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穆斯当[76]（mussidan）附近，眼见那些给我们军队驱逐出境的兵士和他们的友军大呼“背义”，为的是正当休战会议之际，我军袭击他们，把他们冲散。这样的抗议在前代也许有道理，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的方法已经完全脱离这种法则了。在最后的印鉴未盖上之前，我们切勿轻信别人。而且就这样也还未够，信任得胜的军队遵守那由容易与相宜的条件投降的城所立的誓盟，以及任由兵士们在胜利的兴高采烈中自由进城都永远是危险的事。

罗马的民政官埃弥利·烈芝路（aemylius regillus）费了许多时日还不能攻下夫卡城（phocée），因为居民非常勇敢。于是和他们立约，允许把他们当罗马人的朋友看待，并且他的军队也和进一个同盟国一般进城，这样便消除了对方一切对于仇敌举动的畏惧。可是，为了显得特别威风，他把军队一起带进城之后，用尽了各种力量也不能约束军队。于是，贪婪与报复的权利压倒了军律与军令，他眼光光望着城市大部分被抢劫无遗。

克莱奥米尼三世（cléomène 2）说，战争的时候，无论我们对敌人干下多大的损害，在人神的心目中都是超出正义的裁判。既与阿尔戈斯人约好休战七日，他第三夜便趁他们熟睡扑击他们，把他们歼灭，宣称休战约中并未提及晚上。可是神明终于惩罚[77]这精巧的背盟。

在和议中，正当居民讨论本身安全的时候，卡斯里农（casilinum）城忽被袭取，这事竟发生在将领最正直，罗马军律最严明的世纪。因为如果时地得宜，并非一定不许我们利用敌人的愚蠢，和利用他们的怯懦一样。无疑地，战争自然有许多损害理性的合理权利。在这里，这条法则便失败了：“我们不应得利于他人之愚。”（西塞罗）

但是我觉得非常惊讶，像色诺芬那么熟悉这问题的作家，又是良将，又是苏格拉底的首徒，对于他那位明主[78]言论和功业居然这么宽容。我实在不能像他那样事事处处都容许这么多例外。

奥比尼大夫（comte d’aubigny）攻加布亚城。经过了一场猛攻之后，守城将哥隆纳（colonne）站在城堡上开始议和。当他的士兵精神比平常散漫之际，我军把他们全数俘虏和斩死。新近在依和城，罗麦鲁（romero）像一个驯良的牧师似地出城去与国王军队统帅议和，回去时发觉城已被占了。可是，我们也有吃亏的时候。当壁士加侯爵（pesquaire）攻热那亚城，守城将弗烈哥沙（fregose）受我们保护，因为谈判已经达到大家以为完成的程度，而且差不多要结束了，西班牙人忽乘机偷进城，因而获全胜。又后来布里仁伯爵守力尼城（ligny-en-barrois），皇帝御驾亲自围攻他，他的大将伯台意（bertheuille）出城议和，正谈判间，城已拔了。诗人说得好：

无论是机会或良谋

胜利永远是可贵的。（阿里奥斯托）

可是哲学家克里西波斯（chrysippe）就不这样想法，即我亦不尽同意，因为他常说：“赛跑的人自然应该尽力跑快，但无论如何不能伸手去阻挡他的敌人，或伸脚去把他绊倒。”

英伟的亚历山大回答波里白贡（alexandre polypercon）劝他乘夜进政大流士的话更豪爽：“断不。”他说，“窃取胜利不是我的本领。我宁可怨命也不愿为我的胜利有愧色。”

阿里特逃了，米士纯可不乘机袭击，

也不趁他看不见从背后刺他；

他追上前，同他面对面相打；

他不屑以诡诈取胜，他要用利刃降敌。（维吉尔）

原著第一卷第六章

初刊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二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