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魏以来，我国西境和北境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一直到北魏末六镇起义后鲜卑人最后全部涌进塞内为止，这样一个阶段，在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上，可以说是民族大迁徙的时代。
匈奴人的迁徙 北方的游牧部族匈奴人，居住在广大的蒙古草原上。他们的生活情形，常受自然条件所限制，他们以放牧马、牛、羊、橐驼来生活，他们为了要饲养这些畜类，每年不得不由北而南，由南而北，逐水草而移动。全体游牧人，平时的迁徙很有规则，所谓“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汉书·匈奴传》）。因为汉地有富庶的城邑，肥沃的土地，这些对游牧人来说都是富于诱惑性的目标，所以他们时常劫掠汉边境。他们在几个世纪之中，总是突然侵入汉北边郡县，洗劫城市，蹂躏庄稼，掠汉人为奴婢。当汉军云集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草原地带，在茫无边际的旷野里四散了。
两汉时匈奴人的社会还滞留在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经济还不是匈奴部族的整个经济基础，奴隶只是辅助力量，只是主人的助手。汉元帝时（公元前32年），郎中侯应对匈奴事状称：“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汉书·匈奴传》）从这话看来，匈奴人对待奴隶远较汉人为温和，也就是说匈奴的社会阶段远较汉族社会为落后。
先进的汉族文化渐渐地影响了游牧的匈奴人，匈奴单于也采用了“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尊号，匈奴的王侯们派遣自己的子弟到汉王朝来居住。匈奴人也开始模仿和采用了汉人的习惯和汉人的服装，近时在蒙古北部发掘了一些埋葬匈奴酋长的坟墓，发现有战车、汉地的丝织品、织有带翼野兽裂麋鹿的华丽地毯、珍贵物品、伞盖及其他物品。
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蒙古高原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游牧于这里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传》）。在这样大饥馑、大疠疫的时期中，匈奴汗国分裂了。一部分匈奴人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匈奴人则向西方迁移，是为北匈奴。自是之后，匈奴遂分南北。公元91年，东汉复驱逐北匈奴势力于金微山（阿尔泰山）之外，北匈奴遂益更西徙，与以前西徙的匈奴人（郅支单于遗族）会合，越乌拉尔山及伏尔加河，抵顿河而止。安置他们的帐幕于里海之北，有两个多世纪之久。
过了两个世纪，北匈奴的后裔在迁徙期中和其他族如阿兰人混合以后，在4世纪60年代，出现于欧洲东部。5世纪之初，匈奴已有欧洲之半（自高加索直达易北河），其后立国于匈牙利平原，以那里为中心，进而经略中欧。5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匈奴主阿提拉（attila）的兵锋直逼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下，而且曾深入高卢，攻陷奥尔良，当时罗马人称之为“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
阿提拉死（公元453年），欧洲的匈奴汗国，为阿提拉诸子所瓜分；匈奴征服地区的日耳曼人，亦群起反抗，因此汗国骤然衰落。有些匈奴人定居多瑙河右岸，其余的则回到黑海草原。
北匈奴西迁时，经过伊犁河流域，“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的伊斯色克（issik）湖畔，于5世纪的前半叶建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北史·西域·悦般国传》）。
北匈奴既北徙数千里，而南匈奴率五千余落依附东汉。初居五原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东、包头市西、乌拉尔山以南），不久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之纳林）。东汉王朝以巨大的军费，每年一亿九十余万，供给南匈奴，使为西北的外围，以抵御北匈奴。其后鲜卑的势力，日益西渐，至尽有匈奴故地。且趋五原攻匈奴南单于，杀左薁鞬日逐王。南匈奴感受鲜卑的压迫，于是亦益南徙塞内，到达了晋陕高原北部，最后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
黄巾大起义爆发，汉政府欲调发南匈奴兵镇压农民起义，匈奴部众不从，杀单于羌渠，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羌渠子於扶罗既不得立为单于，求助于汉，值汉衰亡，於扶罗遂乘衅将数千骑与白波起义军合兵，略地赵、魏，兵锋及于河南。
后曹操以南匈奴处内地，人口繁殖，势力渐大，始分匈奴为五部，以弱其势。每部置帅，选汉人做司马，来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称都尉。左部都尉统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至此已有匈奴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还通过并州刺史梁习，“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这样一来，保塞的匈奴不论上层、下层，全都被置于曹操的有效控制之下。
西晋初（公元265—287年），塞外匈奴归附者，一次两万余落，一次两万九千三百人，一次十余万口，一次一万一千五百口，前后有十九种，各按部落，居住塞内。而其他所谓“杂虏”之以“内附”而移居中原内地者，亦“前后千余辈”（《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甚至有“男女十万口”（《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的。
十六国时期，匈奴入塞十九种中之屠各种刘氏建汉、前赵政权（公元304—329年）；羌渠种石氏建后赵国（公元319—351年）；屠各种赫连氏建大夏国（公元407—431年）。
当东汉时，还有一支游牧于青海祁连县西北黑河流域的卢水胡，后来他们也驱着畜群向东北迁徙。魏晋之际，卢水胡的一支已经到达了今天甘肃的张掖、高台附近的黑河流域，而且逐渐从游牧转向农业的定居生活[1]，他们称为临松（郡名，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这一支的部落酋长大沮渠氏以后建北凉国（公元397—439年）。由于大沮渠氏先世曾为匈奴左沮渠之官，故以官名为氏。后来的人，也因为卢水胡曾为匈奴之官，所以认为他们也是匈奴族了。
乌桓、鲜卑的分布地区及其社会制度 在公元前2世纪、1世纪，今内蒙古东部的老哈河流域，住有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后来形成一个大的部落，中国史上称此一结合的游牧人为“乌桓”，也有译作“乌丸”的。
当匈奴全盛时，乌桓曾为匈奴所攻破，不得不臣属于匈奴。匈奴以频繁的勒索与劫夺去压榨乌桓人民，乌桓人民“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可是乌桓人要从匈奴的统治下求得解放，必须配合汉王朝与匈奴作战。在汉武帝击破匈奴之后，乌桓得到汉王朝的同意，徙居上谷（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右北平（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北）、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五郡的塞外。汉王朝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曾描写过乌桓人的生活，说：他们还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主要的职业是畜牧和打猎，他们为了寻找良好的牧地，经常迁徙，“居无常处”。他们逐渐向安定的生活方式转变，乌桓族中从事农耕的开始多起来，他们知道在布谷鸟啼叫的时候，从事耕作。他们住在名为“穹庐”的牧帐中。衣服还是很原始的，“以毛毳为衣”。食物为牛乳、乳酪、肉、“青穄”、东墙煮成的饭，能酿白酒而不知道作曲。他们还不知道种稻秔，糵米也是由汉地输入的。他们已知道开采金铁，并且已知道“锻金铁为兵器”。他们能够自己制弓矢和鞍勒，他们经常把羊毛制成毡毼。但他们还没有文字。
他们过着氏族制度的生活。他们选举勇健能战、公平而能解决争讼的人做“大人”，“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和小帅都是由氏族中选举出来的，不能世袭。大人有呼召，各部落不敢违犯。他们的土地还是氏族公有的，但是他们的酋长和氏族长已经把马牛羊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所谓“大人以下，多自畜牧治产”，这样，畜牧已经成为私有财产了。但对氏族成员，还“不相徭役”，这说明氏族内部还是平等的。
他们还没有法律，只相约：“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赎死命，乃止。”
乌桓族常常进行战争，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在战斗中死去，这在乌桓人看来是无上光荣的事，所以他们“重兵死”。战争和军事组织成为乌桓族人民生活的正常职能。他们开始为掠夺而进行战争，东汉以来，乌桓族的入塞杀掠，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掠夺战争促进了君王权力的出现，于是渐渐地派生了由氏族酋长和军事领袖所构成的氏族和军事贵族。
公元1世纪50年代，匈奴分裂，转徙千里，乌桓势力转盛，逐渐布满在汉沿边诸郡——自今山西、河北以北一直到内蒙古包头一带。东汉灵帝时期（公元168—189年），乌桓大体可以分为四部：
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部，由九千多落组成，归部大人难楼统治；
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部，由五千多落组成，归部大人丘力居统治；
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北）部，由一千多落组成，归部大人苏仆延统治；
右北平（这是指西汉的右北平郡，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部，由八百多落组成，归部大人乌延统治。
每一个落，即每一个帐户，大概有十多口，四部乌桓一万六千多落，总数大约在二十万人以上。其中以辽西部势力最强。公元190年，辽西部大人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代立，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后楼班长大，辽东部大人苏仆延拥立楼班为单于，蹋顿退居为王。可见那时乌桓族由于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领以及次要军事首领的权力，由同一家族中选出他们后继者的习惯，渐渐地已变为世袭的权力了。从袁绍拜三郡乌丸王为单于的版文中“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英雄记》）的话看来，部落军事组织中，十进法的千夫长、百夫长，也已经普遍地采用了。
蹋顿总摄三郡，成为部落结合的军事领袖，正值汉末中原纷扰之际。蹋顿破幽州，掳去汉民十余万户之多。公元207年，曹操亲征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临阵斩蹋顿，楼班、苏仆延、乌延后亦被杀。三郡乌桓的一部分余众及幽州、并州汉乌丸校尉所统率的乌桓一万多落，逐渐徙居塞内。曹操以后还率领他们的“侯王大人”及其部众，参加中原内战，“由是三郡乌丸”，号称“天下名骑”。
三郡乌桓的主力既为曹操所破，而且被强制地徙居内地参与中原内战，这些入塞的乌桓人，他们的事迹以后还屡见于当时的记载[2]，历十六国北朝，始融合于汉族。塞外的乌桓，自4世纪以后，也因鲜卑势力的发展而都同化于鲜卑[3]。乌桓和鲜卑本来是近属，习俗语言大抵相同，因此他们的融合是很容易的。只是《旧唐书·室韦传》说：“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今黑龙江）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这一支乌桓是怎样迁徙去的，或是那河之北本来就是乌桓族的原始居住地带，以后这些乌桓人又是怎样融合于其他部族的?都无从考查了。
公元1世纪左右，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北的蒙古草原东部住有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后来形成一个大的部落，中国史上称此游牧部族为鲜卑。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说鲜卑族“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可见鲜卑、乌桓是近属，他们当时的社会性质大致相同。不过，自蹋顿单于为曹操击杀以后，塞外乌桓族的独立国家是夭折了，而鲜卑族的势力在那时却方兴未艾。
乌桓族人原来的分布地区较南，在老哈河流域；而鲜卑族人原来的分布地区较北，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1世纪50年代，匈奴汗国内部分裂之后，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今天的蒙古草原，在那时一度成了无主的地带。于是乌桓人出而占领漠南，鲜卑人出而占领漠北，做了蒙古草原新的主人，中国北部形势至此一变。
公元155年，鲜卑的势力推进到匈奴汗国的本部鄂尔浑、土拉河流域。原来蒙古草原上留下来的“匈奴余众尚有十余万落”，在鲜卑统治蒙古草原之后，他们也就加入鲜卑的部落结合，“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鲜卑传》）。
从本来是“隔在漠北”，“无军长之帅，庐邑之居”（《后汉书·应奉传》）的鲜卑部落，不到一个世纪，发展成为“东接辽水，西当西域”（《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鲜卑传》引蔡邕语）的鲜卑部族，外在的原因，固然由于匈奴汗国之瓦解与东汉统治政权由于小农的破产而带来的军事威力之衰落；但内在的原因还是由于鲜卑族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增多的缘故。
从公元1世纪以来，汉人就与鲜卑人“通胡市”（《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以后又因汉地先进生产技术和“精金良铁”（《后汉书·鲜卑传》）不断输入鲜卑的缘故，鲜卑的生产力获得更快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鲜卑族人口日益稠密的征候。大约从这一时期起，在东汉的边塞——从东北的辽水起到西北的河西走廊止，鲜卑人向东汉政权的总进攻已经开始了。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末拓跋氏入主中原为止，持续了二百多年之久。
鲜卑势力向匈奴汗国推进的时期，鲜卑族正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而进入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战争和军事组织成为鲜卑人民生活的正常职能；在他们看来，掠夺是比辛勤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耀的事情。以前他们进行战争，仅仅为报复侵犯，或为了扩大感觉不够的领土；现在他们进行战争，则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鲜卑人的正常的职业。他们与匈奴人、汉人直接为邻，又经常与匈奴人、汉人进行战争，这就促进了鲜卑族军事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氏族和军事贵族在鲜卑族里形成了，战俘奴隶也大量出现了。自从2世纪起，鲜卑人就组成了部落联盟，其中有几个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领，不过那时的王，是从贵族里面推选出来的，而不是世袭的。国王在战争中获得大量的战利品，他拥有许多牧地、牲畜和奴隶，王权便这样地逐渐巩固起来，为以后真性的王权奠定了基础。
2世纪50年代，鲜卑各部落推选檀石槐为最高军事首领。檀石槐建庭（鲜卑族的政治中心）于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北）北三百余里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大青山）歠仇水（今东洋河）上，有控弦之士十万，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成为新兴的强大力量。檀石槐仿照匈奴遗制，“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为东部，二十余邑（部落），其大人曰弥加、厥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部落），其大人曰柯最、厥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部落），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领以及次要首领的权力，由同一家族中选出他们后继者的习惯渐渐地变为世袭的权力。对于这种权力，他们最初是容忍，其次是要求，最后便是篡夺了。世袭的王位与世袭贵族的基础便从此奠定下了。于是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了。
参加檀石槐部落联盟的部落贵族：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大人的祖先莫槐；中部大人慕容，就是徒何部大人慕容氏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可能就是拓跋部大人推寅的异译。檀石槐时代，是初期鲜卑族的全盛时期，《魏书·序纪》称拓跋氏之先“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恐怕也就是指檀石槐时代的部落联盟而言。其后檀石槐子孙式微，但是檀石槐的英雄事迹却遗留在一般鲜卑人的记忆中，非常鲜明。拓跋氏为了夸耀其悠远的家世起见，就把这非直系祖先的檀石槐的事业攘夺过来，作为拓跋氏先世的光荣业绩。
自檀石槐死后，到了度步根（檀石槐孙）时代，这个部落联盟势力渐趋衰落。另一鲜卑小帅轲比能的势力逐渐兴起。轲比能牧地之广及获得各部落共同之推崇，虽“犹未能及檀石槐”，而因其“部落近塞”的缘故，当东汉末年，曾有不少汉人由河北逃至塞上，轲比能部落就从这些流亡的汉人那里学会了制造兵器和铠楯的方法。3世纪20年代，曹操西征马超于关中，河间郡民田银、苏伯起义，乌丸校尉阎柔征发轲比能所统率的骑兵三千余前往镇压，由此使轲比能的势力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世纪30年代，轲比能已有“控弦十余万骑”，“从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成为塞上最强大的势力了。同时，轲比能又采用了汉人的习惯，“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三国志·魏志·鲜卑轲比能传》）。从这时起，近塞的鲜卑人，开始学习汉族的文字，鲜卑族的汉化，比檀石槐时代更进一步了。
3世纪40年代，轲比能被刺身死，鲜卑人继续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自檀石槐时代起，他们早就在塞上分为三路向前推进。檀石槐时代的中部大人慕容氏的牧地逐渐向东部移动，与东部大人宇文氏及辽西鲜卑段氏，向辽水流域推进，任左翼；檀石槐时代的西部大人拓跋氏的牧地也逐渐向中部转移，过了若干年后，又自今内蒙古地区向长城内的山西、河北挺进，为中路；拓跋氏的支族秃发氏仍为西部大人，留居河西走廊，与后来号为陇西鲜卑的乞伏氏，向中原地区的西北部陕甘进展，任右翼。慕容氏的另一支族吐谷浑氏担任对青海草原的征服。
十六国时代，慕容氏建前燕国（公元337—370年），西燕国（公元384—394年），后燕国（公元384—407年），南燕国（公元398—410年）；冯氏（鲜卑化的汉人）建北燕国（公元407—436年）；秃发氏建南凉国（公元397—414年）；乞伏氏建西秦国（公元385—400年，409—431年）；而吐谷浑氏所建的河南国，自晋永嘉末（公元307—312年）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取其地时止，前后历三百五十年，最为长久。
氐、羌的分布地区及其迁徙 西羌各族，以广漠的青海草原为他们放牧的场所。他们每遇压迫，即行退却。史称当时诸羌“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徙于川滇边境的为牦牛种，即越嶲羌；徙于四川西北的为白马种，即广汉羌；居于甘肃西南的为参狼种，即武都羌；本来留居在青海湟水两岸，而后又徙居西海盐池（今青海湖）左右的为研种，即湟中羌。
汉宣帝时（公元前63年），先零羌渡湟水，进攻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元帝时（公元前42年），羌彡姐等七种进攻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均先后为西汉将领赵充国、冯奉世统率的军队所击溃。故史称永光（公元前43年）以后，汉边疆无事，达六十余年。
新莽时代，取西海之地，置西海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王莽死后，羌又入居塞内。隗嚣据陇西，曾发羌人为兵；隗嚣死，羌人遂更深入内地而遍布于今甘肃西南之境。
东汉初，马援击破先零羌，徙其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之地。先零、卑湳诸羌，先居大小榆谷（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西），土地肥美，故并皆富强。后烧当羌（即研种羌，在西汉时，研种的部落酋长烧当最豪健，故后以烧当为部落之称号）夺居大小榆谷，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公元58年，汉政府出兵夺取大小榆谷，徙烧当族人七千口于关中三辅之地。烧当羌既失大小榆谷，走析支河曲（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常结合其他羌部落，进攻东汉边塞，以图夺回他们旧日的牧地。汉政府在公元2世纪初，出兵三万击破烧当羌，徙其族人六千余口于汉阳（郡治冀，今甘肃甘谷南）、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陇西。于是夹黄河两岸，列置屯田三十五部，作为以后开拓青海、设置郡县的准备。
当时移居内地的羌族移民，布满关陇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他们早就要起而反抗。而那时的东汉王朝，由于主要军事力量——小生产者经济的衰颓而造成军事威力的衰落，为了挽回这种颓势起见，汉政府乃征发羌族移民，编成雇佣军，去远征西域。羌族移民“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发兵儌遮，或覆其庐落”。于是诸羌同时惊溃，酿成了统治阶级历史书上的所谓“羌患”。
随着东汉统治日益陵替与其内部力量之日益衰弱，羌族的进攻，遂日益频繁起来。他们的兵锋，曾“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江统《徙戎论》）。汉与羌人所进行的战争，遂不得不日益由进攻转变为防御了[4]。
羌族原来有一百五十“种”，“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后汉书·西羌传》）。迄至东汉时，羌族还没有国家形式出现，“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5]，其余大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东汉王朝对近塞的羌族战士人数，曾有过统计，认为合起来在二十万人左右，当然，绝远地区的羌部落战士人数，尚不计算在内。
自安帝时代起，终东汉之末，“羌患”三起，虽终于弭平，而一直到西晋之初，冯翊（郡治临晋，今陕西大荔）、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铜川市南）、新平（今陕西铜川市西南）、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界内，还是布满了羌人。因此在十六国时代，烧当部落的一支，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西）羌姚氏得以纠集其族人，在关中建立后秦国（公元384—417年）。
氐人自“称盘瓠之后”（《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可能与崇拜狗图腾的南方少数民族是血缘近亲，后向西发展，和冉夷、白马羌混合以后，他们的“嫁娶有似于羌”，因此，后来的封建历史学家，也不称之为“南蛮”而称之为“西戎”了。
当氐族历史序幕拉开的时候，他们的分布地区，在今四川茂县东北，一直到陕西略阳和甘肃徽县、成县附近，分为十多个部落，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末叶，氐族逐渐向安定的生活方式转变。一部分已定居，一部分尚在探寻适宜于他们移住的地方。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的统治势力，向氐族分布地区推进，并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成立武都郡（郡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氐人成为汉王朝的编户以后，一方面可以自由地从西南向东北移殖，“或在上禄（今甘肃成县西南），或在汧陇（二山名，在今陕西陇县界）左右”；但是另一方面，列置郡县以后，给他们带来了繁重的赋役，所谓“立郡赋重”（《后汉书·西南夷冉传》）。氐人为了解除汉统治者的奴役，曾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但每次都失败；而且一部分氐族人民在反抗失败之后，还被强制地遣送到酒泉郡去居住。
据《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氐人有自己的语言；不过由于他们长期和汉族“错居”的缘故，他们大部分懂得汉语，而“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从武帝开武都郡以来，氐族中从事农耕的更加增多，他们虽也“畜养豕、牛、马、驴、骡”，但这不是他们主要的职业了，他们主要的职业是“善田种”。他们住在“板屋土墙”（《南齐书·氐杨氏传》）的房子里。他们又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熟练的纺织技能，《通典·边防典·氐传》说他们居住的地区“土地险阻，有麻田”，《魏略·西戎传》说他们“俗能织布”。他们喜欢穿青绛色的衣服，汉人根据他们衣服的颜色，称他们为“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魏略·西戎传》）。所以称他们为“蚺氐”，可能由于他们曾和“冉”融合的缘故。
氐人“多自有姓”，也都是单缀语，如同汉人姓氏。他们虽然从西汉以来，久已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村落间，还存在着部落贵族，所谓“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墟落间”。而且这种王侯，多受汉王朝封拜，已经取得汉王朝对他们名义上的承认了。
东汉末，氐族中最强大的“部落大帅”，数仇池（山名，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杨氏。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陡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宋书·略阳清水氐杨氏传》）。酋长杨千万称百顷氐王，与兴国（今甘肃秦安东北）氐王阿贵，各有部落万余家。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西征马超，千万与阿贵联兵抗曹，操遣将夏侯渊灭阿贵，逐千万，收氐谷十余万斛（见《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操又遣将徐晃进平隃麋（今陕西陇县东）、汧（今陕西陇县南）椟仇夷诸氐。操击张鲁于汉中，武都氐人塞道，操击破氐人，收其麦以给军食（见《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又进破氐王窦茂之众于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前后徙武都氐人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地界[6]。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部众内附，居汉阳郡。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余落于关中。一直到西晋初年，氐人布满秦陇地区的天水（郡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肃陇西东北）、扶风（郡治池阳，今陕西三原西南）、始平（郡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京兆（郡治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
杨千万孙子杨飞龙，西晋之初，返回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南八十里）。其子杨茂搜，值西晋乱亡，率部落还保百顷。其后浸盛，尽有汉武都郡之地，建仇池国（公元296—506年），然僻小不预于十六国之数。而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氐族部落酋长苻氏建前秦国（公元352—394年），至苻坚时，最为强盛，曾统一中原地区。坚败，又有略阳氐吕光据姑臧建后凉国（公元387—403年）。
人的分布地区及其迁徙 人亦称巴人，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自周秦以来，就已经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地区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在春秋时代，巴国的君长是姬姓，也许巴部落和周部落曾是血缘的近属。《华阳国志·巴志》称春秋时代的巴国，“虽都江州（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西）”，可见巴部落的活动，大概在这一地带。巴国虽然僻处西南，不能参与春秋时代所谓诸夏的会盟，可是巴族的分布地区，“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7]，疆域远比中原的齐、晋为大。
自春秋一直到战国，巴国一方面与楚数相攻伐，一方面又和蜀世起战争。秦惠文王时秦灭蜀，继而进兵取巴，以巴、蜀为郡县。秦亡，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欲举兵东向与项羽争中原，募发民与共定三秦。秦地既定，汉兵将要出关，民皆思归，刘邦听其还巴。“阆中有渝水（今嘉陵江上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武，帝（刘邦）……乃令乐人习学之，所谓巴渝舞也。”（《华阳国志·巴志》）
秦取巴国时，曾与巴人约：“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算赋——人口税），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华阳国志·巴志》）[8]。至汉又规定巴族的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但每户岁出“钱”口四十文。巴人呼赋为，故当时称之为“人”。由于人执板楯作战，因此也称作板楯七姓；因为他们能够打虎，所以亦称为“白虎蛮”或“白虎复夷”[9]。
秦、汉以来，巴人的分布地区，既已列置郡县，巴人亦已融合于汉部族之中，经久而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改用汉族的语言。但是在他们的村落间，还是有部落酋长所谓夷王、邑侯存在。
东汉安帝永初（公元107—113年）中，西羌侵入汉中，攻没郡县，汉政府赖板楯七姓——民的英勇作战，才把羌人击退，当时板楯获得“神兵”的徽号。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人再度攻入汉中，杀太守，汉政府又靠了板楯精兵，才把它的西南部疆土从羌人手里抢救出来。由于那时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小生产者经济衰颓，军事威力衰落，因此汉政府的南征西讨，不得不靠板楯兵的力量。可是东汉政府对于民所进行的剥削，却是逐渐加重（绝不止每岁口钱四十文），所谓“更赋至重”（《华阳国志·巴志》），重到民无法负担，不是“嫁妻卖子”，便是“或自颈割”。东汉的地方官吏，对待他们，也是“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隆于囚虏”，因此，民从东汉中叶起，也不断地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反抗东汉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东汉末，益州牧刘璋发汉昌（今四川巴中）民为兵，以拒张鲁（《华阳国志·二牧志》）。民多奉张鲁的五斗米道，很多民“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迁于汉中杨车坂”（《晋书·李特载记》），汉中人称之为“杨车巴”。曹操破张鲁，鲁走巴中，依板楯七姓。其后鲁降于操，板楯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濩亦率民降附于操，操以朴胡为巴中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欲利用巴人的力量，来瓦解刘备的后方。后朴胡等为刘备部将黄权所败，操又使张郃进军宕渠，徙民于汉中。刘备使张飞拒郃，飞大破郃，郃走还南郑，在这一次战役中，巴西的民随曹操军撤退的，人数可能很多。以后曹操预备放弃汉中，又把汉中的民全部迁移到略阳、天水一带去居住。那一带本来是氐人的居住地，氐人内迁，人填充，因此北土之人，称人为“巴氐”[10]。
巴族这一支——“巴氐”或“人”，一部分于西晋末年，在李特的领导下，以流民的身份，结合天水六郡豪右，返抵巴蜀，在数万家秦、雍流民的支持下，建成（汉）国（公元303—347年）。一部分仍留居陇右，在西晋灭亡后，巴族酋长勾渠知联络四山羌、氐、巴、羯三十多万人，对匈奴主刘曜展开了惨烈的斗争，虽然巴民五千余众最后作了壮烈的牺牲[11]，但已经震撼了匈奴前赵王朝的根基。
汉族统治阶级对内迁各族的奴役与剥削 大抵匈奴族居山西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氐、羌入居陕、甘内地，鲜卑族布满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他们都在“归附”的名义下，成群地进入中原地区。魏末晋初，少数民族归附的最高数目是“八百七十余万口”（《晋书·文帝纪》），这数字固然有些夸张，但也未必全没根据；八百七十余万口虽未必全部入居中原地区，但是入居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数，也不会太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汉中叶以后，曾在秦汉国家发展的整个时期里，都起过重要作用的小生产者破产了，他们是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他们经济的衰落，也就给东汉带来了军事威力的衰落，其结果，使东汉王朝对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不得不日益由进攻转为防御。
随着东汉王朝军事威力的衰落，鲜卑、乌桓人的进攻日益频繁起来，在这样条件下，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军事上的颓势，不得不利用内附羌夷、附塞匈奴来作战。少数民族之为汉政府作战，有时固出于强制（如发西羌屯戍西域）；有时却出于自愿（如南匈奴为汉击鲜卑）。东汉王朝崩溃以后，方镇互峙，三国纷争，中原的割据势力为了战胜敌人，又主动地招致了塞上少数民族的内徙。如袁绍“抚有三郡乌桓，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序）；绍子袁尚遣将与匈奴单于连兵平阳（今山西临汾），以击曹操；曹操使太原乌丸王鲁昔屯兵池阳以备卢水胡；又徙武都氐五万余落于秦川，“欲以强寇弱国，捍御蜀虏”（江统《徙戎论》）；诸葛亮远结鲜卑轲比能，“与相首尾”（《三国志·魏志·牵招传》），以扰曹魏北边；邓艾谋灭蜀汉，招鲜卑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汉人杂居（见《晋书·傅玄传》）。从此魏、蜀的军队，也就变成了一支各族混杂的部曲。不独董卓之众“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列女·董祀妻传》）；就是刘备、曹操的部队也杂以“幽州乌桓杂胡骑”（《三国志·蜀志·先主传》）；魏末郭淮部曲，更多“羌胡渠帅”（《三国志·魏志·郭淮传》注引《世语》）；西晋灭吴之役，有骑督匈奴人綦母邪参加（见《晋书·匈奴传》）；西晋以后，十六国迭相雄长，中原的军事组织大都由“戎晋”组合而成，更是不用说了。
除了以部落武装形式有组织地移居中原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移民，或因部落分散，归附后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或由汉人把他们俘虏而来。这些移民的迁居内地，在当时简直是必需的。因为从东汉中叶以后，农民大量流亡，被迫脱离劳动生产；东汉统治崩溃之后，接着又是连年混战，中原地区残破不堪，农民不是被屠杀，便是在饥馑疠疫中死亡，天下不耕者二十余年，剩下来的编户齐民，仅及汉代全盛时期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少数民族入居内地，正可以代替他们，弥补劳动人手的不足。政府只要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民能“家使出谷”（《三国志·魏志·郭淮传》），“输租调”（《三国志·魏志·牵招传》），“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是招徕之不暇的。而在参加掠夺劳动人手白热战过程中，世族大地主看到成批成批的少数民族移民入居内地，更用尽各种方法，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佃客。因此，在曹魏之末，就太原一地而论，“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晋书·外戚王恂传》）。这样，少数兄弟族的人民大都在忍受当地汉世族大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了[12]。
“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江统《徙戎论》）。晋都洛阳，离匈奴所居庭平阳（今山西临汾）仅隔骑兵三四天路程。西晋王朝的形势，真是岌岌可危，无怪魏晋以来，邓艾、郭钦、傅玄、江统诸人都提出“徙戎”的主张，要反复地说明面临的危机了。更何况西晋之末，又继之以“八王混战”，增加了这种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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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西南夷·冉传》：其（指冉——在今四川茂县）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
《三国志·魏志·梁习传》注引《魏略》：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今陕西三原西），以备卢水。
《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文帝即位（公元220年），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既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
《晋书·惠帝纪》：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郝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
《资治通鉴》晋元康六年胡三省注：庐水胡居安定界。
《华阳国志·大同志》：元康八年，汶山兴乐县（今四川松潘西北）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等数千骑劫县令。
[2] 汉、魏以后入居中原内地的乌桓，见于史乘的，如：《晋书·王沈传子浚附传》：“〔浚〕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成都王颖……使〔和〕演杀浚。……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单于……乃以谋告浚。”《晋书·石勒载记》：“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乌丸审广、渐裳、郝袭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迁乌丸审广、渐裳、郝袭、斩市等于襄国……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晋书·苻坚载记》：“徙关东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资治通鉴》晋太元九年：“春正月……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农乃诣乌桓张骧……骧再拜曰：‘得旧主而奉之，敢不尽死！’……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二月……燕主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以攻邺……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秋七月，〔慕容〕普邻遣乌丸张骧……出城求食……贺麟自丁零中入于骧军，因其众复入中山……张骧……等先来降，寻皆亡还，是日（九月甲申）复获之。……天兴元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收合亡命，聚党三千余家，据渤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丸王”。
[3] 汉、魏以后，塞外的乌桓见于史乘的，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五月，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鲁与其侯王来朝。”“二十三年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景初元年（公元237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萝奖等诣阙朝贡。”《通典·边防典·乌桓传》本注：“前燕慕容儁时有乌桓单于薛云，后燕慕容盛时有乌桓渠帅莫贺咄科教，并其别种，然而微弱不足云矣。”《晋书·慕容盛载记》：“乌桓王龙之阻兵叛盛。”这部分乌桓族人，以后都融合于鲜卑族，而最后仍融合于汉部族。
[4] 《通典·边防典·西戎·羌无弋传》：〔安帝时〕羌众入寇河东，至河内……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堠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五所，皆作坞壁，设鸣鼓。……明年秋，汉又筑冯翊北界堠坞五百所。……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
[5] 《后汉书·安帝纪》注引《续汉书》曰：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
[6] 《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魏益州刺史天水杨阜以滨蜀境，移其氐傁于汧、雍及天水、略阳。
《三国志·魏志·杨阜传》：……转武都太守。……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氏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7] 《华阳国志·巴志》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括地志》云：涪州之阳关（今湖北巴东），夔州鱼复县之江关（今重庆奉节东赤甲山），峡州巴山县之捍关（今湖北长阳西），此三关也。
[8] 《后汉书·南蛮板楯蛮夷传》李贤注：“优宠之，故一户免其一顷之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何承天《纂文》曰：“倓，蛮夷赎罪货也。”
[9] 《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今重庆云阳县，《后汉书·南蛮·板楯蛮夷传》作“巴郡阆中夷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弓弩，于高楼上射虎……夷人……专以射白虎为事……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
[10] 《华阳国志·李特志》：魏武定汉中，〔李特〕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氐。
《太平御览》卷323引《十六国春秋》：及魏武克汉中，〔李〕特祖父虎归魏，魏武嘉之，迁略阳，内徙者亦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宏农，所在号为巴人。
《晋书·李特载记》：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
[11] 《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汉昌县……大姓勾氏。
《晋书·刘曜载记》：长水校尉尹车谋反，连结巴酋徐库彭。曜乃诛车……尽杀库彭等，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勾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曜〕以〔游〕子远为……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子远次于雍城，降者十余万，安定氐、羌悉下。唯勾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进攻，平之。
[12]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子泰附传》：正始（公元240—249年）中……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