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应由作者一个人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可爱的客人们头上，这恐怕可以称之为一场恶作剧。但是我要说，假如比较文化研究学院去年秋天并未邀请我去作一系列讲座，这本书也许就不会出世。一个深知职业困难的历史学者——按福斯泰尔·德·库朗热的话来说，这是一切职业中最艰难的一项——在决定用几百页纸的文字描述一段漫长的进化史时不会不犹豫再三的，更何况这段历史还模糊不清。我终于屈从于一种欲望，向比我在奥斯陆的宽厚仁慈的听众数量更多的读者提出一些假设，直至今日，我仍未有暇运用必要的证据进一步发挥这些假设，然而眼下，我觉得这些假设会向研究者们提供有用之物，指明工作方向。在触及问题的要害之前，最好简单地解释一下我是在什么思想方法指导下致力于本书写作的。当然，关于方法的有些问题会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我这本小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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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中，一种设想，哪怕表面看来很不成熟，往往会比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更有用，换句话说，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我国的农村史研究似乎也到了这种时候。一个探险者在钻入茂密的丛林之前，总要简略地环顾四周，一旦钻入密林后，他的视野再也不会开阔了，我希望实现的就是这种环顾。我们的无知是惊人的。我尽力不去遮掩这种无知，也不遮掩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尽管我的资料有些部分所依据的是第一手调查，但终究是东一nc56c头西一棒子，难免流于不全。 [1] 然而，为了使我的论文不至于不可卒读，我只在万不得已之处，才用上一两个问号。总而言之，难道不可以这么认为：在科研课题中，一切肯定都只是假定？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将会宣告我的论文已彻底过时，到那时，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错误臆测曾帮助了历史真理意识到它本身的正确，那么我的辛苦就算得到了完全的报答。

只有那些小心谨慎地囿于地形学范围的研究才能够为最终结果提供必要的条件。但它很少能提出重大的问题。而要提出重大问题，就必须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绝不能让基本特点消失在次要内容的混沌体中。甚至有时候，把视野放在整整一个民族的范围中还嫌不够：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全法国，我们怎么能抓住各不同地区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呢？推而广之，法国的发展运动只有放到全欧洲范围内来考察才能显出其真正意义。这种研究，既不是强迫同化，更不明确区分，也不是像玩拼照片游戏那样构建一个虚假的、传统的、模糊的总体形象，而是通过对比，在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因此，我目前进行的民族历史某股潮流的研究紧密地与我以前努力从事的比较研究相联系，也与邀请我的比较文化研究学院已往做了大量工作的研究事业相联系着。

但是，论文形式本身所要求的简单化不得不带来某种程度的曲解，这一点必须正大光明地指出来。“法国农村史”这几个字看来十分简单。然而仔细考察起来，众多的困难就接踵而至。从农业的基本结构上看，构成现代法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任何一个单独地区同政治边境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差别要大得多，在过去，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渐渐地，在这些基本的差异之上，一个人们称之为法国农村的社会建立起来了，这一过程固然十分缓慢，而且吸收了原先属于国外的许多社会或社会碎片的因素。如果我们事先不讲清楚，对这些借助于各个不协调社会的古老现象的了解与现代及当代法国的智力水平绝不可分离（而这种智力则是从原始的多样化的差异中一代接一代传继下来的），那么，把有关9世纪的材料当成是“法国”的，如同把13世纪的材料看作普罗旺斯的一样实属荒谬至极之事。一句话，定论只能在终点得出，而不是在起源，或是在发展途中：也许这是一个公认的惯例，但愿它有自知之明。

法国农村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在其边境之内，在同一片社会色调的版图内，顽固地聚集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农业文明的遗迹。洛林的大村庄四周无圈围的长条田，布列塔尼的圈地和农舍，像古希腊卫城那样的普罗旺斯的村庄，朗格多克和贝里的不规则地块，凡此种种不同形象，我们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在思想的目光前看到它们的形状，它们解释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差异之深刻。我努力试图给这些差别以及其他许多差别以公正的评价。然而，考虑到叙述必须简要，又希望首先将重点放在几个常遭世人轻视的重大共同现象上，我不得不再三约束自己，多谈普遍性问题而少提特殊性问题，至于共同现象在各地的细微差别就留待以后的研究者去考证吧。这番做法的基本弊端是在某种程度上会掩盖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大自然加之于人类活动的条件即使不能解释我们农村历史的基本特征，也可以为弄清地区间的差别提供自己的帮助。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必定能在这方面给予重大的纠正。

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在考察各类问题时，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然而，我有时仍以一种离我们较近时代的光芒去照耀遥远的过去，尤其当我研究农业经营制度时。在上一门关于家庭的课程时，迪尔凯姆曾说过：“要想了解现在，首先必须离开它。”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说明过去，人们必须看一看现在，或者至少也该先看一看离现在最近的一段过去。这就是文献资料状况要求农业问题研究采取的方法，我们将看到这样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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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起，法国农业生活才得以见诸历史书籍，而不是在以前。直至那时，除了几位只关心烹调法的专家外，作家们极少考虑这方面的事；行政官员亦无更多的关注。仅有几本法律著作或几部习惯法向人们提供诸如公共放牧制之类的农耕基本法则。无疑，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要从旧的文件中摘取许多珍贵的指示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样做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善于发现它们。而真要这样做，首先要从整体上综观，唯有如此，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总线索。18世纪以前，不可能提供这类情景。人们生来只善于发现剧烈变化着的事物。多少个世纪中，农业从习惯来看几乎一成不变，因为实际上它变化极小，而且当它进化时，一般都平平稳稳，没有断续现象。18世纪，耕作技术与法则进入了一个更为迅速变化的阶段。更有甚者，人们竟想改变它们。农学家们描绘了陈规旧习以便清除它们。行政官员为了测定可能实行改革的范围，纷纷探听政府的风声。由于公共放牧制和圈地问题引起的1760—1787年间的三次大调查勾勒出一幅巨大的地图，至此从未有过一幅可以与之媲美。这一切只是以后世纪中连续不断的长链条中的第一个环圈。

在文字的一旁，几乎与文字同样必要的是地图，它将土地的解剖模型置于我们的眼皮之下。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更古的年代，直到路易十四时期。但这些多数出自贵族领主之家的漂亮地图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增多。自然，它们还存在着许多空缺，小地方的空白，甚至整个地区的空白。若想从整体规模上了解法国土地的面貌，就必须深入到第一帝国和七月王朝的土地簿册中，这段时期，农业革命正值高潮，而且尚未结束。 [2]

这些相对较晚时代的文献资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法国农村史——我理解的农村史应既包括农业技术又包括多少紧密地支配着经营者活动的农业习惯——必须遵行的出发点。举一个例子，就能比长长的论述更清楚地说明采取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1885年左右，一位当时正致力于探索我们称之为长形敞地的土地制度问题的英国农村史大学者弗雷德里克·西博姆写信给福斯泰尔·德·库朗热，向他请教，这种在大不列颠已有例证的耕地形式是否早就存在于法国。因为他们两人在欧洲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观点，所以来往很密切。福斯泰尔回复道，他丝毫不见有这种耕地形式的痕迹。 [3] 不是他忘了记起来他自己并非那种轻易受外部世界影响的人。他无疑从未十分注意地观察过法国整个北部和东部那些形状奇特的、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英国的敞地的耕地。由于对农学并无特别的兴趣，所以他对收到西博姆来信的同时正在议会进行的关于公共牧场制问题的辩论漠不关心。为了向他的通信者提供情况，他只查阅了几篇十分陈旧的文章。但他对这些文章倒是深爱熟知的。它们若是能向他提供相当明晰的证明，为何对这些现象却什么也揭示不了呢？梅特兰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刻指责他带有民族偏见，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是长条形田地真的是日耳曼的特产吗？真正的解释不是这样的。福斯泰尔只看重了文献资料本身，而没有以最新的研究对此加以阐明。如同当时许多高明学者一样，他对起源问题深深迷恋，始终忠实地追随着一种与历史年代紧密相扣的体系，一步一步地从最遥远的古代走向现今。至少，他只是无意识地实践着相反的方法，因为无论如何，这方法总归要以某种方式强加于历史学家头上。一般来说，最偏远的不可避免地同时也是最模糊的。如何才能避免从最明了到最不明了的必由之路呢？当福斯泰尔寻求所谓“封建”制度的遥远之根时，他的脑子里必须有一个这些制度在发展鼎盛期时的形象，至少也要有一个暂时的形象，人们有权问自己，在钻入神秘的初期社会之前，有没有确定已完成的草图的线条。历史学家永远是自己的文献资料的奴隶；尤其是献身于农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从今到古倒读历史，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辨读不了往日的天书。

不过，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种逆自然秩序的辨读也有它的危险。谁看到了陷阱，就不会往里掉。

新近的资料唤醒了人们的好奇心。古旧的文章还不能让这些好奇心永远处于不满足状态。这些资料应运而生，提供了比人们一开始所期望的更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法庭诉讼的证明，那些判决，那些法律条文，遗憾的是，就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设备的状况而言，分析整理工作做得太差了。不管怎么说，这些资料远不能回答一切问题。要从这些执拗的证人的言辞中得出精确的结论十分困难，而且这样做也丝毫不合法律：各种解释千差万别，人们倒很可以把它们编成一本有趣的集子。

还有更糟糕的。威廉·莫勒于1856年写道：“只要对当今英国的各郡稍稍瞥一眼，就能发现绝大多数的农耕单位都是独立的农场……今天看到的这种状况可以帮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在以往时代，”——他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农村人口都是分散居住的。”他完全忘记了“圈地”革命这一置于往日与今日英国农村之间的深深的缺口。多数情况下，“孤立农场”的诞生是土地集中与兼并的结果，比亨吉斯特和霍萨 [4] 的出现要晚得多。在这一点上若犯错误则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它涉及相对较近时代的变化，很容易认识和确定。不过，真正的危险存在于推理原则本身：假如人们不加注意，它就可能带来许多其他更加难以摆脱的错误。人们常常给一个合理的方法加上一个完全任意的公式：旧的农耕习惯的不变性。这就不对了。说实在的，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由于反作用较缓慢的经济状况，由于周围的传统主义气氛，耕作法则在当时的变化远比今天要小得多。再则，能帮我们了解昔日农业变化的资料通常既贫乏又不清楚。但我们将看到，它们甚至都达不到我想象的虚假的永恒性的程度。有时突然发生的村庄生活的某种中断——劫掠或战后的人口增长——迫使人们在地图上划出新的犁痕，有时，例如在现今的普罗旺斯，村社集团一下子决定改变祖传的习俗；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几乎难以觉察地甚至不情愿地偏离了最初的秩序，迈泽恩在表达一种对所有献身于古代农业研究的人们来说十分熟悉又使人伤心的感情时，说过一句富有浪漫气息的漂亮话，“在每个村庄中，我们都漫步于史前遗迹的废墟之间，它们比村镇的碎瓦残屑或城市的断墙塌垛还要古老得多”，这句话并无一丝谎意。事实上，在不止一块土地上，农田轮廓的古老程度要远远超过最引人瞩目的古石。但这些遗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却从来不是“废墟”；它们更像那些体现古代结构风格的混合式建筑，千百年来，人们不停地在那儿建屋筑舍，一遍又一遍地对它们整修。因此，它们绝非以纯粹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村庄的外衣太陈旧了，但它经常拾掇缝补。一味死抱成见地忽视、拒绝研究这些变异，人们就是在否定生命，生命本身只是运动而已。让我们逆着时间的流向而进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永远细致入微地摸索运动曲线中不规则及变异之处，而不要希望——可惜人们经常这样做——一步就从18世纪跳向圆石时代。在最近的过去，有一种合理施行的逆退法，为获得越来越久远的年代的固定形象，它不要求一张可以不断翻拍出与原来一模一样形象的照片，它所希望抓住的，是电影的最后一张胶卷，然后它可以倒卷回去，尽管人们会发现不止一个漏洞，但事物的活动规律得到了尊重。

1930年7月10日

于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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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顺便提一下，我远远不能达到自己曾希望达到的数量上的精确性，尤其是在农田地块的面积上：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必需的计量工具几乎全都找不到。

[2] 关于18世纪的大调查（本书在以后还将经常提到），请看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30，p.511；关于地图，同上，1929，p.60及390。

[3] 见 f.seebohm，french peasant proprietorship ，载 the economic journal ，1891。

[4] 亨吉斯特（?～约488年），霍萨（?～455年），弟兄二人，相传为第一批迁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