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政治推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题材上的缺点。在思考政治的时候，我们难得深入那些非常容易在我们头脑里形成的简单的实体，或者认真地探索现实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例如正义、自由或国家，就像实际存在的东西一样贮存在我们头脑里。一些专门的政治名词，例如“政府”、“权利”或“爱尔兰人”，都向我们暗示单一的“模式标本”概念；而我们就像中世纪的生物学家一样，倾向于认为一个物种的每一成员在一切方面都和模式标本相同，彼此也相同。
在政治学里，一个“凡甲都是乙”形式的正确命题几乎一定意味着许多具有甲的特质的人或物，其变异数就和个人本身一样多。可是，在我们的语言以及与语言相联系的心理习惯的影响下，我们总是要么把甲当作单独一个具有乙的特质的人，要么当作许多同样具有那种特质的人。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对政府不满”这条消息时，我们要么在看报过程中附带出现的半无意识视觉形象中看到单独一个对政府流露不满情绪的“巴布” [46] ，要么依稀看到一大群同样的“巴布”同样都对政府表示不满。
这些拟人化和划一又唆使我们在政治思维中使用培根时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一直反对的那种从大而未经考验的概括作出先验的推论的方法。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硬说行星绕圈子转是因为行星是完美的，而圈子是一个完美的图形；也没有一个科学家硬说每一种新发现的植物必能治某种病，因为大自然赋予一切植物以治病的特性。但是，“逻辑的”民主主义者仍旧在美国争辩说，由于一切人生来平等，政治机关必须轮换，“逻辑的”集体主义者也往往根据国家应拥有一切生产工具的“原则”坚称一切铁路公司的经理必须由普选产生。
还有，在自然科学中，原因的多重性和相互作用概念已成为我们习惯性心理内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中，迷信书本的学生以及街上的人说话的口气却仿佛每个果都只有一个因。比方，如果提出英日同盟问题，任何两个政治家，无论他们是海德公园人群外围的流浪者，还是为《泰晤士报》撰稿的学院院长，都有可能一个说一切国家都是疑心病重的，因此这种同盟必定失败，另一个说一切国家都是受其利益指引的，因此这种同盟必定成功。《织工马南》中的“彩虹”房东听过好几千次政治辩论，最后才选定了一道公式：“真理在你们中间；像我常常说的，你们两个都对，也都不对。”
在经济学里，把抽象和同一的词当作仿佛等于抽象和同一的物的危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就已经被认识了。当开始有这种认识时，“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表示反对，说抽象是思想的一个必要条件，只要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它所产生的一切危险就都能避免。站在新、老经济学结合点的巴奇霍特 [47] 于1876年写道：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就像静力学和动力学是演绎的科学一样。因此，它是对付一个不真实的、假想的主题……不是我们实际上认识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假想的人……” [48]
巴奇霍特进一步争论说，只要记住一系列假想的、简单的人，真实的和复杂的人就可以刻画出来了。他说：“科学的原理是常识——首先是一些简单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尽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后，再把每一个干扰因素的各个结果接连加上去。” [49]
但是，这种心理彩色石印图画制作法虽然有时不失是一种学会一门科学的好方法，却并不是使用这门科学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没有说明他从多层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复杂形象应如何实际用来预测经济效果。
当杰文斯 [50] 于1871年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已经普遍感到，一个简单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许多个不同的简单的、假想的人构成的复合图像，虽然对回答考题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项工厂法或仲裁一项按物价涨落计算工资法时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杰文斯把他的经济方法建立在个别事例的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上。他把一个工作日的工时或花钱获得的满足单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线上，并用数学方法表示一根曲线（无论是代表一个假想的数值还是代表一个已确定的事实）在哪一点上与其他曲线相交最为有利。
这个方法是与讲求实际的人用来获得实际而可靠的结果的方法一致的，尽管是粗略的一致。一个铁路公司的经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运费率，如果有人对他说，运费率是根据一切人都希望尽可能少花气力多挣钱的规律定的，这条规律的作用又被人们不愿破除老的工作习惯所修改，他对这种说法是不会感兴趣的。他需要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向他提供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口头“解释”，而是使他能够对于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作出一个量的估计。不过，他能够（我以为他现在也经常这样做）用杰文斯的方法从记录运费和运输量等实际统计数字的曲线相交点得出以半便士和吨计的明确结果。
杰文斯的方法从创始以来正在不断发展；经济方法和统计方法已差不多变成一样，疲劳或后天技能问题、家庭影响和个人节俭问题、企业家或雇员管理问题，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讨论。如马歇尔教授前不久所说，在经济学中，定性推理已经过时，定量推理正在开始取而代之。 [51]
假使不是讨论企业和金融，而是讨论政治体制的结构和作用，方法上类似的变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选一些显然能够用量的方法来处理的政治问题当然是很容易的。例如，可以举出大英帝国联合协商会议使用的会议厅的最佳面积问题——假定厅的形状已经确定。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会议厅要有气派，要大得足可容纳各行各业的代表并能进行委员会工作，又不可过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竖起耳朵就能听见讨论。最后决定的面积将代表这些因素的折中，容纳的人数将少于单单考虑代表因素和气派因素，而多于单单考虑便于讨论因素。
一群经济学家可能同意画或想象一系列“曲线”，代表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气派、代表恰当性、委员人数、卫生等方面获得的利以及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影响讨论方便等方面的弊。气派曲线和恰当性曲线可能是直接估算的结果。可闻度边际方便曲线可画在实际的“变异多边形”上，表示足够数目可望参加会议的各种类别和年龄的人在那样的房间里能听见人家说话也让人家听见自己说话的距离。经济学家们经过讨论以后，还可能进一步就每个因素对最后决定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协议，而且还可以用熟悉的“加权”统计方法实施他们的协议。
答案可能是：在一个高26英尺的房间里为317个委员每人提供14平方英尺地面。当答案确定以后，听力上会有一个“边际人”（也许代表一个74岁、健康情形一般的人），他就说话的清晰度而言听不见或正好能听见“边际人”的声音——此人在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专门画的多边形上代表巴利奥尔学院声音最轻的两位导师。从委员会工作观点来看，委员接连增额而效用不断降低曲线上的边际点可能表明这种工作必须要么减少到远远低于各国议会常见的水平，要么大半由非议会成员的人来做。美学的气派曲线可与英国建筑师协会主席正好不至于写信给《泰晤士报》抱怨的一点相交。
任何在这类线上进行的讨论，即使曲线仅仅是语言形态，也是切实有用的。不是一个人反复说一个堂堂帝国的会议厅必须显示其使命的气派，另一个人回答说会议厅而不能进行会议等于虚设，而是两者都不得不问：“多少气派？”和“多少会议便利？”这个问题似乎往往是由密切关心美学效果而毫不关心会议便利的建筑师解决的。建筑师在报告中列举的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其他考虑不在建筑委员会的头脑里，他们一个时候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设法使所有方方面面协调。否则就不能解释下述事实：华盛顿众议院的会议厅不适宜供议员进行辩论，犹如一把十英尺阔的调羹不适宜喝汤。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能干的领袖们于1907年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一味注意炫耀，竟一致认定，凡是困难而令人兴奋的策略问题，必须由一千五百名代表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当着近万观众的面讨论。我担心，伦敦郡议会也很可能轻视对这类问题的量的推理方法，1912年可能落成一座新的大厅，它显示伦敦的气派和建筑师的天才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任何用场都不适合。
当答案不是从一个而是要从几个“未知数”当中寻找时，定量方法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以伦敦提供最佳类型的小学这个问题为例。如果假定只提供一种类型的学校，问题将以和会议厅的面积问题相同的方式提出。但是，伦敦大多数地区都可能在每个儿童步行距离内设立四五个不同类型的学校，问题就变成如何选择少数类型的学校以使学生和课程之间的“不适合”程度尽可能小。如果我们认为儿童的天资（或“聪颖”）多少有些差异，问题就变成如何使学校类型适合于一个相当精确的智力差异多边形。最佳结果可能是设立五种类型的学校，分别代表百分之二天资最聪慧的、百分之十较次的、百分之七十六居间的、百分之十低智的以及百分之二“智力有缺陷的”。这就是说，地方当局必须按照那种比例提供中等学校、高智学校、普通学校、低智学校以及弱智学校。
营养及其他家庭环境的普遍改善可能使差异多边形变“陡”（亦即使更多的儿童接近正常标准），或者可能增加显示非凡遗传聪慧的儿童的数目从而使多边形“变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学校类型之间或甚至类型数目之间的最佳比例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
要敦促一群政治家就画出表示通过在城市工业人口中逐步满足由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所表明的那些需要而获得的社会利益的曲线达成一致意见就更难了。不过，可以使政治家承认，为此目的而画出曲线是一个观察和调查问题，个人和国家之间社会义务的最佳分配将在这一点或那一点相交。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来说，尝试用这种方法思考他们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锻炼。如果要求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个人主义者问自己：“多少社会主义？”或“多少个人主义？”那么，即使在一人回答“只要个人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而另一人回答“只要社会主义，不要个人主义”，这种讨厌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出一个进行认真讨论的基础。
当然，每个向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发展的阶段都改变问题的其他要素的性质，或者诸如印刷术、代议政体、文官考试、功利主义哲学等发明可能大大满足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欲望，这些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并不改变其量的性质。关键的一点是：就一个政治思想家能够采取马歇尔教授称为的量的推理法而言，他的词汇和方法不是经常暗示一种虚假的单纯，而是指明他所处理的每一个事例都和另一个事例不同，每一个果都是许多能变的因的作用，因此，除非考虑到一个行为的全部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那么，对这个行为的结果的估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既不是处理一个像建造大厅或学校那样明显是量的问题，也不是企图赋予像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这类抽象名词以量的意义，而是处理负责的立法的巨大复杂性，这种量的方法又可能使用到什么程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先来看看某位政治家思考一个重大体制问题的方式，这对于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就拿莫利先生在《格莱斯顿传》中所谈格莱斯顿在1885—1886年的秋天和冬天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思考来举例吧。我们获知，格莱斯顿在过去好些年里就已经断断续续为爱尔兰问题焦思苦虑，而现在他自称是“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并“通过研究和反思来作好准备”。
他首先必须考虑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感情状况，并估计这种状况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影响下可望改变。关于英国人的感情，他说：“我期望许多人心中慢慢地、健康地酝酿着最后的结果。”另一方面，爱尔兰人的自治愿望是不会改变的，在他的问题期限内，应该看作是“固定的”。不过，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爱尔兰，他认为“相互的依恋”都可能会增强。
在就赞成某种地方自治下定决心之前，格莱斯顿研究了每一种可行办法，特别是发展爱尔兰郡政府或者所有三个联合王国都参加的联合组织。他零零落落地从奥匈帝国、挪威和瑞典，以及“殖民型”政府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他差不多每天都读伯克的著作，并惊呼“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关于爱尔兰和美国的知识宝库！”他从迪西 [52] 的《宪法研究导论》中论半主权议会的一章获得了不少教益。他设法从私人密谈中的新鲜观点并通过想象“文明世界”会有什么想法来看这个问题。当他接近他的主题时，他已经有了“韦尔比和汉密尔顿专门为他编制的数字”统计报告，举行过“关于财政和土地的秘密会议”，而且在爱尔兰对帝国税收的贡献应当是十五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上差点同巴涅尔 [53] 决裂。
在格莱斯顿的估计中，时间和人是重要因素。如果索尔兹伯里 [54] 勋爵愿意实行某种爱尔兰自治措施的话，问题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如果大选结果产生了一个独立于爱尔兰和保守党之外的自由党多数，也会同样如此；而莫利先生则说他的全部估计的基础是“自由和自治的所有伟大永恒之举对他的不可抗拒的吸引”。
莫利先生的叙述最多只涉及格莱斯顿在这几个不断思考的月份里头脑里必然存在着的一小部分问题。比方说，没有提到宗教，没有提到军事形势，也没有提到永远存在着的对自治施加限制的可能性。但是已足够说明一个政治家在考虑一项新政策将会有什么影响时政治思考的复杂性。
那么，格莱斯顿的最后决定又是用什么逻辑方法作出的呢？
比方说，他是处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呢，还是只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很清楚，一些孤立的、相当简单的推理会接踵而至；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格莱斯顿的主要思维努力是使他头脑里所有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材料同整个问题协调。这一点已由在这个时期内密切参加格莱斯顿的脑力劳动的莫利先生的一段说明他自己想法的引文所强调。
莫利先生引用加德纳教授的话说：“历史学家冷静地、随心所欲地解剖一个人的思想，并且把它们像博物学家的陈列室里的标本那样贴上标签。他们一口咬定，做这件事纯粹是为了抬高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国家目标，做这件事是出于崇高的宗教动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断言情况并非如此。”
很明显，尽管格莱斯顿的头脑是悠闲自在地在“自由和自治的伟大永恒之举”中活动，他自始至终在追求一个量的方面的解答。“自治法案”对他来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实体。他懂得，对爱尔兰政府可能有无数方案，因而力图就他自己方案的每一要点在许多不同力量中作出一种微妙的调整。
对格莱斯顿先生来说，这种复杂的调整工作的一大部分显然是无意识的。在整个过程中，你会感到——任何曾经必须作出重要性较次的政治决定的人都可以把它同他的亲身体会相比较——格莱斯顿是在等待头脑里出现一个解答的迹象。他意识到他所作的努力，同样也意识到他的努力正在同时被引向许多不同的考虑，但是对实际推理过程却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这种推理过程在他睡眠时，或者思考别的事情时，恐怕比他醒时和专心致志时进行得更加迅速。莫利先生的一句话说明了一种每位政治家都熟悉的感觉。他说：“读者知道格莱斯顿先生的主要思路是指往哪个方向的。”
这就是说，我们所观察的与其说是科学的作用，不如说是艺术的作用，与其说是自觉方法的作用，不如说是悠久经验和训练有素的才能的作用。
但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却在于逐渐地、部分地以科学代替艺术，以年轻时通过学习获得的支配自然的力量代替中年晚期作为经验的半无意识产物的力量。因此，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问题：那些符合大自然的复杂性的政治思维形式到底可教不可教？目前是不常教的。在每一个世代，无数青年男女被政治吸引，因为他们的才智比同伴敏锐，同情心比同伴广泛。他们有的成为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信徒，有的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或人权或女权的信徒。对于他们来说，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权利和原则首先是真实和简单的东西。或者，像雪莱一样，他们把全人类看作相同的个人的无穷重复，“千千万万的人”“等待、坚定、身手敏捷、自鸣得意。” [55]
对于所有这一切，他们用我们连我们的政治语言一同继承下来的老的先验方法来论证。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内心就开始滋生一种不真实感。复杂而艰难的世界的知识闯入了他们的头脑。像几位我曾经与之度过一个夜晚的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他们告诉你说，他们的政治统统是“空话”——只说不做。他们当中，除了那些已经把政治当做职业或投机事业的人之外，绝少人能坚持到由于厌倦和失望而从新的知识获得新的信心。经过第一次失望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求助于习惯或党性作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行动。既然不再把不认识的公民同胞当作一个简单类型的划一的重复，他们也就压根不再想到他们，而只满足于使用政党的一些关于人民群众的习惯用语，并体会到一些偶然结识的朋友的个别存在。
沃兹沃斯 [56] 的《序曲》清晰动人地叙述了一段心灵的历史，这段历史必然是千千万万不会写伟大诗篇、其理智力量被政治上的幻灭削弱和浪费了的人的历史。他告诉我们说，他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尚在开始阶段时所爱的那个“人”，在1798年发现仅仅是“头脑的作品”。经过失望痛苦和感情失挫以后，他看到了“个人……那个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但是，在那个从错误的总体单一化到仅仅着眼于个体的转变中，沃兹沃斯估计各种政治势力或帮助政治进步的力量也永远消失了。
要制止这种不断重复的失望，就必须在政治中推广定量方法，必须改变年轻的政治家进入的那个精神世界的词汇和联想。幸亏这种改变似乎至少已经开始了。每年都在积累更多和更精确的详细政治事实；所积累的详细事实要用于政治推理，就必须从定量角度加以使用。制定立法的脑力工作，无论是常任官员做的，还是皇家委员会或内阁阁员做的，定量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增多，定性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减少。
就拿目前的济贫法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同1833—1834年拟订新济贫法的著名的、极其得力的委员会所采用的方法来比较吧。老的那个委员会报告所使用的理论很容易被列入先验的演绎形式。凡人皆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社会应力求使反社会福利行为受到痛苦，使社会福利行为获得快乐。要做到这点，可以使每个人及其子女的生计在正常情况下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能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穷苦人同那些能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隔离开来，并且让穷苦人从自觉努力或痛苦束缚两者择取其一。这种理论导致“一个我们觉得所有的人都承认，就连那些其实践与之不符的人也承认的原则，即贫民的处境大体上不应使之真正地或明显地和最下等阶级的独立劳工的处境一样称心如意”。这个先验的论据出色地用了许多由小组委员汇报或在委员会前举证的例子，说明劳动者除非给他们指出两条路，一条是饿肚子，一条是严格限制，他们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干，虽然并没有试图对其性格和行为由每一例子代表的英国工人的百分比作出估计。
这个由特殊的例子说明但未证实的先验的推理是如此清楚和如此容易地为普通人所理解，以致这项影响到一切既得利益的1834年济贫法在下院以四比一的多数，在上院以六比一的多数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1905年的济贫法委员会虽然有不少委员受过1834年传统的训练，但为处理面前的众多证据所迫，不得不采取新的方针。委员们不再半无意识地假定人的能力在快乐和痛苦两个概念前完全依靠人的意志的作用，而是不得不将无数从量的角度观察到的与影响贫民及潜在贫民的意志有关的众多因素的事实制成表格并加以研究。例如，他们无法回避下列任务：估计健康状况（这取决于良好的环境）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估计希望（这可能由国家提供的老年福利实现）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估计远大目光（这是教育的成果）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以及将所有这些与未来的快乐和痛苦概念所产生的“纯经济”动机相比较。
换言之，委员会所搜集的证据不是为了说明已经用其他方法确立了的总的命题，而是为量的问题提供量的答案；所有的例证都按照一个熟知的统计规划积累起来，直到计算结果重复出现说明进一步积累已无意义为止。
1834年，在处理济贫法的政治机器时，只消摆道理说，由于人人都谋求自身利益，纳税人会选举一些尽其所知促进全社会利益的保护者，条件是设立一些代表所有地方利益的选区，选举权则按每个纳税人利益的比例授予。至于设立的选区是新的还是旧的，当选者有没有其他任务，在当时似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另一方面，在1908年，感到有必要探究可能在选举中影响纳税人或候选人心理的一切事由，并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证据来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必须研究，在人们保持与议会选举及市议会选举有关的政治行动习惯的选区里，投票率是否最高；一次涉及除济贫法管理外其他问题的选举是否更可能在选民中引起兴趣。还有，如果一个选区一年中不止进行一次选举，从投票百分率可以发现选民对每次额外选举的热情会顺着一根急剧下降的曲线减退。
因此，委员会或议会就政府政策和选举机构作出的最后决定必须用主要是量的方法使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平衡起来。也就是说，这根最后与由证据表示的曲线相交的线赋予把担心未来作为发愤图强动机的重要性，或者赋予把个人健康作为提高个人效能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把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而赋予的重要性来得小。如果不是为了节省当选代表的精力，“官僚”将会比要求的多，如果不是为了保持公众的同情和同意，官僚将会比要求的少。在整个论证过程中，英国人民将不会被（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按照平均数或总数”看待，而是被看作包含许多个别的人，这些人能按照他们的胆力和体力、“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各种想法影响他们目前行为的程度排列在“差异多边形”上。
再有，自从1834年以来，讨论济贫法报告的公众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报纸撰稿人在讨论贫困问题时，不再使用诸如“穷人”、“劳工阶级”或“下等阶级”这类应用于整个社会阶级的笼统字眼，而是倾向于使用表达对各种差异的量的估计的字眼，例如“十分之一的底层阶级”或“不能被雇用者”，而每个报纸读者都对商业部月度报表中记录工会会员实际失业状况的季节和周期变动的统计数字相当熟悉。
关于政治思维里这种从质的论证形式到量的论证形式的转变，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不过，也许只要举一个有关国际政治的例子就够了。六十年前，主权是一个简单的质的问题。奥斯汀 [57] 曾经论证说，任何地方都必须有个主权者，而主权无论在专制国家手里，还是在共和国手里，都必须是绝对的。但是，1885年为了防止瓜分非洲引起一系列像瓜分美洲所引起的战争那样长的欧洲战争而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却迫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不得不按照量的方针来解决主权问题。因此，自从1885年以来，大家都十分熟悉当时为了表达主权的等级而杜撰的名词：“有效占领”、“腹地”、“势力范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许还增加了一个最低等级：“合法志愿范围”。现在，决定某一特定地区是否是英国的领土，就像决定一根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碳的棒应当叫铁或者钢那样，已经平凡之极了。
甚至在思考所观察到的政治事实的最细小部分时，有些人也不受忽视个别差异的诱惑。我认得一个人，他在为工业立法建立一个统计基础方面也许比英国任何其他人贡献更大，记得他曾经告诉我说，他用一整天时间把数千次“铁路事故”（每次事故的环境都和任何其他事故不同）分成几大类，而他感到自己就像《笨拙》画报中那个狼狈的搬运工，必须把大自然的种种精妙之物按照他的公司的不精妙的价目表予以安排。他引用搬运工的话说：“猫是狗，豚鼠是狗，可这个乌龟是条虫。”
但是，必须经常牢记于心：量的思维并不一定甚至并不笼统地意味着按照统计数字来思考。数字抹煞标上数字的单位之间的一切差别，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总是代表各种量的事实的准确方法。例如，一张相片有时可能比一行数字更接近量的真实，更容易记住，更有利于论证和验证。我看到过的最精确的量的政治文件要算是一套进酒鬼收容所的女人的照片。照片比任何类似测量记录更精确地说明了身体组织和神经组织的种种变化。一个医生委员会可以容易地把照片按照一系列愈益严重的变态予以编排，并显示一个“边际”女人的照片，对于这个女人，在考虑到费用以及最好鼓励个人负责之后，国家应该暂时或永远予以收容。任何人看过这个记录都不会忘记。
的确，政治思想家有时必须模仿桌椅匠，桌椅匠在做一件特别精致的活儿时不用最精细的折尺而靠触觉进行量的估计。如果一群出身、教育和思想类型各不相同的人首先对一系列涉及诸如增加或减少国家干预的政策的可能结果大致达成协议，然后找出他们的“喜欢”在哪一点上变成“不喜欢”，一个政治问题的最精确估计也就出来了。人是人的尺度，即使他在每一情况下选择最不受能力不足影响的测量方法，他仍然是在使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正是在数字估计不可能或不合适的情况下，政治家可能通过有意识地使用量的概念获得最大帮助。
曾有人反对采用隐含的或明确的量的政治推理方法，说是这样势必要使根本不相同的事物互相平衡。他们问，如何使包含在一场持久战中的民族荣誉的边际单位与被认为是其等价物的附加税边际单位平衡起来？如何使用在科学基金上的最后一个金镑与用在一位已故科学家的纪念碑或养老金计划最后一项细节上的最后一个金镑平衡起来？回答显然是：政治家必须干，干就会使他面对的一切可行办法获得平衡。财政大臣在年度分配补助金和减免税款方面所做的平衡工作，与一个在圣诞节有一二个金镑可花的老百姓到底是把钱用来订一份《中国传道》还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安装一扇旋转门所做的平衡工作，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个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在政治中不应该从量的角度进行思维，这样做会把一般的原则考虑断送掉。“逻辑原则”也许只是大自然的精妙之物的不适当代表，但是如果把逻辑原则放弃掉，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了。
在这些反对者的头脑里，从简单原则进行推理思维的唯一替换物似乎是标洛 [58] 公爵在德国国会就普选发表的演说中的看法。据报道，标洛说了这样一番话：“只有最教条的社会党人仍旧把直接普选看作偶像和一贯正确的教条。他本人并不崇拜偶像，也不相信政治教条。一个国家的幸福和自由并不整个地或部分地依靠它的宪法或选举权的形式。倍倍尔 [59] 先生曾经说过，总的来说，他喜欢英国的状况甚于喜欢法国的状况。但是，英国的选举权并不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梅克伦堡根本没有普选，海地则可以夸口拥有普选，而最近全世界的人听见不少关于海地的稀奇古怪的新闻。难道可以说梅克伦堡比海地治理得差吗？” [60]
但是，标洛公爵的演说表明，他若不是有意拙劣地模仿一种他不赞同的学究或推理风格，就是没有能力掌握量的政治思想方式的基本概念。如果普选权的“教条”意味着一切有选举权的人因而在一切方面都变得彼此一样，而普选权是好政府的条件之一，那时，也只有那时，他对普选权的攻击才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普选权的愿望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大大扩充政权是好政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还有种族天赋、行政责任等因素），那么，他的演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是，标洛公爵是在发表国会演说，在国会演说中，那种深刻地影响各种会议和委员会议事程序的从质的方法到量的方法的转变还没有获得很大进展。在议会的正式辩论中，就连那些使我们最受感动的演说也往往使人想起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头脑里，一当他起立发言，他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所受的词语的训练就总是同他对事物的经验发生冲突，他从未说清楚，“自由和自治的伟大而永恒之举”，究竟是指某些因素在教会和国家每个问题上必定有巨大和持久的重要性呢，还是指一切好人都能够从绝对和权威的法则中推断出一切政治问题的先验的解答。
* * *
[1] 巴布：半英化印度人的贬称，多指略懂英语的印度职员。——译者
[2] 巴奇霍特（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评论家。——译者
[3] 《经济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页。
[4] 同上书，第98页。
[5] 威廉·杰文斯（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译者
[6] 《经济学杂志》，1907年3月，第7、8页。“从化学比拟称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从定量角度决定各种不同经济力量的相对力量所取得的进步却小得多。那项较高和更艰巨的工作必须等待彻底的现实主义统计学的缓慢发展。”
[7] 迪西（1835—1922）：英国法学家，其所著《宪法研究导论》（1885年）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译者
[8] 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9] 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10] 《雪莱诗作》，第4卷第8页。
[11] 沃兹沃斯（1770—1850）：英国诗人。——译者
[12] 奥斯汀（1790—1859）：英国法学家。——译者
[13] 标洛（1849—1929）：德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译者
[14]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译者
[15] 1908年3月27日《泰晤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