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武夫(1)

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读内藤湖南先生的著作，受过他很大的影响。（我始终相信这样的说法，凡优秀之作，即便不具备专门知识，也能从中有所憬悟。）但如果去和宫崎市定、贝冢茂树这些专业门生弟子作个区别，那我私下里很清楚，自己多半是个尚未忝列门墙，只是在门墙外承续一点先生学风的人。虽深深为先生所折服与倾倒，也曾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章，但可悲的是，因为学殖谫陋，此刻所写的文字，也同样属于不登大雅之堂一类。

只是手头有篇妙趣横生的文章，刊于《湖南全集》所附出版月报的第十至十二期，出自先生哲嗣耕次郎氏的手笔题为《有关湖南之断章》。该文末尾为一短章：《湖南之好恶》。我在为讲谈社文库版《日本文化史研究》一书所写“解说”中曾加以援引。这里再抄录一遍：

所嫌厌者：感觉迟钝之蠢人；迎合大众之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之愚直道学家；浅陋庸俗之日本画、岐阜产椭圆形灯笼、幽居安乐、闲寂风趣、茶道、民间工艺；美国式机械文明；赶时髦者；社交舞、登山、体育；恋爱至上主义者。

所嗜好者：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像这样的“我所嗜好的与我所嫌厌的”，究竟是如何错杂叠合在一起的呢？我不免有所心动，很想就此一一加以笺注。但真要这么做起来的话，写“解说”的事首先就得泡汤。这么一寻思，我便当即作出决断，一本正经的话，一概免了，还是借着这个机会，随便谈点感想。

在对卢梭所作的一项合作研究中，我曾开列过一份“卢梭好恶表”，这份好恶表主要是拿《爱弥尔》说事，按其作品，分梳出了日常生活与经济等八个类目。而在耕次郎氏这里，依据的却并非书写文本，而是日常交接中的直接经验，故而提供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虽然也不是没有风险，诸如观察者将他的主观也一并投射了进去等。先生哲嗣中，就体型抑或面容而言，耕次郎氏是最酷肖先生的一位，所以他所讲述的，应该也最可信赖。

“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这句话里，汇集了诸多的遗憾。

世上不会有谁喜欢感觉迟钝的笨伯的。先生受不了运脑滞迟的人，所以才会生出这般独特的讥讽与刻薄。尊奉自己敬重的伟人为圆满具足的神祇，是日本人常有的习性，但毫无疑问，先生不喜欢这样。诸如“低能之国学家”这样的措辞，就曾深获年少时代之我心，因沾染此风，我对国学乃至国粹主义，诋毁起来一直是无所顾忌的。

以上是我与先生的嗜好与嫌厌相一致的地方，但接下来，“进步文化人”一说，可就让我犯起难来了。说起来，这样的词，先生生前还不曾有过。战后，当保守派出语伤人时，我曾自称是跟马克思了无干系的进步文化人。若先生健在，当可推想，他大概是会嫌厌这一人种的吧？

我对信奉圣人的愚直的道学家的极度嫌厌，其间恐怕也有无意中源自先生的影响。先生虽嫌厌西洋崇拜，但作为年轻时便已耽读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他也不会对东洋陈腐的传统主义甘之若饴。明治时代的学者，身上始终有着开明与反复古的特征，这是他们相通的地方。跪拜在孔夫子面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则不值一瞥。

我受先生影响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体悟，程度之深浅自当别论，但庸俗浅陋的日本画，岐阜出产的椭圆形灯笼，幽居安乐，闲寂风趣，茶道，民间工艺，皆为我所不喜；而雄浑、豪华的绘画（如铁斋(2)、雷诺阿(3)之流）则为我所嗜好。

我对美国式的机械文明，通常怀有关切之心。虽生性不喜轻薄，却并不掩饰对于新奇之物的强烈好奇。社交舞，同样也是我所最不喜欢的，并且也跳不来。不过，构成我与先生对立的关键所在，则在登山与体育，纵然被逐出师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先生的冒险心过于集中在智性世界里了，以致无暇顾及自然世界方面。言及“恋爱至上主义者”这个词时，浮现在先生脑子里的，恐怕是文学部的年轻同僚厨川白村与他美丽出众的夫人的容貌吧？白村是典型的近代主义者，他将“恋爱至上”引介进了日本，并且以《苦闷的象征》等著作，给了发轫期的新中国以强有力的刺激。

毋庸赘言，我之所以能领悟得中国文化的精粹，幸免于沦为一介食洋不化之徒，端赖湖南先生之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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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桑原武夫（1904—1988），日本法国文学、文化研究家。曾任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法国百科全书研究》、《卢梭研究》《宫本武藏与日本人》等，有《桑原武夫集》全十巻（岩波书店，1980—1981年）。

(2)富冈铁斋（1836—1924），日本画家，以画风高逸别开生面。

(3)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