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灭后秦 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兴的北府兵将领，在东晋末年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他们的内部便又开展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412年至413年初，刘裕消灭了名位仅次于己的北府兵重要将领刘毅，从而为他自己受禅称帝扫清了道路。
刘毅和刘裕一样，早年侨寓京口，参加了北府系统的青州（镇广陵）刺史府中兵参军属。北府将领推倒桓玄的时候，刘裕在京口领导起兵，刘毅在广陵领导起兵，两人功业相当，毅亦因此自负，不愿屈事刘裕。桓玄垮台后，刘裕统率北府兵，坐镇京口。公元408年，扬州刺史缺官，刘毅等不欲刘裕入朝辅政，企图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令裕于丹徒遥领州事。刘裕遂自请入朝，就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次年刘裕北伐南燕，当时刘毅任豫州刺史，又以“宰相远出，倾动根本”为理由（《宋书·谢景仁传》），力图加以阻止。不久自己却在桑落洲被卢循打得大败。最后为荆州刺史，“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一面与谢混等人相交好；一面招纳亲党，要求朝廷调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到荆州做他的副手。刘裕也知道刘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宋书·武帝纪上》），于是趁刘藩自广陵入朝的机会，搞突然袭击，杀刘藩、谢混；随即率兵西征，佯称刘藩率兖州兵西上，很快就攻破江陵，刘毅力竭自杀。
另一个与刘裕合谋讨伐桓玄的将领诸葛长民，在桓氏灭后亦以功臣自居，“骄纵贪侈……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晋书·诸葛长民传》）。刘裕西袭江陵，用长民为建康留守。他写信煽动冀州刺史刘敬宣（刘牢之子）说：“盘龙（刘毅小字）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南史·刘敬宣传》）刘敬宣把原信转呈给刘裕，刘裕从江陵回来的第二天，就把他诱杀了。
公元405年，益州大族谯纵乘东晋衰乱之际，据有四川，自称成都王，称臣于后秦姚氏。桓玄败，桓玄从兄桓谦逃奔姚兴，纵又遣将与谦联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刘裕乃在公元412年十二月，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进攻四川，翌年七月，晋军攻破成都，谯纵自杀，益州遂被东晋收复。
在刘裕要讨伐刘毅的时候，东晋政府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到了公元415年，刘裕又嫌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望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镇襄阳）刺史鲁宗之也怕刘裕容不了他，和司马休之联兵抗裕。休之、宗之兵败投奔后秦。公元416年正月，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攻襄阳，骚扰荆楚，想切断东晋长江上下游以及扬、益间的交通。这时后秦主姚兴新死（公元416年二月，兴病死），兴子姚泓初继父位，姚秦王室内部斗争激烈，北魏拓跋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踞朔方，又时时在威胁姚秦北方，牵制了姚秦一部分兵力。刘裕就在公元416年的八月，亲统大军，北伐姚泓。
北伐大军分为四路，水陆并进。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率领步兵自淮、淝进取许昌、洛阳。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率领水军，与王镇恶等步兵配合，由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一路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领，径趋武关。一路由王仲德率领水军，由桓公渎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济，自清入河。后来刘裕自己统率的大军主力，也是走王仲德走的这一条路。
檀道济、王镇恶这一路，推进得非常迅速，所至诸城戍皆望风归降；接连攻下项城、许昌、成皋（今河南荥阳上街镇），姚秦洛阳守将姚开城出降。晋军乃占领洛阳，前锋进抵潼关。
王仲德这一路，由水道自巨野泽经清河折入黄河以后，自然要威胁到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唯一桥头堡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北魏滑台镇将尉建没有等到晋军进攻，仓皇放弃滑台，渡河遁逃。九月，晋军进入滑台。公元417年初，刘裕也从彭城亲统大军从水道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入黄河，溯流西上。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刘裕任命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今山东茌平西南），加强了黄河南岸这个战略要点的防务。这时北魏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十万军队。晋军主力沿黄河进军时，北魏派了几千兵士，在隔岸进行骚扰。刘裕的“军人于南岸牵百丈（百丈是拉船的牵绳），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退则复来”（《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无可奈何，最后派自己的卫队奋勇渡河，在黄河北岸建立了两端抱河的却月阵，并且动员了二千多劲勇，带了大弩百张，大锤及矟千余，奋勇击败魏军。魏军退至畔城（在今山东聊城境），晋军追击，又获全胜，东晋大军主力终于顺利地自河道到达洛阳。
公元417年三月，刘裕到达洛阳，这时前锋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军已进抵潼关。于是重新作了部署，分两路进攻关中，一路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包抄长安的后路；一路从潼关直取长安。
武关的一路，仍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领，从武关北入，屯据青泥（即柳城，今陕西蓝田）。后秦主姚泓怕青泥失守，长安不保，想先消灭东晋进攻青泥的军队，然后集中兵力来和潼关方面的晋军主力决战，所以亲率步骑数万南救青泥。沈田子军只有一千多人，原是迷惑敌人用的疑兵，人数众寡悬殊。可是北府兵作战英勇，乘姚泓营阵未立，奋勇进击，秦兵大败，损折了万余人。姚泓率领余部奔还灞上。
这时刘裕亲率晋军主力到了潼关，命王镇恶率水军溯渭水西上，直趋长安。王镇恶的水军打败列阵于泾水之上的秦军，进至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北）。镇恶“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姚泓屯军长安城下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众“莫不腾踊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宋书·王镇恶传》），姚泓出降，后秦亡，时为公元417年八月。刘裕收后秦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往建康，姚泓亦被送往建康市斩首。
晋军北伐南燕、后秦，都取得胜利，固然由于战士的英勇战斗，刘裕的指挥正确，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民的支援。如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数千”（《宋书·武帝纪》）。及伐后秦，当王镇恶、檀道济等前锋挺进得过快，到了潼关为秦兵所拒时，由于“悬军远入，转输不充”，“将士乏食”。王镇恶亲自到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去动员百姓捐献粮食，“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宋书·王镇恶传》）。正是中原地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保证了刘裕两次北伐的胜利。
刘裕收复关中以后，流寓关中的陇右流民，都希望他继续出兵收复陇右。由于刘裕留在建康代掌枢要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政权有旁落到他人手中的危险，因此，他在长安只停留两个多月，就急于返回江南。三秦父老听说他要离开长安，流着眼泪到他那儿挽留他，向他诉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长安十陵，咸阳宫殿，皆汉家故迹，裕为刘氏子孙，故三秦父老以是为言而留之），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可见关中人民对刘裕是如何寄以期望，而刘裕的行止却终究使他们失望了。
刘裕这次攻灭后秦，将领中王镇恶、沈田子之功居多。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十三岁时，苻坚败亡，他随叔父王曜流寓江南，客居荆州。后来为刘裕所赏识，刘裕杀刘毅，王镇恶立了大功。刘裕出兵伐后秦，因为王镇恶从少生长关中，故以镇恶为龙骧将军，带领先头部队北伐关中。攻下长安之后，“抚慰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但王镇恶为人贪财爱钱，“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宋书·王镇恶传》）。这时有人向刘裕密告王镇恶收藏姚泓专用的车子，有做皇帝的野心。刘裕派人秘密调查这桩事，王镇恶把车上的金银都剔下来了，而把车子丢弃在墙边。这说明王镇恶贪财，而不是有政治野心，刘裕就放下心来了。关中人的追念王猛，真像蜀人的追念诸葛亮一样，所以王镇恶在关中，是很得人心的。攻灭后秦，王镇恶又立了大功，因此刘裕军中的江南将领，多妒嫉王镇恶。尤其是沈田子和傅弘之，他们两人在青泥以一千余人击败姚泓数万之众，据以和王镇恶争功，彼此心不能平。
这年十二月，刘裕仓猝东归，安排他的次子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以王脩为安西长史，辅佐义真；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毛德祖为安西中兵参军，率兵一万余留守关中。这样安排显然是无法应付刚收复的关中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夏主赫连勃勃见刘裕东还，认为这是他夺取关中的极好机会，他的谋臣王买德也对他说：“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代晋称帝），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今陕西商州），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赫连勃勃采纳了他的计策，叫自己的儿子赫连昌屯兵潼关，王买德屯兵青泥，又叫世子赫连率精骑二万直趋长安，赫连勃勃亲率夏军主力为后继。这样，刘义真想用留守军一万多人来保卫长安，是太困难了。
夏军前进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镇恶联兵抗击。当时军中流传谣言说“镇恶欲尽杀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沈田子轻信了谣言，于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杀害了王镇恶。王脩责备沈田子专戮节将，征得刘义真的同意杀了沈田子。到了同年的十月，刘义真又听信了左右的话，杀了王脩，并调回渭北的所有驻军，集中守防长安。关中郡县逐渐为赫连勃勃所攻占，长安也被围困，“樵采路绝”。最后刘义真只好撤出长安。东晋将士在撤退时大掠长安，用车子满载宝货子女，一天不过走十里路。夏兵追及于青泥，义真全军覆没，他自己单骑逃出。当时毛德祖以河东太守名义镇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没有遭受损失。关中地区收复了不到一年零五个月，却又落入夏主赫连勃勃的手中。
综观刘裕的北伐，其主观动机，固然在于建立个人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可是在客观方面，他的灭南燕、灭后秦这种军事行动，不仅给予当时鲜卑、羌、胡各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的要求的。尽管关中地区得而复失，而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终于被刘裕所收复了，对江南地区起了掩护的作用，为此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刘裕的北伐事业，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宋初内政 刘裕回到江南，受封为宋王。公元420年，代晋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
刘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义符继位，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游戏无度，不亲政事。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因次立者应是徐羡之等所嫌忌的庐陵王刘义真，于是他们先废义真为庶人，再废黜了少帝刘义符，并且把兄弟两人都杀害了。然后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为帝。他们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握重兵，作为居中秉权的徐羡之、傅亮的外援。刘义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重蹈晋末衰乱的覆辙，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下令严办。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败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斩首。这样，宋文帝才把国家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从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剪除异己起，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
由于刘裕的两次北伐，获得辉煌的胜利，虽然刘裕不能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扩大战果，统一中原，甚至连关中地区也得而复失，但从东晋、南朝的人民看来，这位宋武帝的功业，已初步满足他们的抗敌要求了。刘裕、刘义隆父子承孙恩、卢循起义之后，继东晋而称帝，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政权。东晋末年，渤海刁逵（刁协孙）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畅为桓玄右卫将军，刁氏侨寓京口，史称“刁氏素殷富”，“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晋书·刁协传》），刘裕起兵讨桓玄，消灭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财产分给京口贫民。晋安帝妻王皇后（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死，后有“脂泽田四十顷”，在临沂（侨置在今江苏句容境内）、湖熟（今江苏南京市东南湖熟镇）一带，刘裕请晋安帝下令把这四十顷土地分“赐贫人”（《晋书·安帝纪》）。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义熙九年，刘裕下令禁断。同时荆、雍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县屯田池塞”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刘裕曾先后下令禁止。刘裕在消灭刘毅后，曾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博得荆州人士的好感；在驱逐了司马休之之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加以改变，规定二州“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宋书·武帝纪》），一概遣散。在东晋末年，政府曾不断向民间征发造船木料，以及征用船只车牛，供运输之用，刘裕下令以后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只，由政府派定专人和民间商议好公平价格，依照规定的价格来“和市”，严禁官吏假借官威，强行征发[1]。魏、晋以来，兵农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额的租税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计其数，刘裕在称帝的第一年，就下令“开亡叛赦，限内首出”得“蠲租布二年”（《宋书·武帝纪》）。此外，刘裕在称帝之初，命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不复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酌量减轻；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文帝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在他在位时期，几次下令劝课农桑[2]；湖熟有“废田千顷”（《宋书·文帝纪》），在他的命令下被开垦为良田；扬、南徐等州农民缺乏田粮种子，他下令贷给[3]；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灾，文帝下令“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宋书·文帝纪》）。文帝对消极的赈济也比较重视，如元嘉十一年，丹阳、淮南、吴兴、义兴一带大水，文帝就曾拨出数百万斛米赈济灾民。
当然，刘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还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使他们的经济，不致日益衰颓，从而使自耕小农还能继续供封建国家剥削。
宋文帝又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行清理户籍工作，以后齐、梁时代，再度整理户籍，还都以元嘉户籍为依据。户口数比较准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政府课户人数的增加，税源、兵源的有恃而无恐，标志出元嘉时代刘宋政权的一定稳定程度来；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刘宋政权承东晋义熙土断之后，怎样重视整理户籍工作，使赋役的负担，不致偏压在少数课户头上，在稳定它的剥削对象自耕小农经济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
这三四十年间，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困难的情形下，相对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地在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货币流通数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虽已成立了魏、晋以来前所未曾设立过的“钱署”，开铸四铢钱，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流通货币还是极嫌缺乏，造成“用弥广而货愈狭”的现象，这正是生产事业向前发展的反映。
南朝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三四十年间的小康时代，作过概括的评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这些话虽然难免有溢美之处，但是可以说明这三四十年间的南朝人民，他们的生活比较东晋末年确是好过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侵，南朝的人民，到这时还是不能避免转死于沟壑之间了。
北魏的南侵 自刘裕弃关中以后，滑台、虎牢、洛阳等城邑也陆续被北魏夺去。河南虽失，可是那时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胁，西有赫连氏这个强敌，因此还不敢放手南侵。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断起义，前仆后继，想推翻拓跋魏的统治。其后北魏消灭了赫连氏，并吞了关中地区，渐渐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团结在他周围的人民，有十余万之多，关中氐、羌、山胡等族纷起响应，河东薛氏一族三千余家，也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关陇。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军镇压，才把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镇压下去。
盖吴在起义之初，曾上表宋文帝云：“臣以庸鄙，仗义因机，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旧之愤。……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压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第二次又上表云：“士庶……倾首东望，仰希拯接。……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可见中原的起义军，对南朝援军期望之殷切。宋文帝只是给盖吴以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的空头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为盖吴声援。实际上并无一兵一卒去支援盖吴，坐失收复中原的时机，这样，只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盖吴的义军既然失败，柔然人对北魏的威胁，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暂为缓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调动大军南下，进攻南朝。
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进攻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军苦战却敌。这年七月，刘宋出动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谟统率下，进攻滑台，为魏军主力击败。刘宋另一支偏军由建威将军柳元景率领，用很少的兵力，出卢氏（今河南卢氏），得当地武装配合，如卢氏人“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宋书·柳元景传》），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今河南卢氏东南），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魏军死亡万余人。关中人民和四山各族人民，处处蜂起，响应宋军，但宋文帝因王玄谟主力溃败，所以命令柳元景退兵。
魏军号称百万，乘势分路南进。拓跋焘亲率大军攻彭城不下，渡淮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扬言要渡江进攻建康。宋内外戒严，“丹阳统内，尽户发兵”。“游逻上接于湖（今安徽当涂南），下至蔡洲（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中），陈舰列营，周互江滨，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建立了巩固的防线。次年春，拓跋焘回军围攻盱眙，盱眙军民奋勇抗击。魏军攻城三十日，死伤无数，积尸高与城齐；拓跋焘又怕归路被切断，方才退走。魏军在撤退时，进行大杀戮大破坏，“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江北魏军“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宋书·索虏传》称：“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是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自此，刘宋政府便把自己的防线，步步南撤，既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到了明帝刘时代（公元469年），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又先后被北魏夺去，于是防线复由淮北撤至淮南。那时的“淮北士民”，虽是“力屈胡虏”，可是“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南齐书·垣崇祖传》）。南朝的统治集团，却正在争权夺利，排演其相互残杀的丑剧，便把外敌完全放在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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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义熙八年十一月：公至江陵，下书曰：“……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秋七月丁亥……又运舟材及运船，不复下诸郡输出，悉委都水别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又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
[2] 《宋书·文帝纪》：元嘉八年闰〔六〕月庚子诏曰：“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宜思奖训……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年冬十二月壬午，诏曰：“……自顷在所贫罄，家无宿积。赋役暂偏，则人怀愁垫；岁或不稔，而病乏比室。……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秋七月乙巳，诏曰：“……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3] 《宋书·文帝纪》：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诏曰：“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应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处，都原之。……”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年，是岁诸州郡水旱伤稼，民大饥，遣使开仓赈恤，给赐粮种。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凡欲附农而种粮匮乏者，并加给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