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荣阶段的初期，一般情况是利息率较低，并仅仅是缓慢地、逐渐地上升。借贷资本充裕。生产的扩张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的扩大，虽然增加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但是这种增加了的需求还是容易满足的。这是因为，第一，在萧条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可以为此而提供支配；第二，在繁荣的初期阶段，流通信用同时也扩大了。虽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待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也在量上和价格上都提高了，但是信用货币量的增加却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流通手段。信用货币量增加了；同时，信用货币的流通时间也因生产资本周转的加快而缩短。由信用货币增加而造成的借贷资本供给的增加，在不提高利息率的条件下，满足了对借贷资本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内，由流通时间长度决定的、生产资本家在他的资本流通时间内所必须掌握的货币资本，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而减小，并作为借贷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从而也增加了借贷资本的供给。
随着繁荣的延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逐渐的变化表现在利息率的逐渐上升。
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时期，第一，资本周转时间延长；第二，出现了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但是，周转时间的延长，从而销路的滞缓，同时也意味着信用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一张为期三个月的票据，如果它以货币形式所代表的商品在四个月之后才被支付，那么，它在期满日就不能兑现。这张票据必须延期，或者用现金支付。这种延期意味着对信用即银行方面的资本信用的要求，从而意味着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成为一般的需要，因为延期的必然性不仅涉及个别资本家，而且也一般地涉及整个生产资本家阶级。仅仅由生产资本家相互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满足需要而造成的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对现金需求的增加，直接促成利息率的提高。
同样意味着滞销的比例失调的加剧，也具有同样的结果。商品必须以商品来代替，从而信用货币才能执行代替现金的职能。如果商品的相互交换停止，则信用货币必须为现金所代替。票据在期满日不能被兑现，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商品还没有出售。然而，如果票据必须被兑现，那它就只有通过要求银行信用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银行信用取代了流通信用。但是，对产业资本家来说，下述情况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出卖自己的商品所得到的票据的兑现，是通过流通信用的方式，从而归根到底通过一种商品为另一种商品所代替，还是通过银行信用的方式，从而他的商品没有最终为另一商品所代替。虽然他现在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但他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即使明白了，也不能改变现状，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价格和利润依然是高的。他还要通过自己票据的兑现获得能使生产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的必要的货币资本。他全然不知道，他现在使用的货币资本不再是自己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卖掉。他也不知道，现在维持生产所使用的追加货币资本是银行家提供给他的。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情况。开始时的比例失调必然反映为商品储备的形成。在商品流通过程的某一点上，必然发生停滞。如果必须将商品卖掉以便能用卖得的货币继续维持生产，那么，这种商品储备便必然会挤压市场。
这种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价格和利润的影响，可以通过银行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货币资本而加以避免。因此，信用掩盖了开始时的比例失调。生产仍然不变地继续进行，在某些价格特别高的生产部门则还在急剧扩张，因为货币资本的获得防止了商品对市场施加压力和造成价格波动。虽然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已经形成，但生产看起来却好像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
最初由周期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的变化，反过来对创业活动、商品和有价证券的投机，从而对交易所交易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繁荣的初期阶段，利息率处于低水平；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种现象便引起虚拟资本币价的上涨。在产生固定和可靠收益的那部分虚拟资本中，例如在国家和公共团体的债券中，在某些种类的抵押债券中，市价就是直接由于利息率的降低而提高的。就股票而言，股息的减少和收益的更加不稳定，对因利息率下降而造成的市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繁荣消除了这种相反的趋势；由于收益增加并且日益稳定，在利息率仍然很低时，股票市价却上涨了。与此同时，利用市价上涨为自己牟利的投机活动猖獗起来，从而对股票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市价进一步提高。生产的扩大同时意味着创业活动的增加。新的股份公司被创建起来，现有的股份公司扩大了自己的资本。银行的发行活动变得活跃起来。股票的高市价与低利息率，决定了高额发行利润。新股票迅速被交易所所吸收，轻而易举地卖给公众，即卖给那些拥有借贷资本的资本家。这是创业活动最活跃和银行由发行活动获得的利润最大的时期。货币的闲散有利于那种为了自己的活动而依赖于对信用要求的投机。由于利息低，投机甚至可以种用市价的微小波动(这在繁荣的初期占统治地位)而牟利。交易所的活动是活跃的，交易在价格波动比较小的情况下也颇为可观，而这些波动最后整个说来又造成市价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由证券数量的增加和市价的提高造成市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交易的扩大意味着对信用的更大要求，以进行需要更大数额货币的差额清偿。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内，买空投机超过卖空投机，买超过卖，最后应该加以清偿的差额增大，所以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交易所对信用需求的增加(这与在产业资本家的场合不同，在那里，需求的增加首先通过流通信用的扩大而得到满足)，在这里并不同供给的增加相对应。因此，需求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利息率的上涨，加强了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促使利息率上升的趋势。
在商品投机领域中，过程也相类似。商品投机也同样力图利用价格上涨为自己牟利，并加强价格上涨的趋势。一方面，把在该市场上价格高的商品从其他市场上调来，从而增强供给。由于一个输入业者不了解其他输入业者的活动，所以便直接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供给最终超过需求，形成商品积压。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的投机，同证券市场的投机一样，力图维持并尽可能地促进价格提高。为了提高价格，商品被尽可能久地保持在市场之外。这时，试图通过制造人为的短缺而抬高价格的瑞恩和科奈尔就形成了。为能囤积商品，信用要求再次成为必要，从而又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这时，产业繁荣普遍化并步入鼎盛时期。价格和利润处于最高水平。股票市价由于收益提高而提高。迄今基本上以盈利而告终的投机不断扩大。投机盈利发挥了自己的宣传力量。公众对交易所交易的参与日益增多，从而使职业投机有可能靠牺牲公众利益来扩大自己的业务。利息率处于高水平，交易所交易要想盈利，还必须使市价发生较大变动，否则投机盈利就会被高利息所吞噬。但是这种波动现在之所以还很大，还因为来自产业方面的信息不再是无条件有利的。除了盈利提高之外，有时还出现停顿；销路不再那样畅通；信用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因为银行开始感到鼓励投机是危险的，还因为随着公众更多的参与，没有自己的资金或远远超过自己的资金量进行投机的人的范围扩大了。类似的过程也在商品市场上发挥作用。
但是，利息率的提高具有使股票市价降低的趋势。因此，最后必须达到这一点，即投机不得不停止它的哄抬物价的努力。如果投机过去所要求的信用的一部分能从投机中抽回，那么，这一时点便加速到来。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继续进行时期，生产资本家必然向银行提出越来越大的要求。除了已经叙述过的原因外，现在还要补充另一个原因。利息率对创业利润具有决定意义。高涨时期的高利息率减少了创业利润，从而限制了发行活动。此外这个时期的投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不能承受按现有高市价增发的有价证券。于是，银行面临着新股票不能出售或只能以较低市价出售的危险。
现在，产业的需要由银行本身来满足。银行不发行股票，而是提供银行信用，生产资本家必须按占统治地位的高利息率向银行信用支付利息。但是，产业对银行的要求越多，银行能够提供投机支配的资金也就越少。投机必然紧缩。但是，这意味着需求减少和市价下跌。而既定的市价水平是向投机提供信用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提供追加的抵押证券或其他充作信用基础的证券，而这种追加是许多投机家，特别是来自公众的追随者做不到的。于是，出现了抵押股票的强制拍卖，出现供给的突然增加，从而使证券市价急剧下降。这种下降由于职业投机的转变而加剧，它掌握市场的危急状况，现在投向卖空投机。市价下降意味着新的信用紧缩，新的强制拍卖。这种下降造成暴跌、交易所危机、混乱和崩溃。有价证券大幅度贬值，迅速下降到与它们在正常利息率水平条件下的实际收益相一致的水平之下。大资本家和银行大量买进这种贬值的有价证券，以便在恐慌过去和市价回升之际高价抛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直到在下一个周期过程中，对一部分投机家的剥夺过程和财产向货币资本手上的集中过程重新进行，从而交易所执行作为通过虚拟资本的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手段的职能。
因此，交易所危机是直接由货币市场和信用关系的变化引起的。由于交易所危机的出现仅仅直接取决于利息率水平，所以它可以在一般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但是，交易所危机只不过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征兆或端倪，因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是受导致危机的生产的变化所制约的。
证券投机中的这些过程，也发生在商品投机之中。区别只是在于：在商品投机中，按照事物的性质，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即便在这里，利息率的提高和信用紧缩，也使商品的囤积从而价格的维持难以进行。但是同时，高价格水平也使生产开足马力、供给增加和消费抑制，直至最后发生崩溃。如果某商品的价格水平同时也对主要交易所证券的市价发生影响，例如铜价对铜股票的市价发生影响，那么，商品投机的崩溃就会同时成为交易所投机崩溃的信号。
货币市场关系的变化，也对银行利润的水平和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繁荣初期阶段，低利息率和高发行利润占统治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在周期过程中，二者沿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此外，在整个周期过程中，银行由作为流通信用的中介而抽取的佣金所构成的盈利提高了；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也提高了，因为对生产资本家的支付业务扩大了。尤其是随着利息率的提高，银行资本首先靠牺牲企业主收入而分享生产资本家的份额，其次靠牺牲差额利润而分享投机家盈利的份额，都提高了。利息率越高，金融资本分享高涨果实的份额就越大。因此，随着繁荣的继续，货币资本占生产资本利润的份额提高了。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周期过程中，当流通信用达到最高限时，对银行信用的要求越来越强。对银行信用提出要求是因为生产的扩大意味着流通的扩大，而流通的扩大要求流通手段的增加。因此，银行准备金日趋耗竭，而这最后必然反过来促进对中央发券银行的要求。因为销售缓慢化意味着票据流通的缓慢化，从而意味着流通信用的紧缩，银行信用必然出来代替流通信用。但是，带有自己全部后果的比例失调过程将继续进行下去，并由于投机需要的增长而加剧自己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于是，逐渐出现了银行信用的紧张，直到银行为了不致使自己的准备金过度减少而不再能扩大信用。不再能通过信用来扩大的流通，现在要求使用现金。因此，现金大量涌入流通，准备金减少。这必然迫使银行更大幅度地紧缩信用的提供。但是，对产业来说，这种紧缩意味着由比例失调所产生的干扰不再能够被抵消，因为为此所必要的货币资本得不到提供。商品被迫倾销，以便取得无法通过信用获得的支付手段。价格开始下跌。但是，迄今的价格水平是所有信用交易的基础。价格降低意味着，以前对这些商品开付的票据，不能由商品出售的货款支付。为支付目的的需求产生之时，也就是供给紧缩之日。实际上，由于价格降低使票据贬值和票据收款减少，所以流通信用急剧减少。同时，银行信用也不能扩大，因为价格降低使生产资本家支付能力的可靠性发生问题。因此，对支付的需求导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的状况。信用压力提高到极限。不仅利息上升到最高水平，而且根本不能取得信用，因为信用的动摇使所有支配现金的人都为了自己的支付而把现金储备起来。取得支付手段只有一个途径，即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人人都想卖，但正因为如此而没有人买。虽然价格暴跌，但商品仍然卖不出去。销路停滞是绝对的，因此，流通信用消失；流通出现如此严重的缩减，而信用货币的消失使流通手段的减少更甚。现金必然取代信用货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变成为对现金的狂热需求。
这种需求会产生何种结果，取决于具体情况。商品价格暴跌，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产业资本家的支付能力，从而使他们偿还银行信用的能力受到怀疑。如果银行把自己的资金以信用形式固定于无支付能力的产业资本家那里，那么，后者的破产便会引起银行的破产；银行以存款形式或在自己发行银行券时以接受自己银行券的形式所享有的信用，被突然地破坏殆尽。银行出纳处发生挤兑现象，存款被要求以现金归还，而只有最低限额的存款才未被贷出。存款丧失了，恐慌还会从这里波及其他银行，并迫使它们相继停止现金支付。于是，银行危机爆发。信用主义的崩溃，或像马克思所说的向货币主义的转变，现在仅仅使现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但是，现金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恐慌造成大量现金贮藏，情况就更为严重。其结果是现金贴水的出现，货币的自身价值消失了(当然，即使在金本位制条件下也是如此，正像美国最近的危机重新表明的那样)，货币的市价由社会必要流通价值来决定。
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与作为借贷资本的职能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
金光闪闪的货币是青年资本主义的狂热的初恋。重商主义理论就是它的情书。这是一种强烈而巨大的激情，焕发着浪漫主义的全部光彩。为了赢得所渴望的情人，资本主义建立了一切英雄业绩，发现新大陆，不断发起战争，建立现代国家以及出于浪漫主义的狂热而摧毁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基即中世纪。它年龄大了，也变得冷静了。古典派理论告诫它鄙视浪漫主义的外观，在自己故乡即资本主义工厂建立稳固的家庭。它惊奇地回顾它青年时期那种充满牺牲的，使它无视家庭幸福的愚蠢行为。李嘉图向它指明它与金的代价昂贵的媚情所造成的损害。它同李嘉图一起抱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high price of bullion)的非生产性。现在，它在证券、银行券和票据上，写下对情人的谢绝信。当然，它试图维护一定的要求；通货学派要求质朴的证券，这种证券应按金光闪闪的前情人的习惯行事。它的年龄越大，它的欲望越精。它在青春年华时曾大享其乐，奢侈的和冲动的热情已不再合它的口味。神秘的恐惧油然而生：只有信仰才带来宁静。约翰·罗宣告了新的福音：嗜欲过度而厌腻的人轻视肉欲，遁入精神的避难所。它再次经历极大的欢喜。这时，昔日的渴望突然振荡了长期保持的禁欲。对仅仅通过信念求得满足的信赖，突然消失了。它渴望得到确证：自己的力量是否还存在。信用瓦解，突然被遗弃的人绝望地返向自己最初的情人即黄金。由于危机发作的振荡，它为了达到情人身边，而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它曾自以为摆脱了情人魔力的支配，但这时却感到最可怕的失望，由于危机的振荡而惊魂不定，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受支配的地位。但是，这是具有医疗作用的危机。它逐渐理解了可怕情人的性情，但却不能摆脱对她的思恋。当然，它不再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而是比任何时候都醋意更浓地试图抓紧她，特别阻止她对外国游客的危险的爱慕。但是，它的统治越巩固，现在就越不能受黄金枷锁的束缚。以前曾是如此苛求的情人却学得谦逊起来，当新的失望使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寻求她的庇护时，她最终满足于留作准备金的角色。即使她的要求提高，有时拒绝委身于它，但这不会持续很久，于是又恢复故态。黄金最终丧失了绝对统治……。
货币危机并不表现为危机的绝对必然性，它也可以不发生。即使在危机期间，商品交易也确实在继续进行，虽然有显著的缩减。在这种范围内，流通可以借助信用货币继续进行。当危机不是同时以同样的力量袭击所有生产部门时，情况尤其如此。毋宁说，销路停滞恰恰只是由于同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相并发才达到极点。
但是，如果向流通提供必要的信用货币，那么，货币危机便可避免。这可以通过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在抵押条件下向产业资本家提供信用货币来达到。事实上，当这种流通手段的扩大成为可能时，货币危机也就可以避免。货币危机始终仅仅发生在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被阻止提供信用货币的时候。1847年和1857年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一场正在开始的货币危机由于停止执行银行法而被消除了，该银行法完全任意地将银行券(即信用货币)的发行限制在黄金准备量加1400万英镑之内。在美国，法律还以更加荒谬的形式阻止信用货币的流通；当信用货币流通最为迫切的时候，1907年的货币危机以典型的方式完成了。
如果考察一下国内市场上所发生的事件，那么，很明显：现金储备的减少，不仅是因为它流向国内流通，而且还因为它流向外国。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结算国际收支差额，黄金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现在可以指出，在高涨处于鼎盛阶段因而危机逼近的国家内，有国际收支恶化的趋势。高涨时期的价格促进商品进口，推动它远远超出正常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仍显得很大，因而出口活动不能按同样程度增长；至少某些重要的出口商品，例如矿石、煤炭等等，甚至可能绝对地大大减少。
此外，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进口自然产品、消费品、原料，而主要出口工业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对象。撇开所有其他因素不论，这一点已经使商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市场混乱不清在这里起极大的作用。因此，超量进口可能比超量出口程度更高和规模更大。贸易收支即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部分发生恶化，要求用大量的黄金进行清算。
货币市场关系的形成则不同。首先，在处于高涨鼎盛期的国家里，利息率也最高。因此，大量外国货币长期地或暂时地投资于那里。其次，证券投机和商品投机，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机而言，极其兴旺，也吸引了国外的投机家，因而大量货币流入该国，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国际收支的具体形成总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的信用关系。英国(在它的危机出现之前照例总是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较多的信用，而自己为支付进口商品却很少利用信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贸易收支中必然出现的不平衡，因此将更加扩大。
仅仅贸易收支恶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黄金外流。在信用极度紧张时，任何黄金储备的减少都会引起恐慌，使利息率进一步提高，使信誉发生动摇，特别是限制了投机，并因此促进交易所的危机。贸易收支恶化的影响还会因国际收支的变化而加强。高涨是一种国际现象，尽管在不同国家里它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和层次，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别。假定高涨首先从美国开始并在那里达到极盛时期，而在英国它才刚刚接近高峰。较高的利息率和较活跃的投机把大量英国资本吸引到美国。但是，在英国，对货币市场的要求现在也越来越迫切，这里的利息和投机也达到一个高的阶段。因此，过去投放到美国货币市场上的货币，现在又被抽回并投到英国；正是这时，美国的贸易收支也出现恶化。因此，黄金外流加剧并导致美国信用紧缩，从而导致交易所危机爆发。在商业危机之前发生的交易所危机本身，首先还使国际收支关系进一步恶化。投于投机中的外国货币被迅速撤回；当然，能够被撤回的外国货币，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价证券中而是使用于期货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在危机的初期，国外的投机家也试图使市价跌落的证券脱手，此外还要对那些买空投机现已崩溃的证券进行强制拍卖。就外国已经卷入的限度内，有价证券的出售使国际收支恶化。
但是同时，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可能带来转折。交易所危机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意味着信用受到剧烈震动。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并造成外国货币资本的投资。有价证券的贬值使外国资本家认为它们是物美价廉的，增强的有价证券输出也同样改善了国际收支。同时，贸易收支也在好转。信用动乱使商品投机告终。很快，下述情况便暴露出来：国内市场饱和，价格下跌，商业危机开始，进口停滞，而出口(只要还没有出现危机的国外市场允许)以获得支付手段被加速进行。 破产开始。但是，就破产触及那些必须为进口商品向外国产业资本家进行支付的进口业者来说，他们的破产抵消了这种支付，并在这种意义上改善了该国家的国际收支。 因此，根据具体情况，在危机爆发之前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黄金输出便停止了，并让位于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黄金流入。因此，在这一危机时期，黄金输出和黄金输入的交替，同时也意味着危机作用范围的变化。
在流通信用由于已经形成的比例关系失调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样规模扩大时，更多的黄金外流常常影响利息率。但是，具体影响却被银行立法所左右。错误的银行立法的实质在于，它强制流通信用的扩大，使其不能达到由经济规律产生的合理的限界。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强制地使流通信用与价值量发生某种关系，而事实上流通信用按其经济性质同这种价值量没有丝毫关系。我们知道，银行券不过是票据的转化形式，而票据也不过是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如果现在不使银行券与票据从而归根到底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发生关系(这可以通过所谓银行的银行券发券准备来达到，如果它被严格执行的话)，而是像在英国那样与金属储备发生关系，或像在美国那样甚至与国库债券发生关系(在那里，荒谬达到极点，债务被当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担保；这种荒谬可以由虚拟资本的荒谬形式来说明)，那么，人们便对借贷资本的供给制造人为的限制，这种限制当然必定立即对利息率产生影响。在英国，银行券的数量是由法律确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只能由金属货币来满足(因为数量超过1400万英镑 的一切银行券只不过是银行金库中黄金的代表，从而是经济上实际的黄金)。因此，在英国，任何较多的黄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为对流通的威胁。银行不再能够按黄金外流(例如，为了清偿由于英国歉收而增加的谷物进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据转化为自己的银行券，尽管情况还完全正常，信用也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在每次黄金外流时，虽然银行也确信这仅是暂时的，但银行也必须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护自己的黄金储备，因此使信用昂贵。顺便指出，这是以牺牲企业主收入来提高借贷资本利润，从而提高银行自己利润的措施。但是此外，票据向银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却是一般公认的交付手段的兑换能力，却变成是值得怀疑的了。因此，日益增长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货币的流通，便受到强行阻止，尽管生产状况没有为此提供丝毫原因；于是，有时人为地造成了信用货币流通的完全中断及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结果。当然，迎合这种错误理论，把它变成实践，给借贷资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好处了。
美国的情况还更为不可思议，在那里，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只有通过购买国债的扩大才有可能。由于国债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导致市价的大大提高。这使银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条件下，发行银行券也无利可图。此外，如银行放弃购买国债，从而放弃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就会造成利息的过度提高。这不仅向银行和银行资本家提供了异常大的利润，而且使他们一般地成为货币市场的主宰，使他们不仅对投机和交易所实行独裁统治，而且也通过股票事业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对生产实行独裁统治。这也是美国交易所对财产向少数货币资本家手里集中赢得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银行立法仍然得以维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偿还国债恰恰意味着对自己银行券流通的破坏。这是一种荒唐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一种为借贷资本提供货币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对一切救治尝试的有效抵制。
银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忍，是因为(部分是由这种立法造成的)银行券流通恰恰在这种限制最严格和最有害的英国和美国，由于其他种类的信用货币流通的形成而受到限制，从而法律规定不那么使人感觉得出来。这也包括票据交换和支票交易的形成。票据交换造成票据的直接抵消。票据在它们的互相抵消的范围内，执行自己的货币职能，因而无需转化为银行券。支票也起同样的作用。支票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这种存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银行已经把它贷出。如果我以建立在这种不存在的存款基础上的支票进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银行券进行支付一样，这种银行券同样没有金属准备，而是如同被贷出的存款，仅仅以银行的保证作为基础。它们经济上具有相同的内容，虽然形式(幸而银行立法者只看到形式)还呈现如此差别。在美国，除了这种银行券流通的节约手段(正是信用货币的一种形式能由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情况，证明了它们的本质上的同一性)外，还有一种切实保证：当面临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时，著名的银行法便立即停止执行。
银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时则可以完全消除表现在危机期间国际收支变化中的一些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收支的变化总是在贸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础上进行的。贸易收支本身首先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次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一个经济发达的古老国家，即具有十分强大的纯产业的发展、主要出口生产资料和只有较少原料生产的国家，将会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只有当英国(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国家)不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而且也作为资本输出时，即生产资料不是卖到国外而是作为自己向外国的投资输出时，英国才能如此强大地发展自己的生产资料出口。例如，英国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笔铁路贷款，而南美人用这笔进款购买英国的机器、火车头等等。这种同时是资本输出的输出，便不再依赖于同时的商品输入。如果是单纯商品输出，只要例如南美能够用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它就可以长期从英国取得生产资料，因为南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货币，以便从纯金属储备中支付这种数量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种商品交换，它们在这一范围内互相抵消。但是，由于商品是作为资本输出的，所以输出量便不依赖还不发达的国家的商品生产。它的界限仅仅在于：一方面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即生产资本的剩余。这恰恰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原因。因此，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远远超过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因此，贸易收支逆差便为相反的国际收支顺差所弥补，因为这些国家不断地获得支付，即获得由输出的资本中产生的利润。
决定黄金输入和输出的趋势，现在按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具体的量的构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说美国绝没有出现像英国早期危机时那样经常的黄金外流，那么，也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银行券立法中产生的流通信用发展的障碍。由于美国狭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将利息率提高到超过欧洲水平，所以美国能不断把欧洲货币资本吸引到本国来。这种货币资本在高涨时期能否重新流回欧洲并造成美国的黄金输出，完全取决于对欧洲信用压力的强度。
其次是美国贸易收支的构成可以起缓冲作用。美国是一个以原料输出为主的国家。假定有一个好收成，美国的贸易收支恰在高涨期间便发生极大改善。因为例如棉花、铜以及可能还有谷物的价格将会提高，贸易收支的这种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导致黄金外流发生的趋势，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对危机的爆发来说，黄金外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
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指出，国家银行抵制黄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为输出的目的而需要黄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例如，假若占统治地位的银行贴现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仅为3％，那么，法国的银行便产生了为利用较高的利息率而把货币从法国转移到德国的动机。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机比较活跃，法国银行想参与进去，情况也是一样。这种黄金的转移并不是由强制的经济必然性引起的，而毋宁说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货币资本运动。如果这些资本能满足于较低的利息率或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么，它们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国。因此，适当的银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黄金的运动。使这些货币额保持在国内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向它们提供较高的利息，提高银行贴现率。同时，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如果银行能拒绝兑换黄金，那它也就能够直接阻止黄金的转移。已经停止现金支付的奥匈银行为此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也能以白银进行支付的法兰西银行，同样能够拒绝黄金支付，有时也通过行使自己加算黄金贴水权利的形式。 通过提高金价，消除了由利息差额中产生的好处，从而消除了黄金流出的动机。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不掌握这种直接的手段。但至少后者在出现货币的紧张状况时试图通过对黄金输出业者施加间接压力而限制黄金流出。此外，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这种政策如果仍限于这种黄金输出的场合，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对货币资本自由移动或黄金外流的这种实际限制，是防止各国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国际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于德国人在英国必须对商品和有价证券进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国银行产生黄金需求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德国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购买英国汇票；但若汇价超过平价，他们宁愿用黄金支付。倘若帝国银行拒绝提供黄金，那些必须进行支付的德国债务人，如若不想宣告破产，就必须重新购买英国汇票。他们的需求将使汇价提高到平价以上，这意味着德国货币贬值，而防止货币贬值是银行政策的最高任务。
因此，仅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黄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这时，这种金融交易恰恰必须停止。反之，不使货币贬值，就不能阻止为清偿由商品和证券的交易中已经产生的实际债务所必要的黄金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