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篇著作的结语摘录3
我们想到的主要是两种人，如果我们可能，我们想在这两种人面前保护自己。首先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思想从未超出最新的报纸上的谈论，他们认定，这里不可能有其他人，所说和所写的一切都与这类报纸有关，因而也应当对此作出评论。我请这些人思考一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瞧，这里指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并没有事先在自己那里作出判断说，这个人的确实际上是这样，这里指的会是他；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指责一位大体站得住的、在涵盖一切时代的规则中忘却每个特殊时代的著作家撰写讽刺作品，而不把自己作为原初的和独立的著作家，去撰写这些讽刺作品，并且以最荒唐的方式去暴露他自己最隐蔽的思想。
其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不害怕任何事情，但害怕涉及事情的语言，而且对这种语言非常恐惧。你可以踩他们于脚下，而全世界都可以旁观；这时，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既不是耻辱，也不是恶行。但是，如果发生了关于踩人的事情的谈话，这时，这就会是一个不可容忍的事件，而变为恶行。此外，也没有一个有理性的和友善的人出于幸灾乐祸，会谈这件事，相反地，仅仅是为了找出办法，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才会谈这件事。对未来的恶行，他们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不愿意别人打扰他们甜蜜的梦，因此对未来是紧闭双眼的。但是，其他睁着眼睛的人并没有被阻止去观察正在临近的事情，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他们看到的东西，并且给它一个名称，这时，这种人就觉得，克服这种危险的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谈论和称谓所见的事情，似乎可以对现实倒行逆施，不言语就意味着未看到，未看到就意味着不存在。于是，夜游者就大踏步地走在深渊旁边；没有人出于怜悯大声呼唤他，他的梦境现在正保护他，但是，如果他醒来，他就会坠入深渊。但愿那种人的梦幻会给夜游者带来恩赐、特权和安全，以便不用大声呼唤他们和叫醒他们，就有挽救他们的办法。人们常说，鸵鸟会在猎人走向它的时候闭上眼睛，似乎它不再看见危险，危险就不再存在。鸵鸟的敌人不会大声向它吆喝：“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猎人正在走来，快逃往另一个方向，你就可以躲避这个敌人了。”
2.马基雅维里时代的巨大写作自由与出版自由4
由于上一节的安排，同时也因为我们的一些读者或许感到惊讶，说那时怎么能对马基雅维里有刚才所述的评价，所以，我们也许值得花费力气，在19世纪初从各个炫耀自己有最广泛的思想自由的国家出发，去回顾16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教皇所在地罗马存在的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只从成千上万的事例中举两个事例。马基雅维里是应教皇克莱门七世的要求撰写《佛罗伦萨史》的，并且标明是献给这位教皇的。但在这部史书的第一卷立即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说迄今为止还未有过关于某一位教皇的侄子辈或亲戚们的报道，那么从现在起则充斥了关于这些人的故事，直到我们随后还将会看到关于儿子们的报道；这样，未来的教皇就不再是被提升的，因为就像他们现在试图把他们的儿子们安插在君主国中一样，他们还想把教皇的宝座传给儿子们。”
教皇克莱门七世为了顺应诚实的安东尼（这是出版商的名字）的意愿，给他签发了印刷《佛罗伦萨史》、《君主论》和《论集》的特许证，根据这项特许证，翻印这些著作的，如果是基督徒，将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如果是教皇的臣民，还将受到没收印刷品的惩罚，并被科以25个杜卡特的罚款。
无论怎样，这种情况是应当得到解释的。历届教皇和教会的大人物们把他们自己的全部存在仅仅看做是供极其低贱的群氓观看的一个幻象，如有可能，也看做是供教皇极权主义分子观看的一个幻象；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允许每一个高尚的、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对这些事情进行思考、议论和写作，就如同他们私下对此进行议论一样。他们不想欺骗受过教育的人，而群氓却不读书。这样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其他的规章制度在后来成为必要的。宗教改革家们教育德国民众去读书，他们援引在教皇眼皮底下进行写作的著作家们，读书的范例对其他国家是有感染力的，而现在著作家们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因而受到严格监视的力量。
虽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新教国家，某些专业的著作，比如提出任何一种哲学普遍原理的著作，肯定会受到书刊检查制度的检查，因为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除了会说每个人都能背诵的话语以外，就不知道说出任何其他东西的人们，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许如其所愿地使用大量纸张；但是，一旦确实存在理应说出的新思想，书刊检查官则不能立即理解它，并且会发生误解，以为它会包藏着一个在暗中留给他的毒物，所以他为了完全安全起见，宁愿把这种新思想压制下去。因此，如果19世纪初的一位著作家希望得到教皇在16世纪初业已毫无顾虑地普遍认可的那种出版自由的适当的，并不过分的部分，这位身居新教国家的著作家也许不应当受到指责。
3.未发表的《关于爱国主义与其对立面》“前言”摘录5
于是，在这些要求正义和公正的限定之内，我会设想，那些人很可能允许我们不害怕说出他们自己不害怕实地去做的事情；因为很显然，这些即使我们不说也会昭然若揭的事实惹出的麻烦，远比事后说出这种事实大得多。虽然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碍那些以官方名义监督公开的书籍印刷的人们本身从属于目前争论不休的两个主要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然而他们只有在自己作为著作家出现的时候，才能注意他们这个派别的利益；但他们作为公开场合的人是根本不从属于任何派别的，他们必须把他们每天都允许非理智按照自己的所有兴趣去从事自己的所需的东西也同样给予理智，而理智在他们那里请求讲话本来就比非理智罕见得多；他们无权由于某种声音在他们的耳朵听起来异样和荒谬就禁止发出这种声音。在我看来，情况本当如此。在实践中情况是否正好如此，将会显示出来。
写于柏林，180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