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位可怜的私人思想家，思辨性的异想天开者，就像居住在高楼顶层阁楼上的穷房客一样，他在自己的小天地中陷入了对他而言过于困难的思考。假如他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座大楼的基础有某种缺陷，但却无法查明实情。假如无论何时他从阁楼窗户探头张望，惊恐地发现为美化和扩建大楼所付出的加倍努力，结果在他看到这一切并且感到惊恐万分之后，他陷入虚弱之中，就像躲过前次大扫除而在隐蔽的角落里过着悲惨生活的蜘蛛一样，他在忧惧之中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假如每当他向他人倾诉自己的怀疑的时候，因为他的表达方式与通常的思想表达方式不同，他的诉说被看成腐尸身上的破衣烂衫。（1）假如，如我所说，这样一位私人思想家和思辨性的异想天开者突然结识了一个人，此人的名望不会直接地成为其思想正确性的保证（这位可怜的房客还没有客观到能够自动地从名望反向推论出真理的地步），不过这名望却是投向被弃者的幸运的微笑，在这位名人身上可以看到有那么一两点困难的思想被触及。唉，当这位可怜的房客用对名人的辉煌记忆来安慰自己的时候，在这个小天地之中是何等的欢乐、何等的喜庆呃，同时他的思考活动也赢得了从容自信，困难成形了，希望生成，一种理解自身的希望，也就是说，首先是理解困难之所在，然后或许是战胜这困难！就理解困难而言，其情形一如培尔·戴恩在教阶问题上错误地提出的观点——“先当上教区执事”。（2）先是理解困难，然后人们总是能够解释困难——假如人们能够做到的话。

于是我要说，亦庄亦谐地：大名鼎鼎的莱辛，请原谅这种迷狂式的谢词，原谅这种玩笑的形式！这谢词确实保持了一定距离，它不是强迫性的；它没有世界历史性的呼喊，没有体系的力量，它纯粹是个人的。假如这谢词有所不是，其原因就在于它过于迷狂，不过玩笑可以弥补。这种玩笑在颠倒了的关系中自有其深刻的根据：在那些试验性地提出怀疑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的人身上，在那些试验性地尝试着在超自然的范围内推出宗教但没有解释为什么的人身上。

这谢词与人们通常所采取的、而且我也认为是正确的对莱辛的崇拜无关。我自认没有资格以那种方式崇拜他。这谢词无关莱辛的学识，吸引我的不是那个别出心裁的神话，说他曾担任过图书管理员；也不是那条格言，说他是图书馆的灵魂，他以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亲历性掌握着渊博的知识，一个受思想的洞察力统治的庞大器官，听命于精神的暗示，服务于理念。（3）谢词无关诗人莱辛，无关他在创作戏剧化的句子时的掌控能力，无关他以诗化方式揭示心理活动的权威性，无关他的目前为止尚无法超越的戏剧台词，它们在对话的轻松往复之间自由活动，在对话的相互交错中无拘无束，尽管这些台词包含着沉甸甸的思想。（4）谢词无关美学家莱辛，无关他下令在诗与视觉艺术之间所画出的分界线，它与教皇所划疆界具有完全不同的决定性意义；无关他在美学方面所做的丰富多样的观察，它们甚至持续到当今时代。（5）谢词无关智者莱辛，无关那种谦逊地躲藏在寓言的卑微外表下的别开生面的智慧。（6）不，这谢词事关这么一点，其棘手之处正在于，人们不能直接地崇拜他，或者通过崇拜与他建立一种直接性的关系，因为他的长处就在于阻止人们这样做。他宗教性地将自身孤立在主体性之内；在宗教的方向上，他不允许自己被骗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或者体系性的，他明白并且懂得去坚持，宗教只关乎莱辛，关乎莱辛自己，正如它以同样的方式关乎每一个人。他明白，他与上帝有着无限的关系，但却与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看吧，这就是我致辞的对象，我感谢的对象，如果关于莱辛的所言都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假如一切确定无疑，那么莱辛就有权说：没什么好谢的。假如一切确定无疑！是的，我将徒劳地带着崇拜的劝说冲向他，徒劳地恳求、威胁、反抗。他确实已经掌握了那个宗教的阿基米德支点，以之，人们不仅可以推动整个世界，而且为了发现它就需要一种世界力量，假如人们掌握了莱辛的命题的话。但愿一切如此！——现在来看看他的成果吧。假如他接受了基督教，假如他抛弃了基督教，假如他捍卫了基督教，假如他攻击了基督教；那么，基于对他的信任，我也可以接受相同的意见。他有着充足的诗化想象力，他能随时与那个1812年之前发生的事件同时共在，而且其方式非常具有原创性，结果所有的历史幻象、所有的被客观地倒转的错误都被阻止了。（7）好吧，就在这一点上来看莱辛吧。不过，他仍然拥有怀疑主义的与世无争和充分的宗教感去辨别宗教的范畴。假如有人否认这一点，我会要求就此投票表决。现在看看他的成果！奇妙的莱辛！他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丝成果的痕迹。真的，一个保守秘密的忏悔神父，一个对自己及恋人发誓保持沉默并且因保守誓言而不朽的女子，一个带着所有的信息步入坟墓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莱辛在完成困难的任务之时更加小心翼翼了，而且他还要说出来！即使是撒旦本人，作为第三者，也无法像第三者那样肯定地说出某事；对于上帝而言，当他作为宗教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成为第三者，这一点正是宗教的奥秘。

或许这个世界一直缺乏人们能够称之为的真正的个体，具有决断力的主体，艺术化地彻底反思的人们，自主思考的人们，他们与那些高声呼喊者和说教者们截然不同。世界和主体变得越客观，宗教的范畴也就越困难，因为宗教性正在主体性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些想与宗教保持世界历史性的、学术性的和客观性关系的想法几乎都是非宗教的夸张的原因。不过，我把莱辛拉出来并不是为了向某人求救，因为仅仅是想成为充分的主体而向另一主体求助本身就已经是在向客观性努力了，这是出于可能性、伙伴关系和共同利益而朝着拉多数人选票迈出的第一步，是向把神人关系转变成思辨事业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要想真正成为主体，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必须洞彻哪些反思性命题，他必须抛弃什么样的客观的东西，他就此拐点的意义、职责和标记所形成的无穷的看法。尽管这种观察和思考方式要求大幅度减少能做出选择的个体的数量，尽管我认为莱辛是唯一的不是为了向他求助而将他拉出来的人（噢，假如有人敢、敢与他建立一种直接性的关系，这人真的要被帮助了！）。窃以为这一点相当可疑的原因是，通过向他人求助，我在自相矛盾，并且取消了一切。假如主体未能自行从客观性当中穿出并且走出，所有向另一位主体的求助都只是误解；假如这个主体这样做了，他会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进程，了解那些辩证性的命题，其宗教性生存即根据它们且在它们之中。宗教主体的发展进程有一种奇特性质，即这条道路只为单一者存在，在他身后道路就会关闭。神难道不知道应该如何维持他的身价？无论何处，哪里有不同寻常的、有价值的东西可看，哪里就会有拥挤的人群，但是主人自会小心安排，结果每次只有一个人获准进入——拥挤的人群，群众，民众，世界历史性的骚动则留在外面。神当然拥有最珍贵的东西，还知道以完全有别于世俗管理的方式保卫自身，知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阻止任何人利用拥护者群体世界历史性地、客观地、科学性地溜进去。理解这一点的人可能会通过行动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相同的行动在一个人身上可能会表现为厚颜无耻，在另一个人身上则表现为宗教的勇气，这一点无法客观地做出区分。莱辛是否成就了这样的伟绩，是否谦卑地顺从神意且爱着人类，结果他助神以一臂之力，通过与他者的关系来表达他与神的关系，这方式使得那种无稽之谈无从滋生，即他将建立起与神的关系，而其他人则通过他建立自己与神的关系：谁能确切地知道这一切呢？假如我能确切地知道，我可以求助于他；若我能够求助于他并且有权这样做，那么莱辛肯定没有成就此伟绩。

莱辛当然属于遥远的过去，一个在世界史的—体系化的铁道上消失的小车站。向他求助就是在评判自身，是用某种客观的意见向所有当代人证明，他无法与这个高速前行的时代齐头并进。（8）于是诀窍就在于，跳上头一列车厢，越早越好，把世界历史抛在身后。回忆莱辛是令人绝望之举，因为就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人完了，他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如果莱辛已经说出了人们想要说的话，除非说，要么莱辛所言均为真（在此情况下，以列车的速度远离它就要三思而后行），要么人们并未给自己充分的时间去理解莱辛，他总是知道如何巧妙地避免将自我、他的辩证知识以及居于其间的主体性快速转移给所有者。不过要当心，当我们全副武装以应对所有谦卑和诱惑的时候，最可怕的东西依然存在：假设莱辛是在欺骗他！是的，那个莱辛的确是自我主义者！（9）在宗教方面他总为自己留有某些东西，某些他肯定说过的、但却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说出来的东西；某些大学辅导教师不能一口气背诵出来的东西；某些保持不变、但却不断变换形式的东西；某些不会提交给系统模本的模式化的东西，而是训练有素的辩证法家提出、修改、再提出的东西，相同却又不相同。莱辛在根本上是讨人嫌的，他在辩证事物方面不断地变换用词，如同数学家令学生感到困惑一样，那学生没有关注数学上的证明，而是满足于靠观察字词得出的偶然知识。莱辛可耻地使那些极愿意以导师的名义发誓的人们陷入尴尬，他们永远都不会与莱辛建立起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自然的关系，即发誓的关系。（10）莱辛本人并没有直接说：我攻击基督教，结果发誓者可以说：我们发誓。莱辛也没有直接说：我要捍卫基督教，结果发誓者可以说：我们发誓。他是在误用他的辩证技巧，结果他必然会促使那些人错误地发誓（因为他们必然会发誓），一方面，他们发誓，他现在说的与以前说的相同，因为形式和话语方式相同；另一方面，他们发誓，他现在所说的与以前的不同，因为形式和话语方式有所改变，其情形一如那位旅行者，他发誓说认出了抢劫犯，但却指认了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只能认出抢劫者的假发，而认不出抢劫者，因此他本该明智地限定自己发誓的范围，说他只认识假发。（11）不，莱辛根本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所从事的全部活动缺少了那种使其他人感到满足的严肃性和真正的可靠性，那些人会事后思考，但却不会深思熟虑。（12）再看看他的文风吧！好辩的语调，每时每刻都有充足的时间吐出连珠妙语，甚至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根据我发现的一份老报纸，和现在一样，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年代。这种风格的漫不经心发展成一种穷追细枝末节的比喻，仿佛展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仿佛一切都风平浪静，尽管印刷工和世界历史、甚至是整个人类都在期盼着他完工。这是一种不遵循写作规范的学术散漫。诙谐与严肃的交织使得第三者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究竟何为严肃，何为玩笑，除非这个第三者通过自己的力量获知。这种微妙方式或许有时会错误地强调了无关紧要的东西，结果有识之士恰好以此抓住了辩证的决定性内容，而异端们则没有获得任何谈资。这种与其个性彼此吻合的展示方式另辟蹊径，它没有讲摩西式的口号，没有讲官方话语和当代流行语，它们将会在双引号之下暴露出作者是在紧随时代的脚步，而莱辛却秘密地吐露隐情，他紧随的是思想的脚步。（13）他戏弄性地使用“我”的灵敏度堪与苏格拉底相比，他摆脱了与他人相伴的局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那种关键在于与之独处的真理的问题上，他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获胜而与他人为伍，因为这里无可赢取，除了“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是”这个无限的玩笑外，他不希望人们环绕在孤独思想的危险四周，因为现在这样才是正途。所有这一切是严肃的吗？这是严肃的吗？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尽管形式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严肃的吗？他不仅避开了狂热分子把他拉入某种积极社交活动之中的愚蠢企图，而当他们想把他排除在外的时候，他嘲笑他们愚蠢的傲慢；而且他丝毫没有受到高贵的雅各比激情洋溢的雄辩的影响，也不曾被拉瓦特对其灵魂的可爱而单纯的忧虑所打动？（14）这会是一个严肃者的结局吗？他的临终之言与所有其他人的一样晦涩，[1]就连高贵的雅各比都不敢保证莱辛灵魂的拯救，而这一点本是雅各比严肃关切的事，几乎与他关切自身的拯救一样。这是严肃的吗？就让那些严肃到甚至无法理解玩笑的人们来决定吧，他们或许算得上是称职的法官，除非说一个人不理解玩笑就不可能理解严肃，那位严肃的罗马人——尤提卡的加图（据普鲁塔克的《道德》），已经通过揭示玩笑和严肃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指明了这一点。（15）不过，假如莱辛并非严肃之人，那么，对于那些放弃了如此多的东西、放弃了世界历史和当代体系只是为了向他求助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就是在宗教方面接近莱辛的困难之所在。假如我提出一些思想，并且用罗列的方式将之直接归于莱辛，假如我礼貌地给他一个崇拜者的拥抱，就像对待一个将一切归于他的人一样，他很可能会微笑地抽身，把我置于困境——我成了一个笑柄。假如我绝口不提他的名字，为我自己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发现高喊着前进，那么，那个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假如我幻想他在场的话，就会怀着暧昧的羡慕走近我，拍着我的肩膀说：“您是对的，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16）于是我明白了，尽管再无第二人明白，他占了我的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