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学校制度　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焰中建立起来的。它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需要广泛地集中地主阶级的力量，以期巩固其统治。因此它一方面固然为了强化王权，不得不压抑一部分赵、魏旧族；而另一方面必须广泛搜罗地主阶级人才，所以又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科举制度，藉以选拔官吏，充实统治政权。

在谈唐代的科举制度以前，应该先讲一讲唐代的学校制度。

唐代的学校制度，大抵是从前代的学校制度发展而来的。南朝自晋、宋以来，有国子学与太学；北朝自北魏以来，有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唐承南北朝旧制，加以扩大充实，分成六学。“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唐六典·国子祭酒》）。

《新唐书·选举志》称：“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六学学生，都由尚书省挑补。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的学制，最高的年限是“在学九岁，律生六岁”。四门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太学；太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国子学。学生的学龄是“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每十天，有“旬假”一天。每年的五月，有“田假”；每年的九月，有“授衣假”，各十五天。

国子监置国子祭酒一人，有如后世的大学校长职位。国子司业一人，后来增为二人，有如后世的大学教务长职位。各学置博士、助教和直讲。学生入学以后，要按学则学习，每旬的第一天，博士、助教要检查学生上一旬的作业，如果在学学生“艺业不进”，“不修法度”，就有被黜退的可能。

唐太宗贞观时，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选名儒充任学官，国学等学生有三千二百六十人。史称：“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四年）当时国学之盛，为魏晋以来所未有。

天宝以后，生徒流散，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重新设置学生员额，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生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生十人，太学生十五人，四门生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除了国子六学以外，还有属于门下省的宏文馆与属于东宫的崇文馆。宏文馆学生三十人、崇文馆学生二十人，只有勋臣贵戚宰相公卿的子弟，才有入学的资格，可以说是“宫廷学院”。

州、县也设立学校。“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人，下县二十人”（《新唐书·选举志》）。州、县学生，由州县长官挑补。每年十一月，州县把卒业的优秀学生，送往尚书省应试。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学生共有六万七千人之多，事见《通典·选举典》。

学校修习的科目，主要是九经。以《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新唐书·选举志》）此外《论语》、《孝经》两书，必须兼通。课程修习的时间，“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新唐书·选举志》）。律学、算学、书学的修习科目，另有规定，和一般的不一样。“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志》）。

因为当时学校修习的主要科目是九经，故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儒学传》序）。这样，《五经正义》就成为当时最标准的课本。今天我们在《十三经注疏》中所看到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就是唐代孔颖达等所撰定的《五经正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始置崇玄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两京各置崇玄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崇玄学学生，西京、东都各百人。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新唐书·选举志》）。因为修习的经典有《老子》、《庄子》，所以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时，也把两书收入书内，作为当时修习经学的标准课本。

唐制，“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但是儒生在家自学，学成也得由州郡保荐、去京参加考试，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分贡举和制举。先讲贡举。

贡举的科目很多，有秀才，有明经（又分明五经、明三经、明二经、学究一经、明《三礼》、明《三传》），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有一史，有道举，有童子（十岁以下能通经者）等等，设立的科举名目虽多，而当时士人大都趋向于明经、进士两科。进士科比明经科要难，进士的录取率，平均为投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唐中期以后，录取额一般在三十人左右（详见下文）。明经的录取额较宽，录取率平均为投试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每次录取额一般在一百一二十人左右。

唐高祖武德五年至九年，共录取进士二十六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五点二人。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二百五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八点九一人。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五百八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一七点七九人。中宗嗣圣元年的进士录取额是四十九人。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共录取进士五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六七人，中宗又在位五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九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八点六人。睿宗在位三年，共录取进士八十九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九点六七人。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六点四三人。肃宗在位四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五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八点五人。代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四百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二点〇七人。德宗在位二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五百九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七五人。顺宗永贞元年，录取进士二十九人。宪宗在位十五年，共录取进士四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七点八七人。穆宗在位四年，共录取进士一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的录取额是三一点七五人。敬宗在位二年，共录取进士三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十七人。文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二十五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二点六九人。武宗在位六年，共录取进士一百四十三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三点八三人。宣宗在位十四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三十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〇点七一人。懿宗在位十三年，共录取进士三百九十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三〇人。僖宗在位十四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四十七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四点七九人。昭宗在位十九年，共录取进士四百二十四人，每年的平均录取额是二二点三二人。除了中宗嗣圣元年是例外，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四朝共四十四年，每年平均录取三十至三十一二人，算是最高额了(1)。唐代进士科最高额只录取三四十人左右，所以进士科最为矜贵。到了南宋，进士科一次就录取四五百人，反为社会所不重视了。

因为进士的名额少，录取率低，故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国史补》）的说法。进士科加试诗文，比起明经来更符合当时统治政权延揽文学人才的规格要求。所以久而久之，明经科渐渐不为时人所重(2)，而进士科独为矜贵。李肇《唐国史补》称：“进士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薛道衡之孙）曾对他的亲友讲：“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隋唐嘉话》）。可见当时人士对进士科的钦羡。

武则天、唐中宗以后，进士科更为贵重。中唐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这样说过：“初国家自显庆（公元656—660年）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公元680年）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公元682—683年）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公元713—755年）……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十二日）而周闻天下。”（《通典·选举典》注引）进士科已成仕进的共同趋向，当时显贵，几乎很少不是从文章科举出身的。《通典·选举典·杂议论》评曰：“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所重视和凭依的“门资”，这时已和武功、胥吏、艺术等途相提并论，无怪门阀士族子弟，宁愿舍弃门资，而奔竞于科场。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曾对武宗说：“臣无名第（不是进士科出身），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途，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这几句话尽管反映了出身赵魏大族的赵郡李氏，认为进士科“祖尚浮华”，抱有反感；但也说明了当时士人包括世家大族子弟在内，不得不通过科举以求仕进的事实。

《唐语林》称：唐“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殿柱〕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帝王的提倡，士大夫的趋向，结果朝官如非科第出身，便被视为不是正途出身了。

贡举考试本来是由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员外郎主持的。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员外郎资望浅，镇不住考场，改派礼部侍郎充任主考官，从此考场亦设于礼部。每次考试毕，由礼部放榜后，再送中书门下政事堂详复。

考场的规矩很多，关防很严。白天如果还未交卷，晚上可以继续作业，所谓：“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作诗云：‘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卷回。蓬巷几时闻吉说，棘篱何日却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七转丹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又云：‘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能改斋漫录》）

进士考试的科目，有时务策五道；有帖经，后来又加试诗赋各一篇。先讲时务策，顾名思义，就是考试应举者对当时政治现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本来这是最能联系当时现状实际的。如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进士刘在制举的直言极谏科中，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时务策，攻击当时宦官擅权，可是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把这篇策文加以推荐。可见具有真知灼见，针对政局的敏感性较强的时务策，由于主考官有所顾忌，往往被抹煞了。四平八稳，碌碌无奇，“所言皆冗龊常务”（《新唐书·刘传》）的对策，反而得到好评。策试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再讲帖经。考试进士时，帖一大经，即《礼记》和《左传》。“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文献通考·选举考》）(3)。唐代的帖经，无例可举，我们姑举北宋的帖经为例。《文献通考·选举考》云：“按自唐以来，所谓明经者，不过帖书墨义而已。愚（马端临自称）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见《论语·宪问》），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长沮、桀溺、荷丈人、石门晨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毡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可见帖经，完全依靠死记硬背。唐代是填充法；北宋是填充法以外，加提示法，提示上文，对答下文。这样的考试，不可能发现真才实学。诗、赋虽然有祖尚浮华之病，但多少能测验应试士子的才华和文章词采，所以唐代考试进士后来特别注重诗、赋，而唐代诗、赋名家也特别多。

唐代前期的进士，如郭元振、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很多都由太学生登第的，《摭言》称：“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西京国子监和东都国子监）者，深以为耻。”到了唐中叶以后，国学废堕，渐重“乡贡”。

乡贡应进士举，在京都由京兆府保送，因为京都人才荟萃，报名应进士举的士子多，所以由京兆府差万年县尉先进行一次预试（只考诗、赋），成绩优异的一般列在前十名，称为等第(4)。京兆府考取的前十名，到了礼部考试的时候，往往名列前茅，十中七八，所以试人很重视等第。外府录送，称为拔解，事先不经过预试；但中唐元和中，同、华解送，也先经过诗、歌、文、赋、帖经五场预试，由于经过严格甄选，所以时称：“同、华解，众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文献通考·选举考》）有些州在解送前，为了要确定解送单上第一名人选，因此也往往非正式地由州吏试以诗赋。白居易在杭州，曾试举人《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毕解送，徐凝第一名，张祜第二名。张祜不服气，“遂行歌而迈，凝亦鼓而归”（《唐诗纪事》），对名次争夺得很厉害。唐代被举送应试的士人，称为举人，和明清乡试中试者之称为举人，是有区别的。

据《摭言》和《唐国史补》称：当时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举，曰“解”。解送单上第一名称“解头”（犹后世之“解元”）。考试的场所称为“举场”。彼此相称，谓之“秀才”。得解（保送）投刺时称“乡贡进士”。在应试之前，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互相推捧，谓之“还往”。“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唐国史补》）。白居易《靖安北街赠李二十〔绅〕》诗：“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就是指这种群居私试而言的。解而得第，得称“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同榜及第，称为“同年”。称主考曰“座主”，自称曰“门生”。进士及第，以状申报朝廷，状上第一名称为“状头”，亦谓之“状元”。新中进士，在杏园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杏园宴后，列名姓于慈恩寺塔壁，谓之“慈恩寺题名”。关试以后，又宴集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大会”，亦曰“闻喜宴”；因宴集后，关试及第进士就要分散到各处做官，所以亦称“离会”。

至于落第的进士，“不捷而醉饱，谓之‘打（祛除烦恼）’”。“退而肄业，谓之‘过夏’。”肄业后的新成果，称为“夏课”，亦谓之“秋卷”。倘若对贡院的考试不满，认为主司取士不公，于是“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唐国史补》）。

进士及第以后，有的还应制举，这在下面就要讲到。有的即使不应制举，也须经过吏部考试，称为“关试”，亦曰“释褐试”。关试的内容有四方面，一曰身，要求体貌丰美；二曰言，要求言辞辩正；三曰书，要求楷法遒美；四曰判，要求文理优长。四方面都合格，然后签注职位，由尚书省申报中书门下，除官授职。判是必须经过考试的，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韩愈进士及第之后，三试于吏部都不及格，“则十年犹布衣”（《文献通考·选举考》）。可见并不是进士一及第就做官，还得过“释褐试”这一关。

唐代称进士登科为“登龙门”，《唐国史补》谓：“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所以当时有“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蒲州、华州长史、司马）”，以及“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封氏闻见记》）的说法。说明进士仕途较一般要顺利。惟其如此，久举不第，则往往为亲友所奚落(5)，反映了当时的炎凉世态。

因为进士科特重诗赋，所以举送的士子，先把自己诗歌方面的代表作，裱成一卷，在京遍谒当时著名学者和诗人，请求取得他们的揄扬。《文献通考·选举考》说：“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这种干谒的行径，未免使人为之气短(6)。也有无耻的举子，剽窃别人的行卷，当作自己的作品，遍谒藩镇州牧，以丐脂润(7)，当作别论。有些真才实学的举子，经过前辈的揄扬，确实也大有好处。白居易、牛僧孺等未及第前，经过顾况、韩愈、皇甫诸前辈的延誉，才能以进士及第(8)。所以举子入闱前的投卷延誉，原是未可厚非的事。

唐代科场中卖关节、徇情面的事情，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次，是唐文宗开成元年，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9)。甘露事变之后，宦官恣横，朝廷纪纲荡然，知贡举的高锴，顶不住大宦官仇士良的压力，不得不把状头奉送给裴思谦。当然这种情况，在唐代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唐代的科举，有制举与贡举之分，贡举尤其是进士举，上面已讲得很多，下面谈谈制举。制举也称为诏举。制举的科目名称，往往根据制诏提到的具体内容，临时确定。如辞标文苑科（武则天垂拱四年），蓄文思之藻、抱儒素之业科（永昌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证圣元年），文艺优长科（万岁通天元年），材堪经邦、贤良方正科（中宗神龙二年），直言极谏、文史兼优科（玄宗开元二年），文辞雅丽科（开元七年），博学宏辞科（开元十九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德宗贞元十年），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制举的考试，一般都在朝廷进行，仪式比较隆重。唐代虽重进士，但进士登科以后，不立即授官，必须经过吏部关试或再登制举诸科，然后授官。关试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制举登科，“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通典·选举典》）。由吏部依格令选补授官。唐代制举也选拔了不少地主阶级中的人才，如唐高宗麟德元年经明行修科，李思训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瓌及第。仪凤二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及第。武则天垂拱元年词标文苑科，张说及第。永昌元年贤良方正科，张柬之及第。证圣元年超拔群类科，贺知章及第。万岁通天元年贤良方正科，苏及第。中宗神龙二年才堪经邦科及玄宗先天元年道侔伊吕科，张九龄二次及第。睿宗景云三年贤良方正及文可以经邦科，韩休及第。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博学宏辞科，王昌龄及第。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颜真卿及第。天宝八载有道科，高適及第。德宗贞元八年博学宏辞科，裴度及第。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辞科，柳宗元及第。宪宗元和元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白居易及第。元和二年博学宏辞科，柳公权及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及第。文宗太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杜牧、裴休及第，是科，刘以论宦官下第，屈声闻于天下。许多名臣贤相或著名诗人，都是先登进士或明经科，后来又制举及第的。

科举制度是最能满足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的。因为，第一，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一变过去世家大族所操纵的九品官人之法，中央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愿意为它服务的人才，留在中央或分发到各地去做官，这就使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了政权工作，从而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推行了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便有了统一的规格和要求。唐代以科举和门荫取士，而科举中进士科独为矜贵，正因为进士科重辞赋，更能适应当时统治政权要求的缘故，所以要想做官的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士子力求符合这种规格，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固然，科举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传统局面，这是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一种变化和发展；而且科举制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又好像是最公平的，任何人只要埋头读书，就有资格应考，也就具有参加政权工作的可能。但是在封建经济的限制下，在依附关系的牢固束缚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对于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来说，读书识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唐代做官的人，概由吏部“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通典·选举典》），在家庭成分上限制很严，有“凡官人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郎中》）等等规定，所以真正出身于被统治阶级而能参加统治政权工作的人极少，绝大多数的官吏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有些中小地主家庭的子弟，一旦通过科举，参加政权机构，除非是和贵族大地主合流，否则就不可能仕宦得意。纵然偶有出身于富裕的自耕农民家庭的人登科做官，他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立场上，就决不是也决不能再代表出身阶级的，这是因为他在思想意识上已经符合统治政权的要求，在社会地位上已经获得特殊的身份的缘故。

还有，科举制度的实施，又可以使士子除了汲汲于功名富贵而埋头读书以外，不再产生任何对统治政权不利的念头，所以贞观中，“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摭言》）后来开成（公元836—840年）间诗人赵嘏也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国史补》）。当然，“赚得英雄尽白头”，只是科举制的消极目的，其积极目的，还是在于集中地主阶级力量，以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基础。这些应了一辈子举，好不容易当了官的人，对于封建统治秩序，自然是要竭力维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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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通考·选举考》录《唐登科记总目》：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秀才一人，进士四人。六年，进士四人。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六人。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九年，秀才二人，进士七人。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秀才二人，进士四人。三年，秀才二人，进士五人。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五人。六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二人。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三人。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九年，进士六人。十年，进士十一人。十一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十二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一人。十三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七人。十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十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十七年，进士十五人。十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二十四人。十九年，秀才三人。二十年，秀才一人，进士三人。二十一年，进士七人。二十二年，进士九人。二十三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举。三年四年，不贡举，应制及第三人。五年，进士一人。六年，进士四十三人，应制一人。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进士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二人。三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人。五年，进士十四人。六年，进士五人。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进士八人。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进士三人，诸科二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幽素举十二人。二年，进士五人。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进士二十六人。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进士五十四人。四年，进士七十九人。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进士五十七人，重试及第十一人。二年，进士四十五人，别敕二人，续试三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不贡举，诸科四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一人。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一人。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进士一人。开耀二年（公元682年），进士五十五人（是年陈子昂以进士及第），重试及第十八人。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进士五十五人。

中宗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进士十三人，重试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进士十六人，上书拜官并诸科九人。二年，进士五十九人。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进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二年，进士四人。三年，进士六十五人。四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三十人。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进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诸科一人。〔天授〕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诸科五人。三年，进士十六人。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进士八人，减策及第二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延载二年（公元695年），进士二十二人。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诸科一人。天册万岁二年（公元696年），进士二十七人，南郊举及第三人。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人。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进士二十二人。二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二十人。久视二年（公元701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人。大足元年（公元700年），进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贡举，诸科十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进士二十一人（是年张九龄以进士及第）。三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四十一人，续奏四人。

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进士六十一人，重试及第十二人，诸科二十九人。二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三十九人。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进士四十八人，诸科三人。二年，进士四十人，诸科六人。三年，不贡举，诸科八人。

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进士五十二人。二年，诸科五十六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进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诸科二十七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进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十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一人。四年，进士十六人，上书及第一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六年，进士三十二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八人。八年，进士五十七人。九年，进士三十八人。十年，进士三十三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一人（是年崔颢以进士及第）。十二年，进士二十一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十五年，进士十九人（是年王昌龄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十六年，进士二十人。十七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十八年，进士二十六人。十九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王维以进士及第），诸科二人。二十年，进士二十四人。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二十二年，进士二十九人（是年颜真卿以进士及第），诸科九人。二十三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五人。二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二十五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二十七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五人。二十八年，进士十五人，诸科五人。二十九年，进士十三人，诸科四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二年，进士二十六人。三载，进士二十九人。四载，进士二十五人。五载，进士二十一人。六载，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人。七载，进士二十四人。八载，进士二十人。九载，进士二十一人。十载，进士二十人（是年杜甫以上书拜官）。十一载，进士二十六人。十二载，进士五十六人。十三载，进士三十五人（是年元结以进士及第），诸科一人。十四载，进士二十四人。十五载，进士三十三人。

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是年顾况以进士及第）。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士二十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三年，进士二十六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进士二十九人。

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进士二十七人。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进士十三人，又十二人。永泰元年（公元765年），进士二十七人。二年，两都共二十六人。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二十六人。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四人。八年，进士三十四人（是年陆贽以进士及第），诸科五人。九年，进士三十二人。十年，进士二十七人（是年王建以进士及第），诸科一人。十一年，进士十四人。十二年，进士十二人。十三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人。十四年，进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十七人。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进士五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五人。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六人。五年，进士三十六人（是年裴度以进士及第），诸科六人。六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五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八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韩愈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九年，进士三十二人（是年柳宗元、刘禹锡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十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十六人。十一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八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十三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九人。十五年，进士十七人（是年张籍以进士及第），诸科四人。十六年，进士十九人（是年白居易以进士及第），诸科八人。十七年，进士十八人，诸科八人。十八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人。十九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

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十六人。二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十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二人。六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十三人。七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四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九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一人。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四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四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三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十二人。十五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三人。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进士三十三人，驳下十人，重试十四人，诸科三十八人。二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九人。四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

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三十二人。二年，进士三十五人（是年刘以进士及第），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二年，进士三十七人，诸科三十六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二十六人。四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六人。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八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一人。九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二年，进士四十人（是年李商隐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三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七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八人。

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六人。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三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五人，续放一人，诸科七人。五年，进士二十七人，复试落下八人，诸科五人。六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人。二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七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五年，进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九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五人。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五人。十一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四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一人。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九人。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八人。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七人。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人。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十年，进士三十人（是年司空图以进士及第），诸科十人。十二年，进士四十人（是年聂夷中以进士及第），诸科九人。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十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八人。六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四人。广明二年（公元881年），进士十二人，续赐第二人。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五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二人。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进士九人，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四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

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进士二十五人（是年韩偓以进士及第），诸科七人。大顺元年（公元890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一人。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六人。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二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二十八人（是年韦庄以进士及第），诸科三人。二年，进士二十五人，重放十五人，落下十人，诸科三人。三年，进士十二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三人。五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光化二年（公元899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三年，进士三十六人，诸科二人。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三人。天复四年（公元904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天二年（公元905年），进士二十三人（是年杨凝式以进士及第），诸科二人。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四人。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二人。

以上为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

(2)　《唐语林》：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养母以孝闻。举明经，华州刺史李绛见而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缀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地。”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礼部，擢上第。

(3)　《通典·选举典》：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十一引《考课令》：进士试时务策，帖大经，通四。其〔时务〕策文辞顺叙，义理惬当，并帖经文过者为通。帖、策全通为甲第。

(4)　李肇《唐国史补》：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

王定保《摭言》：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礼部侍郎）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八九。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托，车服外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

又云：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

(5)　《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二引《玉泉子》：赵琮妻父为钟陵（县名，唐废入南昌，此泛指江西洪州）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大将家相率立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敝，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

(6)　张固《幽闲鼓吹》：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时为襄阳节度使）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钱〕。”“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范摅《云溪友议》：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忌讳。……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

(7)　《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引《大唐新语》：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耳，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寔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去，遗之缣缯。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事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播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

(8)　张固《幽闲鼓吹》：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王定保《摭言》：韩文公（愈）、皇甫，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牛僧孺）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人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屋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同访二官先辈不遇。”翌日，自〔拾〕遗、〔补〕阙以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9)　王定保《摭言》：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仇士良至武宗会昌元年始加观军容使，此处当系传闻失实）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指状头）。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