻舟山。张名振拥鲁王带领战船攻吴淞，留守大学士张肯堂领兵六千守舟山。八月，清军趁着雾天进螺头门（即蛟门，亦名定关），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率领精兵五百，义勇数千，在舟山背城奋战，互有伤亡。城中火药用完，中军金允彦、主事邱元吉跳城，投降清军。清军全力攻破城防，张肯堂全家二十余人，壮烈牺牲。事后，攻城的清兵说：“我军南下，江阴、泾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张名振闻讯，回师救援，舟山已经陷落，便与兵部侍郎张煌言扈从鲁王前往厦门。

厦门这时由郑芝龙子郑成功（原名森）驻守。

一六四六年郑芝龙降清时，二十四岁的郑成功与郑芝龙断绝父子关系，宣言“背父救国”。与陈辉、张进等九十余人，乘船往南澳（广东南澳县）地方，得到沿海人民群众的支持，组成九千人的队伍，奉唐王隆武年号抗清。一六四七年到鼓浪屿，与郑鸿逵（芝龙弟）部联合进攻泉州、同安、漳浦等地，连续袭击闽粤沿海州县。一六五○年围攻潮州，不下，返回厦门，合并了从兄郑彩、郑联的队伍，自称招讨大将军。

张名振、张煌言拥鲁王到厦门。张煌言对郑成功说：“招讨（郑成功）始终为唐，真纯臣也！”郑成功回答说，“侍郎（张煌言）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趋哉？”（《鲒埼亭集》卷九）郑成功与二张消除唐、鲁二王之间的旧隙，相互推重，真诚合作，集中力量反攻长江两岸。

一六五二年二月，郑成功攻海澄，清浙闽总督陈锦率兵来援，被郑成功打败，逃回泉州。三月，郑成功攻诏安、南靖、平和，遂围困漳州。清金衢总兵马进宝带兵救授，郑成功纵之入城，增加围城兵力近二十万人，围困漳州达八个月之久。陈锦领兵增援，受到郑成功部队的阻击，顿兵漳州灌口不能前进。家丁库成栋刺杀陈锦，把他的首级送给郑成功，福建的清朝文武官员惊慌失措。十月，清朝驻防浙江的固山厄真金砺，率领援军来漳州解围，郑成功退守海澄。一六五二年冬，张煌言秘密回到吴淞、天台，联络各地抗清斗争力量。一六五三年春，张名振带兵进入长江，郑成功派陈辉等领兵二万，进屯崇明，攻破镇江，登金山，遥望石头城（南京），拜祭明孝陵。原来长江上游约定响应的抗清义师，没有动静，遂退兵到崇明的平阳沙。十二月，崇明清兵万人，乘冻涉江来攻，张名振、张煌言亲自领兵左右冲击，全歼来犯的清军。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正月，长江上游有人送来愿为内应的腊书，张名振、张煌言与陈辉等会合，率海船数百艘，再进长江，攻瓜州、仪真，一直到燕子矶（南京江边），等待上游消息。四月，还没有动静，便率水师东下，进攻崇明。郑成功派陈六御、程应蕃增援，复进镇江，焚毁小闸，到仪真烧粮船六百只，获得船只达五百艘。张名振带砂船六十只，泛海到登莱，远及朝鲜沿海。这三次进军长江，在江浙地区影响很大，有不少人参加抗清斗争。原福王政权中的诚意伯刘孔昭，也跟随张名振、张煌言进长江作战。当时有人反对这件事，张煌言解释说：“孔昭之罪与马、阮等，然马、阮再卖浙东，而孔昭以操江亲兵，栖迟海上者盖累年矣。则其心尚有可原。”（《鲒埼亭集》卷九）一六五五年，郑成功推张名振为元帅，陈辉、洪旭、陈六御为副，率领二十四镇兵，再进长江。清朝宁波守将张洪德、舟山镇将巴臣功、台州副将马信等先后投降。不幸张名振中途病逝，第四次进军长江的计划，又未能实现。

郑成功曾被唐王赐国姓朱，因而又被人称为“国姓爷”。他始终以忠于明室，复兴明室为职志。改厦门为思明州，依明制设立六部分管政务。一六五五年，鲁王去监国称号，次年移居南澳。桂王被李定国迎入云南，鲁王向桂王上表称臣。郑成功自一六五○年即与李定国互通声息，接受桂王的号令，配合作战。一六五八年，桂王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清军进攻云贵，郑成功与张煌言大举出兵，展开了向长江地区的第五次进攻。

一六五八年秋季，郑成功、张煌言率领大兵十七万，其中五万人习水战，五万人习骑射，五万人习步击，以万人往来策应，万人为“铁人”。“铁人”披铁甲，耸立阵前，专砍马足，最为精锐。大军到浙江，攻克乐清、宁海等地，在羊山遇到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郑成功、张煌言被迫撤回厦门。

桂王、李定国败后，一六五九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进军长江，再次发动对清军的进攻。当月，攻克瓜州、镇江。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江宁，从仪凤门登陆，在岳庙山屯营。张煌言建议说：“师久易生他变，宜分兵袭取句容、丹阳等城。”郑成功未能采纳这个正确意见。七月初五日，芜湖降书至，郑成功命张煌言带兵控制上游，防备江楚援兵。张煌言审度形势，分兵出击。一军出溧阳，攻广德；一军镇守池州，截断上游援军；一军攻和州，保卫采石；一军入宁国，攻徽州。他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清官归降，一举收服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张煌言考察官吏，安抚地方，一时各地人士都到军门接受指示，参加抗清斗争，江南震动。

郑成功在江宁城下看到的情况是：巡抚以下官员都要逃走，松江水师提督马逢知已经送到降书，总督郎廷佐也来信接洽投降，其实是缓兵之计。郑成功临阵轻敌，误认为大局已定，江宁旦夕可下，不攻城，不打援，八十三营大军牵连立屯，警戒不严。清廷此刻则如临大敌，顺治帝甚至准备领兵亲征。清廷命令自贵州回京路过江宁的军队进入江宁城内，增强作战力量。一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军骑兵出击，攻破郑成功的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已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

张煌言得知郑成功出海，清总督郎廷佐已派水师截断长江，便决定进军鄱阳湖，号召江楚人民进行抗清斗争。八月初七日，船到铜陵，被清援军打败。抗清义士魏耕请赴英霍山寨，张煌言焚舟登陆，率军数百人前进。不久，被清军冲散，张煌言与一卒一童，从建德、祁门乱山间，经休宁、严陵、东阳、义乌，出天台，到达浙东海滨，招集散亡，在台州沿海的小岛上暂驻。次年春初，回到临门。

郑成功在十六年中六次进军失败，东南沿海州县，屡得屡失。江宁败归，更加自感难于发展。台湾通事何斌建议东取台湾，说：台湾沃野千里，可以立国。张煌言在临门写信劝阻，说“军有寸进而无尺退。今入台则两岛（金门、厦门）将来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人之望也。”（《鲒埼亭集》卷九）郑成功不听。一六六一年三月，留子郑经守厦门，亲率大军三万乘海船百艘，进取台湾。

明朝在台湾设有巡检所统辖，驻兵澎湖。万历、天启以来，福建即有大批居民移住台湾。一六二四年，荷兰海盗殖民者窃据台湾西南的海港鹿耳门。次年，又侵入台南修建赤嵌城（今台南）。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福建大旱。郑芝龙招集流民数万人去台湾垦荒，收取租赋（《鹿樵纪闻》、黄宗羲《行朝录》）。这时，台北的鸡笼（基隆）等地，被来自吕宋的西班牙海盗所占据。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荷兰殖民者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取了鸡笼和淡水，对居民进行残暴的掠夺。一六六一年四月，郑成功军经澎湖，到达鹿耳门，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顺利击败荷兰殖民者，进而攻占赤嵌。荷兰殖民者以揆一为首，据守王城（台湾城，今安平），郑成功军围攻九个月。十二月十一日，揆一投降。郑成功放揆一回国，逐走荷兰殖民者，收回台湾全部领土，改称台湾城为东都，设一府二县。次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死，年三十九岁。子郑经自厦门去台湾，继承郑氏的统治。张煌言继续在临门坚持抗清。鲁王寄居金门岛上。

第六节清朝统治的建立

清世祖顺治帝在位十七年间，完成了一件大事，即从辽东打到广东，基本上占领了明朝的全境。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新问题是，对待广大的汉族居住区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这里存在着满族传统的奴隶制与汉族地区封建制两种制度的矛盾，满族与汉族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矛盾。满族统治集团内部和满汉官员之间，也存在着多种矛盾与冲突。清王朝在人民反抗和满汉贵族间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建立起它的统治。

顺治帝幼年即位，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所掌握。一六五○年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顺治一朝前后经历了摄政期与亲政期两个阶段。

（一）多尔衮摄政时期

清在辽东建立国号，即面临着攻取明朝的课题。满洲贵族由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清太宗皇太极时，以镶蓝旗贝勒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为首的贵族，主张举兵深入明境，“焚其庐舍，取其财物”。固山厄真和硕图更明确地主张：“杀其人，取其物，务令士卒各餍所欲”。（《清太宗实录》卷十四）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反映了满族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把掳掠奴隶和财物作为对明作战的目标。两白旗的多尔衮和两红旗的代善长子岳讬等贵族则主张夺取中原为久驻之计。皇太极志在灭明立国，但无法限制奴隶主的强大势力。一六三五年，降附的汉官文士纷纷奏请出兵灭明，以成大业，期望皇太极作金世宗、元世祖。皇太极以为灭明时机来到，告谕汉官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说：“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廑念者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又命文馆诸臣，择要翻译辽宋金元四史所载治国用兵的方略，以备观览。一六四三年六月，贝勒阿巴泰等去山东掳掠后班师，各旗将士因分配财物不均，引起争论。皇太极告诫诸贝勒不可以掳掠为生计，立国之本为有土有人，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皇太极在临终之年的这些议论，显示着他已逐渐意识到限制奴隶制的发展，是灭明立国所必需。但在他一生中，对明作战基本上还是奴隶制性质的掳掠之战。

皇太极在位时，多尔衮得到信用，加封睿亲王。一六四三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六岁的福临被拥戴即位。多尔衮与拥戴豪格的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次年，规定诸王大臣奏本，先奏多尔衮。在一六五○年顺治帝亲政以前，多尔衮是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同母弟多铎掌握强大的军兵，足以与豪格、济尔哈朗一系相抗衡。

顺治帝即位，多尔衮掌握军政大权，清朝具备了夺取中原的主观条件。李自成大顺军推翻明朝，立国不稳，又为清朝准备了客观条件。清军因而得以顺利地攻入山海关，轻而易举地从农民军手中夺取了北京。但是，多尔衮攻占北京后，在建都问题上，满洲贵族间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朝鲜文学李■在一六四四年八月间回国后向朝鲜仁祖报告清军情况说：“八王（阿济格）言于九王（多尔衮）曰：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京，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九王以为先皇帝尝言：若得北都，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两王论议不合，因有嫌隙云。”（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阿济格是多尔衮倚信的贵族，属于同一政治集团，但他提出的大肆杀掠后返回沈阳的主张却是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守旧观点。持有相同观点的贵族，仍然是强大的力量。多尔衮进驻北京后，北京城内到处传说，将“放抢三日，杀尽老壮，只存孩赤”。（《清世祖实录》卷八）多尔衮多次晓谕民众，禁止杀掠，说这些流言都是“流贼奸细，潜相煽惑”。事实上，这些流言都来自满洲贵族。八月间，顺治帝自盛京启程来北京，宣布迁都。九月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日，在明皇宫武英殿举行登极大典，建都称帝。多尔衮召集汉官们说：“小民讹传于八月间屠民。现在人民无不保全，众所共见，还会怀疑有抢掠之事么！”定都北京禁止杀掠的事实驳斥了民间的“流言”，多尔衮战胜了满洲贵族中的守旧派。

一、满族南迁与反“圈地”、“投充”的斗争

顺治帝定都北京，并不是一般的迁都，而是伴随着满族的大规模迁徙。辽代契丹族与元代蒙古族，在王朝建立后，大批居民仍居住在本族的故地。金代女真族，在海陵王、金世宗后，大举南迁汉地与汉族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顺治帝与多尔衮，命令满洲八旗诸王贵族以至兵丁奴仆大举南迁，是对退居沈阳的守旧主张的彻底否定，也对此后满族和清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满族在辽东实行奴隶制性质的计丁受田制。据说“沈中禾稼颇登”，因而南迁时“多有怨苦者”。（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满族迁居北京及京畿地区，继续推行计丁授田制，这就不能不侵占汉族的大量田地。两种制度、两个民族的矛盾由此激化了。

“圈地”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天，下令北京内城的汉人居民一律迁居外城，内城由满洲八旗驻防。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十二月，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汉人）无主荒田，及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清世祖实录》卷十二）这个上谕确定了分配田地的具体办法，近京各府州县由此全面展开了对民间田地的占夺，称为“圈地”。照此上谕的规定，有主田地，只是按照满族的计丁授田制“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全部没收。这就严重侵犯了汉族地主的利益。原属明朝贵族的所谓“无主田地”，实际上在农民战争中多已为贫苦农民所占有。上谕规定，概行清查没收，分配给清朝的贵族官员，这实际上是从农民手中夺取田土。“满汉分居”的规定，是采纳顺天巡按柳寅东的建策，但满洲贵族大片圈占田地后，汉族农民所有的小块土地也因此而被圈占。广大农民从土地上被驱逐，迫令迁徙。上谕还规定，此次圈占后，满族陆续迁来者，照前给与田地。因此，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十一月，又展开第二次圈占，扩展至河间、滦州、遵化等地。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正月，又下令顺天、保定等四十二州县，圈占田地，给与当年东来满洲官员兵丁。在三次大规模圈地中，由圈占无主田地扩展到有主田地，由圈地进而圈占房屋，甚至“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史惇：《恸余杂记》）。据统计，三次圈地，共没收了汉人田地十四万六千七百六十六顷（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二晌），包括北起长城，南至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的广大地区。清朝统治者与这一地区居民的矛盾，大大激化了。

编庄与投充清朝统治者圈占了大量田地后，继续推行辽东的编庄制度，役使奴仆壮丁从事生产。汉族农民投靠满洲贵族为奴，称为“投充”。因有此制度，满洲贵族和庄头，即以投充为名，强迫失去田地的汉族农民，充当奴仆。顺治帝曾在顺治二年四月，给户部的上谕说：“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又说：“又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逼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以不靖。”（《清世祖实录》卷十五）汉族农民被迫投充，或不得已而带地投充，使满洲贵族扩大了对奴隶的占有。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畿辅条鞭赋役全书）统计，“投充”人的总数为九千九百九十五丁，连同家口当有数万人。从旗地庄田数目可以约略地推算出满洲贵族所占有的奴仆壮丁的数量：（一）内务府共圈占土地二十二万零一百六十六晌，设粮庄四百余所，银庄一百三十二所，果园二百五十所，瓜菜园九十余所。每庄有地一百三十四晌（后增为三百晌）、庄头和壮丁十人，耕牛八头，依此计算应有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人。庄头在圈地时，一庄占地二三十顷至四五十顷不等，也役使相当数量的壮丁，估计内务府官庄的壮丁，大概有两万人左右。（二）宗室王公圈地二十二万二千三百零九晌，共设整庄一千四百零九所，半庄和园八百二十三所。王庄有的是从内务府拨给的，田地与壮丁数目与官庄相同；有的是按每丁五晌，拨给田地建立的。折中计算，王公占有的壮丁大概在三万人左右。（三）八旗官兵共圈占土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先是每丁给地六响，后改为五晌，多出的一晌，拨给新来的人丁。依此计算，授田丁额是四十六万七千一百人。在进关前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五百九十四个牛录，每牛录二百人，正身旗人为十二万左右，户下人就有三十四万七千一百人。据上三项统计，皇帝、王公、官员和正身旗人占有的壮丁，在畿辅地区就接近四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口至少也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自盛京迁来和战争俘掠。户下人属于主人所有，主人可以随意把他们出卖。子女的婚姻也不能自主，要听命于主人。主人杀死户下人不需偿命，只是受到鞭打或罚俸等处罚。满洲贵族在京畿广大地区圈地编庄、强迫“投充”，把辽东的奴隶制推行于封建制的汉地。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生产关系的矛盾，八旗户下人与满洲贵族的矛盾，都随之激化了。

逃人满族南迁到京畿地区，带来大批的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满洲贵族历年入关掳掠的汉族人民（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圈地之后，他们便纷纷逃跑。被逼勒投充的汉族奴隶也陆续逃出。于是出现所谓“逃人”问题。一六四六年五月，多尔衮谕兵部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命定新法。新制定的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隐匿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首告者给赏。所在州县官降级调用（《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逃人法重在处治隐匿逃亡奴隶的窝主，这显然是沿袭满洲奴隶制的惯例。一般说来，在奴隶制的社会中，奴隶逃亡是一种反抗的方式。收容逃人是奴隶主之间相互争夺奴隶的一种方式。它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行为。但是，此时满洲贵族的汉族奴隶多是来自封建社会的人民，他们的逃亡已不会是再投依其他奴隶主，而是逃回家园隐匿或聚众自保。旨在严惩窝主的逃人法并不能禁止他们继续逃亡。一六四九年满洲官员纷纷控奏，原来在战争中俘掳的奴隶，“俱已逃亡”。多尔衮慨叹说：“自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八，不严此令，必至无复一人”。（《恸余杂记》）汉族奴隶的大批逃亡，瓦解着满洲的奴隶制，给予满洲大小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

人民起义清朝定都北京后，清军占领区的各地人民即不断开展武装斗争。起义的人民大部分是满洲贵族的逃亡奴隶，即八旗户下人。他们逃出后，无处投奔，即聚众起义。另一部分是圈地后，无地可耕无家可依的农民。官员们指出：“地被圈占，所余无多。民久逃亡，仅存孑遗”。“野有流鸿，萑苻之剽窃时告”。（《中藏集·奖荐汇纪》）遭到清军镇压的各地农民军的流散队伍与逃亡的奴隶、农民相结合，在北方地区四处点起起义的烈火。

一六四四年五月，三河县农民首先起义。昌平州红山口农民起义，清朝派重兵镇压。北京西郊农民起义，使西山的煤炭不能运往京城。

保定地区香炉寨钱子亮、乔家寨赵建英自称大王起义。大顺军的余部康文斗、郭壮畿在饶阳自称扫地王，组织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在河南省，大顺军将领王鼎铉驻守内黄、联合苏自兴等组织的抗清队伍，从内黄进攻顺德，与山东抗清斗争相互呼应，给清朝很大的威胁。在山东省，嘉祥满家洞的宫文彩，高举起大顺军的旗帜起义。滕县的王俊、曹州榆园的马应试，都组织了几万人的武装力量，不断进攻县城。大顺军的旗鼓（司旗鼓的军士）赵应元领导青州人民进行抗清斗争，杀死清朝招抚山东的户部侍郎王鳌永。

一六四六年颁行逃人新律后，各地人民的起义更加发展。边远地区也爆发了回民的起义，以反抗清朝的统治。一六四七年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规模较大者如下：

河间起义——一六四七年三月，河间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破县城，处死官吏，转战到邹平。

三河起义——三河县人民在女领袖张氏和杨四海、王礼、张天宝等领导下起义，进攻静海、沧州等地。天津巡抚因而被清朝撤职。

山东榆园起义——起义军由李化鲸率领，与河南抗清义军联合，进攻大名。次年，攻下曹州、定陶、城武等县。

淄川起义——谢迁领导的起义军，攻下山东淄川，处死剃发降清的兵部尚书孙之獬，攻下宿迁，震动了江淮地区。

栖霞起义——山东栖霞人民在于七领导下起义。次年攻下宁海等县。

山西起义——山西抗清义军攻下太原、汾州和周围的五十余县。

甘肃起义——清军追查李自成余部，株连甘肃回族人民。当地回民在米喇印、丁国栋率领下，在甘州起义，杀死清巡抚张文衡，攻占巩昌、临洮、兰州等要地。

“投充”、“圈地”的停止清朝建都北京后，在广大汉人地区实行圈地，迫令投充，激起了人民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反抗。人民斗争的日益高涨，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下令停止投充和圈地。一六四七年的诏谕说：“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苦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同年的另一诏谕说：“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怜悯。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清朝统治者停止圈地、投充，实质上是宣告了在汉地推行奴隶制的失败。但此后满洲贵族依然恃势强占田地，俘掠奴仆，残存的奴隶制仍在各地推行。

二、政治制度的改订

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后，曾宣布任用明朝官员，招集流民，减轻赋税等措施。定都后，又依仿明朝政体，集中权力，改订制度，颁布法律，以适应对汉人的统治。

削弱诸王清太宗皇太极时，八旗固山厄真，合称八大臣，与诸王贝勒共议国政。诸王兼领六部事。一六四三年，顺治帝即位后，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随即以诸王议政，“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理由，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权，宣称“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清世祖实录》卷二）同时，停止诸王兼理部务的制度，并贝子、公等管理部务亦宣布停止。六部各任命尚书、侍郎管领。满洲诸王贵族的政治权力由此受到极大的削弱。一六四四年三月，由济尔哈朗宣谕，诸大臣奏事先奏睿亲王多尔衮。九月，顺治帝定都北京，尊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随后，又罢免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中枢政权集中到多尔衮的手里。一六四八年十一月，顺治帝又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满语作“汗的父王”）。

改革政体皇太极时设立内三院（国史、秘书、弘文），各设大学士一人，分别管理诏令、文书诸事，实际上仍是原来文馆的扩大，不参予军国政务。多尔衮集中权力后，依仿明制，内三院为六部之首，有如明朝的内阁，成为中枢机构。大学士兼领六部尚书衔。六部尚书原由满洲官员中任命。一六四八年，增设六部汉人尚书，满汉兼用。一六四九年又规定：满洲诸大臣如有干预各衙门（六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者，即行治罪。

皇太极时，已在辽东地区陆续收纳了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降臣，委以重任。多尔衮攻占北京后，大批任用明朝的降官，多方招纳。亡明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涿州人冯铨，因诌事魏忠贤免官。一六四四年，多尔衮亲自写信征召。冯铨以大学士衔佐理要务。次年，授任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为多尔衮倚用的要员。河南商丘人宋权，为亡明进士、顺天巡抚。多尔衮入京，宋权降清仍为巡抚，领兵追击李自成部。一六四六年擢任国史院大学士。内秘书院大学士仍由范文程充任。满洲正黄旗刚林、镶白旗祁充格分任国史院与弘文院的满人大学士。各部尚书以下的官职，也任用了一批汉人降官。在满汉兼用的政治体制中，满人官员当然处于优越的地位，但多尔衮任用大批汉官，也使满洲贵族势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地方官也依明制，设置总督巡抚和州县官。边疆地区则由将军统辖。

制定法律清朝建都北京后，即命廷臣详译明律，参酌满汉条例，修定清律。一六四六年五月，修定大清律成，称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共分三十门，四百五十七条。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死刑有斩与绞两种，各有“立决”与“监候”之别。较徒流为重，仅次于死刑者称为充军，发边远安置，或边外为民，发边外安置。法律总要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大清律基本上沿袭明律，起着维护汉地封建秩序的作用。

继奉帝统一六四五年三月，多尔衮命户部尚书英俄尔岱代顺治帝祭祀历代帝王。自太昊、伏羲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明朝祭祀前代开国的帝王，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而无辽金两代皇帝。多尔衮依礼部奏请，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和元太祖，并将明太祖迁入历代帝王庙奉祀。祭祀历代帝王，显然旨在表明清王朝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增祀辽、金、元诸帝，旨在表明正统的帝王非只汉族。汉族降官多次期望清帝效法金世宗实行汉法。清朝特将金世宗列祀、也正是表明多尔衮所实行的政策有据。皇太极时，即与诸王大臣研究明太祖的统治术，增祀明太祖不仅表明清王朝是明朝的直接继承者，而且表明它将继续实行明朝的统治制度。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正月，编译《明洪武宝训》一书，用满汉字刊刻颁行。称其“彝宪格言，深裨治理”，以顺治帝名义作序文刊于编首。

尊孔崇儒多尔衮入北京后，即遣官祭祀孔子。一六四四年十月，顺治帝在北京称帝的次日，即命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亡明进士、清国子监祭酒李若琳请恢复元朝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顺治二年，定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一六四六年四月，又诏修盛京（沈阳）孔子庙。多尔衮一再表示对孔子的尊崇，即是表示对汉文化的尊重，借以取得汉人士大夫的拥戴。

顺治帝建都北京后，修建明国子监北监为太学，依仿明制，广收生徒入国学读书。满洲贵族八旗子弟也可入国子监学习。因满洲贵族住在内城，又在八旗各建学舍，立书院。各佐领下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读汉书，其余习满书。国子监所习汉书，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和程朱理学，考课则以经书为主。科举考试也考五经。尊孔还只是对汉文化的尊重，八旗子弟习读经书，则是在满洲贵族中传播儒学了。

满汉通婚清太祖、太宗曾娶蒙古女为妃，但宫中不蓄汉女。顺治帝选汉官之女入宫为妃，并准满汉官民相互婚娶。一六四八年八月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又规定满洲官员之女嫁汉人或汉人官员之女嫁满人，须先报礼部。无职者听其自便。顺治帝和多尔衮允准满汉通婚，虽然在当时还未必能普遍实行，但表示了他们企图缓和满汉矛盾的政治观点。

三、满洲贵族间的斗争

清朝建都北京，多尔衮一系贵族取得了胜利。但满族南迁后，在汉地实行“圈地”和“投充”，加剧了与汉族人民的矛盾。改革政体，实行明朝制度，提倡汉文化，又不能不加剧与满洲贵族守旧势力的矛盾。前一种矛盾形成人民的武装反抗。后一种矛盾则形成为满洲贵族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与贵族间的权力之争相结合，发展到极其激烈的地步。

罢济尔哈朗——顺治帝在满洲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中即帝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领兵占领北京后，逐渐掌握朝政。一六四七年十月，以济尔哈朗“府第逾制”为名，罚银二千，罢去辅政。舒尔哈齐一系由此失去政柄。多尔衮同母弟多铎继为辅政王。多尔衮一系掌握了全部权力。

诛豪格——皇太极长子豪格，努尔哈赤时随从征讨。皇太极时是对明作战的重要将领，掌握两黄旗，在贵族中具有强大势力。在皇太极死后，与多尔衮同具继承帝位的资格。多尔衮摄政后，一六四四年四月，即削去豪格的肃亲王王爵。十月，因豪格功大势大，恢复原封。一六四六年，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西征，攻打李自成余部和张献忠部。豪格连年作战，占领陕西和四川。一六四八年二月，得胜还朝。多尔衮加豪格以“徇隐部将冒功”的罪名，逮捕入狱。三月，死于狱中。顺治帝即位后，代善曾揭发子硕托等谋立多尔衮为帝，将硕讬处死。多尔衮处死豪格后，又查处曾经谋立豪格的贵族，兴起大狱，涉及多人。济尔哈朗也被株连，议罪当死。从轻处置，降为郡王。多尔衮除豪格，贵族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了。

济尔哈朗出征——济尔哈朗一系仍拥有相当的势力。一六四八年闰四月，济尔哈朗又恢复郑亲王的王爵。九月，多尔衮命他为定远大将军领兵南下，出征湖广。济尔哈朗南下作战获胜，直至广西。顺治七年（一六五○年）正月，胜利还师。这时，多铎已死，多尔衮只有同母兄阿济格领有重兵。朝政则倚信满达海（代善子，封巽亲王）、博洛（阿巴泰子，封端重亲王）、尼堪（褚英子，封敬谨亲王）处理，称“理政三王”。这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哈喇城病死，年三十九岁。顺治帝亲政，贵族间的斗争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顺治帝亲政时期

多尔衮执政七年间，决策攻打北京，占领中原，迁都立业，依仿明制建立对汉地的统治，实际上奠立了清王朝的基业。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命以皇帝礼治丧，上尊号为“敬诚义皇帝”，称颂他“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顺治帝福临十四岁开始亲政。顺治帝亲政期间，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满汉制度与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又在发展。

一、济尔哈朗派的反击

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成为最显赫的贵族，对多尔衮一系展开了反击。

诛阿济格——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太祖十二子），自努尔哈赤以来屡立战功，是满洲贵族中的一员猛将。顺治元年，进封英亲王。领兵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斩刘宗敏，俘宋献策。又为平西大将军，败大同姜瓖部。多尔衮执政时，阿济格即与济尔哈朗不和，曾提出济尔哈朗不当称辅政叔王，并要求加给他自己“叔王”称号。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成为两白旗一系最有声威的贵族，是济尔哈朗的最大的政敌。阿济格被控告以兵胁迫多尔衮旧部附己，临丧佩有小刀等罪，被削爵幽禁，在狱中赐死。阿济格被诛，多尔衮一系遭到沉重的打击。

追议多尔衮——济尔哈朗除掉阿济格后，一六五一年二月，即与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上疏追议多尔衮之罪，指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最后说：“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多尔衮旧部诸臣从而附和。固山厄真尚书谭泰奏言，何洛会依附多尔衮，曾骂詈豪格诸子。济尔哈朗与诸王贵族群起攻击多尔衮，顺治帝下诏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家产入官。何洛会正法。多尔衮被议罪削爵，济尔哈朗等贵族取得了胜利。

杀逐诸臣——多尔衮议罪后，又定“阿附多尔衮诸臣”之罪，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俱坐罪处死。多尔衮一系满洲贵族被处死数十人。

理政三王原在多尔衮时即已执政。济尔哈朗攻讦多尔衮，三王联名附奏。不久之后，三王也得罪降爵，停罢理政。满达海与博洛病死，尼堪复王爵为定远大将军，领兵南征，在湖南衡州战死。从征诸将均以兵败论罪。吏部尚书谭泰也因“威权专擅”，一六五一年八月交刑部议罪。护军统领鳌拜揭发谭泰曾对多尔衮说过，“吾当杀身图报”，谭泰被处死，抄没家产。（《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多尔衮时期的满洲重臣几乎全遭杀逐。

四大臣议政——多尔衮被议罪后，原来遭到贬斥的贵族纷纷被平反复爵，或擢升。被多尔衮处死的豪格首先恢复了肃亲王的封号。一六五二年，济尔哈朗加封为“叔和硕郑亲王”。镶黄旗鳌拜，曾从济尔哈朗作战，进爵三等昂邦章京，多尔衮执政时，以谋立豪格罪论死，宽宥降爵。一六五二年被平反，晋爵二等公，授领侍卫内大臣，为议政大臣。正黄旗昂邦章京索尼，也曾因谋立豪格罪被夺官，贬守昭陵。一六五一年被召还，晋爵为一等伯，授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镶黄旗甲喇章京遏必隆，因忤两白旗诸王，被多尔衮革职，晋爵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正白旗的甲喇章京苏克萨哈，因揭发多尔衮有功，也晋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两黄旗与正白旗由顺治帝直接统领，成为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鳌拜、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大臣领皇帝的侍卫，参预议政。以济尔哈朗为首的贵族，控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二、满汉大臣间的斗争

满洲贵族相互倾轧的斗争中，汉族大臣涉及者甚少。满族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因附多尔衮被处死，株连大学士范文程。顺治帝只命夺官赎罪，当年即恢复原官。顺治帝自幼年倾慕汉文化，乐于接近汉族文臣。亲政后，并未实行满洲守旧派贵族的排汉政策，而是更加信用汉族官员。在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控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同时，汉族大臣的势力却在内三院和六部中得到了发展。

顺治帝亲政时，已与初即位时的情况不同。随着清军攻占了南方的广大地区，江南的明朝官员已有不少人陆续降清。因而在朝廷任用的汉族官员中，不仅有辽东降清编为“汉军”的旧臣，还有江南新附的汉人新官。江南溧阳人陈名夏，明崇祯时进士，官至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曾投降李自成，后附福王。一六四五年至大名降清。一六四八年初设六部汉尚书，陈名夏授吏部尚书。浙江海宁人陈之遴，明崇祯时进士。一六四五年降清，一六四八年为礼部侍郎。江南高邮人王永吉，明天启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一六四五年降清。顺治帝亲政后起用为户部侍郎。经过相互推荐，大批的江南文臣进入了清朝政府。汉族文臣中汉军与汉人，北人与南人，在传播汉文化实行明朝制度等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相互间也不能不发生各种矛盾。

一六五一年，刚林、祁充格被处死后，七月，陈名夏被擢任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次年因被弹劾夺官。陈之遴继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这时，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并任大学士，满族大学士只有镶白旗富察氏额色赫一人。一六五三年初，顺治帝复任陈名夏为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帝在为满洲贵族鳌拜等平反复爵的同时，在南苑召见二品以上汉族官员和文臣赐宴，以表示对汉官的尊崇和倚任。召见陈名夏问以治国之道。陈名夏回答说：“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帝因吏部掌握用人大权，关系最重，命陈名夏以大学士署吏部尚书。又任陈之遴为户部尚书，王永吉为兵部尚书。内三院与六部是朝廷的执政机构，汉人官员逐渐掌握了执政的实权。

汉人官员权势日渐增长，不能不与满人官员发生矛盾。工科副理事官祁通格在顺治十年二月接连上疏，指责满汉官“其法不一”，“当一体立法”。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甚至提出：“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二）顺治帝得李呈祥疏，对洪承畴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汉等弹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辩明，阴行排挤”，应予革职交刑部议处。刑部议李呈祥“蓄意奸宄，巧言乱政”，应当处死。顺治帝命免死，流徙盛京。（《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二）满汉官员的矛盾激化了。

同年四月，因审议任珍事件，满汉官又起争论。八旗旗下总兵官任珍，因罪贬谪，家婢控告他家居怨望，出言不轨，蓄有奸谋。刑部审议论死。顺治帝命九卿科道官员复议。刑部及九卿科道的满官均议应如原拟处死。陈名夏、陈之遴、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汉官二十六人另持一议，以为任珍俱不承认，不能据以定案，只能“坐以应得之罪”。顺治帝命陈名夏等明白复奏。陈名夏辩解说：本意是勒令自尽。顺治帝指斥他是“溺党类而踵弊习”，令再明白速奏。陈名夏被迫回奏：“臣等之议，实属谬误。谨束身待罪。”顺治帝大怒说：“朕览回奏词语，全是朦混支吾”，“踵袭宿弊，一至于此。”命内三院、九卿满汉官会议陈名夏等罪。众议陈名夏、陈之遴俱应论死。依附的汉官也应论死。顺治帝罢陈名夏吏部尚书职，仍留任大学士。陈之遴等削衔罚俸，仍供原职。以下官员分别议处。顺治帝随即令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额色赫等召集陈名夏等二十八人传谕说：“尔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

顺治帝亲政后，被多尔衮削弱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重又得到加强。一六五一年以来，先后任命索尼、鳌拜等三十余名满洲官员为议政大臣。一六五三年十月，顺治帝任命汉官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一六五四年二月，又特命汉官大学士宁完我“予满洲议政大臣之列”。辽阳人宁完我自努尔哈赤时降清，编入汉军旗，任职文馆，参予制定制度。顺治帝即位后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多尔衮死后议罪，宁完我当夺职。济尔哈朗复议免罪。一六五一年，授内国史院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以汉官受任议政大臣，这在此前是没有的，此后的清朝也不再有。宁完我得势后，转而打击以陈名夏为代表的南人汉官。一六五四年三月，宁完我弹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揭发陈名夏曾说过：“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及“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等七罪（《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陈名夏受审成狱，论斩。顺治帝改绞刑处死。宁完我奏疏中曾说：“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实深。”南北汉官矛盾日深，陈名夏案是对南人汉官的一个重大的打击。两年之后，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也被御史弹劾“植党营私”，“市权豪纵”，发盛京居住。陈之遴上疏引罪，内称“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清史稿·陈之遴传》）这说明汉官中南人与北人，汉人与汉军已逐渐形成为不同的势力。

一六五七年的科场案，是对南人的又一次打击。这年顺天与江南的乡试中，权贵子弟贿赂考官，考官也欲结交权贵，但嘱托者多，而名额有限，结果引起内讧，被人告发，舆论大哗。科场舞弊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清统治者借此兴狱，考官及中式者顺天案中有三十多人被流徙，江南案中有十九人被处死，八人流徙，其中大部分是江南名士。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回忆说：“江浙文人涉丁酉（一六五七年）一案不下百辈”，“一年之间，为槛车谋行李，为复璧谋衣食者无虚日”。这次科场案，是继陈名夏事件之后，对江南地主文人的又一打击。

三、制度改革的继续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到内院读《通鉴》，问范文程等：“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帝称颂明太祖，意在实行明朝的条例章程。与此相反，以济尔哈朗为首的满洲贵族则主张继承满洲的传统。济尔哈朗上顺治帝的奏疏说：“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谘访兵民之疾苦，使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扫靖群雄，肇兴大业。”他又引述太宗的话说：“朕常恐后世子孙弃我国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他请求顺治帝“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绍二圣之休烈”。（《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九）济尔哈朗的奏疏，旨在加强满洲贵族的权利，反对汉俗，用意是明显的。效法清太祖太宗，还是效法明太祖，实质上意味着发展满族传统的奴隶制还是实行汉族的封建制。这是两种不同的方针，两条不同的道路。顺治帝沿着多尔衮依仿明制以建立封建统治的道路，继续对清王朝的一些制度进行了改革。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编审人丁——一六五四年，户部奏言：“故明旧例，各直省人丁，或三年或五年，查明造册，谓之编审。每十年，又将现在丁地汇造黄册进呈。我朝定鼎以来尚未举行”，议请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为始，编审人丁，凡故绝者开除，壮丁脱漏及幼丁长成者增补，其新旧流民俱编入册（《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顺治帝接纳此议，一六五五年开始清查全国人丁户口，编审造册。编审人丁是实行赋税差役等封建剥削的措施。但人丁被编审入册，即不能任意俘掠或逼勒投充为奴，实质上也是对满族奴隶制残余的一种限制。

改定官制——一六五八年七月，顺治帝谕吏部改定朝廷官制。撤除弘文院、国史院、秘书院等内三院，销毁旧印。内三院满汉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东阁、文渊阁）衔，兼管某部尚书事，统称为内阁。另设翰林院掌管文翰，设掌院学士一员，学士若干员。朝廷官衙和官员名称，均满汉并用。内阁满语称多尔吉衙门。翰林院满语称笔帖黑衙门。尚书满语称阿里哈昂邦。侍郎称阿思哈尼昂邦。以下官员均各有满汉名称。

满汉官员原来各有品级，满官高于汉官。一六五八年一并画一改定，实际上是提高了汉官的品级和地位。

八旗官员原来只用满语名称。一六六○年也确定汉称。固山厄真汉名都统。梅勒章京为副都统。扎兰章京为参领。牛录章京为佐领。乌真超哈称为汉军。

任用宦官——清太祖、太宗两朝不用宦官。顺治帝进驻北京后，任用宦官，由内务府统领。一六五三年六月，裁内务府改设十三衙门。谕旨说：“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合为内十三衙门，兼用满洲近臣与汉人宦官。各衙门宦官官员不能超过四品。不许擅出皇城，不许交结外官。一六五五年六月，又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刻铸皇帝敕谕：“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明太祖曾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顺治帝效法明太祖，并在铁牌敕谕上明白举出明朝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乱政以致亡国，“足为鉴戒”。明朝虽立铁牌，不免宦官干政，顺治帝任用宦官，也不免走上明朝的老路。一六五八年发生宦官吴良辅交结官员纳贿作弊等事件。大学士陈之遴涉及此案，以“贿赂内监”罪论斩，定为夺官流徒，死于徙所。这年三月，顺治帝谕吏部：“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乾交结通贿，请托营私。吴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提拿。”（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卷三十）但吴良辅等因得顺治帝的宠任和庇护，并未治罪。据顺治时汉人张宸《青琱杂记》记述，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曾亲临悯忠寺（今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为僧（孟森：《三大疑案考实》）。直至顺治帝死后，才将吴良辅处死。宦官制度是明朝导致亡国的弊政。顺治帝效法明朝，连弊政也一体继承了。

四、皇室纠葛

顺治帝亲政后，虽然追议多尔衮罪，为济尔哈朗一系贵族平反晋爵，但他在施政中仍然继续信用汉官，实行明制。这就又和满洲守旧贵族处在对立的地位。一六五五年五月，济尔哈朗病死。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议政大臣兼领侍卫，传达皇太后懿旨，因而得以接近皇太后，逐渐得到皇太后的支持。

顺治帝的生母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后），是蒙古科尔沁贝勒斋桑之女，太后守祖宗旧制，宫中不蓄汉女。朝廷官员升降，顺治帝先禀告太后，然后行事。多尔衮执政时，为顺治帝聘斋桑子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与皇太后为姑侄。一六五一年八月，册为皇后。顺治帝被迫完婚，对皇后极为冷遇。一六五四年八月，顺治帝竟废后为静妃，移居侧宫。大学士冯铨等上疏极谏，不听。皇太后与顺治帝由此不和。次年五月，又聘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废后之侄女）为妃，六月，册为皇后。顺治帝又与之不睦。顺治帝宠幸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董鄂妃生一子，三个月即死去。一六五六年九月，立董鄂氏为贤妃，十二月进封皇贵妃。顺治帝的另一妃子佟佳氏，原为汉人佟氏，编入汉军旗，改姓佟佳氏，父佟图赖为固山厄真。一六五四年三月生子玄烨（康熙帝）。佟佳氏得到皇太后的宠爱，说她“生子必膺大福”。皇太后与皇帝后妃之间，日益现出多种纠葛。

顺治帝陷于皇室与朝政的重重矛盾之中，性情暴烈。一六五九年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帝大怒，宣布亲征。皇太后加以斥责，顺治帝当面拒绝，拔剑誓志。后经僧人劝阻而罢（一说天主教士汤若望劝阻）。一六五七年以来，顺治帝信奉佛教禅宗，先后邀约江南禅师憨璞、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来京，驻于万善殿，时往谈论禅机，自称“痴道人”。董鄂妃也奉佛法。顺治帝对她宠遇甚厚。一六六○年八月，董鄂妃病死，顺治帝悲痛欲绝，得皇太后允准，追封为皇后，谥端敬。诸王大臣以次致祭。■溪森和尚主持道场。董鄂妃死后，顺治帝决意出家为僧，由■溪森和尚剃度净发。十月，玉林琇和尚自杭州来京阻止。顺治帝许再蓄发。次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病痘而死，年二十四岁。

顺治帝死后，皇太后立八岁的皇子玄烨继帝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奉诏辅政。清朝政权因顺治帝之死而又转到满洲守旧派贵族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