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这几讲提倡的现代人类的教育方法，必须首先由德意志人应用于德意志人，而且它原本就最适合于我们民族。这句话需要加以证明；在这里，我们将一如既往，也从最高、最普遍的东西开始，说明什么是德意志人——不管其目前遭遇的命运怎样——自他们存在以来本身具有的基本特点，同时也说明，正由于德意志人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他们有接受这种教育的能力，非其他一切欧洲民族所能及。
德意志人当初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族。关于日耳曼民族，我们只要指出它的使命在于将古代欧洲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同古代亚洲所恪守的真正宗教相结合，从而由它自身发展出一个与业已衰亡的旧时代对立的新时代，就足够了。进一步说，我们只要专门把德意志人跟与他们同时兴起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加以比较，也就够了。其他新兴的欧洲民族，例如各个起源于斯拉夫人的民族，与其余的欧洲相比，看来还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发展，所以不可能给他们作出明确的描述；然而，对于同样起源于日耳曼人的其他民族，例如斯堪的那维亚人，我们即将予以指出的形式差别的主要原因却不适用，他们在此无疑被看做德意志人，也被概括在我们的观察所得出的全部总的结论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专门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先作以下说明。我将援引一个事实，作为在一个本原部族里形成差别的原因，而它单纯作为一个事实，是一目了然的和无可争议的。然后，我将列举这种已经形成的差别的各个表现，它们作为一些单纯的事实，也同样会被阐述清楚。但一俟涉及后者与前者、即结果与原因的关系，涉及由原因得出结果的推导，一般说来，我就不能认为人人对此都同样清楚和确信无疑了。的确，我在这方面也不会说出全新的、迄今闻所未闻的论点，相反地，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对于事实持这样一种看法，要么已准备就绪，要么已满有把握。然而在多数人当中，对我们倡议的课题却流传着一些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想法，纠正这些想法，反驳那些对把握整体课题毫无素养的人根据个别事例提出的一切异议，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计划的范围。面对这些人，我只能就此说我必须说的看法，把它仅仅作为供他们进一步反思的课题，而它在我的思想体系中则可以不像在这里显得那么分散，也不像在这里显得缺乏真知灼见的论证。我不会完全忽略这种情况，因为我要顾及对我的整个论题不可免除的透彻论证，也要考虑由此得出的那些以后将出现在我们讲演进程中和原本就属于我们当前计划的重要结论。
由观察得来的最初和直接的结果是，在德意志人与其他同源部族的命运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定居在这个本原民族原初居住的地方，后者则迁徙至别处；前者保持、发展了这个本原民族的原始语言，后者则吸收了外族语言，并逐渐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这种最初的差别必定恰好说明以后发生的事情——而绝不是相反——，比如在原初的祖国，按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依然有一种在某个权力受限制的首脑统治下的联邦制，而在其他国家，政府体制则大多按迄今存在的罗马方式转变为君主专制。
在已经指出的变化之中，最先的变化，即家乡的变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不管是在天下什么样的地带，人们都容易过本乡的生活，而那些未由居住地引起巨变的民族特点，却依照自己的模式支配和改变着居住地。不同的自然力量对于日耳曼人在天下居住的地带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日耳曼种族在被征服国家与当地居民混血的情况，人们也同样不必重视；因为胜利者、统治者也好，由混血形成的新民族的缔造者也好，都不外是日耳曼人。除此之外，在国外同高卢人、坎塔布里人等等发生的混血，与在国内同斯拉夫人发生的混血相同，而且范围并不更小；所以，今天不论对哪一个有日耳曼人血统的民族成员来说，要表明其血统比其他民族纯净得多，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更为重要的，而且像我认为的那样，能论证我关于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全面对比的，乃是第二种变化，即语言的变化。在此，我想首先明确指出的是，问题既不在于这个部族仍然沿用的这种语言的特别性状，也不在于另一个部族采用的另一种语言的特别性状，而只在于这里保留着本民族的东西，同时那里却采纳了外族的东西；问题也不在于继续沿用本原语言的那些人早先的血统，而只在于这种语言继续被使用而没有中断，因为语言塑造人远胜于人塑造语言。
为了在可能与必要的范围内阐明民族形成中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阐明这种差别必然产生的民族特点的特定对比方式，我想请你们对语言的一般本质作一番考察29 。
一般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由语音器官发音产生的实物名称，决不取决于任意的决断和约定，而是首先有一个基本规律，依照这个规律，每个概念在人的语音器官中形成一个特定的音，而不是其他的音。实物正如在个人的感觉器官里是由特定的形态、颜色等等映现出来一样，在语言这个社会的人的器官中则是由特定的音映现出来的。所以，实际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人的天然东西通过人在说话，并把自己报道给他同类中的其他人。因此，语言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和完全必然的。
现在看来，虽然语言对于人本身来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决不可能以它这种统一的形态出现，而是处处都受到两种影响，即语言的地区特性与使用频率对语音器官的影响和被考察与被指称的实物的次序对指称次序的影响，才进一步得以变化和演进的，这乃是语言的第二个要点；但是，这里也没有随意性和偶然性，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律；而且在受上述条件影响的语音器官里，并不是产生了一种纯正的语言，而是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偏离，并且恰恰产生了对它的这种特定的偏离，这都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把那些在语音器官方面受同一个外在条件影响、共同居住在一起和在以后交往中不断发展自己语言的人们，称为一个民族，我们则必定会说，这个民族的语言必然是它本来那样，实际上不是这个民族说出它的知识，而是它的知识本身从它口中说出来了。
这种规律性在语言的发展由于受上述环境影响而发生的一切变化中，依然没有中断；具体地说，对于所有仍在不断交往的人，在大家都能听到每个人说出的新东西的场合，都是这同一种规律性在起作用。数千年之后，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外在表现在其间发生一切变化之后，也始终保持着这同一股统一的、原初必然要如此迸发的生动的天然语言力量。这股力量通过一切条件不断地流传下来，曾经在每一条件下都必然成为它过去成为的那样，最终必然是它现在那样，因而在若干时期将成为它以后必将成为的那样。纯粹的人的语言最初是与人们的语音器官结合在一起，作为它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讲出来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又进而与这第一个声音在当时环境下必然获得的一切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在的语言，作为这一切产生的最终结果。由于这个缘故，这种语言始终仍然是同一种语言。哪怕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后代总是不懂得他们的祖先那时使用的语言，因为这当中的各个过渡环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消失；然而，这种语言的发展从一开始便是没有飞跃的不断演变，它在当时往往不引人注目，只有再发生一些新的演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看起来像一种飞跃。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其同时代人是彼此不能听懂对方语言的，因为他们人人共同具有的天然语言力量，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交流思想的那种永恒的中介者和传递者。语言作为直接感性知觉对象的指称，其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整个人类最初的语言也是如此。一俟人们由感性知觉阶段上升到把握超感性东西，这种超感性东西对于最初那些人就能随意加以再现，避免与感性东西相混淆，而且对于他人就能予以通报，成为合乎目的的向导；这里要首先加以坚持的，无非是标明，作为把握超感性世界的器官的一个自我与作为把握感性世界的器官的同一个自我俨然有别，也就是灵魂、精神被设定为肉体的对立面。进而言之，这个超感性世界的不同对象由于都仅仅表现于超感性器官中，并且是为这种器官而存在的，所以在语言中只能这样加以指称：据说，超感性世界与把握它的器官的特定关系犹如特定的感性对象与感性器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将一种特定的超感性东西与特定的感性东西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用语言暗示超感性东西在超感性器官中的位置。在这个范围内，语言再也无能为力了；它给超感性东西提供了一种感性形象，也只能注明那是这样一种形象而已。谁想认清事物的本质，谁就必须依照这种形象赋予他的规则，把他自己的精神器官开动起来。总而言之，这种用感性形象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做法，每每都必须以给定的人群处于感性认识能力的哪个发展阶段为转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用感性形象作出的指称，其开端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中将有非常不同的结局，而有赖于说某种语言的人群在感性教养与精神教养之间已有和将有的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别。
我们首先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本来就很清楚的说明。按照前几讲已经阐明的基本冲动概念，某种不是凭模糊感觉，而是凭清晰认识直接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常常是超感性的对象——，用一个也在德语中常用的古希腊词汇来说，叫做idee30 ；这个词汇准确地表示了德语中用gesicht一词表示的同样的感性形象，就像在路德圣经译本的下列措辞中说的那样：你们会看见异象，你们会做梦31 。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可以说是某种只能由肉眼觉察，而决不能由其他感官——诸如触觉器官、听觉器官——觉察的东西，如同天空出现的彩虹或梦中在我们的眼前匆匆走过的形象一样。超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则根据它应当适用的范围，首先意味着某种完全不能由肉体，而只能由心灵把握的东西；其次，它与其他许多东西不同，是某种不能由心灵的模糊感觉，而只能由心灵的眼睛、清晰的认识把握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进而假定，希腊人在使用这种感性形象的指称时，一定是以彩虹和类似的现象为依据的，那他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感性认识已经进步到能看出各个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某些人向一切感官或一些感官显示自己的心态，另一些人却只向眼睛显示自己的心态；此外，如果他们已经弄清了发展成熟的概念，他们就必定会用其他方法，而不是用这种方法指称这种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头脑清晰方面的优势，与另一种民族相比，也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种民族不能用一种由深思熟虑的清醒状态得来的感性形象指称感性东西与超感性东西之间的差别，而只能求助于梦幻，以获得表示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同时，有一点也会是清楚的，即这种差别并不是基于两个民族对超感性东西的感觉的强弱不同，而只是基于当他们想指称超感性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感觉的清晰性不同。
所以，超感性东西的所有指称都是以指称者的感性认识的广度和清晰度为转移的。感性形象对他来说是明了的，完全明白地向他表明了所理解的东西与精神器官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关系是通过另一种对他的感性器官的直接、生动的关系得到说明的。这时，这种如此产生的新指称，同感性认识本身由于广泛使用符号而获得的所有新的清晰性一起，都储存在语言里，而未来可能有的超感性认识则是根据它与整个语言中储存的全部超感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加以指称的；事情就是如此不断发展的；所以，感性形象的直接清晰性和可理解性从不间断，而始终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更进一步说，语言不是任意的交往手段，而是作为直接的天然力量，从理智生命中迸发出来的，所以，不断地根据这个规律而得到发展的语言也就有一种直接影响生命、激励生命的力量。正如眼前存在的事物引起人的关注一样，这种语言中的词汇也必定会引起那种能理解它们的人的关注，因为它们是事物，绝不是随意制造的作品。首先感性事物是如此。超感性事物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虽然在超感性事物方面，观察自然的持续过程被自由的沉思和反思所中断，在这时仿佛出现了没有形象的上帝，但用语言作出的指称却使没有形象的东西重新回到了有形象的东西不断联系的位置上。因此，即便在这方面，最初作为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语言的不断发展过程也依然没有中断，也没有任何随意性进入指称的流动过程。正因为如此，得到这般持续发展的语言的超感性部分，也就不会丧失它那种激励生命的力量，不再对于开动自己的精神器官的人发生作用。这样一种语言在其一切组成部分的词汇就是生命，而且创造着生命。倘若在语言发展方面我们对什么是超感性东西作一假定，认为采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仍在不断交往，某个人想到和说出的东西立即人人皆知，那么，迄今已经被普遍说出的东西，也适用于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凝聚于语言的感性形象，对于所有愿意思考的人都是清楚明了的；它对于所有真正思考的人都是有生命力的，激励他们的生命的。
我说，一种语言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从它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起就继续在一个人群或民族的实际共同生活中得到发展；一个语言组成部分如果不表现一个人群真正经历过的直观，不表现同这个人群的所有其他直观有全面交互联系的直观，那就从来都没有进入这种语言。也可以让其他部族的许多个人和讲其他语言的许多个人并入讲这种语言的人群或本原民族；只要这些个人不被允许将他们的直观范围提高到这种语言此后由以发展的立足点，那么，在他们自己进入这个人群或本原民族的直观范围以前，他们就仍然是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哑人，而不会对这种语言发生影响。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他们。
然而，当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采用已发达到足以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外族语言的时候，就产生了与迄今所述的一切完全相反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民族完全自由地沉醉于这种外族语言的影响，在进入这种外族语言的直观范围之前，对自己没有语言的状态始终处之泰然；而是说这个民族不得不使自己的直观范围服从这种外族语言，而且从这时起，这种外族语言从这个民族发现它的立足点开始，必定会在这个直观范围内不断发展。至于语言的感性部分，这个事件倒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在每个民族，儿童无论怎样都得学习语言的感性部分，似乎语言符号是随意出现的，于是在这方面，一个民族整个早先的语言发展就得到了再现。不过，任何符号在感性范围内，都可通过直接观看或触摸所指称的东西而被弄得十分明了。由此至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这样一个已经改变了自己语言的民族的最初一代人，作为成年人，又不得不回归到童年时代；然而到了他们未来的子孙后代，一切又变得依然照旧，没有疑问了。另一方面，这种改变对于语言的超感性部分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后果。虽然对于语言的头一批掌握者来说，这种超感性部分是按以前所述的方式形成的，但对于后来要精通语言的人来说，感性形象包含着一种同感性直观的协调，这种协调，他们早先在缺乏相应的精神教养的情况下，要么没有经历过，要么现在也尚未有过，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事情，至多是他们让感性形象和它的精神意义得到解释，他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是外来文化的平淡、僵死的历史，而绝不是固有的文化，他们获得的一些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直接明了的，也不是能激励生命的，而是必定像语言的感性部分那样，显得完全随意的。对于他们，通过这样进入单纯的历史，语言作为解释者便在它的整个感性形象的范围内成了僵死的和封闭的，它的不断流动也就中断了。虽然在这个范围以外，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开始而可能做到的界限内，把这种语言又发展为活生生的语言，然而，那个语言组成部分也依然是一堵隔墙，由于有这堵隔墙，语言作为原初来自生命的天然力量的发端和真正的语言向生命的回归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虽然这样一种语言在表面上可以被生命之风吹动起来，因而显得自己有一丝生机，但它毕竟在深处有一个僵死的组成部分，并且由于进入新的直观范围，由于与旧的直观范围相分离，它就被切断了活生生的根。
为了解释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用这个例子也附带指出，这种彻底僵死的、不可理解的语言很容易被扭曲，也很容易被滥用来粉饰人类的种种堕落，而在从来不死亡的语言中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作为这样的例子，我举出三个声名狼藉的词汇：humanit t[博爱]、popularit t[民有]、liberalit t[自由]。这些词32 在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其他语言的德意志人听来，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叫声，它凭类似的音素，并不能使他想起他所知道的任何事物，也不能完全使他跳出他的直观和一切可能的直观的范围。然而，假若一个未知的词汇是通过其陌生的、考究的和悦耳的读音引起他的注意的，假若他认为发音如此高雅的词汇必定意味着某种高深的涵义，那么，他必定会一开始就完全让这种涵义作为某种在他看来全新的东西得到解释，而且他也只能盲目地相信这种解释，这样一来，他便会悄悄地习惯于承认某种东西是真正存在的和有价值的，而假若他孤独无援，他也许从来都不会发现这种东西是值得提及的。谁也不要认为，近代的各个拉丁民族说出这些词汇来，以为它们是他们的母语中的词汇，他们的情况就会多么不一样。他们对于古代和古代实际使用的语言缺乏学术研究，就会恰好如同德意志人一样，对于这些词汇的来源并不怎么理解。现在，假定我们对于德意志人说menschlichkeit[人道]这个必然是从humanit t直译过来的词汇，而不说humanit t那个词汇，那么，无须作进一步的历史解释，他们便会理解我们的意思；不过，他们也许会立即说：“在我们做人而不做野兽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马人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可是德意志人会这么说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menschliheit[人性]只是一个感性概念，从来不像在罗马人那里那样，成为超感性东西的一种感性形象。我们的祖先也许早就注意到了人的各种德行，在它们出现于他们当中以前就在语言中用感性形象指称它们，将它们概括在一个与动物本性相对照的单一概念里，而且同罗马人相比，这也不算是我们的祖先的什么欠缺。尽管如此，谁现在想玩弄把戏，人为地把这种外来的和罗马人的感性形象引入德意志人的语言，谁就会显然贬低德意志人的道德思维方式，因为被他当做某种优异的、值得称赞的东西奉献给德意志人的，本来应该在外族语言中也算是这样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却被他按照他的民族想象力的不可磨灭的本性，仅仅几乎被视为全然不可缺少的东西。进一步的研究也许能向我们说明，那些采用了拉丁语的日耳曼部族，依靠这些不适当的、外族的感性形象，都一开始便遇到他们早先的道德思维方式有类似的下降；但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这里不想特别予以重视。
再则，假若我向德意志人不说popularit t和liberalit t，而说两个必然是从它们直译过来的词汇，即“谋求群众利益”和“清除奴隶意识”，那么，他们首先绝不会像早期的罗马人自然而然地做到的那样，获得清楚、鲜明的感性形象。罗马人天天目睹觊觎名位的候选人对一切世人随机应变的恭维态度，目睹奴隶意识在眼前的突然发作，而这两个词汇又活生生地向他们再现了这种情景。由于统治形式的改变和基督教的传入，即便是晚期罗马人也看不到这些景象了；除此之外，特别是由于他们既不能抵制，也不能吸收的外来基督教的输入，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自己的口中消亡。这种在自己的家园已经半死半活的语言怎么能生机盎然地被传给一个外来民族呢？它这时怎么能传给我们德意志人呢？再就那两个词汇包含的表示精神东西的感性形象来说，popularit t原本也包含丑恶方面，它由于这个民族及其体制的腐败，在他们口中却被颠倒成了美德。德意志人则不然，一旦这种语言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被呈现给他们，他们从来都不作这种颠倒。然而，对于liberalit t被译成人切勿有奴隶的灵魂，或用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被译成人切勿有卑躬屈膝的思维方式，他们便会再回答说，连这种说法也无甚意义。
但是，在罗马人的这种以其纯粹形态产生于低级道德教化阶段的或简直表示丑恶的感性形象中，在近代拉丁语进一步发展期间，有人还进而悄悄引入了玩世不恭的概念、自暴自弃的概念和放荡不羁的概念，而且也把这些概念带到德意志语言中，以期利用我们对古代和外国抱有的尊重态度，也使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中受到尊重，而这完全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一个人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其目的和结果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先，将听者从每种本原语言固有的直接可理解性和确定性，推入模糊的和不可理解的境地；其次，向他那种由此引起的盲目信仰，提供他所急需的解释；最后，在此种解释中，将邪恶与德行搅混，以致再把它们分开已绝非易事。假如我们把这三个外来词汇的真正意义——如果它们有某种意义的话——应用于德意志人的感性形象的范围，用德语词汇menschenfreund‐lichkeit[对人友善]、leutselichkeit[温良谦让]和edelmut[高风亮节]向德意志人说出来，那么，德意志人就会理解我们了；不过，决不能将上述那些丑恶东西塞进这些指称里。在德语范围内，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笼罩着不可理解性或模糊性的现象，既不是由于做法笨拙，也不是由于用心险恶；这种现象是可以避免的；准确地译成真正的德语，是一种时刻准备就绪的辅助手段。但是，在各种近代拉丁语中，这种不可理解性却是本性使然和原本就有的，用任何手段都无法避免，因为它们并不拥有任何一种能够用以检验僵死语言的生动语言，而且仔细看来，它们根本没有一种母语。
用这个例子说明的事实，很容易在整个语言范围内发生，因而是处处都可以再发现的，它将在这里尽量把迄今所述的东西向你们解释清楚。我们说的是语言的超感性部分，而不首先直接是感性部分。这个超感性部分在永葆活力的语言中是以感性形象表示的，在发展的每一步都能以完全统一的方式，把语言中储存的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概括为一个整体，以期指称一种同样不是随意的，而是由民族先前的全部生活必然产生的概念，明眼人根据这个概念及其指称回首往事，便必定能重建民族的全部文化史。可是在僵死的语言中，这个超感性部分——它在语言还有生气时，曾经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东西——这时却随着语言的死亡，变成了一些随意的和完全不可再解释的符号——它们表示的概念同样是随意的——的零散堆积，在这里，概念和符号不再有任何用处，除非大家正好学习它们。
这样一来，我们当前的课题，即找出区分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根本特征，便获得了解决。他们的差别是在共同的部族刚一分裂时就产生的，它的表现在于，德意志人说的是一种最初由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起就一直活生生的语言，其余日耳曼部族说的则是一种只在表面有活力，在根部却僵死的语言。我们把他们的差别唯独归因于这种情况，归因于活与死。但我们决不讨论德意志语言的其他内在价值。在生与死之间是无可比较的，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无限的价值。所以，在德语与各种近代拉丁语之间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完全没有意义，都是在被迫讨论一些不值得讨论的事情。假如硬要讨论德语的内在价值，那么，一种与希腊语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一种与希腊语一样原始的语言，必定至少会受到挑战；但是，这种比较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的目的。
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思维和意志方面，把各个人带入本民族心灵的奥堂，时而限制他们，时而激励他们；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它的范围内，把讲这同一种语言的整个人群统一于一种唯一的、共同的理解力；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遍布感性世界和遍布精神世界的真正交流点，并把这两个世界的终端相互融合起来，以致根本无法说明它自己究竟属于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那么，这样的语言的性状会对本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生怎样无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造成怎样不同的结果，只要两种语言的关系是生与死的关系，一般说来，都可猜想而知。昭然若揭的事实是：首先，德意志人有一种手段，能与业已告终的拉丁语——它在感性形象的发展过程中与德语大相径庭——进行比较，更透彻地探究自己的活生生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有用同样的方式更清楚明白地理解那种拉丁语的手段，这对于依然彻底囿于同一种语言范围内的近代拉丁民族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德意志人在学习原始拉丁语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由此进化而来的语言，如果他们对它学得比外族人更透彻——根据上述理由，他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学习中也就同时远比这种讲拉丁语的外族人本身对其固有的语言要理解得彻底得多，掌握得详细得多；最后，德意志人只要采用了自己的一切优势，就总能综观这种外族人，能全面地理解，甚至比他们本身更好地理解他们，因而能按照自己的全部尺度翻译他们的意思，另一方面，外族人没有极其艰苦地学会德语，则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德意志人，并且无疑会听任真正的德语不被翻译出来。在这些语言中人们能从外族人那里学的东西，大多是出于厌烦和忧郁而产生的那些新言语花样，人们在接受这种调教时，态度是很谦虚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这么做，而可能会向外族人指出，他们应如何按照本原语言及其变化规则去言语，同时也可能会向他们指出，新言语花样没有什么用处，违背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良好习俗。
以上所述的大量结果，同最后特别指出的一些结果一样，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都是自行产生的。然而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后果当做一个整体，按照它们结成统一体的纽带深入地把握它们，以便用这种方法，与其他日耳曼部族进行对比，对德意志人作一个彻底描绘。现在，我把这些结果暂时简要地叙述如下：1）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影响着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命则各行其道，互不相干。2）出于同样的理由，前一种民族对所有精神文化采取真正认真的态度，并希望它能影响生命；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宁可把精神文化看做一种天才的游戏，除此以外，对它不再抱更多希望。后一种民族只有精神，前一种民族除了精神，还有心灵。3）由第二点得出的结果是，前一种民族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辛苦；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作风懒散，随遇而安。4）由所有这一切得出的结果是，在前一种民族那里，广大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而且这种民族的教育者都做出试验，将他们的发明用于民众，希望能对民众产生影响；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民族那里，有教养的阶层则与民众分离，无非是把民众视为实现他们的计划的盲目工具。对于以上所述的这些特征的进一步研讨，我将留到下一讲去进行。
