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祐更化
宋神宗赵顼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丰八年），既薨，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哲宗嗣位时，年只十岁，不能亲政，于是遵照宋室传统，尊神宗母后高氏为太皇太后，是为宣仁，权同听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后，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暂行摄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时，年只十三岁，真宗后章献明肃刘氏垂帘临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亲政。
仁宗无嗣，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嗣位，是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后慈圣光献曹氏暂摄，方才归政。
神宗接位的时候，年纪虽轻，但已二十一岁，朝气蓬勃，果敢有为，确是一个英主，不料得年却只三十八岁，西征失败，赍恨而殁。哲宗冲龄践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后、宣仁圣烈高氏垂帘摄政。真宗朝后六十年间，这已是第三度母后临朝了。
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奢逸享乐，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这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誉后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尧舜”之称，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厌闻革新，是个稳健保守的老太太。她虽深处宫闱，但历经她的丈夫英宗、儿子神宗的两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时代的太平安乐，嘉祐时代那种宽厚雍睦的政风，所以定年号为“元祐”。她认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吕惠卿变成法，行新政，显然已经失败了，对于边臣无端挑起征西夏的军事，招来败战的损伤，使神宗惊悸悔咎，夺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难忘。所以，一旦临朝摄政，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恢复熙丰以前的旧政。她的国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国如嘉祐时代一样的和平与安乐。
宣仁太后的恢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废止不合传统的新法，要做这件大事，唯有熙丰时代的元老旧臣，才能帮她去新复旧，实现她的理想。
旧臣中最初被考虑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吕夷简的儿子，现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的吕公著，诏兼侍读，命即“乘传赴阙”，来京陛见。公著，字晦叔，东莱人，初以进士通判颍州，与当时的郡守欧阳修，交谊很好。神宗朝，做过翰林学士、开封府尹、御史中丞。因为反对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为退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努力著述的司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复程序，第一步诏知陈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遗意，先已复官苏轼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稳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复旧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机将现任大臣，互作调动，稳住原来的朝局。五月间，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调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同时召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议新政不合，坚辞枢密副使的诏命，出为西京留台。他在洛阳私宅中，网罗了一代史学好手，专心编撰不朽巨著《资治通鉴》，甫于上年（元丰七年），脱稿进呈。三月间，自洛入京，专程吊唁大行皇帝之丧。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归，不敢在京逗留。太后来不及召见，他已匆匆离去，只得特遣内侍梁惟简和劳光二人，一路追踪前往，口传谕旨就询：“目前为政何所当先？”
司马光复奏：“请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均许将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封状进闻。”太后接受此一建议，诏求直言。短短时间内，收到封事数千件，而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实行新法的不当，诉陈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这是一个被鼓励起来的“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国策将变的一个政治讯号，以这样开明的态度，揭开“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军器，放宽民间保马户原先苛刻的规定，罢京城逻卒，免行钱等，作为接纳舆论、与民休息之始，为停罢新政，开其先河。
六月，吕公著应召至京，诏授尚书左丞。
入见后，立即上疏荐举人才，实即网罗熙丰以来，因与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旧臣。他举：
孙觉方正有学识，可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时为尊重司马光起见，特将上述札子密封，专差送往洛阳，要司马光详再审核，将所陈更张利害，直书以闻。
司马光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认为可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中刘挚、范纯仁二人，与吕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则作一般的推荐，其人选为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请求太后记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最后他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都是国家的元老，应该命令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从这两份奏状所列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是仁宗、英宗两朝的老臣，为反对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极退让，于熙丰年间陆续退出中枢政治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极好的家世背景，而个人立身处世，品德谨严，学问渊博，都是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视疏减民生疾苦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历史家笼统地称誉他们为“元祐贤者”，称元祐为“贤人政治”。
不过这班元祐朝士，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在于过分持重，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诚如当时论者所说：“元祐执政，类丰于忠信而廉于才智。”不足以符时代的要求。因为宋室到了元祐朝时，经历多年边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剥削和侵略，大宋帝国实在已经只剩了一个掏空的壳子，军备不足，国库空虚，民生穷困，士气低落，早已失去了从前那样的国力，所以消极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奋宋室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马光受命知陈州，过阙入见，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为门下侍郎。
司马光名满天下，他来京师，轰动社会，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踪，叠足聚观，壅塞道路，竟使马不能行。在他们质朴的心地里，认为司马光应该是真正的宰相。
司马依礼往谒现任宰相时，老百姓爬上相邸对面人家的屋顶，骑在屋脊上，爬到树上看他，相府的卫士们阻挡不了，老百姓说：“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要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践碎，树枝都被踏断。 1
苏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还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向他呼吁：“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苏轼会替他们讲话。 2 苏轼旧有《咏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确是实言。
司马光一入中枢，便被朝廷倚为柱石，太皇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大政赖他擘划。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为怎样一个局面？全国都在注视着司马相公的举止，仰望他的创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调整为先。以后数月间，朝廷便陆续起复旧臣，如八月以苏辙为校书郎，九月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等。这使得苏轼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进京，投身到这个热烘烘的政治洪炉中来了。
十月，以中旨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除目”（授官文书）已经由宫里发出来了，太皇太后问宰执道：“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甚洽众望。”
当时，继续留任中枢的新政派章惇，认为这个样子的除官方法，违背祖制，破坏相权，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从推荐，然后由宰执禀奏。现在除目既然用中旨发出，不知陛下从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开。”
“实皆大臣所言，无关左右内侍。”太皇太后说。
“如主意出于大臣，应该公开奏举，为何密荐？”章惇反问。
至此，吕公著因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马光、韩缜因与范纯仁各有亲戚关系，立刻起来自动声明。
章惇说：“台谏之设，是朝廷用来纠绳执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执政初除时，凡是他的亲戚或他从前所保举过而现任台谏者，都该转徙其他官职。现在，天子冲幼，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一切都该按照制度行事，不可违背祖宗成法。”
司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纯仁、祖禹做谏官，甚合众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碍贤路，臣宁愿避位。”
“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怀奸当国者据此为例，引用亲党做台谏，恐非国家之福！”章惇理直气壮地奏说。
这场争论的结果，改范纯仁为天章阁侍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顺利通过。苏辙于他老哥奉旨起复时，先已移知歙州的绩溪县，不久又以校书郎自绩溪被召入京，至此则已跻登谏垣了。苏辙初得校书郎时兴奋非凡，作《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诗：“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校书郎。……”这也难怪，苏辙十九岁成进士，廿三岁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达二十余年，到此才稍扬眉吐气。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
后来王岩叟有奏：“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又问陛下从何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也，乞行显黜。”
刘挚和朱光庭则攻击蔡确于神宗皇帝灵驾发引时，既不遵礼入宿幕次，复先驰数十里之远以自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
虽然，太皇太后对此弹章“留中不报”，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台谏们认为国家安危，系于大臣。而现在执政大臣中，奸邪过半，如蔡确为左仆射，韩缜为右仆射，张璪为中书侍郎，李清臣为尚书左丞，章惇为知枢密院事，实际政权完全在他们手上。旧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这是当时热衷更化的朝士们一致的认同，他们在积极酝酿，只侍时机成熟，非要伐倒这几棵“敌派”的大树不可。
二 从调和到冲突
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几个月间，两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搞得非常不好。司马光的脾气，虽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执；而章惇则秉性豪强，从不让人，共事未久，摩擦已经很深，几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每遇口舌相争的场合，司马光是个恂恂儒者，拙于言辞，而章子厚则躯干修伟，实大声宏，再加口齿锋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苏轼与章惇多年老友，现在身当两大之间，义不容辞，应该挺身出来，做这个调人。
于是往见章惇，对他侃侃言道：“司马君实时望甚重。从前许靖因为虚名无实，为蜀主刘备所轻视。法正说：靖有虚名播于四海，若不礼遇，他人以为我们贱视贤者。刘备立即接受他的建议，以许靖为司徒。您想，许靖尚且不可轻侮，何况君实？”章惇认为苏轼的话对，以后对司马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苏轼抵京才半个月，朝廷降告命：迁起居舍人。苏轼起于忧患未久，不愿骤然跻登清禁重地，两上章请辞，皆不许，他只得亲往谒见宰相蔡确，恳切面辞。
蔡确说：“公回翔已久，论资望，朝中无人更出公右。”
苏轼坚决辞谢。
“今日谁当在公前者？”蔡确问。
“前与林希同在史馆，他年龄比我长。”他举林希来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应该在你之先吗？”蔡确略作沉吟，摇头不应。
苏轼举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与苏轼、顾临、胡宗愈等，都是开封府举人试的同年。治平三年曾与苏轼在史馆共事，现在外任。苏轼推他自代，虽未获许，不过因此也被执政方面注意到了这个人，不久召回中枢，补了记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谓之左右史，职掌宫廷记注和机要政务，俗谓“小侍从”。苏轼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赐银绯。
宋朝官员的服式，有严格的规定，文臣自入仕时起，着绿袍，满二十年才赐换绯袍和银鱼袋，换穿绯袍后再过二十年，才能赐换紫袍、佩金鱼袋。苏轼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1061）中制科授大理评事起计，至元祐元年（1086），为时则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经顿挫，所以直到此时才得换绯挂银，并获诏赐对衣、金带、金镀银鞍辔马。
司马光执政后，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一方面陆续废止熙丰年间实施的新法。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元祐元年闰二月，被人反对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罢废。
当司马光、吕公著二人，积极推翻一切新政，彻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积弊时，新政派的大将韩缜、蔡确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来的相位上，冷眼窥伺得失。蔡确既为公论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二月间，司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请求恢复差役。章惇力加驳斥，上章累数千言，笔下一点不为司马稍留余地。这还不算，更在太后帘前与司马光觌面争论起来，态度非常豪横，说得冲动，竟在殿上大声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剑！”如此狂妄，太皇太后也按捺不住，大怒起来。于是刘挚奏言：“章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妄朝廷。再附吕惠卿，又为蔡确所引，横议害政，请除恶务尽。”
当时，尚书左仆射蔡确已先罢政，出知陈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马光接替蔡确所遗的相位，仍兼门下侍郎原职，所以王岩叟更奏曰：“惇见陛下以司马光做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章惇帘前争论，惹怒太后后不久，因孙觉议论边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骂道：“议者可斩。”对于任何一个上书言事的人，一律蔑视为“不逞之徒”，于是满朝怨毒，群起而攻，并于同月罢官，以正议大夫知汝州。钱勰（穆夫）时为中书舍人，制行词，有“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句，非常尖刻。 3
但是，关于罢废免役法，持反对意见者却不仅是章惇一人。朝列中头脑比较冷静，不太意气用事的人，也都认为从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改行免役以来，已经十几年，确比差役进步，法无新旧，以良为是，何必一定要恢复旧法。如与司马光非常亲密的范纯仁，便婉转劝他道：“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差役一事，尤须仔细考虑，不然，徒为民病。”又道：“宰相的职责，在求人才，变法不必太急。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一定要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虚而入。”司马光默不作声，纯仁无奈，只好退一步说：“假使相公决意要这样做，不妨挑择一路，先作试验，看看恢复之后的利弊如何？”
司马光为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和执拗的责任感，坚持已定的主张，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议。范纯仁出来叹道：“凭这个样子的态度，只是使人不再说话而已。我如只欲媚公以取容悦，不如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贵了。”
当王安石变差役为免役时，苏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对论者。苏辙当时曾说：“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苏轼更曾坚持差役决不可变，但是后在地方上亲经历练，有了实际的体认，便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确是比差役进步的一个良法。
熙宁初年，苏轼到底还只是一个得意太早的书生，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只因读书较多，才气充沛，率然放言高论，不免未尽事实。等他有了几年地方政务的实际经验，才明白从前所行的差役法，积弊很深。主要的原因是应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门的规矩，遂被胥吏们颠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产亡家。原先认为“无可取代”的差役，事实上是便利胥吏为害百姓的恶法。
免役法比较简单，按照老百姓的户产高下，分等出钱雇役，颇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断绝胥吏勒索的机会，只须把该收的实费之外，另有许多滥加名目的苛杂严格禁革，这已经实行了十六年的办法，没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马光尽罢熙丰新法，罢到差役法时，最不为朝列所同情。范纯仁诤劝无效，苏轼便贾勇往见，向司马相公说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应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节，不可轻议。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于掊敛民财。在上的人聚敛，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民常在官，不得专力农事，而胥吏从中作奸。……两害相权，轻重略等，现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欢迎。……”
苏轼很婉转地说开了一个头，还没提出正面的意见，司马光便愕然问道：“那么，如你所说，计将安出？”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苏轼先举原则，然后以兵役作例来做说明：“三代之法，兵农合一，到秦时才分而为二；唐朝中叶，把府兵废为长征卒，从此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人拿出谷帛来养兵，兵用性命来保卫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称便。我想，即使圣人复出，怕也不能变易。现行的免役法，与此相同。公欲骤罢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罢佣兵而恢复民兵一样，恐怕不很容易。……”
苏轼稍稍停顿，看司马光不开口，接续说道：
“先帝本意，按民户大小出钱雇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力农作，虽有贪吏滑胥，无所施其暴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用这笔钱来雇用衙前，则人民可免仓库、纲运等破家之患。此万世之利，决不可变。
“不过，其中也有两项弊端，一是把这笔钱移作别用，二是拿宽剩役钱来争购坊场河渡，想赚不实在的涨价利益。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办法，并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彻底消灭这两项流弊，不必变法，则老百姓必然拥护相公，事亦易成。
“至于宽剩役钱，名为十中取二，事实上却已加半征收。相公如能把这额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时准许老百姓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各从其便，那么钱荒的毛病也就没有了。……”
司马光听后，默不作声，苏轼只得讪讪说道：“若照这样去做，天下称便，相公尚有何求。如其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么慢慢再斟酌，也不嫌迟。”
司马光成见很深，仍无言语。
苏轼后来调换话题，和他谈熙宁年间曾经实施过的给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宽剩役钱买民田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雇用弓箭手的办法一样。苏轼说他曾在密州推行过，人民称便。所以劝司马光恢复先帝曾行的此一办法，不过必须请发内帑，补足全国宽剩钱斛至三千万贯石，用以推行此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以减少一大半，如此培养民力，可备边境缓急之用。
司马光听了，尤不赞成。
这天谈话没有结果，但是苏轼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马相公公开陈述他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心里不耐烦，脸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来。苏轼也很气恼，反转来诘责他的态度：
“从前韩魏公（琦）创议于陕西路刺义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惊惧，军纪也受影响。当时公为谏官，极言不便，魏公怒形于色，公亦不顾，略无一言假借，这是苏轼以前听公亲口告知的。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苏轼尽言了吗？” 4
表面上，司马相公只好强笑表示歉意，心里不免存了芥蒂。
司马温公面黄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厉，鼻梁挺直，稀稀朗朗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两只耳朵的耳轮，阔厚外向 5 ，使他整个神态，显得坚强而有劲力，很少有人敢于在他面前争论，争亦无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为了详定役法，设了一个专门机构的役局，负责研讨役法的改订，苏轼也是被诏派参加的一员。在会议中，他屡与局中官员如孙永、傅尧俞辈激烈辩论，感情弄得很坏。至政事堂说司马丞相失败后，他就以与大臣主张不同为理由，乞罢此一兼差，状言：“臣既不同，决难随众签书，乞早赐罢免，俾议论归一。”虽然表露了他的硬汉作风，但也从此得罪了“相门”。
政事堂的争论，司马相公的脸色，是众目所共见的，负气请辞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双方关系的恶化。
雇役法终于依照司马光的主张，明令罢废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内，恢复已经停废了十六年的“差役”。一般朝臣看到这个命令，都觉得限期那么迫促，实在不合情理，独有开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报办。司马光大喜，嘉奖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谋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为范纯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来，凡是拥有权势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人伟大到能够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贤如司马温公，亦属不免，可为浩叹。
苏轼喜欢戏谑，朝中公卿，一个一个都给起了诨号，独于司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这次争论役法，碰了一个大钉子，心里非常气愤，争罢回家，一面卸巾弛带，一面恨恨地连声呼叫：“司马牛！司马牛！” 6
据说，还有一次，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协，轼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听不懂他说什么，还问：“鳖何能厮踢？”
“是之谓鳖厮踢！”苏轼冷冷作答。 7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以苏轼接替胡宗愈的遗缺，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及计省三司使为中枢政治的中心，直接隶属于皇帝。枢密院主管天下军马，计省三司使掌理全国财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于中书省，而中书省又设于禁中。所以中书舍人的职责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袭盛唐，《唐百官志》：
中书舍人参议表章，百官奏议、考课皆预裁焉。
宋代亦然。凡事先经给事中书读，并经中书舍人书行者，才将原本留省，录黄过尚书省给札施行。不过唐制只有给事中始得封驳，而宋朝则中书舍人认为不可行时，亦可不书而执奏，称为“缴驳”，实际上，具有除军马财经外的全国政务之审核的权力，所以宋有俗谚说：“不到中书不是官。”
苏轼在还朝三四个月的时间内，扶摇直上，一再升迁，这事即使他本人勇于自用，不怕权高责重，但也不能不凛于官场中树大招风的忌讳，所以颇为踧踖不安，立即具状恳辞，有曰：
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而擢为右史。……今又冒荣直授，躐等骤迁，非唯其人既难以处，不试而用，尤非所安。
中书舍人这一职务，不但是宰相的属官，而且例兼“知制诰”，代拟王言。所以按照宋朝的定制，“知制诰”必先考试而后任命。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免试任命者，只有陈尧佐、杨亿、欧阳修三人而已，现在苏轼也得特旨免试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时更畏惧政治圈子里的时忌。 8
但是他辞不掉，只得拜表就任，仍改赐章服。上表谢曰：“右史记言，已尘高选；西垣视草，复玷近班。皆儒者之至荣，岂平生之所望。”
中书舍人这职务，最难的是写作“外制”。自唐至宋，有个惯例，中书舍人承受词头后，就须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写成告命，从不耽搁到第二天。担任这个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9 苏轼纵然笔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到后来白天来不及写时，也只好开夜车把“词头”留到灯下来写，常常写到半夜才睡。这时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记，他复信诉苦道：
塔记非敢慢，盖供职数日，职事如麻，归即为词头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愿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起元老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辅助多病的司马光。
新任御史吕陶上章弹劾司农少卿范子渊，元丰时提举河工，靡费巨万，而所筑护堤崩塌，溺死无算，堤工卒无所成，乞行废放。多少年来，中枢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法，浪费国帑，牺牲民命，是苏轼一再激烈反对的政策之一，看了吕陶的弹章，对于这种漠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愤怒。他挥笔作《范子渊改知峡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横费之财，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
痛快淋漓，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
苏辙初任右司谏，以为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台谏官过分嚣张，朝士们“一言被及”，马上就逐出中枢，政风因此大败。他倡言朝廷应加约束，使台谏们亦知自律。
苏辙开始行动，首上《乞选用执政状》，同时弹劾左右二相，指左仆射蔡确出身狱吏，“𪫺佞刻薄”；论右仆射韩缜，“识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论张璪、李清臣、安焘，说他们都是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有为”。
凡七状攻下右相韩缜，五月，再上状《乞诛窜吕惠卿》，指他诡变多端，见利忘义。
朝命吕惠卿降官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大多数朝臣认为这样处分太轻，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王觌、刘挚等交章痛劾，苏辙且把吕惠卿举发王安石私书的丑事，也揭发出来，对这种卑鄙的小人行径，施以无情的挞伐。
于是，吕惠卿再行责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词头始下中书，据说，按照轮值次序，此供该由刘攽（贡父）草制。
苏轼大嚷道：“贡父平生做刽子手，今日才得斩人。”
贡父知道苏轼有一肚皮积愤，非吐不快，所以推说身体不舒服，乘间溜走，苏轼就把这件公事接过手来，痛快淋漓地历数吕惠卿的罪恶。 10 撰“责词”曰：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
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
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
至其复用之年，始创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苏轼这篇责词，固然写得大为快意，而读者也觉得“利如并剪”，天下传诵。但就个人的利害而言，则其后果，无异于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荆棘，从此以后，终生都在荆棘丛中行路了。只有像苏轼这样的人才会做如此傻事，官僚决不肯为。
苏轼为谏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气，扫荡群奸。他对王觌说：“张璪天资邪佞，易以为奸，宜除去。”连章攻击，至七月，张璪遂遭罢斥。张璪于诗狱案时，为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受命与李定、何正臣、舒亶共为杂治该案的四凶之一。
再说李定，本已降责：“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苏轼不服，缴进词头，与同官范百禄状奏曰：
臣等看详李定所犯，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 11
于是，再被谪放滁州。这件事，很易被人误会是苏轼报复诗狱的仇怨，实则未必尽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时代，苏轼深沐儒学教化，对于悖伦常者，疾视如仇，是其基本观念，并非只对李定如此。同时有旨贬谪虐母的张诚一提举江州太平观案，苏轼一样反对，认为像这种“恶逆不道之人，虽肆诸市朝，犹不为过”，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彦事母至孝，他便据此状请擢用。这都是“孝治之极，天下顺之”的时代里，一种维护伦理道德的行动，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间，司马光告病在假，范纯仁因为国库空虚，支应匮乏，奏请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办法，俾沾国用。
其实，这办法即是恢复已废的青苗法，不过换个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台谏刘奏、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反对。
司马光在病中，未经详细考较，也曾札奏赞成纯仁此议，至案下中书省，苏轼即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揭穿纯仁“偷天换日”的把戏，略曰：
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农民之家，量入为出，缩衣节食，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何所不至。许人情愿，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
他举述当年从政地方，亲眼目睹的经验说，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时期，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朴卖酒牌子，诱惑借到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玩乐，那些农民不明利害，常有将贷款花光，徒手而归者，作为非理之用的事证。又曰：“每放青苗，酒课暴增。臣所亲见，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所以他请求不要再贷放青苗钱，盘剥老百姓，留下的旧欠，也请准于每届丰熟收成时，分五年归还，他们这许多年来，付出的利息已经很多，所以，对于四等以下贫户，应该一律放免。
其时，台谏们也一再上章乞罢此议，事情闹大，司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请对，在太后帘前奏道：“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范纯仁也在殿上，心想这个建议是经你同意札奏的，现在却说这样的话，心里很是愤怒，但在天子之前，执笏却立，不敢说话。太皇太后从议，诏复常平旧法，青苗钱更不支俵。
司马光当朝，凡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新法，无不铲除务尽，对于熙宁年间执行新法的大臣，也抱着彻底清除的成见。程颐对他说：“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现在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岂甘心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谁不为君子？此等事欲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
范纯仁也主张：“消合党类，兼收并用。”
然而，司马相公的成见牢不可破，他是“泾渭分明，不稍假借”。当时的朝士如曾子开、侯仲良等事后都说，假如程颐、范纯仁的意思，得被温公采纳，必无后来绍圣年间的报复之祸。
这一时期种下的另一恶因，则为对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视。皇帝已渐长大了，但朝事一切进止，但向太皇太后取决，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着问了，大臣也不具对。苏颂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很危险，尝对诸大老说：“不要这样纷纭多变，到皇帝长大时，谁任其咎呢？”这话，哲宗似亦微有所闻，所以后来亲政时，便说：“朝臣中只有苏颂最知君臣之礼。”论及太皇太后垂帘时期的政事时，哲宗说：“朕只见臀背。” 12 可见这青年皇帝的心里，藏怒宿愤，早已种因此时。
类此的忠告，也有人对司马光当面说过：
“熙丰旧臣，多𪫺巧小人，将来若是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上和太后时，则大祸起矣。”
然而司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以道德文章而论，司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来说，则不无疑问，如三朝名臣韩琦便批评过他：“司马君实才偏量窄。”程颢也说：“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内忧外患，病已甚深，司马光实在不是一个救时的国手。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
苏轼初至中书，当时的执政当局，因为中书省的公事常有泄漏，所以要在舍人厅的后面，筑一道露篱，禁与同省其他部门往来。这本来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惯这种作风，便说：
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
这个篱笆虽然暂时停工，但至明年还是筑了，他还大发牢骚，说《白乐天集》有这样一段话：“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可见唐朝时，可以西掖开窗以通东省，而现在则本省之内都不能自由往来，觉得可叹——由这件小事，可见他实在不通实际政务。 14
古时的成文法，不如现代完备，所以幕僚业务的法宝，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苏轼认为世事复杂多变，不能以典常成例当作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天下没有任何标准，足以适应万事万物。所以他要运用聪明来随机应变，觉得没有思想内容的典常则例，只是妨碍以自由意志来裁量庶政的一种束缚。
苏轼在中书与司马门人刘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个熟谙典章的官僚，每遇苏轼处事逾越分寸时，他必非常冷静地搬出典故来约束他，苏轼当时很生气，背后骂道：“何处把上曳得一个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
把上，是农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当于现在骂人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听得此话，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凭才气而变乱故常，总不可以。”
中国幅员太大，政治上向来有南北的地方成见。王安石领导的新党，都是南人，如蔡确、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干，自司马光、吕公著以至吕大防、刘挚等，几乎尽是北方人，因此，对南人不免歧视。当时，朝士间流传一句骂人的俗谚：“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句话不但骂了福建仔，也骂了四川佬。苏轼听了，遽然作色道：“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
大名人刘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听说过这句话，不过立贤无方，须是贤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风俗的影响。”
苏轼默不作声，心里则很不喜欢这个北方籍的乡下佬。 15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文人从政与职业官僚的处事态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谢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闰二月司马光拜相时，安石已经卧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礼带了朝报来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读，他只慨然说了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别的什么也没说。
后来陆续听到朝廷在频频废止他所创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为意，从不说话。直到听到罢免役、复差役事时，他才愕然失声道：“连这个也罢了。”停顿好久，又缓缓接着道：“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某与先帝反反复复讨论了两年，才付诸实行，此中利害，讲求无不曲尽，此法终不可罢。”
安石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时，司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乘势诋毁这位国家元老，赶忙在病床上倚枕作书给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壤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赠太傅，苏轼撰敕，竭诚推美。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又称其学术造诣曰：
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称朝廷对他的眷悼，则曰：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余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极端的反对派当权之时，满朝尽是当年被他排挤的人物，饰终论典，何尝没有人不想乘机打一场死老虎！幸而司马光识得大体，苏轼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气度的宽宏阔大，真不可及。
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议政不合，退出中枢，居住洛阳，一十五年，邀约门人在独乐园里，专心著作《资治通鉴》，脱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后的征召还朝，时已六七高龄，身体一向不好，拜相后工作繁剧，于是百病丛生。但他上则感激太后倚任之重，下则凛惧人民望治之切，无法顾及自己的病体，日夜孜孜，唯恐不及。他的门人弟子举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来劝他，他则淡然说道：“死生，命也。”依然终日营营，不肯稍息。
太皇太后知道司马光力疾从公的情形，立即下诏免他朝参，准在禁城中乘轿，三日一入省。司马光认为“不敢当”，又说：“不见君，不可视事。”于是太后只好诏令：由他儿子司马康扶掖入对。这样的情形，何能持久，终于到了真正撑持不住的一天，他只好写信给吕公著说：
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遗憾的是病体拖延已经太久，继久疾之后，死亡便悄悄来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书左仆射司马光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岁。还朝主政，为时不过一年，距王荆公之薨于金陵，亦只差迟四个多月而已。
温公薨日，皇帝方领大臣举行明堂祀典，朝臣以致斋，不能趋奠，至礼成降赦毕，参与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赶往司马相邸吊唁时，不料时任崇政殿说书的程颐，拦着众官道：
“《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便去吊丧。”这时候旁边有人诘难道：“孔子说：‘哭则不歌。’没有说歌则不哭。”
苏轼平常就很讨厌这位拘泥古礼、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颐道：“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众官大笑。 16
其时苏轼已受任翰林学士，作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和两制官一同前往祭奠。程颐看拦阻众人不住，便去跟司马家的孝子说：“不得受悼。”大家去碰了一个壁，很是生气。
苏轼又说：“可谓鏖糟陂里叔孙通。” 17
程颐为温公主办丧事，一切都遵古礼。用锦绸做囊，把遗体装在囊中为敛。
苏轼实在看不过去，便指着锦囊道：“还欠一物，当写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个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黄，目有棱角，颧骨微收，一脸结实刚劲的神气，短短的白须在颊上如欲飞动，刚方庄重，凛然不可侵犯。 19 苏轼却那样笑谑了他，这不但伤害了程颐的尊严，而且开罪了视程颐为圣人的一班洛学弟子，遗下后来无穷的后患。
程颐是司马光、吕公著两人会同荐举的河南处士。他十五六岁时，与其兄程颢从周濂溪学，为承袭宋学的代表人物，人称“二程子”，居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都拒不出任。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关系国家未来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来，要以成就君德为己任。初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不就，元年二月再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入对称旨，改崇政殿说书。宋制：经筵讲官，地位高者为侍讲、侍读，秩卑资浅者为说书。程颐起于处士，故叙官仅得“说书”，他也不以为意。只是照他理想，动辄诵说三代古礼，言则必称尧舜孔孟，这迂夫子的样子在官场中却很惹人厌恶。苏轼和他同样不适于做官，但却相反，处处以精神自由为重的人，心里非常鄙薄程颐的矫揉造作，视之为伪君子；程颐看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对方。
程颐在经筵为皇帝讲书，中间有段休息时间，移坐殿旁小轩。哲宗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闲着，靠在窗槛上，随手折了一条柳枝来玩。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颐便拉长了脸告诫起来，说什么时当春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折柳，致伤天地和气等，噜噜苏苏一大套，说得少年皇帝很不高兴，把那条柳枝恨恨地掷在地上。司马光听得这个报告，便很感慨地对门人批评道：“使人主不愿亲近儒生，正因为有这等样人的缘故。” 20
其实，一般人都有同样的观念，所谓道学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琐，不过供人讪笑。程颐的作风，远不如他的老哥程颢通达，他那种僵硬顽固的态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学的洛学泰斗邵雍（康节），也认为伊川已经钻入牛角尖里，救拔甚不容易。
相传，邵康节病亟将殁，程颐赶去向他问“道”，康节笑道：“正叔，你这人可谓生在姜树头上，将来亦必死于姜树上。”
“此话怎解？”程颐没能听懂。康节张开两手示意，他还是不解。康节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着处，何能使别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来，所言所行，却仍然是最狭窄的路径，生姜树头的三代古礼。
程门弟子认为苏轼侮辱了老师，就诬言苏轼欲主办温公的丧事，为程颐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这是卑劣的人身攻击，苏轼也不必以主办丞相的丧事来增高自己的身价。另有一种批评：
“子瞻，温公门下士也，闻其捐馆，不见有惨切之容，悼惜之语，而轻浮谑笑，无异平时。” 21
不论苏轼对程颐的谑笑，原系极端鄙薄的变形发泄，然而，身临丧家，态度总欠庄敬，这还不失是一种合理的批评。
司马光饰终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后和皇上都亲临吊奠，同时辍朝三日志哀。赠太师温国公，予谥“文正”，襚以一品礼服，赐龙脑水银棺敛，赙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派员护丧，归葬于他的故乡——陕州夏县之涑水乡。
司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吕公著，再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辅佐公著。
吕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长在京兆蓝田，是个朴实厚重的北方人。身长七尺，眉目英秀，说话声若洪钟，每日朝会，在殿廷趋跄进退，威仪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为人，态度严肃，过市，从不左顾右盼，平时家居，终日如对宾客。在执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干请，他便正身危坐，只听不答，不论多久，绝对不发一言，所以，他有个绰号叫“铁蛤蜊”。 22
苏轼与大防向来交好。后来，苏辙在朝，与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刘挚则成为逆派的领袖，与苏氏兄弟完全对立了。
五 学士院风波
苏轼擢升中书舍人，还不满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间，又蒙太皇太后诏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金马玉堂的翰林学士，位三品，是侍从近臣中的高阶职官，地位超越给事中、六尚书。
翰林故事：学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双双引至朝堂而止；给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状，只以尺纸直书其事，品位清华，从可想见。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间，但凡听到有人新任翰林学士，便称“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荣，竟至如此。
然在苏轼，起自忧患未久，一再升迁，已遭他人侧目而视，现在更有新命，预见必将招来许多嫉妒，转生无穷烦恼。因此一再恳辞，却不蒙太皇太后允准。
宋制，两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须举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袭唐朝的旧制，唐则常参官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自代，目的是扩大延揽人才的门径，被举的人，只是登记储备，并非真欲进用。 23
苏轼举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黄庭坚。
庭坚初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与王安石门下的陆佃共事，观点不同，时生龃龉，工作甚不愉快，而苏轼举以自代的状文，则推重备至，如曰：
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苏轼始供翰林学士职，官中派遣西头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到苏宅来传读圣旨，宣召入学士院。 24 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举行宣召礼。唯有翰林学士，则必宣召。那个气派，真所谓已极儒臣的尊荣，故《谢宣召入院状》说：
里巷传呼，亲临诏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伏以朝论所高，禁林为重。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
学士院设在宫禁内，非内臣宣召，不能进去。学士院的院门之外，另又设置一道复门，也是因为该院直通宫廷，门禁非得那么森严不可。 25
宋太宗于汴京西郊凿金明池，简称西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 26 地在顺天门外，池九里三十步。每年三月一日起开放，准许士庶入园游览，至上巳日帝驾临幸毕，即关闭。每岁朝廷赐二府从官宴及进士闻喜宴，皆在西池举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时此事。
苏轼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游西池，宋肇（懋宗）亲见都人聚观翰林公出游之盛，作诗征和，黄庭坚次韵诗曰：
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
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遨头，蜀人俗语，谓游乐也。此诗所说金马玉堂人物的威仪之重，以及被社会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苏轼还朝，不到一年，扶摇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后对他帘眷之隆，只是使他自感两肩沉重，深为踧踖不安。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学士常为宰辅的后备人选，搞政治的人，对这方面最为敏感。诏命既颁，朝士们就纷纷议论起来，认为照这样快的进度发展下去，苏轼迟早会拜相。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苏轼拜相，照他这种善善恶恶、毫不假借的脾气，别人还怎么能“搞政治”？他们有意要给他兜头浇桶冷水，以杜后患。
有两个现成的掌故可用，一是从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咨询韩琦的意见，韩说：“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27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骂王安石吗？又如孙升曾对司马光说：“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 28
现在，孙升为侍御史奏曰：
辅弼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今苏轼之学，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苏轼自知生性甚不适于做官，更未期望过辅弼经纶的相业，因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意识深处，寄望较为实际的苏辙，能够发挥眉山苏氏的政治抱负。所以眼见苏辙同月除起居郎，入侍迩英；十一月又擢升中书舍人，这才是他最大的愉悦。
果然，升迁，在苏轼不啻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头。就职后主办第一次“试馆职”，首由洛学弟子借机发难，随后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也参加了，联合攻击起来。苏轼的预虑没有错，树大招风，是现实政治上必然会发生的风波。
“试馆职”是学士院的职掌。进士候选馆职，必须试而后用。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自凤翔任满还朝，也是通过馆职试，才得“直史馆”这个职务的。按照规定，应试的进士经大臣保荐，获得省札通知，方具应试资格。然后，皇帝命太史局择定日期，到考试前一天，内侍省还要差官一员充监门，锁学士院 29 ，有如现在的入闱，在院内撰策题三道，送请皇上点定一题。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员引导应试进士入院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可领在藏库钱三十缗，充作餐费。试毕，恭录策题，连同试卷，送呈皇帝御批等策。
这次考试的策问题，共拟三道。第一、第二两题，是翰林承旨邓温伯撰的，第三道“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题，为苏轼所拟。这三道题目由苏轼亲自缮正进呈，蒙御笔点定用第三道，恰为苏轼所撰。 30
不料这道题目，却发生了极大的风波。
这场风波，首先发难的是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师人，与苏轼进士同年，是程颐的得意弟子，以司马光之荐，于元丰八年为左正言，乞罢青苗法，论蔡确、章惇、韩缜等直言耿耿，故苏轼作《次韵朱光庭初夏》诗：
朝罢人人识郑崇，直声如在履声中。
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
不料现在恶意抨击他的，却是这位老朋友。光庭现任左司谏，他割裂全题中的两段：一是“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二是“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
既从原题中割出这样本不连贯的两段，断章取义，加以“笺注”，便可据以弹劾苏轼为臣不忠，讥议先朝，控他有诽谤仁宗、神宗两代先帝的大罪。光庭的结论说：
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为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为也。今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媮刻为议论，乞正考试官之罪。
章上，太后不相信苏轼会有讥议先帝的意思，明白谏官们寻瑕摘疵，只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诏：“苏轼特放罪。”放罪即免罪之意。苏轼认为他本无罪，不甘被人平白诬谤，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辩道：
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
他最后说：“这道策题是经御笔点定的，若有讽讥之意，岂能逃过圣鉴？” 31 这封辩状递上去后，诏又追命放罪。
其时蜀人吕陶为右司谏，颇为苏轼不平，上疏纠弹朱光庭。他说：“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于是，他揭发此案的真实背景道：
议者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讪谤，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
吕陶，字元钧，蜀之成都人。蒋堂守蜀，亲自到州学考课，吕陶时年十三，所作为蒋太守所激赏，誉为贾谊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后来成进士，又中熙宁制科，元祐初召为谏官。
本来这件案子，尚属简单，不过是洛学弟子为他们的老师报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时，忽然有个谣言说，朝廷以为朱光庭论罪不当，将逐去之，于是司马门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对苏轼，不能不生恐惧心理，趁此机会，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傅尧俞疏论，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岩叟又继起上奏，帮朱光庭说话，疏论苏轼“以文帝有蔽，则仁宗不为无蔽；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虽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苏轼应得之罪。这简直是以讼师们惯用的伎俩，拿来罗织苏轼。苏轼认为洛学弟子以国家赋予的谏权，作为报复私怨的工具，实在可耻；而司马门下的傅尧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韩魏公的幕宾，渊源私交，两皆深厚，现在却为什么也来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觉得政治上的人情诡变，令他非常沮丧。
二年正月十七日，苏轼再上辩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两人入对，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尧俞、岩叟在太后帘前，却又再度强调苏轼策题的不当。太皇太后愤怒了，面诘道：“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与朱光庭一党吗？”
这话说得太重了一点，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尧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论，党附朱光庭纠弹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祈谴斥。”——他们只好自掼纱帽了。 32
苏轼当朱、傅、王三人联合围攻他的时候，逐渐明白这已不是讲理的事情，也不是那两三个人见解差异的问题。策题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尝有丝毫可以疑似议论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们排斥异己的阵仗，他就不愿再和他们做毫无意义的争论，一切不过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没有是非，从此不再辩白，因为辩白还有恋栈的意思，他只接连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苏轼既已决心请辞，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作书致杨绘（元素），略说他的心事道：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事情闹得下不了场，宰相吕公著出来疏解。因此再有诏命：
苏轼所拟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然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一时失于检会，札付学士院知。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旧供职。
宋朝的政治传统，对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见。至于苏轼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苏轼虽然从此保持缄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们还是继续攻讦吕陶不已，以为朱光庭是为乃师程颐报复嫌怨代表洛派，而苏轼、吕陶都是蜀人，洛蜀二党之说，遂不胫而走。大风起于萍末，朋党分立之势，就是这样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来的。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辩。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后认为王觌的话很对，同时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劝太后最好两置不问，而结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抚，后于五月间，命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吕陶为左司谏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傅尧俞皆徙官，双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抚，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33
虽然苏轼对于这样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办法甚不满意，但他总也不能使太皇太后为难，只是复职视事，但于复职后才再上自辩的第二道札子，愤然说道：
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同时将经过函告张方平，书曰：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遣，而诸公燮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兼（坚）卧，嫌若复申前请耳。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忤，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
苏轼虽因策问惹起一场风波，横遭冤诬，然而这次考试于应考进士被拔擢馆职的九人中，却有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张舜民诸人在内，却是一大快慰。
毕仲游从游已有多年，原任卫尉丞，这次考了第一，补了集贤校理；黄庭坚本为校书郎，亦迁集贤校理、著作佐郎；张耒为太学录，以范纯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晁补之为太学正，以李清臣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中，只有秦观没有参加这次考试，这是因为凡除馆职，必须登进士第，历任完成一定资格，经大臣保荐，才得召试学士院，考试入等，才能除授馆职。秦观当时资历不足，所以未预此选。
六 经筵与驱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于此一参加经筵的任命，衷诚地欢喜接受。
一则是皇帝的教育成败，直接影响未来的国运，他要用循循善诱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对知识、对历史、对治术逐渐发生兴趣的路子上去，培植圣学，陶铸人格。
二则照当时的制度，臣子要陛见进言，并不容易。太皇太后垂帘以来，除了执政的宰辅、台谏、开封府尹和经筵讲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见的机会。翰林学士虽说是侍从近臣，平常亦只能从内侍手中承受文件，无由当面论政。现在得此侍读经筵的机会，就可以面向皇帝说自己要说的话，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见。《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其选至重，非独分摘章句，实以仰备顾问。”皇帝年纪还小，苏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培养皇帝知人论事的能力，则五六年后亲政时，希望以皇帝的权力与他所肯定的拯物济时的见解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儒者最高的机会，苏轼热烈向往。有人劝他少在皇帝面前说话，免被别人疑忌，苏轼认为以他所受恩礼之重，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尽废了，拒不接受。
据说当时程颐在经筵说书的情形，非常糟：“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常自夸道：‘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语）当时哲宗皇帝还只有十二岁，不但不能接受他这种无影无踪的说教，对他那种高岸不逊的态度，尤其反感。
苏轼力矫程颐之弊，逢到他轮值进讲的时候，就拣选历史故事做教材，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讲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缘由，希望这种富有启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为童龄皇帝所接受。
至于讲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苏轼怎么讲，固无记载可见。但他曾经赞誉范祖禹的讲书：“言简而当，无一冗事，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讲书三昧。” 34 推为经筵官第一。他对讲书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来很好，其动听当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讲读的期日，每年分春秋两期，春二月至端午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为下期。遇单日皇帝御迩英阁，轮官讲读。
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后竹，气象幽深。殿前一对古槐，枝干插天，柯叶覆地，状如龙蛇，人称“凤凰槐”。苏辙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记其所见，作诗曰：
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龙对舞覆衣冠。
自苏辙之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时入侍皇帝讲筵。苏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云，他认为宋代大臣，从讲筵间出身的为多，细数当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尚书右丞刘挚，莫不如此。故为兄弟相继入侍迩英，作绝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欲零。
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
苏轼觉得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很像唐人白乐天。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与他自谪居黄州，起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拜中书舍人，出处老少，大略相同。乐天罢官，悠游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诗曰：
微生偶脱风波地，岁晚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讲《论语》终篇，皇帝召执政、讲读和史官，举行秋宴于资善堂，以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宴的近臣，这是前所未有的“异典”。苏轼所得是一首咏紫薇花的绝句：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连诗题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许缀中书舍人班；唐天宝元年，改中书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赐白居易前诗，恰符苏轼身份。
在这段期间内，苏轼刚正率直的性格，开罪于小人之处很多，举例述之。
馆职试题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阁校理诸城赵挺之为监察御史。苏轼听说此人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逢迎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乱，当时监本州岛德安镇的黄庭坚向他请求道：“德安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乞稍宽缓一步。”挺之悍然不许。现在因大臣之荐改职，须应馆试，苏轼当众批评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当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调查，他却附会隐蔽，被苏辙弹劾，郭概、韩玠并行黜责。积此怨尤，赵挺之把苏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党势成，他便出尽死力，做了攻讦苏轼的先锋。 35
还有一个张商英，字天觉，是章惇荐与王荆公，与薛向同为新法时期的理财能手。后来被舒亶出卖，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苏轼早在凤翔签判时，就已与他相识。元祐初，司马光曾经有意要用张商英，来问苏轼，轼曰：
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
温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现在他任权开封府的推官，眼看苏轼位望日隆，自恃与他相熟，便写信给苏轼说：
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老僧欲往乌寺为公呵佛骂祖。
他的意思是要苏轼举荐（所谓一把茅草盖头，暗指荐字），荐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异己。这种话，只使苏轼对他非常鄙视，吕相也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便将张商英调离中枢，出为提举河东刑狱。从此伏下祸根，到哲宗亲政时，张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诸臣，其因在此。
自从馆职试题案后，洛学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吕陶互为攻讦，几无宁日，太皇太后和执政大臣都已非常厌烦。于是把这两人同时调离谏职，出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调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这个处分，使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这一形势，对于各派非常不利，单独上言：“吕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苏轼、程颐交恶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党争，应该并逐苏、程二人。”又说：“吕陶依附苏轼兄弟为党，幕后实由太师文彦博从中主持。”同时又对范纯仁横加指摘，语皆无根。太皇太后认为贾易居然敢于侵犯国家元老，大为愤怒，一定要严加惩处，以肃政风。宰相吕公著奏言：“贾易的话也还正直，不过诋谤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从轻发落，罢知怀州。
公著退朝，对同官道：“谏官所言，本来不能议论得失。不过主上现在年幼，将来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赖左右诤臣，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路。”不错，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传统，但是台谏横言，使人人畏避，国家事，有谁敢做呢？
苏轼答慰吕陶外放书，有曰：
中间承进职，虽少慰人望。然公当在庙堂，此岂足贺也。此间语言纷纷，比来尤甚，士大夫相顾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计乎？示谕，但悯然而已。 37
是年八月间，程颐因一细事，烧起了满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疮痛，不能御迩英阁听讲。恰巧这天程颐轮值，所以先得这个消息，便往见宰相吕公著，当面责问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吗？”
公著逊谢未知。程颐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实在令人寒心。”
他再推进一步，搬出礼法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据程颐的消息，入宫请安。太后问他们从何得知，他们把程颐的话都据实奏了，太后很不高兴。
于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章力诋程颐不宜再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辞非常激烈，他说：“程颐污下𪫺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此时，司马门下的刘安世、刘挚也都参加进来，攻击程颐。器之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缙绅之间，号为五鬼。……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何不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颐等五人，独被恶名。”孙觉说：“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臣言也。直以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要君索价而已。”苏轼也上章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指他为“缙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颐终于被黜，出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曾说：“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以程颐当时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处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为功名富贵，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显明。不料一个皓首穷经的人，一旦投身官场，便为政客门人所包围，所利用，竟至被人指为“五鬼之魁”，指为奔走权门，要君索价的角色，狼狈去职，实甚可悲。
洛蜀双方互相攻讦之初，刘挚、刘安世那一班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人物，只是非常冷静地坐在高山看虎斗，一旦胜败之势初分，他们立即发动最强的阵势，参加进来，将弱势一方的首脑，一击倒地。
剩下人数不多的几个蜀人，便易对付，慢慢再来收拾。但是，苏轼声名太盛，帘眷太隆，却千万不能让他再进一步，登上执政的地位。于是有极善投机的谏议大夫王觌上奏曰：
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不允，寻复进职经筵。今执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庶几轼不遽及于悔吝。
在举朝汹汹的驱程风潮中，攻击程颐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据《吕申公家传》的记载，吕公著责怪他受了苏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来是个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谏议官，遂为浮薄辈利用以害善良，后来觉悟被人所绐，才愤郁呕血，以致不起。”
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年初，苏轼知贡举，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后，力疾从公，终于不支病倒。考试未毕，闱内的人是不许出来的，大家劝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谢曰：“居官即应负责，岂敢因病自便。”于是病更沉重，勉强撑到出闱，呕血而死，丝毫没有“被绐愤死”的影子。公著门下有很多理学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辈的伪造。
苏轼于文仲之丧，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经父者，今无有矣。（《宋史》）
这才是真识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党争
朋党是宋代政治的传统，远如庆历党争，闹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宁年间，元老旧臣与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涛汹涌，使全国上下，都为之阢陧不安。到了元祐开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赖的，是息影十余年的恂恂儒者司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绝对的信任，下负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进退人才的权力，盈廷朝士，不论是否出于他的门下，皆是他的晚辈，即使一向善于兴风作浪的台谏们，也无不仰视司马的颜色说话，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没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马当国，为时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罢废，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却来不及做进一步的建树，便尔谢世。后继的人没有他的德望，就开始分裂成为三个派系：一是以司马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一是以洛学程子为主的洛派；一是籍属西南的朝士，人称蜀派。苏轼位望最隆，所以将这蜀派领袖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司马门下，与王安石不同，以个人的道德学问而论，甚少瑕疵可求，但他们大多是职业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经验为主，重视实际利害，看不起好高骛远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滥，粥少僧多，爵禄的竞争，非常激烈。司马既亡，他们为要维护既得的权位，非常自然地结成集团，政治上一经分成派系，则党同伐异，势所必至。人如过度执着于权势利禄，就会牺牲政治原则，变成一大堆不问是非的政治动物了。
司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苏，本意在于利用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声望和才华，来辅翼他的经国大业。洛学的程颐，本是中原理学的重镇，道德学问，为世表率。然而一个人的学问愈高，他的知识范围便愈专门，观念就愈固定，他的经验和思考几乎完全偏在理论和概念方面，与行政业务的相关性就非常薄弱，对于现实政治的了解，实际社会的知识，常常不如一个平常人，何况还要高自崖岸，架子摆得很大，官场上的人事摩擦就从此发生。所以自古以来，学人从政几乎命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颐兄程颢，胸襟比较通脱，生前与司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颐个性，与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来，即要用三代礼法来指导现实政治，辅弼天子圣学。他坚持周礼一定可以重行于当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田，经济民生，终不得平。
引用这样一个学者，是司马光的失策；而一向坚守学术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来做官，更是程颐的不智。《二程语录》说：
伊川（程颐）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程颢）与语，直是道得下。
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较和易温粹耳。论学尚且如此，论政当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疾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
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
怨恨苏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吕惠卿等辈；而司马门下所结成的那个官僚集团，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苏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据说，争论役法后，司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现在，他的门人们自知声望不如他，帘眷不如他，不得不结起伙来，对付这匹政治上纵横难驭的野马。
苏轼作吕惠卿告词，辞锋那么凌厉，怨已结得不小，这人目前虽然失势，但党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潜力。政治变幻无常，一旦机会到时，隐忍的怨恨，都将变为报复的利刃。
这还不算是眼前的对立，最糟的是二苏又得罪了数代簪缨，父子弟兄相继为相的豪门——颍昌韩家。韩家的门生故吏，此趋彼附，本属一气，在官僚政治的结构中，具有极大的势力，得罪韩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实际政权之官僚全体，二苏的祸患，从此便连绵不断了。
最初是苏辙把出名凶暴的韩缜攻掉了，后来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范百禄坚欲遵守祖宗成规，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疏论韩维专权，说他援引亲旧，分布要津。韩维因此罢职。苏轼与范百禄、吕陶原是同乡知旧，所以韩氏之党迁怒苏轼，就将他戴上一顶“川党领袖”的帽子，虽然苏轼本来出自韩魏公之门，到这个时候，就都无用了。
“川党”这一名称，到了洛党口中，就又变成了“蜀党”。
然而不论名为川党或蜀党，被目为党人的，只是气类相从的几人而已，岂能与出将入相的豪门以及官场老手的集团相抗衡？故洛党既败，苏轼的孤危，就暴露无遗了。
苏轼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领袖刘挚，曾告诫他家子弟道：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38
孔文仲死后，吕公著也曾背后骂过苏轼为“浮薄之辈”。苏轼成为现实政治人物轻视之人，是很显然的了。
至于程、苏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异。
程颐是个死硬派的理学泰斗，桃李满天下，一向被人宠惯了，态度高岸，固执己见，即使面对高官，他也直言无忌，不为他人稍留余地，所以朝士们几乎没有人不对他厌憎。道学家之不能与语文学，更是必然之理，举一故事为例。程颐有一天见到秦观，突然问道：“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这是你写的词句吗？”
少游以为这回得了老夫子的赏识，恭恭谨谨地拱手逊谢。哪知程颐却正色训道：“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惭惶告退。 39
苏轼憎恶矫揉造作以权威自命的人物，而聪明人喜欢表现自己，戏谑别人，成了习惯。当他看到口诵三代圣道，一脸“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见了巫婆，不免觉得可笑；又如一旦发现这道学君子的实际为人，却又奔走权门，作伪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骂了。在奏状中也会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苏轼在程颐眼中呢？只是个徒逞辞辩的浮薄文人。他这种观念，成为理学人物的共识，即如后来的朱熹，也极诋苏轼为“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笔抹杀一个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这样两个人同列朝班，同预经筵，不必一定得有“戏侮之言”做导火线，早晚是会发生冲突的。
元祐与熙宁不同。熙宁党争，一方面为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事者，诋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假如说当时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话，也只有朔派才具“党派”的规模，不但羽翼众多，而且大多数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谓“蜀派”、所谓“洛派”，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应有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乡朋友，三四个门生，各卫乡贤师门而已。
何况当时地位超然，有胡说八道特权的台谏官，后来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谁抓得住这个政治工具，谁就能够操纵政局，这岂是迂夫子型的理学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们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诸公，大多是职业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冷静察见，洛蜀双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稳坐高山，等待虎斗，若非两败，必有一失，到那时候，他们就收渔人之利了。
且看馆试策题案起，朔派诸公原来想帮程颐、贾易，先把那个“哓哓好言”的苏轼揪下台来。但是后来看太皇太后的脸色不对，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暂时歇手。等到程颐有隙可攻时，他们又倒在苏轼、孔文仲、吕陶这一边，给这位愚不晓事的圣人之徒，先来个致命的打击。
程颐、贾易既都罢去，洛学这一派，“树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机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声势更盛。
声势更盛的朔党的矛头，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专门对付苏轼了。然而苏轼是个对人对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依然任性任情地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留一点余地，如写范子渊、吕惠卿制词，虽然笔墨淋漓，读者称快，然而他个人的冤家，也愈结愈多。他的门人毕仲游怕他再惹灾祸，致书恳切劝谏：
……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
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40
毕仲游是苏轼主持馆职试中，以第一名入选的高材生，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做座师的当然只有满心的感激。不幸苏轼生来心直口快，有话非说不可，又嫉恶如仇，遇事一定要分个黑白，个性如此，就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个官僚社会里，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
还有一层，即使苏轼从此钳口结舌，废笔弃砚，他也一样逃避不了官僚集团的围攻，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政治与文化方面过高的声望使然。欧阳修逝世后，接任文坛盟主地位的是苏轼，几为天下人所公认。宋是彻底实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这样名满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权位的职业官僚所嫉视、所恐惧，毋宁是极为自然的形势。所以，“盛名”为苏轼祸患的根源，实不下于“多言”。
苏轼读书求知，总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会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难，救助时代的孤危。何况，入仕以来，自仁宗以次，经历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时期，宣仁太皇太后对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应有的节操，知遇激发勇气，他那奋不顾身的建言，皆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赤诚。且看他此一时期，若干奏议的“尾言”，便是责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丰八年《论给田募役状》：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维哀怜裁幸。
元祐三年《论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难缄默。
同年《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
同年《乞郡札子》：
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又《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不但得罪边将，更伤害了包庇边将们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说：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
苏轼曾经自己形容他那“难安缄默”的脾气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虽然，处身在现实政治的巨大压力下，有过身中奇祸的经验，中年以后，但在可以谨慎的地方，苏轼也已颇知谨慎了。蜀国公范镇作《司马温公墓志铭》，中间有一段写的是：
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
稿成，嘱苏轼写此碑文，苏轼便复书劝景仁道：
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要遭祸。…… 41
结果，苏轼未写此碑，而今传铭文，也没有“裒顽鞠凶”这四个字了。
八 一士谔谔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讯。
边臣游师雄以种谊军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领青宜结鬼章，余均降抚。捷报到京，这是宋朝立国以来，受尽边境寇患，第一次获逮元凶的胜利，人心振奋，大家计划拜表称贺。
西蕃部落中，以唃厮啰最称强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为屏藩。唃厮啰死，其子董毡非常桀黠。神宗朝，建昌军司理王韶献平戎策，建议利用他们家族间夺权的混乱，进兵剿治，虽然收复了若干城池，但是董毡的主力未动，而董的别将青宜结鬼章，就经常前来骚扰河州，岁为边患。神宗曾命李宪悬巨额赏金，购买他的头颅，十年不得。
这一次鬼章有意收复该族前失的故土，与西夏结合，约于事成后共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派人鬻马于汉界，要结合属羌做他的内应。种谊得到情报，知道鬼章所驻洮州城内，兵力单薄，而西夏兵又远水不救近火。于是，种谊便与边将游师雄和熙河经略刘舜卿合议，分兵两路，一直追到洮州把城包围起来，乘有一天大雾，种谊亲自指挥攻城，雾散，城也破了，鬼章坐在佛寺中，束手被擒。
但是，鬼章虽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这一路兵打得怎样，还没有消息。苏轼在满朝官僚们一片阿谀声中，独以为“偏师独克，固亦可庆”，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称贺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认为“捷奏朝至，举朝夕贺”，适足以助长边军将骄卒惰的风气。这样的议论，恰给众人热烘烘的兴头上，泼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贺照样举行，他则不免为人侧目。
西夏接应鬼章的军队，行至半途，听说鬼章已经被擒，急忙回头，沿途抢掠而去，一面却又遣使请和，执政当局有意接受西夏的要求。苏轼再上第二道札子，他说，猖狂之后，不能任其有求必获，我们虽然以和平为国策，但是“为国不可以生事，既生事不可以畏事，今欲遽纳夏使，是病未除而先止药”。这意见显然和执政当局发生冲突，然而他则“我言我见”，不顾一切。
同月下旬，他又三上札子，反对边将贪功生事，请求朝廷节制进取。他更反对留质或杀戮鬼章，以为势必激使他的旧臣与阿里骨会合，北交西夏，合力报仇，“进窥熙河，其患甚大”。所以，他又四上建议：利用鬼章号召他的旧部来讨伐阿里骨，事成，许以生还！此正所谓“以夷制夷”之计。
被擒的青宜结鬼章，于同年十一月槛送阙下，献于崇政殿，谕以听招其子及其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表示服从，赦之，赐职陪戎校尉，遗居泰州。至于西夏的求和，执政当局还是接受了。
接着来的是礼部郎中叶祖洽改官案，这本来是件细事，但给事中赵君锡偏偏要把这十八年前的旧事牵扯出来，认为叶祖洽改官不当，予以封驳，理由是他当年进士廷试的对策，有讪及宗庙之语云云。叶祖洽应进士试，殿试对策，一意投合执政当道的意思，说：“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苟简因循而不举者，诚不为少，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接下去则颂扬王安石、吕惠卿辈为忠智豪杰之臣。当时的初考官即是吕惠卿，定祖洽为第三等，中在甲科，且置于第一名及第；覆考官宋敏求定为第五等，应该黜落。苏轼时任编排官，认为用诋毁祖宗来颂扬今上，竟可大魁天下，何以端正风气，也奏请黜落，并且自拟一道“答进士策”献呈神宗，神宗拿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苏轼“所学不正”，遂无下文。
现在事隔十八年，赵君锡再把这件旧案牵扯出来，三省同奉圣旨，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共同参定。苏轼今日的看法，则已与当时不同，苏轼现在认为，政治社会中，士人为谋求出身，谀附权势，是平常之至的现象，不必深究，倒是言语罗织，正是目前官僚群惯使的武器，为害政风甚大，为消灭赵君锡辈阴谋建立“语言罪人”的事例，复奏曰：“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为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
后来，祖洽也上章承认“苟简”二字是说错的，“减落”出为淮西提刑。
十二月又试馆职，苏轼撰“策问”题：
……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甚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这次考试，苏轼得一安州廖正一（明略），榜下，除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外，苏轼非常看重明略。
台谏官们并不放过这个机会，监察御史杨康国言：
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撰题者，苏轼也。
又监察御史赵挺之奏：
苏轼举自代，荐黄庭坚，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设心，罪不可赦。
赵挺之此奏，辞连黄庭坚，盖此苏轼当众对他恶评，系得之于庭坚，仍然是公报私仇那一套，不足为奇。
翌年正月，王觌奏：
苏轼长于辞华，而暗于理义。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这些奏疏，太皇太后看厌了，“留中不报”，但是苏轼本人不会完全不知道。赵挺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王觌说“轻浮躁进，宜且与一郡”。苏轼忍着这一切侮辱，不愿辩白。《答刘贡父》述其此时心境曰：
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人情责望百端，而衰病不能应副，动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复见怜耶？
这年冬天，他的眼病忽又复发，时间迈入元祐三年的正月，朝廷又诏苏轼权知是年礼部的贡举。宋人习称“省试”，从全国的举人中考选进士和明经，这是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规模与馆职试大大不同。嘉祐二年（1057），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选拔了苏氏兄弟，事隔三十一年，苏轼也于元祐三年（1088）正月二十一日领礼部贡举事了。玉尺抡才，是儒臣荣显的任务，苏轼全心全力要把这件工作做好。
上年冬末，汴京大雪成灾，方圆数千里内，农夫失业，商旅不行。到开春以后，天气还是很坏，不但雨雪交作，而且酷寒逾常。古人相信这是上天所示的警告，所以朝廷照例诏求直言。
苏轼为了争议役法，得罪过当朝宰相司马光，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台谏官们之所以不说，在当时是为逢迎相意。司马逝世后，他们以为太后一定要维持司马生前的旧政，仍不敢说。苏轼对于此事，耿耿于怀，也曾屡与执政大臣们提起，虽都接受他的意见，但以纷更为不便，并无结果，现在朝廷诏求直言，他就决然上了《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苏轼此札，虽然无用，但是伤了台谏的权威，且使司马门人更加把他当做“叛徒”看待了。
九 试院抡才
元祐三年（1088）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莘老）、中书舍人孔文仲（经父）同权知礼部贡举。正月二十一日领事，荐举郑君乘（元舆）、黄庭坚（鲁直）、梅灏（子明）、上官均（彦衡）等为参详官，以单锡、刘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观、晁补之、舒焕、孙敏行、蔡肇、邹浩、张耒、李公麟等为点检试卷官。
这年大雪，使京畿方数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应试举人能够如期抵京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苏轼上札请求将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举人，赶路不及，转见失所；又为顾全定例三月内必须发榜，请求照南省条式，御试不分初覆考，聚众考官于一处共定等第，同时增加考官和执事人数，以便赶于限内完成试务，如期发榜。 42
二月初三日开试，苏轼率领同官于锁太学前入闱，是年应试举人实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43
其时，大雪纷飞，朔风凛烈，考场里苦于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苏轼酌令宽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约，使应考举子得以从容写作。
宋代防范考试作弊的方法，大体沿用唐制。唐是“棘围截遮”，宋则“锁院”，考官考生进场之后，用一把锁把考场锁起来，关防十分严密。二是禁止挟带，为防范举子夹带，所以要实施解衣搜身，这办法，宋太宗时认为有辱士体，曾经一度废止，但是后来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复了，不但禁止携带任何书物入场，甚至连包裹笔砚用的纸张，也一律限用青纸，以防用色纸来做“小抄”。三则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谓糊名弥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时始用于礼部策士。另外还有“誊录”一项，即考官所阅的卷子，只是誊本，使他不能从辨认考生的笔迹发生作弊。凡考生与考官涉有亲嫌的，例须“移试别头”，以资回避。这一类科场防弊的办法，目的固然在于求取考试的公平，但是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却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解衣搜身这一项，直接触犯举子身体，最为令人难堪；而且为了郑重其事，搜身的巡铺官都派宫里的内臣充任，骄横凶暴，对待读书举子如小偷，如囚徒。
这次考场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试第一天，巡铺内臣郑永崇、石君召就抓来两个口传作弊的举人。经执事人将他们所写试卷逐一点对，只有十九个字相同。苏轼说，只有考经学的，不许传义口授；考进士的，须是怀挟代笔，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场，实是撵出，那时代在用语上，也还相当尊重士子的体面，即使对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苏轼认为这显然是巡铺官举察不当，决定不予受理，而巡铺官却坚持要放免这两个举子。苏轼札奏朝廷：“若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请求撤换巡铺官。
这班巡铺内官，认为太没面子，后来抓到夹带举子三人，依法“扶出”时，他们命令兵士大声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蒋姓举子时，巡铺内臣陈慥索性指挥三五十个兵丁齐声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惊惶失措。
苏轼领衔奏说：“朝廷取士之法，动以礼义举人，怀挟自有条法，而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齐声唱叫，务欲摧辱举人，以立威势，伤动士心，损坏国体。本院无由指约。乞赐行遣。” 44 有旨：送内侍省挞逐之。
宋朝科场的积弊，本来很深，夹带枪手，非常普遍。夹带的资料，初时还是考生自己用蝇头小楷写成小册，私带进场。后来书店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书，称为“夹袋册”，高价卖与考生。因此，考完一场，场中“遗编蠹简”，竟至成堆。政府虽曾禁止出版，但无实效，才用解衣搜身的办法来防止夹带，由朝廷特派内臣来担任这监查的任务，因此发生以上种种纠纷。
另一烦恼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权分子多得不可胜计，考官一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前来投状，称今年是“龙飞榜”，要求法外推恩者无计其数；再加经朝省下状，说是已经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后又接尚书的札子，要增添恩额数百人。苏轼和孙、孔等都认为“天下之患，无过官冗”，历来朝廷所放恩榜，已经几千了，何尝见过奋励有闻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用之财，禄无用之人。”实在是个极大的弊害。他们责在主试，只能依照近日圣旨遵办，但望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积弊，有增无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国策，太宗御试贡士，采拔很宽，至仁宗朝殿试竟已例不黜落。他们寄望在殿试中将这些恃特权免试的人大量裁黜，谁人肯做这种得罪巨室的事，当然是要失望的。
根据参详官黄庭坚手写的书帖，这场贡举，应试的考生总数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礼部中式的进士只有五百人，约为每九个半考生中取一人，录取额为十分之一强。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试，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额一倍以上。
他们在试院中工作，历时四十四天。这次考题，按照元祐新制，诗赋、经义并试。苏轼所出的题目中，有一条是：“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进，读去声。“难任人”与“忠信昭”为对，苏轼习大科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他这题目是从那里联想出来的。而荆公父子所作新经，恰与原注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揣摹本届的主考是反对新经有名的，所以把题意解释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可服四夷”。苏轼看到这样的文章，大为生气，骂现在的举子竟然不认识字，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全予黜落，只有作难（去声）解者，才得入选。其实，苏轼从来没有读过王氏新经，而举子亦未尝读注。总之，当时的士风已很窳败，举子揣摹考官的好恶，是科场中普遍的现象。 45
宋代试官，大抵派由两制三馆的人担任，他们对文章的好尚以及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们诵读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获得青睐。这种揣摹办法，也确然很能得手。这次考题中有一条“光武何如高帝论”，参详官张耒送一卷子来给苏轼看，说道：“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苏轼看了一遍，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弥封后，知是刘焘（无言）所作，这就是当时得售的登龙之术。 46
这次应考举人中，苏轼有一相从多年的后辈，平常非常欣赏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屡试不第、家境贫寒的实况，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时的考官中，大都因苏轼的关系，认识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来，荐与主考官。无奈宋代科场，沿用唐朝发明的弥封糊名办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誊录的抄本，卷上无姓名，也没有墨本的笔迹可辨认，所以只能从文章气体上去暗中摸索。要从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这一本，确然非常渺茫。
苏轼详看考官所荐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笔墨澜翻，非常杰出，对同官说：“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黄庭坚来说：“可贺内翰得人。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县时相从的一个学子。” 47
苏轼另又寻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还和黄庭坚说：“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号来，却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孙山。 48
苏轼在考官不荐的遗卷中，搜到章贡、孙勰两本卷子，认为文章都好，将孙勰擢置第五。榜发之后，外间舆论大哗，因为孙勰是苏轼朋友孙立节（介夫）的儿子，早在做杭州签判时，他曾从学于苏门，且与苏迈同学。因此众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后来孙勰参加殿试，仍中第五名，这才使大众信服文章自有定价，也就没有话说了。 49
这场贡举中，章惇的两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后来却有人造作谣言，诽谤苏轼。 50 此外，孙勰、李常宁、刘焘、葛敏修、周濂溪的儿子周焘（次元）皆登第。唯有兴高采烈，自以为这场必中，吾文决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铩羽而归。
现在且说苏轼与李廌的关系。
廌父李惇，字宪仲，是苏轼的进士同年，然而他们并不相识。李廌六岁而孤，他父亲是不幸早死了的。苏轼在黄州时，李廌以是因缘，亲到黄州谒苏，贽文求知。苏轼很欣赏他的文字，赞誉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气，是万人敌也，但望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轻嘴薄舌的毛病，曾经嘲笑他道：“昔为有脚之狐（豸），今作无头之箭（廌）。”方叔仓卒之间，无以为答，因此非常恨他。 51
苏轼自黄州至南都时，李廌还从阳翟来看他，苏轼赠他丝绢，作《李宪仲哀词》，帮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这次科场失败，苏轼心里很难过，但说：“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 52 此亦不过强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后，马上寄首长诗去安慰方叔：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
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
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黄庭坚也是预试的考官之一，他也很为方叔难过，和诗一首，同时寄慰李廌，句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
但是李廌的表现，绝对不像苏轼所希望的那样洒脱。
试罢归家，他很有自信地对人说：“苏公知举，吾文必不在三名后。”后来竟然落第。据说他家有个七十岁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儿遇苏内翰知举，还不及第，将来尚有何望？”就关起门来睡了。到得晚上还不见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缢而死。 53 李廌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学亦不进，行为也很不自爱起来。他还屡屡写信抱怨苏轼不予举荐，苏轼很诚恳地复他一封长信。略曰：
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名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
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某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
苏轼言者谆谆，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平衡，索性奔走权门起来，苏轼再教诲他道：
……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苏轼以为方叔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贫穷的缘故，所以不时给他赒济。自己没有钱时，甚至把皇帝御赐的马，也赠送给他。还怕他出卖时，买主要此马来路的证明，亲笔为他书立公据，用心周到，无以复加。 54
然而才丰命啬的人，虽得大有力者支持，确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苏轼，但是没有机会，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间，苏轼才能与范祖禹说：
李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
好不容易范祖禹应许与苏轼会衔合荐，而政局忽然生变，一个巨大的浪潮冲击而来，荐主都已不能自保，还有什么李廌的机会，故布衣终身而死。
苏轼知贡举，一遭大雪的天灾，二遭巡铺内臣的捣乱，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孙勰五名中选的诬谤，短短四十余天锁院期中，尽是烦恼。回忆他应进士试时，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梅圣俞六人于闱中五十日间，相与唱和，得诗一百七十余篇，笔吏疲于写录，僮子忙着传诗递笺，欢然相得之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55 这次闱场中，虽然同官尽是旧好，不但都是诗人，而且还有画家，只因欧阳修知贡举那次，考官诗兴太浓，士论非常不满，所以自此以后，不准试官闱内吟咏。所以四十余日中，没有一人敢作一诗，苏轼闱中，烦懑需要发泄，只得随手拿起评点试卷的朱笔来扫了一幅竹子，有人说：“竹色非朱。”苏轼回答说：“竹也并非墨色。”这是无意中的创意，后世遂以为法，画谱里便有“朱竹”一格。 56
三月初六，考校已毕，等待诸厅参会时，苏轼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时公麟害“水症”，胸腹饱闷，画了一幅《𩨍马图》，苏轼、黄庭坚和同院的蔡肇、晁补之、舒焕、廖正一都是题诗。苏轼另有戏作一首，颇能道出场中生活的情景：
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
看马欲𩨍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
此诗戏言闱场里面的生活苦况，公麟读了大笑道：“有顿尘马欲入笔，快取纸来！” 57
十 金莲烛
贡举事了，苏轼就得认真考虑自家的出处了。
上年冬季，赵君锡所提出的叶祖洽改官案，赵挺之弹劾的馆试廖正一案，王觌的宜兴一郡案等等，抨击的本身，苏轼认为不必辩白。不过，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让精神时间照这个样子消耗折磨，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连连上札，请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见，面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具以病状为对，太后宣论：
“岂以台谏有言之故？你兄弟自来孤立，向来进用，皆是皇帝与老身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苏轼退朝后，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难启齿，自知不容于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于“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谤讪一定不绝。因此他改乞朝廷罢免他翰林学士的位置，别给京师里任何一个闲差，可望免为台谏攻击的目标。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讦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
苏轼但求给予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官，俾资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马光逝世后，朝内群臣既自分别派系，人事纷争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丰之臣，蠢蠢欲动，不是恶意评骘朝廷的施政，就是从中挑拨离间，诡变无穷。
只爱谈禅，不喜接见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吕公著，际此内外交迫的境况，自己则又既老且病，实在无法支应，屡请罢相。至元祐三年四月，获准解除实际政务，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和文潞公一样，成为国家的元老。
相职的继任是以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以不植党羽，立朝公正无私而被重用。范纯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尧夫。他的政见不尽同于司马温公，看前述争差免役法和主张恢复青苗放款以济国用两事，可以概见。纯仁青年时代有个出名的“麦舟故事”。范文正公在睢阳，派尧夫到姑苏去取麦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阳，遇见父执石曼卿，问他来此已有多久。曼卿说：“我已来了两个月，原想将三具先人的灵柩运回西北去归葬，但是没处借钱。”尧夫就把麦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骑马回去。到了家里，不敢对父亲说，直到文正问道：“在东吴见到故旧没有？”他才将遇见石曼卿的经过说了出来。文正便说：“那你何不就将麦舟送他。”尧夫才坦然道：“已经给他了。”其人品德之高，为人称道。 58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国家机密，所以必须先将学士召入翰林院，锁院，然后面授词头，撰麻公布。
学士因“撰麻”锁院，与试士不同。试士有预定的日程，一切可先准备；撰麻都是临时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员，分批往学士邸第“传宣”，须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齐，则学士上马，穿朝服，戴高帽，众人簇拥入院。院内如别有直宿学士或直学士在，均须先行回避出去。当夜，依照宣论撰麻，撰就进呈，一面通报閤门宣赞舍人 59 ，当晚由御史台閤门通报，明日“宣麻” 60 ，则文武百僚明晨均须集合赴文德殿听宣。其郑重有如此。 61
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传出除目。那是吕公著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交他撰写“麻制”。苏轼承旨毕，太皇太后忽然说道：“官家在此。”
“适已起居（行礼）过了。”苏轼恪恭谨对。
“有一事要问内翰（宋称翰林学士），前年任何官职？”太后询问。
“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太后再问。
“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论荐？”苏轼恭问。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久待要学士知道，”太后说，“此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举时，内监们都知道定是苏轼写的什么。他又常常称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听到此处，禁不住感情激动，失声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泪来。随命赐坐，吃茶。
“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郑重叮咛。
苏轼拜辞，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 62
自此，苏轼一面尽力经筵，教育这位年轻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见，不顾一切地言事，只为报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苏轼居常还有特派的外交任务，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在中国东北边境，契丹人所建的辽国，派使者耶律永昌、刘霄来贺坤成节（宣仁太后诞辰），诏以狄咏（狄青之子）、苏轼为“馆伴”。宋制：番使入国门，即差馆伴使副负责接待，陪同住在驿馆，凡趋朝、见辞、游宴均相伴同。辽是宋朝最大的敌国外患，馆伴的职责，混合外交和防谍的双重任务，苏轼表现得处处谨慎。
他们初与刘霄会食，苏轼酒量本来不大，饮半，他已谢不胜酒力，刘霄便念起他的旧作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是不善饮酒的人？”苏轼心里很奇怪北虏也知他的诗。 63
宫廷赐宴回馆，刚开始起步，苏轼骑的那匹马失足小蹶。刘霄立即下马过来慰问：“受惊了，没有受伤吧？”苏轼回答：“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他很镇静地保持着上国大臣的风度。 64
苏轼陪契丹使入宫觐见时，望见文潞公（彦博）站在殿门外，使者却立改容，小声问道：“那位即是所谓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吗？”又问潞公的年纪。苏轼说：“今年八十三岁。”使者惊叹：“何等强健！”
苏轼说：“您只见他形貌，没有听他讲话。他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也不如他。贯穿古今，博学强记，虽专门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异人！” 65 苏轼后来撰富（弼）公碑，《答陈传道书》说：
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乃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为近臣的苏轼，前曾奉派使辽，辞谢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时，苏辙奉派为贺辽国生辰的国信使，将行，苏轼作《送子由使契丹》诗，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谆谆以谦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为嘱。
李揆风仪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叹为门第、人物、文学都是当代第一。入番会盟，酋长说：“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吗？”
揆惧为番人所留，骗他说：“彼李揆安肯来耶！”
苏氏兄弟，一样名扬北狄，所以苏轼送行诗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样的话。
果然，苏辙行至涿州，《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便有那样一首：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至辽，辽主派他们的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就很能讲说三苏的文章，还能背诵苏辙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都会向他问候：“大苏学士安否？”
苏轼文名，传扬海外，虽为外夷所爱服，讵知他在国内，却不见容于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够给予越州一郡，能够逃过台谏们的凶锋，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一，即言：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
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鉴湖。
苏辙此行，带了他的大儿子苏迟侍行。苏轼非常高兴，称赞他道：“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
此后若干年，苏轼的门生张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辽，见宿州馆中有题苏轼的《老人行》于壁间者，范阳书肆刻苏轼诗数十篇，题曰《大苏小集》 66 ，足见辽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热烈和对于苏轼诗文的崇拜，亦不限于外交应对上一时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视朝，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以户部侍郎轮值恰同“转对”。按制，自侍从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轮派一员上殿，为“轮当面对”，简称“轮对”或“转对”。面对时，必须进呈有关时政的札子，即就所见条陈之类。
苏轼条陈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广，事物之变，执政和谏官不能尽知，请准其他臣僚皆得“请间奏事”，以广耳目；二是取士太滥，而中式进士得缺不易，因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后，难免贪赃黩货；三是任子（恩荫）必须裁减，以救官冗，减少国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负担。
这三事中以第一项为最重要，广开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聪明，君上耳目聪明，则执政的臣僚就无法把持政柄，蒙上蔽下——宋朝的台谏制度本意在于监督执政，但如台谏官竟为执政利用时，则君上耳目尽废，历史上的权臣也就出现了。
十一 乞郡避谤
元祐三年（1088）五月间，进御史中丞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宗愈是一个不主党派的人物，洛蜀交争时期，他曾撰进《君子无党论》一篇，大意说：“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他这建议，太后印象很深，所以这次吕公著病辞，她就起用戆直无党的吕大防，公正无私的范纯仁为相，并以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参与执政。从这一次改组政府的人选，看出太后对于党争的厌恶，已经非常明显。
谏议大夫王觌正是一个专搞朋党的言官，对于胡宗愈的议论甚是不满，于是他就疏论宗愈不可执政，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彦博是他们的后台，这正是太后最憎恶的党同伐异，立刻由宫中内批出来：“王觌论议不当，落职，与外任差遣。”
后二日，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三人辩于太后帘前。公著说：“王觌若只为论列宗愈，便行责降，不协众情。”纯仁说：“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而已。彦博、公著都是累朝旧臣，决不会共同罔上的。”他又极言庆历党祸的经过，并录欧阳修所作《朋党论》进上。然而太后之怒，终不可解，宣仁太后认为谏官必须超然，如谏官与执政勾结，参与党争，后果不堪设想，她坚持出王觌知润州。
自从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见之后，苏轼认定朝廷既以国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报答知遇，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忌，下定决心，要把内外臣工联合起来蒙骗朝廷的几件弊案，揭发出来。元祐三年（1088）九月五日乘迩英进读时，上《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他说：“近四年来，水旱天灾迭见，阴阳失和，由于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如：
一、去年，熙河诸将生擒鬼章，这是一件奇功，加官赐金，理所当然；但是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寇大掠而去，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也一样加官赐金，赏罚不公，至于如此。二、广东妖贼岑探造反，兵围新州，差将官童政往救，他却贼杀平民数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儿戏。三、蔡州捕盗，吏卒杀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无辜的妇人，却屠割尸体，冒充男子首级请赏，守倅不按，监司不问。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彻查，却说杀时男女不可辨认。苏轼论曰：“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似此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天下之乱，可坐而待。
关于河事，他说，黄河故道淤塞，水决向西北行者为时已久，岂能以人力筑堤堵塞？现在一个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兴工堵塞北京南开孙村河，妄求河复故道。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大家知道黄河故道高仰，势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无功，而且祸患不测。如能赶快停工，损失还小，假使再听任他搞下去，后患不堪设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计，逆万人之公论，以兴必不可行之役”。苏轼所指“一夫私计”这四个字，里面包括许多文章。
这次回河东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枢密院的安焘所奏请，幕后却是元老文彦博和宰相吕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苏辙已先往谒左相公吕公著建言：
“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回之，是自谓过先帝也。元丰河决，导之北流，何不一仍其旧，修其未备即可。”
公著说：“我们来想办法。”但是后来就无下文。
苏轼性不忍事，就直截了当上了这样的札子，而且语气还那么锋利。兄弟二人，一样以知识良心报国，而临事的态度与方法完全不同。虽然结果一样无法挽回大老的决计，但苏辙不招怨，苏轼则因此议，为当局所痛恶。
后来，苏辙在论河事章奏中，还追述此事说：“臣兄轼前在经筵，因论河事，为众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隐遁。”即指此事。
苏轼在此札中，还连带缴进欧阳修旧作《修河议状》两篇，以加重他的论据。札尾又“贴黄”言：
臣为衰病眼昏，所言机密，又不敢令别人写录，书字不谨，伏望圣慈，特赐宽赦。
苏轼的眼病，始于黄州，此后时发时愈，至今年十二月主馆职试时，目昏更甚，至今未愈。而黄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肿痛的毛病，现已转成慢性的麻痹不仁，终不脱体。
自程颐罢去，洛党解体后，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讦苏轼，太后知道苏轼说话，有时不免疏忽和夸张，但却本于谋国的忠诚，从不听纳间言。朔派愤无所泄，就使出别一战略：要斫大树，先去枝叶；要杀鹰隼，先除羽翼。所以这两年来，凡是苏轼所引荐的人，如黄庭坚、欧阳棐、秦观等，都被台谏弹劾过，几乎无一幸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苏轼荐举王巩，台谏便论巩本奸邪，离间宗室，因能谄事苏轼，所以获荐。苏轼大为愤怒，十一月上章力辩。他说：“如王巩固是奸邪，则司马光生前擢升他为宗正寺丞时，台谏何不论奏？王巩疏论‘疏远宗室，不当称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离间？此议当时原有多人并不赞成，独司马光深然其说，所以行下有司，台谏官也无一人说话。只因现在司马光死了，王巩就变成了奸邪，就被戴上了‘离间宗室’的罪名。至于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总而言之，台谏要攻击的本来是我，王巩被我连累而已，‘诬罔之渐，惧者甚众’。”反驳虽然激烈，而王巩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间，自西京改调扬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来。后因苏辙之荐，除知宿州，便掀起绝大风波，未能莅职。王巩则因与苏氏兄弟交好之故，终元祐之世，始终不得抬头，蹭蹬不堪。
苏轼特立独行，非但议论不肯苟与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绝不迁就别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声应气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来密熟，互相关顾者，只有几个门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党列入党籍碑的，只有王巩、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毕仲游、李之仪、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了王巩的遭遇，已如前述，其余诸人，只因出自苏门，便逃不过被“剿治”的命运，没有一人在宦途上得意过。
如黄庭坚至元祐三年（1088）五月，始得除命为著作郎，便被赵挺之攻击得体无完肤，诋为“操行邪秽，罪恶尤大”，降归原职，一度为起居郎，旋又被攻责降。秦观得一秘书省正字的任命，马上遭贾易的严劾，狼狈出京；毕仲游被列为五鬼之一，为刘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补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于馆职，并出为吏；张耒“苜蓿自甘”，在馆八年，一无进展；李之仪在枢密院沉浮下吏；陈师道不保一个地方学官的职位。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跻身言路，也没有一人能获得有为的地位，尽是冠盖京华里，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而且因为沾上了苏门的色彩，稍一活动，便被痛击。虽然这些人对师门的敬爱依旧，而老师心里的遗憾与痛苦，则更甚于自己之遭遇侮辱与损害。
苏轼对于现实政治的丑恶，几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权知开封府尹的钱勰（穆父），以奏报狱空不实的罪名，被人检举，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苏轼表示非常羡慕，而且劝他千万不要回来。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诗曰：
若耶溪水云门寺，贺监荷花空自开。
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
钱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刘安世还认为罪重责轻，𫍢𫍢不已，苏轼与他力争，所以后来两次和穆父诗中，一曰：“年来齿颊生荆棘，习气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澜须引去，吾侪岂独坐多言。”政坛上敌对的形势一经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缄其口，对方也不会放松你一步的。
苏轼实在再也不堪在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坚乞一郡。
这次，他决心将自己遭遇的前因后果，统统说个明白，从他还朝以来，怎样与司马光因争役法而结怨台谏；范百禄与韩维争议刑名，韩维又怎样把他牵扯进去，称他们为川党；又将与赵挺之结怨的缘由，坦白陈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词，用了《诗经》上一句“民亦劳止”的话，便被赵挺之指责比神宗为周厉王，举为诽谤先帝，其心狠毒，甚于李定、舒亶；王觌论胡宗愈，又指他与孙觉为党，说丁骘是他的亲家。他说：“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动辄得咎，他已断然不见容于侪辈了。
苏轼引用汉宣帝杀盖宽饶，唐太宗杀刘洎为例，说明谗言积毁的可怕，请求太皇太后体谅他的处境，给他一个“不争之地”。
上了这个陈情乞郡札后，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静候朝廷发落。
这次病假，拖延竟达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两头地遣使问疾，赐药赐膳，督促苏轼定个朝参的日子，最后才将他的乞郡札，朱批下来，依然不准。
苏轼无奈，只得销假复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宫中又赐出官烛、法酒，苏轼不能不为之感动，书呈同院诗：
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
分光御烛星辰烂，拜赐宫壶雨露香。
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
何时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灯乐未央。
吕公著辞相后，前时罢废在外的熙丰旧臣，分别对执政和台谏两方面，积极活动起来。朝廷确也渐启藩篱，不太能够坚持原则如初，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请求放还其弟，等等，这些不该准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杨汲之流，都已进用了。熙丰罪魁吕惠卿冷眼旁观，看出朝廷日趋软弱，才敢乞居苏州。适于此时，苏轼前所举荐的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轼认为周穜草芥微臣，何敢创此重议，背后一定有人策动，目的在于试探朝廷，渐进邪说。此人是他荐举的，他应该负责，立即两上章自劾，并说：此事关系国家治乱之本，不可“薄臣之责而宽穜之罪”，否则是“私臣之身而废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挞于市”。像这样严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现元祐大臣的风裁。
有一天，在迩英阁进读“宝训”，讲到太宗听说各州牧监所养的马，被人克扣刍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数槽来，置于殿庭下，亲自照顾，以资示范。苏轼从这个马的故事，联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达的痛苦，上札言：
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举一个实例：去年西夏犯边，杀掠至万余人，而边将奏曰：“野无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孙路复奏：“被杀者只有十余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后考查实数。”苏轼论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实是侮弄朝廷。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众，无法置之殿庭，亲自照顾，所以，朝廷除广任忠贤以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根本无法上达天听。
元祐四年（1089）二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异常，一见到辅臣们，她就哭道：
“邦国不幸，司马相国既亡，吕司空复逝！”
太后与皇帝亲临吕家奠唁，赠太师、申国公，予谥“正献”。
苏轼病假一月后，虽然勉强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讲述马的故事，说及边将隐匿败亡、提刑查报不实一节，又开罪了掌握政坛的“巨室”，劾奏不断地飞送进宫，并在酝酿发动一次致命的打击，非把他斗垮不可。苏轼又连上三状求放越州，明白说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远不解。”太皇太后终于明白她既没办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苏轼的请求。诰下：“苏轼罢翰林学士兼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在此以前，台谏们攻击苏轼的章疏，源源不绝，真已到了“谤书盈箧”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发，苏轼本人只听到朝列中有人在那样传说，内中说些什么，茫然不知。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当然不愿如此不明白地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认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还是“不报”。
苏轼为结束公私事务，继续留在京师一个多月，而在此期间，朝廷却在热烈争论如何窜逐已谪安州的前相蔡确。
原因是蔡确去夏游车盖亭，作诗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汉阳军的吴处厚手上，吴就一一加以笺注，向朝廷检举。如“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是讥讪朝政；“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是嘲笑新进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处俊典故的，被“笺注”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 67
诗进于朝，太后并未生气，但说：“执政们自去商量办理。”他们议定，将原诗寄与蔡确，令其自为辨析。然而右正言刘安世说：“蔡确罪状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纯仁。于是贬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但是台谏们仍然议论纷纷，以为太轻。谏议大夫范祖禹说：“蔡确的罪恶，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务留京，未厌众论。”因此，执政议置蔡确于法，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文彦博很生气，主张将蔡确远贬岭南，纯仁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去跟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七十年。吾辈开之，将来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说了。
恰巧这时候，梁焘自潞州召还为谏议大夫，来京时路过河阳，遇到邢恕，邢恕盛称“蔡确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听到这话，才大发脾气，泣谕执政大臣道：
“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当时谁曾有过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就好。蔡确有何策立之勋？”
蔡确这句话，为什么会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气，盖因神宗病重，议立皇太子时，蔡确有意拥立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亲生儿子。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无私，认为神宗自有儿子，当然应该以神宗之子为皇储，继承大统，何用“兄终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随便入宫，以避嫌疑，一面密谕宦官梁惟简缝一袭黄褙子，十岁孩儿穿得着者，不得令人知。 68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赵佣（后赐名煦）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这件早先预备的黄褙子。
一个公正的人，反遭冤诬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这个谣言，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后会这样震怒而且伤心，力促执政严办谪命。
第二日，执政廷对时，帘内忽论：“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说：“蔡确先朝大臣，乞移一近里州郡。”范纯仁说：“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逐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劝阻，但是，帘内曰：“山可移，此不可改！”大家后来推想，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文潞公——在代出主意。 69
蔡确固然是个罪有应得的奸人，但当台谏官们必欲置之死地的时候，苏轼认为蔡确做相时祸害国家的种种大罪，概已不问，现在却以语言文字来入其罪，本末倒置，有伤政府严正的立场。他是身受这种挑剔，厌恨这种作风达于极点的人，为要消灭这股歪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但因除命已颁，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陈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朝廷若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诽谤圣母，不知愤疾；若深罪之，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不能容一小人谤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取进止。 70
据说，太皇太后看了苏轼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确终于贬谪新州（今广东新兴）。苏辙则以为蔡确起自小官，每次升迁，都由鞫狱立功，“善恶之报，不可诬也” 71 。
苏轼此行，朝廷给予的礼遇，光宠异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执政恩例，诏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这都是加殿阁衔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宠赐。
热衷爵禄的给事中赵君锡，在一旁看得眼红心热，见得太皇太后以执政之礼待苏轼，猜想不久召还，一定就是拜相了。为要预先结个缘，立即上状盛称苏轼的道德文章，以为朝廷不能没有此人，“伏望收还苏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
这样一个投机小人，二苏不察，视为朋友，后来果然吃了他的大亏。
苏轼往谒文潞公辞行，潞公再三嘱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诗歌，恐为不喜者诬谤。”
临别，上马时，潞公又再三嘱咐道：
“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某虽老悖，愿君不忘鄙言。”
此即引用近事，吴处厚笺注蔡确“车盖亭诗”，蔡因此罹祸的故事，叮咛苏轼务须警惕。 72
苏轼出郊待发，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内侍来赐龙茶、银盒。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自登州来京，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离去风雨京华，三年有奇。
1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又张淏《云谷杂记》。
2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
3 赵令畤《侯鲭录》：“哲宗亲政，章惇当权，时穆父在翰林，章面责前制行词，语太尖刻，不为稍留余地。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卒罢知池州。”
4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龙川别志》记司马当时反对韩魏公的经过曰：“当时，司马光亦持札子至政事堂面诤，魏公曰：‘吾在此，君毋忧。’司马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轻之甚耶！’司马曰：‘相公常在此座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公默然，竟不为止。”
5 〔明〕宋濂：《宋九贤遗像记》。
6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7 〔明〕王世贞：《调谑编》。
8 欧阳修《归田录》：“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陈尧佐、杨亿及修忝预其一耳。”
9 洪迈《容斋随笔》“外制之难”云：“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
10 〔宋〕朱弁：《曲洧旧闻》。
11 王明清《挥麈录》：“吕吉父（惠卿)守延安，过阙，乞与枢密院同奏事。上亲批：‘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轻躁矫诬，深骇朕听，免朝辞，疾速之任。’已而落职知单州。”苏轼行制本此。
12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13 〔宋〕朱熹：《二程语录》。
14 〔宋〕苏轼：《东坡志林》。
15 〔宋〕邵博：《闻见后录》。
16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17 刘延世《孙公谈圃》“鏖糟陂里叔孙通”，考“鏖糟陂”为汴京城外地名，见吕希哲《吕氏杂记》。又东坡与王定国书有“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语，可知此三字为东坡口头语，后人不知其由地名，又不解其意，妄改为“燠曹鄙俚”，应予订正。
18 〔宋〕张端义：《贵耳集》。
19 〔明〕宋濂：《宋九贤遗像记》。
20 〔宋〕沈作喆：《寓简》。
21 〔宋〕李秀岩：《道命录》。又方鹏《责备余谈》。
22 〔明〕黄宗羲：《宋元学案》。
23 〔宋〕朱弁：《曲洧旧闻》。
24 本集：《谢宣召入院状》。学士院，宋称翰林学士院，直隶于皇帝，以文学之士充之。掌起草诏令，并备咨询，因地在宫禁，故又称“玉堂”。
25 〔宋〕沈括：《梦溪笔谈》。
26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27 《宋史》本传：“韩琦出守相州，陛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自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答。”
28 刘延世《孙公谈圃》：“子瞻以温公论荐，帘眷甚厚，议者且为执政矣。公（孙升)力言：‘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
29 学士院，不仅考试撰题要锁院，即代皇帝“撰麻”，也要锁院，以防止泄漏，保持机密。
30 本集：《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一》。
31 同上。
32 〔宋〕刘延世：《孙公谈圃》。
33 〔宋〕李秀岩：《道命录》。
34 〔宋〕李廌：《师友谈记》。
35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36 〔宋〕朱弁：《曲洧旧闻》。
37 本集·书简。
38 〔元〕脱脱：《宋史·刘挚传》。
39 〔宋〕袁文：《瓮牖闲评》。
40 〔宋〕洪迈：《容斋随笔》。
41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42 本集·奏议。
43 洪迈《容斋随笔》引《山谷别集》。
44 本集·奏议。
45 〔宋〕马永卿：《嬾真子》。
46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7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48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49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50 程门弟子所作《责备余谈》，造作东坡泄题与李方叔，而其简为章惇之子所窃，遂诬东坡潜通关节，罪不可文。赵溍《养疴漫笔》、罗大经《鹤林玉露》，亦凭耳食有此类似记载，实皆洛学后人造谣栽诬之辞，不足辩白。
51 〔宋〕马永卿：《嬾真子》。
52 本集：《李宪仲哀词（并叙）》。
5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方叔落第，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实则方叔生母、嫡母均已早死（见诗序)，或为乳母之误。
54 潘永因《宋稗类钞》谓黄山谷曾见此券，并为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责方叔当成之，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耳。”山谷与方叔交稔，当知其贫。
55 〔宋〕欧阳修：《归田录》。
56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57 本集：《书试院中诗》。
58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59 閤门宣赞舍人：掌朝会、宴餐、供奉、赞相、礼仪诸事。
60 宣麻：宋存唐制，宣布重要诏令用白麻纸，其他诏令用黄麻纸，在朝廷对文武百官宣读，称“宣麻”。
61 〔宋〕赵升：《朝野类要》。
62 〔宋〕王巩：《随手杂录》。
6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64 〔宋〕何薳：《春渚纪闻》。
65 本集：《德威堂铭》。
66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67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68 〔宋〕晁说之：《晁氏客语》。又《曲洧旧闻》亦有类似记载，被委制衣者为小黄门邵成章。
69 〔宋〕王巩：《随手杂录》。
70 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蔡确之子懋，宣和末为同知枢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确南迁时事云：‘苏轼有章救先臣确，臣家尝传录。’因袖出章进上。……”所称应即此疏，然此为密件，不知何以有录本落入蔡确儿子之手。
71 〔宋〕苏辙：《龙川别志》。
72 〔宋〕张耒：《明道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