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形成 汉以前的诗，大都是四言。到了汉代，出现了五言诗。汉初戚夫人的《永巷歌》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歌，都可以说是五言诗的滥觞。
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汉书·艺文志》），和塞上横吹之曲。乐府歌辞，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其后渐以五言为多。乐府歌辞本来是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诗就是歌。到了后来，乐府中的五言歌辞，逐渐同音乐分离开来。于是人们把可以歌唱的五言诗，仍旧称为乐府，如班婕妤的《怨歌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不能入乐的案头五言歌辞，叫做五言诗，如《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的秦嘉《赠妇》诗之类。五言诗到东汉，可以说已臻成熟的阶段了。
五言诗愈成熟，离开音乐也愈远，但不能说乐府就衰歇了。五言诗在向五言诗的成熟方向发展，乐府诗也继续在向同音乐结合的方向发展。在东汉末年，有一首《孔雀东南飞》的五言故事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作》，全诗一千七百八十五字。诗的内容是叙述东汉建安（公元196—219年）中，庐江小吏焦仲卿，娶妻刘兰芝，夫妻俩感情很好。可是焦仲卿的母亲对兰芝却百般挑剔，最后终于把她赶回到娘家去。兰芝被迫投水自杀，焦仲卿也自缢而死。故事情节，在封建社会里，有它的普遍性。作者通过叙事诗的形式，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和批判。
《孔雀东南飞》一开头，有这样的句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我们不妨拿《太平御览》卷826里所引的《古艳歌》来和它比较。《古艳歌》云：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犹言我迟。
这首《古艳歌》的作者，已不可知，但作品产生的时间肯定是在《孔雀东南飞》之前。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提供了《孔雀东南飞》一诗以很典型的塑造材料。这也可以说明，不仅《孔雀东南飞》是如此，一切民间的诗歌创作，往往汲取了流传在民间的乐府艳歌歌辞等等的精华部分，然后充实具体的故事内容，又经过文人的不断加工，才完成它的创作过程的。
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
东汉王朝的统治，在黄巾起义之后，实际已经土崩瓦解了。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董卓擅政，牧守混战，又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即使统治阶级中的文士才人，也都受到战乱的冲击，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他们根据自己在乱离中的切身经历，不仅唱出了东汉王朝末日的挽歌，同时还把所见所闻可悲可泣的富有社会内容的事情，通过诗赋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唐诗人陈子昂所称誉的“建安风骨”，就是指建安时期诗歌的社会内容和它的苍凉风格而言的。
建安诗人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陈琳、蔡琰等人。
曹操在建安时代，在政治上是叱咤风云的霸主，同时在诗坛上也是一代主将。曹操的诗歌，最喜欢摹拟乐府。由于受到乐府的深刻影响，因此节奏响亮，史称操所“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二十首左右，几乎全部都是乐府。曹操利用乐府这一形式，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的乱离情况，也就是说，乐府形式到了他的手中，被赋予新的内容，即带有抒情诗的内容了。
曹操的代表作，有《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指董卓等）。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指袁术）称号，刻玺于北方（指袁绍亦欲为帝）。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在这首乐府里，叙述了当时讨伐董卓的将领自相残杀，特别指出袁绍、袁术兄弟企图割地称帝，造成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祸。这首诗客观上反映了牧守混战，人民死亡的社会现实。
曹操在行军途中，做了一些诗歌，其中如乐府《苦寒行》，是讲在太行山一带进军的情景，描述行军之艰苦，也反映出曹操在行军途中，“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主帅和士卒同甘苦的可贵精神。
曹操在取得冀州之后，因为三郡乌桓骚扰北边，他出兵抗御，经过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的时候，写了一首《碣石篇》的乐府，其第一章《观沧海》云：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在秋风萧瑟的季节，登高望海，在他面前展示出一幅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景。诗歌里描述了吞吐宇宙的自然景象，也表达出曹操那种雄放豪迈的气概。写大海的景色达到这么水平，确实是千古绝唱了。
同一首《碣石篇》的第四章《龟虽寿》，也是脍炙人口的诗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用神龟、腾蛇都不免身死物化，比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并不为此而颓唐丧气，却反而通过形象思维，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积极乐观的精神，来表现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他在《短歌行》的开头，尽管咏叹“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稍嫌消沉，但是这首诗的基调还是昂扬的，最后唱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诗中反复倾诉的正是这种求贤若渴，借以成就统一大业的心情。这类诗最能体现曹操诗歌悲凉慷慨的特色。
曹操的文章，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以及类书所引的，如《上杂物疏》、《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明罚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等，虽然代表了曹操的思想，但未必由曹操亲自动笔，而是由其幕僚起草的。惟有《让县自明本志令》，肯定是曹操亲自属稿的。又曹操临死时的《遗令》，即使不是他的亲笔，至少是曹操口授成文的。这两篇令文，反映了曹操那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尤其是前一篇，观点鲜明，语言简朴，毫无矫饰，表现了政治家的豪迈气概。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后来代汉做皇帝，史称魏文帝。他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他的诗文，有一部分是建安时代的，也有一部分是他称帝后的黄初时期（公元220—226年）的作品。他在五言诗方面，开始写出像后来抒情诗那样的作品。他的七言诗，如《燕歌行》，固然还采用乐府形式，诗的基调比较伤感悲沉，但是它采用七言的句法，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格，因为七言比起四言、五言来，毕竟能够表达较多的东西，毕竟是一种进步。《燕歌行》要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对诗歌形式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曹丕乐府《上留田行》云：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留田在汉歌吹曲里，本来是一个地名。可是在这里是作为曲调的余声，如《临高台》的“收中吾”，今天民歌中的“萨丽哈”之类，有音无义。曹丕在这首乐府里，虽然指出贫富生活的悬殊，但是他却归结为悬在苍天的禄命在主宰着一切，就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
曹丕著《典论》五卷，其中《论文》一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过积极的影响。文中指出文体“本同而末异”，亦即一切诗文从根本上说有其共同性，但是由于具体效用不同，所以分成各种不同的体裁，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正是因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此他尖锐地批评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文人相轻”的陋习。他又提出“文以气为主”，“气”是指作家的个性而言，他认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创作的风格也就千差万别，连父兄也不能勉强要求自己的子弟消灭这种差别。最后强调“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度评价了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全篇重视文学作品的地位、作用和特点，鼓励作家努力写作，对当时文学的繁荣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他早年的作品如《送应氏》诗：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当时曹植随曹操西征马超，经过洛阳，作诗送别汝南应玚、应璩兄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汉末年洛阳的残破景象。
曹植又有乐府《泰山梁父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反映了海边贫民经历战乱之后的艰辛生活。
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曹植《说疫气》中的一段话：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乎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根据当时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判断，这次疫病为伤寒病的感染。近半世纪医学史的研究，认为倘属伤寒或流感，人民不可能死亡那么快、那么多，所以推断是肺鼠疫。曹植在这则短文里，指出感染疫病死亡的，绝大多数是穷苦的老百姓。他还批判了用悬符压邪来抵御疫气的愚昧行为。
曹植的一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前期因“文才富艳”，得到曹操宠爱，几乎被立为世子。这时他的诗歌除了反映战乱和人民疾苦以外，主要是表现政治抱负，向往建功立业。后来曹丕、曹叡父子相继做了皇帝，他深受猜忌，动辄得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他和同母兄任城王曹彰、异母弟白马王曹彪同朝京都，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洛阳。同年七月，他和曹彪回到封国去，“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氏春秋》）。他以充满激愤的情调，写了一首《赠白马王彪》的长诗，痛斥小人播弄是非，谗间骨肉：“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他还唱出“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来宽慰自己，这更加重了全诗悲切、愤懑的气氛。曹植在魏初十一年中迁徙封国三次，一直处于被监视、受压抑的境地，居常汲汲无欢，正当四十一岁的壮年，就发病而死。曹植在文学造诣上，却由于他久处逆境，虽然贵为侯王，而情同囚犯，反而使他体会现实较深，哀怨牢愁，形象思维更为深刻。
曹植采用了美人香草以譬忠贤，飘风云霓以比谗佞的传统表现手法，写出了《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诗中借思妇的愁叹，来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这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比喻，意义是一样的，豆和萁同根而生，相煎何急；尘和泥本为一物，升沉异路。“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样沉痛绝望的呼声，基调虽很低沉，但也反映了政治压力之深。
曹植《杂诗》六首之一：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华难久恃。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志士暮年，美人迟暮，这首诗表达的感情也是很沉痛的。
曹植在另一首《野田黄雀行》中，表现了他对抉破罗网，逃出危难境地的渴望之情。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曹植诗歌的特色，是在乐府民歌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加工，创造出新的风格来，不仅可以任意写景物，而且可以任意抒写感情，可以说把五言诗推进到成熟的境界了。
曹植在辞赋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曹植采用神话传说中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作为素材，通过形象思维，塑造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么一个神女形象。《洛神赋》整篇充满抒情的气氛，比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更完整，更形象，文辞也提炼得更华丽而简约。
建安时期的著名作家，除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外，还有“七子”。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曾提到这七个人，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陈留阮、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此七子者，于学无所遗……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这才有“建安七子”的称呼。其中孔融行辈较高，他也不是曹操集团中人。王粲、陈琳等六人都是曹操霸府的幕僚，又经常和曹丕、曹植兄弟诗酒唱和。这里只介绍王粲和陈琳。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南）人，家世公卿。粲年十余岁随汉献帝迁都长安。董卓死后，又避地荆襄。在这期间，经历了流离的生活，他的著名诗篇《七哀诗》，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七哀诗》的第一首云：
西京（长安）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远。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人从长安往荆州避难，这首诗当是初离长安时所作。诗里描写了董卓死后，董卓部将李、郭汜等攻掠长安，残杀人民，造成白骨蔽野的惨酷景象，是非常真实的。
王粲到了荆州襄阳，看到刘表的苟安局面，未必能支持多久，他本是作赋的能手，这时他就作了一篇《登楼赋》。赋里说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示了对这种苟安局面的担心。赋里还说道：“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之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了他渴望全国统一的心情。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诗歌只留存四首。他的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的虽然是秦代筑长城的历史题材，实际是反映了东汉末年人民征役之苦：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这篇乐府运用民歌常用的对话形式，通过役卒和官吏、役卒和妻子的对话，把封建徭役制度下一幅凄惨的社会画面生动地展示出来。诗中役卒忍痛劝妻子改嫁，妻子却怀疑丈夫在边城已经别有所爱，所以想抛弃她了。这么一个转折，用彼此不信任的气氛，来加深人们对这对夫妇生离死别的灾难性处境的同情。
与七子同时富有才华的作家，还有女诗人蔡琰。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父亲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蔡邕字伯喈，在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疏议论朝政得罪宦官，被流放到五原安阳县（今内蒙古五原北）。得赦后畏惧宦官集团陷害，逃亡到江南会稽等地，积十二年之久。董卓擅政时被迫出仕，官左中郎将。司徒王允杀董卓，并捕蔡邕，杀之狱中[1]。
蔡琰博学多才，一生的遭遇却非常不幸。她在幼年曾随父亲度过一段流亡生活。年轻时嫁给河东卫仲道，又因夫死无子，回陈留父家寡居。汉末大乱，为董卓部下的胡骑掳去，居胡中（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和蔡邕是旧交，见蔡邕没有儿子，这一个女儿又流落在南匈奴，就用金璧把她赎回来，改嫁给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感伤离乱，作《悲愤诗》二章，第一章中有句云：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蔡琰挑选了最惨绝人寰的一个场面，来暴露董卓并州军利用胡、羌作战残杀掳掠汉地人民的万恶罪行，是非常成功的。在《悲愤诗》中，蔡琰还把自己热爱汉地的感情和母子骨肉之爱这两者间的矛盾，深刻细致地描写了出来。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何所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没有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情，是写不出这样动人的作品的。
蔡邕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他亡命在江南的时候，“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后汉书·蔡邕传》）。蔡琰幼时，受到家庭的熏陶，也妙于音律。有时蔡邕弹琴，琴弦断了，蔡琰一听便知道第二弦断了，或是第四弦断了。蔡琰在南匈奴时，每遇日暮风悲，笳声四起，她就写成了《胡笳十八拍》。可惜蔡琰的原作已佚，现在《乐府诗集》中所收的《十八拍》，其中如：“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宛然是唐人的诗格，已经不是蔡琰的原作了。
正始文学 正始时期（公元240—248年），正是玄学的发展时期，诗歌方面，也同样会受到玄学的深刻影响，《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所以诗歌的创作，仍以嵇康、阮籍为首。
嵇康的诗如《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中的一首：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弓名），右接忘归（矢名）。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眄生姿。
这首诗是寄赠他的哥哥嵇喜（字公穆，曾举秀才）的，想像嵇喜在军中戎装驰射的生活。诗旨“清峻”，有如其人。他入狱以后所写的《幽愤》诗，最后表示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也表达了他不肯和当时权要妥协的精神。
阮籍在思想上，和嵇康是同路人。嵇康死后，阮籍以嵇康为前车之鉴。因此他的诗旨，更是托寄“遥远”，以隐晦的笔调，来抒写内心的苦闷，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虽多感慨之词”（《诗品》卷上），却使人难于推求他的旨趣所归。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品。其二云：
二妃游江滨，逍遥从风翔。交甫解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这首诗借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解佩赠与郑交甫的传说，追忆作家自己和嵇康等周旋的经过。嵇康被杀，对阮籍来说，当然是很伤心的事情，所以说“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嵇康已死，知己零落，“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卫风·伯兮》），所以阮籍要说“膏沐为谁施”了。又第一首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本篇写夜中不寐，苦闷彷徨的情景。末两句吐露自己得不到任何慰藉的伤感。其第三十一首云：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以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是借古事以慨时政。它写的是战国时魏王婴歌舞荒淫，以致兵败身死的故事，却深刻揭露了曹魏后期黑暗腐败的现实政治。这类诗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诗人开拓了一条抒情述怀的道路。
西晋文学 西晋是门阀士族即世家大族专政的时期，这一期的作品，大都粉饰太平，缺乏社会内容。即便是名士领袖的张华，他的诗赋，也是“兴托不奇”，所以后来谢灵运说：“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诗品》卷中）傅玄的诗文，固然“繁富可嘉”（《诗品》卷下），但精彩的也不多。其时著名的作家，当推潘岳与陆机。
陆机，字士衡（公元261—303年），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陆逊，父陆抗，都是东吴大将。吴亡，机与弟云入洛，机仕至平原内史。八王内战，成都王司马颖任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颖所杀。陆机的乐府，是全力摹仿曹植的，但由于他过于追求辞藻的华赡和对偶的工整，着重了形式，轻忽了内容，因此比起曹植来，就大大不如。但是如他的《猛虎行》“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等诗句，还是清新可诵。陆机所作辞赋很多，以《文赋》为著名，它对于创作方法、创作过程都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他的散文，如《吊魏武帝文》、《辩亡论》、《五等论》，在当时也都是传诵一时的文章。
潘岳（公元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仕至黄门侍郎，后为赵王伦所杀。他的《悼亡诗》，描写得很细腻，感情也还真挚，所谓使人读了弥增伉俪之情。他做了很多篇赋，著名的如《秋兴赋》、《闲居赋》、《笙赋》、《射雉赋》之类，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录《文选》时，收入了很多篇。他的诔文，在当时也传诵一时。
潘岳和陆机在当时才名相当。东晋时人孙绰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又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篇》）可见两人的文风各有特色。我们现在从思想性方面来讲，潘、陆的成就，都没有左思大。
左思，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和东汉张衡的《二京赋》并称，当时人有“《三都》、《二京》，五经鼓吹（言二赋是经典之羽翼）”的话（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评价很高。《三都赋》初成，当时西州大儒皇甫谧为之作序；著名文士张载替他的《魏都赋》作注，刘逵替他的《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
左思的诗，就其内容来讲，比他的赋的价值要高。其代表作是《咏史》诗八首。左思的父亲左熹，出身小吏。后来左思有妹左芬，为晋武帝贵嫔，但我们从左芬的《离思赋》开头第一句“生蓬户之侧陋兮”看来，左氏虽然是外戚，而家世寒素，并不是当时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因此左思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是有被压抑的感觉的。他在《咏史》诗第二首中表示出愤恨不平的心情：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冯唐）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他还愤激地疾呼：“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第七首），控诉九品中正制度的不合理和贤才的被埋没。同时他唱出“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第六首）的诗句，表示对权贵的蔑视。最后他写出自己“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第五首）的心愿，决意离开宫阙巍峨、侯门深邃的皇都，走向广阔的大自然。他还有《娇女》诗一首，描写自己两个幼女的淘气情况，憨态如画，形象生动。
和左思同时，有河南人郭泰机，是“后门寒素之士”（《文选》注引《傅咸集》）。泰机有《赠傅咸》诗一首，也是对当时九品官人法的一种控诉。其诗云：
皦皦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衣工秉刀尺，弃我忽如遗。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
西晋永嘉之际，刘琨诗文，时称雄拔。刘琨（公元271—318年）字越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为并州刺史，当时“并土饥荒，百姓随〔东瀛公司马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晋书·刘琨传》）。据刘琨的表文称：
臣……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妻卖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他率领了一千多人，转战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那时晋阳也是“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琨加以整顿，敌人时来袭击，“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而耕，属鞬而耨”（《晋书·刘琨传》）。刘琨终于把防地逐渐稳固起来。洛阳、长安相继陷没，西晋政权虽告颠覆，刘琨在河东继续作战，支持危局，历十年之久，方才失败。他在和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刘聪、石勒等）的实际军事斗争中，锻炼了坚强的战斗意志，这种战斗意志也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扶风歌》，是所谓“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卷中）的。他的《重赠卢湛》诗有句云：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这首诗透露出一种英雄末路而坚贞不屈的气概来，在两晋的诗人中，这种悲壮的风格是不容易见到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与山水诗 自正始（公元240—249年）中何晏一派开始，他们的诗掺杂了玄学思想的成分，所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篇》），创建了“玄言诗”的一个流派。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把玄学思想和情感真正地融合起来，只是想通过诗歌的形式把哲理的内容表达出来。玄学思想因素损害了诗的形象思维，引致玄言诗走上绝路。可是这一诗派，随着玄学的盛行，到了两晋，更加发展。钟嵘《诗品·总论》所谓：“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2]
东晋初可以称述的作家，只有郭璞。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博学多才，爱好古文奇字，注释过《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书。他又精于阴阳、历算、天文、卜筮之术。中原大乱前渡江，东晋初为著作佐郎、王敦大将军府记室参军。王敦谋反，璞借卜筮劝阻，为敦所杀。郭璞的诗篇，在玄言诗盛行的年代里，固然不能不受到这一诗派的影响[3]；但是它富于文采，并不像当时的玄言诗那样平淡无味。他的代表作是《游仙诗》，名曰游仙，其实是采用象征的手法，来抒写自己不满现实的感情，如“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之类；至如“灵妃（指宓妃，传说中洛水女神）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古之良媒）时不存，要之将谁使”，表示有意学仙而无缘，语言鲜明生动，自具特色，远非抽象浮浅的玄言诗可比。
山水诗到了郭璞，也有了发展。西晋末，左思的《招隐》诗，有“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等句，已经开山水诗之端绪。郭璞的“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世说新语·文学篇》），更为时人所称道。他还著有《江赋》，也是山水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
郭璞以后，山水文学在继续发展。北来的世家大族初到江南之际，在太湖流域一带和土著的江东世家大族争夺土地，东晋统治阶级内部曾经产生尖锐的矛盾。后来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就率其宾客、部曲，转而经营东土（会稽等郡）。王羲之与谢万书，就说过：“当与安石（谢安）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其为得意，可胜言邪。”（《晋书·王羲之传》）他们要称誉他们在东土一带庄园的山水之美，自然不能不形诸笔墨。《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自东土成为北来世家大族的禁脔，歌咏东土山川者，亦日益增多；孙绰作《天台山赋》，对人说“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篇》），虽然这是自我吹嘘的话，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山水文学的重视。南朝宋初，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倡导之下，有了新的发展，玄言诗就更加衰落下去了，故《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过这里应该附带说明的，当山水诗开始发展之际，在谢灵运等山水诗人的诗篇中，并不完全排斥玄言佛理的成分，相反如谢灵运的诗中，有“三世无极已”，“永拔三界苦”等生硬的语句，这种生硬的语句，又往往破坏诗篇的优美风格。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后改名潜，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东晋大司马、荆州都督陶侃的曾孙（从沈约《宋书·隐逸·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渊明祖父陶茂，东晋武昌太守。父早卒。陶侃虽是在东晋几次内战中，立了大功，勋业显赫，但是他的十七个儿子，见诸史传记载者有九人（包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其余八人都不见记载。可见陶侃的后人，有些房分已经偏枯了。陶渊明这一房，到他父亲这一代，也已经破落了。
陶渊明生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在他三十岁以前，正是东晋王朝的相对安定时期，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余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孔季恭传》论）。陶渊明就是在这样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陶氏虽然衰落，但究竟是寻阳的数一数二望族，因此江州刺史曾辟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从事。渊明任职不久，因“不堪吏职”，辞职回家。后来江州刺史又召他去当主簿，他也没有到职。后又出仕为镇军将军府、建威将军府参军等职。东晋、南朝人是以做地方官作为括钱的手段的[4]，陶渊明也表示：“聊欲弦歌（做地方官），以为三径（指隐居的处所）之资。”（《宋书·隐逸·陶潜传》）结果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做了彭泽令。他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认为要向老百姓括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而结束了仕宦生活。这一年他不过四十一岁。
陶渊明在弃官之前，就向往田园生活。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他因母丧离职，与从弟敬远同居田舍，并参加农业劳动，有诗云：“秉耒欢时务（指农活），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指麦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他的早年作品《五柳先生传》，曾提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话，可见陶渊明早年的生活并不富裕。退居农村以后，开始几年，生活还可以对付，如同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之一所描写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家有草屋八九间，绕宅有田地十多亩，生活安排得不算坏的。可是到了义熙四年，家里失火，把八九间草屋全都烧光了，“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幸亏是夏天，一家人暂时住在船上，生活渐渐困难起来了。有时“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有会而作》序），日常生活仅能维持不至于断炊的地步，境况是比较艰难的。尤其是他五十四岁那一年（公元418年），先是旱灾，接着又是水灾，所收粮食不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陷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困境。在生活最艰难的年头，陶渊明曾向人借贷，做过一首《乞食》诗，中有句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谐余意，遗赠岂虚期。”陶渊明的友人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作《陶征士诔》，说渊明“少而贫病，居无仆妾”。陶渊明临死时与子俨等书中，也有“恨汝辈稚少，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之语[5]，可见他家里的主要劳动，还需要家内成员来担当，所以陶渊明有时需要参加农业劳动。我们举陶渊明两首诗为证：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指耕作），岁功（一年的收成）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长〕沮〔桀〕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都是清晨出门，日落才回家，劳动是相当沉重的。
但是，陶氏是寻阳的望族，其社会地位和一般露门役户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又是高士，受到人们的尊重。元熙（公元419—420年）中，江州刺史王弘钦仰陶渊明的为人，想见到他。听说陶渊明要去庐山，就备了酒菜，在去庐山的路上等候他。陶渊明到了那里，“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王〕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赡”（《晋书·隐逸·陶潜传》）。“尝九月九日无酒，出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久之。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太平御览》卷996引《续晋阳秋》）由此可见，陶渊明虽然生活清苦，可是他毕竟还是过着没落的世族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田以后，同农村接触多了，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般诗人所缺乏的清新内容和朴素风格。他对田园生活是爱好的。他常说：“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第五首）平淡无奇的东西，收入他的笔端，便成为最好的写作素材。《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第一首，最能写出他对幽居耕读的乐趣来。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指《穆天子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由于他生活在农村，他的诗大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如：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指车马）。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乡野）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五首之二）
他在诗里说归田以后交游稀少，也没有世俗的想法，人们关心的只是桑麻。这首诗写得既朴素，又亲切。
陶渊明晚年作品《桃花源诗并记》，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他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描绘出来了。所谓桃花源是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一个“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桃花源诗》），“黄发（老人）垂髫（儿童），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的美好世界。这正是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求之不得的一种空想社会。陶渊明所描写的世外桃源的图景，尽管是不能实现的，然而却反映了广大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共同愿望。
陶渊明虽然被《诗品》的作者钟嵘推崇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并没有完全超脱政治。鲁迅先生说过：“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听到刘裕收复长安、洛阳的消息后，他在《赠羊长史》诗中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可见陶渊明对全国统一事业，不是不关心的。
但是陶渊明的作品，究竟写悠闲生活的比较多，写农民疾苦的少。他的隐居农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他采用这种逃避现实斗争的方式，注定他的作品对当时社会不起积极作用。由于陶渊明思想因素中有不少消沉的东西，譬如他在诗里时常提到死，还做了《挽歌诗》三首，他对死的态度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这种委运任化，随顺自然的老庄思想，基本上是消极的。还有陶渊明诗里时常提到酒，我们知道酒是可以消忧的，陶渊明“每一醉，则大适融然”（《晋书·隐逸·陶潜传》）。他在诗里说道：“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这种以酒为欢的生活态度，反映到他的诗篇里，其基调又往往是低沉的。陶渊明歌颂了避世的隐士，向往桃花源的可以逃避战乱。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他创造了一个逃避现实斗争的精神世界。陶渊明作品中的这一些消极成分，对后人也起了不良的影响。宋以后许多过惯安逸生活的地主阶级文人，喜爱陶渊明的诗，并不是偶然的。
诗自潘岳、陆机以来，缛采纷披，可是愈追求诗的华丽繁缛，离开诗的意境神韵愈远。至于玄言诗，一方面是玄学思想因素损害了诗的形象思维，使玄言诗自己走进死胡同去，不可能更有发展；然而另一方面，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却给繁缛华丽的诗体起了一种冲洗作用，为陶渊明那样的朴素、平淡的独特风格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陶渊明的诗，可以说汲取玄言诗的精华，而摒弃了它的糟粕。由于陶渊明经历了一般文人所不曾经历过的那种田园生活和参加部分农业体力劳动，因此他的诗文就有一般文人所没有的清新内容和朴素风格。尤其在文学语言方面，如“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如“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如“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责子》）；以及《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散文，文学语言都自然到接近口语的程度。在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骈俪文盛行时代，陶渊明独能运用这样朴素简洁的语言来写出优秀的诗篇和散文，对此后的文风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钟嵘在《诗品》里，特别提到陶渊明的“欢言酌春酒”（《读山海经》）、“日暮天无云”（《拟古》）这两首诗“风华清靡”；而把陶渊明其余作品，归结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世叹其质直”。这是以六朝文风来衡量陶渊明，是不能作为定论的。
谢灵运与颜延之 谢灵运（公元385—433年），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县公，故世称谢康乐。仕宋为永嘉太守，历官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后在广州被杀。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西南）“有故宅及墅”，经过灵运修营，“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可是他还不满足，请求政府拨予会稽东郭的回踵湖和始宁的湖，企图辟为湖田。他在会稽，经常“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他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从事山水文学的创作的。
谢灵运写了一篇《山居赋》，在赋的注文里，他详尽地记述他的山庄景物之美，这篇赋可以说是山水文学中的代表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东晋南朝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谢灵运的诗如：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时间的运转推移）无淹物（久留之物），年逝（年华消逝）觉已催。（《岁暮》）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二句，当时曾传诵一时。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篇》）。他的每首诗未必通篇都好，但时有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口》）；“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登石门最高峰》）；“石横水流分，林密蹊绝踪”（《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进帆海》）；“乱流趋正绝，孤屿明中川”（《登江中孤屿》），这些诗句，描写风景，在技巧上，注意“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篇》），比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谢灵运的山水诗，由于缺乏社会内容，他的写作技巧也因斧凿痕迹太深，而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他在《山家》诗里，曾有这样的句子：“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即是他怀着封山锢水的欲望来描述山水、歌咏山水，山水成为他想占夺的对象，反而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山水景物中去，这样，要使他的山水诗达到更高的境界，就受到了限制。
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其先人在东晋初，移居建康。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仕宋为始安太守、步兵校尉。他和陶渊明交情很好，和陶渊明一样喜欢喝酒，酒后使气，往往批评时政。当轴权贵讨厌他，撤掉他的官职。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颜延之的《五君咏》就是这个时候做的。《五君咏》的《嵇中散》一首云：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仙人）。形解验默仙，吐论（指嵇康作《养生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指嵇康与隐士孙登、王烈同游）。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阮始平》一首云：
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指阮咸对音律有真知灼见）。郭奕已心醉，山公（山涛）非虚觏。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阮咸在晋武帝时因坚持自己对音律的看法，得罪了权贵荀勖，被斥为始平太守。颜延之在宋少帝时也因得罪权贵徐羡之、傅亮，而被出为始安太守。当时人把他和阮咸相比，称为“二始”。所以颜延之在咏阮咸时说：“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延之在咏嵇康时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时说：“沈醉似埋照。”“途穷能无恸。”咏刘伶时说：“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歌咏的虽是古人，实际却借题发挥，在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
颜延之后来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活到七十多岁。颜延之的诗最大的缺点，是“喜用古事（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在他的作品影响之下，“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唯睹事例（典故），顿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因为搬用典故过多，把诗句堆砌得密不通风，就会同诗歌所要求的“空灵”二字，背道而驰了。
鲍照 鲍照，字明远。其先原籍上党（郡治潞，今山西长治市东北），流寓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家世寒微，照自称“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又云“家世本平常”（《松柏篇》），“田茅下第”（《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他曾做过王国侍郎、秣陵令，宋文帝用他为中书通事舍人，后为孝武帝（刘骏）子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府记室参军，子顼在内战中被其叔明帝（刘彧）所杀，鲍照亦为乱兵所害（公元466年）。由于鲍照出身寒门，政治上始终受到压抑，同时在文坛上也受到轻视，所以钟嵘著《诗品》时，有“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之语。唯其如此，他的诗文就反映出那种怀才不遇的悲愤情绪和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来。
他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第四首：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表现出对于现实的不满，但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来。他在《代东武吟》中写道：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指张骞），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指李蔡，汉武帝时为轻车将军），追虏穷塞垣。密途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仗牧鸡豚。昔如（革制臂衣）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指晋文公）惠，不愧田子（指田子方）魂。
这首诗写久历战场的下级军官晚年凄凉生活，比较亲切，但最后几句反映了鲍照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忠君思想。再看《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第十四首：
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极边气寒。听此愁人今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男儿生世轲（坎坷）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
写出了百战关山的老军人流离边塞，思乡难归的愁苦。鲍照又在《拟古》诗中写道：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田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这首诗抒写自己的困苦生活以及不能用世的感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鲍照又在《拟行路难》第九首中描写弃妇愤激决绝的态度：
剉蘗染黄丝，黄丝历乱不可治。昔我与君始相值，尔时自谓可君意。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漠与先异。还君金钗瑇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
诗中揭示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没有保障的现实，同时表现了被损害者那种强烈反抗的精神。
此外如“游越万里，少别数千龄。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代升天行》），借游仙诗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平；“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代白头吟》），借炎凉世态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批评。这些也都带有一定现实意义。
鲍照的诗篇，以乐府诗为多。鲍照的主要成就也在于乐府歌行。他从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学语言，形成了他的诗歌的豪迈风格。他的文学语言，如“莫惜床头百个钱”（《拟行路难》），“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拟行路难》），“朱城九门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代淮南王》），都自然到接近口语的地步，这是和他运用乐府民歌的体裁来作诗分不开的。他写了很多七言诗，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推动了此后七言诗进一步的发展。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到鲍照的诗歌，“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钟嵘在《诗品》里也说鲍照的诗，“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这些都是站在门阀世族正统派的立场上，看不惯鲍照诗歌继承和发扬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妄加指责，并非定评。
鲍照的著名代表作，还有《芜城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大举攻宋，进兵至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广陵太守刘怀之放火焚烧城市、官署及船只车辆，率民众渡江南逃；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又在广陵举兵叛乱，孝武帝命大将沈庆之等率兵讨诞，城破之日，城内五尺以上男子皆斩首，杀三千余人，女口为军赏。广陵是当时南朝数一数二的雄镇，十年内经过两次严重破坏，一时不能恢复。大明三、四年间，鲍照亲履其地，缅想广陵过去的繁华和国防上的重要性，经过战火，只见“通池（城濠）既已夷，峻隅（城上角楼）又已颓”，“野鼠城狐，风嗥雨啸”，一片凄凉景况，无限感慨，故作《芜城赋》以资凭吊。这篇作品实际是对南朝统治集团虐害人民的控诉书，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优秀作品。
鲍照的另外两篇文章《登大雷岸与妹书》及《瓜步山揭文》，也很脍炙人口。前一篇，他用细致的笔触，描绘自己在旅途中见到的江山雄伟景象，并以抒情的口吻，叙述旅途的艰辛，读之使人弥增手足之情。后一篇，借描述江中小山——瓜步山，为寒门才士吐气。文章最后，直接斥责了当时“贩交买名之薄，吮痈舐痔之卑”的这一流人物，抨击现状，颇为大胆。
东晋南北朝的民歌与故事诗 东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在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民歌都有较大的发展。
两晋之际，少数民族接连进入中原，汉族人民则纷纷渡江南下。这样，南北方不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而且在经济、社会风俗以及文学风格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民歌来自民间，更表现出南朝与北朝鲜明不同的色彩与情调。
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大部分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则更为广泛，恋歌之外，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可以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两大部分。《吴声歌》是长江下游的民歌，即扬州一带的民歌，所谓“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是也”（《乐府诗集》四十四）。《西曲歌》是长江中游的民歌，即荆襄一带的民歌，所谓“《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乐府诗集》四十七）。这些作品，大都流传在人民的口头，后来由乐府收集起来，被之管弦。北朝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得之……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乐府诗集》四十四），所以南朝的民歌，也被称为《清商曲辞》。
由于荆、扬二州风土习俗，略有不同，因此《吴歌》、《西曲》的风貌情调，也不一样；在“声节送和”方面，也有所不同。
《吴声歌》现在保留在《乐府诗集》里的，一共有三百多首。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前溪歌》、《读曲歌》、《碧玉歌》以及《华山畿》等曲为主。在这些歌辞里，较多的是恋歌。如：
暂出白门（建康的正南门宣阳门，世称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读曲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欢闻变歌》）
都是用女子的口吻来描写感情的坚贞。这些民歌中，也有很多是控诉男女恋爱的不自由的。如《华山畿》：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不肯把我嫁给你）。
啼著曙（哭到天亮），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如许，这样）。
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这种刻骨的描写，在爱情得不到正当满足的封建社会里，往往达到对封建制度猛烈冲击和破坏的程度，所以是可以肯定的作品。
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里，女子的失恋和被遗弃，成为民歌普遍的题材。如：
忧思出门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前溪歌》）
遣信欢不来，自往复不出。金铜作芙蓉（双关语，莲的别名，谐“夫容”），莲子何能实。（《子夜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指其所爱心易转移，犹如白日一样），朝东暮还西。（《子夜歌》）
君行负怜事，那得厚相于（相亲近）？麻纸语三葛，我薄汝粗疏。（《读曲歌》）
这些歌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女子婚姻得不到保障，是具有现实的思想内容的。
在《吴声歌》中，男女结合生产来歌唱爱情。如：
春倾桑叶尽，夏开蚕务毕。昼夜理机丝，知欲早成匹。（《子夜夏歌》）
初寒八九月，独缠自络丝。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子夜秋歌》）
这平淡、真挚的口吻，充分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
《西曲歌》现在保留在《乐府诗集》里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多首。传下来的歌辞固然比《吴声歌》少，但种类比《吴声歌》多。以《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乐》、《那呵滩》、《作蚕丝》等曲为主。这些歌辞也和《吴声歌》一样，有不少是恋歌。如：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
也是用女子的口吻来描写爱情的。
《西曲》中也有不少一面歌唱爱情，一面歌唱劳动的歌声。如：
吴中细布，阔幅长度。我有一端，与郎作。（《安东平》）
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养蚕不满百，那得绣罗襦？
语欢稍养蚕，一头养百。奈何黑瘦尽，桑叶常不周。（以上《采桑度》）
素丝非常质，屈折成绮罗。敢辞机杼劳，但恐花色多。（《作蚕丝》）
歌辞委婉，感情十分真诚。
《吴歌》、《西曲》虽然有杂体，但一般都是五言四句。这种五言四句，如《子夜四时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叶下，浮瓜沉朱李。”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和五言绝句很相近了。所以南朝的民歌，给以后唐代五言绝句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朝的民歌，在表现方法上，都喜欢用双关字的隐语，如“思欢久，不爱独枝莲，只惜同心藕”（《读曲歌》），“莲”谐“怜”字，“藕”谐“偶”字。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蘗坞。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子夜歌》），以黄蘗之苦，譬相思之苦。如“理丝入残匹，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以匹端之匹，谐匹偶之匹。如“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读曲歌》），以棋局之棋，谐期会之期。后来唐人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刘禹锡《竹枝辞》），以晴雨之晴，谐感情之情，就是从六朝民歌里学来的。
同时，南朝的民歌，往往采取问答的形式，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男女一唱一答。以西曲歌中《那呵滩》为例：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在今湖北荆州）。愿得篙橹折，交（教）郎到（倒）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指应官差服力役的人），那得到头还？
前一首女子所唱，后一首是男子的对答。这种例子还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多举了。
北方的民歌，现在保留在《乐府诗集》里的，约有七十首左右。《乐府诗集》把这些民歌列在《梁鼓角横吹曲》里。这些东晋以来的北方民歌，有汉人的作品，也有少数民族人的作品而用汉文翻译过来的。
北方民歌的思想内容，比南方民歌较为丰富。由于南北风习的不同，南北民歌的色彩情调，也有显著的差异。在内容上，北方民歌所反映的生活面貌比较广泛。有反映各族大移动时期的诗歌，如：
陇头（陇山的顶上。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北）流水，流离西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指渭水流域），心肝断绝。（《陇头流水歌辞》）
所谓“东人西役，升此而顾，莫不悲思”（《太平御览》卷50引《周地图记》）是也。又如：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紫骝马歌辞》）
朔马心何悲，念旧心中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朔马谣》）[6]
这些都是中原汉族人民遭受少数民族政权强制迁徙时的作品。至如少数民族人的作品而被汉人所移译的，有：
纥干山（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7]。
这首歌谣，可能是北魏初年都平城时的作品。它反映了边疆上的游牧人正准备继续向中原迁移的迹象。
边疆上的游牧人还带来了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辞，如牧歌有：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这首歌是东魏时高车族酋长斛律金所唱的高车族牧歌，后来由汉人用汉语记录了下来。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幅辽阔草原上的放牧图，笔力劲健，具有无比魅力。
北方的民歌，很多是表现尚武精神，歌唱勇敢的战士及其战斗生活的。如十六国时代的《企喻歌辞》：
男儿欲作健（做健儿），结伴不须多。鹞子竟天飞，群雀两向波（向左右两边飞逃，如同波浪涌起）。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马肥）。牌子铁裆（马甲），（疑是头盔）尾条（插在头盔上作装饰用的雉尾）。
凡是原野上驰骋射猎的能手，在战场上必然会成为出色的战士。
《折杨柳歌辞》五首中的三首：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行者）坐（坐着）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遥看孟津（在今河南孟州南）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马蹄击地声）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些民歌描摹出北方健儿的马上生活，逼真地表现了他们骑着快马在原野上往来驰逐的形象。
北方的恋歌，刚健、爽朗，不像南方恋歌那样柔靡、缠绵。如：
侧侧力力（叹息声），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地驱歌乐辞》）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这些北方恋歌大胆干脆，毫不做作，与南方恋歌的委婉含蓄，大异其趣。民歌中也有反映婚姻问题上苦闷的作品。如：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歌辞》）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
风格也和南方民歌迥然不同。
长期的战争，使丁壮大量死亡，所谓“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这就会给当时社会制造出无数孤儿寡妇。民歌中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歌乐辞》）
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紫骝马歌辞》）
这两首歌辞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老女不嫁”、“童男娶寡妇”等反常现象。
北方民歌的艺术特色，是语言质朴，表情真率，风格豪放，而不忸怩作态。有关爱情婚姻的民歌是如此，反映社会现实的也不例外。如：
快马常苦瘦，剿儿（指劳动人民）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歌辞》）
这首民歌坦率地诉说无钱难做人，正是劳动人民的不平之鸣。
在北方的民歌里，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长达三百多字的叙事诗《木兰诗》。《木兰诗》继承和发展了北方民歌的优秀传统[8]，而又经过后代文人不断的艺术加工，所以这篇作品更趋完美。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们要断定这篇作品的著作年代，反而比较困难，在这方面的论争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9]。
《木兰诗》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木兰为了捍卫祖国，女扮男装，代父出征，在外作战十年之久。诗中以“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词句，歌咏了木兰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德。最后战争胜利结束，写木兰回到家里时的情景，“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一千多年以来，人民喜欢歌唱这首杰出作品。
永明诗人与新体诗 南齐永明（公元483—493年）中，有周著《四声切韵》。僧斌（俗姓王）亦“著《四声论》行于世”（《南史·陆慧晓传从孙厥附传》）。沈约又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南史·沈约传》）。同时沈约又大力提倡把这种声律学说应用到诗歌上去，成了四声八病之说。据《南史·陆慧晓传从孙厥附传》称：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撰《宋书》时，特别在《谢灵运传》后论中，对声律之说，加以鼓吹。谓：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南史·陆慧晓传从孙厥附传》引此语作“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并谓“自灵均（屈原）以来，此秘未睹”。沈约也是偶然发明的，所谓“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南史·陆慧晓传从孙厥附传》）。
总之，永明诗体要求诗赋在整篇之中，“宫商相变，低昂舛节”，尽量在文学语言方面，加强其音乐性。同时，除了要求严格地遵守四声规律以外，还提出了避忌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要求[10]，使“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这样就会音节铿锵，使作品收到预期的音乐效果。
事实上，诗最早就是歌，也就是乐。到了建安以后，诗逐渐离开乐府而独立发展起来，开始诗里还有浓厚的音乐成分，它一方面是诗，一方面仍然可以歌唱。自西晋潘岳、陆机以来，追求辞藻华丽和对仗工整的风气开始发展，诗和音乐的距离一天一天扩大。到了刘宋之世，辞藻雕琢的风气，变本加厉，同时如颜延之辈又喜欢在诗里用典故，渐渐发展成为钟嵘《诗品》中所说的，“大明（宋孝武帝年号，公元457—464年）、泰始（宋明帝年号，公元465—471年）中，文章殆同书抄。”到了南齐时，而且形成了任昉、王融等的“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风气。这样的文学作品，自然既不能被之管弦，又不能加以歌唱。诗歌既然不能自然地和音乐合节来歌唱，必然会有人工地加强诗歌本身语言文字方面音节和谐的要求，永明诗人对声病的讲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但是四声八病这些规律的发展，固然开启了以后唐代律诗形成的门径，而在当时，却并不能使诗歌真的接近音乐，只是使齐、梁的作家更趋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追求而已。也由于齐、梁作家过于追求技巧和形式，过于重视文学的形式美而轻视作品的思想性，这就造成内容空虚表面华丽的唯美文风和齐梁诗体。
永明诗人诗歌做得最好的，要推谢朓（公元464—499年）。朓字玄晖，为谢安兄谢据的玄孙，谢灵运的族子，有“小谢”之称。他曾任宣城太守，人们又称他为谢宣城。谢朓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不仅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更为清新秀丽，而为时人所爱重。沈约誉之为“二百年来（指建安以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朓传》）。梁武帝常说：“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太平广记》卷198引《谈薮》）
谢朓诗尽管不是通篇都好，“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诗品》卷中）。他在描述山水及自然景物方面的诗句，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和徐都曹出新林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这些秀句，描绘细致，色彩鲜明。诗篇开头第一、二句，如果起势好，就能笼罩全篇，谢朓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朔风吹飞雪，萧条江上来”（《观朝雨》），“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品》说他“善自发诗端”，也是不错的。
谢朓的边塞诗如“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寥戾清笳转，萧条边马烦”（《从戎曲》），狩猎诗如“原泽旷千里，腾骑纷往来”（《校猎曲》），也都使人读了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谢朓在新体诗方面，也是有一定成就的。其特色是在声律和辞藻运用上，善于熔铸和剪裁，注意了辞藻，但不流于华靡；重视了声律，而不受到拘束。诗的思想内容固然比较贫乏，而词句秀丽，音律和美，形成了一种清新风格。特别是他的五言小诗如：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王孙游》）
他在这方面受了江南民歌的影响，同时加以锤炼提高，使五言小诗正式成为新体诗的一种。
谢朓的新体诗已开唐人绝句的先河，后世评论者认为“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谢朓在山水诗的发展上贡献尤大，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的作品都受到他的诗的影响。李白更在诗中三番四复地提到谢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他还称赞“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所以清人王士祯在《论诗绝句》中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可见谢朓的诗在唐代诗人中影响之深。
永明体诗人还有王融、沈约等。王融的诗如《三妇艳行》、《芳树》等，对以后的新体诗影响也很大。
沈约的诗，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诗不如谢朓、王融，但谢朓、王融都早死（朓三十六岁、融二十七岁下狱死），而沈约活到七十多岁，政治地位又很高，又是新体诗和永明声律说的倡导者，所以“见重闾里，诵咏成音”（《诗品》卷中）。他的诗如《临高台》、《六忆诗》、《夜夜曲》，对后来新体诗的影响也很大。
何逊稍后于谢朓、王融，他的诗句如：“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相送》），“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赠诸旧游》）；“窗中度落叶，帘外隔飞萤”（《和萧谘议岑离闺怨》）；“阵云横塞起，赤日下城圆”（《学古》）；“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慈姥矶》），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
与何逊齐名，年辈又在何逊之后，成名于梁代，死于陈代的阴铿，他受到永明体的影响，在新体诗的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没有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宫体诗影响。他的写作态度比较严肃，善于练字造句，如“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和傅郎岁暮还湘州》）；“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晚出新亭》）；“古石何年卧，枯树几春空”（《开善寺》）；“鼓声听欲绝，帆势与云齐；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江津送刘光禄不及》）等，对后来唐朝律诗的影响较大。杜甫自述作诗甘苦时，曾说“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解闷》）；又在赠李白诗时有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可见他对阴铿的推重。
此外如梁代前期柳恽的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捣衣》），王籍的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邪溪》），梁宗室萧悫（侯景乱后入北齐）的诗句“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秋思》），都是名句，都没有用什么典故和多少辞藻，在当时即被传诵一时。
骈文的发展 东汉之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之末，散文也渐趋整齐，并有对仗的倾向，但也并不是通篇如此，只在一篇之中偶一为之而已。西晋自潘、陆起，他们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刘宋时，范晔撰《和香方序》，鲍照有《登大雷岸与妹书》，一般习惯，这些都是用散文来写的，可是他们却改用骈文来写，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永明声律学说兴起以后，当时贵族文人专心在声病丽辞方面争奇斗胜，结果，把骈俪文学推到了高峰。沈约用骈俪文来写《宋书》某几篇的传论，刘勰用骈俪文来写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一切文章，都向骈偶化、辞赋化方面发展。到了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兄弟，庾信，徐陵等人，连几十字的一张小启，也都缉事比类（典故），非对不发（对仗）；辞藻纷披（辞藻），宫徵靡曼（音律）。这些华丽的辞藻和靡曼的声律，无非是用来掩盖他们作品内容的贫乏和空虚而已。
由于辞赋是最适宜运用骈俪的文学体裁，因此当时的贵族文人尽量在辞赋方面下功夫。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时，把赋列在主要地位，可能也是这个缘故。在当时文人一般的辞赋里，大都以绮丽的辞藻，来粉饰它空虚的内容，但也产生了一些代表当时高水平的作品，如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之类。
在骈文中，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和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不但在写作技巧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就是从思想性来讲，也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对当时的假逸人、假名士，作了尖锐的讽刺与抨击；刘孝标在《广绝交论》中，对当时的趋炎附势之徒，也作了应有的揭露与批评。
《文心雕龙》与《诗品》 齐、梁时文学创作讲求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流于空虚和颓废，这就激起了反对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的要求。这时候就产生了优秀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仕梁为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一生不婚娶，最后出家为僧。《文心雕龙》创作于南齐之末（约公元501年左右），全书共五十篇。它系统地论证了有关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对齐、梁以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了扼要的评述。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强调了文学反映现实这一原则。他认真地考察了齐、梁以前“蔚英十代，词采九变”（《时序篇》赞）的文学变迁轨迹以后，分析了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品，由此得出了“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篇》）这一规律，即文学反映现实，现实在不断变易中，文学也跟着在变易这一事实，刘勰已经对它有所认识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还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他反对并指摘当时一种虚假的创作态度和作风。他认为那些“世极，而辞意夷泰”（《时序篇》）的作品，或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情采篇》）的诗文，都是虚假而没有真实生活内容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他所推许的，则是那些“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篇》），内容既充实，形式又完美的作品。
刘勰除了强调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如称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杂文篇》）的作品以外，还提到了形式影响内容的问题。他反对用繁缛的辞藻、艰深的典故来写“论说”、“议对”这一类文体，认为“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议对篇》），如果“词深人天”，便会“致远方寸”（《论说篇》赞）。他并不反对在诗赋韵文中用辞藻，不过他反对用浮丽的辞藻来掩饰作品内容的空虚和贫乏。他在《情采篇》里还说：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这对繁采寡情的当时文风，是一种很好的针砭。
刘勰是不反对对仗的，不过他赞成“自然成对”，“不劳经营”（《丽辞篇》）。他也不反对用典，不过他认为文人应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覈”（《事类篇》）；有了这些条件而后用典，就会“用人若己”（《事类篇》赞），“不啻自其口出”（《事类篇》）。他在修辞方面，认为有些辞汇，“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练字篇》），学者不可不察。他反对诗赋里用诡异的字，称之为“字妖”；他反对用一连串同偏旁的字（如石旁、水旁），诋之为“字林”（古代字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认为文学批评家要避免主观，“不偏于憎爱”，不要“贵古贱今”，不要“崇己抑人”，不能“执一偶之辞，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应该“博观”，应该“沿波讨源”，不能使作品“深废浅售”（《知音篇》）。批评的标准，“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序志篇》），这样才够得上做一个批评家。
刘勰的文学观点，有许多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因为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立论的，必然强调文学必须折衷于周、孔之道。他在《原道篇》里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伏羲作八卦），素王（孔子）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在《征圣篇》里又说：“是以政论文，必征于圣，必宗于经。”他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鼓吹文学必须为当时封建制度服务，这样，他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难免带有偏见。还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一方面固然批评了当时文风的采溢于情，争疏僻典；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风的深刻影响，全书用骈文写成，有些地方使读者感到费解。
《诗品》，钟嵘所著。嵘字伟长，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仕梁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记室参军。当他写这部书时，骈俪、声病的风气，已盛极一时，宫体文学也正在酝酿成熟之中，他就针对当时文风，提出批评。
首先，钟嵘反对声病说，他在《诗品序》中说：“平上去入，则予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他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认为古代的诗歌，都是“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到了曹魏“三祖（操、丕、叡）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现在“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音律邪”？所以他主张作品只要求它能够“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就好了，如果在声律方面过于讲究，会损害作品的自然之美，所谓“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其次，钟嵘反对用典。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亦“何贵于用事”。传诵一时的佳句，“‘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乃）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岂）出经史”，多不用什么典故，而是由“直寻”得来的。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刘宋中叶以后的作品，简直像“书抄”一样，没有什么创造性。
其次，他反对玄言诗，诋永嘉时的诗篇，由于受到玄风的影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诋东晋时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论”。他最推重建安文学，要求大家学习建安诗人的创作精神。
《诗品》的批评方法，是把诗分为《国风》、《小雅》、《楚辞》三大类，然后把与三大类风格接近的作家归纳进去，如李陵、班姬出于《楚辞》，曹植出于《国风》，阮籍出于《小雅》之类；进而论述各家风格的源流，特别提出前后作家的继承关系，如王粲、曹丕出于李陵，潘岳、刘琨出于王粲，陆机、谢灵运出于曹植，郭璞出于潘岳，颜延之出于陆机之类。这样的分析法，比较机械，也嫌牵强，没有能够说明每一个诗人的独特风格。
《诗品》把汉、魏以来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当然和六朝的流品也有一定的关系），定其等级。运用这种方法，难免不流于主观。如置曹操于下品，置陶渊明、鲍照于中品，就太低了；置潘岳、陆机、谢灵运于上品，置卢湛、任昉、沈约于中品，又未免太高了。钟嵘品评诗人，往往着眼于作品的辞藻，而忽视作品的思想内容，甚至也没有理解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这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文选》 从晋代起，有不少人在编纂文章总集，但至今大都已经亡佚。现存的总集，不得不推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主编的《文选》为最古。
萧统在《文选序》里说，从周秦以来，时逾千载，“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为了要节约读者精力，必须“略其秽芜，集其精英”，选出一部好的文章总集来。选择的标准，经书是周公、孔子所定，不敢“加之剪截”，因此只收录了《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三篇序文，这都是作为文学的体裁来采辑的。诸子如“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也从略。大量的历史著作，主要是记载史事，“褒贬是非”，不同于文学作品，因此也不收；然而其中的赞论和序述，因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已经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了，所以加以辑集。
《文选》全书三十卷（李善加以注释时析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成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三十九类文体以赋冠首，赋的分量占全书三十卷中的九卷有余，从这里可以看到萧统受到当时传统文学观点重视骈俪的深刻影响。每一类文体又分成许多子目，如诗一类内，又分成公宴、游览、咏怀、赠答、行旅、乐府等许多子目。每个作家的作品，按照体裁分别编入各类目。《文选》中虽然辟有乐府这一子目，但所收的绝大部分是文士的作品，汉乐府和东晋南朝的吴歌西曲，大都遗漏不载。
尽管《文选》有些缺陷，但萧统选录作品还是比较严格，当时盛行的那些庸俗作品，他大都摒而不录。《文选》略古详近，对晋宋以来的作品收得比较多，选择得也比较精，这都是可取的地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梁天监初，曾为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文学·刘勰传》）。萧统的文学观点，受到刘勰的文学观点的一定影响，所以《文选》的取材标准，与《文心雕龙》的批评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文选》一书的所以可贵，恐怕也就在此。
《文选》成书以后，风行一时，到了唐代，应进士举者，必须熟习《文选》。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李善为《文选》作注，成书六十卷。李善引据丰博，考订翔实；而且他所引用的古籍，有不少已经散佚了，所以他的注文到后世还成为辑佚的渊薮。世以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注《水经》和李善注《文选》，四书并称。虽体例微有不同，但都是不朽的著作。自李善以后，治《文选》者接踵，世称“选学”，一直到清代还没有衰竭，可见《文选》影响之大。
宫体诗 从齐永明（公元483—493年）时代起，辞藻更趋华靡，声律更加讲究，诗歌的内容题材也渐渐从描写山水转而描写色情。南北世家大族，这时愈来愈腐朽。他们“未尝目观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喘，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不但做官做不了，连当家也当不了。这些贵族子弟，还“熏衣剃面，傅朱施粉”（《颜氏家训·勉学篇》），很少能够不沉溺在荒淫堕落的色情生活里，这样，这一时期便产生了以描写色情为主要内容的宫体文学。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太子萧统病卒，其同母弟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到公元549年侯景乱梁时继位为傀儡皇帝，即简文帝）。萧纲及其弟萧纶、萧绎都喜欢写以色情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当时环绕东宫周围有一群贵族诗人如庾肩吾、刘孝威、徐陵、庾信之徒，“文并绮艳”（《北史·文苑·庾信传》），他们又彼此模仿和提倡，便形成了宫体文学。宫体文学，追求声律，夸耀辞藻，内容则着重描写色情。这种文学，是南朝统治阶级上层淫侈颓废生活的集中反映。
为了提倡宫体文学，徐陵特别编了一部《玉台新咏》。徐陵在《玉台新咏》里，为了标榜色情的宫体文学得情性之正，所以他收罗了很多汉、魏以来有关爱情的诗篇和乐府民歌，来装饰宫体文学的门面，说宫体诗和这些作品有着血脉的渊源。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宫体和宫体以前的文学的关系，但是汉、魏以来的优秀诗篇和宫体文学，在基本态度上是不同的。至于乐府民歌，大都来自民间，固然也有情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宫体诗在形式方面固然采用了乐府的体裁，而在内容方面，我们只要从《玉台新咏》所收录的萧纲等宫体诗题目中，如《春郊见美人》、《车中见美人》、《为人宠姬有怨》、《咏人弃妾》、《倡妇怨情》、《咏舞》、《看妓》、《夜听妓声》之类，就可以了然这些诗歌内容堕落到如何程度了。宫体诗对女性的侮辱，对色情的放恣，和乐府民歌在本质上有严格的区别。
侯景乱梁以后，宫体诗并没有停止发展。陈时，徐陵称一代文宗，他就是当时宫体文学的主将。陈后主（公元583—589年）好为艳体诗，与宫廷诗人江总、孔范等互相唱和。他们最艳丽的作品有《玉树后庭花》等，大概都是写贵妃嫔嫱的美丽容色的。他们对艳体诗的提倡，使当时文学颓废堕落到极点。
庾信及北朝诗人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皇太子东宫的秘书长）。信十五岁作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十九岁作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父子都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侯景乱梁时，信逃奔江陵。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即位，以信为右卫将军，派他出使西魏。不久梁亡，庾信因其文学成就被强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直到隋开皇元年才病死。
庾信的作品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四十二岁以前）的作品，和一般宫体诗人一样，写艳丽的诗篇，夸耀辞采，内容颓废贫乏。后期（四十二岁以后）的作品，由于政治的变化和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起了较大的变化。他亲身经历过侯景之乱，又看到梁元帝败亡时，西魏把江陵十几万人民都俘作奴隶这一事实，加上自己羁旅北朝，屈身事敌的痛苦和怀念乡土的感情，便倾注在他的作品里。
庾信在后期的诗赋里，痛恨南朝世家大族的腐朽无能和皇室的骨肉相残：在和平的日子里，“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绅以清谈为庙略”（《哀江南赋》）；到紧急关头，“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百万义师，一朝卷甲”（《哀江南赋序》），把萧梁王朝都断送了。他责备梁武帝任用孙子萧为雍州刺史，以后萧叛梁，以致江陵陷没，“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襄阳、江陵的分野）而赐秦（指西魏），天何为而此醉”（《哀江南赋》）。他也痛恨自己没有能够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任务，而遭受敌人的欺骗，并在长安被扣留起来；他甚至于怀疑到历史上没有申包胥哭秦廷这种事情——“始知千载内，无复有申包”（《咏怀》），并比喻他的被扣留而留仕北朝是“倡家遭强聘”（《咏怀》）。他最悲愤的时候，甚至想到了“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咏怀》），要效法张良的博浪沙一击。他认识出仕北朝以后，“忠孝”两个字全都勾销了，“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咏怀》）。于是他就认为自己应该不求声誉，偏偏自己文学方面的声誉很高——“无闷无不闷”；自己所以不死，照理说应该有所等待，然而还有什么可以等待的呢——“有待何可待”？他把自己无可奈何地生活下去，比之为“昏昏如坐雾，漫漫疑行海”（《咏怀》）。最后，他只好慨叹“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思旧铭》），流露出极为沉痛而又消极悲观的复杂心情。
庾信怀念江南的感情是和他的“故国之思”分不开的。尽管庾信在西魏、北周不算太落寞，而他总是有“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哀江南赋序》）的感触。“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薄酒）无忘忧之用”（《哀江南赋序》），在在都能使他触目动心。他在“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和侃法师》），“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等诗句中，反复倾诉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只要能生还江南，连封侯他也不要，所谓“一思探禹穴（在会稽），无用鏖皋兰（在今甘肃临夏西南，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败匈奴处）”（《咏怀》）。他甚至讨厌羁留地的长安，最后说出“倘使如杨仆（汉武帝时人，耻为关外民，东徙函谷关数百里），宁为关外人”（《率尔成咏》）的话来。
庾信的代表作，诗有《咏怀》诗二十七首，赋有《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铭志有《思旧铭》和萧泰、吴明彻等墓志铭。他的《咏怀》诗二十七首中的第二十六首是：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这首诗是庾信羁留长安时的即景伤怀之作。他在诗里自比李陵的永别苏武，荆轲的入秦不还。而又将梁元帝败于江陵，比作项羽败于垓下。其中第十七首说：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
这首是指公元567年北周大将元定的军队在江南被陈兵所围歼的事情，诗前面八句都是形容北周军队战斗力之强，用来陪衬最后两句南侵的失败，以说明南朝的不可轻侮。庾信这些诗，都是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风格也不低。杜甫诗“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可能就是指这种风格既高又具有一定内容的作品而来说的。
庾信至北朝后，有些诗句描写北国风光，也一洗浓艳的旧习，使人读了有清新的感觉，如“古碑文字尽，荒城年代迷”（《将命至邺酬祖王员》），如“有城仍旧县，无树即新村”（《望野》），如“寒沙两岸白，猎火一山红”（《上益州柱国赵王》），如“上林催猎响，河桥争渡喧”（《同州还》），如“野戍孤烟起，春山百鸟啼”（《至老子庙应诏》）。他在新体诗方面的这种努力，给予以后唐代五言律诗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庾信的五言小诗，也清新可咏。如：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短短二十字，却是感情深厚，富于含蓄，尽管平仄稍有不调，但它已经是唐代五言绝句的先驱。
庾信的类似七言诗的《春赋》和乐府诗中的《燕歌行》、《杨柳歌》，对唐初七言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庾信在骈体文方面的成就极高。骈文的缺点，一般失于柔靡，而庾信的作品却给人以一种挺拔的感觉。清人蒋士铨曾评论庾信的骈文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陵）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四库提要》说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说明他在骈体文的发展中，是承先启后的人物，对唐代的骈文影响也是很大的。当然，无论庾信的骈文和诗，就内容而论，其基调还是低沉的。
与庾信同时的，还有王褒。他在前期也是梁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江陵破后被俘至长安，以文学受到宇文氏的优待，官位通显。他到了北方以后，诗歌的风格，也有了变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关于边塞和从军的诗。其代表作如《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这首诗写北渡黄河所见秋色及故国之思，具有苍凉的格调，和他在南方的作品大不相同。
王褒的五言小诗，也清新可咏。如：
百年余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入关故人别》）
短短二十字，写亡国羁旅的心情，颇为真切。
江陵破后，流寓北朝的诗人，还有颜之推。他的《颜氏家训》，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他的诗的代表作是《从周入齐，夜度砥柱》。诗云：
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雾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辞藻清丽，对仗工整，还有齐、梁余习；而风格内容，已经接近唐风了。
庾信等来北朝以后，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喜爱文学，明帝的诗的风格，以《过旧宫》一首为例，就完全是模仿庾信的。其余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皆宇文泰子，明帝弟）以及李昶（小名李那）等人的诗文，也大都师法庾信。这也可以说，北朝的文风，受到南朝文风的深刻影响。同时庾信等来到北朝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本身感受的不同，以及生活面的较为广阔，因之，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丰富起来；与这种内容相适应，诗歌的艺术风格也从艳冶转入刚健，出塞、入塞、从军、夜宿荒村，成了诗歌的重要题材，这就是庾信等到了北朝以后南北文风初步融合的结果。
隋代统一后，南北文风有了进一步的融合。固然当时诗歌还不可能摆脱梁、陈旧习，但如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昔昔盐》），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从新体诗的意境和写作技巧来看，比之以前都有了进展。至如卢思道的《从军行》，杨素、虞世基的《出塞》，和薛道衡的《出塞》、《渡北河》等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已成唐代边塞诗的前驱。这种文风的转变，正为唐代诗歌的发展铺好了道路。
神话与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神话和志怪小说都很发达，这和这一时期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自然经济的占统治地位，颓废厌世思想的充塞，宗教迷信的广泛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一章中说：“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
《神异经》一卷，《十洲记》一卷，旧题东方朔撰；《汉武洞冥记》一卷，旧题东汉郭宪撰，其实都是魏晋以后方士的伪作。《汉武帝故事》一卷，记汉武帝生于猗兰殿至死后葬于茂陵杂事，《隋书·经籍志》著录，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那么应该算是南齐时代的作品。又有《汉武帝内传》一卷，今收入《太平广记》中，这部书多采用《十洲记》和《汉武帝故事》中的话，可见它的成书又在以上二书之后。以上几部书，都接近于神话，有文学价值，在史料价值上意义不大。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著名的有旧题魏文帝撰《列异传》三卷，西晋张华撰《博物志》十卷，东晋葛洪撰《神仙传》十卷，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戴祚撰《甄异传》三卷，旧题陶渊明撰《搜神后记》十卷，宋刘敬叔撰《异苑》十卷，东阳无疑撰《齐谐记》七卷，南齐王琰撰《冥祥记》十卷，梁吴均撰《续齐谐记》一卷，萧绮撰《王子年拾遗记》十卷，北齐颜之推撰《还冤志》三卷。
《列异传》，旧题魏文帝撰，但是书里讲到甘露年间（公元256—259年）事，已在文帝死后三十年，可能后人加以增益，也可能撰人是假托，但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都征引过这部书，所以定为魏晋人的作品，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原书已佚，下列两条均从《太平御览》转引。
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太平御览》卷370）
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太平御览》卷888）
《博物志》，西晋张华撰。华字茂先（公元232—300年），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至司空，为赵王伦所杀。他博闻强识，于书无所不览，所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如：
《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蜡。”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
敦煌西渡流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
《神仙传》，葛洪撰，叙述古代传说中九十四个神仙的故事。其中《麻姑》条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有顷……麻姑至矣。……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坐定……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太平广记》卷60《女仙·麻姑》）
沧海变为桑田的典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搜神记》，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东晋元帝时以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又编集神怪灵异故事，成《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佚；今存本亦二十卷，为后人所辑录。这部书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宣传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的题材，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韩凭妻条说：
宋康王（即战国的宋君偃）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五岁刑）。……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
这则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何氏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并且通过幻想，表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干宝在《搜神记》的《三王墓》一条里，还把流传已久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加以重写，突出了主题，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了。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剑有雌雄。……将雌剑往见楚王。……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及）后壮……日夜思欲报楚王。……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邪？”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雄〕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今河南汝南西南）界。
故事是虚构的，但干宝却在短短几百字中，写出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情节生动感人。
《搜神记·李寄》条，记载了少女李寄斩蛇的故事：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五寸为一围）。……都尉、令、长……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奴婢子女仍为奴婢的，女的叫“家生婢”；“子”，语尾辞）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初一日）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今福建将乐）李诞……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请（访求）好剑及咋（咬）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用密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目如二尺镜。闻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这则故事描写一个穷苦的女孩子为民除害的英雄行为，也反映出官吏的颟顸无能。这类故事是《搜神记》也是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异苑》，刘敬叔撰。敬叔，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东晋末为南平国郎中令，入宋为给事黄门郎，泰始（公元465—471年）中病死。他在《异苑·紫姑神》条中，叙述了一个平凡的故事，说紫姑为人家婢妾，受大妇虐待，于正月十五夜感愤而死。后人同情她的遭遇，每到正月十五夜，就在“厕间或猪栏边”，“奠设酒果”，来悼念她。当然还掺杂进许多迷信的内容。但是这种迷信故事的侧面，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地主家庭的残忍，婢妾身份的低贱和生命的没有保障，具有一定社会内容。
《异苑·父庙》条说：
会稽石亭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鳝）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食之，其神遂绝。
这则故事揭露了盲目迷信的荒唐可笑。
《异苑·铜澡盘》条说：
晋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这个解释，说明当时人不仅懂得今天声学中由声波的作用而引起的共振现象，而且已经有了消除共振现象的知识。但是《异苑》所收的绝大部分是鬼怪迷信故事，荒诞无稽，是应该批判的。
《拾遗记》，王嘉撰。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县东）人。前秦时隐居长安附近山中，弟子数百人。后为姚苌所杀。此书一名《王子年拾遗记》。原书经战乱散失，梁萧绮掇拾残本，编为十卷。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2谓“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拾遗记》中的《怨碑》条，说秦为始皇造骊山墓成，临葬把筑墓工匠都活埋在陵墓里。工匠没有立刻死掉，还在墓内刻了许多碑文，辞多怨酷，称为“怨碑”。《嗽金鸟》条写魏明帝（曹叡）宫闱的奢华；《翔风》条描述西晋官僚石崇的侈汰：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腐朽，有积极意义。全书其余部分“记事多诡怪”（《晋书·艺术·王嘉传》），只能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
《续齐谐记》，梁吴均（公元469—520年）撰。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梁武帝时为王国侍郎、奉朝请，以撰《齐春秋》不实免职。不久奉召撰《通史》，未成而卒。“均夙有诗名，文体清拔，好事者或模拟之，称‘吴均体’，故其为小说，亦卓然可观，唐宋文人多引为典据，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阳羡（今江苏宜兴）许彦于绥安（在今江苏宜兴西南）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饰馔，珍羞方丈。……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心，情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公元60年）作。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谓佛教《譬喻经》有这类故事。鲁迅先生也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盖“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和尚）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还冤志》亦称《冤魂志》，颜之推撰。之推笃信佛教，因此《还冤志》也是以讲因果报应，传播宗教迷信思想为其主要内容。不过之推经历了许多变乱，如侯景乱梁，江陵陷没，北齐灭亡，因此多少在他的书里反映出这些变乱的惨痛事迹来。如《弘氏》条：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梁武帝父萧顺之）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彩……诬以涉道劫掠所得……结正处死，没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太平广记》卷120《报应》）
梁武帝为了掠夺弘氏的木材，竟授意官吏诬陷弘氏为劫盗，处以死刑，并没收了弘氏从湘州贩运来的木材。故事的下文说为虎作伥的孟少卿很快就遭到恶报，“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殁”。“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主题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客观上却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狼狈为奸的丑恶面目。又《江陵士大夫》条说：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棰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太平广记》卷120《报应》）
颜之推亲身经历江陵的陷落，所以在这里描述了江陵士民被当作俘虏驱迫入关的惨痛遭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荼毒生灵的罪恶。尽管故事以刘死后梁元晖惊悸成疾而结尾，也是讲因果报应的。这些故事，扬弃其中宗教迷信的糟粕，还是有具体的社会内容和一定的史料价值的[11]。
* * *
[1] 蔡邕晚年藏书万卷。像王充所著《论衡》，当时流传很少，蔡邕就藏有《论衡》的抄本。蔡邕很器重王粲，他在长安见到王粲时说：“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张华《博物志》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蔡邕送给王粲的书，后来落到王粲族孙玄学家王弼的手里。王弼在玄学方面的成就，该当与他多读书有关。
[2] 《诗品》卷下：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王济）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刘琰）、仲祖（王）、桓〔温〕、庾〔亮〕诸公犹相袭，世称孙〔绰〕、许〔询〕，弥善恬淡之词。
[3]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西晋）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文质，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公元405—418年）中谢混始改。”按《续晋阳秋》，宋檀道鸾所作。道鸾以为“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自郭璞开始。而钟嵘在《诗品》中，就不同意他的看法。钟嵘固然认为哲理诗“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但是他接着又说“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说明郭璞是想改变这种诗风的人物。我个人基本上同意钟嵘的看法，但是也不否认郭璞的诗歌受到当时哲理诗的一定影响。
[4] 《世说新语·言语篇》：李弘度（充）常叹不被遇，殷扬州（浩）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5] 萧统：《陶渊明传》：“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渊明弃官归，作《归去来兮辞》，中有“僮仆来迎”语，疑此僮仆，即前送之力也。渊明既罢令，此力亦当遣返。《晋书·隐逸·陶潜传》谓潜“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晋书》唐初所修，不知根据何书。
[6] 《晋书·吕光载记》：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至是谣曰：“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顷之，遂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乐都。
[7] 《元和郡县图志》卷14：“云州云中县，纥真山在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其山夏积霜雪。”按：纥干山即纥真山，登纥干山，可以望平城。此歌见《资治通鉴》唐昭宗天佑元年引鄙语。
[8] 如同《古艳歌》的“孔雀东飞，苦寒无衣”，提供了《孔雀东南飞》的塑造材料一样，北方民歌里的《折杨柳歌辞》“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也给《木兰诗》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提供了塑造材料。
[9] 关于《木兰诗》的著作年代，近年来经过许多人的讨论，我同意这一作品最后完成是在隋代或唐初的说法。理由如下：
一、这首诗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和“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等句，不像北朝早期的作品，即庾信、王褒未到北朝之前的作品。
二、这首诗不像是府兵制度尚未形成以前的作品，如“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之类，似乎反映了府兵制度的存在。又如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以后，还在“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与唐初府兵制度“当给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二万五千”一事，也相吻合。
三、隋承周制，有勋官十一等。唐制勋官“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十一转为柱国”（《唐六典》卷2）；《木兰诗》中的“策勋十二转”，似述唐代制度。
四、府兵制度从西魏大统中开始。但西魏在实施府兵制同时，也仿《周礼》行六官，此制终北周之世不改。在行《周礼》时，既无尚书台，更无尚书郎。至隋废周官，始有尚书郎。如果说《木兰诗》是西魏、北周间即府兵制初期的作品，尚书郎这一问题就说不通了。
五、现在许多同志认为《木兰诗》是隋以前的作品，主要根据是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木兰诗》题下注云：“《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古今乐录》在陈时成书，《玉海·艺文类》引《中兴书目》：“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僧智匠撰《古今乐录》，起汉讫陈。”既然《古今乐录》成书在陈光大二年，《木兰诗》被收入此书中，当然是《古今乐录》以前的作品，亦即隋代以前的作品。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认为《乐府诗集·木兰诗》下的“木兰，不知名”这话，并不是陈智匠《古今乐录》的原文，它连同下文“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都是后人注《古今乐录》的注文。《古文苑》卷9《木兰诗》题下注云：“旧注云：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闻续附入”，所谓旧注，是当时唐人注《古今乐录》的注文。因为《木兰诗》的写出是在智匠之后，在智匠编《古今乐录》时，不可能把它收进书里去；到了唐代，韦元甫才把它附录在《古今乐录》里，唐人为《古今乐录》作注，恐后人不察，附带加以说明。现在有人反而根据这一点来证明它是陈智匠以前的作品，这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们一方面说《木兰诗》最后完成在隋代或唐初（高宗以前）。另一方面，又认为木兰的故事，可能在北朝初期已经流传于民间，《木兰诗》的许多塑造材料，在北朝民歌中也可以探索到。就是木兰的名字，如韩擒虎的父亲韩雄，小名就叫韩木兰，可见这是北朝流行的名字。所以说它是北朝的作品也可以。然而它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到了唐初才最后完成。至于今人有以“可汗”之词致疑者，则北朝诸帝有时亦称可汗，北齐即称后为可贺敦，这是很平常的事，不独自唐太宗称天可汗始。以此而证《木兰诗》是唐初之作，则非所敢闻。
[10] 八病的解释，唐时日本僧遍照著《文镜秘府论》，曾存其说。
[11] 本节的编写，参考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略》第四、五、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