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与孩子们做伴是件乐事，但和他们交谈却让我力不从心，尤其是近距离接触时，困难像从前一样难以克服。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在这期间形势不断恶化，最明显的是，两个学生的言语里分明带着些讽刺的意味，并且越来越尖锐。如今，我仍像当时一样肯定，这绝不仅仅是我那该死的想象力在作祟：一切完全有迹可循，他们已经意识到我的困难处境，这种奇怪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调。我并不是说他们口是心非，或是干了什么粗俗的事情，他们的危险不在于此。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我们之间有种未曾明言、未曾触及的东西，已经占据了生活的重心，只能心照不宣地多加小心，否则很难成功地绕开。有时候，这种状态就像是一再撞见某些障碍物，我们不得不就此止步；或者突然意识到此路不通，是一条死胡同，只得退出来；抑或是不小心打开一扇门，只好再关上，而关门时却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比预料的动静大得多，我们不禁面面相觑。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时候我发觉，几乎每门课程、每个话题都围绕着那个禁区，稍不留神就会行差踏错。所谓禁区，就是死人会不会回来的问题，特别是小孩子对他们死去的朋友，是否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可以发誓，有几天，他俩中的某个会做些让人难以察觉的小动作，用胳膊肘轻轻碰碰另一个，并悄声说：“她认为她这次能做到那件事了——但是她休想！”“做那件事”是指毫不避讳地提起那位教他们如何应付我的女士——杰塞尔小姐。两个孩子对我的一些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总是缠着我讲这讲那，百听不厌。我把自己的历史一再讲给他们听，他们俩便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冒险故事，故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哥哥姐姐，我家的猫和狗，甚至我父亲那怪僻的脾性，我家里的家具和布置，村里老太太聊的家长里短，他们俩便如数家珍。事情多得很，这件扯那件，讲也讲不完，只要人的脑子够快，并且知道什么时候该绕个弯子。他们也很有心计，知道怎么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引导、调动我的创造和回忆。后来回想起这些场景，正是他们当时的表现让我心生疑虑，让我想到，是否那时我就被他们暗中观察着。只有谈到我的生活、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时，我们才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在我讲故事时，他们还常常提醒我忘掉的情节，模样很是讨人喜欢。他们也会突然毫无缘由地央求我再讲一遍戈斯林太太[6]的名言警句，或是把之前讲过的教区牧师的小马如何聪明机灵的种种细节再确认一遍。
就这样，随着形势的一步步变化，我的教学工作陷入了困境，我和学生们的关系也变得极为敏感。一连好几天，我再也没有撞见过鬼，这本该使我紧张的神经多少得到一丝缓解，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自从那夜，我在楼梯平台上看见楼下有个女人的身影，之后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不宜见光的东西。尽管有很多次，我走过拐角时，以为会突然撞见昆特，也有很多次，忽然心生异样，以为杰塞尔小姐会出现在我面前。时光荏苒，季节更迭，夏天已经消逝，秋天降临布莱庄园，白日渐渐惨淡。整座庄园，举目望去，只见灰蒙蒙的天空和凋残的花环，光秃秃的树林和零散的枯叶，仿佛散场后的剧院——到处散落着揉皱、踩碎的节目单。恰恰是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处不在的沉寂，秋风吹过时，四周发出的愈加萧瑟的声响，这种主宰着此刻（这一刻长得足以使人察觉）难以言传的感受，使我想起六月的那个黄昏，在室外第一次遇见昆特时的感觉，以及透过窗户看见他后，在周围的灌木丛里茫然寻找他的感觉。我认出了这些痕迹、这些不祥之兆——我认出了此情此景。但是此处人迹罕至，空谷无音，而我依然不受侵扰。“不受侵扰”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一位年轻的女子，在最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她的敏感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加强了。与格罗斯太太谈起弗罗拉在湖边那骇人的一幕时，我曾说过，从那一刻起，对我来说，失去看见幽灵的能力会比一直拥有它痛苦得多。这番话让她困惑不已。当时我就已经表明心迹：无论孩子们是否真的看见了两个幽灵（因为当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我都心甘情愿做他们的卫士，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幽灵面前，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恐怖和危险。我时刻准备并心甘情愿去了解那世上最骇人之事。当时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是，我的双眼被遮蔽，而孩子们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好吧，眼下看来似乎的确是这样——我的双眼被完全遮蔽了——这本该是件美事，若不为此感谢上帝，似乎是对上帝的不敬。可是，这又真让人为难：倘若我没有十全的把握，证明学生们的秘密确有其事，那么我会以自己的全部灵魂来感谢上帝的。
如今，我该怎样把自己当年诡异地着了魔的经历一一道来呢？我敢发誓，有好多次，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确实曾当着我的面欢迎他们的老朋友，但那时我的感官却闭塞了，什么也看不见。要不是我在这个紧要关头踌躇起来，担心自己的做法造成的伤害也许会比避而不谈带来的伤害更大，我早就兴奋地喊起来了：“他们就在这儿！他们就在这儿！你们这两个小坏蛋！现在可赖不掉了！”每当这时，两个小坏蛋会表现得比平时更讨人喜欢、更乖巧，借此来否认幽灵的到来。然而，在他们晶莹剔透却又刻意隐藏的性情深处——就像溪流中的鱼儿一闪而过——倏忽显露出一丝他们擅长的嘲讽的痕迹。事实上，惊愕已经深入我的内心，比那天晚上在星光下寻找昆特和杰塞尔小姐却看见迈尔斯时还要强烈。那晚他没有睡觉，站在外面院子里，我看到他时，他一脸迷人的表情，抬头望向我，其实他真正注视的，是我头顶上方塔楼上那可怕的幽灵昆特。如果说这件事让人害怕，那么我此次的发现比以往任何发现都更为惊悚，正是在这番恐惧之中，我得出了一些实在的结论。有时这些结论让我颇为烦恼，我偶尔把自己关在房里，大声讲出这一切，我感到莫大的轻松，可转瞬间又陷入深深的绝望。说着说着，我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于是我从各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每当念出那些邪恶的名字，我便无法自已。这些名字在我的唇边消失时，我对自己说，我的确应该想方设法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宣之于口。不过，要是由我来讲出这些事情，那我就犯了课堂上的忌讳。我告诉自己：“他们遵守纪律一言不发，而你深得旁人信任，你要是说出来就太卑鄙了！”我顿觉脸颊烧得通红，便用双手捂住面孔。在这秘密的一幕之后，我常常会变得比平时话多，简直滔滔不绝，直到一阵神秘的沉寂降临为止，接着我会匪夷所思、昏头昏脑地升入或者飘入（真不知该如何措辞！）一种静止，一种万物消逝的停顿。这种气氛与当时我们是否喧闹无关，哪怕孩子们发出更热烈的欢声笑语，背诵课文的速度越来越快，弹钢琴的节奏越发激昂，我都能捕捉到这一丝异样。我能听出，当时有其他人——外来人在场。他们不是天使，他们像是法语中说的“过世亡灵”，可他们萦回不去时，我总是害怕得发抖，担心他们会对那两个年幼的受害者讲一些更为骇人的消息，或让孩子们看到更加生动的形象，比他们当初展示给我的还要逼真。
有个无法摆脱的残忍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无论我看见了什么匪夷所思的恐怖之事，迈尔斯和弗罗拉看到的只会更多，这些都是过去他们之间可怕的交往造成的。这些事情自然会在表面上留下几分寒意，而我们却都喧嚷着抵赖这种感觉。我们三个训练有素，每次都自动地几乎以同一套动作结束这种事件。两个孩子真是令人惊讶，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带着某种既热烈又事不关己的态度来亲吻我，然后一次不落地——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另一个——提出那个多次帮我们涉险过关却又不着边际的问题：“您认为他什么时候会来？您不觉得我们应该写封信吗？”根据以往种种经验，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能驱散尴尬的局面。“他”当然是指他们在哈雷街的伯父。我们一直抱有这样的信念：他随时都可能会来，加入我们。对于这样的念头，没有谁比他本人更消极，可要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们双方就不会有如此精彩的表演。他从来不给孩子们写信——或许是出于自私，或许是他向我表示赞扬、信任的一种方式。因为男人给予女人的最高褒奖，往往取决于女人对他的舒适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所以我要恪守誓言，不向他提任何请求，还要让孩子们明白，他们写的信只是一些迷人的文学练笔，信写得太美了，让人舍不得寄走。我把这些信都保存了起来，珍藏至今。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对我暗藏心愿的讽刺，实际上我一直默默期盼着他能随时出现，来到我们身边。的确，两个孩子似乎也清楚，这件事令我尤其难堪。当我回首往事，在这一团乱麻中，尤其感到异样的是：虽然我很紧张，而两个孩子屡次获胜、得意洋洋，可我却从未对他们失去耐心。如今想来，他们的确十分可爱吧，在那些日子里，我对他们并没有丝毫恨意！不过，假若当时我迟迟得不到解脱，最终我是否会情不自禁地大发雷霆呢？这无关紧要了，因为我终于解脱了。我称之为“解脱”，其实不过是相当于一段皮带绷得过紧，突然“啪”的一声断裂了；抑或像郁积了一整天的闷热，最后爆发出万钧雷霆，掀起狂风暴雨。情况变了，而且这个变化完全是猝然而至。
[6]戈斯林太太是女教师家乡的一位家庭妇女，大概曾经说过某句名言，两个孩子百听不厌。——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