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　江东的世家大族自东吴灭亡（公元280年）后，并不因东吴政权的消灭而随着消灭；他们的庄园，仍旧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们的庄园之内，仍旧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他们的经济基础，一点也没有动摇。固然，北方的人士从某一角度看来，认为西晋政权笼络江东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1]，江东世家大族出仕中朝——在洛阳任大官的人还不够多[2]。可是江东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潜在势力与社会地位，依然有举足轻重之势，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组织，仍然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的主要力量。

所以以周为代表的江东世族大地主，能够“三定江南”。什么是周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长江、沔水之间，曾爆发了张昌为首的农民起义，农民军的一支在石冰的统率下，攻下扬州，进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民封云起兵响应，也袭破了徐州，起义军一时声势浩大。虽然是年八月，张昌在江夏战败，而石冰、封云所统率的起义军却仍继续在扬、徐一带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江东世族大地主义兴（今江苏宜兴）周（祖父鲂，东吴鄱阳太守；父处，西晋御史中丞）联络“江东人士”，推“东吴四姓”之首的吴郡顾祕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3]，动员江东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装，配合政府军，攻击农民起义军。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战败，奔江北，投封云，云部下杀冰，云降。在石冰领导下的扬、徐二州农民起义，就这样地在江东世族大地主镇压之下结束。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晋灭吴以后，“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晋书·陈敏传》），西晋政府任命仓部令史庐江陈敏为合肥度支（后迁广陵度支），令其督运江淮漕米。敏后以功迁广陵相，转右将军。时中原战乱，公元305年，敏收兵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扬州刺史。乃南略江州，“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晋书·陈敏传》），自称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他想拉拢江东世家大族来建立割据江东的新政权，任命“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4]。但是这些江东的世家大族地主们，却以为陈敏出身寒微，“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陈敏传》），不甘心拥戴他做江东之主。当西晋政府派兵讨伐陈敏之际，江东世家大族以周、顾荣、甘卓为首，起兵响应政府，攻杀陈敏。这就是“再定江南”。

当陈敏想割据江东之时，吴兴人钱起兵讨敏，敏破，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钱为建武将军，令率其部众救援洛阳。至广陵，闻刘聪攻逼洛阳，惧不敢进，遂自广陵举兵，杀西晋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粮仓），公元310年，自称西平大将军、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进攻义兴。周又联合了乡里地主武装，击灭钱。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三定江南”，换句话说，有了江东世家大族镇压农民起义、消灭割据势力，从而稳定了江东的政局，而后东晋政权，才有在江东扎根的余地。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与东晋王朝的建立　西晋在八王混战后，接着王弥、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萧条，白骨涂地”。东汉末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坞垒堡壁，至此普遍出现于西晋王朝的废墟上。如阳翟（今河南禹州）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晋书·孝友·庾衮传》），缮治兵器，部勒部曲，敌人围逼三次，都不敢进攻而退。这种坞垒堡壁的初起，固然是一种共同保护生命财产的自卫组织，但是由于平民和自耕农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护，依附的农民又大都是在坞垒堡壁武装势力所能防御的附近土地上进行生产，以其剩余生产品贡献于坞主乡豪，于是坞主乡豪遂成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农民亦沦落为坞主乡豪的部曲、佃客，这样也就是更强化了封建的隶属关系。

由于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势力日益发展，北方的局势日益恶化，掌握坞垒堡壁领导权的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就在军事上作出有计划的移动。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如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东北）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鉴后仕东晋，官至太尉。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晋书·儒林·徐邈传》）。那时北方“亡官失守”的世族大地主很多求官吴越，如颍川（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庾琛（衮弟）出任会稽太守，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荆、扬二州刺史[5]，真是纷纷渡江，切实掌握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据点，作好洛阳丧失后撤退江南的准备。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琅邪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冠冕盛门，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看清了北方局势，所以有这一些布置。这时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自然也早有筹划，预先在江南培植好自己的势力，作为自己以后的退步，琅邪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的孙子，嗣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觐早死，睿袭封琅邪王。司马睿的封地邻接司马越的封地。在八王混战时期，司马睿一直在司马越卵翼之下，成为司马越的忠实党羽。司马越率军北上，参与宗室混战，就把自己后方军事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交给司马睿去镇守。其后，北方的局势日见恶化，而下邳又是一个“四战之地”，不易守御，于是司马睿请求司马越，把根据地从下邳移到长江之南的建邺，司马越正有从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打算，自然同意司马睿的请求。于是由西晋政府下令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令其移镇建邺；不多时，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他便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司马睿的移镇建邺，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荆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见，在洛阳实际上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们在那时已经开始布置好南渡的准备工作了。

其后洛阳饥困危急，司马越率领西晋的主力军十余万人与王衍等退守许昌。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军途中病死；众推王衍为元帅，想护送司马越柩还葬东海（治郯，今山东郯城北）。四月，王衍等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在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遭石勒军围攻，全军覆没。同年六月，洛阳亦失守，怀帝被刘聪所俘。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又陷落，愍帝被俘，北方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灭。公元317年，司马睿也就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来了。

司马睿为琅邪王时，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从弟王导（太保王祥弟王览之孙）“素相亲善”，王导对司马睿也是“倾心推奉”（《晋书·王导传》）。东晋政权的建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王导任至宰辅，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上游重镇，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太平御览》卷495引《晋中兴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句话，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了世家大族的相率渡江，而后司马睿能在长江以南重建政权。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既是世家大族，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到达江南以后，东晋政府除了“收其贤人君子”（《晋书·王导传》）与之共图国事以外，还对其家族照顾备至。如太原王佑子王峤，携二弟渡江避难，既到建邺，司马睿就下诏曰：“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晋书·王湛传族孙峤附传》）可见东晋政府对于流离南下的世家大族，照顾得是无微不至的。

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初，江东世家大族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本来就瞧不起外来的一群“伧父”，对坐镇建邺的琅邪王、安东将军司马睿同样不够重视，经过一个多月，司马睿竟没有能够和江东的世族地主取得联系。王导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巳那天，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王敦、王导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皆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江东世家大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后要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如“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见到这种形势，就相率拜睿于道左。王导也就想笼络具有代表性的江东世家大族顾荣、贺循，再通过他们的关系，使整个江东世族地主集团逐渐向司马睿靠拢，乃进策于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便请王导代表他去拜访顾荣、贺循。恰好这时江南一带经过三次“变乱”，江东世家大族也感觉到如果要维护住本阶层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个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致，并且真正能够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而司马睿所要组织的江东新政权，正是这样的政权。因此，顾荣、贺循一经王导拉拢，就应命而至，史称“由是吴、会风靡……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司马睿除了已取得北来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过王导的拉拢，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又获得江东世家大族的拥护，东晋王朝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公元317年，司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先称晋王；翌年，改称皇帝（史称元帝），东晋王朝于是创建起来了。

由于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支持下出现的，东晋政权是西晋政权之再版，因此就决定了东晋政权的性质。“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东晋内政的基本方针。东晋初年，“偷石头（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晋书·庾亮传弟翼附传》）。当时歌谣有“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初学记》卷20引晋元帝时廷尉卫展陈谚言表）的说法。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太平御览》卷834引王胡之与庾安西笺），东晋政府也并没有加以干涉。明白了东晋政权的性质，我们对于这些情况，也就会认为是门阀专政的必然的结果，而不以为怪了。

祖逖北伐　东晋政权初建立时，匈奴刘聪的势力，才扩张到晋南、豫北和关中一带；羯人石勒南进江汉失败，退而北据襄国，开始经营河北；巴氐李雄时已占有巴蜀，北取汉中，西收宁州（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但除了成汉以外，由于刘、石仇视汉族人民，肆行残杀，激起北方汉族人民的纷起抗敌。中山刘琨以并州都督名义屯晋阳，屡败刘聪[6]；平阳李矩为乡人推为坞主，以荥阳太守名义，屯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郡魏浚与流民数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坞（今河南洛阳市东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该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名义，屯宜阳一泉坞（今河南洛宁东，洛水北岸），与刘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遗民，自为坞，以河内太守的名义与李矩、魏该相犄角；乞活帅陈午，以五千余人据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与石勒对峙；魏郡邵续，以冀州刺史名义，屯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南），与石勒相拒；续女婿广平刘遐，以坞主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二十里）内史，壁于河、济之间。他们不顾力量薄弱，往往以少击众，坚持斗争，如李矩的军队，收复了洛阳，击败了刘聪的大军，使刘聪“愤恚发病而死”。塞外部族如辽西鲜卑段匹、辽东鲜卑慕容、代郡鲜卑拓跋犄卢等，也遥奉晋王朝，配合刘琨等和刘、石作战。

以上的形势，对于东晋北伐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同时，那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也还有北伐的可能。可是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政权却是无意收复北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洛阳沦没，“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因此获得流民的爱戴，被推为“行主”（堡壁的首领为坞主，流徙的首领为行主）。到达泗口以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寻征入为军谘祭酒，徙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请求司马睿交给他北伐的任务。司马睿乃用逖为豫州刺史，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那时政府仓库内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不给兵器，也不给兵士，让祖逖自己招募。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来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数百家渡长江，先在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起铁冶，铸造兵器，陆续招募到二千余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数出兵邀击石勒，“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战将领如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击，很不团结，到这时皆愿受逖指挥。“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来信请求互市，逖不答勒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黄河北岸坞壁间的人民，对祖逖也都十分支持，只要石勒方面一有军事性的行动，他们立刻把情况报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备，结果“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开，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河北推进，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大大尖锐起来。当时王敦同司马睿对抗，内乱势将爆发。东晋政府派大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坐镇合肥，来防备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渊的节制。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卒于雍丘”（《晋书·祖逖传》）。逖死（公元321年），东晋内乱旋起，不久，祖逖收复的失地自淮水、汉水以北，又悉为石勒所攻占。

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　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一百个世家大族，他们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到达江东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江南的膏壤沃野，自东吴以来，久为江东世家大族所据有，北来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带发展，必然会损害到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那就毫无疑问地要遭受到江东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这样，南北世家大族间的矛盾，就逐渐发展，东晋新政权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东晋新政权是以北来的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柱的，在东晋政权中，北来的世家大族，特别占优势。这也使两大地主集团间除了在经济上的矛盾无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现为南北地域上严重的宗派斗争。洛阳丧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渡江，司马睿尽量争取他们来“佐佑王业”，于是北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而江东的世家大族，如以后贺循任太常，纪瞻、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马睿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自然更要引起江东世家大族之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过是流播南下的高级难民，这一点，司马睿在初渡江时，也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篇》）。而今居然“驾御吴人”，喧宾夺主，又怎能不使“吴人颇怨”（《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呢?

“三定江南”的义兴周，首先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周忧愤而死；临死对他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吴人谓中州人曰‘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晋书·周处传子附传》）。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主武装，准备起兵。吴兴徐馥，杀吴兴太守袁，聚众数千；孙族人孙弼起兵广德（今安徽广德东）；勰族兄周续举兵义兴，均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札为主。事为周札闻知，札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绝少，就把勰等阴谋告知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完全失败。事实上这次叛变是周勰发动的，可是司马睿考虑到义兴周氏在江南的潜势力，暂时还不敢“穷治”其事，表面上对待周勰还是和过去一样。

然而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势力对于东晋政权的威胁，发展到像周勰这样举行武装叛变的地步，这使司马睿和北来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他们感到旧的笼络政策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对有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江东世族大地主的态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笼络而变为多方分化，用离间的手段，以达到使江东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当时江东世族地主武装力量较为强大的，要数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而周氏“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尤为北来世家大族所忌惮。王敦乃通过钱凤的拉拢，与吴兴沈充深相勾结，如沈充答应与王敦共灭周氏，王敦也想培植沈氏，“使充得专威扬土”（《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于是由王敦制造借口，诬周札叔侄图谋叛乱，派沈充统兵袭击，尽灭周氏。

义兴周氏既灭，沈充遂成为王敦死党。其后王敦失败，充亦为其部下吴儒所杀。江东之豪的周、沈二族，就这样在东晋政权的分化政策下，于内讧中同归于尽。

东晋政权的建立，由于获得江东世家大族之拥护而更加巩固，但是当江东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装力量无限发展，威胁到东晋政权的存在时，那么，它就会回过头来打击江东世家大族如周札、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东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还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么也必然会迫使北来的世家大族作出适当的让步。同样的道理，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时，江东世家大族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迅速解决。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浙、闽，这就是说为了避免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的经济冲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着重向东土发展经济势力，不要尽在太湖流域一带求田问舍，江东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经济利益，是应该尊重而照顾的，这样，南北两大地主集团的关系才会好转。而这时在会稽一带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谢四姓[7]，他们的势力，远不及太湖地区吴郡的顾、陆、朱、张以及吴兴的丘、沈诸族。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8]。从此，南北两大地主集团之间，便从地域上划分开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从而两者间激化着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这样，两大地主集团此后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维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东世家大族虽然经过一定的斗争过程，使得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方面，无论在东晋抑或宋、齐、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来，还是相形见绌。《南齐书·张绪传》称：“张绪……吴郡吴人也。……太祖（萧道成）……欲用绪为〔尚书〕右仆射，以问王俭（王导五世孙）。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南齐书·沈文季传》：“世祖（萧赜）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远不及北人，故南齐时，丘灵鞠（吴兴乌程人）曾恨恨地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

在这里还应该补充几句话，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固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怎样占夺劳动者的土地，怎样对依附农民进行更厉害的剥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却完全是一致的。

王敦跋扈与苏峻举兵　东晋、南朝的经济军事重心，就地区而论，主要是在荆、扬二州，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南齐书·州郡志》）。两州的户口，也占了江南的一大半。就地理和军事的形势而论，自东晋以来，又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然而扬州虽是京畿——政治中枢之所在；而长江上游的荆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因此，就东晋、南朝整个时期的内部形势来看，荆州的镇将又往往因上游军事经济的优势，孕育野心，威逼下游。《通典·州郡典》称：“荆楚风俗，……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9]。所谓“荆、扬之争”——中央与方镇的矛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造成的。

王敦的跋扈与叛乱，是荆、扬之争的序幕。

敦，王览之孙，妻司马炎女襄城公主。西晋怀帝时王衍荐之于东海王司马越，越用为青州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司马睿“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导等，同心翼戴”（《晋书·王敦传》）。敦任统帅，经营上游，杜灭后，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王敦既掌握了上游军队，逐渐威胁中央。司马睿以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军事布置：首先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10]，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西南），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是防御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建康（时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已改建邺为建康），杀戴渊、周、刁协，刘隗逃奔石勒。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敦以兄含为元帅，率众三万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军遂溃。敦无子，以兄含子王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含父子于长江，敦余党悉平。

王敦虽死，王含虽败，而琅邪王氏，如王导即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后为江州刺史，导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之后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仍然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游的威胁刚解除，历阳（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

苏峻，长广掖（今山东莱州）人。“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晋书·苏峻传》）中原战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被推为坞主。后率数百家泛海南奔，仕东晋，以破王敦、沈充功，为历阳内史，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东晋政权寄以江外（时称江北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马衍（成帝）继位，年幼，王导与外戚世族大地主颍川庾亮辅政。亮以苏峻骄恣，欲夺峻兵，因而内调峻任大司农。公元327年，峻与豫州刺史祖约（祖逖弟，逖死，约领逖之众）合谋，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长江。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转战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宣城，声势日盛。峻攻建康时，“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城破之后，又“纵兵大掠”，这时东晋政府的大库内尚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被峻全数掠去。

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下游在淮南，赵宋时李纲所谓“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宋史·李纲传》）。现在淮南的方镇既然举兵对抗中央，唯有倚赖荆楚的力量来戡定叛乱。于是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消灭苏峻，收复建康（公元329年）。祖约与苏峻举兵时，石勒派大军进攻祖约根据地，约军溃散，约逃奔历阳。及苏峻失败，约又率亲信数百人投奔石勒。石勒鄙薄祖约的为人，将约及其亲属百余人，全都杀死。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经过几次火并，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东搞得积弱不堪。除非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不愿意把兵锋转而北向，有时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碍恢复中原的行动。以后桓温的北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挫折。

桓温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后，陶侃坐镇荆楚，都督八州（荆、江、雍、交、广、宁、梁、益），史称其“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镇武昌，而王导以丞相居中辅政。“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亮字元规）尘污人。’”（《晋书·王导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死，亮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荆、扬之争，暂得消弭。亮死，弟翼继督荆州。翼大佃积谷，发奴为兵，有意北伐，以众意不同而止。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东晋政府乃以桓温继翼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遂集中于桓温一人之身。明年春，司马睿少子司马昱又以会稽王居中辅政，于是荆、扬之间，复形成分争对立之局。

桓温，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镇）人。父彝，渡江后仕至散骑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苏峻之乱。温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代庾翼镇荆州。

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同时他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这时，蜀李氏的成汉政权已日趋衰乱，在“取乱侮亡”的策略指导下，桓温欲进兵灭蜀。温以公元345年任荆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亲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势战败投降。平蜀之后，温声望极高。

当时中原的情况：公元349年正月，梁犊起义于雍城，众至十万，东出潼关，犊失败，始平人马继续起义，中原的石赵政权开始动摇。四月，石虎忧怖病死。五月后，石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恶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百三日，为冉闵所杀；闵尽灭石氏、诛胡羯，胡羯死者二十余万人。公元350年，徒河鲜卑慕容儁率众南下；至公元352年，灭冉闵。自公元349—352年这三年间，北方再度大混乱，于是“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11]，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无复耕者”（《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

桓温在这时想乘机北伐，几次上表朝廷讨论进兵事宜，朝廷恐桓温北伐成功，更无法控制，故意把桓温的建议搁置不复。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寿春（今安徽寿县）降晋。东晋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众三万北伐，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河朔士庶，归附者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求援于褚裒”（《晋书·外戚·褚裒传》），真是“晋之遗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晋兵的渡河。可是褚裒懦怯，非将帅之才，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当时河北有遗民二十万人，渡河欲来归附，因晋兵已经撤退，他们遭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杀掠，死亡殆尽。淮水、汉水以北，黄河以南，一度在名义上尽成晋土[12]。可是东晋的北伐之师，却并未再出。公元351年，桓温不等朝廷命令，声称北讨，率领大军顺流而下，到达武昌，宰辅会稽王司马昱苦苦劝阻，温只得作罢。东晋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务交给扬州刺史殷浩。浩于是统兵北上。殷浩是个书生，只能清谈玄学，并无实战经验。公元353年，殷浩自寿春率众七万北伐，以羌族酋长姚襄（姚苌兄）为前锋，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袭击浩军，浩丢弃辎重，狼狈逃走，士卒死伤万余人。东晋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不主张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导从子）便主张不但应该放弃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13]。东晋政府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只得把司州拨归桓温来节制，也就是说把收复河南的任务交给桓温来负责。温上表弹劾殷浩，殷浩被罢免，这时谁也不能阻止桓温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取道襄阳，出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进攻关中，于柳（今陕西蓝田）连败秦主苻健的军队，兵锋直达长安东面的霸上。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在关中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晋军才能取得胜利，迫使苻健退保长安，深沟自固，不敢交战。桓温来时，由于运输上困难，没有能够多带粮食，当时估计春麦已熟，可割取以为军粮，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晋军在给养上遭遇到严重困难，是年九月，温只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许昌一带的羌族酋长姚襄，进攻洛阳，桓温自江陵北伐，把姚襄击溃，襄西走关中，为秦主苻生所杀。桓温在收复洛阳以后，建议政府还都洛阳，并主张把永嘉以来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4]。那时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们已在江东置立庄园，自然不愿北迁，对桓温的建议，纷纷提出异议[15]，复都洛阳之议，就此作罢。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尚书仆射琅邪王彪之认为“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东晋豫州刺史镇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称豫州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于是朝廷任命吴兴太守陈郡谢万（谢安弟）为豫州刺史。公元359年，万受命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昙因病退屯彭城，万误认为是前燕大军压境，仓皇下令退兵，军遂溃散，万单骑逃归，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为前燕慕容氏所攻没；公元365年，洛阳又告失守。

公元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公元369年，兼徐、兖二州刺史，荆、扬两镇，由温一身兼任。温企图利用北伐获得胜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因此决定北伐前燕。这年四月，桓温统率步骑五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六月，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由于这年夏季气候亢旱，水位低落，如果运输粮食给养的航道不能畅通，五万人的大军是无法北进的。因此桓温驻兵金乡，遣冠军将军毛宝生“凿巨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别名清水）”（《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为我国的河流大都由西向东，而当时行军需要，必须开凿一条由南向北的航道出来。《水经·济水注》里称这条桓温所开的航道为“桓公渎”[16]。本来这里有一条久已淤塞的河道叫“洪水”，桓公渎就是利用洪水旧道重新加工浚凿，把泗水和巨野泽接通，再通过巨野泽的东北角和清水相连接。桓温还嫌清水的水源不旺，因此他进一步把汶水引入清水[17]，然后使军用舰只可以由清水驶入黄河。这条桓公渎虽然开凿成了，可是在北方，秋冬之际雨水稀少，水位骤落，航道涩滞，这一条新凿的运河以后能否畅通无阻，仍存在着严重问题。桓温的谋士郗超曾为此事向桓温慎重提出：“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指前燕）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指前燕）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郗超指出秋冬之际，水更涩滞，粮运困难，因此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今年顿兵河、济，积蓄粮食，到明年再进兵；一个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战。而桓温认为第一个方案太迟缓，使前燕有了准备时间；第二个方案，直扑邺城，一决胜负，又太冒险。所以都没有采纳。

桓温亲率水军自清水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东阿东北）入黄河[18]，舳舻数百里，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另外派遣建威将军檀玄自陆路进军，在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击溃了前燕征讨大都督下邳王慕容厉的二万军队。前锋邓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击败了燕将傅颜的军队，军事形势的发展对东晋非常有利。枋头离前燕国都邺城只有二百里地，前燕君臣恐慌异常，一面向苻秦王朝求救，希望苻秦从洛阳出兵侧击，牵制晋军北进；一面作好出奔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准备。同时改派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兵五万抵御晋军。

桓温七月间到达枋头，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欲务持重”，不敢直趋邺城。到了这年九月，北方继续缺水，桓公渎水位低落，接近干涸，不能利用了。桓温在进兵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兵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直趋荥阳（今河南荥阳），想叫他打开荥阳的石门（即汴口）[19]，把黄河水引进蒗荡渠下注汴渠，以沟通淮、泗水运，使水军能由这一条水道，退回淮上。袁真虽然攻克了谯、梁，却不敢进兵荥阳，打不开石门。慕容垂又命其弟范阳王慕容德率领精骑一万五千，加强了石门的防御力量，袁真更难完成夺取荥阳、打开石门这个战略任务了。桓温悬军深入，粮储已竭，只得退兵。退兵时因无法走水道由河入蒗荡渠，由渠入汴，只好焚毁船舰，丢弃辎重兵器，自陆路由东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三十五里，当时在黄河南岸）经仓垣（今河南开封市东北），步行七百余里，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西）。慕容垂率骑兵八千跟踪追击，慕容德先伏劲骑四千于襄邑东涧中，与垂夹击晋军，晋军大败，损失了三万多人。东晋收复的淮水以北的失地，重又丧失。

桓温北伐的失败，正如前燕谋臣申胤所预料的：“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可见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荆、扬之争的持续和扩大，牵制着桓温，甚至破坏桓温的北伐，成为他北伐不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当然，桓温本身的弱点——企图在胜利以后做皇帝，也使他的北伐事业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桓温的三次北伐，给予氐族、羌族、鲜卑族的统治者一定的打击，在客观上并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多少符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愿望。

枋头败后，桓温为了挽救自身威望的低落，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这时桓温已经六十岁了。翌年，司马昱病死，昱子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温业已有病，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宰相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故意拖延，拖上九个月，桓温等不到荣典颁发，就病死，东晋王朝又拖长了四十多年。

东晋帝系表　东晋十一帝，一百四年。

* * *

[1]　《晋书·刘颂传》颂上疏曰：“……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

[2]　《晋书·贺循传》：后为武康令……政教大行……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历试二州，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诚以……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

[3]　《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胡三省注曰：扬州统郡十八，帝割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建安、南康、晋安属江州。扬州统十一郡，今止推〔顾〕祕督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九郡；淮南、庐江在江北，不与也。

[4]　见《晋书·陈敏传》。《资治通鉴》晋惠帝永兴二年：敏遂据有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内史，周为安丰太守。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

[5]　《晋书·王戎传》：从弟衍，字夷甫。……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考异》曰：《晋春秋》：“王衍言于太傅越，以王澄为荆州，敦为扬州，据吴、楚以为形援，越从之。……”按《晋书·王敦传》：自青州入为中书监，……出为扬州。

[6]　《晋书·刘琨传》：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为并州刺史。……琨在路上表曰：“臣……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白骨横野……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时……并土饥荒，百姓……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刘〕聪遣子粲……乘虚袭晋阳……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愍帝即位，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

《北堂书钞》卷165注引王隐《晋书》：琨与丞相书云：“不得进军者，实因无食。编草盛粮，不盈十日。夏则桑椹，冬则莹豆，视之哀叹，使人气尽。”

《晋书·刘琨传》：〔元〕帝……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寻猗卢……病死，部落四散……箕澹等帅〔猗〕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属石勒攻……琨……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并土震骇。寻又灾旱，琨穷蹙不能复守。幽州刺史鲜卑段匹数遣信要琨……琨……率众赴之……竟为匹所……害（公元317年）。

[7]　《世说新语·赏誉篇》：“会稽孔沉、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桀。”同篇魏隐兄弟条注引《魏氏谱》：“隐，会稽上虞人，历义兴太守、御史中丞。弟，黄门郎。”

[8]　宋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唐林《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明何乔远《闽书》卷152：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

[9]　晋王敦、桓温、殷仲堪、桓玄，宋谢晦、南郡王刘义宣、袁、沈攸之、桂阳王刘休范，齐陈显达，梁武帝萧衍，陈王琳、华皎，皆自上流拥兵东下。

[10]　《晋书·元帝纪》：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五月庚申，诏曰：“……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晋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

《晋书·戴若思传》：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

《晋书·刘隗传》：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

《晋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敦率众内向……上疏曰：“……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

[11]　《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石虎破赵嶷，徙青州之民；破刘胤、石生，再徙雍州之民；破段匹及为燕所败，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汉，徙荆州之民。

[12]　《晋书·穆帝纪》：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六月，石遵扬州刺史王浃以寿阳来降。七年正月辛丑，鲜卑段龛以青州来降。五月，〔石〕祗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十一月，石祗将姚弋仲，冉闵将（《冉闵载记》作“闵兖州刺史”）魏脱各遣使来降。十二月，石季龙故将（《冉闵载记》作“闵徐州刺史”）周成屯廪丘，高昌屯野王，乐立（《冉闵载记》作“荆州刺史乐弘”）屯许昌，李历屯卫国，皆相次来降。

《晋书·冉闵载记》：闵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

《晋书·穆帝纪》：永和八年七月，石季龙故将（《南齐书·州郡志》作“秦州刺史”）王擢遣使请降。

[13]　《晋书·王羲之传》：〔殷〕浩……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羲之〕又遗浩书曰：“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又与会稽王（司马昱）笺，陈浩不宜北伐，……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殿下……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

[14]　《晋书·桓温传》：隆和初（公元362年）……温……欲还都洛阳，上疏曰：“……伏惟陛下……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言还都洛阳），众星斯仰……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苻氏、慕容氏）之命，不诛而自绝矣。……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臣……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剪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然后陛下……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15]　《晋书·孙楚传孙绰附传》：时大司马桓温……以河南初平，将移都洛阳。……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绰乃上疏曰：“……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中夏荡荡，一时横流。……中宗（司马睿）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温今此举……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

[16]　《水经·济水注》：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巨野薛训渚，历泽西北，又北径阚乡城（今山东汶上西南南旺湖中）西，又北与济渎合。自〔薛训〕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温以太和四年率众北入，掘渠通济。至义熙十三年，刘武帝（刘裕）西入长安，又广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谓之桓公渎，济自是北注也。

[17]　《水经·济水注》：济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谓清口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济。”或谓清即济也。《禹贡》济东北会于汶，今枯渠注巨泽，巨泽北则清口，清水与汶会也。

[18]　关于桓温水军由清入河，我认为是从四渎口进入黄河的。《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济水受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桓温自清水入黄河以后，进屯武阳（东武阳，今山东莘县西南朝城）。如果不是从平阴、东阿一带进入黄河，就无法解释水军会经过武阳的。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桓温的进军枋头，是由济水入汴入河，再折而向东至枋头，这是值得商榷的。胡三省《通鉴》注认为清水在东燕县入河，东燕在今河南延津东。如果桓温由东燕入河，也已绕过了东武阳，所以也说不通。后来刘裕伐后燕，水军分两路，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率领，出石门（即荥阳的汴口），自汴入河；一路由王仲德为前锋，“开巨野入河”。开巨野入河，就是走桓温北伐前燕开桓公渎去枋头的老路。接着刘裕亲率大军北上，也是走王仲德“开巨野入河”的这条水路。《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北径垣苗城西，故洛当城也。伏韬《北征记》曰‘济水又与清水合，流至洛当’者也。宋武帝西征长安，令垣苗镇此，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称。”垣苗城就在四渎口的东南面，刘裕为了确保四渎口的水运畅通，所以才叫垣苗以重兵镇此。《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说：刘裕“自淮、泗入清河，将溯河西上”。又说：“裕引军入河，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在今山东茌平西南。“留戍”两个字，意味着向弥是跟随刘裕进军的，刘裕率水军西进，经过，认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有把向弥留下来戍守的必要。可见是刘裕水军经过的地方。《资治通鉴》又说：“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后来刘裕派遣朱超石、丁等率二千七百人进击，魏人奔溃，“退还畔城”。畔城在今山东聊城界内，可见北魏军队在黄河北岸骚扰刘裕的水上行军，也不出聊城一带。《资治通鉴》又说“王仲德水军入河”，取滑台。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也在东燕县东。由此可见刘裕、王仲德都在滑县、聊城以东，由清水经四渎口入黄河，而不是由东燕县入黄河，更不是由汴水入黄河。所以我认为桓温也是一样，由平阴、东阿一带经四渎口入河，而不是由清溯汴入河。

[19]　荥阳的石门即后来的汴口，在晋、宋时期是战略要地。现略释如下：

《水经·河水》：“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水经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汉……灵帝建宁（公元168至172年）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

《水经·济水注》：“〔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魏太和（公元227至229年）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