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台湾的打狗乘船去对岸的厦门。天气阴沉，港口山上预报暴风雨的红旗，刚才嗖嗖地从旗杆上高高升起。举目望去，湾内虽是风平浪静，但看着默然下垂的那红旗，我仍不免有些担心。于是，我询问了前来打招呼的事务长。

“嗯，是听说有暴风雨。但这最多也就是二十个小时的航程，而且现在出航的话正好能避开它，到达对面时，台湾才起风浪。”

——他说的简直像是预先与暴风雨商量过似的。

作为我的向导一起来的，是在这个港口——打狗开牙科医院的我中学时代的老朋友东君的学生小郑。这位青年虽是依靠姐姐姐夫居住在打狗，但却是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的中学的小伙子。

他此前曾三次渡过台湾海峡，说是夏季绝无风浪，这使原先对乘船毫无信心的我同意乘船。既已乘上，也就无可如何，反倒决定安下心来。就这样，待船开动以后，当八九名一、二等舱的乘客都在甲板上时，我也虚张声势地与大家一起坐在了那里的藤椅上。不知何时来到甲板上的一名十分惹眼的台湾人正立在那里。——台湾人并非洋人，乃是台湾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内有不少人弄混这十分清楚的事情，所以特此说明。

那位台湾人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尽管另外有不少台湾人在船中，但他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则在于他那风采。粗麻布的白色夏服的上衣，在两胸和两胁上，有用纽扣扣的带褶的外口袋，腰间从背后向前缠绕着一根带子——这是狩衣的制法，而里面的轻便衬衣上则垂下一条长长的黑缎领带。白麻的狩衣就相当地妙了，然而岂只如此，站在船的甲板上，他却脚蹬一双过膝三英寸的乘马用的黑色长靴。说到帽子，更为有趣——就像电影里的西部片中出场人物那样，他头戴一顶檐宽一尺、高顶的台湾巴拿马帽，里面可见闪烁着油光的浓密的长发。此外，他还架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镜片是墨绿色的。像这样，不是多少有些滑稽、夸张么！如果这是一位长有快活面孔的人物的话，大概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式的、有些滑稽可笑的大旅行家吧。然而，这位青年不知为什么，与这服装是那么微妙地相配。在他那台湾人特有的肤色——微黑的、晒了日光的脸上，似乎长着实际上不知有否的麻子，又因为是一张有些脏的、阴森的男人的面孔，特别是那很大的墨绿色眼镜，更给我一种怪异的印象。这么说来，似是侦探小说中出场的那种不安定的、有可疑感的人物——而他又是那样特别扎眼，一旦有什么动静，不是会马上被捉住吗！然而，这个男子和我的同行者小郑看起来却似是老熟人，两个人在亲密地交谈着什么。

“这位是台南的商人，我的朋友。”

“啊！”可能因为那位男青年不懂日语吧，所以小郑用英语，但也不像郑重介绍似的，把他介绍给了我。于是，我看了看这位台湾人以一种殷勤的样子给我的名片——原来其人姓陈。我不便沉默，又因为他所引起的好奇心，所以就问道：

“您是做生意的吗？”

“嗯，做生意，是做大米生意的。”

他的日语，即使是在台湾人中，也是属于非常糟糕之列的。

“您在厦门打算待很久吗？”

“嗯，常去。”

“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住十五天左右回来。”

这时正逢船出港口之际。这是个狭窄的港口，船的两侧不过三十多米，因为风急浪高，船体马上剧烈地摇晃起来。这种情形再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终于忍受不住下到船舱躺下。不一会儿，小郑也回到客舱。船即使已出了港口，也还是摇晃得厉害。

“昨晚想必很累了吧……”

“好像浪很大呀。”

“嗯，台湾从昨晚到今天一定不得了了！我们不过是稍稍受到一点余波。想必给您添麻烦了！平时夏季是一点风浪也没有的。哎，但总算正好避过了。”

我一边听船长说着这样的话，一边向下看着乘小汽艇登上船来的检疫官对二、三等客舱的乘客进行检疫。在低一阶的甲板的两舷上，人们在排着队：左边是三等舱的旅客，右边是二等舱的吧。哪一边都全是台湾人。在二等舱旅客的队列中，刚才说过的那位装扮过度的青年杂处其中，显得特别惹眼。检疫官是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大腹便便的男人，可能是个英国人吧，白色立领制服之上，带着一顶头盔。不一会儿，他登上我们所在的高甲板，逐一看了一下大家的脸，叫了一声“好了”，便走开了。

检疫官的小汽艇分开喧闹的白色浪花归去了。也许是因为天空阴沉，海的颜色如同混浊的泥水一般。我们的汽船已鸣了一次笛，一面看着左侧大小各异的小岛，一面向港的深处驶去。在右面，形态不断变幻的厦门岛渐渐清晰。穿过巨大裸露的岩石，便能看到各处耸立着的岛屿。在最陡峭的岩石下方，有一排红砖造的洋房，这便是厦门的街市，比想象中要破旧一些。左侧有座大的岛屿，这便是鼓浪屿。厦门是乍一看有些荒凉的岛屿，而鼓浪屿却被绿树环抱，葱葱郁郁。在我身边的小郑，一边聊些没用的事情一边在给我讲解。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人如今都不住在这里了，但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归乡之人那种久别重逢的欣喜。而我的心中却怀着旅人般终于到达目的地而感到新鲜的喜悦。

驳船慢悠悠地向船舷聚集而来。因为风浪很大，小船在海浪上轻巧地跳跃。刚以为小郑在人群中不见了，就看见那个好似从侦探小说中走出来的青年小陈煞有介事的模样，原来小郑是去找他了，正站在小陈的身边。小陈手里提着红色的大行李箱，小郑提着藤编的篮子，我提着一个黑色的包。小郑麻利地跳上一艘小船，我跟着跳了上去，小陈随即跟上了我们。我们的小船离开了主船，和我们一样急于上岸的乘客们在小船的中间划桨前进，直奔岸边，又沿着陆地划向码头。岸边石墙的墙根被海水冲打着，其正上方矗立着一幢房子，有“客栈”的招牌。在另外的房屋上，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是种种香烟广告——由于风雨的剥蚀，褪了色的图案、文字等，被涂补得斑斑驳驳。其中，像海盗啦、傻子啦、孔雀啦，那些我在孩提时代看到过的家里的车夫们吸的香烟的牌子的图案竟然也有，真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有趣的回忆的题材。香烟广告仅仅在墙壁上看来还不够，在很多房子的后面突兀的巨岩上，也雕有大字的海盗牌香烟广告。在这种被当作香烟广告牌的沿岸的成排的房屋之中，也间杂有不少完全没有那种醒目东西的稍大的房子。这种房屋的某一间中——当我不经意向上看时，却发现了美妙的东西——是一位穿着鲜艳的藤色上衣的中国少女，她正从二楼走上阳台。看上去她心情轻松，绽放着灿烂的笑颜，眺望着大海。突然，她向阳台那奇怪的藤蔓样的铁栏杆外，有些危险地弯下纤细的上半身，向下面看着什么——她好像向在地面上玩耍的猴子摇着一只手，然后又赶开它们——是猴子！我这样想着——我那样自然地感觉着，但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却不知道。实际上，在地面上的被少女逗玩的也许是狗、猫之类吧，也或许是小孩子——这我不知道。正当我想证实我的直觉的空想时，我们的舢板因为过了接近那所房子的石垣，因被石垣遮住了视线，看不到了。是猴子！我断定着。作为对厦门的第一印象，竟是那家阳台上的藤色少女所逗弄的东西——怎么也不能不是猴子——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事情。那向海的、带阳台的人家，据说就是我后来因被人邀请也曾去过的、号称厦门第一流茶园的东园这样的地方，那逗弄“猴子”的少女，就是那家数名可怜的侍应生中的一人吧。

一个苦力拿着三件行李——小郑的、小陈的和我的，我们大家走进一家旅社。那家旅社的掌柜模样的男人领我们上了二楼看房间——那是一间昏暗的、完全不通风的六叠大小的房间。小郑和小陈商谈着什么，然后小郑又与掌柜的说了什么，接着吩咐苦力从二楼下来。“贵些的好房间没有了。”——小郑这样简单地向我说明。于是，我们再次走到大概不足两米宽的石板路上。看上去蛮热闹的街道上，到处是杂货店。步行中，我们看到有卖鱼、肉的店铺，也有在店头挂着旧衣服等的铺子，这里大概是厦门的二流街道吧。分开狭窄道路上的行人，迎面来了一顶轿子，一名戴盔形帽、着西服的绅士坐在上边。东洋人虽无什么不同，但我觉得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似乎挺复杂，譬如也许是马来人与中国美人的混血儿什么的吧。其人具有学者般的清瘦风貌，稀疏的腮须和高高的鼻梁是其特征。这人大概有三十七八岁吧……——就这样一边看着没什么关系的那人，一边行走时，小郑咚咚咚地进了一幢房子。这里也是旅馆吧。穿过足有二十多米长的狭窄的土地房屋，尽头是沙龙或食堂似的大房间，里面有十副以上的桌椅等。此外，两壁下还有很多椅子，十五六个客人各处或坐着说话，或一个人在打盹儿。厅堂前边有一似是账房的设施，其对面是呈u字形的楼梯。这处位于临街房子背后的旅馆——穿过那二十多米长的土地房后，是可以来到这临街房子的后面的。那临街的房子和后面的这个旅馆，由平平的房顶连接在一起，房顶也就成为露天凉台。账房就在其下，而沿u字形楼梯即可来到凉台上，然后进入大堂。大堂的三面都有客房。坐在账房里的男人让我们看了其中靠边上的两个房间。窗户朝凉台方向大开着，故而很亮，但正因为如此，其肮脏样儿越发显眼。房间的天花板上，四面墙角满是蜘蛛网，由于积蓄了灰尘而变得一团黑。又因不堪灰尘重量，成了灰吊的东西，从天花板上耷拉下来。靠墙安放着一张床。窗子下面，与像是紫檀木的旧四角小桌相对的，是两把没有靠背的木椅子，另外还有两把大椅子。除此之外，墙壁中央安有向两边开门的壁橱样的装置。墙壁上用大字题写着五六个什么字，其下挂着一幅喜鹊牌香烟或之类的广告招贴，三色版的上海风俗美人已是烟尘满面。

这就是南华大旅社的特别优等的房间。只房费一项，一天就要银元一元八十钱。结果，我们还是入住了这家旅馆。我在一天的房费外又付了五十到七十钱，也让他们把小郑的床安放在这个房间；而陈姓青年则租了与我的房间隔了大堂的对面的房间。我的房间有八叠大小，他的大概有六叠左右吧。

按本地风俗，我就着猪肉和什锦酱菜，吃了简直像米汤一样的芋头粥。其价值大概三份要十五钱左右吧——小郑是这么说的。

为把日本货币变成中国钱，我去了一趟银行。据说今天银元变贵——每一元为一圆（日元）五十八钱，因此，我只换了五十圆。我是在新高银行的厦门分店里换取的。小陈去的是靠近英国海关的海岸边的台湾银行，多半是预先带来了那家银行的支票什么的吧。陈在换钱时，我虽然知道是一个臭毛病，但还是由于好奇心，在旁边一边看陈数着纸币，一边计算着数量。有三十多张吧——大概相当于金币的五百元。此外，一圆的银币也有几块——陈一块块地数着，一边将它们扔向受理处的板上，以其声音辨别真假。

从银行回到旅馆时，在那个大门口狭窄的土地房间里，放着一顶与刚才路上撞见的一样的细长轿子。待顺着u字形楼梯上去时，刚才在路上见过的那位坐在轿子里的、有腮须的绅士——一位个子又高又好看的男子，从上边一面用毛巾拭着额头，一面想下来。因为楼梯狭窄，所以他正在等我们上去。看来，这位有着特异风貌的绅士，也投宿于这个旅馆。

这是入住这个旅馆的第一夜。小郑说要到鼓浪屿去瞧瞧亲戚，并且他曾预先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现在任那里养元小学校长的周君，问能否借用该校职员值宿室——因正值暑假，那里应该是空着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早定下来的好。说完，他就出门去办理此事了，临出门时又对我说：今天晚上回来得晚，我去拜托小陈照顾你。他是四点钟左右走的，到了六点时，被撇下的我独自一人，因寂寞和不安，多少有些受不了。于是我就去小陈的房间看看，推推房门，但是推不开，他可能是外出了吧。但房门外面并未上锁，那肯定就是从里面锁上了——这家伙大概还在睡着吧。这样想着，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上了那个像台子似的睡床，躺了下来。不时有旅馆的侍者来瞧我的房间——一定是来问订不订晚饭的，但一定也知道言语不通，所以就又回去了。我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如果小陈起来的话，就可以一起吃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等在那里。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小陈就是没出来。我走到凉台，从位于u字形楼梯旁边的小陈房间的窗子往里瞧，暮霭中什么也看不清楚。到了掌灯时分，再到窗口去看——灯虽亮着，但窗口已扯上了黑色的窗帘。令人尴尬的是，尿意甚急的我，却不知道厕所的所在。幸亏这时正好看到那位有腮须的绅士，正在往我房间窗户附近的凉台上满不在乎地解着小手。我多少有些惊讶，但也那样做了。事后知道，往哪里撒尿都不用回避。解了小手，这下我再也忍受不了饥饿了，就向大概已是第十遍来瞧我房间的侍者命令道：

“把饭拿来！”

这是我偶然记住的十句左右的厦门话中的一句。尽管是怪怪的发音，但因为正值这个时间，所以好像马上就沟通了。于是，侍者向我说了很多，好像在问都需要准备些什么。但我自说了第一个字以后，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场面，所以早下了决心，不论被问什么，只管沉默，对方一定会想到拿些什么来吧。果不其然，最终还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尽管有些焦躁，但还是一个人吃完了饭。有放浪癖的我，这时不得不考虑些故乡的事。

到了八点半左右，小陈终于向我房间打了个照面——

“稀里！”他说。我觉得他说的像是“失礼”。小陈那一脸过于认真的样子，我感觉像是刚刚进行了性行为。

“吃过饭了么？”我问。

“吃。”他回答道。以他那种程度的日语，这回答是吃过了呢，还是就去吃呢？莫名其妙。

“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

小陈流露出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表情，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再次说了声“稀里”。由于太寂寞，我还想再多说些什么，可是他从我的房间门口离开了。但马上，他又折回来，再次从门口说：

“小郑不回来。”

“嗯，还没回来。”我想小陈是说：“小郑还没回来？”就那样回答了。

“不不，小郑现在——明天……现在……”小陈着急地摆着手说，“小郑、鼓浪屿、今晚睡。”

小郑好像对小陈预先说了：“今晚住在鼓浪屿。”这晚，小郑果真没有回来。我一个人虽有些不安，但因为确实累了，所以也睡得很好。

到了入住南华大旅社的第二天，已经下午三点左右了，小郑还是没有回来。小陈早上和中午都过来一起吃了饭。三点左右时，小陈还是一身原先的、夸张的、侦探小说中似的装束，来到我房间。

“我去朋友那里。”他说。

我又要被一个人放着了——我正这样想着时，小郑突然回来了。“小周已答应让我租学校的房子，明天他们派人到这边来接我们，我还遇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今天的浪很厉害，天气阴沉沉的，大概要有风雨吧。据说台湾有暴风，两三天后这里也一定会起风，会向台湾猛刮……”——小郑喋喋不休地一个人说着。本来，我有点儿生这个人的气，但一见面，再加上他说遇到了好久未见的朋友，我也觉得不能勉强他吧，所以也就不生气了。正说着话的时候，窗外稍稍下起雨来了。在变暗了的房间里，我想应该要早些打开电灯，这时，暮霭中传来一边拥上楼梯，一边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小陈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他摸索着他房间的锁，打开了门。灯刚一亮，小陈就从外面对小郑打招呼，小郑去小陈的房间说了一阵子话。虽然主要是因为言语不通，但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被当作外人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小郑回到房间里来，对我说：“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吧。”

小陈的房间里摆出了一张特别大的圆桌，上面有四盘菜。客人是两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一个块头大些，一个小而胖。大个子说姓谢，在某个医院里——具体干什么我没有问他；小个儿说姓马，在一个什么公司工作。一共五个人，我们开始吃了起来。啤酒有好多，差不多一打，放在墙角里。他们很能喝酒，我也被强灌不少。一个人想喝的话，其他人即使只抿一口，也要附和着——这是他们的礼节，我记住了。但因为一开始按礼节做了，所以到后来一不这样做，他们就勉强你。他们渐渐有了些醉意，话也多起来。谢、马皆为台湾籍人，但似乎长期住在厦门；姓谢的男子说自己多少也读过些书。这样，从对话中，喜欢吹嘘的小郑，就把他的同行者介绍过了。小谢通过小郑翻译，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像小说是有益的东西啦。中国也只是在现今不如日本，而以前也曾有过很好的文学啦。先生您对历史有兴趣吗？中国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三国史、《十八史略》、《春秋》什么的都读过，因而都知道。如果要问我，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回答啦……这位小谢，是一位过分殷勤的男人。因为他说了很多，我什么也不说的话也不礼貌。但我稍稍说一点儿什么，他就总是“是啊、是啊”地随声附和，过分客气了。他不只是对我，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小谢这样说，已经有相当醉意的小马，好像有意要与多少有些卖弄、炫耀学问的小谢对抗似的，这么说道：我虽然没啥学问，但什么都知道。譬如厦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私娼啦，什么人家有什么样的艺妓啦。如果是这种事，尽管提出来，因为我什么都能答得出。一边说着，小马就笑了。因为小郑把这话译给了我听，我也忍不住笑了。于是，小谢对我说：今晚等会儿一起去听艺妓唱歌，怎么样？不要紧的，不会推荐你去下流地方的……

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稍稍有些醉了，何况我本来就不嗜酒善饮，已经不高兴再动了。虽然如此，他们确实想带我出去。看到我在找各种借口谢绝，他们就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的上衣、帽子、洋伞等等，硬拉着我走了。想来即使我不去，反正他们也要出去的吧。比起一个人被撇在房间里的那种不安的寂寞的滋味，倒还是去看看他们如何找乐的好。于是最后，我如此决定了。在猛下的大雨中，我一边当心石板路上脚滑，一边走到不怎么远的一幢房子。这是一家有艺妓的馆子，她们一点儿也不漂亮，歌的好坏于我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斜靠在安放于房间一隅的床上，用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没什么业余爱好的身子，一边用不擅长的动作嗑着三五个女孩子一小把一小把给的瓜子，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一面让女孩子唱歌——但却并不听，只让她们坐到膝盖上，然后再驱走她们的小陈一伙。我深深体味着此时作为一个异邦人的心情，我想自然也就苦着个脸吧。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客气，他们不一会儿就决定回去了。

外面的雨虽说是变小了，但取而代之的是风刮得更猛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我已什么都不说了，反而用他们的土话——我绝对是听不懂的——在说着什么。来到那南华大旅社的前面，我想他们都会回到里面去吧，但是，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不进去。我一边收起洋伞，一边催促小郑，一个人步入了那狭长的土地房屋。小郑用我听不懂的话向他的伙伴们说了两三句什么，然后跟随在我后边进来了。我们登上已说过的那u字形的楼梯，来到了房间。我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一边筋疲力尽地将自己的身体坐向床上，一边感到房间空气过闷，因而马上脱掉了上衣。而小郑不知怎么搞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门旁，带几分安定不下来的表情。终于，他说道：

“你一个人睡吧。”

“哎？你呢？”

“我必须出去一下，因为他们说在等我，但我马上会回来的。”

小郑就这样留下这些话，快步出去了。今晚，依然想让我以不安的心情，在语言不通的人们中间睡下吧。一想到这，我对小郑不体谅人的做法未免有些生气。本来我就没想跟着他们去哪里，他们对我也有些拘束，即便如此，小郑这个家伙仍然不体谅我——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说到底，不热情是缺少想象力的重要原因吧。在这陌生的地方，连一个认识的人都不在身旁——因为连小陈也不在——再加上言语不通……即使这些还被认为不要紧的话，那么，在对日本人的反感十分强烈的今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

我这样想着，感到酒后变得有些神经质的自己的想象更加难以应付。——实际上，现在，不论是谁偷偷潜入到这里，不！哪怕大模大样地进来，无论向我提什么无理要求——要钱的话，我是一文也没有。我信任小郑，信任了很难予以信任的小郑，把所有的钱都托付给了他。此时，若有什么不测，因为言语不通，两方一点儿也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被杀了，连尸体都被投进海里，在厦门也是毫无办法……我歇斯底里般地想着这样的事，连不知为何事来到大厅、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说着什么的侍应生的话，也不知怎么感到是在骂我。那名侍者有没有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显然，他没从那里离开，继续在骂着什么。

我为了从那种臆病般的心情中逃出来，很想睡一觉，但这益发引起神经兴奋，所以我索性睁开了眼，一翻身，感到脊背上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有些怪怪的疼痛。用手一摸那里，床席只在我被硌处稍稍凸出来一点点儿。因为怪怪的，所以我不由得坐了起来，重新把刚才因为影响睡觉而关掉了的明亮电灯打开，并把那席子卷起来一看——不知怎么回事，一小截圆骨头从那里露了出来。这个出人意料的东西，仔细看起来像猪的脊骨。我想这一定是侍者或什么人搞的恶作剧，也许是那个在烧菜的地方逗弄狗的家伙，看我是个日本人，做的这种怪事吧。我一脚把那可恶的东西踢进了床底下，并再次关灭了电灯，不由思索起在这个地方日本人名誉不好、不受欢迎的事来——就是昨天散步的路上，在某个街边的墙上，大书有“青岛问题普天共愤”、“勿忘国耻”等等。另外，也有关于排斥日货的，如“勿用仇货”、“禁用劣货”等等。“这小子是日本人！”也碰到过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来撞我的醉汉……

这时，外边的风雨，有了变得益发强烈的迹象。终于，我有些想入睡了，然而此时却有蚊子钻进了床里。中国的床，以它前面垂下的冷布制的帐子作为蚊帐。我放下帐子，用脱下来扔在那里的上衣在床里胡乱地扇，以把蚊子赶出去。然后，我特别注意让两边帐子重合——为了不让其松弛，我用包压住了它的边——因为我认为蚊子是从这些缝隙中钻进来的。做了这些以后，我重新躺下。但没过五分钟，蚊子又一边哼叫着，一边在我耳朵边飞来飞去。它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呢？我起来察看床的角角落落：原来，床顶张着的冷布，那因为灰尘而变成鼠色的帐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这样，我对赶出蚊子自然也就死了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却忽然被敲击在插上了很粗实的门栓的我的房门上的“咔嗒”、“咔嗒”声弄醒了。

“是小郑吗？”

“是我。”

我打开门后，什么也没说就又钻进了床里——我是不想与他说什么了。枕边的怀表已是一点半了，地上还有刚才的猪骨头。

第二天，养元小学校长小周冒着小雨前来了。因为是小郑的同学，所以也只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在这个地方，即便只是中学毕业，也算是很有学问了。因此，像这样的年纪，已能成为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学的校长了吧。于是，我们退了房间，去借住他学校的一间房子。然而，前夜睡在外面、到今天下午才回来的小陈，已与小郑商量好了似的——反正什么都没跟我商议——好像也打算成为我借的房子的一员，还是穿着那套夸张的服装，拎着衣箱，跟在我们的后边。强风刮了一夜，已停了下来，空中云散，雨也住了。在去鼓浪屿的舢板上，我一边斜视着小陈，一边对小郑说：

“天气好的话，我们去游览吧。不然，日子真没法打发。”

“是的，是这样。”小郑虽是这般答应着，但看到那种过分认真的样子，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他那难以理解的内心，这也还是相互皆为他国人之故吧。

然而，小陈并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在养元小学，他只是把行李箱放在了那里，马上就去了不知哪里。那天晚上及其后的夜里，他也没有回来。

“小陈去哪儿了？”我向小郑打听。

“我也不清楚，”小郑这样回答道，“但肯定是去了上次的地方吧，他好像看上了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

“前两天的晚上，你没去的那家的女人，是个私娼。我是不会住那样的地方的，我只是一起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小郑解释说。小陈不住在这儿以后，小郑才成了我的好向导。自那，小陈再没露面。我想起他的事，便又向小郑问道：

“小陈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这么好几天啦！”

“我不知道，”小郑答云，“但肯定还是住在那个窑子里吧。”

“住那么久么？ ！”

“是的，一定还在，肯定还继续睡在那里——因为他抽大烟。”

由小郑这一说明，我想起了在那个南华大旅社的第一夜，被小郑撇在那里时，我所知道的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半天的小陈，还有那愣愣地、以呆滞的表情瞧我房间的小陈，以及当我无心地问“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的时候，对我的话一副茫然样子的那个小陈——他的秘密我完全明白了。

“厦门有很多鸦片窟吗？”

“到处都有。”

“真想去看一下啊！能去吧？”

“是去抽吗？”

“不抽，只是想去看看正在抽的人。”

“下次去看看也可以，如果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默默地进去就行了。如果搞错了，在那里被追问来干什么的，就退回来，也没关系。如果不大会找的话，就要跑好多的路。那种地方十分龌龊，有家的人都在自家抽，不然就在私娼的窑子里抽，在鸦片窟抽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他们衣着褴褛，有的就睡在地上，那里面不论是地面上，还是墙壁上，到处是吐的痰、唾沫等。”小郑(1)为了补充英语词汇的不足，皱着眉模仿到处吐痰、吐唾沫的样子给我看。于是，我再次问道：

“你去过吗？”

“嗯，去过一次。只是去看看，一进房子就头晕目眩。”

小郑做了个目眩的表情。

在我们这个对话以后过了两三天，小陈突然提了一个小包，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学校。他好像在学校很多的房间中，一个一个地找小郑。因为只发现了我，他便对我说：“小郑在哪里？”

我看到小郑一来，小陈便把小包保存在小郑这里，马上又走了。此后，我再没遇到小陈，因为他在我们入住那里以及其后的一个礼拜左右时间中，再没有回来过。小陈的大小两个包，就那样被留在我们借住的房间的角落里。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得而知。

即便是后来已回到台湾的打狗，每当想到在厦门的台湾青年小陈那滑稽、夸张的服装，使人感到不快的殷勤的态度及好像过度放纵的行为时，我总要向小郑打听：

“小陈怎么样了呢？”

“我不清楚。”小郑一定会如此回答。

不知是第几次了，我想起来又问小郑：

“小陈已经回来了吗？”

“我不知道。”

在听了“我不知道”以后又过了两三天，小郑像想起来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明信片给我看，一边说：

“这是从小陈的台南的母亲那里寄来的。”

我粗略地看了看这张用中文写的明信片后，说：

“他母亲在担心呢。是为了打听他在厦门的住处而寄来的吧？”

“是的，是的。”

“回信了么？”

“已经回了——我不知道。”

如前所说，由于小郑不会说日语，所以“我不知道”是用英语“i don't know”说的。因为是英语，再加上他三番五次地说，所以，这句“i don't know ”也不可思议地，给了我一种他是在把知道的事故意隐藏起来，这样一种反话的效果。不消说，不是这样的。

对于厦门，我的印象就好似十多年前读的侦探小说的一个片断，情节梗概大部分已经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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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原作为陈，似应为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