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托德欠我一块钱，已欠了十二个月之久，恐怕永远不会还了。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他，我都能感觉到他已把欠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每一次见到我，他都是一如既往地坦率、友好，可那一块钱的事儿他已全然不放在心上。看来我是永远也收不回那一块钱了。

不过我心里可明白，我一辈子都会记住托德欠我一块钱。我相信，这对我俩的友谊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我永远都没法忘记此事。我不知道换了别人会怎么样，但要是有人借了我一块钱，我就是到死那一天也不会忘记。

下面我就来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托德是去年四月八日向我借那一块钱的（我特意把日期都说出来，说不准哪一天托德会看到它哩），当时他正要去百慕大。他需要一块零钱坐出租车，我就借给了他。一切都进行得那么简单而自然，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就过去了。他只是说了一句：“给我一块零钱，伙计！”我回答道：“没问题。一块钱够吗？”我相信，更准确地说是我明白，托德当时拿那一块钱是打算要还的。

他从百慕大的汉米尔顿给我寄来一封短信。拆信的时候我满以为那一块钱会在信封里。可是里面没钱。他只是告诉我那里的气温高达100度。这个度数一时间把我弄糊涂了。

三个星期之后托德又回来了。我去九车站接了他——不是为那一块钱，而是因为我真的看重他。他已离开三个星期，看到有人去站台接他，我想他会感觉很好的。我说：“咱们要辆出租车回俱乐部吧。”可他却回答说：“不用了，咱们走着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聊的是百慕大的见闻。我心里在想着那块钱，可是我没说出来——简直就没法说！我问他百慕大用的是什么钱，是不是可以和美元等值交换。我稍略强调了一下“美元”二字，可是我再一次发现我对欠钱的事怎么也说不出口。

过了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俱乐部遇到托德），我才意识到他把那一块钱的事整个儿给忘了。有一天我问他百慕大之行花去他多少钱，他说他没有记账。又过了不久，我问他旅行回来后是否完全安顿好了，他说他几乎把那次旅行忘光了。自此我才知道那一块钱永远泡汤了。

为这一切我对托德没什么怨恨可言。我只不过是把他归到了那些欠我一块钱又忘了还的人当中。现在这种人已有一长串了。我对他们的态度仍然一如从前，可我真希望能忘掉他们欠我钱的事。

我和托德经常见面。就在两天以前，我还和他在一起吃晚饭哩。当时他谈到波兰的事，还显然不自觉地说波兰永远也不会还债了。你或许会以为这种话题能给他提个醒，对不对？可事实好像不是那样。

不过，同时又有一个念头——一个非常恼人的念头——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既然托德会欠我一块钱而且忘记了，那么很可能——从理论上讲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也欠了别人的一块钱而且全忘记了。这种人可能已经有一大串。关于这一点我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因为我很清楚，假如我忘记了自己欠别人一块钱的话，那么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还人家了。

假如真有这么些人，我希望他们能把我欠他们钱的事说出来。当然不是大伙一块儿说，而是分期分批地说，最好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那我就可以立即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纸上。不过我不打算把那些在桥牌桌上借给我一块钱的人包括在内，也不考虑（事实上我尽可能避免去考虑）那个借给我三毛钱买苏打水喝的人，那是上个月在底特律运动员俱乐部的事。在累兮兮地骑马穿越加拿大边境之后，那个给我三毛钱的人心里也明白，我有惠于他，那三毛钱我是受之无愧的。但要是有人在我动身去百慕大的时候借给我一块钱叫出租车，那我怎么着都是要还的。

不仅如此，我还要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一场“重返诚实”的运动，以便使所有被临时借用的一块钱得到归还。我们都应该记住，世上所有最富强的国家都是以绝对的诚实为其坚固基石的。

最后我要特别说一句：恳请本书的所有读者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地把本书随便乱扔，免得让蒙特利尔大学俱乐部的托德少校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