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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唐代西方及西南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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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的衰微 在隋王朝衰落的时候,吐谷浑汗国重又强大起来。唐高祖时期,中原人民经战乱以后,缺乏耕牛,吐谷浑以牛和杂畜同唐互市,这对唐王朝统治地区的生产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唐太宗贞观初年,吐谷浑伏允可汗不断遣兵进犯唐的洮(州治临潭,今甘肃临潭)、岷(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州,使边地的人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在退至图伦碛(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流域之戈壁)时,吐谷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爆发,伏允可汗为其部下所杀。国人立其太子慕容顺继承汗位,唐赠以西平郡王的封号。顺子慕容诺曷钵继位时,唐又赠以河源郡王的封号,且把宗女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后来又把宗女金城公主嫁给诺曷钵长子苏度摸末,以宗女金明公主嫁给诺曷钵次子闼卢摸末。双方还通过互相馈赠的方式,唐以大量的缯彩运往吐谷浑,吐谷浑以数以万计的马、牛、羊供应内地;同时,中原的农器也推广到吐谷浑地区。这样,唐初的二三十年间,吐谷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了。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崛起,出兵攻击吐谷浑,占领了吐谷浑全部土地,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带领部帐数千家退至凉州,唐高宗把他们安置在灵州的鸣沙县(今宁夏中宁东北)。后来青海草原上的吐谷浑人民,不愿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和剥削,不断向唐内地迁移,唐又把他们安置在河西走廊一带。这些吐谷浑人民内迁以后,和内地居民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唐中叶以后,灵州和河西走廊都被吐蕃攻占,吐谷浑部众又艰难地内迁到晋北、陕北一带居住,他们后来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现在青海的少数民族中尚有土族,如西宁东北有互助土族自治县,大概就是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的后裔。

吐谷浑汗国,自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建国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吐蕃所并,立国历三百七十余年之久。

吐蕃的崛起与强大 吐蕃人是今天中国藏族人民的祖先。他们很早就住在西藏一带,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大高原上,他们勇敢地战胜了自然环境,把这个地区开辟了出来,西藏人民对于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吐蕃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崔鸿所撰的《十六国春秋》,但是《十六国春秋》里所指的吐蕃,即“秃发”的异译。如《晋书》里的秃发傉檀,《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国春秋·后秦录》作吐蕃傉檀;又《晋书·乞伏国仁载记》称“乞伏炽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而《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作“乞伏炽盘立妻吐蕃氏为王后”。可证秃发在北魏时已有译作吐蕃的了。《魏书·源贺传》称秃发氏为北魏圣武皇帝诘汾长子匹孤之裔,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因事分姓”。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里也说:“秃发之先,与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秃发、拓跋、吐蕃,皆一词之异译,可以无疑(1)。又据《魏书·铁弗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而刘虎一族,赫连勃勃的先人刘猛,又称为铁伐氏,近人亦疑铁弗、铁伐与秃发、拓跋发生于同一语源,我个人也同意这个说法。我还认为不一定要胡父、鲜卑母才能称铁弗,鲜卑父、胡母才能称拓跋,在当时,只要两个以上部落或部族相融合,在其融合过程中,就可以获得这个称呼。

由于吐蕃是在南北朝后期“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通典·边防典·吐蕃》),才开始融合它周围许多部落形成为一个大的部落的,当时它的周围各族对这一正在融合中的部落就像称呼秃发、拓跋、铁弗、铁伐一样,呼之为吐蕃,其后吐蕃也自称为吐蕃,吐蕃便成为他们新的族称了。隋唐以来的历史学者见到《十六国春秋》中曾称秃发氏为吐蕃氏,于是便认为吐蕃族大酋长出于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之后,事实上获得这个称呼的,不必一定是秃发氏的后人。

在吐蕃还未统一西藏高原之前,西藏高原上分成若干部落,其著名的据汉地历史记载有大小羊同和苏毗。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今新疆和田),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地多风雪,冰厚丈余。”大概指的是今西藏日土、革吉和改则以北一带的藏北高原。“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以人为殉”(《通典·边防典·大羊同》)。关于小羊同只说在大羊同之西,汉地史书上缺乏详细记载。

苏毗,又称孙波,也称东女国,俗以女子为王。苏毗本来是西藏高原上的一个较大部落,它“东与多弥(牧地在通天河以北)接,西距鹘莽硖(今由青海入藏之唐古拉山口)”(《新唐书·苏毗传》)。“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女王有两个,“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死,“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旧唐书·东女国传》)。吐蕃强盛,苏毗受其役属,每年向吐蕃贡献方物。

吐蕃部落分为六牦牛部,他们的牧地跋布川匹播城(今西藏穷结)一带,是湖泊星列,沟渠通连的农业发达地区。陂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溉灌,牧地和农田连成一片,因此在西藏高原许多部落中,吐蕃的生产较为发展。所以在7世纪初叶,吐蕃赞普朗日论赞能够役属苏毗部落,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又能在公元644年,合并了大羊同,出色地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大业。统一西藏高原后的吐蕃,“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通典·边防典·吐蕃》)。

吐蕃人过着游牧的生活,“暑冬裘,随水草以居”。他们都住在毡制的篷帐里,所谓“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主要的牲畜有“牦牛、名马、犬、羊、猪”。还有“独峰驼,〔能〕日驰千里”(《新唐书·吐蕃传》)。“俗养牛羊,取乳酪以食。”(《通典·边防典·吐蕃》)后来吐蕃的农业渐渐发展起来,从事农耕的也日以增多,“其稼以小麦、青稞麦、荞麦、豆”(《新唐书·吐蕃传》),“家常食,少有饼饭”。他们的“衣着,毛褐、皮裘,女人亦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西藏高原蕴藏有金、银、铜、铁,吐蕃人能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锋利的兵刃和坚固的铠甲。

吐蕃开始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征兵用金箭”(《通典·边防典·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大神(图腾)。”(《新唐书·吐蕃传》)用人作祭品的习惯,也还没有破除,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马、猕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马、牛、驴”(《通典·边防典·吐蕃传》)。人死后,子女要“断发、黛面、墨衣”,来表示悲哀。葬埋时,除了以日常用品随葬外,还要杀牛马,将其头堆于墓上。杀人殉葬的风气也还在盛行,“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又有亲信人……十有四五,亦殉葬焉”(《通典·边防典·吐蕃》)。一直到唐代后期,吐蕃占有河西走廊一带,这一殉葬的风气,还顽固地残存着(2)。

吐蕃一切重大的事情,还是由贵族召开民众会议来作出最后决定的,所谓“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用法严整”,意志统一,“能强且久”(《通典·边防典·吐蕃》)。

总起来看,吐蕃正处在原始社会已经解体,家长奴隶制正在发展这一社会阶段。奴隶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使用,比较普遍。这从藏文资料提到的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统部时期,曾以奴隶五千八百户赐其功臣四人一事,获得确切的证明。吐蕃贵族和吐蕃富有家族占有大批奴隶,他们并在战争中大批掠夺奴隶。6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前半叶,吐蕃社会已经有了奴隶和奴隶主的鲜明对立,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吐蕃的君长称为赞普。赞普的牙帐,开始设在跋布川的匹播城,赞普冬日所居。后来迁到逻娑川的逻些城,就是今天的拉萨。赞普的毡帐,“其下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通典·边防典·吐蕃》)。逻些城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建立的,当时的逻些城,建筑朴质,“衙府甚狭”(《通典·边防典·吐蕃》),“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新唐书·吐蕃传》)。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扩充和改建,拉萨才具有今天这样的雄伟规模。

吐蕃社会比苏毗和大羊同进步,约从5世纪起,赞普已经由赤脱赞的子孙来世袭了,父死子继的制度,已经严格确立了。吐蕃的最高行政机关叫尚论掣逋突瞿,由论(大论,大相)、论扈莽(小论、副相)、悉编掣逋(总揽国外事务)、曩论掣逋(论莽热,内大相)、曩论觅零逋(副内相)、喻寒波掣逋(整事大臣,管刑法)、喻寒觅零逋(副整事大臣)、喻寒波光(少整事大臣)等大臣组成。这些大臣,都是由王族和外戚担任,他们大都是世袭的,“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通典·边防典·吐蕃》)。吐蕃的妇女处于无权的被压迫地位,“妇女无及政”(《新唐书·吐蕃传》),她们不能参与政事。

吐蕃全盛的时候,军队大概有四十六万人。吐蕃人很勇敢,所有成年男子都被认为是战士。“兵器有弓、刀、、、甲、胄”,“枪细而长”,“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亦负剑而行”。“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重战死,战死者的子孙,受到部落成员的尊敬。“临阵奔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通典·边防典·吐蕃》)。

吐蕃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刑罚非常残酷。“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新唐书·吐蕃传》)

松赞干布还制定了法律十二章,这是吐蕃最早出现的成文法。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依伤之轻重科罪;窃盗者罚偿八倍,并原赃九倍;奸淫者断其四肢之一,流之异方;妄言惑众者断其舌。在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十善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要虔信宗教(本教),孝顺父母,勿忤尊长,对贤流贵胄要顺之而行等等。成文法和十善律的订定,都是为了保护贵族奴隶主和富有家族的利益。吐蕃贵族奴隶主通过成文法和十善律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

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之后,吐蕃人参照于阗文字创制了藏文字母三十个,即二十四辅音,加六长音。除了三十字母以外,另有四符号表示元音。并根据藏语规律,制定了《三十颂》和《字性使用法》等藏文文法。同时又参考唐历和天竺历,制定了藏历,以十二地支配五行纪年。吐蕃人把麦子成熟的季节,算作一年的开始,到今天还是如此。

松赞干布爱慕中原的先进文化,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遣使来唐。唐太宗也派遣使臣聘问吐蕃。松赞干布要求和唐联姻,唐太宗答应了,贞观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接公主。唐蕃和亲使吐蕃人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以后中原和吐蕃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松赞干布开始挑选一批贵族子弟到唐首都长安国子学来学习,并聘请有学问的唐人去吐蕃掌管文书。他还特地参照唐地的宫殿城堡式样,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建造一所综合蕃唐式样的宫殿。风俗服饰方面,吐蕃人开始废止了过去把赭红色涂抹脸部的习惯。在松赞干布提倡下,吐蕃贵族除了服用毡以外,也参用内地运来的纨素来裁制衣服了。

文成公主入蕃的时候,带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有蔬菜种子(如蔓菁种子等)、药物以及精致的手工艺品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唐高宗又给吐蕃送去桑苗和蚕种,并派遣了许多擅长于养蚕、酿酒、造水磨、制陶瓷器、造纸、制墨的内地工匠到吐蕃去传播工艺(3)。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吐蕃,对吐蕃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蕃,对加强汉藏友谊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为藏族人民所崇敬。

强盛的吐蕃,自松赞干布逝世后,其孙弃芒论芒赞赞普年幼继位,大相禄东赞“摄知国事”。禄东赞“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新唐书·吐蕃传》)。禄东赞死,禄东赞子大论钦陵等兄弟“复专其国”(《通典·边防典》)。钦陵举兵击灭吐谷浑,兼有青海草原。又频年骚扰唐边境,尽破唐羁縻十二州。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的势力越过昆仑山而到达塔里木盆地,攻陷了塔里木盆地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疏勒)四镇。不过吐蕃在四镇的统治并不巩固,咸亨四年,疏勒王就随西突厥的弓月部酋长来唐访问;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于阗王也至唐访问;上元二年,龟兹王也遣使聘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吐蕃联合起来,侵犯唐的安西都护府,唐命检校安西都护裴行俭率兵破阿史那都支于碎叶城,又以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为四镇,也就是说,以碎叶代焉耆,备四镇之数(4)。到了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又把安西放弃,除了碎叶镇开始由十姓可汗镇守,仍是西突厥的政治中心,吐蕃的势力尚不能到达以外,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吐蕃人的手里了。史称当时“西洱(洱海)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汶东北)、隽(州治台登,今四川冕宁东)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唐永隆元年)。

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将王孝杰战败吐蕃,克复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发重兵镇戍其地。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吐蕃破凉州,杀凉州都督许钦明。同时又遣使来唐请和,议和的条件:一是要求唐“抽去四镇兵防”(《通典·边防典》);二是中分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以热海、楚河、怛逻斯河五弩失毕之地属吐蕃,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五咄陆之地属唐。因唐不同意这个议和条件而作罢。

吐蕃弃芒论芒赞赞普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逝世,子弃都松赞普年幼继位,大论钦陵兄弟仍擅国政。后来弃都松赞普年长,欲收回大柄,政自己出,公元699年(武则天圣历二年),集兵诛杀大论钦陵兄弟,唯钦论弟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降唐。公元703年(武则天长安三年),弃都松赞普逝世,诸子争立,最后弃都松赞普子弃隶缩赞赞普继位。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元年),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章怀太子李贤子雍王李守礼女)嫁给吐蕃赞普。金城公主在入蕃时,带去了锦缯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新唐书·吐蕃传》)。此后,吐蕃又通过金城公主从唐取去精工书写的《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书籍。唐还不断以缯彩赠送与吐蕃贵族,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工部尚书李暠出使吐蕃时,曾“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二千匹,皆杂以五彩”(《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外臣部·通好门》)馈赠吐蕃赞普。吐蕃赞普也不断以金瓶、金盘、金碗、玛瑙杯等赠送与唐统治者。金城公主的和蕃,进一步加强了唐蕃的情谊和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元二十一年《唐蕃会盟碑》文中说:“往日贞观十年初通和好,远降文成公主入蕃;已后景龙二年重为婚媾,金城公主因兹降蕃。自此以来,万事休贴。”“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外臣部·和亲门》)说明通过这两次和亲,唐和吐蕃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同为一家”了。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时代,唐王朝非常强盛,然而强大的吐蕃部族,还是控制着青海草原,集结了四五十万大军,屯聚在今青海、甘肃两省边境,威胁着唐王朝的心脏关陇地区。“每岁积石军(今甘肃临夏西南)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资治通鉴》唐天宝六载)唐玄宗季年,便在河西(镇凉州武威)、陇右(镇鄯州湟水,今青海乐都)、剑南(镇益州成都)列置三节度使,统率重兵,防御吐蕃。

安禄山叛乱,中原血战,唐王朝从朔方(镇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河西、陇右三镇抽调精兵劲卒,收复两京。吐蕃军队趁唐西边军事力量削弱之际,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骚扰唐的边境,攻陷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上禄,今甘肃礼县西南)、渭(州治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州。次年,吐蕃又攻陷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河(州治罕,今甘肃临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洮(州治临潭,今甘肃临潭)等州。唐陇坂以西之地,很多给吐蕃军队攻破。吐蕃乘胜攻下泾州(治安定,今甘肃安定北),连陷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锋直指唐首都长安。唐代宗苍黄放弃长安,逃往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吐蕃进入长安,立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故邠王李守礼子,金城公主内侄)为唐皇帝,企图利用李承宏充当傀儡皇帝,来统治中原地区。唐代宗以皇子雍王适(即后来之唐德宗)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动员关中军民,全力抵抗吐蕃。吐蕃军队占据长安只有十五天,看到唐不是轻易就能消灭,“欲掠〔长安〕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郭子仪使人“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资治通鉴》唐广德元年),唐王朝才收复长安。同年,吐蕃又攻陷松(治嘉诚,今四川松潘)、维(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等州,兵锋向东挺进,严重地威胁着唐西南政治、军事中心成都。唐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任命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劲卒七万于薛城西北,解除了唐西南地区所受吐蕃的威胁。

公元764年以后,吐蕃连岁入侵,唐在长安以西,列置邠宁(镇今陕西彬县)、渭北坊(镇今陕西黄陵东南)、泾原(镇今甘肃泾川北)、凤翔(镇今陕西凤翔)节度使,统率重兵,防御吐蕃。吐蕃不仅觊觎京畿,也时时侵扰朔方的灵(治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盐(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夏(治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诸州,成为唐西北边境的大患。

唐德宗继位,吐蕃遣使聘唐,唐为改善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遣使聘问吐蕃。因此几次会盟,重寻旧好。吐蕃大相尚结赞以为唐朝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如果把三人除掉,就可攻取长安。于是使用离间计,使唐解除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兵柄,又遣使到唐招讨使马燧军中,卑辞请和,燧为之请于朝廷。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蕃会盟于平凉(今甘肃平凉),唐任命大将浑为会盟使。吐蕃先伏精兵数万于平凉盟坛之西。将盟,浑入幕易礼衣,吐蕃伏兵鼓噪而出,杀唐监军宋朝奉等于幕中,浑自幕后逃走。经过这次事件,主和派宰相张延赏失势免相,主战派李泌被起用为宰相,李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结南诏,孤立吐蕃。吐蕃的兵锋也转而北向,攻陷了唐的北庭、安西两都护府,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路。吐蕃在当时正好堵遏了大食帝国势力的继续东进。《旧唐书·大食传》称:“贞元(公元785—804年)中,〔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当时如果没有吐蕃军队的抗击,大食人可能会越过葱岭大沙碛而东下了。

吐蕃对唐的用兵,带有一种掠夺的性质,不仅掠夺财富,同时也掠夺人口。如贞元三年,吐蕃大掠陇州的阳(今陕西千阳西)、吴山(今陕西千阳西南)、华亭(今甘肃华亭)三县,“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在今甘肃清水界)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资治通鉴》唐贞元三年)。唐河西、陇右两镇男丁五十万陷蕃,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据《资治通鉴考异》引《建中实录》:“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指唐王朝)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韦〕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过了四十多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盟会使刘元鼎前往吐蕃,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元鼎逾成纪(甘肃秦安西北)、武川(即武城川,今甘肃武山西),抵河广武梁(今甘肃兰州附近),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南,近黄河),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临河东)人也。”(《新唐书·吐蕃传》)可见河湟地区的汉族人民,日夜盼望唐兵的到来,迫切地要求挣脱吐蕃的统治。

吐蕃长期进行的掠夺战争,使吐蕃的军事贵族集积了大量财富和生口,而自由民这个阶层的经济却大大地衰落下来。这样,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尖锐起来。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这时吐蕃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有原始宗教,称为本教,因为汉地的史书上,对它介绍不多,所以我们已无法详细了解它。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出于敦煌石窟,书中记载慧超回到龟兹的一年是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往五天竺传》里提到“吐蕃国纯往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可见唐开元时代,吐蕃还不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吐蕃史书上说:“弃松德赞(即乞立赞)赞普在位(公元755—797年)……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佛教开始发展,本教开始衰落了。从此佛教僧侣,在吐蕃政权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之大事,必以桑门(僧侣)参决”(《旧唐书·吐蕃传》)。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达磨赞普死,无子,王后氏立兄子乞离胡为赞普,吐蕃大乱。在吐蕃占领的唐河陇地区,吐蕃赞普同姓大臣论恐热拥众二十万,进攻吐蕃异姓大臣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构兵连岁不解。同时,在吐蕃本部,吐蕃的农民牧民和奴隶,也开始挣脱枷锁,举行起义,据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引用的吐蕃史书说:“达磨赞普卒后,未几而有叛乱,初发难于康,浸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起义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终于失败,但是强大的吐蕃政权,却也就此土崩瓦解了。

吐蕃赞普世系

(一)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629—650)——(二)弃芒论芒赞赞普(650—679)——(三)器弩悉弄(弃都松)赞普(679—704)——(四)弃隶缩赞(弃迭祖赞)赞普(704—755)——(五)娑悉笼猎赞(乞立赞)赞普(755—797)——(六)足之煎(牟尼赞)赞普(797—804)——(七)弃猎松赞赞普(804—817)——(八)可黎可足(弃足德赞)赞普(817—838)——(九)达磨赞普(838—842)

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河陇人民乘吐蕃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举秦(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原(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安乐(治鸣沙,今宁夏中宁东北)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地归唐。河、陇老幼数千人诣长安,唐宣宗亲临皇城东北角的延喜门楼接见他们,河陇老幼“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大中五年(公元852年),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也告结束。沙州(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首领张义潮阴结豪杰,“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资治通鉴》唐大中五年)。义潮奉表长安,唐任义潮为沙州防御使。义潮“缮甲兵,耕且战”,不久又次第收复瓜(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伊(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治张掖,今甘肃张掖)、肃(治酒泉,今甘肃酒泉)、兰(治金城,今甘肃兰州)、鄯(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河(治罕,今甘肃临夏)、岷(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廓(治广威,今青海化隆西)等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并沙州为十一州)地图、户籍入朝长安,于是河湟之地,尽归于唐。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又亲自入朝长安,为右神武统军,遂留居长安不归,由其族子张淮深守沙州,朝廷因以张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张淮深病死,张义潮女婿索勋自称归义军节度使。不久,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率将士杀索勋。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唐王朝任命张淮深弟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公元907—910年)中,张承奉在沙州自立为“金山白衣天子”。不久,回鹘势力逼近沙州,张承奉向回鹘表示降附。张承奉大概死于后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张氏传三世,凡七十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甘州回鹘遣使来朝,有曹义金自称权知沙州留后,亦遣使附回鹘使以来,唐庄宗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义金病死,其子曹元德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沙州刺史曹元忠、瓜州刺史曹元深,皆遣使入朝。周世宗时,曹元忠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恭出任瓜州团练使。以后,曹元忠子曹延恭、曹延禄又相继为归义军节度使。这时归义军所辖的州,大概不出瓜、沙二州了。他们遣使来朝时的贡品有“硇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金星矾、胡桐律、大鹏砂、毦褐、玉团”(《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仁宗皇二年(公元1050年)前后,曹氏在瓜、沙二州的统治基本结束,此后的情况,已无法考详,曹氏统治瓜、沙达一百二十余年之久。就是说,吐蕃势力退出河西之后,张、曹两大姓统治了敦煌,前后有二百年之久(5)。

凉州是河西节度使的驻地,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用兵收复。后梁朱温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使,而观察甘、肃、威等州,其实灵武节度使并不能管辖河西各州,凉州往往自立镇将。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耆老杨通信至京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潮为节度使(指归义军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文谦,灵武牙将吴继勋为留后。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石敬瑭“遣泾州押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至汉隐帝时(公元949—950年),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枢密使王峻荐举其故人兖州牙将申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师厚“立三州以控扼诸羌,用其酋豪为刺史。然凉州夷夏杂处”,师厚“不能抚有。至世宗时,师厚留其子而逃归”(《新五代史·四夷杂录》),凉州一度与中原隔绝了。

在吐蕃本部,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出现了四个政权。一个阿里王系,在今后藏的阿里;一个亚泽王系,也在后藏;一个拉萨王系,在前藏拉萨;一个亚陇觉阿王系,在山南地区。这个亚陇觉阿王系后来把他的势力向北推进,到达青海草原,宋朝西边的厮啰,就是这一系的后人。

《新五代史·吐蕃传》称:“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纥、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宋史·吐蕃传》说:“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强盛的吐蕃政权,至五代时日益衰落了。

党项的北迁 党项部落,原来居住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唐代称今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为党项黄河岸,可见党项部落的活动地带,北达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北周取宕昌、邓至部落,党项部落的势力才更向东北方发展。党项部落原来“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隋书·党项传》)

入唐以后,党项部落,人口发展,“大者万骑,小数千”,“以姓别为部”,“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新唐书·党项传》)。唐贞观初年,李靖败吐谷浑,党项首领拓拔赤辞附唐,唐以拓拔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而吐蕃强盛,威胁党项,拓拔氏请求内徙,唐处之于庆州(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党项原来的居住地,归并入吐蕃,留在原居住地的党项部落,也受吐蕃役属,吐蕃称之为“弭药”。

党项部落入居庆州以后,部落炽盛。居夏州(治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者号平夏部落,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平夏部落的首领拓跋思恭,在唐末黄巢大起义时,曾帮助唐王朝镇压起义军,封夏国公,赐姓李氏。思恭死,其弟思谏为定难军(镇夏州)节度使。思谏弟思孝、思敬又相继为保大军节度使(即坊节度使,镇州,今陕西富县)。党项部落散处陕北和宁夏一带。到了宋代,党项的首领拓拔氏(唐赐姓李氏,宋赐姓赵氏)就在这一地带建立了西夏政权。

东女八国与唐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 东女国,据《旧唐书·西南蛮传》说,它是“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汶)、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接。……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金川)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足履。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十一月为正。”“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东女王汤滂氏遣使来长安馈赠方物。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东女国王敛臂遣其大臣汤剑左来长安,仍请给予官号,武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并赠以瑞锦制成的蕃服。天授三年(公元692年),东女王俄琰儿至长安访问。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东女王又遣使来唐。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东女王赵曳夫遣子来唐赠送方物,唐封曳夫为归昌王。自此之后,东女国乃以男子为王。

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东女王汤立悉、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逋租王邓吉知、南水王侄薛尚悉囊、弱水王董辟和、悉董王汤息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哥邻等部落皆散居山川,弱水即唐初东女国的弱水部落。悉董国在弱水(金川)西,故其王亦称弱水西悉董王。“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自吐蕃强盛,“皆为吐蕃所役属”。“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旧唐书·西南蛮传》)这八个部落虽经西川节度使韦皋安置在川边,并给以种粮耕牛,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当时吐蕃非常强大,他们也潜通吐蕃,所以西川一带称之为“两面羌”。

南诏与大理的兴亡 自古以来,云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和中原内地有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两汉时,中原人民不断迁往西南地区,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过一定影响。

周之季世,楚威王曾遣将军庄到达滇池,遂王其地,子孙相继称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取滇王国置益州郡,东汉明帝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北)。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方,又增置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砚山西北)、云南(郡治弄栋,今云南姚安北)二郡,以后南朝又增置不少郡县。但东晋南朝对西南土著居民,基本上采取诸葛亮的“纲纪初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羁縻方针,但求民族之间相安无事。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乱梁,梁宁州刺史徐文盛于宁州召募得劲卒数万人赴建康,徐文盛一走,梁在云南的统治便告结束,云南郡县次第为酋豪所占据。时有豪酋爨瓒跨据一方,隋朝曾遥授刺史。爨瓒死,子爨震、爨分统其众。隋文帝灭陈,招怀南宁,以爨为昆州刺史。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又以爨子爨弘达为昆州刺史。唐太宗在位时期,唐的势力曾进入西爨,“开青蛉(今云南大姚)、弄栋(今云南姚安)为县”(《新唐书·南诏传》)。

两爨的分布地区,自“石城(南诏改唐郎州为石城郡,今云南曲靖西北)、昆川(今云南昆明)、曲轭(今云南嵩明南)、晋宁(今云南晋宁东北)、喻献(未详)、安宁(今云南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禄丰东南)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今云南泸西、弥勒一带)、升麻川(今云南寻甸一带),南至步头(今云南个旧西南,红河东侧),谓之东爨”(樊绰《蛮书》)。

西爨被称为“白蛮”,东爨被称为“乌蛮”。乌蛮分为七个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乌蛮“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白蛮“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新唐书·南诏传》)。勿邓地方的乌蛮、白蛮以衣服颜色作区别,其他地方的亦当以衣服颜色作区别。乌蛮居住的地区杂有少数白蛮,白蛮居住的地区自然杂有少数乌蛮。虽说按居住地区分为东爨、西爨,实际情况恐怕是错综复杂的。

爨“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新唐书·南诏传》),大鬼主之上还有都大鬼主。

爨弘达死后,有白蛮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他袭杀了乌蛮首领孟聘、孟启。两爨大鬼主爨崇道又袭杀了爨归王。爨归王的妻子阿,是乌蛮部落首领的女儿,请求乌蛮出兵替她报杀夫之仇。白爨内乱,南诏乘隙出兵袭杀爨崇道等,并兼并了滇池地区。

上面是说当南诏势力刚推进到滇池地区时的情况。

在洱海周围,又是一个民族活动中心。在隋唐之际,这个地区部落势力的分布,也是非常分散的,《通典·边防典》说:“其西洱河……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处山川,不相役属。”可见当时洱海地区还处于非常分散的状态,还没有统一的力量出现。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检校南宁州都督韦仁寿慰抚西南,曾率兵五百人到达西洱河流域。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西赵(在西洱河北)酋长赵磨曾率万余户归附,唐于其地置立明州。贞观二十二年,唐的势力向西洱河推进。后来吐蕃兴起,役属了西洱河流域的乌蛮、白蛮部落。由于吐蕃、唐两大势力都向西洱河流域扩展,因此居住在洱海周围的部落就有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的必要。

环绕在洱海周围,一共有六个部落,部落的渠帅称为“诏”,因此称为“六诏”。这六个诏是:

一、 蒙舍诏,居住在今云南巍山蒙化坝。

二、 蒙嶲诏,居住在今云南弥渡。

三、 越析诏,居住在今云南宾川西南宾居街。

四、 浪穹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

五、 赕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东南废邓川县界。

六、 施浪诏,居住在今云南洱源蒙次山下。

因为六诏之中蒙舍诏居地最南,故称“南诏”。开始时六诏“兵力相埒,莫能相壹”(《资治通鉴》唐开元十六年)。强大的吐蕃时时侵犯六诏的邻近部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吐蕃赞普的势力,曾到达绛域(今云南维西、丽江一带),并于其地置神川都督(今云南中甸),向西洱河一带的部落征收贡税。在这种外来力量的压迫下,当时西洱河一带的部落就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吐蕃贵族奴隶主的要求。而这时六诏名义上都受唐羁縻,六诏中南诏和唐的关系尤为密切,武则天时,南诏部落渠帅逻盛炎来唐聘问,病死在长安。从唐玄宗开元初年起,南诏渠帅皮逻阁开始兼并五诏,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基本统一了六诏。开元二十六年,唐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表明了唐对南诏统一事业的支持。皮逻阁筑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作为南诏的政治中心。自此,南诏一方面抵御来自西北方的吐蕃的进犯;另一方面,又陆续兼并滇池、澜沧江、怒江、元江流域的各部落。从“数十百部落”,“无大君长”形成为“各擅一州”(《唐会要》卷九十八《昆弥国》)的六诏,这是一个进步;从六诏合并为南诏,进而统一了广大的三迤地区,使三迤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南诏王皮逻阁死,子阁罗凤嗣立,袭爵云南王。南诏与唐本来很和好,可是当时唐朝廷腐败,地方大吏贪暴,“征求无度”。阁罗凤忿怒,于天宝九载起兵进攻唐姚州(治姚城,今云南姚安北)都督府,杀唐云南太守张虔陀。

天宝十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进攻南诏,大败于西洱河,死者六万人。阁罗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和吐蕃联合。吐蕃赞普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兄弟)”,号为“东帝”。

天宝十二载,唐统治阶级征发岭南五府之兵,由姚州都督贾带领,进攻南诏,结果全军溃败,贾也被生俘。十三载六月,唐王朝又遣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南诏,被阁罗凤引诱至龙尾城(今云南下关),全军覆没。唐统治阶级发动的几次战争,都失败了。

安史之乱以后,南诏常和吐蕃联军侵扰唐的西川一带边境。只是由于吐蕃贵族对南诏“责赋重数”,又“悉夺其险立营候”(《新唐书·南诏传》),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南诏主异牟寻想摆脱吐蕃的役属,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致书西川节度使韦皋,表示愿意附唐。次年与唐使者在点苍山会盟。会盟后自将大军,败吐蕃于神川(金沙江),烧铁桥(云南中甸西南金沙江上),取昆明城(今四川盐源)。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异牟寻配合唐军,连破吐蕃兵,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南诏与唐恢复了和好关系,取得了对吐蕃作战的空前胜利。

到了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专事聚敛,不懂军事,“障候弛沓相蒙”(《新唐书·南诏传》)。南诏权臣蒙嵯颠乘机举兵,袭破唐的嶲(治越嶲,今四川西昌)、戎(治道,今四川宜宾)、邛(治邛,今四川邛崃)三州,接着攻入成都外郭,留居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及大度水(大渡河),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唐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向土人强买牛马,一头只与盐一斗。土人怨怒,引导南诏兵骚扰安南境。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安南土人又引南诏兵合三万人,攻破交趾。咸通四年,南诏再度攻破交趾,杀掠十五万人。咸通十年,南诏兵又大举入蜀,次年进围成都,在唐军民奋起抗击下,方才退走。直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出兵追击南诏军队至大渡河,并于南诏入蜀要路修筑城堡,派兵戍守,从此南诏不再内扰。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朝廷商议与南诏和战大计,宰相卢携、豆卢琢说:“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度支、户部、盐铁,谓之三使)内库由兹空竭”(《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南诏的扰边,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南诏自蒙嵯巅专政以来,由于对外攻掠的需要,“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新唐书·南诏传》)。使南诏贵族在战争中集积了大量财富,南诏的自由民阶层则急剧分化,一部分人上升为富裕的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破产下降。南诏社会的阶级变化,也反映到统治阶级上层,在南诏主世隆时期,大将段宗杀摄政蒙嵯颠,南诏权力落入段氏手里。公元897年(唐昭宗乾宁四年),南诏主隆舜又为其下所杀,子舜化真立。公元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舜化真病死,子幼,南诏大臣郑买嗣秉国政。未几,买嗣杀幼主,并灭蒙氏,南诏亡。

南诏自公元737年皮逻阁统一六诏,到公元902年国亡,立国凡一百六十六年。

南诏蒙氏王系表

郑买嗣是郑回的后人。郑回,本是唐西泸(今四川西昌西南)令,为南诏主阁罗凤俘虏,以汉文教授王室子弟。至异牟寻时,任南诏清平官(最高行政官)。他劝异牟寻亲唐,挣脱吐蕃的役属,因此国人都非常尊崇他。他的子孙,也成为南诏的贵族。其七世孙郑买嗣,取代南诏蒙氏,国号大长和。

大长和国郑氏世系

(一)郑买嗣(902—?)——(二)郑仁(?—926)——(三)郑隆(926—928)

公元928年(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大长和国东川(今云南会泽)节度使杨干贞杀郑隆,立清平官赵善政为主,国号大天兴。公元929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国号大义宁。杨、赵都是白蛮大族,郑买嗣杀南诏蒙氏家族,乌蛮失势,白蛮大族相继得国。公元937年(五代后晋天福二年),白蛮贵族、通海(今云南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

段思平四传至段素顺时,大理政权与当时的宋王朝通好,宋太宗封段素顺为“云南八国都王”。公元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大理政权向宋王朝进贡马三百八十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诸物。次年,宋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公元1253年,蒙古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率大军征云南,攻破大理城;次年,蒙古军擒大理国王段兴智,大理国亡。大理国王段氏传二十二主,首尾凡三百十六年。

大理国王段氏世系

(一)段思平(937—944)——(二)段思英(945)——(三)段思良(946—951)——(四)段思聪(952—968)——(五)段素顺(969—985)——(六)段素英(986—1009)——(七)段素廉(1010—1022)——(八)段素隆(1023—1026)——(九)段素真(1027—1041)——(十)段素兴(1042—1044)——(十一)段思廉(1045—1074)——(十二)段连义(1075—1080)——(十三)段寿辉(1080—1081)——(十四)段正明(1082—1094)——(十五)段正淳(1096—1108)——(十六)段正严(1109—1147)——(十七)段正兴(1148—1171)——(十八)段智兴(1172—1200)——(十九)段智廉(1201—1204)——(二十)段智祥(1205—1238)——(二十一)段祥兴(1239—1251)——(二十二)段兴智(1252—1254)

南诏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在南诏全盛时期,南诏的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东南到达安南都护府的交趾,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女王国的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骠国的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益州的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回环万里,雄踞一方。

在南诏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受中原影响较深,经济比较发展;有些地区经济则比较落后。洱海地区是南诏的政治经济中心,滇池地区是古滇王国政治经济中心,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为高。“南〔诏〕俗务田农菜圃”(《蛮书》),“有城郭村邑”。“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柰。”(《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除了种水田以外,南诏人民“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书》)一天约可耕五亩左右。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下游的一些部落,还使用大象来耕田(6)。洱海地区周围,特别是原来蒙舍诏和蒙嶲诏居住的地区尤称富饶,史称“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人种,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因此这一带“村邑连甍,沟塍弥望”(《蛮书》),可见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和地方富庶情况。

洱海周围,畜牧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畜有牛、马、猪、羊、鸡、犬”(《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西洱河一带,南诏还设有鹿场(7)。至于东爨和磨些族(今称纳西族)居住地区,畜牧业尤其发达,如东爨“牛马被野”,磨些“土多牛羊,一家即有一群”(8)。“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蛮书》)。

在南诏统治区内的怒江以西边远地区,有许多部落还过着采集经济的原始生活,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远较洱海和滇池地区为落后(9)。

在纺织业方面。洱海地区“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二月而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被之。”“浴不解织绫罗”,到了公元829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诏攻入成都西郭,掳去“巧儿”、“女工”万人以上,自此南诏才“解织绫罗”(《蛮书》),“工巧埒于蜀中”(《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丝纺织技术水平可以和中原内地相媲美了。但是有些地区,如农业不甚发展而畜牧业发展的东爨族和磨些族居住地区,还是土“无布帛”(《蛮书》),丝纺织业不甚发展。澜沧江以西的地区,蚕丝业虽不算发达,但生产一种木棉布,“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缕而幅之”(《新唐书·南诏传》)。这种木棉布当时在内地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制毡业方面,南诏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通典·边防典·松外诸蛮》)。

在冶铸业方面,南诏的炼钢术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洱海地区出产的铎鞘、郁刀、浪剑(10),其锐利程度,是驰名全国的。淘金业也相当发达,金矿主要分布在今保山以西的腾冲、龙陵一直到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当时称之为丽水)一带。在唐后期,当南诏击败弥臣部落时,曾掳去这一部落的人民“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蛮书》)。可见淘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南诏统治区内,主要以缯帛和贝作为货币来使用。所谓“以缯帛及贝交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新唐书·南诏传》)。“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蛮书》)(11)一幂合唐尺四尺五寸。

南诏的洱海地区,有许多建设得规模宏伟,带有堡垒性质的城市。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城(今云南大理北喜洲),“邑居人户尤众”。阳苴城(今云南大理)有南诏王的正衙,“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白崖城(今云南弥渡红崖)“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城内有阁罗凤所造大厅,“修廊曲庑,厅后院橙枳青翠,俯临北墉”(《蛮书》)。今天还耸立在洱海之侧的点苍山上的崇圣寺三塔,也是南诏时期的建筑物。

南诏是早期奴隶制社会。南诏的奴隶主把奴隶使用在畜牧、淘金、制革、纺织、建筑等等方面以及贵族的份地上。南诏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和罪犯。在南诏社会里,奴隶的买卖非常盛行,一个奴隶往往被辗转贩卖,经历几个奴隶主,有些女奴隶甚至被贩卖到远方去(12)。南诏的奴隶主对待奴隶,昼役夜囚,极其残酷(13)。

除了奴隶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自由民存在。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洱海地区,南诏采用份地的授受制度,“上官授与四十双(一双合内地田五亩,四十双为二百亩),汉二顷也”(《蛮书》)。沿勃弄“川(礼社江上游)东西二十余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以下官给分田悉在”(《蛮书》)。除了官吏授田之外,民户又按户等授田,“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蛮书》)。每户“岁输米二斗”(《新唐书·南诏传》)。从官吏授田以及民户按户等上中下来授田等事看来,可见洱海地区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在距离洱海较远的地区,富裕的家族垦田面积广大,至“疆连延,或三十里”(《蛮书》)。而有些地区的农民,往往是被南诏征服以后,强迫迁徙去的,这些被征服部落人民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往往遭受城镇官吏“监守催促”。尽管按照南诏政府规定,“监守催促”农民的官吏,如果随便向农民“乞酒饭”,就有“杖下捶死”的危险;但是被征服部落的农民,他们所受的剥削,仍非常沉重。当农民“收刈已毕”,南诏政府便依“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蛮书》),他们极大部分剩余劳动都被南诏统治者剥削去了。他们的经济地位,由于是被征服部落的缘故,名义上是农民,实际却可以说是变相的奴隶。

南诏的自由农民,要负担沉重的兵役,在农闲时间,便得受军事训练,“每岁十一月、十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一旦战争发生,“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赍,更无官给”。战士出发时,还须自“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除了兵役以外,别“无杂色役”(《蛮书》)了。以后南诏政权长期进行战争,沉重的兵役,成为南诏自由民破产的重要原因。

南诏王族是蒙舍诏的部落贵族,因此以蒙为姓。南诏国王称“骠信”,夷语君长的意思。王自称曰“元”,和中原的皇帝称“朕”的意义相同。王称呼他的臣下谓“昶”,和中原称“卿”、称“尔”相同。南诏国王“坐东向,其臣有所陈,以状言而不称臣”。南诏政权有完整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南诏政权有清平官六人,“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有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有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督爽,总三省也。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曰爽酋,曰弥勤,曰勤齐,掌赋税。曰兵司,掌机密。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副曰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南诏政权下,凡置六节度使,曰弄栋节度使(镇弄栋城,今云南姚安),曰永昌节度使(镇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曰银生节度使(镇银生府,今云南景东),曰剑川节度使(镇剑川城,今云南剑川),曰拓东节度使(镇拓东城,今云南昆明),曰丽水节度使(镇丽水城,今缅甸密支那南)。二都督府,曰会川都督(镇今四川会理),曰通海都督(镇今云南通海)。另外有州,南诏称作睑,凡十睑。

南诏王“以清平〔官〕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南诏统治地区内,“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人岁给韦衫袴”(《新唐书·南诏传》)。“各据邑落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蛮书》)。“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择乡兵为四军罗苴子,戴朱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百人置罗苴子统一人。望苴蛮者,在兰苍江(今澜沧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鍪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师行……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其法,前伤者养治,后伤者斩”(《新唐书·南诏传》)。

* * *

(1) 秃发亦译偷发,见《高僧传·神异篇·晋西平释昙霍传》:“河西鲜卑偷发利鹿孤。”偷发利鹿孤即秃发利鹿孤,盖译音本无定字。

(2) 斯坦因劫去敦煌石窟出汉文书第三二八七号:“左二将,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珍国珍,奴紧子,论息殉夕将去。奴金刚,婢落娘,已上并论悉殉夕将去。”按吐蕃据河陇时,吐蕃贵族犹用人殉葬。

(3) 《新唐书·吐蕃传》:高宗即位,〔吐蕃〕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等工,诏许。

(4)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将裴行俭执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留王方翼筑碎叶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部落多散亡,但碎叶镇尚在唐手中。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冬十二月,唐败吐蕃,复取四镇,时唐西州都督唐休表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是仍以碎叶备四镇也。到了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可见唐还没有放弃碎叶镇。到了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西突厥十姓可汗斛瑟罗不能绥服其部落,突骑施乌质勒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并并有十姓之地,但是唐王朝还是不废碎叶镇名,以表示突骑施这一占领为不合法。及至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策立突骑施苏禄为十姓部落的忠顺可汗之后,才正式把碎叶镇从四镇之中剔除出来。《旧唐书·焉耆国传》称:“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这样,开元七年以后的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了。

(5) 参考姜亮夫教授著《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载1979年第3辑《中华文史论丛》。《瓜沙曹氏年表补正》,载1979年5月《杭州大学学报》。

(6) 《蛮书》卷七:象,开南、巴南(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区)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蛮书》卷四:茫蛮部落(今云南潞西、孟连一带)……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岭表录异》: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

(7) 《蛮书》卷七:鹿,傍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览赕有织和川及鹿川,龙足鹿,白昼三十五十,群行啮草。

(8) 《蛮书》卷四: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公元742—755年)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蛮书》卷一:东爨,乌蛮也。……土多牛马,男女悉披牛羊皮。

《蛮书》卷四: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今云南中甸西南金沙江上)及大婆(今云南丽江玉龙山西北)、小婆(今云南宁蒗)、三探览(今云南宁蒗西北)、昆池(今四川盐源白盐井)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一群……男女皆披羊皮。

(9) 《蛮书》卷四:扑子蛮,勇悍矫捷……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寻传蛮……俗无丝麻布帛……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裸形蛮……散居山谷……亦无君长。作猎栏舍屋。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唯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养一丈夫。尽日持弓不下猎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

(10) 《蛮书》卷七:铎鞘,状如刀戟残刃,积年埋在高土中,亦有空穴,旁透朱,出丽水(伊洛瓦底江),装以金穹铁,所指无不洞也,南诏尤所宝重。

《新唐书·南诏传》:铎鞘者,状若残刃,有孔傍达,出丽水,饰以金,所击无不洞,彝人尤宝、月以血祭之。

《酉阳杂俎》:南蛮有毒槊、郁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

《蛮书》卷七:郁刀次于铎鞘,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

《新唐书·南诏传》:郁刃,铸时以毒药并治,取迎跃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

《蛮书》卷七:南诏剑。……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

(11) 南诏地区有时亦用颗盐或麝香来换取物资。《蛮书》卷七: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又云: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市。

(12)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吴保安》条:〔郭〕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中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

(13) 《新唐书·忠义·吴保安传》:睿宗时,姚嶲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为判官。……蒙……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鬻远酋,酋严遇之,昼役夜囚,没凡十五年乃还。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吴保安》条:李蒙为姚州都督……乃以〔郭仲翔〕为判官。……李将军……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耶!”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其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往赎……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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