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威尔之入国会，则正查理士与国会相持，以酝酿革命之时也。王信神权统治说，以为国会存废，国王有独断之权。其宠臣伯京罕（buckingham）辈，复炀灶而拥蔽之。故即位甫二年，已解散国会二次。王虑国民怨己，因与法兰西开战，冀泄民气于域外。顾其结果则英师败绩，国帑空虚，舆论益愤激。王不得已，乃以政费问题，召集第三次国会。而克林威尔亦于是时以古朴之衣冠，列席于下院。
此第三次国会中，有英国宪政史上特笔大书之一事出现，则所谓“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是也。书中罗举查理士非法征税、逮捕无辜、滥行军法、屯兵民宅四弊政，必王宣誓勿再犯，始为通过政费案。盖民党诸议员惩查理士之屡失信，以此为供给政费之要盟者。王允之。然逾年仍反汗，且命宪兵围院，捕民党领袖伊略脱（eliot）辈，下诏狱瘐死。而第三次国会亦遂解散。
克林威尔在此次国会，沉机观变，未尝轻作政谈，惟于宗教问题，则特为尽力。其第一次演说，即力攻监督宗之离经叛道。监督宗者，盖当时英伦之国教，为查理士煽专制之虐燄，而长老宗及清教徒所认为公敌者也。克林威尔生平为此一大事出世，故靖献国家亦从此处入手，而后此掀天动地之事业，基于是矣。
第三次国会解散，英国无国会者十一年。克林威尔亦悄然归里，重享乡居之生活。一千六百三十年（明崇祯三年，民国前二百七十八年），任本市保安委员。遇王室庆典，不肯出贺，罚金十镑去位。乃斥恒丁敦故庐，迁居于圣埃佛（st. ive）市。市在奥士河下游，地宜畜牧。克林威尔日与老妻幼子，牧牛羊于场圃中，庭户萧然，生涯寥寂，一若国政之蜩螗鼎沸，无与己事者，惟其卫教之热情，则较前更烈。尝与友人书，述其感想曰：
“余今殆处于黑暗世界中，而余亦安之而无怨，然上帝必不弃余。上帝之延长此黑暗时期也，殆欲验余卫道之决心。余必能赖上帝之呵护，出黑暗而睹光明也。”
观右书所述，则克林威尔在此十一年中，所以能蒙难坚贞，养成独迈孤往之品格，以自度度人者，抑有由矣。
此十一年中，查理士无国会掣肘，法外之课税益繁。有强迫公债、报效金等目，而其最为国民注目者，则为克林威尔从兄汉布顿（hampden），力争船税一事。旧制沿海之民，应准其财产纳船税，以供国王建造军舰。顾查理士之征此，乃未造一舰，且扩其区域于内地，故民党力拒之。时汉布顿应课十二先令，抗不纳。政府讼诸法庭，历时三年，汉布顿费讼费三千余镑，卒败诉。然因此而汉布顿遂为国会党之首领。后此克林威尔以长期国会议员，为革命军之首领，亦出于汉布顿之提携为多云。
【批评】
查理士之失策不一端，而屡次解散国会，则失策之尤甚者也。盖解散以后，势不得不再集，而再集之时，前会中之反对政府者，必仍为民望所归，而获再选。则其反对政府必益烈，而政府之媾怨于民亦益深，两方面各趋极端，或别出他途以求逞，此革命之祸所由起也。近世各国宪法，元首多有解散国会之特权，顾非万不得已，必不敢轻用，亦鉴于查理士之覆辙耳。
克林威尔为议员归，仍隐居牧羊，萧然如平时，此为其忍耐心不可及处。天下惟大忍者始足称大勇，故处则能坚，遁世无闷之怀，出则能胜宏济时艰之任。读其与人书，所谓“上帝以黑暗时期验余卫道之决心”一语，其锻炼之功，救世之心，何等真切！与彼根柢浅薄，随波逐流者，固不可同年语矣。
克林威尔既反对王室，则虽于庆贺之末节，亦不肯稍稍迁就。若以圆熟软媚者处之，吾知必援小德出入以自解。其不见卖于金钱，屈节于权势者几希矣。吾辈欲自尊人格，最当于此等处立定脚跟。
汉布顿以不纳十二先令之非法课税，至出三千镑之讼费以争之，在吾东方人眼光视之，必有大惑不解者。不知此正权利思想之好模范，而盎格鲁撒逊民族之特性所由表著也。盖权利为人格之保障，非金钱上之数量所得比拟。汉布顿之以三千金镑，争此十二先令者，非争此十二先令之税额也，亦为国民争人格耳。人人能自保其人格，则专制政府尚有存在之余地乎？
克林威尔进入国会，正是查理士一世与国会相持不下的时候，也正是酝酿革命的时候。国王坚信神权统治的说法，认为国会是否保留，国王有独断的权力。他的宠臣伯京罕（buckingham）等人，又侫幸欺瞒国王。所以查理士即位刚二年，已两次解散国会。国王担心人民怪罪他，于是向法兰西开战，希望以此将民怨转移到国外。但结果是英军战败了，国库因此空虚，民情舆论日益激愤。查理士一世不得已，便就政府经费问题召开了第三次国会。而克林威尔也在这个时候，以古朴的衣冠，列席于下院。
在这第三次国会中，有英国宪政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出现，即所谓的“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书中罗列了查理士一世非法征税、逮捕无辜、滥行军法、屯兵民宅等四项不正确的政治措施，必须由国王宣誓不会再犯这些错误，才可以通过政费提案。民党的议员们为了惩罚查理士一世屡次失信，以此作为供给政费的约定。国王答应了。然而一年后，国王就反悔食言了，收回了成命，并且命令宪兵包围了国会，逮捕了民党的领袖伊略脱（eliot）等人，下诏打入监牢，最后病死在狱中。而第三次国会也随之解散。
克林威尔在此次国会时，静观时局之变，未曾对政治轻作议论，只是对于宗教问题，则特别尽力。他第一次演说，就痛斥监督宗之离经叛道。监督宗，一直以来是英国的国教，为查理士一世鼓吹专制的残暴气焰，而长老宗及清教徒都以其为公敌。克林威尔生平因为这件大事而为世人认识，所以尽忠于国家也是从此处入手。而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第三次国会解散后，英国没有国会的时间长达十一年。克林威尔也回到故乡，重新开始了享受乡下闲居的生活。1630年（明崇祯三年，民国前二百七十八年），他出任本市的保安委员。当时正值王室庆典，他不肯出面祝贺，被处以十镑罚金而去职。于是他离开了恒丁敦故居，搬迁到了圣埃佛（st.ive）市生活。圣埃佛市在奥士河下游，土地适宜畜牧。克林威尔每天在园圃中，与妻儿放牧牛羊，生活简单清苦，仿佛纷扰不宁的国政世事都与己无关，惟独对于保卫教义的热情，却比以前更加强烈。他曾写信给友人，表达了他的感想：
“我现在不幸处于黑暗的世界之中，但也能安于现状而没有怨恨。然而上帝绝不会抛弃我。上帝延长这段黑暗时期，大概是想考验我卫道的决心吧。我一定能依赖上帝的呵护，走出黑暗而看到光明。”
从他信中所说的来看，克林威尔在这十一年中，之所以能遇到困难而秉持信念，养成这样独立而坚毅的品格，修炼自身进而普度众人，是有原因的啊！
这十一年中，查理士国王没有了国会的掣肘，违法新增征收的税目更加繁多。有强迫公债、报效金等项目，而最为国民注目的，则是克林威尔的堂兄汉布顿（hampden）力争船税一事。按照旧的规定，沿海之民应核准其财产来缴纳船税，以供国王建造军舰。然而查理士征收这个税后，竟然未造一舰，并且将征税区域扩大到了内地，所以民党全力反对。当时汉布顿应缴纳税币十二先令，但他坚决不缴纳。政府将他诉讼到法庭，官司历时三年，汉布顿支付的诉讼费达三千多镑，最终败诉。然而，经过此次事件后，汉布顿成为了国会党的首领。后来，克林威尔能长期担任国会议员，成为革命军的首领，也都是由于汉布顿多加提携。
【评论】
查理士的失策并不只这一件事，尤其是多次解散国会，更是失策。国会解散以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再成立，但是再次召集的时候，前国会中反对政府的那些人，必定仍会是民望所归，因而会再次当选。这样，他们反对政府的态度也一定会更加强烈，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结怨也就会更深，两方面都将难以调和，从而变得更加极端，或者是另外想别的方法来达成目的，革命的祸端也就因此而起了。近代各国宪法，元首大多有解散国会的特权。但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必然不敢轻易使用，这也是考虑到不敢重蹈查理士覆辙的缘故。
克林威尔当选议员后回到故乡，依旧隐居牧羊，和以前一样悠闲，这是他的忍耐心让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天下只有能大忍的人，才当得起大勇的称号，所以处事时能坚持逃避世俗时没有烦忧，出仕时能够胜任匡扶时世的艰难任务。读他写给朋友的信，他所说的“上帝以黑暗时期验余卫道之决心”一语，便可看出他磨练自己所下的功夫、挽救世人的心情，是何等真切！与那些根基浅薄、随波逐流的人，当然不可相提并论。
克林威尔既然反对王室，那么对于庆贺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也就不肯稍稍迁就了。如果是圆滑媚骨的人对待类似的事情，我想他一定会援引不拘小节的话来为自己辩解。能够面对金钱而不见利忘义，面对权贵而不丧失气节的人已经太少了。我们要想尊重自己的人格，就最应该在这些方面立得住脚跟。
汉布顿因为坚决不缴纳十二先令的非法税收，甚至付出了三千镑的诉讼费来与之抗争，用我们东方人的眼光来看，一定有人对这大惑不解。殊不知这正是权利思想的好模范，而盎格鲁撒逊民族的特性也由此显露无疑。因为权利是人格的保障，而非金钱的多少所能比拟。汉布顿之所以用三千金镑来争这十二先令，并不是争这十二先令的税额，也是为国民在争人格啊。如果人人能自保自己的人格，那么专制的政府还能有生存的余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